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国人都很关心人民币升值这个话题，但又不了解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的真正意图何在，现在鄙人就此浅薄的发表一下我的个人看法！
相信大家对80年代的“日本经济衰退”和90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及“香港的香港金融保卫战”吧！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国际投机集团“美国索罗斯财团”搞的，但是，你就没有想过它背后难道就没有美国政府的支持了吗？下面，我仔细分析一下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你就会明白了。

从1980开始的，特别在1990年和1995年，第一名的美国和第二名的日本之间的GDP差距是多少？日本GDP超过美国GDP的一半！这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次其它国家和美国的经济差距缩小到一半的程度。日本人在欢呼：只要超过美国的GDP，日本就可以恢复“正常国家”了！美国人没有吭声。

按理说，日本还是美国的盟国，其经济也是美国扶持起来的，美国也没有分裂日本的必要（要分裂，二战时就分裂了，也不用等到80-90年代）。美国也不可能对盟国日本使用“颠覆性煽动”，眼看着美国是阻挡不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前景的了！世界各国都在兴奋的期待着日本GDP超过美国GDP的那个“历史性时刻”！日本企业更加疯狂，美国经济的象征——洛克菲勒广场被日本人买下了！美国的精神象征——好莱坞被日本人买了！美国人民的心情一下子掉到了谷底。“世界第一”就快保不住了！美国人民的荣耀感在急剧下滑，民间开始蔓延仇日情绪。

1980年，日本的GDP就快到美国的一半了。有一件事情在1985年发生了，1985年美国拉拢其它五国（7国集团）逼迫日本签署了。以“行政手段”迫使日元升值。其实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日本央行不得“过度”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当时手头有充足的美元外汇储备，如果日本央行干预，日元升不了值。可惜呀，日本是被去了势的太监。美国驻军、政治渗透、连宪法都是美国人帮它度身定做的，想不签广场协议都不可能。

日本最后的结局大家也知道了。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至1988年初.美国要求日元升值。根据协议推高日元，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协议前的1美元兑240日元上升到1986年5月时的1美元兑160日元。由于美国里根政府坚持认为日元升值仍不到位，通过口头干预等形式继续推高日元。这样，到1988年年初，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进一步上升到1美元兑120日元,正好比广场协议之前的汇率上升了一倍。

美国人满足了吗？没有。接着看下去，从1993年2月至1995年4月，当时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贝茨明确表示，为了纠正日美贸易的不均衡，需要有20%左右的日元升值，当时的日元汇率大致在1美元兑120日元左右，所以，根据美国政府的诱导目标，日元行情很快上升到1美元兑100日元。以后，由于克林顿政府对以汽车摩擦为核心的日美经济关系采取比较严厉的态度。到了1995年4月，日元的汇率急升至1美元兑79日元，创下历史最高记录。

日元升值的后果是什么？洛克菲勒广场重新回到了美国人手中，通用汽车在这个广场的一卖一买中净赚4亿美元！日资在艰难度日中大规模亏本退出美国。美国人民胜利了！成功的击退了日本的经济进攻！我们可以从事例中看看1995年之后，日本和美国的GDP之比重新拉开了距离，而且越来越大！

可能有些网友还是没有明白，日元升值怎么啦？跟我们的谈论有什么关系？日元升值，就是美国对日本的一次经济阻击战！成功的把日本20多年的发展财富大转移到了美国去了。

下面我给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

假设我是美国财团，我当然知道1985会发生什么，假设我在1983年吧，我用100亿美元兑换成24000亿日元，进入日本市场，购买日本股票和房地产，日本经济的蓬勃导致股市和房地产发疯一样的上涨，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日元开始升值，到1988年初，股市和房地产假设我已经赚到了一倍（5年才翻一倍是最低假设了），那就是48000亿日元。

这时，日元升值到1:120。我把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在一年中抛售完，然后兑换回美元，那么，就是400亿美元！在5年时间中，我净赚300亿美元！（还是最低假设）。那么日本呢？突然离开的巨额外资就导致了日本经济的崩溃！经济学用词叫“泡沫经济破灭”。这就是日本常说的：“失去的十年”。而我连本带利的400亿美元回到美国，你想一想，美国经济能不旺盛吗？！！日本“失去的十年”，却正是美国“兴旺的十年”！看看我的上表就知道了。

我只是美国财团中的一个，其它财团呢？嘿嘿，而且我的假设还只是到1988年，如果是到1995年，日元升值到1:79，你我能想象美国在这场经济战争的胜利中，到底从日本刮走了多少财富？

美国赚够了，日元现在又重新回到了1:140的位置上，美元的坚挺依然和30年前一样！美元暂时性的贬值，并没有损害到美元的国际地位。这场美日的经济战争，以美国完胜而告终！！

现在各位知道为什么中国要实行国家外汇管制、汇率控制、打压房地产、控制股市、知道为什么中国要保持巨额外汇储备，为什么最近央行又出台了新的房地产贷款规定，为什么中国政府一直要求进出口贸易平衡，为什么要扩展东南亚贸易市场和欧盟市场，为什么要加WTO了。
其实中美之间的经济战争，早就已经开场了，而且来来回回过了几百招了。我们大多数网友还懵懵懂懂的只盯着台海，盯着中亚美军又多了一个军事基地。要知道经济崩溃的灾难远比一场军事战争的后果更严重。军事战争不外乎两种：即“侵略战争”和“卫国战争”。而军事上的“侵略战争”的最终目的就是打垮对方的一切（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达到占领对方领土，进行资源掠夺和控制奴役和剥削对方的国民。

这样的事情中国历史上没有少发生，这里我就不例举事例了。而如今的美国就是以军事上的侵略战争为手段，达到奴役和剥削对方为目的的真实意图（对实力弱小的国家而言），看看如今的“伊拉克”就明白了，美国实际上是侵略占领了伊拉克，控制了伊拉克的石油，以此来满足美国国内巨大的需求量；而对实力强的原苏联（原苏联拥有制对方死地的核力量），美国就只有发动经济进攻来拖垮他们，苏联的分裂就是最好的例子。
也许有的人要说，那是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和当时苏联国内政策导致了原苏联因经济崩溃而解体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进行军备竞赛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当时的美国经济实力比苏联强，所以，美国胜利了而苏联解体了。现在轮到我们了，我国现在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没有冷战时期的苏联强大，相同点是我国同样也拥有毁灭美国的核武器，只是数量少了一点而已。那在这一轮中，就要看我国领导人的智慧了，建立合理的政策来规避风险，保护自己是当务之急（可喜的是，现在我国已经在这样做了）。
可是，美国也没有闲着，而且，作为经济进攻的第一步他们已经早早的迈出了，向美国“凯雷财团”这样的世界性投机财团收购中国的“徐州重工”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多了，在这里我就不一一例举了。他们的目的很明确，控制中国的核心技术，进行世界性的技术垄断，迫使??量。同时乘汇率没有变化之前以美元套取人民币，迫使中国央行大量发行人民币以应付大量的货币兑换需求，为拖垮中国经济打下伏笔。这还是明的进入，暗地里的就更无法统计了。

