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说一下，“换牌”的构思来自乔治-德拉图尔《方块A的作弊者》，原画藏于卢浮宫三楼28展厅。

现在很多国人都很关心人民币升值这个话题，但又不了解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的真正意图何在，现在鄙人就此浅薄的发表一下我的个人看法！
相信大家对80年代的“日本经济衰退”和90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及“香港的香港金融保卫战”吧！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国际投机集团“美国索罗斯财团”搞的，但是，你就没有想过它背后难道就没有美国政府的支持了吗？下面，我仔细分析一下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你就会明白了。

从1980开始的，特别在1990年和1995年，第一名的美国和第二名的日本之间的GDP差距是多少？日本GDP超过美国GDP的一半！这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次其它国家和美国的经济差距缩小到一半的程度。日本人在欢呼：只要超过美国的GDP，日本就可以恢复“正常国家”了！美国人没有吭声。

按理说，日本还是美国的盟国，其经济也是美国扶持起来的，美国也没有分裂日本的必要（要分裂，二战时就分裂了，也不用等到80-90年代）。美国也不可能对盟国日本使用“颠覆性煽动”，眼看着美国是阻挡不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前景的了！世界各国都在兴奋的期待着日本GDP超过美国GDP的那个“历史性时刻”！日本企业更加疯狂，美国经济的象征——洛克菲勒广场被日本人买下了！美国的精神象征——好莱坞被日本人买了！美国人民的心情一下子掉到了谷底。“世界第一”就快保不住了！美国人民的荣耀感在急剧下滑，民间开始蔓延仇日情绪。

1980年，日本的GDP就快到美国的一半了。有一件事情在1985年发生了，1985年美国拉拢其它五国（7国集团）逼迫日本签署了。以“行政手段”迫使日元升值。其实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日本央行不得“过度”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当时手头有充足的美元外汇储备，如果日本央行干预，日元升不了值。可惜呀，日本是被去了势的太监。美国驻军、政治渗透、连宪法都是美国人帮它度身定做的，想不签广场协议都不可能。

日本最后的结局大家也知道了。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至1988年初.美国要求日元升值。根据协议推高日元，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协议前的1美元兑240日元上升到1986年5月时的1美元兑160日元。由于美国里根政府坚持认为日元升值仍不到位，通过口头干预等形式继续推高日元。这样，到1988年年初，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进一步上升到1美元兑120日元,正好比广场协议之前的汇率上升了一倍。

美国人满足了吗？没有。接着看下去，从1993年2月至1995年4月，当时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贝茨明确表示，为了纠正日美贸易的不均衡，需要有20%左右的日元升值，当时的日元汇率大致在1美元兑120日元左右，所以，根据美国政府的诱导目标，日元行情很快上升到1美元兑100日元。以后，由于克林顿政府对以汽车摩擦为核心的日美经济关系采取比较严厉的态度。到了1995年4月，日元的汇率急升至1美元兑79日元，创下历史最高记录。

日元升值的后果是什么？洛克菲勒广场重新回到了美国人手中，通用汽车在这个广场的一卖一买中净赚4亿美元！日资在艰难度日中大规模亏本退出美国。美国人民胜利了！成功的击退了日本的经济进攻！我们可以从事例中看看1995年之后，日本和美国的GDP之比重新拉开了距离，而且越来越大！

可能有些网友还是没有明白，日元升值怎么啦？跟我们的谈论有什么关系？日元升值，就是美国对日本的一次经济阻击战！成功的把日本20多年的发展财富大转移到了美国去了。

下面我给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

假设我是美国财团，我当然知道1985会发生什么，假设我在1983年吧，我用100亿美元兑换成24000亿日元，进入日本市场，购买日本股票和房地产，日本经济的蓬勃导致股市和房地产发疯一样的上涨，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日元开始升值，到1988年初，股市和房地产假设我已经赚到了一倍（5年才翻一倍是最低假设了），那就是48000亿日元。

这时，日元升值到1:120。我把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在一年中抛售完，然后兑换回美元，那么，就是400亿美元！在5年时间中，我净赚300亿美元！（还是最低假设）。那么日本呢？突然离开的巨额外资就导致了日本经济的崩溃！经济学用词叫“泡沫经济破灭”。这就是日本常说的：“失去的十年”。而我连本带利的400亿美元回到美国，你想一想，美国经济能不旺盛吗？！！日本“失去的十年”，却正是美国“兴旺的十年”！看看我的上表就知道了。

我只是美国财团中的一个，其它财团呢？嘿嘿，而且我的假设还只是到1988年，如果是到1995年，日元升值到1:79，你我能想象美国在这场经济战争的胜利中，到底从日本刮走了多少财富？

美国赚够了，日元现在又重新回到了1:140的位置上，美元的坚挺依然和30年前一样！美元暂时性的贬值，并没有损害到美元的国际地位。这场美日的经济战争，以美国完胜而告终！！

现在各位知道为什么中国要实行国家外汇管制、汇率控制、打压房地产、控制股市、知道为什么中国要保持巨额外汇储备，为什么最近央行又出台了新的房地产贷款规定，为什么中国政府一直要求进出口贸易平衡，为什么要扩展东南亚贸易市场和欧盟市场，为什么要加WTO了。
其实中美之间的经济战争，早就已经开场了，而且来来回回过了几百招了。我们大多数网友还懵懵懂懂的只盯着台海，盯着中亚美军又多了一个军事基地。要知道经济崩溃的灾难远比一场军事战争的后果更严重。军事战争不外乎两种：即“侵略战争”和“卫国战争”。而军事上的“侵略战争”的最终目的就是打垮对方的一切（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达到占领对方领土，进行资源掠夺和控制奴役和剥削对方的国民。

这样的事情中国历史上没有少发生，这里我就不例举事例了。而如今的美国就是以军事上的侵略战争为手段，达到奴役和剥削对方为目的的真实意图（对实力弱小的国家而言），看看如今的“伊拉克”就明白了，美国实际上是侵略占领了伊拉克，控制了伊拉克的石油，以此来满足美国国内巨大的需求量；而对实力强的原苏联（原苏联拥有制对方死地的核力量），美国就只有发动经济进攻来拖垮他们，苏联的分裂就是最好的例子。
也许有的人要说，那是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和当时苏联国内政策导致了原苏联因经济崩溃而解体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进行军备竞赛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当时的美国经济实力比苏联强，所以，美国胜利了而苏联解体了。现在轮到我们了，我国现在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没有冷战时期的苏联强大，相同点是我国同样也拥有毁灭美国的核武器，只是数量少了一点而已。那在这一轮中，就要看我国领导人的智慧了，建立合理的政策来规避风险，保护自己是当务之急（可喜的是，现在我国已经在这样做了）。
可是，美国也没有闲着，而且，作为经济进攻的第一步他们已经早早的迈出了，向美国“凯雷财团”这样的世界性投机财团收购中国的“徐州重工”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多了，在这里我就不一一例举了。他们的目的很明确，控制中国的核心技术，进行世界性的技术垄断，迫使??量。同时乘汇率没有变化之前以美元套取人民币，迫使中国央行大量发行人民币以应付大量的货币兑换需求，为拖垮中国经济打下伏笔。这还是明的进入，暗地里的就更无法统计了。

说到这里，也许有很多人不明白大量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行为与拖垮中国经济有什么关系。在这里，我解释一下：在没有大量美国财团恶意涌入中国用大量美元换取人民币之前，我国的经济形式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实际上，我国发行的人民币的数量远没有我国人民积累的财富数量那么多，??活动就行了，??为印刷货币的成本是很高的。
举个例子：中国有13亿人口，平均每人的财富拥有量为1万元每人，中国总共有13万亿元财富，而现实生活中，每个人不可能把自己的全部财富都带在身上，这里就平均一下，平均每个人身上携带1000元现金（携带量为10%，其实这个量已经是很大了），其余的存在银行，也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的流动现金量（术语为：现金流量）为1千亿元，乘以一定的突变系数，（这里为了便于计算，就理想的取值100%），也就是说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下，中国只要发行2千亿人民币就可以满足本国的经济活动了。

而大量的恶意的国外财团的资金涌入中国，表面上是拉动了我国的经济，是国内的消费量变大，也就是使国内的现金流量的需求变大，这样，我国为了满足大众消费的需求，就会大量印刷和发行人民币来满足这种需求（当年的日本就是这样）。据统计，目前在国际上金融市场上的投资有136万亿美元。
其中只要有1%涌入中国进行投机经营，按现在的汇率，我国就要发行10.895584万亿元人民币（1.36*7.8644=10.695584+0.2=10.895584万亿元），货币的发行总量已经超过了我国现有的外汇储备量（1万亿美元）的10倍，算把中国的全部外汇储备都拿来也难对付对手，此时，我国的国有经济就是负9.895584万亿元，不能算上全中国人民的全部财富，因为，国家经济崩溃了，我们手中的财富也就一文不值了。

