序

　　江南最普通的无过于山和水。绿的水、青的山是江南的象征。我生于江南，长于江南，工作于江南的人，用“绿水青山”来标榜自己，感到是一分自信、一分自酌、一分自豪与自誉。我要在这绿水青山间，寻找过去的却仍然看得见、悟得着、记得住的星光点点，用文字把她连成线和片，展现属于我的个人、家庭、社会、事业中的情感、信念、拼搏、奖赏、傍徨、恐惧、信任、欢乐、友谊、眷恋……

　舞文弄墨是我的偏爱，它既是事业的需要，又是人生的乐趣。我的祖先没有给子孙留下一点文字记载的历史，但父辈含辛茹苦地把我培养成文化人，我不能没有一点文字记载的历史留给子孙。我撰写编篡《青山绿水》的目的，是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也是对后人的期望。

《绿水青山》分上、中、下三个部分。上篇是自传体文稿，基本上依时间顺序，记录了自己从上小学读书至工作退休前后五十余年中印象颇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轨迹，个中的社会现象，特别是政治问题，我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依据官方的文史资料，作了客观严肃的叙述，不带任何文学塑造的色彩。中篇是我撰写的在媒体上发表过的部分有关表彰先进、总结经验、提出对党的对台方针政策认识的文稿，是对上篇相关内容的补充。下篇是我的社会关系与家庭档案，作为传记的附件。社会关系包括父母及兄弟姐妹的简况以及我为母亲逝世撰写的悼文。家庭档案指我和妻子的个人简历以及家庭成员。

　　2006年9月

目    录

上    篇

1、童心烙印………………………………………………………………1

2、少年迷惘………………………………………………………………3

3、人穷志明………………………………………………………………4

4、紧急战备………………………………………………………………6

5、下连当兵………………………………………………………………7

6、庐山情怀………………………………………………………………9

7、主席接见………………………………………………………………16

8、省“三全会“…………………………………………………………18

9、助人为善………………………………………………………………20

10、整党纪事 ……………………………………………………………22

11、举荐英雄 ……………………………………………………………23

12、同学情愫 ……………………………………………………………25

13、初识香港 ……………………………………………………………26

14、走访台湾 ……………………………………………………………31

15、匹夫之责 ……………………………………………………………38

中     篇

16、不倦的海鸥 …………………………………………………………42

17、天下微书第一人 ……………………………………………………46

18、尽早举行政治谈判，加快发展两岸关系 …………………………50

19、从“和平解放”到“一国两制” …………………………………53

20、李登辉为何抛出“两国论” ………………………………………57

21、开发“老山材”  打造好品牌 ……………………………………59

下     篇

22、社会关系 ……………………………………………………………62

23、家庭档案 ……………………………………………………………65

一、童年烙印

   1947年4月，我出生在江西玉山县冰溪镇蔡家弄。家门对着校门——玉山县瑾山小学分部，中间隔一条2米宽的巷子。

   白天，朗朗书音从对面飘荡过来，常常诱惑我站在家门口昂首翘望。母亲对父亲说，“和兴心静，肯学，让他早点念书吧。”1952年秋天，母亲便带着5岁5个月的我去报名。我的书包是一块旧得泛黄的油布，我用它包扎心爱的课本和作业簿。

   从入学开始，我就喜欢读书，听老师的话，从不和同学打架、相骂，老师时常表扬我。那时，我总觉得有心理压力，使我对批评产生一种恐惧。那是二年级上学期放寒假。一天傍晚，邻居高年级的校友杨带我去学校附近的山上拾柴火。开始我是在山上捡，后来又到山下捡，不知不觉捡到老师宿舍边。正巧一位教图画的老师从宿舍出来，看到我提着一篮子柴火，有枯枝，也有有树叶的活枝，立即把我带到他房子里。老师审我：为什么折树枝？我说是捡的。“捡的为什么是活的，这是破坏树木”。老师罚我站在书桌边写检查，他自己做饭去了。我想写一份深刻的检查，脑子里打着腹稿，只是其中有好些字不会写。我担心写错了又挨刮，站到天黑也没写出一个字。这时，我听到母亲远远的呼喊，喊声愈来愈近。老师端着一碗饭、一碗菜进了房子，问“是喊你么？”“我妈找我来了。”我哭着答。“回去吧。”没等老师说完，我提着空篮子飞似地跑掉了。

   回到家里，母亲问我，捡了多少柴，在哪里？我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我发誓，再也不去捡柴火了。晚上躺在床上在想，“我捡的柴火到哪里去了呢？”

   1958年，我小学毕业了，正逢中国进入大跃进年代。这一年，农村比城里好。城里居民吃不饱，餐餐“浪打浪”，喝捞不上几粒饭的稀粥，而农民却能吃香喷喷的“大锅饭”，且吃饭不要钱。母亲看着我们兄弟几个吃不饱，体瘦毛长，心里难受，说我快上县中了，要带我去乡下外婆处吃几餐硬饭。没过几天，母亲果真带着我去了。外婆家离城里二十多华里，就是说，11岁的我走了二十多华里的路，脚上打了几个大血泡。外婆责怪母亲：这么小，怎么走得动，等割完禾，让舅舅接你来多好。我心里想，等割完禾，不就快开学了，哪还有饱吃大锅饭的福气哟！