说到这里，也许有很多人不明白大量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行为与拖垮中国经济有什么关系。在这里，我解释一下：在没有大量美国财团恶意涌入中国用大量美元换取人民币之前，我国的经济形式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实际上，我国发行的人民币的数量远没有我国人民积累的财富数量那么多，??活动就行了，??为印刷货币的成本是很高的。
举个例子：中国有13亿人口，平均每人的财富拥有量为1万元每人，中国总共有13万亿元财富，而现实生活中，每个人不可能把自己的全部财富都带在身上，这里就平均一下，平均每个人身上携带1000元现金（携带量为10%，其实这个量已经是很大了），其余的存在银行，也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的流动现金量（术语为：现金流量）为1千亿元，乘以一定的突变系数，（这里为了便于计算，就理想的取值100%），也就是说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下，中国只要发行2千亿人民币就可以满足本国的经济活动了。

而大量的恶意的国外财团的资金涌入中国，表面上是拉动了我国的经济，是国内的消费量变大，也就是使国内的现金流量的需求变大，这样，我国为了满足大众消费的需求，就会大量印刷和发行人民币来满足这种需求（当年的日本就是这样）。据统计，目前在国际上金融市场上的投资有136万亿美元。
其中只要有1%涌入中国进行投机经营，按现在的汇率，我国就要发行10.895584万亿元人民币（1.36*7.8644=10.695584+0.2=10.895584万亿元），货币的发行总量已经超过了我国现有的外汇储备量（1万亿美元）的10倍，算把中国的全部外汇储备都拿来也难对付对手，此时，我国的国有经济就是负9.895584万亿元，不能算上全中国人民的全部财富，因为，国家经济崩溃了，我们手中的财富也就一文不值了。

如果人民币升值以后，他们再用手头的人民币套取美元，中国国内将会余留大量人民币。那样，国人乃至世界将会对中国失去信心，不再储备和使用甚至抛售手中储备的人民币，使中国的外贸活动受挫，最终导致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对外导致信誉危机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就向40年代的通货膨胀那样一盒火柴要卖几百块。如果我国政府在这次的人民币汇率这件事上决策错误，那么到时中国近30年来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就可能就可能落入他人之手。
最近，国内的经济形式来看，客观的将，形式是不容乐观的。按理说，人民币升值了，也就是说钱值钱了，应该是以前1块钱的东西现在只要9毛甚至是8毛就可以买到了；可是现在的国内形式，除了工资没有涨外其余的都涨了。新华网报道说：自8月份开始，北京市场食用油价格震荡上扬。进入11月份，米价、面价、菜价及副食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攀升。报道认为，是受国际大豆市场价格上扬的影响，导致食用油价格上升。但是，米面跟风而涨，25公斤装的富强粉涨幅达12%以上，500克大米上涨了6分钱。据了解，在上海、广州、深圳粮油等生活必需品已是涨升一遍，并持续一个多月，其中面粉、食用油的最高涨幅分别已达一成和二成。
农副产品涨价说明了我国经济在发展和提高。同时，以农副产品的涨价来增加农民的收入，维护社会的稳定，给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国内环境，对国家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因为中国农民的数量毕竟占了总人口比例的70%以上嘛。
但是，中国的这四大城市生活必需品的涨价决外偶然。持续7个多月的宏观调控并没有稳定房价，相反，导致房价的节节攀升。早有经济学家警告说，地产泡沫将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将引发经济危机。然而，这种声音太微弱，现如今的种种迹象表明，通货膨胀正在步步逼近我们。
对比1996年的东京，1997年的香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大房价居高不下的城市，地产泡沫破灭前的迹象已经显现。试图为了一已私利而继续哄抬房价的地方政府，将迎来经济规律的无情惩罚。因为这一轮的通货膨胀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发出的，可能还不被官方承认，但它实实在在已经来临了。这种处在萌芽状态的通货膨胀选择了一个导致经济危机的最好时机——2007年的元旦和春节前。因此，危害性和破坏性更大。如果有一天方便面也开始涨价时，这场经济危机已无法遏制了。

柴米油盐、水电油汽的轮番涨价和全面涨价，对中国的富豪阶层的正常生活不构成任何影响，但是千千万万的普通市民将要付出更多的财富以维持和原来一样的生活水准，也就是说，中国的高房价，间接地是由普通城市居民来买单，日本的国民是花了15年的时间，香港的市民就是花了14年。那么，中国的城市居民要花多少年呢？
应对即将到来的通货膨胀，国家自然有金融的手段。可是，中国的人民币在国际市场受到美元的攻击，一年之内升值达5%，而且，还有继续升值的空间。中国的贸易顺差将在人民币的升值中逐渐缩小，国际市场的风险已在加剧。而国内市场生活必需品的全面涨价，将直接影响消费。最后，逼迫央行加大人民币的发行量，中国的通货膨胀就此爆发。这种危机也可能近在眼前。
人民币目前在国际货币市场的遭遇是中国汇制改革以来没有过的事，我们目前已经知道美元要干什么？但是，还由不得我们把国际市场的问题解决好，人民币在国内又是这样的尴尬。在不动产涨价的带动下，生活必需品全面涨价，形成了国际与国内两种迥然不同的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市场将走向资本的过度投机。说白了，对内将加剧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对外给资本大鳄可乘之机。
如果更深层次的分析，人民币似乎是遭遇来自不同方面的围攻，试图将中国30来年经济发展的成果逐步蚕食。接下来，生活必需品的涨幅将进一步加剧，市民的购买力进一步下降，国内市场进一步缩小，中国的产能将进一步过剩，最后，必然导致大量的中小企业破产，经济危机说来就来。
真正要化解这场危机，对目前的经济局势来说，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理顺房地产市场的管理体制，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把房价降下来，让城市居民在房价下降的过程中感受中国经济的力量，从而增强对未来的信心。也许，这是目前最应该做的一件事，尽管已经做了一些表面工作。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高房价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中国社会的破坏更是史无前例。也许现在还不必过于悲观，一切都应该有转机。谁都知道中国经济发生了重大问题，就象一辆出现明显故障的高速列车，轰轰隆隆往前飞奔，不知何时将会出轨或者颠覆。有经济学家预言，2008年中国经济将会硬着陆，届时，社会动荡不可避免。

那么，出了这么大的问题，而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呢？
发改委专家马晓河指出：我国正在由某一方面的过剩向全面过剩演变。由于产能过剩，内需不旺，中国产品被迫出口，又导致了大量的贸易摩擦，过分依赖国际市场的风险越来越大。马晓河举例说：中国人向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提供了一双鞋子，可见鞋的产能过剩多少。11月23日，央行副行长苏宁也表示，中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而在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同时，世界平均消费率达78%—79%，比较起来差别之大就如天上和地下。
上面两位，一位是宏观经济的专家，一位是金融权威，但指出的是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因为内需不旺而导致产能过剩，一旦国际市场出现大的风险，中国将有成千上万工业企业面临生存的危险。
让我们再来看看近几年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因是什么：如果总揽中国经济全局就可以发现，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是投资，二是消费，三是出口，可以说这是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但是，在我国的实践中是“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这是问题的表象。为什么中国人会“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呢？明知消费是生产力，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力，这是一个浅显的经济学常识，但是在宏观经济发展的布局上，连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都不顾及了？
再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很有趣的现象：一是地方政府重投资，前几年表现的是“开发区”热，后来是“基本建设”热，再后来就是现在的“房地产”热；二是大中型企业重工业产品出口，不管是上市公司还是民营企业，只要形成了生产规模，眼光都瞄准了国际市场，大到汽车，家电，小到鞋子，袜子，打火机，一古脑出口。就“投资”热而言，高房价圈走了老百姓甚至两代人的财富，还有一代人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就“出口”热而言，贸易顺差继续加剧，贸易摩擦不断增多，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
有经济学家分析，人民币自汇率改革以来升值了5%，现在的状况是有可能2007年一年就要升值5%，相当于前10多年的升值总幅度。那么这个后果是什么呢？许多经济学家讳莫如深，我可以大胆的告诉大家，后果就是人民币大量从不同渠道流出境，国际洗黑钱的势力乘机介入，甚至可以把中国贪官的钱都洗白了。