如果人民币升值以后，他们再用手头的人民币套取美元，中国国内将会余留大量人民币。那样，国人乃至世界将会对中国失去信心，不再储备和使用甚至抛售手中储备的人民币，使中国的外贸活动受挫，最终导致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对外导致信誉危机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就向40年代的通货膨胀那样一盒火柴要卖几百块。如果我国政府在这次的人民币汇率这件事上决策错误，那么到时中国近30年来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就可能就可能落入他人之手。
最近，国内的经济形式来看，客观的将，形式是不容乐观的。按理说，人民币升值了，也就是说钱值钱了，应该是以前1块钱的东西现在只要9毛甚至是8毛就可以买到了；可是现在的国内形式，除了工资没有涨外其余的都涨了。新华网报道说：自8月份开始，北京市场食用油价格震荡上扬。进入11月份，米价、面价、菜价及副食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攀升。报道认为，是受国际大豆市场价格上扬的影响，导致食用油价格上升。但是，米面跟风而涨，25公斤装的富强粉涨幅达12%以上，500克大米上涨了6分钱。据了解，在上海、广州、深圳粮油等生活必需品已是涨升一遍，并持续一个多月，其中面粉、食用油的最高涨幅分别已达一成和二成。
农副产品涨价说明了我国经济在发展和提高。同时，以农副产品的涨价来增加农民的收入，维护社会的稳定，给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国内环境，对国家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因为中国农民的数量毕竟占了总人口比例的70%以上嘛。
但是，中国的这四大城市生活必需品的涨价决外偶然。持续7个多月的宏观调控并没有稳定房价，相反，导致房价的节节攀升。早有经济学家警告说，地产泡沫将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将引发经济危机。然而，这种声音太微弱，现如今的种种迹象表明，通货膨胀正在步步逼近我们。
对比1996年的东京，1997年的香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大房价居高不下的城市，地产泡沫破灭前的迹象已经显现。试图为了一已私利而继续哄抬房价的地方政府，将迎来经济规律的无情惩罚。因为这一轮的通货膨胀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发出的，可能还不被官方承认，但它实实在在已经来临了。这种处在萌芽状态的通货膨胀选择了一个导致经济危机的最好时机——2007年的元旦和春节前。因此，危害性和破坏性更大。如果有一天方便面也开始涨价时，这场经济危机已无法遏制了。

柴米油盐、水电油汽的轮番涨价和全面涨价，对中国的富豪阶层的正常生活不构成任何影响，但是千千万万的普通市民将要付出更多的财富以维持和原来一样的生活水准，也就是说，中国的高房价，间接地是由普通城市居民来买单，日本的国民是花了15年的时间，香港的市民就是花了14年。那么，中国的城市居民要花多少年呢？
应对即将到来的通货膨胀，国家自然有金融的手段。可是，中国的人民币在国际市场受到美元的攻击，一年之内升值达5%，而且，还有继续升值的空间。中国的贸易顺差将在人民币的升值中逐渐缩小，国际市场的风险已在加剧。而国内市场生活必需品的全面涨价，将直接影响消费。最后，逼迫央行加大人民币的发行量，中国的通货膨胀就此爆发。这种危机也可能近在眼前。
人民币目前在国际货币市场的遭遇是中国汇制改革以来没有过的事，我们目前已经知道美元要干什么？但是，还由不得我们把国际市场的问题解决好，人民币在国内又是这样的尴尬。在不动产涨价的带动下，生活必需品全面涨价，形成了国际与国内两种迥然不同的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市场将走向资本的过度投机。说白了，对内将加剧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对外给资本大鳄可乘之机。
如果更深层次的分析，人民币似乎是遭遇来自不同方面的围攻，试图将中国30来年经济发展的成果逐步蚕食。接下来，生活必需品的涨幅将进一步加剧，市民的购买力进一步下降，国内市场进一步缩小，中国的产能将进一步过剩，最后，必然导致大量的中小企业破产，经济危机说来就来。
真正要化解这场危机，对目前的经济局势来说，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理顺房地产市场的管理体制，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把房价降下来，让城市居民在房价下降的过程中感受中国经济的力量，从而增强对未来的信心。也许，这是目前最应该做的一件事，尽管已经做了一些表面工作。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高房价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中国社会的破坏更是史无前例。也许现在还不必过于悲观，一切都应该有转机。谁都知道中国经济发生了重大问题，就象一辆出现明显故障的高速列车，轰轰隆隆往前飞奔，不知何时将会出轨或者颠覆。有经济学家预言，2008年中国经济将会硬着陆，届时，社会动荡不可避免。

那么，出了这么大的问题，而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呢？
发改委专家马晓河指出：我国正在由某一方面的过剩向全面过剩演变。由于产能过剩，内需不旺，中国产品被迫出口，又导致了大量的贸易摩擦，过分依赖国际市场的风险越来越大。马晓河举例说：中国人向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提供了一双鞋子，可见鞋的产能过剩多少。11月23日，央行副行长苏宁也表示，中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而在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同时，世界平均消费率达78%—79%，比较起来差别之大就如天上和地下。
上面两位，一位是宏观经济的专家，一位是金融权威，但指出的是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因为内需不旺而导致产能过剩，一旦国际市场出现大的风险，中国将有成千上万工业企业面临生存的危险。
让我们再来看看近几年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因是什么：如果总揽中国经济全局就可以发现，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是投资，二是消费，三是出口，可以说这是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但是，在我国的实践中是“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这是问题的表象。为什么中国人会“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呢？明知消费是生产力，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力，这是一个浅显的经济学常识，但是在宏观经济发展的布局上，连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都不顾及了？
再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很有趣的现象：一是地方政府重投资，前几年表现的是“开发区”热，后来是“基本建设”热，再后来就是现在的“房地产”热；二是大中型企业重工业产品出口，不管是上市公司还是民营企业，只要形成了生产规模，眼光都瞄准了国际市场，大到汽车，家电，小到鞋子，袜子，打火机，一古脑出口。就“投资”热而言，高房价圈走了老百姓甚至两代人的财富，还有一代人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就“出口”热而言，贸易顺差继续加剧，贸易摩擦不断增多，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
有经济学家分析，人民币自汇率改革以来升值了5%，现在的状况是有可能2007年一年就要升值5%，相当于前10多年的升值总幅度。那么这个后果是什么呢？许多经济学家讳莫如深，我可以大胆的告诉大家，后果就是人民币大量从不同渠道流出境，国际洗黑钱的势力乘机介入，甚至可以把中国贪官的钱都洗白了。

可以说，在2007年之前，只听说外国人到中国来洗钱，这个局面也将因此而改变，中国人终于到外国去洗钱了。再说得深入一点，就是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被别人悄悄地“盗走”了，而“盗匪?发改委专家马晓河先生的话头上，看看如何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产能过剩的解决之道是刺激消费，而刺激消费的唯一办法就是降低房价。房价不降，中国人对未来的预期必将产生较大的压力而不敢消费，还有一部分成了房奴无钱消费。马晓河先生说，中国工业品利用率有半数低于50%，所以，为了减少风险，必须扩大内需。而内需如何才能扩大呢？
中国居民的消费率是38.2%,世界平均消费率是78%—79%
中国居民平均房价收入比是一比十，世界平均房价收入比是一比
两相对照，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就暴露出来，是高得离谱的房价将中国居民的财富搜刮一空，还拿什么去消费呢？所以中国人的消费率创下了历史新低。有专家预测，中国房价每下降一个点，将为市场一年增加100亿以上的消费，而中国房价从2006年前三季度的综合平均价位上，至少有30%以上的下降空间，也就是说，只要中国房价下降30%，中国市场一年将增加3000亿的消费总额，中国经济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中国民众也从此能过上好日子。
相反，我国要是领导人的决策事物就控制不好这个局面，我国的经济将会崩溃?事打击。我们都清楚我们现在身处的国际环境有多恶劣。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一定要具备打赢两场战争的能力，一是军事战争，二是经济战争。
用战争手段夺取别国别人的财富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常见的。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也还能看到。为了保护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以及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中国一定要建设强大的陆军，强大的海军，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天军（太空部队）。
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谁占领了太空这个制高点，谁就掌握了未来战争的主动权。任何太空非军事化的想法，只能是白日做梦！
圣人说得好：落后是要挨打的！中国只有具备了彻底摧毁对手的实力，别人才不敢欺负中国。

