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时被告谢某某掩面而泣。 刘冠南 摄

16岁少女向母亲要钱买iPad苹果电脑，被拒绝后竟然打骂起来，母亲还手时将女儿意外闷死。

这是今年暑期发生在广州市荔湾区的一起人伦惨剧，母亲谢某某素来被认为是慈母和老实人，案发后被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逮捕，论罪有入狱10年的可能。

究竟是何原因，毁了这样一个家庭？昨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透露出悲剧的原因。庭审中，遇害少女是非不分、唯我独尊的性格被各方证据印证出来。

参加旁听的人们在为少女如此嚣张跋扈所咋舌的同时，也在反思家长为何教育孩子如此失败。

庭审直击▶▷女儿曾拿菜刀砍母亲

昨日，广州荔湾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人伦悲剧。

上午10时，谢某某被法警押入法庭。她失魂落魄地坐下，由法警去掉头罩。记者看到，谢某某双眼浮肿，虽然只有41岁，但是有许多白发，看上去年龄比实际要大很多。从入坐到庭审结束，谢某某始终以泪洗面，多次掩面痛哭。

“我宁肯死了的是我，也不愿孩子受伤。”面对公诉人的提问，谢某某回忆了事发当晚的细节。

“案发当晚，她晚上8点一回家就说，让我赔偿她昨晚的时间损失费900元。”谢某某说，小美还责怪自己偷看了她银行卡的余额和资料，要赔偿5000元“道歉费”。此前，小美要求父母给她买电脑和手机，自己都答应了，因为是实用的东西，但她突然又要5900元，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况且她银行卡里还有6300元。“我说，你今天要5900元，明天就要19000元了。我不能答应。”

“她要5900元不是要买电脑，而是一笔‘赔偿费’。”谢某某说，案发前一晚，孩子回家说办羊城通学生卡需要到指定照相馆照相，但她不愿意去照相，让自己把摄影师带到家里帮她照。自己不可能满足她这样无理的要求，于是就跟她吵了3个小时。

谢某某声音颤抖，带着哭腔说，小美见自己不肯，开始说脏话辱骂，还动手打，用脚踢。“我用手挡她，她就用手扇我脸。她看到桌上有把菜刀，就追着说要砍我。我从背后抱着她，然后用脚把她勾倒在地上，她的头正好倒在之前掉在地上的沙发靠枕上，嘴里不停地骂我，越骂越难听。我当时就很生气，坐在她的腰上，想按住她的头让她不要再说，想教育她。结果她越骂声音越小，最后就没声音了。我很害怕，就马上松手了……

法庭质证▶▷遇害少女顽劣令人咋舌

法庭询问被告人，平日里母女关系如何？

谢某某说，从初一开始就不太好。孩子性格很刚烈很叛逆，初中开始就跟一些家境好的孩子待在一起，经常向家里要钱，还有提各种无理的要求，今年更加厉害。由于夫妇俩收入都不高，没办法满足她对生活的要求。“有时我们满足不了她就不让我进家门。之前还3次将我们寝室的床点着，不准我们用厨房旁的厕所，说用一次要500元。有一次说饿了，要我马上给她煮饭，回来看到没有饭吃，把家里的电饭锅都打烂了。”

“她平时很喜欢上网、网购，买化妆品、补品什么的。经常都在网上买，快递员跟我们都熟了，一来这边不用看就是找我家签收。我每个月给她1700元零花钱，平时在学校的开支都是另给的，她一般20多天就问我要下个月的钱了。还说自己不够聪明，经常买一些补脑的补品。”

法庭询问被告人，孩子那么小怎么会有银行卡？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谢某某答，是在初二时候。她有4个银行卡。因为担心她身上带太多的钱容易丢，每次丢了钱她就让我们赔，不给钱还要打我们。所以我们就给她开银行卡。

谢某某说她在家谁都不怕，在家都是以女儿为中心的。初中前都没有打过她，初中后也很少打她，几乎没有打过。每次都是她动手打我和她爸爸，我们都不还手的。顿了顿又哭着说，我这是第一次还手的。

庭审中，法庭对案件相关的证据进行了质证，由于谢某某案发后自首并被羁押，其丈夫钟某某的证言也被采信。其丈夫的表述与谢某某一致，均称因平时父母溺爱，孩子养成了任性、霸道的性格，经常用狠毒的语言骂父母，稍有不顺则动手打父母。

据了解，案发后，家属一方10多人联名写下求情信，请求法院挽救这个不幸的家庭，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庭审焦点▶▷是故意伤害还是过失意外

法庭辩论阶段，谢某某的辩护律师认为，本案检察机关的定罪有误，应当以过失致人死亡罪来认定此案。

“受害人不顾家里有限的经济收入，威逼父母以满足其虚荣心，长期故意挑起争端，在案发当晚也存在过错。”辩护律师称，此案不是互殴和打架性质，案发时小美先动手打母亲，而被告人只是用挡、抱、推的方式阻止被告人伤害自己。即使是小美倒地以后，被告人的行为也只是为了不让小美继续骂脏话，被告人并无主观伤害的目的，是出于自卫，而非主动攻击。

对此，公诉人则认为，被告人骑在受害人身上，已经处于明显优势地位，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伤害而没有及时停止，这不是自卫，是存有“教育对方”的伤害故意。

公诉人同时认为，鉴于被告人投案自首，可以酌情判处，建议法院依法在3至10年之内进行量刑。

辩护律师则认为，被告人在情绪激动时没有意识到行为的伤害性是很正常的，应该定性为过失，而且鉴于本案的母女关系，不具有其他社会危害性，家属又一致请求轻判，希望法官能尽量从轻或免除处罚，让这个破碎的家庭能重圆。

●南方日报记者 刘冠南 见习记者 毕嘉琪

■案件回溯

今年8月18日20时许，110民警接警赶到荔湾区陈岗路一处民居，在现场发现一名少女倒卧在地，已经死亡，嫌凶向民警自首，正是16岁女孩的母亲谢某某。

据警方调查，当晚谢某某的女儿钟小美（化名）在家中要求母亲给5900元购买苹果电脑，谢某某不同意给钱，母女二人遂发生争吵拉扯，引起互相斗殴。在打斗过程中，谢某某将女儿绊倒在地，女儿倒地时头部刚好埋在一个方形枕头上面，面朝下趴着，因女儿一直在用难听的语言叫骂，谢某某骑在女儿背上，用手按住头部使其无法出声。后见女儿声音越来越小，直至没有声音，谢某某马上放手，并打110和120。

死者钟小美初中毕业后复读一年，今年刚考入越秀区一所不错的高中。

今年10月，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对谢某某提起公诉，按照刑法，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通常“起步刑”为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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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刑案件以及由此而来的死刑废立问题是很难让人心平气和地讨论的。民间讨论涉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针对具体案件,而一旦上了网络,更趋于凸显情绪最激烈的表达；意见双方也缺乏基本的信任,容易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用自己的坚定信念来裁断对方的立场。但这种情况无论好坏,都是我们面对的真实情况,法学界必须正视,力求以建设性的说理方式,避免以意识形态的表态方式或伪装为科学、技术话语的意识形态方式,讨论这类问题。

　　不要简单贬斥死刑

　　我个人认为,首先要正视死刑,而不能简单贬斥死刑。这么说是因为法学界有不少学者,包括许多学法律的学生,都大大低估了死刑的生物基础,自然情感基础,因此也是社会基础。出于善良愿望,即使不把死刑本身视为恶,他们也常常把死刑存废看成一个纯伦理或文化的选择,似乎只要法学界集体努力,自己先相信了,然后就可以说服民众,或是通过强有力的政治领袖的政治决断,就可以废除死刑。

