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我吃饭的时候突然冒出来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再过二十年，我们还有饭吃吗？

也许是杞人忧天，但是这一问题的确困扰了我很久。

前几年回家或走亲戚，看到农田里种着白杨树。心里就觉得奇怪：怎么种庄稼的田里长出树来了？后来人家告诉我，这是搞活经济。

今年清明节期间，我去一家好久没有走动的亲戚家看望病人，看到以前人气很旺的村落有了些许荒凉。房屋修缮的很好，但到处是瓦砾和青草。每家每户都只有两三个老人和孩子在家。老人们的孩子都出去打工了。留下他们的孩子交给爷爷、奶奶们带管。大概这就是报纸和电视中说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吧。

闲聊中，我得知现在在家种田的大多是5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在家的主要任务就是照看孩子和耕种自家的责任田。兼或养一点鸡、鸭和猪、羊、牛等牲畜。家家也都忙得不一乐夫。

以前种田主要靠牛耕田，手插秧。而现在则是请机耕手翻整土地，種谷泡好后就是一把撒。

他们叫做撒播，一年也就种一季。

其实，他们那里的田是好田，老人们也是种田的能手。这里以前是能种双季稻的，只是现在老人们没有精力和时间了。

那孩子们会种田吗？在接触的为数不多的年轻人中会种田的人不多。在外边打工的年轻人认为种田不划算，一亩田一年打2000斤稻谷，收入也就是2000元左右，除去成本，所剩不多，不如打工来钱快。再说，种田非常辛苦，艰苦的付出还不一定有好的收成，如果一遇到自然灾害也许就颗粒无收，收入没有把握。第三，就是目前农村的条件还是比较差，吃、喝、穿戴远不如城里人潇洒，好多人仍然愿意留在城里不愿意回家种田。

再过二十年,老一点的人劳动不动了。现在的年轻人怕也是四五十岁的人。他们并没有种田的经验，撂荒、无人耕种的土地会越来越多。这农业、粮食的问题该怎么办呢？总不能全部去吃进口的粮食吧。

再过二十年，我们还有饭吃吗？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曾到过芷江。

1972年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和一位梁姓朋友结伴前往与贵州交界的芷江侗族自治县出差。我们从常德出发，经石门、慈利、大庸、保靖、花垣、吉首、凤凰、麻阳、怀化，历时近半个月，才到达芷江县城。

芷江，我以前一点映像都没有。我没有出过远门，就连芷江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要不是那一次外调，可能这一辈子我也不会去芷江一回。

那时湘北一带还没有铁路，焦柳铁路也才刚刚开始修建。出门旅行都是坐汽车。而且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长途汽车，只能一站一站的走。当领导交代要我和同伴出差去芷江时，我才连忙找来地图仔细的研究行走的路线。

这是一条很难走的山路。汽车一到石门，原本还轻松的心情立刻紧张起来。车出石门县城后，我们就被险峻的大山包围。汽车在弯弯曲曲，陡峭的、细碎的石子公路上，就像蜗牛一样，慢慢的，艰难的向前爬行。湘西的大山，也是出了名的。险崖峭壁，鬼斧神工，奇险无比。汽车时而穿梭在云雾缭绕的半空中，时而又钻进怪峰奇石的缝隙里。紧张的头都不敢出来。害怕汽车掉进那黑不溜秋的万丈深渊里。

特别是快到吉首时，一个叫做矮寨的地方，着实叫我们捏了一把汗。那里简直就不是一条路，而是一个拍摄梦幻电影的自然迷宫。车到山顶，我们就像坐在飞机上一样，鸟瞰大地，只见山下一个个小村庄此起彼伏，一栋栋青瓦盖的民居房屋错落有致。高低不平的田园与绿色的山林融为一体，古朴中透出安静，就像小孩子画的图画一般美丽。已经开始饱满低头的稻穗把大地染得一片金黄。在田埂上慢悠悠吃草的牛儿就像猪儿般大小，袅袅炊烟升起，有如仙境一般。