同时，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由于国际交流和贸易的全球化，一场新的战争----经济战争，已经取代军事战争，成为当今世界一部分人夺取另一部分人财产的主要手段
1997年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就是经济战争的一个例子。落后的东南亚国家经济受到了重大打击。国际金融炒家以经济手段达到了以往要用战争手段才能达到的目标。
在少迟一点的香港金融保卫战中，时任香港政务司司长的曾荫权和财政司司长任志刚，在中国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用大量外汇储备干预了香港的股票市场。中国中央政府派出了两名央行副行长到香港，要求香港的全部中资机构，全力以赴支持香港政府的扶盘行动。经过几个月的较量，香港政府成功击退了国际金融炒家把香港当作提款机的企图。那次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香港恒指变动1点，期货的买卖就会相差2.3亿港币。
香港金融保卫战虽然过去好多年了，我一直在想，如果没有强大中国做后盾，会不会发生“八国联军”攻打香港的可能呢？毕竟香港政府干预香港股票市场违反了当今国际主流社会的“规矩”。
中国航油（新加坡）在国际石油期货市场损失5亿美元和一位中国国资委职员在伦敦同期投资再次被吃表明中国在金融市场方面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就石油这一项，中国现在每年就要多花几百亿美元。现在是中国需要啥，国际商品市场就涨啥。可以说是“抢你没商量”。
然而，石油等商品的价格对中国经济的危害并不是最严重的。真正可能对中国经济的造成严重危害是人民币汇率体系和不断高涨的房地产市场。

我总觉得有人要以人民币汇率为突破口，搞垮中国的经济，夺取中国人民的经济成果。从要人民币升值和自由浮动的叫喊声中，我好像闻到了军事战争的火药味。
现在有一个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得说法，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由市场来决定。
难道市场是有鬼决定的吗？由市场来决定，听起来挺公平的，大家都有权。但仔细分析一下，世界上有哪个市场不是由少数人操中的呢？让人民币汇率由市场来决定，说穿了就是由他们来决定。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定不要忘记1997年东南亚的金融风暴。现在外资的相当一部分是埋下的伏兵。它们就等美国把中国的门撞开（人民币汇价自由浮动），把人民币捧上天，牟取暴利。
总之，中国一定要建设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的强大的陆军，强大的海军，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天军（太空部队）以应对可能军事战争。同时中国一定要建设热爱国家，具有国际视野，精通国际竟争规则的金融“铁军”以应对经济战争。只有这样，中国的安全，人民的财富才会得到保护！

西方世界给中国设的陷阱：中国卖啥啥跌，中国买啥啥涨。

丁俊晖流了泪，全中国都哭了！

　　许多中国大型公司的总法律顾问并不具有法律专业背景。这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不是律师能否有效管理企业法律事务？但中国目前的答案是———
　　过渡性CLO 
　　
　　吕立山
　　
　　15年-20年前，如果你问一家外国企业的CEO，企业法务部的作用是什么，他可能会半开玩笑地回答是保证他(CEO)不被投进监狱。如果今天你再向同一名CEO提出同样的问题，他的答案可能不变，但这一次，在目睹了一连串高级经理人员锒铛入狱之后，他可不再是开玩笑了。
　　由于同样的原因，15年-20年前，如果你问同一家外国企业的总法律顾问(CLO)，他的作用是什么，他的回答可能是保证法务部为本企业提供最高质量的法律服务。换句话说，他可能更多地将法务部看成只有本企业这一个客户的律师事务所。法务部的工作重点可能就是为交易行为提供法律支持、处理诉讼事务，职能无异于外聘律师事务所，区别只是作为内部成员，法务部对企业业务的了解更多些。
　　但是今天，杰出的总法律顾问会指出，企业法务部门除了提供交易和诉讼支持的传统职能之外，还承担了某种战略管理职能。上述战略管理职能本身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作为高级管理队伍成员参与企业总体战略决策，二是管理预防性法律工作和相关合规事务，如公司治理、法规方面的合规事务以及企业行为规范等等。
　　“职业杀手”变身卓越管理者
　　法律支持职能与传统律师的职能较为相似———只是受企业聘用，帮助企业清除法律障碍，以完成重大交易或与所有诉讼对手抗争的“职业杀手”。为履行这一职能，总法律顾问必须是一名富有经验的律师，具备杰出的法律职业经历和高水平的法律专业技能及法律、商务判断力，能够识别和协助解决企业所遭遇的最具挑战性的法律问题。
　　但在另一方面，就战略管理职能的两方面内容而言，都需要总法律顾问既是杰出的律师，又是卓越的管理人员。可以肯定地说，出色的律师并不一定是出色的管理人员。出色的律师通常非常注重在某项具体交易或案件中取得令人满意的即时结果，而出色的管理人员则须考虑企业长远的管理目标，并关注目标达成的程序。
　　在现代国际企业中，总法律顾问的作用范围及其重要性与日俱增。在与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以及高管层其他成员进行内部讨论时，总法律顾问必须能够提供明确、简要且有利于商业目标实现的法律意见。但其作用非仅止于此。总法律顾问还可以，而且应当，能够在战略讨论中就一般商业问题发表意见。在国际大企业中，总法律顾问在上述关于业务战略的内部讨论中所发表的意见，往往会获得特别的重视。
　　总法律顾问的合规管理职能对管理才能的要求最为明显，因为这一职能直接涉及流程管理问题。在其直接负责的法律风险防范和相关合规管理事务方面，他必须具备与首席执行官或其他业务管理人员不相上下的管理才能。他应该了解企业的经营业务、业务开展方式及主要经营目标和战略目标，能够识别和判断主要法律风险环节，据此决定如何在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应对这些风险。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总法律顾问首先是一名管理人员，当然是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管理人员。
　　显然，由于上述才能需要毕生职业生涯的积累，因此，出色的总法律顾问人才难觅。美国大企业中的总法律顾问平均具有25年的执业经验，享有极其丰厚的薪酬待遇。公司总法律顾问的薪酬可能超过40万美元，而他们股票期权的价值有时会超过其薪酬。
　　
　　非律师出身的中国CLO
　　近年来，国资委着手在大型国有企业推进总法律顾问制度，跨出了意义重大、值得称道的第一步。但是，中国显然还不具备西方国家那样现成的法务管理人才资源。考虑到中国企业法律顾问行业甚至一般律师行业比较短暂的发展历史，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许多中国企业的总法律顾问并不具有法律专业背景。这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不是律师能否有效管理企业法律事务？
　　在由企业内部法律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担任总法律顾问、主要侧重交易和诉讼事务的传统模式中，答案必然是“不能”。但考虑到现代总法律顾问的战略管理职能，答案却变成了“可能”，具体情况取决于个人因素以及管理重点和方法。
　　按照通用电气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大力倡导的理论，企业高级管理层承担着法律风险管理的责任，所有高级管理人员都必须具有高度的法律风险意识。在中国目前情况下，非律师总法律顾问在高级管理团队中对法律问题承担着首要责任。
　　如果由非律师总法律顾问负责建设企业的合规管理基础设施，则充分发挥了他们在企业高级管理队伍中获得的管理才能、经验和威信，而最大限度地回避了其非律师背景的局限和不足。在中国企业法务职能发展的起步阶段，一名管理经验丰富、能够充分理解企业所面临的法律风险的非律师管理人员，可能比一名缺乏管理经验和能力的注册律师或注册企业法律顾问更有价值。有关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企业这一阶段亟须开展的关键工作，而这离不开高级管理层的领导。这种现象在合规管理领域确有先例。金融机构或保险公司中最有效的高级合规人员可能不是律师。
　　值得注意的是，既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富有经验的法律人员在这一阶段的作用仍很关键。大多数情况下，国际企业中的非律师高级合规人员对总法律顾问负责，由后者保证前者制定的合规程序确实符合最基本的法律要求。在目前的起步阶段，中国企业非律师总法律顾问需向外部法律人员征询具有国际标准的法律意见和建议。如果没有上述法律意见或者这些意见不准确，则不论他们在法律风险防范管理体制建设方面的工作如何出色，最终结果必定存在缺陷。
　　当然，上述情形只能是暂时的过渡性安排。中国大型企业，特别是有大量涉外业务的企业，必须将目标设定为培养在法律知识、经验和管理才干方面都不低于外国同行的下一代企业法律人员。这可能要再花费至少十年的时间，同时需要高级管理人员的高度重视，为长期制度发展和队伍建设安排预算资金。否则，中国企业将仍然面临全球市场日益增长的法律风险的威胁。
　　
　　CLO另外几个角色
　　目前，在许多外国企业中，总法律顾问普遍被冠以首席法务官(CLO)的职衔。这是为了反映总法律顾问日益增多的管理职责，同时表明总法律顾问与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一样，属于高级管理队伍中不可或缺的成员。
　　在标准化管理体制中，总法律顾问可能同时承担着管理企业法律事务和内部规则(包括企业行为规范等道德准则)的责任。同样，这种安排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内部道德准则构成基本法律要求的延伸，同时反映社会对企业商业活动的期望。
　　由于总法律顾问或首席法务官同时承担着内部和外部规则方面的合规管理责任，将其职衔改为“首席规则官”也无不妥。我们并非真的希望或建议使用这个职衔，但它的确反映了总法律顾问作用和职责的一个重要方面———负责企业遵守规则。
　　在许多国际大企业中，主管下列事务的集团管理人员直接对总法律顾问负责的做法相当普遍：公司治理及相关的道德规范制度/行业监管方面的合规。
　　在这以前，总法律顾问通常直接监督管理以下传统法律管理职能：知识产权管理/企业秘书管理/合同管理/经营许可、特许权和相关法律事务管理/资产并购和剥离法律事务管理；　　
　　资本市场交易和监管方面的合规管理/财政和财务法律事务管理/环境、健康和安全法律合规管理/诉讼管理。
　　以上各类事务有什么共同之处？所有事务都涉及保证遵守有关法律规定。法律合规的一个方面就是避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以免遭受行政处罚或被追究民事甚至刑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总法律顾问也可被称为“首席责任官”。
　　但合规的另一个方面是创造和保护企业的合法权利，包括有形资产(如房地产)和无形资产(如知识产权)的权利，也包括构成企业重要资产的一切合同权利、许可或特许权。因此，这一职位也可被称为首席权利官。
　　还有一些国际大企业将法务部与风险管理职能合并。这表明，法律风险是构成全部商业和经营风险的核心要素。在法律风险占全部风险中心地位的企业(如某些大型建筑工程企业)中，总法律顾问也可被称为首席风险官。
　　上述职能的合并也反映出法律风险和商业、经营风险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而是盘根错节，难解难分。这又一次证明，称职的总法律顾问必须具备广泛的法律知识和经验以及高度的商业敏感性，以全面地处理所有相关问题。
　　总而言之，将所有这些相辅相成的职能联系起来的因素是，它们都与规则有关。反过来，规则又意味着商业和经营活动的统一性，即遵守规则、不逾越规则的界限等等。这对外部关系和内部管理体制同样适用———规则的适用是双向性的。
　　因此，如果中国大型企业的高级管理团队能够适当、充分地掌握国际标准法务部门的外部和内部规则管理能力，势必对整个企业集团高级管理人员的整体管理权威具有强有力的积极影响。
　　(作者系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主任合伙人，本文编选自《中国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标准化策略报告》2005年12月，标题为编辑所加)
　　
　　管理新知：
　　美国《量刑指南》(Sentencing　Guidelines)———美国法官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时遵循的手册，“有效的合规管理方案”有6大特点。首先，公司必须有书面合规政策，明确禁止贿赂政府官员，并适用于所有雇员、合伙人及代理商。第二，书面政策要告知公司上下所有雇员。第三，合规事务必须有高层监督；防止腐败行为应该是高层管理者的首要任务之一。第四，合规管理方案必须包括对涉嫌违规行为进行监督、审计和报告的规定，并保护举报违规行为的人。第五，公司必须始终如一地执行合规标准；不管牵涉哪个国家，必须同等对待每一宗涉嫌违反公司反腐败政策的行为。第六，公司要对所有可能违反其反腐败政策的行为做出反应。反应方式应该包括对涉嫌违规的行为进行调查，然后根据调查结果处罚违规人员，将该事件上报美国主管机构。如果查出合规管理方案有弱点，还要对其进行修订。
　　———引自Richard　Cassin(美国海陆国际律师事务所(Heller　Ehrman　LLP)新加坡办事处主管)

