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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独老人的人间大爱

失独老人的人间大爱
 
 
卷首语   重述失独老人的中国梦
 
    有时候一篇文章,一个故事,就能让人生有所改变,希望这些关于失独老人的文章能对您有所帮助!这不是新闻报道,只是把网上发表的文章做了一个汇集。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疾病或意外,他们失去了唯一的孩子,原本幸福的家庭一下子跌入痛苦的深渊,他们艰难地“打发”着余生,承受着无法愈合的创伤和难以自拔的悲痛。但更让他们绝望的是,在这无边的痛苦中,他们正一天天老去,今后的日子怎么度过?谁会为他们养老,谁来为他们送终?有多少人还是在迷茫和困惑中挣扎,在悲痛和自责中不能自拔,在病痛和贫困中苦苦自行解脱,在艰难与磨难中寻求关爱与帮助。
    在目前国家法律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谁来帮一帮他们?
    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擦干了自己的眼泪,重新找回生活的信心,从创痛的阴霾中走出来,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在不同的战线和岗位上奉献着晚年的光和热。在遭受大难之后,毫无利己的动机,把国家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可能有的人会说,我没有那么多金钱、我没有那么多精力、我没有那么多……等等,其实也不用你付出那么多,只要你关心一下这个困难群体,只要你付出一点点爱,这个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选编了几位失独老人的事迹,也只是千千万万失独老人努力奋斗的一个缩影,如果能得到更多人的关注、维护失独家庭的合法权益,那将是推动国家法制建设的尽快完善。
    感谢那些善良的媒体人,感谢原作者,他们的报道让我们了解了这样一个群体。再次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网上多次转载,可能会有与原文不符的错讹,如有什么问题,敬请指正。
             (整理:北辰)
 
 
 
 
第一篇易妈妈的故事
沙漠种树300万棵,
那是失独母亲对生命的最佳馈赠
 
 
    13年前,旅居日本的易解放遭遇不幸,唯一的儿子因车祸意外身亡。整理儿子的遗物时,她得知儿子有个遗愿:去内蒙古种树。为了帮儿子实现这个愿望,她卖掉房产,带着儿子的死亡赔偿金来到内蒙古,在一片贫瘠的沙漠中开始植树。十几年间,她耗尽千万家产,种树300多万棵。挺拔的树苗,是生命最美的轮回,也是她对儿子最深的思念。她的义举,感动了一大批人——
 
    儿子的遗愿:让荒漠多些绿色
 
    2001年7月,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夏日的阳光格外炙热,荒无人烟的沙漠里那种口干舌燥的感觉,简直能把人逼疯。踩在绵软的沙子上,易解放感到阵阵昏眩,就在她感觉快要支撑不住时,终于看到了一户人家。
    易解放掀开布帘喊了一声,有人应声,从屋里走出一位长满络腮胡子的中年男人,女主人见有客人,端出奶茶和牛肉干招待。闲聊中易解放得知,中年男子名叫巴达尔,和妻子木尔加以及两个女儿生活在这里。因为沙漠的侵袭,邻居们都迁走了,巴达尔舍不得离开,一直守在这儿。可巴达尔告诉易解放,过不了多久他们也得走,不然没有活路。
    正说话间,两个孩子悄悄钻到了桌子底下,拿起桌上的牛肉干就往嘴里塞。巴达尔呵斥着孩子,红着脸歉意地对易解放说:“家里穷,孩子老吃不饱,见笑了。”孩子这么小,吃不饱怎么行?易解放心疼地从包里拿出饼干等零食分给两个孩子,问:“你们平时靠什么生活?”“喂些牛羊,可没有草,牛羊也没吃的,瘦得可怜。以前我们家门口到处都是野山杏,杏子成熟的时候可以采一些到集市上卖,树林里还有蘑菇,也能卖钱。可因为树被砍了,草原没了,我们也就断了经济来源。”易解放一直生活在城市里,牧民的生活对她来说很陌生。
    见易解放不像当地人,巴达尔问:“这位大姐,你从哪儿来?到这儿有事吗?”易解放眼眶红了,点点头说:“我是为我儿子来的。”
    时年54岁的易解放曾是上海电大的老师,丈夫杨安泰是名医生,两人育有一子杨睿哲。1991年,易解放举家迁居日本,在那边也有了自己的事业。
    受当地居民的影响,易解放一家环保意识很强,杨睿哲坚持骑自行车出行,经常参加公益植树活动。每次看到新闻报道说国内有些地方环境遭到污染,或者有些地区荒漠化日益严重,他总是很激动,说毕业了要回国,尽力向大家宣传环保的重要性。他还告诉妈妈,他要努力挣钱,回国后去内蒙古种树,因为那里沙漠化太严重,一旦有了树,有了草原,环境就会变好。
    2000522,正读大三的杨睿哲在上学途中意外遭遇车祸,不治身亡。易解放几近崩溃,想跟儿子一起走,是丈夫紧紧拽住了她的手,对她说:“你要是走了,我肯定不会独活,如果我们都走了,每年到了孩子的忌日,谁为他添把纸烧把香?”易解放听了痛不欲生。
    整理儿子的遗物时,易解放在一本红色记事本上看到,儿子对内蒙古各个地方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记录,哪里是草原,哪里是沙漠,哪里荒漠化最严重,都标得清清楚楚。看样子,儿子已经在为他去内蒙古种树的行动做准备了。这是儿子未竟的心愿,易解放跟丈夫商量后决定,帮儿子实现遗愿。
    2001年夏,易解放和丈夫回到上海。回国之前他们在日本注册成立了特定非营利组织——“绿色生命(NPO)”。当时杨安泰已经60多岁,又经历了丧子之痛,身体大不如前,易解放决定自己先去内蒙古看看,根据儿子标记的“荒漠化严重程度排行”,她第一站来到了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
    听完易解放的故事,巴达尔唏嘘不已,站起身说:“那我先带你四处看看吧!”怕易解放太累,巴达尔特意跟别人借了一匹马,驮着易解放出发了。
    一路上,巴达尔跟易解放介绍:“以前这里到处都是野山杏,小时候我们饿了就摘杏子吃,甜得很。这些年树都砍完了,我都好多年没吃过野山杏了。”易解放安慰巴达尔:“老弟,树没了咱可以再种,心不死就行,我来这里就是要种树的。”巴达尔瞪大眼睛看着易解放说:“这里风沙特别厉害,以前我也种过,都被黄沙给埋了。”“一棵两棵不管用,可一万棵两万棵甚至几十万棵树,绝对有用!到那时,干净的河水从树林里流过,牛羊有草吃,孩子们也不用饿肚子了。”巴达尔被易解放描述的情景打动了:“你说的是真的?”易解放点点头:“我儿子在天上看着,我说到做到。”
    次日一早,易解放要走了,她得回家筹集资金准备来年开春种树的事。巴达尔送了她很远很远,说:“大姐,我等着你,只要你需要帮忙,我义不容辞。”草原汉子的一番话让易解放很受感动。
    回到上海,易解放以“绿色生命”的名义联系上了通辽市当地政府部门,双方签了协议。易解放将用10年时间,在库伦旗种110万棵树,建一个万亩生态林。至于树种,就选野山杏,因为她答应过巴达尔,要让荒芜的沙漠长满野山杏,就和他小时候的记忆一样,赶着牛羊躺在树荫里,闭上眼就能闻到杏子的香味。
 
    兑现约定:为110万棵树苗不懈努力
 
    2002年春,易解放如约来到库伦旗。巴达尔特意去接她。近一年没见,两人像老朋友似的有说不完的话。巴达尔算了算,种一棵树苗大概要花5元钱,1亩地要种110棵,1万亩就需要110万棵苗,光成本就要500多万元,这还不包括其他费用。易解放安慰巴达尔:“别担心,我把我儿子的死亡赔偿金都带来了,如果不够我再想办法。”她让巴达尔去寻找能种树的劳力,工钱她付,至于树苗,她已经联系好了,第二天就会有1万棵树苗送达。易解放打算,第一年先种1万棵,看看效果如何。
    第二天一早,巴达尔早早地就找来了几十位牧民。根据事先选好的地方,大家忙着挖坑、种树、浇水。挑水的地方很远,一担水只能浇两三棵树,可大伙儿都不觉得累。巴达尔13岁的大女儿朵庆儿围着小树苗转来转去,笑着问易解放:“阿姨,爸爸说等树长大了,会开很美丽的花,结很好吃的果,对吗?”易解放点点头:“到那时朵庆儿就能读书,就能吃饱饭了。”上学读书一直是朵庆儿的心愿,可因为家里穷,13岁了她还没进过校门,小树苗不仅能给这片沙漠带来绿色,还给她带来了上学的希望。
    几天下来,7000多棵野山杏树苗被种了下去,眼看着种植1万棵的计划就要完成,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打断了他们的工作。易解放听说过沙尘暴的威力,可从未见识过,她侥幸地以为,树苗应该不会受太大的影响,即便被吹弯了、吹倒了,沙尘暴过去找人扶一扶就行了。巴达尔却没这么乐观,他指着远处黑压压的云层对易解放说:“这场沙尘暴来势凶猛,恐怕没有两天时间走不了。”
    正如巴达尔所料,这场沙尘暴肆虐了整整两天,吹得人睁不开眼睛,更别说出门了。等沙尘暴停了,易解放急不可待地跑到种树的地方查看,发现树苗大都被连根拔起,有些倒在地里,有些被吹出老远,7000多棵树苗,只有几十棵幸存。朵庆儿扑进爸爸怀里哭了起来:“阿爸,树苗死了,我也上不成学了是吗?”易解放听了心里十分难过,这才意识到自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站起身,易解放坚定地对巴达尔说:“你再去找人,咱们再种。”善良的牧民听到消息都赶来了,说不要工钱,自愿帮忙。很快,1万棵树苗又种了下去。
    每天,朵庆儿都会跑到地里看看,哪棵树苗歪了,哪棵树苗死了,她都一清二楚。巴达尔知道,女儿太渴望读书了。
    几个星期后,1万棵树苗活了大半。易解放特别高兴,让巴达尔好好守护这片树林,等下一年开春的时候她再来。
    易解放走后,巴达尔尽心尽力地照顾着这些小树苗,可因为随后几次沙尘暴的侵袭,树苗又死了一些。得知这些情况,易解放想得很开,只要死的比种下去的少,总有一天荒芜的沙漠会铺满绿色。
    第二年春天,易解放如约而至,头年栽下后存活的小树苗,在巴达尔的精心照顾下长得挺拔精神。一年不见,朵庆儿长成了大姑娘,她拽着易解放来到小树林,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这棵小树差点死了,是阿爸给它浇水才活的。那棵小树被羊啃了,阿妈气得把羊关了起来。”看着一人多高的山杏树,易解放愣愣地出了神,这些小树多像孩子啊!慢慢地从小长到大,她仿佛看见了儿子青葱少年时的模样。
    2003年,易解放种下了2万棵野山杏;2004年,种了4万棵;2005年,又种4万棵。有了丰富的经验以后,从2008年开始,易解放每年会种下几十万棵,就在这一年,最早种下的一批山杏树挂果了。有了山杏林之后,阻挡了风沙,草原得以保存,巴达尔不但没有搬家,原先迁走的牧民也都迁了回来。
    为了感谢易解放,牧民们自发地在山杏林前竖起了一块“杨睿哲纪念碑”,上面写着:你是一棵树,无论活着还是倒下,都是有用之材。活着,为阻挡风沙而挺立;倒下,点燃自己给他人以光明和温暖。
    易解放百感交集,如果说一开始她只是为了去完成儿子的遗愿,兑现和巴达尔的约定,那么现在,她对这片土地已经有了不一样的感情。
    2010年春,易解放跟丈夫商量后决定,再种50万棵野山杏,提前完成万亩山杏林的目标。可儿子的赔偿金早已用完,夫妻俩的积蓄也全部贴了进去,50万棵树苗至少需要300多万元,钱从哪儿来?易解放想到了卖房子,在上海他们还有两套老房子,如果卖掉,应该够。杨安泰没有任何犹豫,夫妻俩很快把房子卖了,订购了树苗。
    巴达尔根本不知道,为了种树易解放把房子卖了。还是后来一位媒体记者因为易解放的故事采访巴达尔时,他才听说的。他当即给易解放打去电话,苦心劝她别来草原种树了。易解放很明白,对于种树,巴达尔比任何人都渴望,可他却为了自己宁愿不要理想中的家园。易解放没多说,只告诉巴达尔:“我做事从不半途而废,既然说了我就要做到,不然儿子会看不起我。”巴达尔听着,流泪了:“大姐,只要你愿意,草原就是你的家,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妈妈们牵手:挺拔的胡杨是轮回的生命
 