“大锅饭”是中国“大跃进”的产物。政府为了片面体现人民公社集体化的优越性，借此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号召农村办食堂，农民家里不做饭只做菜，在食堂吃饭不花钱，愿吃多少就秤多少。城里和外村亲戚去了也一样，可以放开肚子吃。结果，不仅没有调动积极性，反而挫伤了积极性，吃空了集体积累。
    农民有“大锅饭”吃，吃得饱，但不自由。集体出工、集体收工、集体记分，基层干部对农民卡得很死。有一次我姐姐身体不适没去上工，在水塘边洗衣服。乡干部追到塘边，把洗的衣服扔进塘里。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玩得也不自由，稍不留意，则身受体罚。有一天下午五点多钟，村里七、八个孩子约我一道去水库游泳。我们去了，衣服、裤子脱在水库边刚收完早稻的禾草堆下。正当我们玩得起劲的时候，乡政府一个瘦瘦高高的李干部出现在岸边，手里拿着我们的衣裤，嘴里吼着：“上来，统统上来，不上来，我把衣裤带走。”我们胆颤心惊地上了岸，哀求李干部还给衣裤。“你们要衣服、裤子，可以，先把这两亩田的稻草全部撒完。”五十年代农村几乎没有化肥，靠稻草还田做肥料，而农民又不太情愿，在偏僻处把稻草保存下来（早稻的草较软，适宜冬天牛吃和人铺床用）。李干部巡视中发现了农民“违规”问题，火冒三丈，见人就“烧”，我们这群不懂事理的孩子在劫难逃，赤条条光着身子，在炎日下撒完稻草。人人都是羞恨交加，羞的是大人看到了丢脸，恨的是李干部的可恶。此事对我心理创伤特深，以至我当了干部，在农村乡镇扶贫、蹲点时，还会跟乡镇的干部讲述这个真实的故事。

小学阶段，是一个幼雅的年龄段。1958年进入中学，可算是人生第一大转折，学习自觉思考一些成人的事。

班里有二个同学，是同胞兄弟，哥哥长得高大，弟弟长得矮小。哥哥学习优秀，当班长，受人尊敬。弟弟学习落伍，遭人歧笑，人家给他起了个“小老鼠”的绰号。我以他哥哥为偶像，悄悄奋发努力。第二学期语文期中考试，当班长的他对我说，“看到成绩没有，你94分，全班第一，真没想到。”平时山水不显的人居然能拿个第一。不少同学把目光移到我身上。一次语文课堂提问，是划一个句子的主谓宾结构，前面三个同学都未划对。老师要我纠正，我正确回答了，老师在黑板上划了一个大大的“√”。后来，语文老师向班主任提议由我担任语文课代表。班主任解释说，原语文课代表成绩也不错，不要换了。再说郑和兴又是少先队中队长，社会活动比较多，不要再加重负担。学年结束时开表彰会，我因病未参加。第二天，少先队总辅导员到我家，送来了一张“甲等优秀队员”的奖状和三角板、圆规等奖品。街坊邻居一下传开了，赞声不绝。我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高兴，也给自己提出了新的追求目标——上大学。

上大学是我的梦。初二我的学业更上一层楼，距离大学近了一步。初三，正当我踌躇满志，高中势在必夺之际，父亲向我提出了中断学业的建言。一家七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工资维持生计。读高中要负担，高中毕业上大学负担更重，父亲挑不起这个担子。我理解家庭的困难，不坚持读高中。可我不甘心放弃以学业优势为荣的成就感。母亲上班主任家求教，回来后兴冲冲地对我说，“好了，读师范，三年公费，毕业后就工作。”我知道，按有关规定，读了师范分工作，不能上大学。父亲说，如不读师范，就去学徒做毛笔。邻居叔叔阿姨说，还是读师范好，学手艺身体太单薄（当年体重76斤）。临毕业时，我是几夜未睡，翻来覆去，填了师范这个志愿。班里同学知道后，纷纷为我婉惜：成绩这么好，怎么不考高中。我为此而烦恼，我需要听到赞同读师范的声音，可惜没有。我想向他们声明我的理由是贫困，不是胆怯，可没这份胆量。最终是母亲说服了我。她说，你不是想读书吗？上师范就是读书。是呀，不上师范就读不成书，上师范还能再读三年，读三年总比不读强呀！如此对比，心里明朗了，有了自信，才不去计较别人说三道四。

俗话说，人的一生，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其实，人生历途，波谲云诡，谁能看得清。既然看不清，便生出一套理论，叫做“命中注定”。出生在什么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受这个家庭环境制约。想读书、会读书，不说明能在大学读书。我就是这样的“命”。

进入上饶师范，减免了父母的经济负担，并没有消除经济上的困难。所谓公费，指免除在校期的仪食费，学杂费十几元钱是私费，还有学习用品，如墨水、本子是私费，衣着、车票、牙膏、肥皂等更是私费。开学时家里给我多少钱？2元。换句话说，这是上述开支的极限。我向老师提出申请助学金（免学杂费）。老师说，先上课，助学金要经过调查了解后才能决定。我就这样未办完手续就走进教室。在教室上课，无论老师或同学，都不会过问有没有缴学费的问题。离开了教室，走进饭堂，情形就不一样了。缴了费的学生在食堂编桌用膳，未缴费的学生每天到校总务处开条子用膳。有好几次，我去总务处未找到批条子的老师，就不敢去饭堂，孤伶伶一个人躲在宿舍里。估计到用膳的同学回来了，故意走出去和人家打招呼，装着已经吃了饭的样子，表面上看不出什么破绽，心里头却在滴泪。