新华网上海9月21日电 （记者季明　张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21日在此间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说，认为中国的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国至今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是错误的，2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就。

　　李君如说，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提出改革开放，原因在于当时的真理标准讨论造就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和民主政治发展，因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从民主政治推动下起步的。

　　李君如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战略和策略上其实是互相结合的，具体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来推动；民主与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政治体制改革和改善民生与保护公民权利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享受到实际的实惠；基层民主制度和依法治国结合。

　　此外，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将执政党依法治政和参政党依法参政结合起来，完善中国式的政党制度；把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来推动人民民主；把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公民直接监督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公民舆论监督；把选举投票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等。

　　李君如说，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表现出3种走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通过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最终在中国建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体制。

　　他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通过选举和协商两种形式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体制。通过政治改革，完善这样的民主政治制度，将是中国民主政治的走势。

　　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9月21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位中国研究专家和300余位中国学者出席开幕式。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与世界：和谐、和平”。

(来源:搜狐新闻.2006年9月22日)

政经外全面围剿 扶植自由派力量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最近几年俄美两国关系持续恶化，美国一方面不断在民主、能源等问题上狂批俄罗斯，一方面通过加紧向独联体地区渗透。华盛顿的所作所为此起了莫斯科的强烈反感，国家杜马更发表秘密报告，称美国准备从政治、经济和外交等领域全面“围剿”俄罗斯。

围剿：推动俄再次“变天”

　　在今后几年里，无论是民主党人上台，还是共和党人当政，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都会显著恶化。美国将对俄罗斯最高领导层采取孤立政策，并通过安插在左翼-自由派政治联盟中的人，在俄罗斯实施“和平演变”；华盛顿将继续破坏俄罗斯的能源主权，并积极支持俄境内的分裂势力；与此同时，美国将加快吸收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以此破坏俄罗斯在独联体境内的外交努力。

　　这些论点出自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本周散发的一份秘密报告，这份报告全称为《关于美国2006-2008年可能对俄罗斯采取的行动的报告》，由两位资深专家共同完成，他们分别是前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前苏联驻联邦德国大使瓦连京-法林和退役中将、前对外情报局特工根纳季-叶夫斯塔菲耶夫。

　　政治：悄悄谋划“和平演变”

　　对亲白宫人士的态度和评价的分析表明，美国正在有目的地实施一系列方案，以便在2007-2008年间在俄最高领导层内部、以及政治和商界精英中隐蔽实现力量重组，从而“悄悄地”为在俄发起“和平演变”铺好道路。法林和叶夫斯塔菲耶夫预测，美国的“革命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从国际上孤立俄罗斯最高领导层、强力部门高官以及主要商界代表。为此，可能大量披露俄罗斯的腐败丑闻，并且在西方集中做出针对俄最高官员的诉讼决定。

　　第二，通过不承认选举结果的方式，增大俄罗斯领导层的内部政治压力。为此，部分反对派政治家很可能故意破坏选举法，以此向当局挑衅，使当局做出取消其候选人资格的决定。可能扮演这个角色的主要人选，是前总理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

　　第三，利用俄罗斯目前潜在的社会抗议力量。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很可能被利用，成为对俄罗斯实施某些制裁的借口，例如冻结俄罗斯在外国银行中的国家帐户。

　　第四，积极寻找傀儡人物，在保持卡西亚诺夫、卡斯帕罗夫等老牌亲西方势力支持的同时，白宫显然更愿意把赌注压在某些左翼势力与自由派结成的联盟身上。在这方面，华盛顿认为雷日科夫-罗戈津联合最为有利可图。

　　第五，同俄罗斯大财团积极谈判，为反对派寻求财政保障，同时封锁俄罗斯政府的反击行动。

　　第六，通过媒体暗中破坏克里姆林宫政策；通过建立“社会电视台”施加压力；有目的地利用亲西方团体和专家人士。

　　第七，加强对俄罗斯联邦境内分裂进程的支持。为此，很可能重新提出叶利钦的松散联邦理念，甚至还会支持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下游流域、卡累利阿、科米共和国、摩尔曼斯克州、涅涅茨自治区等一系列地区的分裂主义；在更远的将来，还会推动远东和雅库梯的地理、政治和经济分裂。

　　经济：施压破坏俄能源战略

　　在经济领域，美国人的目标主要是破坏俄罗斯的能源战略。

　　国家杜马专家们认为，华盛顿将破坏国际能源供应国只利用俄罗斯管道系统的决定，并要求俄燃料动力综合体必须在有西方企业参加的条件下实现私有化；同时，将积极推动相关输送路线的建设工作，使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能源能够顺利进入欧洲；破坏俄罗斯同中国的能源合作计划。

　　显然，美国不打算拒绝绕过俄罗斯、建设通过外高加索、阿富汗和巴斯斯坦的中亚能源出口设施。为此，华盛顿方面将积极向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国施压，以达到草签建设并使用相关管道的协议。

　　与此同时，美国还将通过揭露黑材料、向参与俄罗斯油气输出计划的公司提起诉讼的方式，达到破坏俄罗斯能源出口格局的目的。

　　外交：破坏俄国际声誉

　　杜马秘密报告的作者还指出，华盛顿试图在国际领域破坏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威信，俄罗斯领导层的对外官方联系减少到最低限度。为此，很可能将俄罗斯赶出大国俱乐部，使G8集团重新变回G7集团。