　　不少法律人因此存在着一种基于自身法律知识和法治理想的骄傲和道德优越感,听不出,因此也就谈不上尊重,民众常常以激烈语言和情绪表达他们认定的天理。更糟糕的是,许多法律人也因此没有能力或不愿努力直接面对深深扎根于人们内心的复仇本能。对死刑,他们好像也给了一些理论分析,其实和普通民众一样,差别只是站在了不同立场上表态。当然也有法律人不急于废除,但不是基于对民众的理解和对死刑的相关利弊的分析,只是出于策略考量,他们只是暂时“迁就”民众,而这背后还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或者说,不平等待人的态度。由此带来的必然是在死刑问题上法理的贫困。一遇上引发社会热议的案件,除了表态,法律人从未给出多少令人信服或至少会让人予以考量的理由。

　　就一般的反对死刑而言,法律人给出的理由大致有:其一,断言废除死刑是历史的潮流；其二,作为支撑,列举多少国家已经废除死刑；其三,引证诸如贝卡利亚这样的法学家的废除死刑的言辞；其四,选择性引证某些可疑的研究成果,说死刑没有震慑犯罪的效果；其五,言之凿凿地断言终身监禁比死刑惩罚更严厉；其六,死刑可能错杀人,为避免错杀,就应废除死刑等等。而所有这些理由,无论单独还是结合起来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其实,无论是法学教授或者是普通民众,没有谁真的能看到什么历史潮流,有没有这个潮流可能都是个问题。注意,所谓历史潮流其实是近代人类相信社会不断进步而构建的一个形而上的支撑,即人类将不断趋于完善。问题是如果有人不相信有这个潮流怎么办?信念本身是不可能战胜信念的,除非承载这个信念的人是大多数。但更大的问题是这种历史潮流的说法与这些法律人主张废除死刑的另一个形而上的支撑或基础,自然法、普世价值、人权又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自然法、普世价值或人权这些说法的前提是永恒不变的,而不是不断完善的。因此,这两种理论从骨子里就是不兼容的。由此可见,这些法律人或学者并不在意自己主张的内在逻辑是否统一。由此也可见,他手中的底牌并不是什么历史潮流,而是他的信念或希望。有信念本身也不是问题,只是这样讨论,就惹出了问题:你隐含的居高临下,你的道德优越感,你流露出来的仿佛有同真理的合影,好像同某个领导的合影一样,很容易令普通人反感。事实上,没有多少人来到这个世界是准备严格按照真理生活的——即使我们到目前知道的最确切的“历史潮流”或“自然法”或“真理”之一是每个人最终都将死去,甚至包括整个人类,我们还是会反抗死亡。

　　用某些外国废除死刑来做例子,同样没有必然的说服力。人到了一定年龄后,更多是按照自己的内心感受生活,不是看着别人生活的。我们无法让张国荣的狂热崇拜者成为同性恋,也不可能用世界上异性恋占了绝大多数来说服张国荣变成异性恋。榜样的力量永远是有限的。

　　至于引证贝卡利亚等少数著名法学家的言辞,有说服力吗?除非你认为他有说服力。我还引证孔子和圣经呢,能说服主张废除死刑者吗?贝卡利亚凭着什么就豁免了错误的判断,同真理站到了一起?在这些需要并能够独自获得经验支撑的问题上,一个成年人接受或不接受某个论断常常与论断者的声望无关,有关的更多是这个论断是否符合接受者的感觉和判断；因此接受不接受某个论断都一定是选择性的。不是论断者决定了我们的选择,而是我们的选择决定了谁是我愿意引用的论断者。引证亚里士多德或杰弗逊都不可能让我接受奴隶制,尽管我可能接受甚至钦佩他们的其他论述。

　　死刑肯定不能震慑全部暴力犯罪(反恐也没有杜绝出现新的恐怖分子),甚至不能震慑许多非暴力犯罪(否则怎么会有贪官前赴后继呢)。但问题是有哪种刑罚能震慑所有的暴力犯罪甚或犯罪?坦白地说,这类研究是有的,但都有非常严格的限定条件。只把结论搬过来,把研究者的限定条件全丢一边,这不叫学术,这叫“忽悠”。而且,就算极刑不会减少暴力犯罪,从逻辑上看,收监以及其它刑罚也就肯定不会减少,由此而来的结论,是不是就该废除所有的刑罚。法律人都改唱“让世界充满爱”好了?人类之所以长期使用和保留死刑不可能只是前人错了；如果是错误,那也如尼采所言,它们也已在历史的焙烤中变得坚硬,因无法否证,也无法拒绝,而成为此刻的真理了。

　　是的,有这样的说法“不自由,毋宁死”,但真有这种感觉和信念并能够实践的人一定是少数。真实世界中,更多的人相信和实践的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怎么能让人相信,那些一审被判死刑的人上诉,是要求加重自己的处罚?律师为此上诉,是铁心违反自己的职业伦理呢?而上诉后法院改判无期为死刑并不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如果不是有意欺世,就一定是脑子有问题。

　　至于死刑是否会出现问题,其实是需要司法慎重的考量。但以此作为废除死刑的理由,不成立,以点概面,不合逻辑,是诡辩。吃饭也会噎死人,是否人类应废除吃饭?监禁更容易出错,是否就应当废除监禁:还别说监禁错了可以事后补偿,其实失去自由同失去生命一样,在绝对意义上,都无法补偿。死刑有可能出错,这一点的真正告诫只是,对于死刑的适用必须极为慎重,一定要事实清楚,铁证如山,裁判者一定要不存在合乎情理的怀疑。而这一点在具体案件中是可以做到的。因此,得不出在这些具体案件中应废除死刑,乃至于一概废除死刑的结论。

　　废除死刑基础是怜悯

　　如果真要说废除死刑,其真正的基础其实是怜悯,一个情感的,而至少不全是理性分析的结果。但这种情感并不能独自存在,怜悯的前提是怜悯者自身的绝对安全,居高临下,并且怜悯的对象还一定得是具体的个体。为什么基督教的上帝能怜悯,就因为没人能真正伤害上帝。

　　我之所以这么矫情或叫真儿,首先是想说,在这个死刑存废的问题上,法律人手中并没有能够一锤定音的超级炸弹或精确打击的巡航导弹,有的只是信念,哪怕包装成了学术。我尊重,但不能令我尊敬,这些信念。光有信念不管用。面对汹汹“民意”,面对每个具体个案的事实,法律人得有能力展开体面且有效果的沟通,即使最终没能达成一致。

　　在近年来引发社会热议的一些死刑案中,一些法律人不直接面对普通民众的诉求,把自己的信念隐藏于法律人的技巧之中,一方面指责民众“实质正义”；另一方面又试图用技术性和程序性法律包装自己的“实质正义”,想先在个案免除某个罪犯死刑,借此逐步废除死刑。

　　这类战术有时有效,有些结果也许是有益的。只是,就构建和塑造当代中国社会有关死刑的法律和伦理共识而言,常常不成功。有时还进一步撕裂了社会。结果是,法学界和法律人的某些言说常常得不到民众的足够信任,令一些有理想有追求的法律人很郁闷、很委屈。另一方面,不敢得罪民众,有些法律人就拿法院出气,因为这些法院在某些个案上没接受他们的观点。某些法院因此陷入了双重压力,必须应对前后夹击:民众怀疑法院太容易为法律人所操控,法律人则常常指责法院的判决为民众甚或暴民所胁迫。而在这些个案的社会热议后,有关死刑问题的学理讨论基本上没有推进。攻守双方基本是各自固守自己的道德直觉和信念。

　　其实,就算是法律人的信念都对,法律人还是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必须在这样的现实中推进。什么叫做转型时期,这就是!你不可能指望立法机关或某个领导人下个决心,就废除或大大减少死刑。法学家可以在其他一些方面指责中国还不民主,但在死刑问题上,中国实践的还真的是民主,立法者不可能不考虑中国社会中普通人的信念和感受。反过来,如果死刑废立就在于立法机关或领导人的一言九鼎,这还是民主吗?