可以说，在2007年之前，只听说外国人到中国来洗钱，这个局面也将因此而改变，中国人终于到外国去洗钱了。再说得深入一点，就是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被别人悄悄地“盗走”了，而“盗匪?发改委专家马晓河先生的话头上，看看如何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产能过剩的解决之道是刺激消费，而刺激消费的唯一办法就是降低房价。房价不降，中国人对未来的预期必将产生较大的压力而不敢消费，还有一部分成了房奴无钱消费。马晓河先生说，中国工业品利用率有半数低于50%，所以，为了减少风险，必须扩大内需。而内需如何才能扩大呢？
中国居民的消费率是38.2%,世界平均消费率是78%—79%
中国居民平均房价收入比是一比十，世界平均房价收入比是一比
两相对照，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就暴露出来，是高得离谱的房价将中国居民的财富搜刮一空，还拿什么去消费呢？所以中国人的消费率创下了历史新低。有专家预测，中国房价每下降一个点，将为市场一年增加100亿以上的消费，而中国房价从2006年前三季度的综合平均价位上，至少有30%以上的下降空间，也就是说，只要中国房价下降30%，中国市场一年将增加3000亿的消费总额，中国经济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中国民众也从此能过上好日子。
相反，我国要是领导人的决策事物就控制不好这个局面，我国的经济将会崩溃?事打击。我们都清楚我们现在身处的国际环境有多恶劣。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一定要具备打赢两场战争的能力，一是军事战争，二是经济战争。
用战争手段夺取别国别人的财富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常见的。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也还能看到。为了保护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以及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中国一定要建设强大的陆军，强大的海军，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天军（太空部队）。
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谁占领了太空这个制高点，谁就掌握了未来战争的主动权。任何太空非军事化的想法，只能是白日做梦！
圣人说得好：落后是要挨打的！中国只有具备了彻底摧毁对手的实力，别人才不敢欺负中国。

同时，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由于国际交流和贸易的全球化，一场新的战争----经济战争，已经取代军事战争，成为当今世界一部分人夺取另一部分人财产的主要手段
1997年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就是经济战争的一个例子。落后的东南亚国家经济受到了重大打击。国际金融炒家以经济手段达到了以往要用战争手段才能达到的目标。
在少迟一点的香港金融保卫战中，时任香港政务司司长的曾荫权和财政司司长任志刚，在中国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用大量外汇储备干预了香港的股票市场。中国中央政府派出了两名央行副行长到香港，要求香港的全部中资机构，全力以赴支持香港政府的扶盘行动。经过几个月的较量，香港政府成功击退了国际金融炒家把香港当作提款机的企图。那次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香港恒指变动1点，期货的买卖就会相差2.3亿港币。
香港金融保卫战虽然过去好多年了，我一直在想，如果没有强大中国做后盾，会不会发生“八国联军”攻打香港的可能呢？毕竟香港政府干预香港股票市场违反了当今国际主流社会的“规矩”。
中国航油（新加坡）在国际石油期货市场损失5亿美元和一位中国国资委职员在伦敦同期投资再次被吃表明中国在金融市场方面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就石油这一项，中国现在每年就要多花几百亿美元。现在是中国需要啥，国际商品市场就涨啥。可以说是“抢你没商量”。
然而，石油等商品的价格对中国经济的危害并不是最严重的。真正可能对中国经济的造成严重危害是人民币汇率体系和不断高涨的房地产市场。

我总觉得有人要以人民币汇率为突破口，搞垮中国的经济，夺取中国人民的经济成果。从要人民币升值和自由浮动的叫喊声中，我好像闻到了军事战争的火药味。
现在有一个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得说法，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由市场来决定。
难道市场是有鬼决定的吗？由市场来决定，听起来挺公平的，大家都有权。但仔细分析一下，世界上有哪个市场不是由少数人操中的呢？让人民币汇率由市场来决定，说穿了就是由他们来决定。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定不要忘记1997年东南亚的金融风暴。现在外资的相当一部分是埋下的伏兵。它们就等美国把中国的门撞开（人民币汇价自由浮动），把人民币捧上天，牟取暴利。
总之，中国一定要建设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的强大的陆军，强大的海军，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天军（太空部队）以应对可能军事战争。同时中国一定要建设热爱国家，具有国际视野，精通国际竟争规则的金融“铁军”以应对经济战争。只有这样，中国的安全，人民的财富才会得到保护！