    倾家荡产,易解放终于完成了种1万亩山杏林的承诺。但她并未就此止步。在和草原打交道的过程中,易解放深刻地体会到,对于草原来说,树是多么重要,哪里有绿色哪里就有生命,哪里就是安身之所。她决定,继续在草原种树,直到自己种不动为止。
    2010年秋,易解放准备在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种下1万亩的梭梭(一种小型灌木)。第一年,先种1000亩。一亩地需要250棵梭梭树苗,算下来,又是100多万元。此时,易解放身上仅剩十几万元的卖房款,缺口很大,怎么办?易解放决定借钱,找企业、找善心人士帮忙,实在不行,就把仅剩的一套住房卖掉。杨安泰一如既往地支持她的决定,说钱财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如果能做一些实事也算是物有所值。
    易解放背上简单的行囊开始四处找人帮忙,很多人不理解她的想法,以为她是为名为利,常把她拒之门外,但易解放没有退缩。
    2011年农历正月刚过,易解放接到一个电话,是从北京打来的:“是易大姐吗?”听起来是个中年女人的声音。得知她就是易解放,对方很激动:“易大姐,我找你很久了。”中年女人名叫席燕玲,比易解放小几岁,多年前儿子因病去世。这些年,她心灵无处寄托,整天想着寻死,从报纸上看到易解放的故事后,她决定在临死之前尽自己所能做些有益的事,于是便找到易解放,提出要帮她。
    易解放带着席燕玲来到巴达尔家,看着漫山遍野的山杏树,易解放动情地说:“你看这些树,像不像咱们的孩子?树比人活得长久,可以一代一代延续下去,即使哪天咱们不在了,这份送给子孙后代的礼物也永远存在。孩子走了,我们更得好好地活。”席燕玲点点头,对易解放说:“我在QQ群上认识一群姐妹,她们也都失去了孩子,大家都愿意和你一起种树,以后不管多难,我们都会陪着你。”
    知道易解放资金不足,QQ群上的妈妈们纷纷出力,很快筹了数十万元。不仅如此,她们还写了一份联名请愿书,寻找各个公益组织帮忙。在她们的感召下,全国各地无数个“妈妈团”加入进来。巴达尔也特意赶了过来,带来了卖山杏所得的1万元钱。他说,库伦旗的牧民们都表示,只要易解放需要,他们都愿意出一份力,不能自己好了就不管别人。
    有了大家的支持,1000亩梭梭很快种了下去。梭梭很矮,远远看去就像是漂在沙漠上一样不堪一击,可只要给它一点水分,它就能顽强地存活,并守护着一方土地,永生永世。
    此后,妈妈们四处呼吁:多一棵树就多一分希望,牧民们就少一次迁徙。在大家的宣传下,成千上万个家庭参与进来,他们认捐、捐款,提供免费劳动力……
    2013年春,易解放又准备在内蒙古多伦县种1000亩胡杨和松树。资金缺口太大,走投无路之际易解放找到了浙江卫视的《中国梦想秀》栏目组,想用行动告诉所有人:百万个母亲,百万棵树;百万个家庭,百万个林。
    当易解放站在梦想秀的舞台上,说出自己的心愿时,现场所有的人都哭了。梦想大使说:“一位曾经事业有成的母亲,用了10年时间去完成儿子的遗愿,光这还不够,她散尽家财,逼得自己走投无路,只为了让沙漠多些绿色,多些希望。她让我们知道,坚持就能创造奇迹。而她所做的,从来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我、为你、为所有人,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支持她,不帮助她?”顿时,全场的嘉宾都站了起来,用掌声向易解放致敬,多家企业代表现场表达了捐款意愿。
    如今,易解放仍跋涉在种树的路上,不过和她最初决定种树时完全不同的是,她有了一大批支持者,走在草原上,她能够听到风吹过之后树叶沙沙的声响,对她来说那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
    〔编辑:冯士军〕 转载请注明来源。
    原文地址:http://www.xzbu.com/6/view-4378685.htm
 
 
 
 
第二篇 小鱼儿妈妈的故事
“星星苑”里 丧子妈妈在守望
 
    她们也希望抱团取暖、集体养老
 
    “我的女儿叫小鱼儿,所以人们都叫我小鱼儿妈妈。我们彼此都这样称呼,都把孩子当作上了‘天堂大学’,他们在那里等我们,只是路    太远不能回来。我们都是家长,互相鼓励,走出悲伤,活出质量,活出尊严。 ”
 
    采自甘井子区
 
    2006年,远居国外的大连人“小鱼儿妈妈”建立了“星星苑”QQ群,见过面的,素不相识的,都聚在这里,她们都是独苗夭亡的妈妈。“小鱼儿妈妈”是想牵个头,让这些伤心的人一起疗伤。
    她其实也是一位伤心的妈妈,20多年前,她三岁半的女儿小鱼儿患病夭折,她在悲痛中远走非洲,投入到抗疟事业。如今,57岁的“小鱼儿妈妈”回到大连,她希望独苗夭亡的妈妈们能抱团取暖、集体养老。
 
    一个伤心妈妈建“星星苑”
 
    “小鱼儿妈妈”的真名叫崔崴,采访时,她的笑里都带着酸楚:“我的女儿叫小鱼儿,所以人们都叫我小鱼儿妈妈。我们彼此都这样称呼,都把孩子当作上了‘天堂大学’,他们在那里等我们,只是路太远不能回来。我们都是家长,互相鼓励,走出悲伤,活出质量,活出尊严。 ”
 
    崔崴是位医务工作者,她在QQ里用温情的话语鼓励大家要坚强。
 
    26年前,崔崴的女儿小鱼儿刚三岁半,却患上了小脑蚓部髓母细胞瘤,不幸夭折。贴着女儿渐渐冷去的小脸,崔崴感觉到心被生生地掏走了。她无条件地执行了离休父母的命令,将孩子的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她明白父母的悲痛有多深,小鱼儿出生后的每一餐饭每一片儿尿布,都浸透着老人的心血。姥姥和姥爷最大的乐趣就是在孩子熟睡时,用手丈量着孩子的成长。
    “孩子,你在那肃穆得近乎恐怖的又黑又冷的地方,不冷吗?不呛人吗?不痛吗?不黑吗?不憋屈吗? ”崔崴走不出自己的心结。 1993年,在医院担任器械护士的她远走非洲,投入到抗疟事业。她想在忙碌中淡忘过去,一个人到天涯海角躲年躲节。“我在科摩罗自费建了一个抗疟诊所,还帮这些绝后妈妈们认领非洲儿童做小棉袄儿。”崔崴离婚后再也没有生过小孩。 2006年,她在网上建了个名为“星星苑”的群,那里聚集着各地失去独生子女同病相连的人,直到2009年回到大连。
 
    希望伤心妈妈都来“取暖”
 
    崔崴曾到过上海的“星星港”、武汉的“连心家园”等类似的民间组织,并深受鼓舞。她觉得自己也应该像一颗火种,温暖着更多的兄弟姐妹。
    崔崴说了一个真实的事例:中山区有一对夫妇,优秀的儿子回国溺水身亡,老两口搬到偏远地方之前,“借”了一个大学生,轰轰烈烈地召集亲友吃了一顿饭,就是为了告诉亲友,“我们的孩子明天要去国外留学了。 ”还有李女士一家,2008年,她30岁的儿子突发心脏病猝死。儿子去世后,她的心封闭了,不愿意面对外面的世界,直到有一天她在网上找到了“星星苑”。这里的人都和她有一样的命运,在这里,她们可以尽情地倾诉自己的不快与委屈,大家一起探讨老年无子女赡养的日子等。
    其实,这些伤心的父母大都自闭、颓废,不愿意和别人倾诉,这是群体最普遍的心理问题。
 
    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养老院
 
    今年6月6日,崔崴建立了“星星苑”的“家”——“健康365活动室”,这里有心理咨询师和其他医务工作者为伤心妈妈们免费疗伤,大家在这里一起学烹饪、学茶艺,跳舞唱歌……
    “没有失去独生子女的人,不知道我们内心有多么痛苦。 ”崔崴说,连日来,已经有十多位伤心妈妈辗转找到了这个“家”。
    崔崴和其他伤心的父母们还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问题,眼下,他们中间很多人已步入老年,该如何养老呢?去社会养老院?但他们很敏感,“别人有子女探望时,就会伤及我们心中的痛,我们不能在脆弱的晚年再受这么多的刺激与伤害。 ”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我们相互搀扶着走完人生之路。 ”他们希望能“抱团取暖”、“集体养老”,成立一个由这样的家庭组成的独立的养老院,这样既解决了经济养老问题,也关怀了精神养老问题。
海力网 来源: 半岛晨报 2010-07-21 13:50:4
       (记者葛运福)
 
 
 
 
第三篇 毛妈妈的故事
        毛爱珍:一位母亲对“未完”生命的追问
 
  毛爱珍本并不想将自己置于公众面前,只要一提起儿子,眼泪就控制不住地流,她不想把自己狼狈的一面让人看到,也不想一次次拨开伤口给别人看。
  曾做过媒体工作的毛爱珍深知,儿子因患抑郁症离开后妈妈站出来做公益,本身就是一个新闻点,也会引起人们对抑郁症的关注。两年来,她一直在躲在幕后和站出来面对媒体的矛盾之间徘徊。
  “对抑郁症的认知、对疾病带给患者痛苦的感知,和失去挚爱亲人的锥心伤痛,有人比我更清楚吗?既然成立基金会做抑郁症的认知宣传,如果我躲起来,那让谁站出来呢?尚于博是不是希望我勇敢坚强地站出来,唤起人们关注抑郁症呢?”一番追问后,毛爱珍决定不再胆怯,要把自己余下的生命都贡献给普及推广抑郁症认知、与抑郁症抗争的公益事业当中。
  为了让更多人关注抑郁症,为了挽救更多家庭避免悲剧发生,她告诉自己,必须鼓足勇气尽快在更广的范围,让更多的人受益于防治知识,儿子的生命才不会白白逝去。
  10月25日,这个日子对于毛爱珍来说格外沉重。2011年的这一天,是这位母亲痛不欲生的一天,她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儿子。2012年的这一天,又是这位母亲涅槃的一天,她创立的“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正式成立。
  这是她以公益的方式,对儿子尚未完成的使命的延续,对生命另一重意义的开启。
 
  你为什么选择这样?
 