　　即使反对死刑的法律人坚信自己恪守的是天理,我认为,首先也必须理解,顽固不化的民众心中恪守的也许同样是天理。法律人一定要能够在这个层面上同普通民众展开对话。在这个对话中,诸如人权和普世价值这些词都是唬人的,不可能让人买账。别说什么为天下立心,也别想着什么为未来立标杆,从现在开始,首先就得裁断眼前的案件。

　　法律人也不可能把所有死刑案中的问题都成功包装为法条主义问题,教义学分析或法律解释问题。近年来不少案件都表明,法律技巧包装只能用于常规的案件,也只能在相对狭窄的法律圈子里,才有效。一旦进入缺乏基本共识,而每个人都有能力判断和表态的领地,就一定会是各说各话,很难交流。最终的结果,不管法律人喜欢不喜欢,我们从近年来的一些涉及死刑的案件中都已看到了,基本是普通民众——有喧嚣的但更多是沉默的——其直觉在引导着并大致规定了法律的裁决。这是中国的普通刑法与民事法律实践和中国法律人必须面对的现实。   北京房产律师，北京刑事律师，北京房地产律师，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北京律师事务所，北京丰台律师，北京海淀律师，北京朝阳律师，北京西城律师，北京东城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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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事发地“绿源连锁超市”大门紧闭

　　25岁的妈妈为何自杀：

　　核心提示

　　●坊间惊闻：她为一袋奶粉自杀

　　●现场查看：相关超市已经关门

　　●家属指责：超市勒索她一万元

　　●老板回应：小偷主动愿赔一万

　　文/图华西都市报记者何文宗

　　10月10日，宜宾天池附近的“绿源连锁超市”发现附近的居民马敏（化名）在超市“偷东西”；10月11日，25岁的马敏被家人发现在家自杀。昨日上午和下午，有网友以“死者的亲属”的名义将事情经过以发帖的形式公布在宜宾本地网站论坛上，顿时引来了关注。

　　这位25岁的年轻妈妈好像并不缺钱到偷奶粉的地步，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又为什么要走上绝路？超市方到底有无责任？华西都市报记者昨日先后采访了马家的家属、超市的总部管理部门、超市老板和政府相关调查部门，试图还原这位女子从“偷牛奶”到自杀的整个轨迹。

　　10月9日

　　给母送青豆

　　9日傍晚，距离马敏家不远的坡地上，有着她娘家经营的养殖场，里面有养殖的鸡、兔、猪等，她带着两个女儿来到这里看望外婆。

　　“当天，她还带着两小孩来了，很高兴。”马敏的母亲周女士向记者介绍。

　　“她还给两个小孩糖吃。”当天晚上，马敏给母亲带了亲戚给的青豆。

　　周女士介绍，自己有3个子女，大女马敏，二女马玉，儿子马金。

　　“她结婚4年了，丈夫现在泸州叙永开工程车。”周女士介绍，马敏婚后，住在娘家，因为娘家的房子比较宽敞。

　　婚后，马敏经常一个人在家，带小孩，弄饭，没上班，所需开支都是丈夫和娘家提供。

　　10月10日

　　让弟弟送钱

　　“快帮我借点钱来，越多越好。”“1000元够不？”“可以，马上送到绿源超市。”10日，正在宜宾县天池附近的马金，突然接到姐姐马敏打来的电话。

　　姐姐马敏，已婚，有两个女儿，小的1岁多，大的3岁左右，大的已经上幼儿园。

　　由于没有上班，马敏每天的事情就是接送女儿上幼儿园，在家照顾孩子。

　　“她让我给她送1000元钱到绿源超市，我身上没有那么多，只好四处借，好不容易筹集齐了1000元。”马金回忆起当天的情况，还很痛心。

　　“我看到她把钱给了绿源连锁超市门口的一个女的，30多岁左右。”马金回忆。

　　10月11日

　　在家中自杀

　　“11日，超市还派人来要过钱。”马敏的姑姑马大姐介绍。

　　“大女儿在上学，当天下午没有人去接孩子，她的父母去接了孩子回到家时，发现马敏已经断气了。”马大姐介绍，家里有明显的药味，医生来都救不了。

　　马大姐介绍，马敏性格比较内向，朋友很少，老实本分，印象中从来没有与邻居发生过争执。

　　晚上，周女士接完小孩回到家时，已经是8点10分左右，马敏被发现躺在床上。

　　“11日晚上6点，她接了10多秒电话，但是没有讲话。”马大姐介绍，最早是学校的老师发现没有人来接小孩，给马敏打电话，电话通了却没人说话。

　　10月13日

　　发网帖求助

　　13日上午和下午，宜宾本地几大网站论坛上分别出现了一篇名为“天池绿源超市工作人员逼死25岁年轻女子，事情起因只是一袋奶粉”的帖子，发帖者以“死者家属弟弟”的名义介绍了事情的经过。

　　记者昨日向其家人证实，他们发帖就是想寻求帮助，查清马敏自杀的缘由。

　　记者专程向宜宾绿源超市管理总部证实，这家位于天池的超市是加盟店，独立法人。随后，记者找到了这家加盟店的负责人郑某，他介绍，马某已经偷过好几次了，是马某自己提出用1万元私了，因此，家属的赔偿要求，他们不能答应，只能走司法途径解决。

　　各方说法还原大概真相

　　网帖说：超市逼死“小偷”

　　昨日上午，一则名为“天池绿源超市工作人员逼死25岁年轻女子，事情起因只是一袋奶粉”的帖子在宜宾本地网站零距离等受到格外关注。

　　昨日下午，该帖子再次出现，增加了更详细的内容。帖子的主人以“死者的弟弟”自称。“我大姐今年25岁，已婚，有2女，2011年10月11日自杀在家。”他介绍，“我大姐和小孩在宜宾绿源超市购物，小女孩仅有1岁半，我大姐用背篼背着小女孩在超市选购食品，小女孩在我姐购物时不小心把奶粉放在背篓里，在结账出超市时，超市收银员发现背篓里的奶粉就认定我姐偷窃，并‘勒索’1万元。”

　　家属说：不相信她会偷东西

　　“我们都不相信她会偷东西。”昨日上午，宜宾天池家园附近的翠屏区西郊街道辖区天池一组，24岁的马金正在为姐姐的离去悲愤，他不相信姐姐会偷东西。

　　马金介绍，姐姐在家带小孩，也不喜欢赌博，家里虽然普通，但是不缺钱。

　　姑姑马大姐介绍，马敏平时很听话，不乱用钱，不可能偷东西。

　　老板说：她自愿赔偿1万元

　　记者来到事发地时，这里大门紧闭。“偷了无数次了。”事发地“绿源连锁超市”老板郑某介绍，“她是旁边的住户，平时比较熟，就是私下解决。”“我们也没有说赔好多，她说赔1万元，目前只赔了1000元。”

　　郑某说：“他们家属要求我们赔偿，我们也没有啥子责任，只有走司法途径。”

　　调查部门：双方纠葛还没有理清

　　“确有此事，双方现在各执一词。”昨日，翠屏区相关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可以确认的是，自杀者的死因主要是服毒自杀，还有割腕的痕迹，但不是致命伤。

　　这名工作人员透露，死者在10日时确实给了超市1000元钱，之间的纠葛现在还没有理清。 北京房产律师，北京刑事律师，北京房地产律师，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北京律师事务所，北京丰台律师，北京海淀律师，北京朝阳律师，北京西城律师，北京东城律师。
 

　　这名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超市方即使有责任，也是间接的，不是直接责任，目前基本可以认定是一起民事纠纷，相关细节问题可能要通过司法途径才能解决。目前，事发地辖区派出所已经介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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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博截图）