西方世界给中国设的陷阱：中国卖啥啥跌，中国买啥啥涨。

丁俊晖流了泪，全中国都哭了！

　　许多中国大型公司的总法律顾问并不具有法律专业背景。这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不是律师能否有效管理企业法律事务？但中国目前的答案是———
　　过渡性CLO 
　　
　　吕立山
　　
　　15年-20年前，如果你问一家外国企业的CEO，企业法务部的作用是什么，他可能会半开玩笑地回答是保证他(CEO)不被投进监狱。如果今天你再向同一名CEO提出同样的问题，他的答案可能不变，但这一次，在目睹了一连串高级经理人员锒铛入狱之后，他可不再是开玩笑了。
　　由于同样的原因，15年-20年前，如果你问同一家外国企业的总法律顾问(CLO)，他的作用是什么，他的回答可能是保证法务部为本企业提供最高质量的法律服务。换句话说，他可能更多地将法务部看成只有本企业这一个客户的律师事务所。法务部的工作重点可能就是为交易行为提供法律支持、处理诉讼事务，职能无异于外聘律师事务所，区别只是作为内部成员，法务部对企业业务的了解更多些。
　　但是今天，杰出的总法律顾问会指出，企业法务部门除了提供交易和诉讼支持的传统职能之外，还承担了某种战略管理职能。上述战略管理职能本身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作为高级管理队伍成员参与企业总体战略决策，二是管理预防性法律工作和相关合规事务，如公司治理、法规方面的合规事务以及企业行为规范等等。
　　“职业杀手”变身卓越管理者
　　法律支持职能与传统律师的职能较为相似———只是受企业聘用，帮助企业清除法律障碍，以完成重大交易或与所有诉讼对手抗争的“职业杀手”。为履行这一职能，总法律顾问必须是一名富有经验的律师，具备杰出的法律职业经历和高水平的法律专业技能及法律、商务判断力，能够识别和协助解决企业所遭遇的最具挑战性的法律问题。
　　但在另一方面，就战略管理职能的两方面内容而言，都需要总法律顾问既是杰出的律师，又是卓越的管理人员。可以肯定地说，出色的律师并不一定是出色的管理人员。出色的律师通常非常注重在某项具体交易或案件中取得令人满意的即时结果，而出色的管理人员则须考虑企业长远的管理目标，并关注目标达成的程序。
　　在现代国际企业中，总法律顾问的作用范围及其重要性与日俱增。在与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以及高管层其他成员进行内部讨论时，总法律顾问必须能够提供明确、简要且有利于商业目标实现的法律意见。但其作用非仅止于此。总法律顾问还可以，而且应当，能够在战略讨论中就一般商业问题发表意见。在国际大企业中，总法律顾问在上述关于业务战略的内部讨论中所发表的意见，往往会获得特别的重视。
　　总法律顾问的合规管理职能对管理才能的要求最为明显，因为这一职能直接涉及流程管理问题。在其直接负责的法律风险防范和相关合规管理事务方面，他必须具备与首席执行官或其他业务管理人员不相上下的管理才能。他应该了解企业的经营业务、业务开展方式及主要经营目标和战略目标，能够识别和判断主要法律风险环节，据此决定如何在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应对这些风险。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总法律顾问首先是一名管理人员，当然是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管理人员。
　　显然，由于上述才能需要毕生职业生涯的积累，因此，出色的总法律顾问人才难觅。美国大企业中的总法律顾问平均具有25年的执业经验，享有极其丰厚的薪酬待遇。公司总法律顾问的薪酬可能超过40万美元，而他们股票期权的价值有时会超过其薪酬。
　　
　　非律师出身的中国CLO
　　近年来，国资委着手在大型国有企业推进总法律顾问制度，跨出了意义重大、值得称道的第一步。但是，中国显然还不具备西方国家那样现成的法务管理人才资源。考虑到中国企业法律顾问行业甚至一般律师行业比较短暂的发展历史，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许多中国企业的总法律顾问并不具有法律专业背景。这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不是律师能否有效管理企业法律事务？
　　在由企业内部法律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担任总法律顾问、主要侧重交易和诉讼事务的传统模式中，答案必然是“不能”。但考虑到现代总法律顾问的战略管理职能，答案却变成了“可能”，具体情况取决于个人因素以及管理重点和方法。
　　按照通用电气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大力倡导的理论，企业高级管理层承担着法律风险管理的责任，所有高级管理人员都必须具有高度的法律风险意识。在中国目前情况下，非律师总法律顾问在高级管理团队中对法律问题承担着首要责任。
　　如果由非律师总法律顾问负责建设企业的合规管理基础设施，则充分发挥了他们在企业高级管理队伍中获得的管理才能、经验和威信，而最大限度地回避了其非律师背景的局限和不足。在中国企业法务职能发展的起步阶段，一名管理经验丰富、能够充分理解企业所面临的法律风险的非律师管理人员，可能比一名缺乏管理经验和能力的注册律师或注册企业法律顾问更有价值。有关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企业这一阶段亟须开展的关键工作，而这离不开高级管理层的领导。这种现象在合规管理领域确有先例。金融机构或保险公司中最有效的高级合规人员可能不是律师。
　　值得注意的是，既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富有经验的法律人员在这一阶段的作用仍很关键。大多数情况下，国际企业中的非律师高级合规人员对总法律顾问负责，由后者保证前者制定的合规程序确实符合最基本的法律要求。在目前的起步阶段，中国企业非律师总法律顾问需向外部法律人员征询具有国际标准的法律意见和建议。如果没有上述法律意见或者这些意见不准确，则不论他们在法律风险防范管理体制建设方面的工作如何出色，最终结果必定存在缺陷。
　　当然，上述情形只能是暂时的过渡性安排。中国大型企业，特别是有大量涉外业务的企业，必须将目标设定为培养在法律知识、经验和管理才干方面都不低于外国同行的下一代企业法律人员。这可能要再花费至少十年的时间，同时需要高级管理人员的高度重视，为长期制度发展和队伍建设安排预算资金。否则，中国企业将仍然面临全球市场日益增长的法律风险的威胁。
　　
　　CLO另外几个角色
　　目前，在许多外国企业中，总法律顾问普遍被冠以首席法务官(CLO)的职衔。这是为了反映总法律顾问日益增多的管理职责，同时表明总法律顾问与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一样，属于高级管理队伍中不可或缺的成员。
　　在标准化管理体制中，总法律顾问可能同时承担着管理企业法律事务和内部规则(包括企业行为规范等道德准则)的责任。同样，这种安排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内部道德准则构成基本法律要求的延伸，同时反映社会对企业商业活动的期望。
　　由于总法律顾问或首席法务官同时承担着内部和外部规则方面的合规管理责任，将其职衔改为“首席规则官”也无不妥。我们并非真的希望或建议使用这个职衔，但它的确反映了总法律顾问作用和职责的一个重要方面———负责企业遵守规则。
　　在许多国际大企业中，主管下列事务的集团管理人员直接对总法律顾问负责的做法相当普遍：公司治理及相关的道德规范制度/行业监管方面的合规。
　　在这以前，总法律顾问通常直接监督管理以下传统法律管理职能：知识产权管理/企业秘书管理/合同管理/经营许可、特许权和相关法律事务管理/资产并购和剥离法律事务管理；　　
　　资本市场交易和监管方面的合规管理/财政和财务法律事务管理/环境、健康和安全法律合规管理/诉讼管理。
　　以上各类事务有什么共同之处？所有事务都涉及保证遵守有关法律规定。法律合规的一个方面就是避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以免遭受行政处罚或被追究民事甚至刑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总法律顾问也可被称为“首席责任官”。
　　但合规的另一个方面是创造和保护企业的合法权利，包括有形资产(如房地产)和无形资产(如知识产权)的权利，也包括构成企业重要资产的一切合同权利、许可或特许权。因此，这一职位也可被称为首席权利官。
　　还有一些国际大企业将法务部与风险管理职能合并。这表明，法律风险是构成全部商业和经营风险的核心要素。在法律风险占全部风险中心地位的企业(如某些大型建筑工程企业)中，总法律顾问也可被称为首席风险官。
　　上述职能的合并也反映出法律风险和商业、经营风险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而是盘根错节，难解难分。这又一次证明，称职的总法律顾问必须具备广泛的法律知识和经验以及高度的商业敏感性，以全面地处理所有相关问题。
　　总而言之，将所有这些相辅相成的职能联系起来的因素是，它们都与规则有关。反过来，规则又意味着商业和经营活动的统一性，即遵守规则、不逾越规则的界限等等。这对外部关系和内部管理体制同样适用———规则的适用是双向性的。
　　因此，如果中国大型企业的高级管理团队能够适当、充分地掌握国际标准法务部门的外部和内部规则管理能力，势必对整个企业集团高级管理人员的整体管理权威具有强有力的积极影响。
　　(作者系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主任合伙人，本文编选自《中国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标准化策略报告》2005年12月，标题为编辑所加)
　　
　　管理新知：
　　美国《量刑指南》(Sentencing　Guidelines)———美国法官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时遵循的手册，“有效的合规管理方案”有6大特点。首先，公司必须有书面合规政策，明确禁止贿赂政府官员，并适用于所有雇员、合伙人及代理商。第二，书面政策要告知公司上下所有雇员。第三，合规事务必须有高层监督；防止腐败行为应该是高层管理者的首要任务之一。第四，合规管理方案必须包括对涉嫌违规行为进行监督、审计和报告的规定，并保护举报违规行为的人。第五，公司必须始终如一地执行合规标准；不管牵涉哪个国家，必须同等对待每一宗涉嫌违反公司反腐败政策的行为。第六，公司要对所有可能违反其反腐败政策的行为做出反应。反应方式应该包括对涉嫌违规的行为进行调查，然后根据调查结果处罚违规人员，将该事件上报美国主管机构。如果查出合规管理方案有弱点，还要对其进行修订。
　　———引自Richard　Cassin(美国海陆国际律师事务所(Heller　Ehrman　LLP)新加坡办事处主管)