  “妈妈,你不会享受生活。别让自己那么累,人最重要的就是快乐,活在当下。”儿子对自己的开解还时常回荡在耳边,毛爱珍开始不断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一向积极阳光的儿子就这样离开了爱他的人?
  28岁的尚于博,在演艺界崭露头角,被很多导演经纪人看好为最有潜力的新生代实力派演员。
  “他走了就是让我不解,他性格随和、处事超然,从小到大生活、学习、工作顺遂没有什么太大压力,所有可能的答案都不能解答我的疑问。”毛爱珍对《公益时报》记者讲述起她从追问到理解的过程。
  因对儿子离世的不解,毛爱珍开始疯狂地寻找一切与“抑郁症”三个字相关的书籍,走访国内外最好的心理医生、精神科专家,她想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疾病能让一个年轻的生命凋零。她也开始翻阅儿子看过的书,搜集网上的资料,寻访儿子身边的朋友,想更多地了解自己不曾知道的事情。
  “识别抑郁症说简单也简单,连续十多天睡不着觉、情绪持续低落、丧失信心快乐、思维迟缓等就该警惕了。可是说复杂也很复杂,没有明确的起因和治愈方法,只能靠医生的提问、病人描述,再凭借医生经验来判断抑郁症到了什么阶段,没有仪器测量也没有生化指标参考,现今对抑郁症的治疗还停留在靠医生经验和摸索阶段。”毛爱珍说。
  在追寻答案的点点滴滴中,毛爱珍知道了抑郁症的可怕,也知道了原来儿子一直在和病魔斗争:
  尚于博患有抑郁症之后,一直积极寻找治疗方法,希望能够挺过来。他不愿意告诉别人,是不希望让父母朋友担心。看过医生,吃过药,每天坚持运动、跑步,写快乐日记,寻求信仰方面的开解……他尝试了各种方法。
  在《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一书中,毛爱珍看到了著名作家张纯如从发病到离开世界的半年时间,生物学教授的母亲以及三位精神科医生做出的努力,最终都没有挽留住张纯如年轻的生命。
  随着对抑郁症疾病的理解加深,毛爱珍越来越理解儿子的挣扎和抉择,对于儿子的离开也慢慢释怀,不再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为什么没能帮助到儿子。抑郁症的难治和可怕,并不是常人所误解的“情绪病”,是“想不开”“意志脆弱”,家人朋友对于疾病的不了解可能会增加患者的压力。
 
  你希望妈妈怎么做?
 
  就像三毛、张国荣这样的公众人物因抑郁症而离开人世,留下来的是网络铺天盖地的评论和大家对死因的追究。尚于博的离去也有网友提出疑惑。
  “他们走的时候是很自责的,多少逝者留下来的最后一句话,都是‘对不起,我对不起所有人’。但是他们不被人理解。其实抑郁症就像心脏病、癌症一样,就是一种疾病。当患者选择结束生命时,这种不理解会加深,甚至还遭受别人的揣测、指责,或者用一句简单的‘他怎么想不开’轻描淡写地总结了一个生命。”毛爱珍叹息。
  毛爱珍看到,和外界的评论相比,家人的自责和痛苦才是最长久的,他们会不断回忆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为什么没有能及时发现和阻止?“一个家庭因亲人的自杀不仅要承受悲伤,还要遭受不能理解的痛苦,所以我就是要告诉大家,这是‘病杀’!告诉那些家庭,要理解、不要自责,不要在后悔自责中度过余生。”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毛爱珍问自己:儿子是不是在用生命警醒我、警醒世人关注抑郁症?如果上天把这样一个美好的生命派到我身边,让我享受了那么幸福的时光,现在我是不是也要承担起该承担的责任?我要继续尚于博留给我的事情。如果尚于博的生命可以挽救更多生命,他就不是白白离去。“只有这样,尚于博的生命更有价值,我的生命才会有意义。”
 
  妈妈做的你看到了吗?
 
  当毛爱珍走进民政局想登记注册一个基金会时,她的想法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民政局相关部门一路绿灯,在短时间内完成登记注册。在尚于博离开一周年这一天,以他名字命名的专门针对抑郁症领域的尚善基金会正式启动。
  基金会做什么?怎么做?毛爱珍想起自己当时对于知识的渴求,以及整个社会对于抑郁症认知的缺乏,“不如就开始做知识普及吧。”
  于是,一套由五本精神健康知识普及、抑郁症认知教育的图书,在高校中开始传递,这其中有李兰妮捐赠的7500本《旷野无人》《我因思爱成病》,也有毛爱珍亲自参与编写的《关爱精神健康抑郁症》认知手册,每本手册都有一个书籍编号和一页留言板,看过的人可以留下自己想说的话再传递给下一个人。
  “知识的普及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要呼吁大家,为了你和你所爱的人,关爱精神健康,关注抑郁症,从了解开始。”毛爱珍说,既然抑郁症这么厉害,治疗有限,何不预防为主呢!大众有了认知,才有预防。只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抑郁症、及时发现自己或身边人的问题,及早防控,就能减少患病率。
  “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既需要积极面对治疗,更需要家人的理解,社会的关怀。只要促进整个社会对于抑郁症的关注、大众的正确认知,真正理解抑郁症患者,整个社会精神类疾病尽可能多的宽容,倾听与陪伴就是关爱,抑郁症才会不再可怕。”毛爱珍说。
  基金会成立两年来,一路摸着石头过河,毛爱珍感慨自己得到了很多公益组织和爱心人士的支持与资助,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福建同心慈善基金会、湖南芒果V基金、《时尚健康》杂志等都成为尚善的好伙伴,“因为大家一起,感觉公益这条路不孤单。”
  前不久,毛爱珍背上了儿子旅行时候背的登山包和登山杖,参加了西藏阿里冈仁波齐山“为爱行走”的转山活动,作为团队中年纪最大的,她咬牙坚持两天内完成54公里的转山路,并让尚善基金会“关爱精神健康,从倾听开始”的公益旗帜飘扬在海拔5700米的山口。
  毛爱珍觉得,其实儿子一直在陪着自己、支持自己,不论是自己疲惫了、难过了还是想他了,她都能梦见儿子。梦里,儿子依然挂着灿烂的笑容。
     (2014-11-13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闫冰)
 
毛爱珍的儿子简介:
尚于博:1983年5月31日-20111025,中国新生代演员。从2000年开始共参演影视作品近30部,代表作:《迅雷急先锋》、《杜拉拉升职记》。
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是尚于博的母亲毛爱珍为纪念儿子而成立的,国内首家关注精神健康、抑郁症防治与知识普及的公益基金会,通过“漂书”、讲座、“倾听一小时”及网络宣传等活动,开展抑郁症防治的宣传普及、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助相关公益组织。
 
 
 
 
第四篇 李妈妈的故事
垂暮之年经历失子女之痛:中国失独者梦想的家园
www.sinonet.org 2012-06-08 红网 
  
  失独者,即失去独生子女的人。他们大多50岁开外,意外失去孩子后,往往选择“隐形”生活,在暗室中独自悲泣,节日与他们无关,笑声与他们无缘。
  57岁的武汉人李铭兰就是一位失独者。她最害怕的日子是每年的3月8日。因为,那天是她儿子忌日。
13年前,她的独子突发性脑溢血去世。
她说,儿子走后,她曾几次搬迁,也曾入院半年治疗忧郁症。最终,她从自闭中走出来,注册成立了关注失独者群体的公益组织“连心家园”,大家抱团取暖,跨越悲伤。
  在李铭兰们的身上,我们试图为失独群体找到一个出口,探寻自救和他救的有效结合。
 
  痛失子女
 
  为躲避熟人,李铭兰搬了三次家。有人不经意问起她的孩子,她便说“儿子在国外读书”。说完,匆匆回家,关上门直流眼泪。
  1999年3月8日,妇女节。
  儿子早上出门前,亲手给李铭兰戴上一朵红玫瑰胸花,说:“妈妈,我爱你。”
  三天前刚过21岁生日的儿子,就读于武汉科技大学中澳班,即将到澳大利亚深造。
  当天下午4时许,一个电话打来:“你儿子因突发性脑溢血正在医院抢救!”等她匆忙赶到医院,儿子已躺在冰冷的太平间里。她哭倒在地。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李铭兰都无法接受现实。儿子的东西她保持着原样,每天会做一桌子的菜,不停地CALL儿子,等他回来吃饭。她每周都要给儿子买一大堆衣服。她不停地哭,有时候还想到自杀。
  丈夫急了,把她送进湖北中医学院,诊断结果为焦虑症,住了半年的院。至今,她每天都得服用阿普唑伦等药物才能入睡。
  为了躲避熟人,李铭兰夫妇搬了三次家。有人不经意问起她的孩子,她便说“儿子在国外读书”。说完,匆匆回家,关上门直流眼泪。
  不愿接受现实,多次搬家,听见别人谈论儿女就马上走开,到一个角落舔舐伤口――记者接触的“失独家庭”,几乎都是如此。
  如果时间能够倒退,衡阳人张红(化名)多么希望能跳过2010年9月26日这一天。
  这一天前,她是幸福的,丈夫是公务员,20岁的儿子在江西南昌读大学。为了让儿子专心读书,她辞掉衡阳的工作,到南昌陪读。
  当晚10点,她接到儿子车祸的噩耗。她赶到事故现场,儿子正躺在血泊中,微睁着双眼、用颤抖的手指牵着她,用尽最后的力气说:“妈妈,别难过,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事后,虽然获赔数十万元,但对张红夫妇来说,他们的世界已经坍塌。
  儿子离开后,丈夫提出想再要一个孩子。但张红已年过四十,加上沉重的精神负担,虽经多次努力,依然没有成功。
  李铭兰说,她和丈夫也想再生一个孩子,并曾获得一个借腹生子的机会。但两人还是接受不了,总觉得儿子还在,不能丢了这份爱。之后,他们获得过一次领养女婴的机会,也最终放弃。
  让李铭兰高兴的是,她帮助团队里的两个失独家庭新生了孩子。她说,一名姓李的中学老师经过他们的联系,通过借卵,生了一名孩子。但李老师今年已经56岁,家庭情况也不好,抚养孩子是个难题,“好在其家旧房拆迁获得了一笔钱,否则难以为继。”
  现实中,如果因车祸等事故致独生子女夭折,且责任在对方时,还能获得一些赔偿。如果孩子因病死亡,则往往债台高筑,哪怕能再次生育,亦无能力抚养新生儿。
 