　　老爷爷称地瓜微博配图

　　华西都市报记者席秦岭陆阳阳实习生戴璐岭摄影吴小川

　　●架架车上，摆满了地瓜和南瓜。旁边，一位须发皆白、身着蓝布衣服的老爷爷佝偻着身子在称地瓜

　　●网友说：“他（老爷爷）卖得很便宜，他的眼睛又看不清秤，给的量总是感觉很多。大家路过帮忙买一些，好让他早点收摊回家”

　　●“我们都叫他不要做事了，但他停不下来。我们给他钱，他也不要。”小儿子王鹏平说

　　“一只眼睛瞎了大半的老爷爷卖地瓜，很便宜。他看不清秤，量总是给很多，大家路过帮忙买些，好让他早点回家……”

　　配上一张老爷爷佝偻着背称地瓜的图，这则微博一面世，便秒杀了上万网友，在微博世界里爱心激荡。截至昨日，这条微博被转发上万次。

　　10月12日晚，华西都市报记者与老爷爷在他家楼下相见。交谈中，记者得知，老爷爷今年97岁，没读过书，算不清楚账，一生养育了三儿两女。儿女们日子还过得去，其中两个儿子在郫县团结镇永定村修了幢5层楼高的房子。老人说，他是闲不住，不干活会生病，才推起架架车卖菜。

　　一份爱心

　　网友说一定要帮买地瓜

　　10月10日下午2点07分，网友“Dillan-z”发布一则微博：成都广播影视学院老校门，一个眼睛瞎了大半的老爷爷在摆摊，太让人感动了。老爷爷卖的是萝卜还是地瓜？搞不大清楚，吃起来甜甜的，水分很多。老爷爷卖得很便宜，他的眼睛又看不清秤，给的量总是感觉很多。大家路过帮忙买一些，好让他早点收摊回家。要是他给多了，你就偷偷塞点回去，老人家谋生不容易。

　　微博配发了一张图：架架车上，摆满了地瓜和南瓜。旁边，一位须发皆白、身着蓝布衣服的老爷爷佝偻着身子在称地瓜。

　　这条爱心微博被粉丝量大的微博用户推荐后，转发量很快上万次。

　　老爷爷的故事，让网友读出了感动。更多住在附近的网友都表示，一定要去帮忙买地瓜，好让老爷爷早点回家。

　　一个说法

　　老爷爷是“外地有钱人”

　　根据微博提供的信息，华西都市报记者先后两天前往探寻卖地瓜的老爷爷。由于他推车卖瓜流动性强，记者没能见证老爷爷卖瓜的过程。

　　12日下午，一路寻访，记者打听到老爷爷住在郫县团结镇永定村。

　　然而，永定村村委会门卫梁德华给出了另一种说法：“他不是当地人，

　　是有钱的外地人。”梁德华说，这位老爷爷的两个儿子在当地还买了几套房子。

　　梁德华的爱人周善玉说，老爷爷不仅卖地瓜，还卖其他菜。她曾问过老爷爷，“你都这么大一把年纪了，还卖啥子菜嘛？”老爷爷回答她，“在屋头不好耍，还要生病。”

　　一个解释

　　老爷爷还帮儿子卖煤球

　　几经辗转，华西都市报记者找到老爷爷的家。

　　此时，老爷爷的小儿子王鹏平在2楼厨房砌砖。这是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王鹏平说，他装修后用于出租。

　　王鹏平说，他们一家子是乐至县人，父亲叫王永华，身体一直很好，几乎就没吃过药。

　　他们的母亲多年前就已去世。多年来，兄弟姐妹们都在成都周边打工挣钱。10多年前，几兄妹商量，父亲一人在家太孤单，便把他接来与儿女一起住。

　　“我们都叫他不要做事了，但他停不下来。我们给他钱，他也不要。”王鹏平说，大哥今年都70多岁了，此前开了一个蜂窝煤厂。到成都后，父亲帮大哥卖蜂窝煤，每天把蜂窝煤放在架架车上拉着到处走着卖。生意最好时，一天可以卖近400个煤球。

　　去年，大哥的蜂窝煤厂关了，父亲又寻思着卖菜。“天亮了，他就走了，要晚上才回来。”王鹏平说，由于父亲没有手机，他们也很担心父亲在外面的安全，有时候很晚都不见父亲回家，他们还要到处去寻找。

　　对于父亲这么大年纪还卖菜，王鹏平这样认为：在老家乡下，好多八九十岁的老人都要干活。因此，他们并没觉得好了不起。

　　王永华的二儿媳张素容说，几兄妹的日子还过得去，他和王鹏平搭伙在永定村修了一幢5层楼的房子。华西都市报记者留意到，房子都按照三室两厅格局修建而成。张素容家住在3楼和4楼，王鹏平住在2楼和5楼，底楼是车库。

　　“我们管他吃住，他挣的钱都自己存着。”张素容说，她们都不干涉父亲的经济，也不知道他存了多少钱。

　　对话老爷爷

　　“耍起不安逸，跑到起精神好”

　　6点半，天色已暗，老爷爷推着架架车回家了。

　　他一屁股坐在底楼车库外的椅子上，还穿着网友拍下的那件蓝布衣服。衣服看上去有些脏，还有一道近5厘米长的口子。老爷爷说，每天他能卖120斤左右菜，卖不完绝不回家。

　　记者：您怎么走了这么久才到家？老爷爷：我走得慢啊。

　　记者：老爷爷，您年纪这么大，还算得清楚账吗？

　　老爷爷：我没读过书，懂不起。

　　记者：那您怎么收钱啊？会不会亏哦？老爷爷：莫得哈数（四川方言，大意为“不清楚”——编者注）。

　　记者：那您一天下来，能赚多少钱？老爷爷：这个哪有深浅？

　　记者：您眼睛看得清楚秤不？

　　老爷爷：看得到，你看嘛，这是1、这是2……（老爷爷起身拿秤，指着秤上的刻度证明自己能看清） 北京房产律师，北京刑事律师，北京房地产律师，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北京律师事务所，北京丰台律师，北京海淀律师，北京朝阳律师，北京西城律师，北京东城律师。
 

　　记者：有没有想过在家休息，不再出来卖菜了？

　　老爷爷：耍起不安逸，跑到起精神好一些。

　　记者：您准备还要卖好久的菜？

　　老爷爷：莫得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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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权责任法起草人在总结裁判实践经验基础上，首先将“使用人责任”区分为用人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的使用关系和个人之间的使用关系，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的使用关系，“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的使用关系，“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伤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其次，考虑到“劳务派遣”的特殊性，在第三十四条设第二款规定被派遣的工作人员致人损害的责任，“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使用人责任的立法模式

　　关于使用人责任，有两种立法模式：一是德国民法模式。按照德国民法典第八百三十一条的规定，被使用人因执行事务造成他人损害时，原则上应由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但使用人如能证明自己对于被使用人之选任、监督“已尽相当的注意义务”，即可不承担赔偿责任。使用人不承担责任时，受害人仅可请求被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日本民法、瑞士债务法采用德国模式。德国模式，使用人承担责任的根据是有“选任、监督过失”，属于使用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属于过错责任。考虑到社会生活中被使用人大多缺乏赔偿能力，故可以肯定，德国模式对于受害人不利。