我们乘坐的车上本来有不少铁路局的年轻人，一路上男男女女说说笑笑。但一到矮寨，谈笑声，歌声就噶然而止，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把头伸向窗外。大家只能从汽车的前窗玻璃上看到山顶上一座高大的青色纪念碑，上面用红漆写有毛主席手写体的《无限风光在险峰》几个大字格外耀眼。

汽车在山顶拐了几个弯，就钻进了悬挂在两山之间的一条天桥下面的夹皮沟里，像玻璃球一样在“之”字坡上滚来滚去。我的心不停的蹦蹦乱跳。我默默的数了一下，好像一共有一十四个“之”字拐。特别是半山腰里有一个“8”字形的斜坡，实在叫人害怕。斜坡的中间栽有一颗小树，像一条飘带横贴在半山腰上。也像是我们胸针上佩戴的红丝带标志。那个圆在斜上方，丝带的一端向上翘起，一端向下低垂。从上向下驶来的车辆，必须按顺时针方向绕小树一周，方可向下驶去，而从下往上去的车辆，则必须按反时针方向绕小树一周，才可顺利而上。前不久，我在网上看到最牛交警岗的照片，深深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那里，真可称得上湘西的天路。

从常德到芷江，也不是很远，但我们却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星期才到达芷江县城。

芷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汽车多。那里三线建设如火如荼，焦柳铁路全线开工。大小旅社都住满了修建焦柳铁路的人，县城公路和街道两旁及郊区的空平地上到处都摆满了大型的翻斗车。由于天旱，菜地、禾苗、公路两边的绿树上覆盖着厚厚的一层灰尘。地面上的灰尘足有二寸多厚。县城边上有一条河，半河清水静静的流淌。河边露出不少大大的卵石。有一二百个妇女在河边洗衣服，他们手拿棒槌，在卵石上有节凑的槌打着从河里捞出来的衣服，棒槌清脆的响声象爵士乐的鼓点飘向远方。就像是在演奏一曲生活版的交响。银铃般的嬉笑声伴随着河水的波涛一路流淌。那简直就是一台原生态的洗衣舞演出，叫人至今记忆犹新。这些洗衣的姑娘们为边区县城撑起一道亮丽风景。路上，三三两两的妇女们穿着绣有花边的上衣和长裤，头上戴一顶花边扎成的帽子，背着漂亮的小背篓行走在街道上。背篓里或站着小孩，或装着瓜果，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地赶着路。而让人奇怪的是她们的头上、脖子上都没有佩戴那些银色的首饰。

我们在靠着车站边的地方找了一家旅社住下。这是一家设施较好，规模较大的旅社。好像有上下几层，客厅也很宽敞。只是离公路太近，一会儿不擦桌子，上面就会积满灰尘。服务员不停的打扫着，擦拭着，整个旅社依然是一尘不染。

第二天早上，我们到餐厅吃早点。发现馒头的颜色是黄的，我和同伴感到有些疑惑，便讨教服务员。服务员看到我们好奇，就问我们从哪里来。当得知我们是常德人后，服务员笑了起来。她告诉我们，这是玉米馒头。在尝过之后，也还觉得好吃，只是有些坚硬。其实，我们真的出了洋相，常德的石门、桃源、慈利等地也是有这种馒头的，只是我们没有吃过，也没有见过罢了。

与喧闹、繁华的县城相比较，芷江的乡下要美丽得多。吃过早餐，我们就去了麻堂公社。（后来，据一位芷江的人讲，那是一个叫做麻缨塘的地方）是一个距县城约六十里，一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镇。公社政府就设在这里，班车也只能开到这里。离我们要去的地方大约还有三十几里路。中午时分，我们到达公社，一位年轻的公社干部接待了我们。见我们远道而来，热情地接待我们，安排我们在公社食堂吃了午饭，还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我们要去的地方的情况。尽管他讲的很详细，但我们还是一头雾水，不知所措。这位干部见我们面露难色，想了一下，告诉我们说：“这样吧，我帮你们找一个人引路，带你们去。”我们连声说谢谢。后来，这位干部到集市上找来一个购买抗旱柴油的农民一直将我们带到大队部，才有机会了解芷江的大自然风光之美。