新华网上海9月21日电 （记者季明　张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21日在此间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说，认为中国的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国至今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是错误的，2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就。

　　李君如说，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提出改革开放，原因在于当时的真理标准讨论造就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和民主政治发展，因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从民主政治推动下起步的。

　　李君如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战略和策略上其实是互相结合的，具体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来推动；民主与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政治体制改革和改善民生与保护公民权利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享受到实际的实惠；基层民主制度和依法治国结合。

　　此外，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将执政党依法治政和参政党依法参政结合起来，完善中国式的政党制度；把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来推动人民民主；把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公民直接监督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公民舆论监督；把选举投票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等。

　　李君如说，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表现出3种走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通过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最终在中国建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体制。

　　他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通过选举和协商两种形式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体制。通过政治改革，完善这样的民主政治制度，将是中国民主政治的走势。

　　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9月21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位中国研究专家和300余位中国学者出席开幕式。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与世界：和谐、和平”。

(来源:搜狐新闻.2006年9月22日)

政经外全面围剿 扶植自由派力量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最近几年俄美两国关系持续恶化，美国一方面不断在民主、能源等问题上狂批俄罗斯，一方面通过加紧向独联体地区渗透。华盛顿的所作所为此起了莫斯科的强烈反感，国家杜马更发表秘密报告，称美国准备从政治、经济和外交等领域全面“围剿”俄罗斯。

围剿：推动俄再次“变天”

　　在今后几年里，无论是民主党人上台，还是共和党人当政，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都会显著恶化。美国将对俄罗斯最高领导层采取孤立政策，并通过安插在左翼-自由派政治联盟中的人，在俄罗斯实施“和平演变”；华盛顿将继续破坏俄罗斯的能源主权，并积极支持俄境内的分裂势力；与此同时，美国将加快吸收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以此破坏俄罗斯在独联体境内的外交努力。

　　这些论点出自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本周散发的一份秘密报告，这份报告全称为《关于美国2006-2008年可能对俄罗斯采取的行动的报告》，由两位资深专家共同完成，他们分别是前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前苏联驻联邦德国大使瓦连京-法林和退役中将、前对外情报局特工根纳季-叶夫斯塔菲耶夫。

　　政治：悄悄谋划“和平演变”

　　对亲白宫人士的态度和评价的分析表明，美国正在有目的地实施一系列方案，以便在2007-2008年间在俄最高领导层内部、以及政治和商界精英中隐蔽实现力量重组，从而“悄悄地”为在俄发起“和平演变”铺好道路。法林和叶夫斯塔菲耶夫预测，美国的“革命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从国际上孤立俄罗斯最高领导层、强力部门高官以及主要商界代表。为此，可能大量披露俄罗斯的腐败丑闻，并且在西方集中做出针对俄最高官员的诉讼决定。

　　第二，通过不承认选举结果的方式，增大俄罗斯领导层的内部政治压力。为此，部分反对派政治家很可能故意破坏选举法，以此向当局挑衅，使当局做出取消其候选人资格的决定。可能扮演这个角色的主要人选，是前总理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

　　第三，利用俄罗斯目前潜在的社会抗议力量。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很可能被利用，成为对俄罗斯实施某些制裁的借口，例如冻结俄罗斯在外国银行中的国家帐户。

　　第四，积极寻找傀儡人物，在保持卡西亚诺夫、卡斯帕罗夫等老牌亲西方势力支持的同时，白宫显然更愿意把赌注压在某些左翼势力与自由派结成的联盟身上。在这方面，华盛顿认为雷日科夫-罗戈津联合最为有利可图。

　　第五，同俄罗斯大财团积极谈判，为反对派寻求财政保障，同时封锁俄罗斯政府的反击行动。

　　第六，通过媒体暗中破坏克里姆林宫政策；通过建立“社会电视台”施加压力；有目的地利用亲西方团体和专家人士。

　　第七，加强对俄罗斯联邦境内分裂进程的支持。为此，很可能重新提出叶利钦的松散联邦理念，甚至还会支持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下游流域、卡累利阿、科米共和国、摩尔曼斯克州、涅涅茨自治区等一系列地区的分裂主义；在更远的将来，还会推动远东和雅库梯的地理、政治和经济分裂。

　　经济：施压破坏俄能源战略

　　在经济领域，美国人的目标主要是破坏俄罗斯的能源战略。

　　国家杜马专家们认为，华盛顿将破坏国际能源供应国只利用俄罗斯管道系统的决定，并要求俄燃料动力综合体必须在有西方企业参加的条件下实现私有化；同时，将积极推动相关输送路线的建设工作，使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能源能够顺利进入欧洲；破坏俄罗斯同中国的能源合作计划。

　　显然，美国不打算拒绝绕过俄罗斯、建设通过外高加索、阿富汗和巴斯斯坦的中亚能源出口设施。为此，华盛顿方面将积极向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国施压，以达到草签建设并使用相关管道的协议。

　　与此同时，美国还将通过揭露黑材料、向参与俄罗斯油气输出计划的公司提起诉讼的方式，达到破坏俄罗斯能源出口格局的目的。

　　外交：破坏俄国际声誉

　　杜马秘密报告的作者还指出，华盛顿试图在国际领域破坏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威信，俄罗斯领导层的对外官方联系减少到最低限度。为此，很可能将俄罗斯赶出大国俱乐部，使G8集团重新变回G7集团。

　　全面加大对俄罗斯-独联体的影响力，直至促使乌克兰和摩尔多瓦退出俄罗斯主导的这一组织。接下来，美国会使白俄罗斯问题更加尖锐，向克里姆林宫的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盟友施压。

　　反击：杜马专家为克宫支招

　　那么，在美国步步紧逼和强大压力下，应该如何挽救俄罗斯政权呢？

　　国家杜马专家认为：克里姆林宫应该提出并实施长期的、民主的现代化战略，并以此作为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主要使命；同时，还要把俄罗斯在独联体内的外交重点转向现实可行的目标，其中包括在排除乌克兰的情况下加强统一经济空间建设，建立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组成的中期前景的“同盟核心”，后期可以吸收乌兹别克斯坦加入；

　　其他重要的建议包括：加强针对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展开广泛而富有成效的反腐败运动。

　　应该指出的是，俄国家杜马秘密报告的出炉，体现了俄罗斯政坛对美国的担心，同时也表明莫斯科不会对华盛顿的行动听之任之。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如同路人与路人的关系。

        中国与美国之也争是如路人之争。美国对于中国，如同一个蛮横的行路人，迎面相撞，美国人看不过眼中国人的行路方向，所以对中国多加指责。希望中国人跟他走，走他的路。言语不合后，他们找到了一个叫朝鲜的场子干了一架，美国人用他们的现代化，和中国的民族不老心打了一个平手。然后相互之间多了点尊重。