这样的待遇，每个学期刚开学一个月都有。有人问，“你怎能坚持下来？”我说，“我感受到的温暖比冷遇要多得多。”

第一是学校领导的关心。每个学期，都给我免了学杂费。

第二是老师的信任。一年级我递上了入团申请，老师说，你才14岁，不到入团年龄，除此以外，你符合团员的标准，我在政治上吃了定心丸。二年级我入了团，选为团支部宣传委员，三年级选为团支部组织委员。在实习期，我两次成为公开教学的实习生，教学成绩评为优秀。

第三是同学的帮助。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却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同学之一。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关系融洽，特别要提到二位女同学，象姐姐般地扶持我。每个学期有4个月，每个月我只有0.5元零花钱，我是每1分钱都舍不得随便花的人。六十年代物资匮乏，白糖、肥皂都是由班里统一购买然后分配给每个人再收费的。负责这项工作的是生活委员徐金仙，她和我是初中同班，了解我的处境，每分了糖和肥皂，从来不向我要钱。我也从来未向她说句推托感谢之类的恭维话。我认定，她对我这种不图报答的帮助，是任何语言无法表达的。她帮了我三年，我铭记永远。另一位叫王升平，铅山河口人。有一次我陪她及另外几位铅山籍同学上街逛商店，她买了一双运动鞋。我好奇地问：“怎么买男式的。”她说：“这种鞋方便，男女都可以穿。”回校后，她把鞋给我，“你每天打篮球，从未见你穿过球鞋，这双鞋给你”。我不要。她就说，“借给你，行了吧。”我穿着这双鞋，走完了3年师范求学路，留下了一个个深深的充满友情的脚印。

我的孩子很难相信父辈当年的困境。三年中只做过一件衣服、一条裤子，衣服是用蚊帐纱布做的，裤子是用母亲半新的裤子改的。想穿一件汗衫或一条西装裤，对我来说是个梦。有人会问，你不感到自卑吗？有时会的，更多的是自信。我的自信来自三件事：一是学习。门门皆优，平衡发展，令人信服；二是活跃。不是迎合社会上的阿姨奉承、投机钻营，而是投足社会和文体活动，办报、打球、弹琴，样样拿得起；三是真诚。帮人学习，有求必应；帮人调解，金石为开；帮人解忧，从不厌烦。我从接受他人帮助和我帮助他人的交往中学会做人，我从老师和同学的优秀品格中吸收营养树立做人的标杆，我从总结学习和工作的成果中得到培育鼓励人继续前进的动力。既然选择了教书职业，就要树立以教书为荣的观念，爱岗敬业，不误人子弟。

1964年8月，我怀着这种心态走上了工作岗位——玉山县四股桥乡大洋小学，一个有10个班500多名学生的村级完小。每个星期我上28节课，语文、数学、音乐、图画，样样都得教。我还担任校少年队总辅导员，工作很累。我边教学，边收集资料，总结教学体验，半个月后撰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我立志要在教学上做出点名堂来。遗憾的是，第25天时，我接到了调省委学习的通知。我意识到，我的教书生涯即将结束，我仍当以干一行爱一行的决心和信心去从事新的职业。

62年初夏，台湾蒋介石集团叫嚣光复，飞机和小股武装多次窜犯大陆，国家采取紧急战备措施。在上饶市，白天步兵、轻骑川流不息，晚上坦克、辎重轰轰烈烈。上饶城四周山头高炮耸立，机关、校园防空壕纵横交错，城里城外气氛异常。记得一天上午第三节课后，一个连队进入校园，有驮炮的军马，有行军的步兵，有的肩扛着宽扁担，两头各挂3个迫击炮弹，人疲马倦，风尘仆仆。炊事员用砖头垒起灶台，点燃干柴，烧开了一大锅水，一大布袋干粮哗哗地倒下去，再用铲子搅和几下，午饭便做出来了。餐中，有个兵吃不进，发了几句牢骚，被连长扣了几句。到了下午，传言飞到了耳边，说这次打的是“口袋战”，即空出福建省，让蒋军上岸装进“口袋”，再打围歼战。大家信以为真，所谓“口袋战”，江西就是袋子口，上饶就是扎口袋的绳子，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第二天，学校召开大会，宣布了紧急疏散决定：教职员工坚守岗位，学生发4个月粮票（买米凭证），下午开始放假。

这突如其来的局势，把我们搞得晕头转向。在避静处，我看到有人在焚烧红皮书籍。在寝室里，一些女同学嚎嚎大哭，为决别致祝辞。也有胆大的约几个要好朋友，上街照分别纪念相……   下午4点多，我赶到火车站，站台上已人山人海。列车来了，大家争先恐后地往车门挤，不少行李散落一地。面对这一场面，我想打退堂鼓，干脆步行回家。同乡的同学说不行，天快黑了，路上遇上打劫的歹徒怎办？于是，几个人分工合作，先从窗子上爬进去2个人，其他人把东西从窗子上递上去，然后再爬窗子上车。

列车到了玉山。一群群肩挑手提带着行李的学生在大街上形成了一道恐怖的人流，着实给市民们带来了不小的骚动。我一到家，父母就问：“听说南昌炸掉了，是不是？”我说，“哪有那么快？”不是不相信，是不敢相信。家里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起了防空计划，在厅堂里打一个大洞，把棉被埋下去（家里最重要的物品），防止空袭后被炮火烧掉。