　　二是英美侵权法“替代责任”模式。按照英美侵权法，被使用人因执行事务造成他人损害时，应当由使用人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而不考虑使用人对于被使用人之“选任、监督”是否存在过失。使用人是“替代”被使用人承担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替代责任”模式的法理根据，一是“享受利益者负担风险”的法律原则，即所谓“报偿理论”；二是保障受害人能够获得赔偿，即所谓“大钱袋”规则。显而易见，“替代责任”模式能够确保受害人获得赔偿。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使用人多数是现代化企业，其对于雇员之招聘、选任、监督、管理，往往有严格制度。雇员执行事务中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使用人易于举证证明自己对于雇员之选任、监督不存在过失而逃脱责任，最终使遭受损害之他人不能获得赔偿，致使用人责任制度救济受害人的法律目的落空。有鉴于此，我国的侵权责任立法关于使用人责任制度之设计，采用英美法“替代责任”模式，而不采用德国民法模式，无论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工作人员的使用关系或者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均明确规定由使用人承担侵权责任，而不考虑使用人自己是否有“选任、监督过失”。

　　使用人责任的若干问题

　　关于使用人责任的另一个问题是，使用人对于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之后，可否对造成损害的被使用人行使“追偿权”？日本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均规定，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对于被使用人有追偿权。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中，亦有常委建议第三十四条和第三十五条增加关于追偿权的规定。考虑到现代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形，被使用人大多数属于工薪劳动者，依赖工薪收入维持自己和家庭生计，其工薪报酬本来就很低，使用人行使追偿权之结果，往往导致被使用人及其家庭生活陷于困境。因此，即使在法律明文规定追偿权的国家和地区，其裁判实践中也往往严格限制雇主对于雇员行使追偿权。对一些工薪报酬较高的行业而言，使用人行使追偿权仍然有其合理性，自不待言。法律委员会认为，哪些使用关系可以认可追偿权、哪些使用关系不宜认可追偿权，情况比较复杂；即使适宜认可追偿权，其追偿条件如何设置、哪些以“故意”为条件、哪些以“重大过失”为条件、哪些有“一般过失”即可追偿，难以具体规定。故法律委员会决定，本法不就追偿权作一般规定，而将应否认可追偿权及追偿权行使条件，委托人民法院于裁判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处理。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和第三十五条规定，被使用人“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由使用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使用人“非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应当由被使用人自己承担侵权责任，而使用人不承担责任。裁判实践中，应当如何把握“因执行工作任务”与“非因执行工作任务”的界限？侵权责任法所谓“因执行工作任务”，相当于日本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所谓“执行职务”，因此，人民法院判断被使用人是否属于“因执行工作任务”时，可以参考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法院判断是否属于“执行职务”之“行为外观”理论。

　　按照“行为外观”理论，使用人通过使用被使用人而扩展其活动范围，并享受其利益，且被使用人执行职务之范围，非与其交易之第三人所能分辨，为保护交易之安全，被使用人之行为在客观上具备执行职务之外观，而造成第三人损害时，使用人即应承担赔偿责任。所谓被使用人“因执行职务”，不仅指被使用人执行使用人之命令、委托职务本身或者执行职务所必要的行为，即使滥用职务或利用职务上的机会及与执行职务之时间或处所有密切关系之行为，在客观上足以使他人相信被使用人执行职务者，即使是为自己的利益所为之违法行为，均应认定为“执行职务”行为。  北京房产律师，北京刑事律师，北京房地产律师，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北京律师事务所，北京丰台律师，北京海淀律师，北京朝阳律师，北京西城律师，北京东城律师。
 

　　最后需说明的是，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所谓“用人单位”，应解释为包含公、私企业及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在内，因此，本法未专条规定所谓“公务员之侵权行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所谓“公务员之侵权行为”，民法通则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法生效之后，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将取代现行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成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权行为之一般法，而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侵权责任的规定及国家赔偿法均应属于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特别法。

　□梁慧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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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立足我国国情，检察机关无疑是制约监督行政权的最优选择。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受法律规定所限，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刚性不足，且对行政权进行直接监督尚存在理论上的困惑，这些导致了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执法行为的不力局面。针对这些，近年来浙江省一些基层检察机关开始探索扮好监督者角色，创新机制，以静制动，以现有法律监督手段，通过各具特色的行政执法信息库发现、分析线索，主动出击，解决了群众反映最强烈的行政执法过程中腐败、执法不公等问题。几年来的实践表明，这些制度设计对规范行政行为，防止行政权过分集中而产生的弊端，对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行政执法信息库的建立

　　浙江省永康市、义乌市均属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县级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非凡成就的一个缩影，这两个城市曾经存在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犯罪现象也极具代表性。当地检察机关依托建立的行政执法信息库与行政执法统一投诉举报平台，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悄无声息中威慑着违法犯罪分子。同时，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关口前移，以法律监督的方法指引、规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实践证明，他们的做法，正在形成撬动职务犯罪这一巨大黑球的有力杠杆。

　　行政执法信息库，有助于建立职务犯罪惩防长效机制。为破解因检察机关知情渠道欠缺所引发的对行政执法行为监督不力的难题，永康市检察院从2003年开始构建信息库，目前基本涵盖了职务犯罪侦查、预防工作中所需要的基本信息资料。

　　以执法信息库为基础的公民参与平台有利于构建惩防职务犯罪的一体化机制。义乌市检察院推动建设的投诉举报平台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加强对行政行为的外部监督”为定位，主要受理群众对该市机关部门、部分企事业单位工作职责、工作作风等各方面的咨询、投诉、举报、建议等，便于检察机关实时了解每条举报投诉线索处理情况和各行政执法单位办理情况。为配合该平台的运行，该市还创立了“网格化”管理监督机制，即各行政执法机关指定专人负责划定区域内执法对象信息和动态情况的呈报及录入工作。

　　执法信息库机制的意义和价值

　　应该说，行政执法信息库等机制的建立是检察机关立足法律监督本位，有效配置检察权，实施对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制度创新。虽然这些机制还存在改善的空间，但其现实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其一，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决定其可以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督。检察机关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保障公民对于违法的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控告的权利，追究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的人的法律责任。这其中，无疑包括追究行政违法行为的权力；其二，政府行政信息公开是检察机关获得行政执法信息的制度保障。我国的主要行政法，如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均规定了行政公开原则。

　　此外，执法信息库等机制对于检察机关提升法律监督能力的价值在于：首先，执法信息库与公民参与投诉平台的建设，其最大功效就是这种以“静制动式”监督反而有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它没有回归到从前的一般检察监督，而是透过对行政执法信息的筛选、分析，通过甄别行政违法行为的原因而进一步挖掘背后隐藏的职务犯罪线索，进一步威慑了腐败分子，间接起到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进而提高行政效率的作用；其次，有利于整合检察资源，增强内设部门惩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合力，实现以防促查、以查促防的良性互动，既提高了侦查效率、提高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实效性，又有利于节省相对不足的检察资源；最后，公民参与和行政责任“网格化”管理机制能保证信息收集的及时性、全面性、真实性。“网格化”管理监督机制不仅有利于加强问责制，增强执法人员的责任心，也有利于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构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路径

　　首先，应赋予检察机关监督行政行为的法律地位。实践证明，要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减少行政不作为，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因此，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执法的职权。鉴于此，笔者建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修订宪法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在检察机关现有职权的基础上，赋予检察机关监督同级政府有关部门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地位，并通过健全和完善调查机制、纠错机制、弹劾机制及监督保障机制来加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同时赋予检察建议应有的法律强制力来确保监督效果。

　　其次，应完善信息公开有关法律规定。行政执法信息原则上应该对法律监督机关公开。可是，由于我国政府信息定密工作并不规范，较为普遍地存在定密级较为随意、就高不就低的情况。因此，应将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行政执法行为，尤其是行政审批、资源配置、行政执法环节的行政执法行为，设定严格的定密条件，并建立实际可行的解密程序，以保障行政执法信息对检察机关公开。