　　中国和日本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曾经如同敌我关系。

　　日本人做了上千年中国人的学生，这个学生早就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但苦于一真没有机会。到了近代，中国积弱，政治体制落后，中国人都被对外斗无能，对内斗强悍的政治体制，治理成了绵羊。（这个问题上，我想到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他为了便于自已统治，让武人不管事，结果国家是太平了，但宋朝军事却处处不如人。而中国的统治者，不给人民发言权，对内高压治理，把人民都驯化破绵羊。到国家一但受到外族入侵时，人民在侵略者而前，真的如同绵羊啊。宋朝之于蒙古如此，明之于满族如此，到我们面对日本人的时侯，危险的很，差点儿让日本人，变成了满人第二。中国啊，反思反思啊）日本人欺的就是中国懦弱无能，所以他们想灭了中国，想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部分。所以日本就成了中国近代的第一大敌人。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是敌我之争。

　　中国与俄罗斯

　　中国与俄罗斯之争，有点象时间是门户之争。

　　中国和俄罗斯，与其它国家相比，俄罗斯是让中国吃亏大的国家。在近代，两国互为邻邦。俄罗斯也是和日本一样，剩了中国的积弱，对中国趁火打劫。所以让近代中国在受到西方威胁的同时，更加饱受了来自北方的欺侮。俄罗斯人割去了中国近五分之一的国土，如果国家是一个人的话，少去了身体的五分之一，人还能活吗？

　　与日本人做的美梦相比，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想法都是处于意淫状态，而俄罗斯人对中国的强暴，对成了现实。

　　但是,后来中国从苏联引进了革命,因为引进了俄罗斯的革命，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中国人的本意是想找个兄弟，找个靠山。这个山，列宁在世时，还真的有点阶级兄弟，阶级大哥的样子，但是到斯大林的后期，我看更象个黑帮老大。老大对小弟的支持，是要回报的，所以从前中国的蒙古就这样又一次给分了出去。从中国国土被分割的面积上看，俄罗斯对中国的伤害，远甚于日本。

　　综合近百年的中,美,俄,日关系,我个人认为,美国对中国帮助最大,日本对中国伤害最深,而俄罗斯从中国获益最多.

　　财政成本——远超被减免的所得税本身

    从表面上看，用“两免三减半”的所得税让步换取了外商的直接投资。但实际上，各级财政所付出的代价要远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代价之一是，政府尤其是许多地方政府根据地区和行业的特点在增值税、关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方面也推出了税收返还或优惠的措施。代价之二是，外商投资办厂所获得的地价往往要低于中资企业或市场价格，地方政府既面临着土地粗放经营及可持续利用的问题，又损失了许多应得的土地收益。代价之三是，一些地方政府在水、电价格及部分社会服务收费上也对外商给予优惠。

    以上这些恐怕还不是主要的，财政所付出的最大代价在于“两免三减半”所引起的连带效应：外商投资企业充分利用“重外轻内”的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关联交易和不断设立新的外企来达到逃避税或少缴税的目的；在于内资企业不堪税负和不平等待遇，通过种种手段将中资企业“变性”为外商投资企业，以达到享受税收优惠的目的。

    价格转移——逃避税收的锐器

    从实践中发现的问题看，企业规避税收的手段主要有如下几种：其一，在跨境贸易方面，通过出口高报和进口低报向处于减免税期的企业转移利润，或者是通过出口低报和进口高报使已过减免税期的外商投资企业处于亏损或微利的状态。就前者而言，企业规避的是境外的税收，不是中国税务部门关注的重点，但它往往是洗钱或热钱流入境内的重要渠道。就后者而言，它损害的是中国的税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这一被跨国经营的企业所广泛采用的手段理应成为中国海关和税务部门关注的重点。

    比如河北一家食品公司，2005年主营产品的内销价格为71元/箱，但出口价格仅却为36元/箱；山东一家制药公司通过境外母公司直接定价的方式，将出口产品单价定为比国内同类产品平均价格低40元，以此来减少销售收入、变相将实际利润转移出境。在当前形势下，企业的上述行为不仅会成为资金外逃的通道，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还会成为外国指责中国低价倾销的口实之一。

    其二，在服务贸易方面，外商投资企业通过管理费分摊以及咨询费、技术专利费的转移支付，可以达到向境内或境外企业转移利润的目的。比如河北一陶瓷有限公司，与其香港母公司签订协议，规定每年按其销售收入的32%向境外支付咨询费，仅2005年就支付了804万美元，相当于其当年利润的3倍。深圳一石化有限公司，2003-2005年累计向境外关联企业支付技术转让费、服务费和商标许可费1.6亿元，占总管理费用的56.3%，占未弥补亏损2.6亿元的63%。其服务贸易开支的比重之高确实令人咋舌。

　　资本弱化——虚假亏损的通道

    在资本项目交易方面，企业不仅可以通过股权转让或注册空壳公司的方式，将母公司注册地变更为离岸金融中心等税收优惠地区，并通过关联交易将利润转移到母公司；还可以通过增加股东贷款及资本弱化的手段，尽可能多地汇出债务利息、减少税前利润。国际经合组织对资本弱化的认定标准为企业权益与债务资本之比低于1:1，美国税制对此的认定标准为1:1.5。按照中国现行税法，企业借入外债的应付利息可从企业税前所得中扣除。

    为了达到避税的目的，有些外商投资企业就尽可能多地借入股东贷款，将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之比压至远低于1:1的国际标准，以通过资本弱化的手段造成账面亏损，而实际利润却通过债务利息的方式汇给境外的母公司。

    除了资本弱化外，现在还有许多外商投资企业通过价格转移将实际收益汇往在避税型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的企业，而国内外商投资企业本身却长期处于亏损状态。

    以上这些资本项目交易方式，在造成税收流失的同时，也给中国的外债管理和反洗钱工作带来许多问题。

　　新外企是老外企逃避税收的载体

    境外投资方根据两免三减半的时间段，滚动设立新的外商投资企业，并通过境内新老外企之间或境内外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让老外企亏损、新外企获利则是另一种逃避税收的手段。

    比如某著名的台资食品集团，就有按减免税期不断增设外商投资企业的趋势。该台资的系列企业，设立后头两年的利润特别多；税收减半的三年，利润就显著下滑；全额缴税后，更马上陷入盈亏临界点或亏损状态。而调整新老外商投资企业利润的办法还有前面提到的关联交易手段。如青岛一韩资制鞋有限公司，通过境外母公司操纵进出口价格，以及让老外企承担新外企额外费用的办法，让老外企常年大额亏损、新外企利润率奇高。该集团在税收优惠期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曾高达757%，与经营范围相同的老外企的持续亏损形成了鲜明对照。

　　外企亏损的“奥秘”

    以上这些逃避税办法，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经济全球化及跨境投资的结果。但中国的所得税优惠政策显然使这些手段被应用得更加广泛了，而且很容易带来如下一些乱象：即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的亏损面高达60%，年亏损额逾1300亿元；但另一方面少数外企的利润率却惊人地高，而且大多数外企长亏不倒，许多企业甚至越亏越投资。与此同时，从资金流看，中国目前正处于真假外商的直接投资持续大规模流入的状态；但从产权归属看，却面临着中资企业外资化、资本外逃、洗钱以及境内居民大量到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等许多问题。