给我们带路的农民大约三十多岁，打着赤膊，戴一顶竹笠，黝黑的皮肤反射着晶莹的光泽。他用扁担挑着两个直径约二十公分的白铁皮做的园桶。园桶里装满了抗旱用的柴油。为了不让油溢出，铁皮桶的上部是用一个像倒扣起来的漏斗封住的。他不会讲普通话，我们又听不懂当地的方言。一路上，只是用几个比如吃饭、干旱等简单的单词反复互相交流。至于他姓什么、叫什么，我们不知道该如何问，他也没有告诉我们。也许，他告诉我们了，但是我们却没有听懂

三十多里路，他在前面走，我们就在后面跟。他很会走路，挑着担子，比我们走得还快。从公社出来，是一个小坪。已经开始低头的稻谷飘洒出阵阵稻香，清新的空气让人十分陶醉。走了没有几里路，就开始翻山。本来还有的乡间小道，一到山前就不见了。两米多高的山坎上被人踩出几个坑来就算是一条路。他担着担子，一手抓着几根小的枝条，脚一蹬就上去了。而我们则要双手拉着枝条，慢慢往上爬。他就在上面等着我们。到了山上，路更难走。被人走过的小路又被荆棘覆盖，一蓬蓬的野月季就像花圃一样围着我们，怎么也走不出这野生的大花园。山上的松树，杉树被风吹的沙沙作响。时不时有不知名的鸟儿出来叫几声，让人毛骨悚然。天空中还有苍鹰不住的盘旋，一阵阵琐碎的啸叫声，吓得几只野兔从我们的脚下蹦出，到处乱窜。还有的山上，一大片的树被火烧过。烧过的地方种上了白豆、红薯和玉米。还有的地方种有槨树，满地都是槨的藤蔓。要不是有老乡带路，我们确实无法走出这一望无垠的森林。就这样，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接近傍晚时分才到达我们要去的那个村庄。（至于那个小地方叫什么名字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说是村庄，其实也只有几户人家。因为天黑，我们一时也弄不清楚生产队的大概情况。向导在一个小小的晒场把我们交给一名负责人之后便回家了。我们跟着这位负责人下坡上岭，七拐八弯，来到了他的家里。

这名负责人是这个生产队的队长，好像姓张，具体叫什么已经记不清了。看上去也就是三十出头。是一个十分热情的年轻人。他安排我们坐下后，立刻到外面把他的堂客叫了回来给我们烧饭。

堂客是一个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女人，长得很标致。穿着没有衣领的花边衬衣，手里端着一撮箕包谷。见我们到来，笑嘻嘻的给我们倒茶递水。又忙着烧火做饭。这时候，一个约莫六七岁的小男孩跑了进来，嘴里依依呀呀的叫着，紧紧地依偎在年轻女人的身旁。看样子，小男孩是他们的孩子。母子之间说了些什么，我们一句也没有听清楚。但看得出来，他们很依恋。小男孩一边给妈妈烧火，一边怯生生的望着我们，一步也不愿意离开他的妈妈。我们从挎包里拿出一包糖果给了小孩，又在母亲的鼓励下，小孩才逐渐去掉了戒意，开始和我们亲近。

晚饭其实很简单，一碗由石磨磨碎的玉米粥，一碗辣椒泡制的生姜，还有一碗瓜叶鸡蛋汤。说是粥，其实一粒大米也没有。主人热情的招呼我们，还拿来半瓶自酿的米酒招待我们。可惜，我们两位都不会喝酒，就草草的吃了一碗玉米粥，遗憾的失去了一次品尝湘西美酒的好机会。晚饭后，我们被安排在楼上的客房里休息。由于白天走路太累了，一吃完饭，我们倒头就睡。没有过多久，两个人就都进了梦乡。

第二天清晨，我们就被一阵阵清脆的鸟叫声吵醒。但主人家没有人起来开门，我们就只好睡在床上做一些计划，整理一些记录。而心里却想着早着出去看一看这大山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随着大门“吱呀”一声被打开，我们就迫不及待的从睡房里冲了出来。“哦呀，太美了”。刚走出屋门，我们就被眼前的风景迷住双目。清晨的凉风把脚下的竹林吹得微微倾倒，高大的松树被风吹得发出呼呼的响声。一株株银杏树象卫士一般傲立于吊脚楼旁。牧童们骑在牛背上，唱着歌儿在田埂上玩耍。小鸡们跟着母鸡追骤着向外飞奔，很快，就钻进草丛中不见了踪影。几只黄色、黑色和褐色的狗相互厮打、嬉闹着，看见我们两个陌生人到来，便汪汪地狂吠。幸好被队长及时喝住，才夹着尾巴向远处跑去。