　　最后，应完善公民参与制度，发挥行政执法信息库功能，以形成惩防职务犯罪的合力。浙江永康、义乌检察机关经验的可取之处，是因为对行政权的完整监督应当包括对行政作为及行政不作为的监督。而行政执法信息库的建立能有效跟踪了解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法活动，检察机关通过监控信息而发挥监督功能，威慑于无形中。针对存在行政不作为的违法犯罪，检察机关建立了公民参与的统一投诉举报平台与网格化行政责任机制，这些措施无形中大大推动了以职务犯罪预防为主轴的建设高效、廉洁政府的“大预防”格局的实现。  北京房产律师，北京刑事律师，北京房地产律师，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北京律师事务所，北京丰台律师，北京海淀律师，北京朝阳律师，北京西城律师，北京东城律师。
 

　　总之，浙江两地检察机关的上述举措，不仅在于提升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与惩治工作的实效，更重要的是通过公民参与投诉平台的建设，使地方党委、政府能够有效防范行政违法行为对公民权益的侵害，化解民怨，息讼息访，从而大大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反腐败系统工作的运行。

　　□何永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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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法教材体例，是指环境法教材所编写内容的具体组织形式，主要包括结构的层级划分和内容的顺序安排。环境法教材体例的设计是环境法教材编写的基础和重点，而环境法教材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环境法教学的质量。因此，开展中国环境法教学研究应该加强对于中国环境法教材体例的研究。　　

　　笔者通过对所收集的自1988年起，至2009年止出版的共计51本各类环境法教材进行统计分析，归纳出如下中国环境法教材体例研究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　　

　　一、环境法教材体例与环境立法的协调　　

　　环境法教材是对环境法的阐释。与环境法学教材侧重于环境法学研究方法的论述不同，环境法教材的重点是环境法的规则的阐释，包括具体规则的说明、规则体系的建构以及规则的比较。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之后，才开始出现环境法教材的编写，例如彭守约、陈汉光编著的《环境保护法教程》（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韩德培编著的《中国环境保护法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5）、《环境保护法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等。因此，环境法教材体例的设计不可能脱离环境立法，而必然反映环境立法的发展，并与之协调。目前，环境法教材体例与环境立法的协调主要集中于如下两个问题：　　

　　（一）如何反映环境立法新发展　　

　　一方面，环境法教材体例设置伴随着环境立法的发展而丰富，但是又必然受制于当时的环境法体系，呈现一定的滞后性。　　

　　以罗典荣主编的《环境法导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和张淑玲、谭柏平主编的《环境资源法》（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两书为例。由于编写之时我国颁布的环境法律、法规较少，尚未形成比较完备的环境法体系，因此前书的体例也较为简单，没有划分总论、分论，而是直接以十六章的篇幅分别介绍了“环境法概述”、“环境法的历史沿革”、“环境法的基本原则”、“环境法的基本制度（一）、（二）”、“环境监测及其立法”、“环境标准”、“环境保护机构及其职责（一）、（二）”、“环境法制中的法律责任（一）、（二）”、“环境调解”、“环境仲裁与环境司法”、“环境意识与环境科教及其立法”、“国际环境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等内容。而后书则划分了“环境资源法总论”、“污染防治法”、“资源保护法”、“国际环境法”四编，除了介绍环境资源法总论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法律责任之外，还根据现有的环境资源立法分别具体介绍了二十多个环境资源法的子部门。　　

　　另一方面，是否将尚未发展成熟的环境立法纳入环境法教材，体现环境法教材的超前性则又存有争议。反对者认为，如果改变环境法教材体例的设置，以法学研究替代立法现实，将尚未发展成熟的环境立法纳入环境法教材，会造成理论认识上不必要的混乱。　　

　　（二）如何划分环境立法子部门

　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统一的“环境法典（环境资源法典）”或者“环境保护基本法”，没有法定的环境立法子部门的划分标准。因此，环境法教材体例实际上反映着教材编写者对于环境立法各子部门的学术梳理和研究成果。

　　首先，针对环境立法各子部门的类别而言，目前各类环境法教材对于“污染防治法”和“资源保护法”这两个子部门的划分和其所包含的具体环境法律、法规的认识较为统一。但是对于如何将若干正在形成的环境法子部门，例如“能源法”、“生态保护法”；新近颁布的环境法律、法规，例如《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城乡规划法》；以及一些逐渐重视的环境保护领域，例如农村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归类纳入环境法教材体例之中则存有很大争议。　

　　代表性的做法包括：1.将其纳入现有环境法教材体例之中，例如在环境法基本制度之中增设“经济刺激制度”、“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制度”等内容，或者是在国际环境法的部分增加“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章节。2.在现有环境法教材体例之外，另行增设相关章节，作为特殊部分处理，例如增设“能源法”、“生态保护法”、“清洁生产法和循环经济法”、“新兴领域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或者“特殊环境保护法”的章节。3.维持旧有环境法教材体例不变，对于形成中的子部门法、新颁环境立法和新兴环保领域不作反映。　　

　　其次，针对环境立法各子部门的顺序而言，目前绝大多数环境法教材采用的是环境法总论、污染防治法、资源保护法和国际环境法的主流编排顺序。这种编排顺序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教材编写过程中的历史习惯，与初期污染防治法发展较强、资源保护法和国际环境法发展较弱的特点有关，与各子部门的内在逻辑顺序关联不大。个别学者则试图按照人类保护及利用环境的行为的逻辑顺序，即“生态保护法”、“资源保护/利用法”、“污染防治法”的顺序排列各子部门内容。　　

　　二、环境法教材体例与环境法教学的配合　

　　环境法教材服务于环境法的教学，因此，环境法教材体例的具体设置要配合环境法教学的实施。环境法教学主要包括环境法教材定位和环境法教学改革两大方面。

　　（一）如何实现环境法教材定位

　　环境法教材体例与环境法教材定位紧密相关，后者主要包括教材的编写目的、适用人群等因素。

　　以是否区分总论、分论作为衡量环境法教材体例繁简程度的一个指标，可以发现：在所调查的51本教材之中，共计有18本教材按照总论、分论的形式进行体例安排，占总数的35%。而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在所有明确以法学学生为适用人群的25本环境法教材之中，共计有10本采取了总、分论的编排体例，占所有采取该体例的环境法教材的56%；而以环境法相关专业，例如环保、农业、旅游等非法学专业的学生，或者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人员为适用人群的环境法教材，在体例的设置上则相对简单。在所有专门为成人高等教育、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继续教育等的环境法科目考试编著的10本环境法教材之中，有半数的教材采用了总分体例；而在针对普通高等院校编写的环境法教材之中，采取总分体例的比例则相对较少。　

　　从体例的详略程度来看，针对法学学生编写的环境法教材更注重教材的全面性和理论性，往往将环境法的所有子部门法均设章节讲述，并且增加大量与环境法相关其他学科的背景知识，例如环境哲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环境经济学等内容。因此这类环境法教材的体例大多显得比较复杂，会采取编、章、节结构，并且章节数量较多。而针对非法学学生编写的环境法教材则比较注重环境法重点内容的介绍，对于其他的相关内容则不予涉及或者仅作简要介绍。这导致该类环境法教材一般仅采用章节二级结构，且章节数量较少。还有一部分环境法教材针对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人员编写。这类教材以实用性为指导，侧重于介绍环境立法的基本行政管理制度，而非环境法子部门的具体内容，并且专门增设环境行政执法的相关篇、章，介绍环境行政执法实务。　　

　　由上可见，具有不同定位的环境法教材在体例设置上千差万别，环境法教材体例的设置服从于编写者对于该教材的定位。因此，在环境法教材多元化的背景下，我们是否能够忽略各类环境法教材之间编写目的的差异和适用人群的不同，采取完全统一的环境法教材体例则存有疑问。　

　　（二）如何服务环境法教学改革　　

　　环境法教学改革是环境法及环境法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近期环境法学界的研究重点。环境法教学改革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环境法教学思维的转化，教学方法的更新和课程设置的优化三个方面。上述三个问题直接决定了环境法教材的编写，进而也决定着环境法教材体例的设置。　