  晚景凄凉
 
  “病无所依,老无所养,没人送终,这就是‘失独者’进入老年后的悲惨境况。”李铭兰认为,为“失独者”解决养老问题迫在眉睫。
  去年年底,“连心家园”成员张纯清死在医院的病床上。自此,这个苦难的家庭终于在天国团聚。
  十多年前,张纯清下岗。1997年,她的儿子因救溺水者身亡。随后,丈夫在忧郁中病逝。2009年,张纯清被查出患有乳腺癌,随后转为肺癌。
  去年10月,癌症复发,她没钱,只能在医院过道的病床上接受简单治疗。
  接到张纯清的求助电话后,李铭兰彻夜未眠。第二天,她召集“连心家园”的所有成员募捐,共筹得一万元钱,把张纯清送入病房医治。
  这点钱最终没能挽回张纯清的生命,死时年仅55岁。
  医院先后下达的病危通知及死亡通知,均无人签字,最后还是“连心家园”的人帮忙代签。临终前,张纯清拉着李铭兰等“连心家园”成员的手,要求合唱会歌《凝聚每份爱》。
  这是非典时期广为传唱的一首歌曲,其中唱到:“我们一起走过岁月的风风雨雨,手牵着手。我们一起经历难忘的日日夜夜,共济同舟……再大的困难我们见过,从不低头……”
  张纯清去世后,“连心家园”的成员将她葬在不收费的公墓。
  相比张纯清,张桃梅的情况要好一些。
  张桃梅今年50岁,是一家企业的普通职工。2007年,她16岁的儿子在球场上头部受伤,最终离世。一年以后,她的丈夫中风,不久失明和丧失行动能力。
  丈夫每天都穿着儿子生前的条纹毛衣,“希望儿子会在天堂保佑他生病的父亲。”张桃梅说。
  她患有甲状腺癌,有一段时间要入院手术,只好把丈夫送到福利院。丈夫在福利院天天哭。出院后,张桃梅只好把丈夫接回家。
  张桃梅说,他们两口子每个月仅收入1900元,无法支撑治疗费用和生活开销,“每次我都不敢想象我们的老年生活,我们没有存款,我们不能支付雇请佣人或者居住老人院的费用。”
  “病无所依,老无所养,没人送终,这是失独者进入老年后的境况。”李铭兰说。
  她也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虽然她是武汉一家企业的总经理,似乎不缺钱。而对那些依靠低保生活的失独者来说,怎么养老?
  李铭兰认为,为“失独者”解决养老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抱团取暖
 
  从事心理危机干预时,“连心家园”成员靠撕开自己还在淌血的伤口,换得对方的心理安慰,他们急需高校或社会专业机构的支持。
  张桃梅的今天,也许就是“失独者”的明天,每念及此,李铭兰都很担忧。
  从湖北中医学院出院后,李铭兰跟几个失独者沟通,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应成立一个组织“抱团取暖”。
  2007年9月,李铭兰自筹3万元,创办武汉“连心家园”,并在相关部门注册。至今,一共有300多个家庭600多名会员加入了这个组织。
  为“失独家庭”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帮助他们走出痛苦,这是“连心家园”的主要工作内容。
  去年八九月期间,王雪(化名)的女儿在美国遇车祸身亡。王雪夫妇捧着女儿的骨灰盒回家后,每天以泪洗面,茶饭不思。亲友们试图劝说,都被赶了出来。
  李铭兰听说后,带上“连心家园”成员登门拜访。他们听王雪夫妇倾诉,又都坦承自己的遭遇,“我们都是苦命人”。
  经过多次心理纾解,王雪夫妇开始慢慢走出家门,并加入“连心家园”。
  李铭兰说,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有他们主动前往提供帮助的,也有对方打来电话求助的,除了武汉本地人外,也有外地家庭。此时,不管多忙,不管多晚,李铭兰都会耐心提供帮助。
  她承认,目前“连心家园”的成员,都没有心理学背景,在从事心理危机干预时,都是拿自己做教材,一再撕开自己还在淌血的伤口,以求得对方的心理平衡。
  李铭兰说,如果有高校或社会专业机构能够提供心理方面的支持或帮助,干预效果会更好。
  在“失独者”中开展互助互爱活动,是“连心家园”另一项重要工作。
  目前,他们成立了唱歌队、舞蹈队、乐器组及游泳组等,每月开展一至三次集体活动。他们已经排练了几个月,要冲刺央视的“向幸福出发”栏目。
  去年4月,“连心家园”十多名成员结伴到新西兰旅游。在四面环海的岛上,他们无所顾忌地玩闹,随后又抱在一起放声大哭。要真正从丧子之痛中走出来,谈何容易。
 
  “连心家园”的第三大工作内容,是为社会献爱心。
 
  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连心家园”成员踊跃捐款。2008年冰灾,他们购买了几十套棉被棉衣送给福利院的老人及孩子们。今年母亲节,李铭兰买了50箱牛奶去孤儿院,孩子们亲切地喊她“李妈妈”,泪流满面的她心想:“我应该是奶奶呀!”
 
  寻找出口
 
  失独群体如何生存,除了需要有法律和制度保障外,社会机构、民间组织及个人力量的整合亦是当务之急。
  目前,“连心家园”成员每个月需交纳5元会费,“但吃个盒饭最少都要8元,每月开展一次活动,盒饭钱都不够。”
  “连心家园”还坚持每年要吃一顿年夜饭,费用由大家凑份子,不足部分一般由李铭兰掏上。她说,这些年投进去的钱,“至少已有六七万元”,但“个人力量毕竟有限”。
  李铭兰认为,随着加入“连心家园”的家庭越来越多,需要政府、社会爱心机构及个人伸出援助之手。
  这个要求一定程度上得到响应,有单位为他们免费提供了200平方米活动场地,武汉青山区人口计生委提供了2000元经费支持。
  与此同时,“连心家园”亦感动了一批社会人士,并成为他们的坚定支持者。全国政协委员袁伟霞便是其中之一。
  截至去年,袁伟霞已连续三次向全国“两会”提交“关爱‘失独家庭’”的相关提案,建议国家解决这部分人群的居住、养老及医疗救助等问题。
  2011年7月25日,她收到国家人口计生委回复,称已商请中国人民银行及民政部,加强实施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提高经济资助和精神抚慰的力度,积极研究完善特殊老年群体的养老政策及措施。
  记者从国家人口计生委了解到,2006年湖南省即在全国率先推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对符合扶助对象条件的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由政府给予每人每年600元扶助。2007年9月底,该项工作推广至10个省市。李铭兰称,从前年开始,他们这些失独者,每月都领到150元扶助金。
  有专家指出,近些年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发生率持续上升。失独群体如何生存,除了需要有法律和制度保障外,社会机构、民间组织及个人力量的整合亦是当务之急。
  在关怀失独者方面,“连心家园”是目前唯一正式注册的公益组织。重庆亦在政府的支持下,组建了11个“失独家庭”联谊会,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社会捐助和会员会费。
  更多的“失独家园”则以微博群及QQ群的形式出现。今年3月底创建的“圆梦温馨失独人交流”QQ群,在短短一个月内,即有78名“失独者”加入。网友“笛儿的妈妈”也在几个月前开设了“失独者微群”。
  今年4月,湖南“关心失独者”QQ群创立,目前集结了13名爱心志愿者,并联系了10名失独者,欲施行“一帮一”的志愿者行动,但苦于找不到有效的接口。
  从“连心家园”的经验来看,志愿者们目前需要突破的,正是工作方法的科学性及如何有效缩减与帮扶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等问题。
  今年5月,一封名为《呼吁创立“天使节”――让失独家庭感受社会关爱》的倡议在网上转发,网友倡议将每年5月20日定为“天使节”――为失独者送爱的节日。
 
  【数据】
 
  根据样本统计,目前我国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至少有1.9亿人,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每10万人中至少为40人。由此估算,我国每年约产生7.6万个失独家庭,全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个。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第五篇 天力妈妈的故事
天力妈妈和她的天力基金:只为生命的延续!
                 2015-03-31 天力基金东北中心 单亲妈妈帮扶基地
 
 
    201271,深圳会展中心“首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决赛现场,经过紧张的一分钟陈述和4分钟答辩,当主持人念到第一轮金奖名单: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天力基金参赛项目:“天力基金(单亲妈妈)帮扶基地项目”时,台下掌声雷鸣——是肯定她的公益项目,也是感动她的公益历程。
 
    “7年前我忍住不死,是因为有高龄父母”
 
    第一次见面,是2009年初,在科技部专家公寓大众科技报的办公室里,身为国家级报纸部门主任和主编的吴红雅,得知记者的来意时,说希望我们能叫她“天力妈妈”,因为她做公益,是从幸福的单亲妈妈到突然失去宝贝女儿,经历一场生离死别劫难后开始的。她的宝贝女儿名叫“天力”。
    200494凌晨,她唯一的女儿,被男友,以殉情的方式杀害……
    让天力妈妈揪心的是,女儿9月2号晚上给她打过求助电话,当时她在山东枣庄采访,女儿电话中说:“老妈,你快来吧,我实在绷不住了……”,而此时的吴红雅因工作走不开,和女孩说能不能等一天……她没意识到正遭遇着情感难题、生性高傲又倔强的女儿,不到紧急时刻,是不会打求助电话的,到处理完工作心急火燎地驱车南下到上海。而此时,女儿已经不在人间……
    她不能原谅自己,认定自己“是一个罪孽深重的母亲,一个将在伤痛和悔恨中度过余生的母亲”,她给女儿和自己设计了一个母女双碑——两本残缺的书,相偎相依,下面也是两穴有小窗相通。她不顾劝阻,坚持也镶上自己的照片,她说自己的心已经死了,在人间的只是行尸走肉。
    7天后,她到合肥看望父母,也是来向父母告别。白发苍苍的老人痛哭失声,当发现女儿红雅竟是没有眼泪,非常淡定,更加恐慌。抱住女儿请求:你要坚强,你不能让我们也失去爱女,我们老了……
    她答应父母,要活下去!为了父母,要忍住不死……
 