    让我们先看一批世界上利润“最丰厚”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案例吧。根据2004年浙江省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的资料，在参加年检的1.6万家样本企业中，净资产收益率在50%以上的高额利润企业有399家，占样本总数2.48%，其当年实现净利润合计8.64亿美元，占样本企业总额的20.83%。这表明，在浙江，占比不足3%的外企，获取了超过两成的利润额，其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高达71.18%，比所有参检企业的平均数整整高了60个百分点。

    在这些高额利润企业中，有348家或87.22%的企业正处于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期。在同年度山东年检资料中发现，成立于2004年7月的一中日合资企业，通过转让定价将原应在日本实现的利润转移到中国，通过将部分原材料成本及厂房租金转嫁给已过税收优惠期的老外企，成功地在当年度就将资本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分别拱高至1106%和92%。宁波某轴承有限公司，虽然成立于2004年，投资款仅75万美元，但当年就实现利润133万美元，资本回报率高达177%。

    以上这些利润特别丰厚的企业，往往对应着一批持续亏损或突然由盈转亏的外商投资企业。如前面提到台资食品集团，虽然其新设立的外企利润率特别高，但同一集团内部生产类似产品的老外企，无论是业务还是损益状态却均出现了集体萎缩的状况。由于有境外母公司或境内关联企业的高额利润支撑着，因此，这些亏损的外商投资企业大多能一直经营下去。而且，为了获取再投资的优惠，许多外企都愿意扩大再投资；为了在减免税期结束后能找到一个可以转嫁利润的载体，部分外商还乐于增设新的外商投资企业。这就使我国出现了外企越亏越投资、累计亏损及投资规模均越滚越大的怪异现象。如浙江嘉兴一公司虽然已连续亏损8年，累计亏损已远超其资本金，但母公司却对其连续增资、增外债。前面提到的深圳某石化企业，通过对关联企业支付服务贸易开支使自己处于长期亏损的状态，但其投资规模同样也是越滚越大。

　　外资“变异”——境内居民变身外资股东

    对中资企业而言，两免三减半所引起的乱象之一就是假外资的大量存在。假外资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在港澳及国外有实体经营的中资企业，出于发展战略的需要，回到国内来创办外商投资企业；第二种是出于海外融资的目的，通过注册海外空壳公司及返程收购，以红筹形式上市的原内资企业；第三种是纯粹出于政策性寻租的目的，到境外尤其是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空壳企业，然后将自己变性为外企的原内资企业。

    由于税收和土地优惠的诱惑力如此之大，因此，第三种形式的假外资目前在中国已非常普遍。时至今日，不仅实行单一低税制的香港成为内资企业注册壳公司的宝地，维尔京、开曼、萨摩亚和百慕大等避税港型的离岸金融中心也日益受到避税者及政策寻租者的欢迎。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维尔京、开曼、萨摩亚已分别成长为中国FDI第2、第7和第9大来源地。在这当中，假外资的比重应该是比较高的。至于全部的FDI中假外资的比重到底有多高，世界银行早在1992年就估计该比重已经达到25%；而许多专家学者则估计，到目前为止假外资的比重应该已超逾33%。

　　重外轻内累积的矛盾日益突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许多负面效应。其一是前面提到的国家税源的长期流失。如果外商采用关联交易及不断增设新外企的方式，那么国家税源的流失就不仅是巨大的，而且还是长期的。其二是对外资过分优惠的风气以及对GDP增幅的痴迷追求，使许多地方政府没有在工伤保护、环境保护以及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方面对外资进行必要的监督。其所导致的后果就是许多蓝领工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不少地方的环境出现日益恶化的迹象。其三是“重外轻内”的政策损害了中资企业的发展潜力，影响了中资银行的竞争力和打消呆帐的潜能，加速了中资企业外资化的进程，为今后的资本实质性外逃埋下了隐患。其四是加剧了对外贸易的不平衡，使中国连续十一年成为国际反倾销的首要对象。在出口贸易中，虽然中资企业的比重有所上升，但外资占进出口贸易的比重仍然在60%左右。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利润最丰厚的品牌、技术和销售环节基本掌握在外商手中，中国居民能拿到的只有少量的加工费；尽管如此，在贸易争端及能源、原材料价格上升过程中中国却是受到不公正指责的少数国家之一。最后，真假外资的不断涌入以及其所连带的外债增加，使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弱化、将境外的利润转移至新外企、假亏的老外企为了弥补流动资金的不足而借入外债、假外资非法从境外购入外汇，以及红筹上市企业调回募集的资金，均会造成正常和非正常资金的大量流入，给国际收支平衡及汇率稳定带来困难。

    为了解决日益突出的矛盾，我们认为，在中资企业已经成长壮大、生态环境正在日益恶化、外汇储备规模庞大以及银行系统的流动性非常充裕的情况下，中国确实应该尽快调整外商投资政策。一方面应逐步推进对外开放进程，另一方面应及早统一中外资企业的税率和税前抵扣标准。由于政局稳定，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很大，因此只要不在税收、土地等方面采取歧视性的政策，就用不着担心外资会逃走。今后，税收优惠应该以产业和技术为导向；无论是中资还是外资，谁具备了规定的条件，谁就应该享受国家给予的优惠。税收方面的差异化政策，应该成为引进先进技术、树立民族品牌、鼓励自主创新、保护环境以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有力手段。

1、天下之事，分合交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夏一统，商周继之，春秋战国乱之；秦一统，两汉继之，三国魏晋南北朝乱之；隋一统，大唐继之，五代十国宋辽金乱之；元一统，明清继之，民国乱之。　　

2、红颜祸水，倾国倾城：　　夏亡于妹喜；商亡于妲己；西周亡于褒姒；吴亡于西施；秦以吕易嬴，赵姬之功；晋牛继马后，光姬之力；唐衰于杨玉环；明亡于陈圆圆；清败于太后慈禧。　　

3、历史有无数的选择，选择在某个人手里：　　秦之李斯，助纣为虐，焚书坑儒；汉之王莽，书生治国，一塌糊涂；唐之安禄山，安史之乱，由盛转衰；宋之王安石，变法维新，由治而乱；明之吴三桂，一己之私，引狼入室；清之袁世凯，卖友求荣，反复无常。　　

4、内忧小人干政，外戚、宦官、后宫；中忧官场腐败，官逼必然民反；外忧民族矛盾，异族虎视耽耽：　　历朝历代之灭亡，无不由此三者起。　　

5、胜者王侯败者贼，历史即是：为胜者歌功颂德、败者落井下石的虚假陈述：　　胜即是刘邦，败即是项羽；胜即是李世民，败即是窦建德；胜即是朱元璋，败即是张士诚；胜是一国之君，败是流贼草寇。　　

6、矫枉总是过正，其实过犹不及：　　秦尚法，汉即尚儒；唐重武轻文，宋即重文轻武；唐宋尚诗词，明清即尚八股。　　

7、越是四分五裂，政治混乱，思想越光辉灿烂；越是大一统，政治稳定，思想越停滞不前：　　前者如春秋战国之百家争鸣，魏晋南北朝之三教合融；后者如秦之焚书坑儒，汉之独尊儒术，明之八股，清之文字狱。　　