　　环境法教学面临着与其他学科教学同样的教学思维转化的问题，即如何实现从知识灌输型向思维启发型教学的转变，从授之以鱼、“就事论事”向授之以渔、触类旁通的转变。这就要求在环境法教材体例的设计中，考虑是否为相关立法的对比留有余地，是否为背景知识的介绍留下空间。　　

　　环境法的实践性在各个法部门里更为突出，对环境法教学方法的更新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案例教学方法、诊所教学方法等都是贯彻环境法教学方法更新的重要努力。那么，环境法教材在体例设计时是否有必要将典型案例、立法和执法实务等内容纳入则值得探讨。

　　优化环境法课程设置的要求在于，建立包括“环境法、比较环境法、国际环境法、自然资源法、能源法、环境法诊所、环境法专题研究等课程”在内的“完整而健全的课程体系”；并建立与之配套的教材体系。如果将国际环境法、自然资源法、能源法等内容排除，按照狭义环境法的范围编写教材的话，那么目前通行的环境法教材体例将发生极大地改变。　

　　三、环境法教材体例与环境法研究的衔接

　　环境法研究水平的高下决定着环境法教材质量的优劣，也是环境法教材体例设计中一个隐藏的制约条件。以体例设计为线索对比不同时期的环境法教材，不难在环境立法繁荣与发展的背后同样发现环境法研究的成熟与进步。

　　环境法研究的成熟与进步对于环境法教材体例的改变首先体现在环境法的研究最终促成的环境立法的制定与更新，直接导致了环境法教材体例的扩充。其次，对于环境法基本原则、基本制度、法律责任等内容的研究，使环境法总论部分更加抽象化和更具概括性，也使环境法教材的体例发生一定改变。最后，环境法研究的发展培育了一批环境法研究者，而其中大部分也都成为环境法教材的编写者，促进了环境法教材体例的推陈出新。　

　　目前，环境法教材体例与环境法研究的衔接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

　　第一，环境法教材体例的设计受制于环境法研究的不足，环境法研究未能对环境法教材体例设计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如前所述，在没有法定依据的情况下，环境法研究者尚未对于环境法的子部门划分及其内在逻辑关系形成共识，也没有提供行之有效的分类标准和原则。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环境法教材体例在设计上的混乱。此外，由于对资源保护法、生态保护法等的研究不足，目前对于环境法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抽象和概括仍然主要反映着污染防治法的特点；并且在子部门法的概述部分论述不足。这导致了环境法教材在总论部分的含混和在分论部分的失衡。　　

　　第二，环境法教材体例的设计能否摆脱环境法研究这一基础，实现环境法教材体例设计的非学术化。换言之，是否能够不以体现编著者学术判断和规律总结的理论线索，而代之以颁布时间、制定机构等这类的客观线索对环境法教材进行编排，借此回避环境法研究的理论不足以及环境法教材的体例冲突。　　

　　四、环境法教材体例设计的构想　　

　　根据上文对于环境法教材体例与环境立法的协调，与环境法教学的配合以及与环境法研究的衔接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环境法教材体例的设计可以按照以下几个方面的设想进行：　

　　（一）环境法教材体例的设计原则　

　　环境法教材体例的设计原则，即是指环境法教材在体例设计上所应该遵循的思路和准则。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环境法教材体例应该把握以下两点设计原则：　　

　　立足环境立法。环境法教材在体例设计上仍应该以环境立法为基础，运用环境法的研究成果恰当划分环境法各子部门，并将其依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合理排列。体例的设计仍然需要为尚未发展成熟的环境立法留下空间，以利于学生的全面学习。另外，应该加强环境法研究，以进一步推动环境立法的发展，促进环境法教材体例的优化。　　

　　体现多元需求。环境法教材体例的设计需要满足不同教材定位和各种教学改革的要求。伴随着环境法教材的多元化而来的应该是环境法教材体例的多样化。在体现多元需求的同时仍然需要发现和确立最为合理的环境法教材体例，促进环境法的知识传播。　　

　　（二）环境法教材体例的具体设想

　　如前所述，环境法教材体例既要体现环境立法的现实，又要考虑不同的环境法教学要求的需要，并与环境法研究衔接。因此，我们按照不同类型环境法教材的特点提出了以下几种环境法教材体例设计的具体构想。　

　　针对法学专业本科生教育的环境法教材。由于环境法课程往往在大二或者大三开设，这类教材的适用人群将是具有较为全面的法律知识和较为良好的理论基础的法学专业本科生，其编写目的主要是为了丰富和完善学生的部门法知识以及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和能力。因此，这类环境法教材在体例设计上应该更加注重科学性和逻辑性，更加注重全面性和兼容性。　　

　　我们建议，适用于法学专业本科教育的环境法教材，不妨采用“绪论”、“总论”、“分论”的体例设计。在“绪论”中介绍环境科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等环境法的背景知识，以弥补法学专业学生在这些领域的知识短板。在“总论”中，相关概念、发展历史、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等四部分知识必须介绍。法律责任和纠纷解决两部分内容是否纳入总论之中，则需要视环境法研究是否能够完成对于分论各部分共同点的抽象。避免将仅属于污染防治法的法律责任和纠纷解决的内容纳入总论之中，也不宜将其作为分论的一部分与环境法各子部门并列论述。“分论”部分则按照环境法各子部门撰写，并按照人类保护及利用环境的行为的逻辑顺序，即“生态环境保护法”、“资源保护利用法”、“环境污染防治法”以及“特殊环境法”的顺序进行排列。　　

　　鉴于国际环境法与国内环境法差异较大，目前也尚未在两者之间归纳出普遍认可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并且国际环境法相关的内容可以归入另一门法学专业核心课程——国际法之中进行学习，因此我们建议在法学专业本科教育的环境法教材之中不必纳入“国际环境法”内容。　

　　针对环境法专业研究生教育的环境法教材。环境法专业的研究生业已经过基本的法律知识传授和法学思维养成，具备独立学习环境法的基础。环境法教材的作用也已经从丰富知识、培养思维转变为提供进一步深入研究环境法的平台。进而，单一而全面的环境法教材已经难以满足这种需求，环境法专业的研究生需要阅读的是包括环境法、自然资源法、国际环境法、环境法专题研究等在内的多种教材。　

　　此时，这种狭义上的环境法教材实际上承担着原来“总论”部分的内容。因此，我们建议这类教材在体例设计上可以避繁就简，以介绍环境法基本原理为主，将环境法各子部门法的内容排除在外。其具体的设计思路此不赘述。　　

　　针对非法学专业学生的环境法教材。此类教材的编写目的在于介绍环境法的基本知识，以利于诸如环保、农林、旅游等非法学专业学生拓展知识结构，提高环保意识，并促进本专业知识的学习。因此，此类教材注重清晰、明确地表达环境法的基本框架及重点知识，对于教材体例的科学性和逻辑性，全面性和兼容性的要求则较低于前述两种教材。　　

　　因此，我们建议针对非法学专业学生编写的环境法教材，在体例上可以不采取总、分论的结构，仅以章节的体例简要介绍环境法相关概念、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以及自然保护法、污染防治法等子部门法包括法律责任和纠纷解决在内的有关内容即可。　　

　　针对成人教育、自学考试和继续教育等多种形式教育的学生的环境法教材可参考此类教材的编写体例。　　

　　针对实务部门人员的环境法教材。此类教材具有明确的适用对象，即环保行政执法、环境司法审判和检察等实务部门人员；明确的编写目的，即使其尽快熟悉环境法的基本规定，以利于工作的开展。此类教材的编写应该注重体系的清晰和内容的准确，并且能够结合实务工作的现实需求。　  北京房产律师，北京刑事律师，北京房地产律师，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北京律师事务所，北京丰台律师，北京海淀律师，北京朝阳律师，北京西城律师，北京东城律师。
 