我极目远眺，看见了昨天向导领我们来的对门那个小坪的山。小坪与我们住的小山遥遥相对。虽然，小坪离我们的住处直线距离不足五百米，可它并不在我们住的一条山岭上。从住处到小坪上去，要下几个“之”字坡，拐几个弯才能走到峡谷稻田的田埂上，再又从田埂上往上爬几个“之”字坡，拐几个弯才能到达小坪。至少要花半个小时才能到达坪顶。两山谷下的那一片梯田将一个生产队分隔成两个屋场。那片梯田虽然比不上云南、贵州的万亩梯田美丽壮观，但足有一千余米，层层叠叠，也十分美丽。稻田里金灿灿，沉甸甸的稻穗被微风吹起阵阵稻浪，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水稻已经开始黄熟，但却还未开镰收割。

我们住的住户这边也只有三四户人家，房子就建在坡上。山坡很陡，坡度大约成四十度角左右。几栋房子都是傍山而建的吊脚楼。山上并没有平坦的空坪隙地，建房也只能因地制宜。我们仔细考察了房子的结构，着实为村民们的智慧所震撼。他们建房更本就不用砖头，完全是用山里的木头搭建起来的。即使在一个很陡的山坡上，房子也会建得很牢固。他们在一个斜坡上挖好几个坑，依照不同的高度立上长、短不一的木头柱子。木头柱子上锯上隼，再放上木头做的横木当枕木。枕木上打上卯口，再铺上成排的原木，屋的底面面就平整了。由此往上，一层、二层、三层随你建。

主人家的吊脚楼不包括底下只有两层，是一个三间屋的普通小楼。第一层是喂牲口和做饭用的厨房。第二层是主人家的卧室。楼下的斜坡上白天可以让牛儿休息，晚上可以临时性的放上一些柴火或什么东西。即使是下雨天，吊脚楼里也是干爽的。因为雨水更本就不能上楼板，而是从吊脚楼的底下流过去了。人们进出就靠近斜坡的那一头和中间的楼梯。

吊脚楼封闭的很好，在原木上面，又铺了一层木板，四周的墙壁也是用原木做成的，上边也用木板装饰的密不透风，如果不开窗户，就连一只蚊子也甭想飞进来。夏天的夜里也很凉爽，没有电风扇，也不用蒲扇。房顶上好像有很多的杉树皮，也有用小青瓦盖的屋顶。一栋栋吊脚楼掩映在绿树丛中，犹如镶嵌在画布之上，美艳羡人。

我有个习惯，就是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喜欢看一下人家的菜园里种些什么菜。可是，我走了好几处地方，并未发现有什么菜园。只是零零碎碎的看到一些小坑和土堆，上面种有一些南瓜、红薯、豆角之类的藤蔓植物。经过询问，才知道他们那里因为没有成片的土地，种菜只能像种树那样，那里有合适的地方，就在那里挖坑种菜。他们种菜的坑还是老一辈人留给他们的。这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吃菜的艰难。

早餐依然是玉米粥，只是玉米粥里又加了一些金钱橘大小的土豆在里面。菜依然是辣椒加泡姜。我已经是第三餐没有吃到大米了，虽然玉米粥做的很香，但还是有些不习惯。勉勉强强吃了一碗，就再也吃不下了。老梁也是这样，为了不让主人尴尬，我们特的催主人带我们去找调查对象。为了让主人放心，早饭后我们就主动的把饭钱先付给主人。经过计算，我们一共要在主人家吃五顿饭，两个人加起来就是十顿。按照当时的标准，一顿饭三两粮票，三毛钱。我们一共给了主人三斤粮票和三元钱后。男主人就带我们去到了我们要找的调查对象家里。