8、地域环境左右命运：　　中国自古东临太平洋，北接荒芜人烟的西伯利亚，西北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南为喜马拉雅山，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之内生存，养成了国人含蓄内敛、保守中庸、消极忍耐的农耕性格。故历朝政府皆重农抑商，重伦理文采，轻科技实用；如夏政权在陕西、商政权在河南；西周政权在陕西、东周政权在河南；秦、西汉政权在陕西、东汉政权在河南；隋、唐政权在陕西、北宋政权在河南。五千年文明，有四千年历史皆在农耕最发达的中原地区上演，由此可见，中国一直都是以农耕为主的黄色文明。直到异族蒙古入主中原，定都北京，明清政权才随之坐落于此，中国的农耕地位才逐渐为之动摇。　　当政权东西对峙时，西强而东弱；南北对峙时，北强而南弱。原因也正是在于西和北更接近于游牧民族，两种文化的交融，自然比东南单纯的农耕文化多了一些强悍。然而，每一次异族依靠武力的入侵，又都会被汉文化迅速的同化。　　

9、朝代之初，君强臣强；朝代之中，君强臣弱，朝代之末，君弱臣强：　　如唐之初，君有太宗，臣有房、杜；唐之中，君有玄宗，臣则为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唐末之君不足道也，臣却为虎狼之臣，如朱温之辈。历朝历代，莫不如此，岂有他哉！　　

10、单以武治，刚且易折；单以文治，软弱可欺；文武结合，刚柔兼济，方能长治久安：　　如秦、元所向披靡，却迅速灰飞湮灭，两宋文化鼎盛，却屡被异族欺凌。惟汉、唐重文韬武略，方绵延三四百载，号称盛世，今已不再矣。

“和谐社会”是现在最流行的词汇，不管是说话还是写文章，几乎人人都会在一切机会尽量多使用几次这个词汇。我也不能例外，在上面的文章中无数次地使用过这个词汇，我朴素地认为，如果连二元户籍制度这样明显不公正的公民身份歧视制度都不能取消，那么建立和谐社会无疑是缘木求鱼。因为这一公民身份歧视制度将所有城市中的市民都严格划分为两个等级，这无疑是与和谐社会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然而，和谐社会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所理解的和谐社会与政府所大力宣传提倡的和谐社会是一回事吗？感谢网络，让我很方便地就找到了答案。我从网上找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先生对和谐社会的阐述。2005年6月27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胡锦涛先生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这篇两万字左右的题为“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讲话，详细阐述了和谐社会的理论。

这篇文章分四个部分对和谐社会的理论进行了阐述，在文章的第二部分，特别对这个理论的来源进行了说明。文章说，“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然后文章回顾了人类社会两千多年来中外哲人对和谐社会的种种论述，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所提到的“和为贵”，直到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从1803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发表《全世界和谐》，到1848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显然，和谐社会的理论是对上面这些论述或理论的一种继承和发扬。

文章在第三部分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了比较详细明确的描述，文章说，“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然后文章逐一对这些概念进行了详细的定义，其中对“公平正义”的定义是“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对照这一点，笔者觉得，二元户籍制度显然是严重违反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也构成了目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源。

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中国公民遭受双重的身份歧视，一种是以个人政治身份或家庭出身为依据的政治性“成分歧视”，一种是以出生户籍为依据的经济性户籍歧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成分歧视是主要矛盾，户籍歧视是次要矛盾。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之后，政治性的成分歧视消失，经济性的户籍歧视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在违背公平正义原则的二元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延伸出的一系列有违公平正义原则的二元法规，比如土地管理二元法规、人大代表名额分配二元法规、公民死亡赔偿金二元法规、市民与村民管理二元法规等，将整个社会分割为两大部分，并且从法律上保障了一部分人对另外一部分人的“合法歧视”。尤其严重的是，随着计划经济逐渐被市场经济所取代，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性和趋利性，以及在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无序性，进一步激化了户籍歧视制度所造成的矛盾。

正如胡锦涛先生在文章中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但是，“关键是我们要正视矛盾，找到化解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方法，形成妥善处理矛盾的体制机制，而不能让矛盾积累和发展起来、以致影响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要深刻分析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原因特别是深层次原因，注重从源头上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发生。要认真检查我们的各项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是否切合实际，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着力避免因决策失误和工作不当引起群众不满和抱怨。”

通过本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今日中国几乎所有的社会矛盾问题，要想得到妥善解决，尤其是要想在不违背公平正义的前提下得到妥善解决，无一不可以追溯到不公正的二元户籍制度身上。换句话说，二元户籍制度可以说已经构成了今日中国所有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源头。所以，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们都应该立刻为尽快废除二元户籍制度去努力。

社会最大的不公正是受法律保护的不公正。如果受法律保护的不公正尚且不能得到纠正，那么受权力保护的不公正就更加无法得到纠正。

对于怎样进行社会改革，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但归纳起来，其实也只有两种，一种是激进的，一种是渐进的。比如说，我们的社会主要由三大制度、或者说由三大体系构成，分别是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在这三大体系中，政治体系居于决定的位置，政治体系可以决定选择怎样的经济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所以激进的改革派认为，如果不首先对政治体系进行改革，就不可能成功地进行经济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渐进改革派则认为，正因为政治可以决定选择怎样的经济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所以，在政治体系不变的前提下，同样能对经济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改革，而且，在对经济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进行了改革之后，会反作用于政治体系的改革。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二三十年来的评价，在国际上基本上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几乎都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肯定和赞美，甚至由于中国改革的成功太出乎他们的意外，以至于产生了恐惧，于是引发了此起彼伏的中国威胁论。耐人寻味的是，在国际上一片叫好声中，国内对中国这二三十年改革的评价却意见不一，有说是成功的，也有说是失败的。不但对改革的结果评价分歧，就是对怎样继续改革方面的意见也非常不一致，甚至有要求倒退回改革开放之前的声音。

怎样才能比较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这二三十年的改革结果？笔者认为，其实并不复杂。正如本文前面所说，任何社会都有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这三大部分构成。中国这二三十年来的改革，是在政治体系不变的前提下，主要对经济体系进行了改革，使得中国的整个经济体系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系，逐渐过渡到市场经济体系。所以只从经济体系改革的角度来看，改革是成功的。这个成功体现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初步形成和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以及产值税收的极大增长等方面。尤其是，随着初步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也部分促进了中国的政治体系的改革。

在这一经济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原来的政治体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和进步，但是社会保障体系不但没有得到相应的改革和进步，甚至由于过分优先考虑经济体系的改革，一定程度地还破坏了原来就很不完善、非常薄弱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许多公民享受社会保障的程度比改革开放前还要下降。我觉得，这才是造成今日中国社会不满意的重要原因所在。

因此，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是要在进一步推进和完善经济体系改革的同时，积极展开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只有通过改善社会保障体系，让众多的普通老百姓都能分享经济体系改革的成果和繁荣，才能真正保证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要想真正推动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首先要从消除法律制度上的不公正开始，废除二元户籍制度将是一个标志性选择和最佳的切入点。

中国人骨子里是充满浪漫情怀的，比如我们的古人曾为了买到真正的千里马而花费千金购买过千里马的骨头。如果政府能在权威媒体上公开表达愿意尽快废除二元户籍制度的决心，并诚意征求废除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方案，那么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加成熟可行的户籍改革方案出现在政府的决策者面前。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从废除歧视农民的二元户籍制度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