　　因此，我们建议针对实务部门人员编写的环境法教材，在体例上可以采取上下两编的结构。上编主要介绍环境法的基本制度和各主要子部门法的规定；下编主要介绍环境法实务工作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及其解决办法。这种编排体例有助于实务部门工作人员迅速了解和掌握环境法的有关规定，并准确将其运用于环境法实务工作当中。

　　【作者简介】

　　陈懿，男，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2008级环境资源法学博士研究生；黄婧，女，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2009级环境资源法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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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农群体性纠纷案件可分为两类：第一，涉农群体诉讼案件，表现为“串案”，即起诉时间相近、案由相同、诉讼请求相似、原告或被告一方相同的多个案件。涉农群体诉讼案件主要包括劳动争议、劳务（雇佣）合同纠纷、分配土地补偿款纠纷、拆迁补偿协议纠纷等案件。第二，涉农隐性群体性纠纷案件，虽然只是个案，但其裁判结果触及众多农民的利益，受到许多农民的关注，处理不当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涉农隐性群体性纠纷案件以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为主。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某个承包人在订立、履行或解除合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许多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受到其他村民的关注，具有隐性群体性。

    二、涉农群体性纠纷案件的特点

    （一）群体性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件层出不穷

    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虽然是以农民为一方当事人的案件，但并非发生在农村，而是发生在城市。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在城市的特殊群体，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却背井离乡来到城市谋生。一些用人单位利用农民工法律知识匮乏、在城市中遭受歧视与排斥的弱点，故意拖欠工资，侵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拖欠农民工劳动报酬的社会问题逐渐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政策等相继出台。在舆论的导向和法律的保障下，农民工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也逐渐增强，从不当的、个体的斗争方式转变为合法的、群体的诉讼，因此法院受理的群体性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越来越多。

    （二）发生在农村的涉农群体性纠纷绝大多数为农村土地权益引起的纠纷

    发生在农村的群体性纠纷绝大多数为农村土地权益引起的纠纷。土地权益和农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故土地权益受损必然引发农民运用各种方式去努力维护自己的生存之本。随着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土地所包含的巨大的经济利益也日益凸显。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过程中，土地利益格局被重新调整，一部分农民因所分得利益减少而产生不满情绪，一部分农民因农村基层组织不恰当执行改革政策而被剥夺了权利。

    （三）农村中多数人通过“民主”的形式侵犯少数人权益的群体性纠纷增加

    多数人通过“民主”的形式侵犯少数人权益而导致的群体性纠纷逐年增加，突出表现在一些分配土地补偿款纠纷中，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村民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表决方式剥夺了少数村民（如后迁入村民、出嫁女、丧偶妇女）的分配权。这些由少数人群体发起的群体诉讼案件同样不能忽视，因为他们的问题可能也是许多农村存在的问题，他们的背后可能站着人数更多、力量更强的农民群体。

    三、涉农群体性纠纷处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矛盾在基层未能得到及时化解

    近年来，农村基层政权社会控制能力弱化，威信降低，在群体性纠纷面前，它们无法发挥应用的协调和化解功能。一些村干部和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还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能及时给予答复或解决，导致村民们的不满情绪升级，将矛头对准了农村基层组织和当地政府。在许多涉农群体性纠纷案件中，农村基层组织或当地政府机关卷入纠纷的旋涡中，成为了被告。法院受理案件后，发现矛盾已经激化，开展调解工作难度很大。

    （二）群体一方当事人对抗情绪强烈，法院审判工作压力大

    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处理结果往往受到党政机关、新闻媒体及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涉农群体性纠纷案件的群体一方当事人为农民，在与政府、开发商、用人单位或基层组织的对抗中明显处于弱势，他们期望倚靠人多势众的力量，以及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优势，给法院的审判工作施加压力。在斗争的过程中，他们表现出异常的团结。他们对法院怀有不信任感，对抗情绪强烈，一旦认为司法不公正，就会采取群体性过激行为，甚至发展为聚众型犯罪。因此，渗理涉农群体性纠纷案，法院感觉到较大的压力，既要依法审判，又要考虑到社会稳定的大局，也不能忽视社会舆论。

    （三）案件背景复杂，法院单纯依靠法律无法解决问题

    一些纠纷是历史遗留问题，是土地政策的多次变更引起的，一些纠纷是在近年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而法律滞后于政策，对于改革过程中许多问题，法律还没有明文规定。一些纠纷带有较强的宗族色彩，法院处理不当可能引发农村宗族之间，或宗族对法院的仇视。还有一些纠纷是农村中不同派系对利益的争夺引起的，处理起来十分棘手。对于上述纠纷，法院单纯依靠法律无法解决问题。

    四、妥善处理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建议和对策

    （一）发挥多元化纠纷处理机制的作用

    农村基层组织应当从维护农民的权益出发，认真、慎重地对待发生在农村的各类问题，将纠纷解决在萌芽阶段。当地政府机关应当监督和指导农村基层组织进行民主化、法制化的管理与服务，畅通农民向政府反映问题的渠道，及时疏导矛盾。

    对于涉农群体性纠纷，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应主动介入，发挥人民调解员贴近群众、熟悉村情的优势开展调解工作。建议设立专门处理涉农群体性纠纷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吸收热心公益事业、在农村具有较高威信的农民当人民调解员。

    （二）法院加大诉前协调力度

    对于涉农群体性纠纷，法院应注意加大诉前协调力度，并将诉前协调与诉讼调解紧密衔接。法院可以与镇司法所、镇政府等建立涉农群体性纠纷诉前协调长效机制。

    （三）法院谨慎推进审判工作

    1、为农民进行诉讼提供方便，做好诉讼引导和法律释明

    法院应当为农民诉讼提供各种便利条件，要把维护稳定和防止矛盾激化贯穿诉讼活动始终，对于涉及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的重要事项，向当事人进行解释说明，引导当事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宣判以后，法官应当耐心为当事人解惑答疑，消除败诉一方当事人的不满和对抗情绪，尤其是群体性一方当事人败诉的案件。

    2、深入实地调查，深挖背景原因

    涉农群体性纠纷案件往往背景原因复杂，一方面，党和国家关于农村的政策处于不断变化、调整过程中；另一方面，广大农村地区又处在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下，一些纠纷从现象上看具有类似性，但背景原因却又千差万别，因此很难找到统一的解决之道。在审判过程中，尤其是对于涉农隐性群体性纠纷案件，法官应当深入实地调查研究，深挖背景原因，了解案件的社会影响，才有可能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提出符合实际的办法。

    3、裁判应当把握的原则

    对于涉农群体性纠纷，法官应当加大调解工作力度，但也不能久调不决。裁判要把握以下原则：

    （1）依法裁判原则。对于法律有明文规定且规定具体、详尽的争议，法院应严格依法裁判。对于法律有明文规定但规定模糊不清的争议，法官应当运用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对法律条文进行解释，并参考政策进行裁判，并在裁判文书予以充分的说理和解释。

    （2）尊重历史原则。许多涉农群体性纠纷涉及历史遗留问题，而解决争议的相关法律法规都是新近颁布实施的，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法官应当充分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尤其是要查阅当时的相关政策，作出尊重历史的裁判。  北京房产律师，北京刑事律师，北京房地产律师，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北京律师事务所，北京丰台律师，北京海淀律师，北京朝阳律师，北京西城律师，北京东城律师。
 

    （3）考虑大局原则。一些案件中，虽然法律有明文规定，但法律规定之间存在冲突，如法律所保护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与法律同样保护的村民自治权发生冲突。法官必须从大局出发，进行必要的价值选择。

作者： 陶志蓉 王建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