　　全面加大对俄罗斯-独联体的影响力，直至促使乌克兰和摩尔多瓦退出俄罗斯主导的这一组织。接下来，美国会使白俄罗斯问题更加尖锐，向克里姆林宫的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盟友施压。

　　反击：杜马专家为克宫支招

　　那么，在美国步步紧逼和强大压力下，应该如何挽救俄罗斯政权呢？

　　国家杜马专家认为：克里姆林宫应该提出并实施长期的、民主的现代化战略，并以此作为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主要使命；同时，还要把俄罗斯在独联体内的外交重点转向现实可行的目标，其中包括在排除乌克兰的情况下加强统一经济空间建设，建立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组成的中期前景的“同盟核心”，后期可以吸收乌兹别克斯坦加入；

　　其他重要的建议包括：加强针对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展开广泛而富有成效的反腐败运动。

　　应该指出的是，俄国家杜马秘密报告的出炉，体现了俄罗斯政坛对美国的担心，同时也表明莫斯科不会对华盛顿的行动听之任之。

　　中新网9月21日电 据中国公安部消息，为解决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长期外出务工、经商等人员回原籍办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难的问题，公安部治安管理局近日下发通知，明确长期外出人员办理二代证可由家属代办。

　　通知明确，对长期外出人员所持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尚未到期的，可暂缓换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待其返回常住户口所在地时，公安机关优先为其换证；对长期外出人员在外居住较为集中且返回常住户口所在地有一定困难的，公安机关可以组织专人前往外出人员居住地集中办理人像采集和换证手续，也可以由本人提供近期标准照片，由其家人或亲属持外出人员居民户口簿到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代为办理申领手续。

　　近年来，大量人员离开家乡到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务工、经商，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随着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集中换发工作的开展，大量长期离开户口所在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因来回路费高昂等原因难以回到家乡办理身份证。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在通知中提出了切实解决此问题的措施。(辛文)

        “上百万人从事房地产买卖，人们花超过自己年收入10倍还多的钱买房子，向银行贷款。周末，到处是看房的车队。排队抽号买房的现象随处可见。人人相信：不动产投资一定赚钱，土地价格只能涨不会跌。到最后，人们好像患有‘自我强迫症’，强迫自己加入买卖，觉得大家都在做，自己不做是不是太傻了。买房的人，眼睛眨都不眨，不像买，像抢。地价与房价，就这样被催促着越涨越离谱。”

　　如果不明确地告诉你，这段话是日本丸红商社地产业务负责人井坂忠明，在2006年8月10日，关于198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膨胀情境的描绘，你是否以为，这是一个中国人对最近几年北京、深圳、杭州的讲述？

　　本报记者在日本采访时发现，莎士比亚的名言时常适用于此时中国和彼时日本的比较：只要换上你的名字，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故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读完《拯救日本-泡沫崩溃后的银行危机与华尔街行动》后说，“如果把文章中的主人公更换成一位中国银行家的名字，原来关于日本银行界的叙述，几乎可以不用作大的调整就可以基本适用于中国。”

　　越来越像的泡沫

　　“中国房地产的风险都集中在银行业，这一点与当年的日本非常相似。”日本银行官员福本智之说。

　　他的观点代表了一部分日本经济学家的看法。

　　虽然中国中央银行对银行资金流入房地产，已经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并动用了一连串控制信贷的手段，但部分注重中日经济比较的日本经济学家，还是坚定地认为，相当多数量的银行资金流入了房地产。

　　“泡沫时代”的日本也是如此，商业银行的资金，直接或间接地大量流向房地产领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说，尽管中国房市的资金渠道与日本不完全相同，但是这种倾向值得注意。国外流入的资金和国内的“炒房团”投机房地产的行动，无不隐含着泡沫的危险。

　　福本智之说，现在的中国和1980年代的日本一样，股市规模不成气候，企业大多依靠间接融资，银行的钱，不是流入股市，就是进入房市。

　　返顾1980年代日本泡沫的生成，另一位日本经济学家今井健一，将之归因于大城市房地产不断升值的理论。这个理论在当时闹得轰轰烈烈，与现在的中国大城市房产开发的理论异曲同工，两者都认为大城市面临结构性的开发机会，所以房产会长期维持升值。

　　今井相信，这种理论确实符合中国国情，不像当年的日本那么脱离实际。虽然中国资产市场不如当年日本股市、房市那样疯狂，但中国经济学家依然感觉，今年3月以来一路走高的股市，颇似当年的日本股市预期。房地产市场也一样。去年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升值预期，正在向中等城市扩延。“国八条”、“国六条”之类试图管住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的新政，犹如抽刀断水。

　　制造业投资有限，而财务投资容易获利，大家便会投资资产。投资上升，会带动需求，需求又带动投资收益再上升，如此循环，泡沫就会吹起来。今井健一说：“这就是泡沫经济本质。和现在中国情况有点像。”

　　越来越像的背景

　　1980年代，日本资产泡沫之所以能够吹大，是因为日本政府出台的宽松的货币政策，让企业很容易从银行贷款，得到利率很低的贷款后，又没有好的实业投资，炒股炒房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追根溯源，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出台，则是因为应对日元升值的压力。日元为什么要升值？根源在于日本持续高涨的外贸顺差。最后迫于压力，在1985年9月与欧美签定了“广场协议”。

　　东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日本前经产省官员，曾到外务省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经济参赞的津上俊哉说，研究日本泡沫经济，很多学者注意到了“广场协议”却没有注意到1987年的“罗浮协议”( Louvre Accord)，这个协议使各国央行共同干预汇市的行动到达顶峰，日本为此一直保持了长期低利率政策，这才是泡沫的根源。对日元升值的过度反应成为泡沫经济产生的导火索。

　　魏加宁就此指出，目前的中国经济，与当年的日本的确有相同之处。

　　曾就职于香港汇丰银行、香港上海银行的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说，面对本币的升值压力，对外汇进行持续的大规模的干预，引发流动性过剩，使得货币供应量增加，货币过剩，资金流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中国的现状与1980年代后期的日本是相似的。

　　确如中日两国经济学家所言，中国和美国的摩擦，自2003年美国财政部长访华，提出人民币汇率浮动的要求以来，频频发生。美国将巨额的美中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的汇率制度。去年夏天，一直声称没有时间表的人民币汇率调整迈出第一步。

　　对中国人民币的升值。日本贸易振兴会一位官员说，日本发生泡沫经济的触发点，是日美贸易不平衡导致的“广场协议”。迫于不断加剧的升值压力，日本在“广场协议”中作出日元升值的承诺，两年3个月时间，日元急剧升值了一倍。

　　随后，为了缓和日元升值压力，日本政府采纳了日本著名智囊团提供的前川报告书的建议，其中包括着意于扩大内需。中国国家智囊机构的研究人员，也建议中国政府，确立扩大内需的中长期战略，以应对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泡沫危机。

　　中国民间智囊机构有关人士，对比处于泡沫观察期的中国和泡沫时代的日本，发现中国经济与日本的相似，除了处于压力下的汇率制度外，至少还包括以下两点：

　　宽松的银根。中国经济与日本泡沫年代情况的不谋而合，在于宽松的银根和宽松的信贷。虽然近来有所收紧，但总体而言，中国房地产贷款占总贷款额的比例，近年的态势是增长的。

　　低位的利率。中国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扩大内需而降息，已将基础利率降至历史的最低位。虽然央行自2004年以来持续加息，但中国目前的金融环境，仍然可以用“绝对低利率”概述之。

　　越来越像的心态

　　日本经济界人士称，泡沫年代的日本人的心态，与今天的中国中产阶层人士，颇为相似。

　　说到昔日的日本，有人说，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大幅调整，克服了日元升值带来的经济衰退。整个日本松了一口气，乐陶陶地沉浸在突破日元升值困境后的成功之中，过量资金流入房地产、股票市场，“资产价格膨胀”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鲜有人注意到泡沫正在孕育中。

　　股票和房地产等价格的膨胀通过资产效应，刺激了民众的消费欲望，资金更涌向高尔夫球场会员权证、高级轿车、名牌商品、名人绘画、古董等特殊商品。梵高的《向日葵》拍卖到74亿日元的天价。在游资的追捧中，房地产、股票、名画等商品的价格大幅度偏离其实际价值。

　　日本经济学家说，当时日本人的心理预期非常高，个个认为经济繁荣会持续下去，股市会不断地涨下去，房市像击鼓传花，一直传下去，很多人都是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个个神气地俨然富翁。

　　日本经济学家今井建一说，80年代后期日本人的心态和现在的中国人相似，那时候人们对房地产的心态是：大家拼命买房，担心现在不赶快买将来价格会更高。大家从不怀疑东京将成为世界上最大金融中心的说法，相信地价必然上升。他们的理由似乎很充足：日本国土面积是美国的1/25，人口是它的1/2，上升是必然的。