这是防空备战么？亦是，亦不是。备战是有准备地采取预防措施，有效地保存自己，而我们感到十分突然，措手不及。从老百姓乱象上说，似有逃荒逃命之嫌。好在这场战争没有真正爆发。人民解放军得到了锻炼，人民群众则服了一包清醒剂。防空备战先要在思想上稳住，认清形势，坚定信念。思想上有备，才能在行动上有防，做到遇事不惊，处事有方。

在省委办公厅学习8个月后，我于1965年5月分配在宜春地委工作。机关与学校不一样，尤其是大机关与乡村小学不一样。就说学王杰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当老师的必需吗？当干部就必需，否则怎能在群众中起火车头作用。当时，媒体上报道大城市干部、大学生下连当兵接受锻炼的消息，我看后羡慕至极。我找领导谈想法，愿本说说玩的，哪知领导动了真格。1966年5月，经过一番手续，我被省公安总队（现叫武警）批准，到宜春公安大队（后整编为军分区独立营）当兵锻炼。

17岁的我个子小，体质弱，与农村入伍的战士没什么区别，穿上军装，就是个小战士，毫无机关干部的气质。我到连队不久，中央发了“5·16”通知，批判三家村、四家店，从政治上向文艺界的封、资、修开火。我所在的二班，10个战士，8个小学文化，1个初中文化，我是唯一的高学历，中专“秀才”，大批判的重担自然落在我的肩上。凡是连队下达批判任务的时候，我就到连部找几份报纸，选一个题目，按照报纸上定的调子，编一篇小文章，署一个“战士”落款，就很容易上地区的小报。这样抄抄写写，不可能使我得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锻炼，反倒是那些在野地里摸爬打滚，真正地让我体验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生活。不妨看看我的成绩：射击优秀，单兵进攻优秀，投手榴弹良好，紧急集合从不迟到，负重长跑也未曾落伍。成绩是靠“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拼搏来的。例如单兵训练，在一连串的军事动作中，有一个滚身闪避炸弹的科目。有一次就在我身子不远处有一块苹果大的石头，是身子从石头上滚过去，还是先去捡掉石头再滚？我犹豫几秒钟，决定从实战出发，硬是从石头上滚过去，石头顶着了上身，令我钻心疼。以后班点名时班长表扬了我，说这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我想，可以算不怕苦，还未到不怕死的档次。我暗暗庆幸自己受到这种精神鼓舞的是默默地为战友们做好事。我们班的住房是一个大房间，南北坐向，安10张床，每2张靠为一体。北面一个大窗子靠山，南面一个大门对操场，夏天开着窗子睡，蚊子多，蚊帐不顶用，身上常带有被虫蛟的疱子。同我床挨床的睡友是福建上杭人，来自农村，初小文化，岁数比我大，个子比我小。有一次半夜赶蚊子，无意掀开了他的蚊帐，电筒光下看见蚊帐上一撮撮的蚊子。我伸出手，劈劈啪啪打了一阵，弄得满身是汗，满手是血。他睡得好死，竟然甜甜睡着，一点动静都没有。此后，只要我起来打蚊子，都得替他打，他未醒过一次，我也未同他讲过一次。

人是有感情的，朝夕相处，就象一家人一样。离队前，班里战士好几个围着我哭了，难分难舍。连里评我五好战士，营部给我嘉奖。我回到机关后，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我的宿舍总有几个当兵的来做客。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客；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1961年9月9日写了这首七绝。9年后，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毛泽东在庐山主持中共第二次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我作为一名会务工作人员来到庐山，有幸为中共高层领导服务，感到无限荣幸。更难以忘怀的是，毛泽东接见大会全体工作人员，在我平凡的生平史上写下了刻骨铭心的一页。

1970年9月9日，毛泽东“七绝”诗词发表9周年纪念日。午后，天下着毛毛细雨，我们正在午休。突然，大会秘书处通知紧急集合。我从朦胧中醒来，第一印象是：毛主席要接见我们！八大片的工作人员急忙朝庐山广场赶去，通往广场的马路两旁站着一队队等待主席接见的群众。1点45分，我正赶到离广场100米处，后面响起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我猛然转身，看见不远处一辆黑色吉姆车慢慢停了下来，一个高大的身子下了车。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我挤到人群前面一排，毛主席刚刚从身边缓缓走过，我尾随着他老人家，只见他穿着银灰色的风衣，举着右手，向着两边人群不停地招手示意。我还发现毛主席头发蓬松、花白，较长（有2cm左右），脚穿咖啡色旧皮鞋，长筒袜子，古铜色的脸上表情严峻，不存笑容。主席走到隧道洞口，转过身子向群众高喊：同志们好!此时，“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震天动地。我的嗓子喊哑了，举着语录本的手有力挥动，脑子里唯有一个心愿：看看主席的面容，听听主席的声音。

毛主席上了车，后面跟着省革委一辆北京吉普（省革委主任程世清专车）和两辆翻蓬解放牌汽车载着武装的警卫。为了主席的安全，被接见的群众堵在隧道口前面的广场上。主席下山一个小时了，群众还在广场上拥挤着、欢呼着，舍不得离这块值得永久纪念的圣地。