    “有一种爱,不能等待”
 
    回到北京,她疯狂地工作,报社的同事,大都不知道她的遭遇,无论是做记者采访写稿,还是做经营工作,业绩都是遥遥领先,一直是报社最优秀的员工之一。
    她把采访和工作线路安排在女儿生前去过的地方,开着女儿留下的富康车,走遍女儿生前去过的地方,寻找女儿的足迹。她反思自己的人生,有许多迟来的醒悟。自省是突破和前行的动力,痛定思痛,吴红雅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和教育方式,认为女儿的人生悲剧和家庭环境有许多必然的联系,进而开始思考中国式家庭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她收集了女儿生平的全部照片和作品,编辑成一本精美画册《有一种爱,不能等待》。
    将这本书送到女儿生前单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音像社社长夏志芳面前,征求意见,老领导提笔书写卷首语:
    “这是一首婉约凄美的乐章,这是一个女儿的梦幻人生;
    这是一曲寄托情思的咏叹,这是一位母亲的迟来感悟。”
    他认为,这将是一本关于亲情教育、家庭教育和生命教育,最好的教科书。他让社里编辑帮助出版,做电子光盘成一本正规出版物。第一次印刷3000本,送完了;第二次印刷的画册又快没有了!天力的同学帮助做了一个网站《有一种爱,不能等待》,一些大专院校还请天力妈妈去做专场演讲。精美的画册和网站,声情并茂的演讲,让人记住了“天力”和“天力妈妈”,天力妈妈的电话成了热线电话,QQ成了热线客服。八零后的女孩,把她们不愿也不能告诉父母的话,告诉天力妈妈,来向天力妈妈倾诉,请天力妈妈帮助她出出主意,还有一些是来求救求助的。经常有一些十几岁二十岁的孩子,接通了她的电话,哭着诉说着不愿意向自己母亲说的难事……她说:“我想这是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如果有她信得过的人来开导一下,点拨一下,像我女儿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关注单亲妈妈、留守妈妈及子女
 
    虽然很累,但日子过得很充实。慢慢,她发现,八零后女孩都变成八零后妈妈,一些人很快又成了单亲妈妈。
    据中国民政部2007年5月23日发布的《2006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2006年办理离婚手续的有191.3万对,比上年增加12.8万对。其中,离婚率最高的城市是北京离婚率为39%,其次是上海38%,深圳36.25%,广州35%,厦门34.9%……
    尽管众多的单亲家长将再婚,但全国每年100多万对夫妻离婚所形成的单亲家庭无疑呈上升趋势。单亲家庭的递增不仅使当事人面临经济和情绪等方面的压力,而且也程度不同地殃及孩子,尤其在离婚、单亲依然被贴上负面标签的中国。承载亲职重负和社会世俗压力的单亲者往往面临心理和社会适应困扰加剧而成为弱势群体或弱势地位更加突现。
    由于社会上很多人对单亲家庭持负面态度,将单亲家庭看作是一种非常态的家庭形式,导致社会对单亲家庭有一种偏见,当事人必须忍受来自社会歧视的压力。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种社会偏见对单亲家庭的男女主体的影响是不同的。男性常常被鼓励再婚及发展新的人际关系,而女性在因袭规范限制下,重建社会关系和亲密关系比男性更困难。她们面临的最大压力是抚养教育子女的重负,其次是心理挫折感,即有抑郁、孤独、无助和人生失败负面感受的更多。
    对此,天力妈妈有着深切的体会。早年吴红雅和丈夫在一个流动性很强的建筑单位工作。女儿6个月时,丈夫就外出施工,自己当留守妈妈。以后离婚了,又成了单亲妈妈。对单亲妈妈和留守妈妈的艰辛,是刻骨铭心。
    所以,当公益界朋友建议她将公益救助和服务对象,锁定到单亲妈妈、留守妈妈及子女这个群体,她立即接纳了,开始关注这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因种种原因家庭不再完整,却用曾经柔弱的肩膀,独自扛起抚养孩子的重任;这是一个平凡的群体,她们如我们一般也曾是家中娇憨的女儿、丈夫温柔的妻子、儿女慈爱的母亲,曾经幸福而美满;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关爱的群体,她们中的很多人正承受着社会和生活的双重压力,生活艰辛、心理苦闷。
    很快,在中国妇女报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国单亲妈妈服务中心”,建立了“中国单亲妈妈网”。
    这是一座桥梁,搭建在需要帮助的人,特别是单亲妈妈留守妈妈和她们的孩子和志愿者之间……帮助,不一定都是物质上的,而更多的是一种理解、一种支持、一种互动。她们组织志愿者对需要帮助的单亲妈妈、留守妈妈和孩子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如心理疏导、心理咨询、法律咨询、家教辅导、就业指导,生活照顾,甚至还为愿意走出单身的妈妈当红娘……
 
    启动“关爱单亲妈妈”大型公益系列活动
 
    201056,母亲节前夕,在中国妇女报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国单亲妈妈网联合安徽省妇联、合肥市妇联、民政局和合肥市高新区会,将大型公益活动“全国关爱单亲妈妈公益行动”,拉开首站启动帷幕。《人民日报》、《中国妇女报》等50多家媒体对这次活动做了报道,扩大了影响,使之成为中国有史以来针对单亲妈妈公益事业最大型的活动,也成为中国的单亲妈妈公益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当手臂上系着寓含“感恩、鼓励、关怀和爱”的蓝丝带的单亲妈妈们排列成队走上台领取慰问金时,一个年轻的妈妈手牵着一脸懵懂四处张望的小儿子眼眶湿润。几年里,坚强如她,挺过了丈夫离世的痛苦、独自抚养孩子的艰辛、生活贫困的磨难,却在这一刻情难自控:“从此,有了困难,我不用再独自流泪、默默承受。这么多爱心人士的帮助和关爱,会让我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坚强……”
    一种情绪悄然蔓延,爱的接力,已从这里开始。虽然救助金还不足以解决贫困单亲妈妈们长远的根本问题,但足以给她们带来温暖与鼓励。她们知道从此后,遇到困难将会有政府和相关组织来关爱和帮助。她们的婚姻生活可能是不幸的,但她们无疑也是幸运的,因为她们是中国最早接受救助的单亲妈妈之一。
    很快,在单亲妈妈服务中心本部北京,在大连和四川、江苏等地,都面向单亲妈妈群体开展了多样主题的救助活动。
 
    成立基金 让爱无限扩展
 
    几年来,天力妈妈利用中国单亲妈妈服务中心和中国单亲妈妈网这两个平台,为中国单亲妈妈事业做了大量工作。所有开支,都是她自己个人出资,花光了在报社任职的收入和所有的积蓄。为了让这份事业延续下去,她决定成立基金,争取公开募集社会资金。
    根据中国现行政府法规,她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下面,发起成立了天力基金。为此,她变卖了最后也是唯一房产作为天力基金的种子资金。
    当记者问她为什么不想到给自己留下一点,为何超脱到连最后的住处都不要了?
    天力妈妈笑了:没有房子不等于没房子住啊,退休工资住不起一线城市房子,可以住到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啊,我老家安徽的一居租才几百元。我无意积累物资财富,女儿是我的全部!女儿走后,用我的力量帮助女儿承担起本来应当由她来承担的社会的责任,就成了我的全部!我只是期望在更多人的支持与努力下,能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其中来,甚至是在我也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这份事业依旧甚至更为壮丽!
    但资金问题仍是这事业发展的瓶颈。天力妈妈从事公益至今,花光所有积蓄和房产,总数应该不下三百万了,如今到57岁了,还得要做报社的一份工作。
 
    授人以渔,组建特色帮扶基地
 
    这次首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天力基金参赛的项目是“天力基金(单亲妈妈)帮扶基地。就是在单亲妈妈、留守妈妈及子女就业需要比较集中的地方,联合当地政府,或实力较好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建立”天力基金(单亲妈妈)帮扶基地”。对方给提供就业岗位,天力基金出资,对帮扶对象,进行专业、专向的培训。经过专业专向培训,使她们有较强的工作能力有更高的收入。天力基金和合作方签订协议,这些员工工作产生的利润,10-15%捐赠给天力基金,用于该基地的维护和发展,从而继续下一轮的帮扶工作。
    当记者请天力妈妈进一步介绍这个项目时,她说:“借用专家评委的一句话:一是用专向专业培训,提高单亲妈妈在社会和企业竞争实力,二是能可持续发展。
    我这天力基金的资金来源是我变卖了唯一的房产,是种子资金。这钱是做种子用的,每一分钱都要花到实处。如果只是救助你一千他一万,只是一次性的,且花完就没了。而我用来建基地,授人以“渔”,她就有了永远的饭碗,长期帮扶才是最终目标。
    首先我们要选择实力强发展前景好的企事业单位做我们的合作伙伴,如我们的龙山基地,龙山镇是龙山文化的发源地,而龙山黑陶是龙山文化的代表,当地政府为打造龙山的品牌已经做了大量的宣传,在香港、广州、上海北京多次办过展览,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我们合作的这家企业老总自己就是兼任着龙山黑陶研究所的所长,生产的产品应该是一流的黑陶,前景看好。
    再看我们皖南基地,依托一个升金湖畔的旅游公司,我们的基地就是湖面上的一艘画舫。升金湖是每年有十多万候鸟来过冬的科普旅游基地,1992年,林业部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将升金湖列为中国40个具有国际意义的自然保护区之一,1997年升金湖被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在这万鸟竞飞的湖面上,有一艘醒目的标有“中国妇基会天力基金皖南帮扶基地”标志的画舫,是不是像一幅灵动的画卷。船在水中行,人在画中游。而画舫的工作人员,都是我们当地的经过专业培训的单亲妈妈、留守妈妈及子女,生意不会差吧。
    其次是可操作性强。我们是跟企事业单位合作,管理者和法人是对方,我们不能当法人。我们的妈妈,如果很有能力,她早就自己去创业当老板了,还等你来帮助就业吗?如北京房山的大石窝基地,这个村有20多名单亲妈妈,大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家中有孩子老人需要照应不能远离外出打工,她们能干什么呢,经过培训做托老所是非常合适的。村里有一所刚刚闲置的小学10亩地八栋平房,稍做装修就可以启用。白给我们使用但我不敢接手,还是让村委会当这个法人,因为村委会有实力和信誉,老人相信他才会来住。村委会领导有管理能力,能保证这个托老所正常运转。
    再次是优势互补。你有实力有财团做后盾,我没钱但有好的创意和项目;你希望能通过做公益提升品牌,我借助你的力量来实现我帮扶的目的;你有当地资源,我有全国上上下下资源;你有当地的好人脉,我有更广泛的大人脉;你需要宣传我也需要宣传,比如,在龙山黑陶的精美的产品包装上打上我们天力基金联合出品,在13万多亩雁飞鹤翔天鹅舞的湖面上,美丽的画舫上打着醒目的“中国妇基会天力基金皖南帮扶基地”,这宣传力度多大!
    最后一点是可持续发展问题。我只有这么点钱,用完就没了,我再没有什么可以卖的财产了,并且,去寻找资金也不是很容易。就用这个办法,我先投入个十万二十万来做培训,经过培训的员工,跟在劳务市场上找来的劳动力是不一样的,受过专业培训的妈妈们,能为企业做更大的贡献,也会有更好的收入。另外我们有“心希望工程”,我们首先会长期地对我们的妈妈们进行优良的传统教育,我们的妈妈们会成为企业最优秀的员工。我们这些员工创造的生产和销售利润,除了她的劳务报酬,你当老板的不要赚这钱,捐到我们基金会,用做这个项目的维护和发展。如果我们建成100个1000个基地,每个基地一年都捐个十万八万的,我们这个天力基金就是真的“万岁”啦!当然,这钱是专款专用的,是要用作这个基地的维护和发展费用。
    这项目是零风险。因为跟我们合作的企业是经济实力较强又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我们出资培训了单亲妈妈,企业提供合适的岗位,经过专业专向培训的人会有较强竞争力;企业用这些员工创造的利润的10%-15%捐赠给我们基金,他们也很乐意,因我们一直在为他们做许多互动性的服务和宣传,再说这钱还是用于这个基地的维护和发展。如果这钱数目很大,也可以是更高层次的培训,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啊。
    天力妈妈“走”出来了,她把对女儿的小爱升华为一种大爱,爱天下儿女!
    “小爱爱家人,大爱爱天下。”这是一位母亲最无私的胸怀!
 