我们调查的对象姓郑，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中学教师，因为有国民政府县参议员的政治身份，文革中被遣送到偏远的山区监督劳动。由于山区的农民朴实忠厚，他们相处得很好，乡亲们也还特别照顾他们。一听到我们的乡音，他就有了一种亲切感。热情的招呼我们落座，给我们烧水泡茶。还将家里的花生拿了一些给我们吃。

就在我们刚刚接触时，我们住的那家女主人手里拿着我们交给他的粮票和钱来找郑老师了。她和郑老师讲了几句话，我们一句也没有听懂。经郑老师翻译给我们才知道，原来女主人不认识字，没有见过全国粮票，也不认识钱的数目。她特地来请郑老师来辨认的。郑老师一边将她的话转给我们，一边又将我们的话用一种生硬的芷江方言讲给女主人听。我们通过郑老师告诉她：根据规定，我们在农民家里吃饭，一餐要交三两粮票，三毛钱。郑老师还告诉她，三毛钱可以买两斤盐，也可以买两斤多米。粮票可以买米，也可以买许多副食品。那个时候买副食品是要粮票的。他们在你的家里一共要吃五顿饭，两个人加起来就是十顿，刚好是三元钱、三斤粮票。女主人听郑老师这么一说，心里好像明白了许多，高高兴兴的回去了。望着女人远去的背影，我却高兴不起来。这么年轻、漂亮的少妇竟然不会认字，除了惊诧之外，我还是有点怀疑。郑老师看到我将信将疑的样子，很诚恳的告诉我，是真的不识字。郑老师还告诉我们，这里的女人大多数都不识字，教育基础差。三十岁以上的女人没有几个识字的。

我们告诉郑老师，这一路我们在吉首呆了几天，在吉首市外贸局找了一个人调查了有关历史问题。下一步还要到长沙九中调查一个历史问题，那里的人已经联系好了。我们说明了到这里来调查的来意后，郑老师很配合。他一边仔细回忆当时的情形，一边拿出一副断了一条腿的眼镜带上。按照我们的要求写出了他所有知道的材料。从上午开始，一直到第二天的凌晨四点，我们三人都没有休息，郑老师写了大约三十页十行纸。我们看老头也累得不行，建议他休息一下。但老头说精神很好，说难得碰到我们一回，不能让我们的材料不中用。我们看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就和他聊了起来。我们把家乡的建设和发展情况讲给他听，本来已有些疲倦的郑老和我们这时都没有了睡意。讲到家乡的变化，郑老师仔细的听着，还不时频频点头。郑老师的老伴也过来和我们一起高兴的聊了起来。我们还特意询问了郑老师的家庭情况，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完全没有了起初的那种拘束感。郑老师告诉我们，他是一九四四年喋血孤城常德沦陷后逃难到芷江的。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支援芷江，他就留在芷江了。他和老伴没有儿女，借了一个儿女。女儿现住在芷江，没有和他们住在一起。我们一边听他讲着自己的故事，一边不停的安慰他。邀请郑老师回家看看。郑老师很爽快的答应了，説一有机会就回家看看。临走，两位老人拉着我们的手，依依不舍，就像一位久别的亲人重逢一般。我分明看到老人眼角上的热泪，但是我却不好说什么，只是希望他们能回家看看。

这是我们一次很愉快的外调。回来后，领导说我们会办事，调查材料还得到了上级的表扬。只是我回来后很快就安排到新的单位上班，再也没有机会和郑老师联系，他是否回来过我无从知晓。但那一次芷江之行却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二   风雨芷江

有一本书叫《辛巳劫难》，是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1941年常德细菌战纪实而出版的一本专著。我们的故事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那是两千年的时候，我被《辛巳劫难》一书吸引，翻开一看，里面详细记录了日本731部队在常德撒播鼠疫细菌的历史史实、照片和介绍常德人民扑灭鼠疫细菌的英勇事迹。

上联：小小寰球，南北冬夏相反；
下联：茫茫宇宙，东西春秋有同。
横批：天地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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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联：小小寰球，南北冬夏相反
下联：朗朗乾坤，东西春秋若同
横批：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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