毛泽东接见群众的情景，我回机关后，向全机关干部、职工作了传达，让宜春人民和我一道共同分享这一幸福。

在此之前，人们不知道毛泽东会不会安排接见工作人员，只盼望能见一眼，便知足了。如果见不上，是一生的遗憾。9月6日下午4时许，我们看见代表们纷纷坐车去庐山大厦（会场），预测到大会将要闭幕。6时左右，代表们回住地吃饭，会场里仍显灯光闪烁，会场外警卫未辙。7时过了，天色渐暗，我穿双海绵拖鞋在马路上散步。有消息传来，毛主席和江青还在会场里。如在会场外等候着，可能会见到主席。我不敢回房间换鞋（那样可能会错过机会），竟直向会场走去。走到会场边上马路的一个路口，一位持枪警卫（持枪的都是中央警卫团的战士）拉住我：不能越过马路。我问，为什么？他客客气气地告诉我，如想见到主席，就在马路这块山坡上等着。主席会走会场侧边一个小门，你看到有警卫出来，就说明主席要出来了。主席一出门，一辆小车就开到门前。你若走近了，小车拦住你的视线，你就见不到主席。你在山坡上，小车挡不住你，就能清楚地见到主席。如此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引导，我从心里十分感激。我拐上了山坡，蹲在树木草丛里，蓦然发现，四周全是一簇一簇的人，还有不少与会的首长（佩带了代表证）。事后，我听大会保卫组组长王振东（6013部队政委）说，他和九江分区司令员姚登山（后任省军区司令员）都在那里。他们以保卫组的身份在马路上巡逻时，被程世清看见了，挨了一顿批评。程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王答，“想见主席。”“谁批准的”，“汪东兴同志同意的。”“山上那么多人蹲在那里是怎么回事？”“都是想见主席的大会工作人员。”“你

们要负责安全，主席出来后不准乱叫。”“我们知道。”王政委对我说，他和姚司令在互相鼓励，愿受最严厉的批评，迎接最幸福的时刻。

幸福的时刻终于来了。8时，江青从侧门出来，乘了一辆上海牌绿色小车走了。8时30分，先出来6名警卫，一辆黑色小车开至门边，毛主席出来了。一瞬间，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象瀑布般响起，山坡上涌出了上千人，一边喊，一边往山下奔去。我随着人群，使劲喊着口号，奔跑着。我后悔没带上语录本，手臂不敢举起；我后悔没穿上运动鞋，跑的速度太慢。我刚跑下山坡迈上马路，主席的车子已经驶过来了，意外地停在自己身边。马路边的警卫人员很少，把手臂伸长，只能够着手指相接。我拨开警卫的手，挤到小车跟前，透过车窗，窥望车内。车内坐了三排人，前排是司机和警卫，后排坐着一名服务人员，中排坐着主席和另一名服务人员。毛主席举着右手，不停地向我们招手……。是巧合，是机遇，是幸福，是鼓舞，我说不清、道不明。我只知道，我距毛主席一尺之距，天下此遇能有几人？

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平等，所以人会追求平等。不平等是绝对的，平等是相对的。比如同学之间，就比较平等，说话粗点、重点、刺点，不很介意。若是上下级间说话粗点、重点、刺点，就难以接受，就容易较劲、抬杠子、打鞭子。

    我特别珍重师范阶段的同学友情，既单纯，又重感情，既看重现实，又追求未来。三年同学，人际间建立了深厚情谊（我在本文“人穷志明”中作了叙述）。毕业后，各奔前程，大家通通信，互相联系。我的情况属于个别，毕业的当年就离开了本地，先去南昌，后居宜春。成了家后，连逢年过节都很少回老家，同学间渐渐失散了。1996年3月，我出差上饶开会。会后我带了二位上饶的同学去玉山县周仁谷同学家见面。我问：你们认识么？大家面面相觑，都说不认识。此情节对我刺激较大。回单位后，我寻找了几位有联系的同学，并通过他们又去联系了几位同学，大家都表示了相聚信江河畔，共商聚会计划的愿望。由于大多数同学的职业是教师，多数人赞同于春节在上饶开个碰头会。届时我去了，上饶、玉山、铅山、横丰各派出代表，由上饶的同学孟志卿做东，我主持了个短会，最后定于96年7月15日在杭州举办“同学同乐”学友会，由陈经纶体校副校长翁义芗主办。

临近学友会的日期，杭州下大雨，洪水进了城。到了7月14日，原联系要出席的有几位同学未到。打电话联系后才知，他们担心涨大水不敢来。结果，参加同乐活动的实到人数是14人。杭州体校给予了支持，空出幼儿园让我们住，食堂安排了4天的伙食，还在酒店里举行了二次宴会，一次是欢迎会，一次是主要为我举办的生日晚会。我们开了座谈会，游了西湖、灵隐寺，逛了大市场。都是年过半百的人，唱歌、跳舞、打牌、聊天，大家似乎年轻了。

为了这次聚会，我专门撰写了一篇散文《同学三年》，描述了青年男女同学充满青春活力的生活。文章末尾，我引用著名作家赵元任先生的诗：“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秋色中烧，西边映出金黄的彩霞，教我如何不想他。”

我把这篇文章在座谈会上当作我的发言稿宣读了，把聚会的同学带回到学生时代——1961-1964。99年10月有上饶师范举办建校60周年校刊和8月31日上饶日报上发表了《同学三年》，表达了我对母校、对同学的思念。10月3日，我约了上饶县委副书记占炳沛同学一起到母校参加校庆。虽然，学校的人和物面目全新，但深藏心底的那份恋情依旧。

“香港回归后，我要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这是邓小平生前说的话。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托邓小平的口福，我随江西赴港招商洽谈团于八月十六日跨过罗湖桥，踏上香港岛，工作之余，游览风光，接触社会，体察人情，感概颇多。