 
 
 
第六篇  笛妈的故事
                            失独者笛妈
中国周刊 记者 李佳蔚 北京报道
 
    63,失独者迪妈来到女儿陵前祭奠。她的头发已花白,白发人祭黑发人的痛楚,她在余生的每年都会经历。 “我们这些年,就像在大雨里,雨不停,没太阳,裸露而无助。”
    57岁的笛妈,说自己四年前就“死”了。
    2008年5月,她唯一的孩子,女儿笛尔,在公派美国读博期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生命永远停在了25岁。
    笛妈和丈夫随女儿一起“死”了:“埋葬了女儿,也埋葬了自己。” 他们成为了失独者。
    失独者,一般是指失去独生子女的中老年父母。他们的年龄大多为50岁以上,几乎失去生育能力,人到中年,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
    据专家推算,1975—2010年出生的2.18亿独生子女中,有超过1000万会在25岁之前死亡。这意味着有2000万名父母,在中老年时期失去唯一的子嗣,成为老无所依的失独老人。 笛妈和丈夫的命运,是这2000万失独者命运的缩影。
 
     “永远在一起”
 
    没有女儿的消息,足足有三天了。
    自从女儿去美国读博,每一天,不管多晚,母女俩都要聊上几句。听到女儿的声音,笛妈觉得安心。
    2008年5月初,女儿的第一个学期刚结束,改好的论文传回了国内,就相约和几个同学去大峡谷玩,放松一下。
    电话里,女儿的声音透着一股高兴劲儿:“妈,你也来吧,我带你去,大峡谷可是自然奇观哦。”
    笛妈拒绝了。丈夫身体不太好,女儿很快就回国,去一趟美国得费不少钱,笛妈心里这样打算着。
    这个决定让她至今追悔莫及。
    第二天,女儿没打电话来。笛妈给女儿老师打电话。老师宽慰她,别想那么多,兴许年轻人玩高兴了,忘了呢。
    “心慌。”笛妈不知道干什么好。
    她记起在首都机场告别时,女儿抱着她,说,妈妈,别担心,以后家里有我呢。
    压住打转儿的泪珠儿,笛妈抱着女儿,说,妈等你。
    想起这些,笛妈的心,稍稍安稳了些。
 
    电话终于等来了
 
    美国警方的电话,直接打到了家里。笛妈不敢接电话,丈夫也不敢接。丈夫的表妹接了电话——笛尔遭遇车祸,去世了,需父母来处理后事。
    笛妈一下子“掉到了十八层地狱”:“完了。”
    丈夫身体不好,笛妈一人去了美国。
    大约两周后,笛妈从美国回到了沈阳的家。她“抱回”了女儿:一盒骨灰。
    起初,笛妈想把女儿“留”在家里。她怕女儿孤单,怕自己孤单。入土为安的传统,最终让笛妈放弃了这个念头。
    北京八达岭陵园,笛妈要把女儿埋在这里。
    女儿出国前,笛妈陪女儿来北京,正是来八达岭陵园看姥爷。女儿打小儿跟姥爷亲,在姥爷碑前,女儿轻轻地说,姥爷啊,我要出国了,去美国读博士,您外孙女争气吧,等我回 来再来看您。
    从女儿的墓,走到姥爷的墓,只需要十多分钟。
    “八达岭,寓意四通八达,不管从哪个方向回家,都方便,她会喜欢。”笛妈抽泣起来。女儿离姥爷近了,可是离家远了。
    这个位于北京延庆的公墓,距离沈阳约有700公里,开车需要约8个小时,坐火车需要4小时44分,最快的是坐飞机,也需要1小时25分钟。
    笛妈没有车,坐不起飞机,每次来看女儿,选择的都是火车。
    第一次来看女儿,她拼命记住一路的地名、站名和公交路线。到墓前,她把这些一个不落地说给女儿,生怕落了一点儿。
    “女儿聪明,回家的路肯定记住了。”她望着墓碑说。
    这是一块没有照片的墓碑。
    黑色大理石泛着冷光,从左到右,并排着丈夫、女儿和笛妈三个人的名字,右上角有一行小字:“永远在一起。”
    丈夫和自己的名字,是笛妈要执意刻上去的。她甚至坚持要把三个人的名字,都描上金字——在北方风俗里,这意味着一个人真正地告别世界。
    她没能如愿。
    “那就一定得在碑上刻上‘永远在一起’。”她如愿了。
    两年前,她和丈夫卖掉房子,搬离了居住了几十年的沈阳,去到一个陌生的辽东半岛西北部小城。
    搬家两三天后,笛妈就坐火车赶到北京,奔到女儿墓碑前。
    她说,女儿,我和你爸搬家了,我来告诉你一声啊……你别找不到回家的路啊,我们把咱们家里的家具什么的,都搬过去了,你的床也搬过去了,怕你不习惯,就是位置朝向改了 ,因为房子格局变了,你别怪妈啊……
 
     “概率中的一个”
 
    女儿是笛妈和丈夫唯一的人生寄托。
    笛妈和丈夫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学历是小学四年级,只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他们希望孩子能多读点书。
    1983年,他们的女儿出生。
    三年前,国家以公开信的形式,“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时代的序幕由此拉开。
    生完女儿十个月后,笛妈必须向工厂交一份已经在体内装上节育环的医院证明,否则就不能上班。一旦发现怀孕,会有人陪着去医院,强制堕胎。
    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最严格的时候,一旦违规即被开除公职,而那个时候,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国家的。
    生第二个孩子,在当时的笛妈看来“不可能出现”。准生证、出生证明、户口……违规的孩子,什么证也办不下,“没有证就不许你生。”
    “就是偷摸生了,你这么长时间不工作,你去哪里了?不给你发工资,不给你涨工资,你怎么活?”笛妈自问自答,“不能活!”
    厂里的书记,有一个女儿,女儿被开水烫了胳膊,并不严重,书记去开了一张伤残证明,得以再生一胎,男孩。笛妈当时不理解:书记怎么能这样呢?不响应计划生育政策,怎么不求上进呢?
    “人家就是高,要不然怎么当书记呢!”现在,笛妈懂了。
    笛妈从年轻时,就一直尽量理解国家。她还记得,当时有专家说计划生育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
    “不计划生育,对国家有害,对民族有害;计划生育,对一部分家庭有害,”笛妈抬起了双手,像一个天秤的两端,上下浮动,“它是有风险的,一个千分之五点四的风险,说不定就落在谁的身上,可这个概率是存在的。”
    笛妈的双手陡然垂下,“我就是概率中的一个。”
    女儿上高中之前,笛妈和丈夫都在本溪工作,为了让女儿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他们就把女儿放到沈阳,让爷爷奶奶照顾。这样一来,他们只能两个星期见一次女儿。
    女儿问他们,为什么别的小孩都住在父母家,我要住在爷爷奶奶家?笛妈说,跟着爸爸妈妈只能上职工子弟学校,学习就会落后。
    笛妈和丈夫回沈阳,女儿就特别高兴,走的时候,女儿特别难受,可从来不说。后来,笛妈在女儿的日记里,看到女儿这样写:“爸爸妈妈每次走的时候,越走越远,最后成了一个小黑点,看不到了。我特别想他们。”
    2001年,女儿考入了大连理工大学,数学专业。
    女儿和笛妈聊自己的专业,说,妈,数学是严谨的学科,是基础也是尖端,前人留下来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学好不容易。
    “嗯,得好好学。”笛妈有一搭没一搭地回话。
    “本科四年就是一入门,根本不能算学数学,妈,我要读博士。”
    笛妈的声调提高了一些:“这才是我女儿!”
    小学、中学、高中、每一次升学考试,女儿都是想考哪个就考哪个。可是笛妈的脸上几乎不会流露出任何的兴奋,“压着,哪怕是孩子考上大连理工,怕孩子骄傲。”
    她想等女儿学成博士归来,把这么多年攒着的表扬一下倒出来。
    她再也没有机会了。
 
     “没了脊梁骨”
 