　　日本陷入到全民幻觉之中。大家都认为，东京将饱和，要建设第二个东京，第三个东京。但泡沫最终破灭，高档开发区，工业开发区，度假村，都陷入困境。好比中国海南的烂尾楼。

　　有观察家声称，沾沾自喜的情绪在中国的中产阶层蔓延，中产阶层人士的心态，与泡沫时代的日本人差不离。外国记者和研究者惊呼中国崛起，中国人一开始将信将疑，慢慢就信以为真。

　　不过，西村吉正，前日本大藏省银行局局长认为，中国民众自信心和1960年代的日本人更为相似，是可以理解的、有益的自信。8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但国民的自信心一直在膨胀，使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心理膨胀的速度拉开了差距。而今天中国人的心理膨胀速度，和经济增长的速度还是匹配的。但对心态的膨胀还是值得中国警惕的。

　　毫不相似的一长串

　　在今日中国昔日日本的对比中，相同点可以列出一长串。同样可以列出一长串的，还有不同点。从不同点出发，使得部分经济界人士对中国会重蹈日本覆辙的可能性，持保留态度。

　　日本经济学家今井建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巴曙松等人纷纷指出，当下中国和泡沫时代的日本，完全处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彼时，日本的城市化、现代化已大功告成，是个非常富裕的国家，人均GDP一度超过了美国。当下中国呢？还只是一个城市化道路上追兵。野村证券研究所一位高级研究人员断言，今日中国较之彼时日本，至少落后了40年。

　　从泡沫经济的症状看，中国和日本有很多不同。在中国金融界朋友众多的福本智之，以增长潜力为例说，198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潜力出现回落的征兆，劳动增长率也出现转折，开始从正增长转为负增长。此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挪移，支撑了经济的高增长，泡沫时代劳动力转移的结束，致使增长的抛物线，迅速走向回落。中国则相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依然很强，虽说中国的统计数据让人怀疑，但你可以到中国大城市的街道上逛逛，亲自感受中国旺盛的消费，充足的增长潜力，一如年轻人强劲的脉搏。

　　福本智之补充说，中国农村劳动力的供给依然充足，中国企业技术水平远低于世界水平，技术进步的空间依然很大。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在分析中国与日本的差异时亦表示，两国产业结构水平不一样，1980年代，日本的产业水平已经达到当时世界前沿，这是今天的中国难以企及的。

　　林毅夫还指出，日本人在1980年代买房，意在投资，而中国人买房，多数还是为了自己居住。

　　日本经济学家木下俊彦在接受本报记者访问时，也不约而同地谈了这一点。他说，日本当时是大多数人有房子，而中国现在是大多数人没有房子，有需求。另外，中国的大城市地价虽然攀升，但西部一些地价是稳定的甚至下降的。

　　此时中国与彼时日本的差异，还可以一直罗列下去：中国的资产规模占GDP比重不足30%，而日本的资产规模则超过GDP的规模；中国的汇率没有像日本那样走自由化道路，中国泡沫的始作俑者是地方政府，日本则是大企业；中国尚不具备当年日本并吞八荒的全球制造能力，对全球贸易影响有限，不会像日本那样树大招风……

　　凡此种种，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都难以作出“中国即将步日本泡沫经济后尘”的预判。

        2006年8月9日，晚10点，从全日空大楼顶层的盘旋餐厅放眼望去，东京湾是一片光的海洋。

　　海已经睡了，波澜不惊。东京湾还没有睡去，人们三五成群地散步，拍照，头顶的高架电车还在楼群丛中穿行。

　　东京湾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战后填沙而成：在过去的60年里，东京湾移土造地2万公顷，直到今天，填海拓地还在继续。

　　上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时期，为缓解东京的人口与交通压力，围绕东京湾规划了临海副都心、幕张新都心、横滨MM21三大滨水开发区，计划建起展示、博览、娱乐、休憩等大型项目。日本政府曾设想把整个东京湾填为陆地，在这里建设一个新首都。

　　然而，这个振奋人心的计划搁浅在了90年代。“新首都”的梦想破灭了。这里建起的高楼大厦，庞大却空旷，毫无人气。气派的工业区沉寂了，有的甚至只修建一半，就撂在那里成了烂尾楼。

　　“多年前地产开发热潮的高楼，在泡沫经济破裂后只能以低价招租。”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介绍说，当时空置的房子太多，在月黑风高的夜里，空荡荡、阴森森的。日本著名作家铃木光司的恐怖小说《暗水幽灵》，就是以当时的东京湾公寓为故事背景的。

　　2001年以后，日本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东京湾又开始了重新建设。办公楼、酒店、公园、展览馆、运动场又纷纷建设起来。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日本经济复苏的象征。

　　“以前计划的重新启动已经有了效果，人气也慢慢旺盛起来。”徐社长说，5、6年前空地很多，显得凄凉、空旷，现在都陆续开发起来，新桥、汐留等地涌起了漂亮的办公楼和商场。

　　东京市区地价、房价经过10多年的调整，目前重新出现上升趋势。多年不见的吊塔又出现在城市中心地段，开始大兴土木。日本许多年轻人以前宁愿住在郊区的住宅也不喜欢住公寓，近来却多有回归市中心居住的想法，因此东京市区出现住宅热销。

　　特别是位于东京湾沿岸的江东区、中央区、港区和品川区的超高层公寓楼，尽管价格相对较高，但由于距离公司云集的商务区以及繁华的商业区较近，加上交通便利，各种服务设施齐全，因此受到国民欢迎，销售火爆。

　　日本石油研究机构的坂本茂树先生就卖掉了东京南部的旧房子，搬进了离东京市中心更近的公寓。“这里到汉语学校和运动中心更加方便，”坂本茂树说：“东京的地价房价明显回升，我担心东京中心的公寓价格还会涨，不如现在下手吧。”

        如果说房地产是经济的晴雨表，那么，日本的经济已经在复苏了。

　　前两年到东京，还少有建筑工地，现在走在东京的丸之内、汐留一些地方，出现了多年少见的建设场面。挖土机、吊车轰隆隆的作业声打破了往昔的沉寂。

　　新改造的高档商业区也人来人往，弥散着热闹的人气。

　　由于日本近年消费启动，根据居民的消费需要，丸之内进行了施工改造。丸之内以前是三菱等大公司聚集的办公区，一到晚上黑灯瞎火，没有什么人，现在则增加了商业区、休闲区的功能，办公楼一层或地下一层都在改造成商店，开始进驻一些世界知名的消费娱乐场所。

　　在汐留，两年前就开始建设一些新楼盘，一个意大利风格的大商场刚刚落成。

　　而偏远些的千叶县，还残存着泡沫经济给房地产业留下的阴影。但是，绕过正从恶梦中醒来的东京湾，进入东京的主要市区，房地产显然已经复活了。热火朝天的建设，灯火通明的商场酒吧，泡沫的影子早已无影无踪。

　　90年代，泡沫从中心市区扩展到边远的地方小镇，而现在，地价房价的复苏也正从中心市区向周遍延伸。

　　日本国土交通省日前发表的全国“公示地价”显示，东京部分地区的地价大幅上涨，整个东京的平均商业和住宅用地价格也出现了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以来的首次上涨。

　　2005年东京主要市区的商务用房空置率已经降到3.6%，东京大手町地区中央商务区的平均租金达到每平方米8000日元(约118日元合1美元)左右，东京车站附近新建成的A级商务用房租金更是高达每平方米2万日元左右。

　　面对如此局面，日本中央银行为防止再次发生房地产泡沫，决定对房地产行业加强检查监督和管理，并已经向商业银行、地方银行等所有金融机构发出通告，要求金融机构每月向中央银行金融机构局等有关部门报告向房地产公司发放贷款的数额、增长率、贷款企业财务状况、抵押物、收益预测等具体情况，并对贷款企业的担保财产价值、贷款利率以及财务状况重新进行评估。

　　如发现不妥之处，日本央行将勒令金融机构采取缩小贷款规模和提高利率等措施来调节资金流向，防止房地产泡沫产生，确保日本金融体系的稳定。

        讲述人：今井建一，经济学家，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我大学毕业两年泡沫经济就破灭了。上个世纪80年代，企业和金融机构对毕业生的需求非常大，找工作非常容易，特别是东京大学的学生非常吃香，几乎每天都能接到企业打来的电话。我的许多同学都分到待遇最好的银行工作，那时候在银行工作是最神气的，令人羡慕。

　　谁会想到，世事难料，泡沫经济破灭后，银行合并倒闭，大量裁员，许多银行的分支机构都撤消了，干部提升的位子也大为减少了。原来按照年工序列制度，可以顺顺当当提拔的，一下子失去了机会。很灰心。