在罗湖车站上火车，经过四十五分钟到达九龙，与九龙相接的是香港本岛，铜罗湾、湾仔二个金融商业区在这里。我们下榻的南洋酒店位于湾仔，距铜罗湾地铁站一里之遥。

乍到香港，人生地不熟，走马观花。印象最直接的是香港有“三高”：高度密集的楼房，高度密集的汽车，高度密集的行人。“三高”的根源在“人”。1100平方公里（比樟树市少200平方公里），常住居民650万，流动人口

350万，假设大家都在地面上，每平方米要容纳10个人。地上站不了，更活动不了，只好向高空发展。人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1000万人的活动要靠火车、汽车来推动，没有50万辆车子，香港就活不了。

    香港的公共汽车都是双层的，分有轨电车和无轨公车两种。有轨电车在大的街道上，是双向行驶；在小的街道上，是单向行驶。无轨公车在大街小巷都有。汽车和火车一样，靠左行驶，掌握这一规律，可以帮助行人辨别方向。

    在香港乘坐地铁是很方便的，比乘地上火车还方便。一是进出口多。各个地铁站都有四、五个进出口；二是购票简单，每个地站大厅设有几台无人售票机，你只要在要到达的站名上按一下，电脑便会报价，你投入硬币，车票即刻到手。三是乘车快。你持车票经无人剪票口进入站台，即可上车，有时大不了等上三、五分钟；四是准确率高。列车的每节车箱两边都有2米宽的大门，大门上方标有运行线路图，你去哪个站，一目了然。车站两边每根大柱上标有下一站的站名，提醒旅客作好下车准备。外地人乘地铁容易出差错。我第一次乘地铁是在8月18日上午，从铜罗湾站崇光百货入口。我买了4元钱去北角的票，去逛日本人开的大型超市。中午我在北角站上车到地铁终点站荃湾。这一路有人陪着，一切顺利。当晚9时我一人从荃湾上车，到金镱站换乘另一列地铁，再到铜罗湾下车时出了差错。我随着人群出站，没有注意看出口的路标，待出了站门时，方不见一点崇光百货的影子。我认为是在崇光百货的背面，一边走一边找，走了一大圈还未找到。我向一家商店的职员打听，才知道与崇光百货相隔二条大街。如再走下去，背道而驰，会愈走愈远。回到酒店后，我把这件事对同事讲了，要他们乘地铁时一定要注意出口路标。

    香港是世界上著名的旅游中心，海洋公园、维多利亚公园闻名暇尔。多年生活在内地的人，对海有一种神秘感，对海中的生物更是陌生。这次我们在海洋公园逛了三个小时，亲眼可见，亲身体验，可以说是大开了眼界，大饱了眼福。进了海洋公园，扑面而来的是徐徐升降的缆车。我与新余市的一位先生相约，请他坐头一号，我坐后一号，上去后互相拍一张空中照片留念。结果我们上了缆车，才发觉在上面拍照是不现实的，因为缆车四面全是玻璃封住的。到了顶峰后，改乘电梯下到山腰。电梯有三层，各层有一百米长，十分壮观。从山腰到山脚，布满了游览的景点，鲨鱼馆就是其中之一。鲨鱼馆是一座巨大的环形建筑，里面饲养的鱼类多少种、多少条，我无法估计，我只知道在馆道里面走了40多分钟，各式各样的鱼，各式各样的珊瑚，令人眼花了乱、美不胜收。离鲨鱼馆不远，是海豚馆。

海豚是世界最聪明的动物之一，它的智力可与猩猩、大象相媲美。海豚在水中顶球、跳火圈的节目会使人想起杂技演员的表演，在这个节目里，豚和人似乎融为一体。当饲养员跳入水中，被海豚咬住脚脖子救上了岸的时候，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海狮的表演，其模仿人的动作，维纱维肖，逗人开怀大笑。观看海豚、海狮的表演是有时间控制的，30分钟一场。每天以12个小时为场计，海豚、海狮的辛苦也是可想而知的。饲养员介绍，它们每天每只要食24斤鱼，才能补足体力的消耗。

    人是高级动物，人能从一般动物身上得到愉悦，更能从设计自身的运动中得到刺激——更大的愉悦。海洋公园中设置了过山车、海盗船、浪冲飞船等惊险游戏项目。说句心里话，我当时真想过一过“过山车”的瘾，即坐上飞车，在接连三个高空园形轨道上翻三个跟斗。导游小姐劝导大家，“很可怕，坐了会后悔的”。想一想自己身处异地，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心就软了。但既然到了香港，不感受一点海洋公园的刺激又不甘心。凭此心理，我排了20分钟的队，坐上了“浪冲飞船”的小舟。小舟开始顺波慢游，随后加快了速度，最后突然从百米高空中坠落下来，跳入湍流。就这一刹那，人的大脑里是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想，什么都来不及想。这是愉悦，还是后悔？什么都不是。

    香港又是世界上著名的购物中心。过去在内地，常见人从香港买进电器、服装、药材，难不羡慕。如今亲自到香港，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十分迷人，然而看看明码标价，摸摸口带中的钱币，却落得个欲买口难开的结局。体恤衫几百元一件，西装几千元一套，金首饰几千上万是大路货。当然，你或许认为香港的东西质量好，如首饰品，其材料品位、加工手艺可能好于内地，价中不低，作纪念品买一两件也心安理得，买多了，你就会大呼吃亏。香港贵的是副食品、蔬菜。这里我记录了十种商品价格：