    笛妈和丈夫的生活,被完全摧毁了。
    笛妈不敢跟邻居说话。下楼前,先悄悄打开房门,竖起耳朵仔细听楼道里有没有人,没动静时,飞一样跑到楼下,买完菜,再赶紧跑回来,像做贼一样。
    大街上,遇到一个年轻时同一工厂的工友,对方热切地和她拉家常。聊到孩子,笛妈一下子就蒙了,胡乱嘟囔了几声,甩开工友,掉头就走。
    超市里,遇到一熟人带着女儿,人家远远地冲她打招呼。笛妈看到了熟人扬起的手,没等手放下,笛妈转过身去,逃开了。
    “没了孩子,就没了脊梁骨,”笛妈惧怕接触原来生活里的一切人,“我现在看人不敢看别人脸,只看别人下半截。”
    她换了家里电话号码,换了手机号码,几乎切断了之前所有认识人的联系。
    她觉得自己已经“死”了,跟孩子一起死了,没有了灵魂,“现在是一个行尸走肉。生活是孤立无援的,心态是苟且偷生。”
    2010年,笛妈和丈夫以一种决绝的姿态,与过去告别——卖掉房子,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
    她感觉别人看自己的眼光不一样,究竟哪里不一样,笛妈说不出。
    有时,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心态“不健康”,可她确信这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保护”。上海一个失独者的团队相约一起吃年夜饭,去酒店订桌,老板知道了他们的情况,拒绝了 这群抱团取暖的人,“触霉头,断子绝孙的人,影响生意。”
    断-子-绝-孙,这几个字,像刀子一样扎进笛妈的心里,血流出来,生疼,她却不能喊出一字一句。
    “死了算了。”笛妈不止一次地想要死。
    坐在屋子里,看着熟悉的家具,她想起女儿。到女儿睡过的床上,躺一会儿,她想起女儿。偶尔看电视,不小心碰上一个娱乐节目,她在心里骂自己:你怎么能看娱乐节目呢?怎么能看招笑的节目呢?你应该去死!
“说死就死。”她站起来,冲到阳台,推开窗户,头探了出去。六层楼高,并不能给她多大的恐惧感,可她还是缩回了头。
    “懦弱!贪生!”她骂自己。
    一次,她去银行存钱。柜台姑娘扔出一单子,笛妈抓过来就填,有一栏是个人工作,最后一个选项是“其他”。笛妈直接在上面划了勾。
    “不行。”柜台姑娘说。“怎么不行了?我就是没有工作啊。”笛妈解释。
    “不行就是不行。”姑娘继续说。笛妈的火腾一下就上来了,近乎歇斯底里:“怎么不行了?我没工作就是没工作!”
    姑娘被吓傻了。保安冲了过来。
    笛妈的脑袋里涌出了奇怪的念头:“这是银行,保安有枪,使劲闹,保安一枪崩了我?恩,一枪崩了我得了!”
    她更加“疯了”。
    枪没响。
    弟弟冲了进来,和保安一起把笛妈架了出去。
    “我才出去三分钟,怎么就闹成这样!”弟弟恼了。
    “哇”的一声,笛妈哭出来。
     “一水缸都装不下”
    “我差点死了。”电话里,丈夫哭出声来。
    笛妈去美国处理女儿后事时,接到了丈夫从沈阳家里打来的电话。
    一天,独自在家的丈夫突然就晕过去了,不知什么时候醒了,全身都是汗。他挪到沙发上,躺下,又昏过去了。醒过来,丈夫发觉浑身上下水拉拉的,“不知道是尿了还是怎么了 。”丈夫去卫生间,想擦洗一下,再次昏倒了。丈夫这次昏过去的时间更长,再醒来,已经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
    笛妈一下子觉得特别恐惧:“无助,一个是老无所依,精神上的,还有一个是生活上的,人得活啊。”
    丈夫以前很少做家务。现在,笛妈有意地让丈夫买菜、做饭、洗衣服。她得预备着那一天,防着那一天冷不丁地到来。
    “你在今天,不知来的是明天,还是无常,”她往后捋了一下滑下来的头发,露出一额头的白色发根。
    自从女儿去世,笛妈的头发有四分之三已经变白了。丈夫的头发,已经全白。
    她放不下丈夫。丈夫的身子弱一些,笛妈生怕自己走得早,留下丈夫一人。
    每次说到这儿,丈夫就梗起头来:“你死了,一分钟之内,我也死!”
    她觉得自己比丈夫坚强,有责任照顾好丈夫。丈夫曾经对她说:“这几年,我们俩的眼泪,能用缸装了,一水缸都装不下。”
    她听说过,有些失独者家庭,母亲丧失了生育能力,丈夫不想无后,就撇下了妻子,组建了新的家庭。
    “我们永远在一起。”笛妈说。
    自女儿走后,过年时,笛妈和丈夫从不吃饺子,炒个大头菜或者大白菜就过去了。
    第一个春节,笛妈在美国处理女儿的后事,丈夫一个人在沈阳,两人忘了还有过年这回事儿。第二个春节,临近年关,鞭炮声渐渐多起来,笛妈听着鞭炮声,“像炸自己的心一样 ”,看着别人家欢天喜地,“真的要疯了”。
    仿佛是被鞭炮惊着了的动物,她和丈夫需要一个地方躲起来。
    他们去了城郊一个小山沟,山沟里只剩下两家营业的温泉农户,顾不得主人疑惑的目光,他们一呆就是几乎一个正月。
    “鞭炮少,”她一边感谢农户的“收留”,一边忍不住咒骂,“我们恨这个年啊,节啊,怎么现在节越来越多了?”
 
     没有希望的愿望
 
    经别人介绍,笛妈知道了有这样一个QQ群,都是和自己遭遇一样的家长。
    死亡,是这个群里并不避讳的话题。
    “不怕死,”一个75岁的失独者,怕的是死不痛快,“生病让人伺候,没人啊!我祈求和儿子得一样的病,一下没了。”40岁的儿子在他70岁那年因为心脏病猝然离世。响应国家 晚婚晚育政策的潘教授,35岁才有了唯一的儿子。
    笛妈则想把自己饿死在床上。
    “失独家庭的问题,就像身体长的瘤子,越掩盖,越腐烂,你要给它治疗,开刀手术,”笛妈担心自杀对国家形象影响不好,“它落一个疤,但是它不会侵害到你别的健康肌体。 ”
    在《计划生育法》第四章第二十七条里,写着:“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这条法律,自2002年9月1 日正式施行。
    笛妈几乎脱口而出二十七条的具体内容。“‘帮助’不是责任和义务,可以帮也可以不帮,帮你是人情,不帮你是道理。”
    她又提高了声调:“政府不帮我们,谁帮我们?”
    包括笛妈在内的失独者,最怕的是老无所养。
    笛妈每个月有2000多的养老金,丈夫还没退休,一个月有四五百块钱的收入,钱加起来,能够维持两个人在那个辽北小城的基本生活。
    不过,笛妈说,失去了一个孩子,就等于失去了一群孩子,他们的养老成本要比普通人高。“女儿在,她就会有工作单位的同事,有同学,以后她还会找对象,结婚,她给我们带来的人脉资源,会给我们带来帮助,”笛妈说,“看个病,只有钱不认识人也不行啊!”
    在失独者QQ群里,有家长说,全国的独生子女家庭都在走钢丝,就看谁掉下来,我们就是从钢丝上掉下来的人。
    此话一出,活络的群聊,顿时静下来。
    他们通过网络商议,希望得到来自国家的帮助。
    最近一次寻求帮助是在6月5日,全国各地的失独者,从各省市联合来京,向国家计生委申请补偿。
    两天一夜的等待,换来包括笛妈在内的五名父母代表与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的一次不公开座谈。计生委承诺,三四个月内,研究出一个“制度框架”。
    笛妈从来没有得到过实质性的答复,他们的愿望,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丝真切的希望。
    “希望国家为我们建一个统一的养老院,我们拿出工资和退休金的80%作为经费,剩下20%零花。”
    “国家要把‘常回家看看’列入法律,可是对于失独老人来说,‘谁回家看看’是政府的责任,我们不能被当做空气一样。”
    “作为公民,我们对国家问心无愧,做到了国家要求做的一切,我们建议建廉租房,也是替政府着想,住在一起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不给政府添麻烦。”
    “最主要的,我们希望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法规,明确管理失独群体的机构,让我们知道出了问题该去找谁,我们没了孩子,不能让我们再成为没有妈妈的孩子……”
    在跟计生委领导座谈时,一个年纪最大的失独者父亲说:“我71岁时就来找你们谈过这个问题,你们没有解决;现在我又来谈,我不想三年后这个事情还是没解决,到那时候我可 能就是一张相片了……”
    一些人显然等不到那天了。哈尔滨一对夫妻,妻子住在医院普通病房,丈夫住在传染病医院;重庆一名失独母亲的生命已进入了倒计时,生病的老公自顾不暇……
    “要是女儿在,该有多好啊!”每次听到这些消息,她总忍不住这样想。
    她很少梦到女儿,四年多时间里,“梦到过三四次”。
    一次是2010年5月22日,第二天,她就要和全国各地的失独者代表去国家计生委。梦里,女儿还是高中时的模样,参加体操比赛拿了冠军。女儿一手举着奖牌,一手握拳,冲她喊“ 妈妈,加油!”
    她一下子就醒了,黑暗里,瞪着眼睛,泪淌下来。
    710这天傍晚,北京的天,泼下了大雨,砸在地上,激起一阵水烟儿。赶去和失独者朋友聚会的笛妈,撑一把白底蓝花的伞,一个人立在马路边上。
    一辆、两辆、三辆、四辆……一个多小时里,二十多辆出租车呼啸而过,笛妈的手,抬起,又落下。雨水几乎打湿了整条裤子。她一手举着雨伞,半蹲着,挽起裤腿,一阵风带着雨,直接浇到了她的半边身子上。
    她不放弃这次聚会,继续在雨里等车:“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才会感到快乐。”
    一辆出租车再次呼啸而过。“我们这些年,就像在大雨里,车不停,雨不停,没太阳,”笛妈的话,盖过了雨声,“裸露又无助。”
    (文中笛妈、笛尔为化名。实习生曹珊珊对本文亦有贡献。图片由腾讯网《活着》栏目提供)
 
 
 
 
第七篇 杨妈妈的故事
       
一个“失独”群体的生存样本
 
    本报记者 费梦雅 见习记者 祝亦楠    2014-01-15
 
    
 
    和其他“失独”父母不同,不管在任何场合,有人问起孩子的事,杨兆芳总能平静地叙述完自己的经历。有时别人感动得热泪盈眶,杨兆芳的表情却没有多大起伏。在外人看来这多少有点“狠心”。到底是什么原因,杨兆芳自己也说不清楚。
    “可能是时间长了。”女儿刚去世时,杨兆芳也是异常悲痛,甚至想到了一死了之。但是看到哭着要妈妈的外孙,也就绝了死的念头。“我要是再走,孩子该多可怜。”
    女儿去世后,女婿再婚,带走了外孙。200多平方米的房子对于杨兆芳来说异常空旷。之前杨兆芳和女儿住,“到处都有女儿的气息”。于是,杨兆芳干脆搬到了阁楼,空间虽小,但再也不用触景生情了。
    杨兆芳说自己什么都赶上了。1948年生的她经历了自然灾害、文革、上山下乡、计划生育、国企改制…… “生这个女儿本身就不容易。”
    16岁时,杨兆芳下乡插队,在农村种水田,腿长期泡在水里,得了游走性关节炎,浑身疼,结婚后吃了一年中药才怀上了孩子。28岁回到南京,生了女儿,正好赶上计划生育。“我是第一批领取独生子女证的,是当时的‘光荣妈妈’。如今却是‘失独妈妈’,两个悬殊多大啊。”
    杨兆芳的女儿是得了滑膜性肉瘤去世的。直到现在杨兆芳也不知道这个病该怎么写。女儿去世后,杨兆芳开始信佛。阁楼一角,封闭的橱柜里供奉着女儿的照片和三尊佛像,早晚祭拜、念忏悔文成了杨兆芳每天固定的功课。“我相信善良的女儿一定跟菩萨在一起。”
 
   
 