　　我算幸运，分到一家银行工作不久，感觉自己并不合适，就放弃了，去研究机构。现在回头来看，选择是对的，一直比较稳定吧。泡沫经济前后对我的影响不大。对我的家庭影响也不大。我老爸在银行按照年工序列当到理财咨询负责人，工作期间是日本银行日子最灿烂的时期，正好在泡沫经济破灭时候退休了。

　　父亲尽管拥有不少股票，资产一夜之间缩水，幸亏没有借钱。他是上个世纪60年代买的股票，80年代一直攀升，虽然90年代下跌，但比起60年代还是有的赚的。

　　不是大部分人都像我这样幸运。受泡沫经济破灭影响最大的是一般的工人。他们许多是从农村出来，到城市参加工作，学历比较低。高增长时期，制造业企业一线的工作岗位很多，但泡沫破灭时，这些人没有了工作，年纪也大了，变成无家可归的人。如果你去偏远一些的北九州，感触会很深。北九州是钢铁城市，新日铁就在这里。泡沫经济时期，新日铁钢铁业务量缩小，给新日铁配套的中小企业纷纷裁员，结果，北九州市出租车成了一道风景，晚上很多场所出租车排长龙，但坐车的人很少。

　　泡沫经济时期，许多迁到郊外的大企业和学校现在都搬回了东京。房子卖不出去，真要卖了价格损失会很大。毕竟地价下降了。

　　我结婚那一年是1990年。我买了一套40平方米又小又旧的公寓，2000万日元，那正是泡沫经济最繁荣时期，现在400万日元也卖不出去了，没有什么投资价值，只好租出去。好在我当时没有向银行贷款，是向父亲借的钱。

　　现在我住72平方米的房子，一家四口人，还是小些，我还要买房子。现在房价回落了，房产市场刚刚开始活跃起来，买房子的人也多起来了，3000多万日元可以买到很好的房子，与年收入比较，大约相当于5-6年左右的收入。

　　经过这些年的调整，日本企业的年工序列制度、终身雇佣制度都被打破了，收入差距也拉大了。最近，日本一些学校计划免除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学杂费，可是，在东京就有40%的家庭需要减免。

　　这个趋势值得关注。

　　采访手记：急匆匆赶来。落座。立刻进入工作状态。此时已是晚上7点多，今井建一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地铁从离东京很远的千叶县的海滨幕张赶过来。他的工作节奏像打仗。但这是他每天的生活。

　　他是日本有名的学者，但说起话来表情腼腆，语速很慢，一字一板。是那种严谨、谦虚、作风踏实的学者风范。有时候为了选择准确的词语来表达他的意思，他手挠着头发，眼睛一闭，发出长长的“咦，1 du……”，认真思考的样子，像一个纯真的小学生。

　　“80年代后期，日本人的心态和现在的中国人相似。”他说。那时候人们对房地产的心态是：现在不赶快买，将来价格会更高；房地产作为固定资产价值只会越来越高，房价和地价绝对不会降下来。

　　日本国土面积是美国的1/25，人口是1/2，日本人认为上升是必然的。东京将成为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地价必然上升。大家都相信这个说法。

　　今井很注重国民心态与经济的相互影响。他说，当时大家都有这样共同幻想。准确地说，叫“全民幻觉”。然而，在经历了“失去的10年”之后，日本国民已经陷入了丧失信心的心理状态，总觉得邻家的草坪比自家的绿。他们敏感、自尊而自卑。

　　“不过，现在大家的自信心恢复了，又来了热情。”他说。

        讲述人：东吉先生，日本资深媒体人士

　　1989年我大学毕业进入NHK，我可以叫“泡沫年代”的人，但是因为NHK是公共放送，没有什么影响，工资稳定。那时候，野村证券、三一证券、是最火爆的，优秀的大学生都去那里，收入很高。

　　我是大阪人，自己家有一块地，我母亲要卖，我不让卖，认为地价只会越来越高，等等。可是第二年地价就下跌了，我母亲的感觉是比我好，她在最高点卖掉了地。

　　关于土地神话、全民炒股等等话题，我们电视台做过泡沫怎么破灭的节目，也在反省教训。198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世界发生了这么大变化，日本还沉浸在泡沫中，繁荣冲昏了头脑。东京都西新宿厅大楼，泡沫经济时期设计的豪华高档产物，跟巴比伦的塔一样，我叫它泡沫塔。

　　那时侯，为了盖房子，黑社会赶走民众，强拆，一夜就推倒房子。

　　银行最坏。泡沫经济时期，拼命借钱给大家，泡沫破灭的时候又天天催债，债务压的人们无法生存，跳楼的。

　　历史上有荷兰的郁金香泡沫，谁会想到它会像幽灵一样转到日本，“失去的10年”——这10年痛苦得要命。

　　过去，日本证券公司的老板骑着火箭在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出现，我觉得非常神气。结果，谁想到，日本最大的三一证券公司最终还是倒闭了，我很长时间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不是哈佛教授惊呼《日本第一》、日本人写书《日本可以说不》吗？怎么回事？

　　现在，日本人担心中国泡沫破灭，影响日本经济。如果中国崩溃，那么日本也会跟着崩溃，中日经济已经一体化了。

　　中国学者对泡沫的警惕可以理解，因为阻止泡沫出现真是太难了。历史上，平缓地挤碎泡沫的先例从来没有出现过。往往是等大家有了危机感的时刻，正是泡沫破灭的时刻。

　　今年我到中国采访，感觉土地价格暴涨得难以想象。北京、上海也有不少借钱买房的人，不可思议！跑不了了，必死无疑。我的感觉是中国房价、地价泡沫比日本的泡沫一点儿也不逊色。

　　我告诉你：中国泡沫肯定要破灭。泰坦尼克号已经靠近冰山了，难道还浑然不觉吗？

　　中国经济泡沫不仅危险，政治风险更大。中国社会矛盾尖锐，泡沫将触发这些矛盾激化，引发更大的冲击力。

　　外国记者对中国并不了解，不了解中国深层次的问题，只是一味“鼓吹”中国崛起，他们根本不理解中国人所处的状态。

　　我们的经验如果被中国熟视无睹，那真是太可惜了！

　　采访手记：东京亿万富翁横井英树，购买了伦敦郊外的泰姆公园、英国南部的朱比特山、以及苏格兰久负盛名的标志性建筑——格莱乃普城堡和西班牙巴塞罗那郊区的菲尔格拉宫殿。1991年横井英树以4000万美元将被视为纽约心脏与灵魂的帝国大厦收于麾下。

　　虽然已经过去15年，这个昨日的故事依然清晰可辨。对他来说，这个故事，充满传奇，横井英树也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可他破产了！”东吉猛呷口酒，摇摇头。显然，这些回忆对他来说，有些痛苦，尽管他不是主人公。

　　也许这样的经历给他的心灵冲击太大，所以他说，自己看事情变得悲观，对中国的泡沫经济状态，他也表现悲观。

　　“孔子说，要知己知彼，中国不仅要知‘彼’，了解日本的经验教训，而更重要的是知己，了解自己的现状。”他一脸认真地说。

        讲述人：西村吉正，早稻田大学大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科长，前大藏省银行局局长。被视为第一个向泡沫开枪的人

　　回过头来总结日本泡沫经济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不过，我更强调心态因素，是自负导致了日本的泡沫经济。

　　1950年代以后20年，随着家庭实力、企业实力和国家经济实力的逐步走强，日本人的心理逐渐从战败阴影下走出来，变得越来越自信。8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但是国民的自信心一直在膨胀，这是酝酿风险的根源所在。

　　我本人总结，日本可以说经历了两次泡沫。前半段是军事性泡沫，后期是经济领域的泡沫。30年代与中国、美国进行战争，当时的心理泡沫是，“日本一定能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军事泡沫心理也结束了。

　　那时候我刚5岁。

　　对日本人来说，只有经济上一条出路了。让日本人意想不到的是，与军事发展相同，经济发展一样快速。60年代，日本经济最好，70年代，日本GDP赶上了欧洲国家，80年代赶上了强盛的英国。起初，日本心理状态与经济实力相持平，后来就出现了梦幻般的自豪与自负。尤其是日本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的世界恐慌，在其他国家颤颤巍巍的时候，日本成功度过，这更加剧了日本人的自信心。等到1991年，人们意识到心态问题的时候，泡沫破灭了。

　　当时已经有国外的人士告诫过我们，但日本人根本听不进去。

　　作为大藏省银行局局长，我欣慰的是，是我下令让银行破产的；遗憾的是，这样的政策太迟了。

　　无论那时还是现在，都有不少人赞成我让银行倒闭的政策，以及对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立下的功绩。但我认为那是失败的。

　　为什么？

　　因为使10家银行倒闭就足以让人们的心态恢复平静，从幻觉中清醒。但是，我没有料到日本经济那么脆弱，本来希望10家倒闭，结果180家跟着倒闭，不堪一击。我没有控制住破产的势头。