项目          数量           价格（港币）      与内地比

猪肉           1磅               20元              1：5

   大米           1斤               20元              1：20

   鸡蛋           3个               10元              1：8

   青鱼           1斤               17元              1：5

   包菜           1斤               14元              1：14

  苦瓜           1斤               12元              1：14

   玉米           1斤               14元              1：28

  青岛啤酒       1瓶（易拉罐）     39元              1：13

   矿泉水         2瓶               36元              1：20

   肉丝面条       1碗（2两）       26元              1：16

吃的东西贵你可以不买。纪念品的价格不知贵残，喜欢的就会买。在香港我看到一套香港主权移交仪式的邮票小型张，每张15元。宜春没有，我买下来了。到深圳我对照了一下，每张才5元，价比是3:1。我是舍近求远，舍便宜求昂贵了。香港与内地比，少量商品有便宜的，象意大利皮衣、世界名牌西装，1500一2000能买到，内地要3000元左右。

    说到香港的物价，少不了要说香港人的收入。香港人一般月收入1万左右，低的7千左右，香港人收入在内地人看来，个个是大款。与内地比，大致上是20:1。从副食品比价上看，一般是10倍左右，港人还是富足的。香港最贵的是房子。一套50平方米的宿舍，在普通地段，售价200万元，是宜春的50倍。在次要街道上一间写字楼20平方米要250万元。香港还有几十万人住“笼屋”。什么是笼屋？在一张床位大小的地方，四周用铁丝网隔开，可供一人睡觉，每月租金600元。在浅水湾、太平山一带的住房，都是以千万元计算的，这些人才真正是大款。

    从经营方面讲，香港是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商业中心、旅游中心；从消费方面讲，香港的物价水平是世界上最高的地区之一。这种环境决定了高收入高消费的特点。香港人要适应这种环境，就得拼命赚钱。年青人一般都做一个半或二个工作，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整个社会工作、生活节奏快。港人行走匆匆，慢悠悠的都是外地去的游客。香港人讲“充电”，巷头街尾有不少张贴补习文化的广告。香港回归后，各行业对职员要求提高，除了会粤语、英语外，还要会普通话。今年从内地招了一批雇员，月薪一万元，而不会普通话的，月薪明显偏低。

    对香港社会风气，我入港前后看法是不一样的。入港前，认为香港是恐怖的金迷酒醉的世界；入港后，则认为香港是稳定的文明程度很高的世界。我们一行15人在港7天，看不到男女在公共场合手拉着手、嘴对着嘴的亲昵现象，看不到闯红灯、越栏杆、乱抛杂物的违规现象，看不到在商店抽烟、吐痰等不卫生现象，看不到在上公共汽车、购买食品、参加娱乐活动排队中的插队现象。香港人穿戴普普通通，甚至不如内地宜春。就年青小姐，几乎没有浓妆艳抹的。一双皮鞋穿十天半个月，用不着清灰擦油。商店、大街、酒店等场所用秩序井然、一尘不染来形容并不过分。港报上经常可见，“市民指控、政府干预某地下水道口盖板裂缝限三天修复”、“某楼空调机滴水已解决”等舆论。可见，社会管理与群众监督卓有成效。

    说到香港的社会环境好，不是说那里的一切都比内地好。不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丑恶现象和不道德行为都不同程度存在。比如，内地人到香港去，都是由某一个旅行社接待，而导游小姐的言行就是香港的一个窗口。在香港，旅行社与各景点的许多商店有着密切的经济利益关系。导游小姐把游客带到哪一家、哪一家店做的生意就得给导游小姐回扣，或叫服务费。17日，安怡旅行社的廖小姐带我们去一家金店“参观”时介绍说，“这里是专卖店，明码全港最低价，不讲价的。”大家听信廖小姐的，又经

不住商店雇员的“盛情”，每人都买了几件首饰。次日，大家在别的金店发现，价格有比廖小姐带去参观地价格低的，于是投诉旅行社有欺诈行为。旅行社老板当场接受，并在我们上火车前，赶到候车室，以10％的比例退赔。这说明，香港人为了赚钱，采用了蒙骗的手法。但旅行社能接受旅客投诉、爽快承担责任的举动是无可非议的。

    这就是香港，是作内地人的我第一次见识到的回归后的香港。

我17岁参加工作，18岁进地委机关，先后在地委机要室、革委办公室、地委办公室、整党办公室、台湾工作办公室工作43年，其中在连队当兵，在工厂、农村基层蹲点、扶贫8年，脱产学习3年。时间最长、精力最集中、感触最深的数台湾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台办），有21年。

1987年4月3日，我40岁生日这一天，地委决定我任地委台办副主任。在此之前，地委叶学龄书记征求意见时，说“你还年青，到县里去干”。我考虑到县里地方势力大，一个外地干部容易吃亏，心存一份疑虑。我说，我在机关更合适，熟门熟路，工作起来得心应手。组织上同意我的要求，第二次讨论时，把我放到台办。

台办机构小、人员少，86年才正式定为正县级单位。我不在乎这一点，我认识到，祖国统一、匹夫有责。我上任后，分工我负责对台联络，即通过各种手段，联络台胞、台属，增进感情，建立共识，推动两岸交流交往，为实现祖国统一而奋斗。我认为，做好对台联络工作，一靠党的对台方针政策，二靠各级党委、政府重视、支持和对台工作队伍的努力，三靠个人对祖国统一大业的忠诚、热爱。作为地区一级台办分管负责人，如何把人的积极性和广大台办干部、台胞、台属积极性结合起来，是搞好工作的关键。这方面的工作我着重抓了三件事：

