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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暴力”源于“公权暴力 《以命相搏》专题报道之三

http://mzyfz.blog.bokee.net    2010-2-23

 辽宁被拆迁者一怒之下捅死前来强拆施暴的保安;上海的被拆迁户女主人潘蓉在屋顶拿燃烧瓶和当地政府组织的拆迁队对峙;成都金牛区女企业主唐福珍面对强拆在屋顶自焚;青岛胶州居民张霞在挖掘机面前一边后退一边往自己身上浇汽油……岁末年尾,有关暴力抗拆的画面接二连三地进入我们视野,似乎与年初发生的内蒙古赤峰自焚事件遥相呼应,为刚刚过去的2009年做出另一番注解。

   这些个案无疑刺痛了社会的神经,尤其是唐福珍的自焚,更是将自己的身体端上了制度检讨与反思的“祭台”,再次让沸腾的舆论对暴力拆迁发出了集体声讨。法治社会,原本对于任何社会冲突都应退守法内途径解决,“以暴制暴”显然不是一个成熟公民所选择的维权方式。无论是手持利器相向,还是以自焚相挟,莫不是采取了极端化的暴力手段对抗执法,并非现代法治所提倡的行为导向。但是恰如论者所言,以死相挟乃是弱者最后的武器。在与公权的对抗中,处于绝对弱势的公民个体宁愿选择“以命相博”,足以折射出我们的制度框架内利益疏导机制的某种梗阻,以及背后整个权利与权力生态的恶化。

   这里,我们不得不发出最深刻的质问:什么样的权利值得人用生命来捍卫?唐福珍的自焚,被当地官方解释为“暴力抗法”,和平路径下的维护私产的确理应拒绝这种形式的公民暴力;然而,对于我们这个向来只有“顺民”传统的国度,现代公民的这种“戾气”又从何而来呢?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种以权力为动力的“推土机经济”大行其道,房屋拆迁所蕴含的巨大利益促使公权力喜欢上了与开发商合作,在“公共利益”的华丽借口下将公民的私产兑换为自我牟利的“肥肉”。于是,迁拆中原本应区别对待的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被刻意混同,在缺乏“正当程序”与“公正补偿”的前提下,公民“服从的义务”被强调到极点,“不服从的权利”受到强力挤压,使得单个公民的财产权既无法抗衡国家权力,也无法抗衡有权力背景的开发商。由此,“野蛮拆迁”与“暴力反抗”就成为近年来城市化改造历程里始终抹不去的关键词,公民财产权与国家公权的紧张关系从一开始就弥漫着浓郁的火药味。例如在2009年11月27日贵州博宇房地产公司的一次拆迁中,“数十人携带钢管、撬棍对9家住户8间门面进行暴力拆迁,同时非法拘留13名住户”。而在成都自焚事件中,执法人员也是精心挑选凌晨5时这个“黎明前的黑暗”,将整个楼围住并开始砸门冲进楼里,“都是穿迷彩服的,有的拿着盾牌,有的拿着钢管,不分男女老少,见人就打”。

   可见,当我们把每个个案置于整个城市化背景当中,就能看出拆迁中官民冲突的根源并不在于公民的“不合作”,而在于政府权力对公民私权的近乎暴力性“掠夺”。在公民个体与国家公权以卵击石般的利益抗争中,恰恰是先有“公权暴力”,才有救济渠道闭塞下的“公民暴力”。而这种暴力一再上演,暗示出一种令人窒息的法治困境:我们纵然在宪法上确立了对公民私产的保护,也出台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物权法》,但是对公权约束的失软依然无法遏制暴力拆迁现实下的种种悲剧。例如,国务院《拆迁条例》赋予了政府有关部门强拆的权力,根据法治原则,这种可以剥夺公民的自由和合法财产强大权力,最终应当为相对人提供救济。但我们的规定是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裁决,即便是诉讼期间也“不停止拆迁的执行”,这无疑将身处弱势的被拆迁户置于“无救济”的地位。

   国旗飘飘,宪法赫赫,从北京到重庆再到成都,正义伸张的结局如此不同。所以,要有效舒缓房屋拆迁引发的权利与权力的紧张关系,还必须从权力制衡、司法救济等那些最基本的法治常识重构开始。否则,公民在面对公权迫害的时候,通过自杀的方式反抗也许就是一种天赋的自然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