　　中国怎样选择？

　　目前看中国的情况似乎是更注重经济发展，这是符合一般民众的心理。

　　经济发展好的时期往往潜伏着巨大的风险，能否避免危机，部分人已经意识到了，但整个国民是否已经意识到？是否能接受邻国的经验教训？如果你现在问我，中国能从日本的经历中学习到什么，我的回答是，还很难说。

　　采访手记：泡沫时代，这个话题对西村吉正来说，回忆起来是残酷的。在人们像吞下了摇头丸一般近乎疯狂的时刻，西村吉正担任日本大藏省(现在的财政省)高官——银行局局长，他断然下令控制银行信贷总量，宣布让银行倒闭破产。

　　接着，神话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破灭，人们的财富仿佛一夜之间化为泡影。从骄傲、自信、甚至自负到绝望、自卑乃至愤怒，人们将这种愤怒转嫁到了像西村吉正这样的“捅破泡沫者”的身上。尤其是一些与银行千丝万缕的产业界。“是他开的枪！”提到他的名字，这是日本经济界人士的第一反应。

　　有些人认为，他把大家从幻想中唤醒，让银行从死亡中求得新生，他是那个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诚实小孩；有些人认为，是他导致了“硬着陆”，让泡沫破灭得太剧烈冲击太大，这是政策的失误。

　　“他严控银行资金流向房地产，下了猛药，虽说良药苦口利于病，不过也太苦了！有没有更甜一点的药呢？”丸红商社的一位负责人摇着头，像是自言自语， 又像是在对记者说。

　　回忆那时候的政策操作，西村自己的评价是：“我有最欣慰的，也有最遗憾的，欣慰的是我下令让银行破产了。遗憾的是政策实施的太晚了。”

　　采访中，你能深刻感受到他的严谨。他在发表每一个看法的时候，都要举出大量充分的数据事实来论证，逻辑严密；讲到一处，他能随手从书架中抽出自己制作的厚厚的几本资料，全是他整理的剪报、图表、数据、事例。甚至在讲到一些经济现象，他会立刻用手势在空中不断勾画着走势图。

　　总结泡沫经济的历史，从这段历史中分析成败现在成为他主要的工作之一。目前他正带领一个团队，研究泡沫经济之后金融机构倒闭的原因，这是日本政府金融厅委托他的一个重要课题。

        8月17日12点30分,在三越百货公司的大狮子像前,福本智之准时出现。眼前的福本中等个头，有点瘦，但很结实。福本是日本银行的官员，日本银行是日本的中央银行。

　　福本曾在中国大陆生活了四年,在香港生活过一年。他曾在日本大使馆和日本银行北京事务所工作。在日本银行，他负责金融机构稳定运行方面的事务。

　　与周围现代化高楼大厦相比，日本银行的大楼庄重古旧，石墙上隐约泛出淡淡的绿苔，透出历史的沧桑感，显得鹤立鸡群。泡沫经济时期，就是在这里——日本银行受大藏省的干涉，不能完全自由挥动货币政策的大棒，而现在，这里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其独立性受日本银行法的保护。

　　颇有意味的是，10米远处就是著名的东京三越百货公司。在泡沫经济繁荣期，三越百货门前大狮子脚下的土地价格能够买下整个美国好莱坞的土地。从1987年到1990年，东京住宅用地价格年均上涨14.41%、商业用地价格年均上涨15.6%。泡沫经济破灭前的日本，东京的地价等于整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然而，神话破灭如此之迅速，这里也成为泡沫的见证者，以及整个日本经济调整时期的神经中枢。

　　访谈

　　经济观察报：就您的观察，当前中国经济和日本泡沫时期最为想像的地方在哪里？

　　福田智之：从泡沫经济的症状上看,中国和日本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从增长潜力方面比较,日本80年代后半期,经济增长潜力出现回落的征兆,劳动增长率也出现转折,开始从正增长转为负增长,以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支撑了经济的高增长,但80年代劳动力转移结束了，出现回落,依靠引进和模仿的增长模式动力出现衰退的时期,与此相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依然很强,尽管有一些学者对中国的统计数据产生怀疑,但是当你在中国大城市的街上走一圈,你能明显感受到旺盛的消费和充足的增长潜力。中国农村劳动力供给依然充足；中国企业技术水平远低于世界水平,所以技术进步的空间依然很大。

　　当然也有相似的地方:80年代的日本和中国一样，企业大多是依靠间接融资,中国股市规模毕竟还不成气候。所以，股市、房市流入的资金大部分都是银行的资金。

　　当然，中国央行非常警惕银行资金流向房地产，注意控制信贷，但调查的数据显示，中国银行资金还是有相当数量流向房地产。

　　所以，我个人的意见是，房地产的风险都集中在银行业，这一点与当年的日本非常相似。如果银行有非常健全的审查机制和风险控制体系，那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是，中国目前的银行风险控制体系还比较弱，监控力差。即使是目前剥离了旧的不良资产，还可能会产生新的。

　　经济观察报：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挤泡沫最重要的是解决什么问题？中国应从日本的教训中借鉴什么？

　　福田智之：从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的教训看，日本银行只是追求短期利润，而忽视了长期发展，没有料到这带来的后果如此严重。

　　现在，日本银行汲取了教训，通过10多年的改革，拥有了健全的审查机制，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微观层面，对各个项目的审查都有一套严格的制度。比如，用现金贴现法估算今后几年现金流变化，来测算还贷能力。现在，日本的银行越来越重视现金流和未来资产的测算，而在泡沫经济时期，银行贷款过度重视不动产做抵押的价值。

　　宏观层面，比如，采取信用风险统计方法，根据企业的利润收益、财务状况等详细数据，模拟判断企业信用等级，破产概率……从而估算银行承担的信用风险总额。

　　日本从80年代，开始进行了金融自由化，而且是在银行没有完备整套风险管理体制的情况下放宽了金融的业务。企业债券、商业票据被解禁，大企业盛行通过发行大量企业债券、商业票据而获得的资金存为大额定期存款，或是进行股票、投资信托、房地产的投资等，金融交易被不断放大。

　　这个教训，中国应该借鉴。

　　80年代前，日本央行受大藏省干涉，没有完全的独立性。经过改革，日本1997年修改新日本银行法，使日本银行独立于政府，央行具有独立性，这个变化非常重要，因为，政府重视发展，往往忽视通货膨胀，所以，许多国家让央行独立于政府部门。

　　另外，中国的银行改革应该加快步伐。目前中国商业银行的管理在改善，不良资产通过处置也在改善，资产质量变好起来，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四大银行的负责人还是政治家。根本的治理结构有多大变化是令人怀疑的。如果银行没有建立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一旦发生泡沫，破坏力将更大。只不过，中国增长的潜力掩盖了这些缺陷。

　　我个人认为，中国应该利用高增长的时机，加快改革，抢时间。如何防止泡沫经济出现，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金融体制改革加快。

　　比如，前不久，中国审计部门，查出农业银行违规贷款，内部风险控制不够，垂直体系太庞大等问题，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值得警惕。

　　经济观察报：我们现在观察日本，是希望寻求一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中国是否可以避免泡沫经济的出现。您的看法呢？

　　福田智之：中国是否可以借鉴日本泡沫经济的教训，从而避免泡沫经济的出现？我觉得非常难，因为处于泡沫之中是很难评估的。

　　就我个人的理解，我认为中国确实可以从日本的经历中吸取以下教训。

　　比如说，我们先要了解泡沫后遗症会多大，然后采取足够措施，日本的教训是，当时在银行呆账准备金方面，银行处理坏账力度不够，只是暂时缓解了银行的恶化状况，结果又反复恶化，第二次，第三次，这样不断地反复。如果当时就能彻底地处理银行不良资产，恐怕日本不需要10年时间来处置吧，日本银行业为摆脱巨额不良债权的困扰时间成本太大，应该在政策上更果断、更坚决。

　　其实，日本房地产泡沫不是80年代末这一次，60年代也有一次，但总体没有太大影响，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日本正处于高增长时期，轻易摆脱了其后遗症。中国其实更像日本60年代的泡沫时期。中国官方说法也许表现的太乐观，而一些学者也太悲观了，如果没有遇到什么大冲击的话，中国至少还有10多年高增长时期。

　　我个人认为，处于泡沫时期是很难评估的。泡沫发生了不用太担心，因为泡沫是经常发生的，但是要控制，不要吹得太大。中国房地产增长也有正常的需求，不一定是泡沫，比如说现在的城市化需求，农村转移到城市人口也很多，所以要两面看。当然，如何排除不正常的投机是必要的。

　　经济观察报：在您眼中，在防止泡沫或者控制泡沫的过程中，中国最需要关注的是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