第一件，抓队伍建设，增强对台干部整体素质。1987年，在全区范围开展岗位练兵活动，以学习理论、政策为中心，以典型实例操作为辅导，提高知识，明确方向，掌握程序，锻炼技巧。1988年，利用全省对台联络干部培训班在宜春举办机会，组织县市台办干部、重点乡镇、企业涉台干部参加培训，干部受教育面进一步扩大。1989年，组织全区台办干部开展“学业务月”活动，先印发学习资料，作出学习安排，结束前在宜春进行闭卷考试和到先进县市参观学习。连续抓了三年，宜春地区对台联络面貌大变，联络工作从87年-97年，连续十年评为全省先进单位。扎扎实实的联络工作又为九十年代开展以对台经贸为重点的对台工作打下了稳步发展的基础。

第二件，抓台联建设，调动台胞、台属积极性。1987年6月，奉新县台联会成立，为全省台联组织机构开了先河，为全区其他县市树立了榜样。10月，宜春地区成立全省第一个地级台联会，对全区起了催化、促进的作用。88年2月，全区十个县市台联会全部成立，重点乡镇和省地属企业成立台联小组，各乡镇确立台属联络员，全区城乡，形成了以台联会为主轴的台联网络。台联组织比较健全、领导力量比较强的宜春、樟树、奉新创办了会刊。台联活动日、定居台胞联谊日、台联理事会例会等制度，成了输血充气的政治管道，保证了台联会的盎然生机。各地台办普遍体验到，台联是台办的有力助手。截99年止，全区接待台胞11000人次，其中台联会出面接待4800人，占43.6%。

第三件，抓个人奉献，增强调研、总结、示范功能。

我一贯主张，领导者的任务，主要是两点，一是培养干部，二是使用干部。干部积极性、创造性和工作能力的提高，是工作胜利的保障。处于承上启下位置的地区台办领导，在做好培养、使用干部的同时，须花相当的精力在调查研究、总结推广上。十多年来，特别是后四年分管对台宣传工后，我撰写了100多篇文章和材料，计60多万字，记录了我对对台工作，对祖国统一大业的孜孜追求。1988年，我在撰文中，第一个提出对台联络工作的重点对象：“政治上有地位，社会上有影响，经济上有实力，学术上有造诣”。这是全国最早作出这一概括的，89年被辽宁省台办转载，尔后被国台肯定。值得一提的是，这项工作得到了我的下属陈健等同志的支持，为我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现将我在省以上电台、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代表性的列举如下——

《尽早举行政治谈判，加快两岸关系发展》、《从和平解放到一国两制》、《宜春地区涉台婚姻调查》、《加强对台经贸工作的几点建议》、《浅谈宜春地区投资环境》、《王永庆赴大陆投资说明了什么》、《台属思想教育要抓早抓细抓实》、《正确处理上联工作的七个关系》、《把三项教育贯穿于台胞定居全过程》、《对台干部要经受住和平转变的考验》、《抓早抓细，常抓不懈》、《着力四有，深化上联》、《发展经济，促进统一》、《始终如一维护台商合法权益》、《联系台属是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环节》、《两岸关系发展趋势不可逆转》、《效益来自管理》、《李登辉为何抛出两国论》、《不倦的海鸥》、《追回的梦》、《天下微书第一人》、《大义动羊城》、《情义的力量》、《台湾法人财团——龙发堂》、《心系两岸，情牵统一》、《人居两地，情系一心》、《故土情深》、《出家人的爱心》、《留有真情在故乡》、《我们是如何做好对台宣传工作的》……

我还在“三讲”中，结合对台工作实际，总结出《爱岗敬业十要十不要》、《十不正气歌》。

上述文章中，被省评为三等奖5篇，二等奖2篇，一等奖2篇。被华东报刊评为二等奖1篇，被全国报刊评为三等奖1篇，被全国八家对台新闻单位联合评为优秀奖1篇，一等奖1篇。

写稿是我从事具体工作的实践。要写稿，就要有材料，要材料就要整理素材，有材料还要提升到一定高度，才具有共性，起到正面的指导效应。这一切，来源于艰苦的实践，系统的调研，科学的总结，及时的推广。对我本人是力争奉献，对基层干部是帮助、辅导。我热切希望并付诸实施，使宜春地区的对台工作，年年出新套套，年年上新台阶。

从99年开始，我把精力更多地转移到研究台湾的局势，中美关系上来，把台湾问题放在太平洋地区和国际的大环境中来考虑，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对台方针政策，深入细致地分析、观察两岸人民关注的焦点、热点。99年下半年至2003年，我在地委党校、大中专院校、地直机关单位作台海形势报告60余场，受到了一致好评。地委党校校长任桃英在一次讲课小结时说：“运用党的方针政策和丰实的资料，作了一场很好的对台形势报告，使党校教员、学员受到一次生动的政治教育。”如此过奖，我不敢当。

2003年8月，组织上任命我为台办的调研员，一方面是组织上的关怀，将我转为正县级待遇；另一方面是大自然规律，我应退到二线。从此，我将有更多的时间，整理二十年的工作资料，结合台湾局势的现状，就对台宣传、促进统一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