    杨兆芳本想平淡地过完余生,如今却出了名。现在回想起来,她还“觉得有点懵”。
    外孙随女婿再婚离开了杨兆芳。失去最后的精神支柱,杨兆芳的精神几近崩溃。此后,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和介绍下,她加入了退休人员“夕阳在线”的QQ群。在许多人的劝慰之下,杨兆芳逐渐走出悲痛。偶然间,杨兆芳把自己的经历发到了南京一家知名的社交网站。媒体发现报道后,一位记者建议她,为什么不利用网络,把与自己有类似经历的人群集中起来?
    2012714,一个以“失独”群体为联络对象的QQ群成立,杨兆芳把它取名为“人间大爱”。起初,只有4位“失独”父母,不到两年的时间,已经发展到如今约50户100人的“大集体”。
    杨兆芳在QQ群上写道:“互相鼓励,互相帮助,相信政府,依靠政府,绝不依赖政府。我们失独,但不失志。”
    对申请加入QQ群的人,杨兆芳每次都会审慎地考察。思想过激、散播负面言论的人一律剔除。
    “人间大爱”阳光、正能量的基调,吸引了很多“失独”父母慕名而来。“我们靠行动感染他人。”虽说是“抱团取暖”的土方法,但“失独”人群彼此间的宽慰,给了彼此“第二次生命”。
    起初只是在线上聊天,熟悉后逐渐发展到线下活动。本是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却协力帮助他人。杨兆芳发挥编织专长,带领群里“姐妹”编织毛衣给环卫工人,为山区儿童织围巾,为癌症大学生捐款……
    一时间,前来报道的媒体蜂拥而至,“人间大爱”出了名,作为“群主”的杨兆芳也出了名。各电视节目相继邀请她去做嘉宾,几乎每次她都会说起人生经历。
    与此同时,杨兆芳开始主动“牵线”媒体。2013年4月7日,她报名参加《老爸老妈一起唱》,从小就有歌唱恐惧症的她去参加音乐节目,这让熟识她的人着实吃了一惊。“我什么都不管,只管唱,全不着调。”连编导担心地对她说,“唱得这么差,还要拉出‘人间大爱’的旗子吗?”她说,“我只要达到宣传效果就好。”
    在“人间大爱”的志愿者看来,在公众场合,杨兆芳能这么坦然地说出女儿的事,也许也是为了这个群体,“做到这样并不容易。”
 
   
 
    “墙内开花墙外香”。2013年7月,中国人口发展信息中心“微服私访”,专门找到了杨兆芳。
    “领导嘱咐我一定要成立民非组织。”第一次听到“民非组织”这个词,杨兆芳并没有细究,只是觉得“有了组织,就不是‘草台班子’了”。于是,一向实干型的她开始着手准备成立领导口中的“民非组织”。
    那时,杨兆芳借助政务公开发布的信息,找到南京市鼓楼区民政局局长的电话。“打电话咨询,局长很支持我,还请了一位科长协助我工作。”虽然成立“民非组织”的过程略显复杂,但遇到困难总有人帮忙。杨兆芳把得到的帮助归结为她与女儿常年做好事的回报。
    20131125,“人间大爱”服务中心正式成立。由此,“人间大爱”有了自己的办公地点。此前,“打游击”的“工作”状态结束了。就在“组织”成立的当天,南京市鼓楼区和建邺区计生局共为“人间大爱”捐款13000元。这一次,杨兆芳他们有了第一笔可自由支付的活动经费。
    “有了组织,就有了依靠。”“人间大爱”的成员觉得这是希望。
    组织的审批文件,杨兆芳用塑料袋裹着,锁在带密码锁的行李箱里,并藏于床底。杨兆芳把它视作生命。“我怕别人偷,钱倒不要紧,这个掉了就没法再弄了。”
    令“人间大爱”的成员倍感欣慰的是,“民非组织”由民政部门管理,而此之前,作为失独人群,他们一直游离在政府之外,找不到“家”。
 
    
 
    虽然到现在也没完全搞清楚“民非组织”的作用,但杨兆芳已经开始了长远规划。
    “目前我们主要针对失独人群,然后是孤寡老人和独生子女的残疾儿童。”
    杨兆芳说,“人间大爱”是一块“招牌”,但是作为“失独”群体“民非组织”实践先行者之一,杨兆芳深知只有做出成绩,才会得到各方的支持和关注。
    “人间大爱”服务中心成立后,杨兆芳自制了“人间大爱”服务中心宣传册,打算用组织独特的“正能量”作为宣传的“敲门砖”。
    但是,把门敲开了以后怎样发展?
    现在“人间大爱”服务中心聚集的“失独”人群,年龄大约50岁,都已过了自然生育年龄,“单独二胎”政策对他们而言无关痛痒。“养老”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人间大爱”服务中心成立前,杨兆芳从不担心养老问题。“打算自己卖早点赚点钱,找个高档养老院或是庙里的养老院安度晚年。”如今,杨兆芳却把“养老院”挂在嘴边,琢磨着怎么才能实现大家的诉求,平日大大咧咧的她此时显得有些踌躇。
    “民非组织”即民办非企业单位。2012年,南京市民政局先期拿出了500万,以公益创投形式,鼓励、带动以“民非组织”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发展。2013年,这一资金资助提升到1000万。但是获得此类资金扶持,必须有合适的项目。
    组织犹如企业,优胜劣汰,一切要靠经营,这是“民非组织”目前面临的状态。杨奶奶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与“人间大爱”服务中心类似,武汉的“连心家园联谊会”、重庆的“星缘联谊会”、上海的“星星港”……如何有效发挥作用,是这类组织必须直面的难题。
    “人间大爱”服务中心成立当天,杨兆芳他们给每位与会人员发了一只手电筒作为纪念品,意为“希望能照亮前方的道路”。
 
 
 
 
附:失独老人“自组织”行动的原因分析
 
作者简介:蔡慧、马群、张皓瑄,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专业本科生。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5-297-02
 
    根据统计数据推算,我国目前有将近2000万个失独老人。对于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来说,如何满足他们在“失独”后的精神需求是十分重要的。目前,我国对失独老人的精神关怀,主要是由该群体自发成立的组织来承担,失独老人们通过“虚拟”交流平台QQ群,以及正式注册的社会组织来实现自助与互助。本文就以南京市“人间大爱”自组织为例,从个人因素、社会因素入手,对失独老人建立自组织这一行动的原因进行分析。
 
    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人口减少、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该政策增大了一些家庭的生活风险,因独生子女死亡而产生的失独老人数量正在不断增加。失独老人是一个比较敏感的群体,他们在排斥外界的同时,在情感、经济与舆论上却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他们希望能够找到可以倾诉的对象,也渴望重新找到自身的价值,建构新的社会交往圈,从而减少自己丧子后的孤独无助感。目前,失独老人的精神慰藉主要是通过自助方式实现的,该群体往往建立各种虚拟交流平台QQ群,或正式注册社会组织来实现自助与互助。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南京市“人间大爱”为例,从个人因素、社会因素分析失独老人参加自组织行动的原因。
 
    一、“人间大爱”的基本情况
    “人间大爱”自组织最初是通过网络发起的,发起者是一位名为杨姓奶奶,她60岁失去爱女之后,得到了很多爱心人士的帮助,使她能够面对现实,勇敢生活。走出痛苦的阴影后,杨奶奶还记挂那些与自己一样有着不幸经历的其他失独老人,于是,她在2012年7月14日成立了“人间大爱”     QQ群。她用自己的感受、经历去帮助那些还沉浸在“失独”痛苦中的父母,让他们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经过一年多的发展,该组织从最初4人扩大到现在50多户家庭、近百位老人。
    在“人间大爱”的发展过程中,除了组织内部成员的团结努力,鼓楼区政府相关部门给予了关心和支持,不仅借给场地作为她们的活动室,而且为他们配备了电脑、电视等设备,使部分失独老人从“人间大爱”QQ群中走出来,在现实中进行交流。为了帮助更多的失独老人,杨奶奶牵头注册成立“人间大爱服务中心” 。2013年11月29日,“人间大爱服务中心”正式成立,其成员包括人间大爱QQ群中的所有失独老人。该中心成立后,在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工作研究生的支持和帮助下,组织成员开展唱歌、绘画、编织、聚餐、旅游等活动,为南京市智障儿童提供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支持。如今,该中心已成为失独老人的快乐之家,正履行着失独老人自助助人的功能。
 
    那么,失独老人为什么要建立这个组织?本文运用访谈资料,从个体视角和社会结构角度深入分析失独老人成立该组织的原因。
 
    二、失独老人成立“人间大爱”的原因分析
 
    (一)个人因素是失独老人建立社会组织的内在动力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的需求可以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五个层次。就失独老人而言,生理需求一般是满足的,而尊重的需求也在社交的过程中得到满足。笔者将从安全需求、社交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分析失独老人参加自组织这一行动的原因。
    1.“人间大爱”能使失独老人得到情感慰藉
    失独老人的安全需求主要表现在情感方面。对老年人而言,情感需求是最强烈的精神需求,他们渴望得到亲情,渴望得到子女及配偶的关心照顾。可是失独老人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孩子,有的还甚至因此与配偶离异,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失独老人的情感寄托是缺失的,这导致他们十分孤独寂寞,很容易产生消极情绪,部分失独老人甚至表示他们曾有轻生的念头。
    在“人间大爱”自组织内部,大家都是失去子女的人,有着相似的遭遇,他们彼此之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感染其他的人,使他们逐渐走出困境,
    慢慢融入这个温暖、关爱的群体,从而使以后的生活更加健康快乐。在情感方面,失独老人失去了子女给予的关怀,但在组织内部,彼此间的关怀和支持或多或少弥补了家庭成员缺失所带来的空虚,从而满足了失独老人的精神需求。
    Y奶奶是“人间大爱”的一员,她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庭,但是就在她快六十的时候,唯一的女儿突然病故了。她一下子苍老很多,仿佛掉进万丈深渊,满眼满面的的泪水止也止不住,整夜不能入睡。Y奶奶说:“在女儿走了之后,我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痛苦得也想离开人间。”就在Y奶奶痛苦绝望的时候,使她摆脱困境的是身边的自组织。一开始,Y奶奶身边的朋友伴她左右,鼓励她通过QQ群、论坛等多与其他失独老人交流联系,大家通过网络倾听她的苦恼,开解并帮助她,终于使她一步步走出失独的困境,一步步走向新的人生。
    2.“人间大爱”能扩大失独老人的社交圈子
    失独老人大多已经退休在家,离开了原本的工作环境,与工作时的朋友、同事联系较少,再加上他们在失独后不愿与别人接触,有的失独老人甚至与邻居、朋友、社区工作人员的接触都很少。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使他们的人际交往对象不断减少,社交范围不断缩小。然而,在失独老人的心底,他们依旧是渴望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关心,他们也渴望有倾诉、交流的对象。
    在“人间大爱”组织内部,有这样一个事例:S阿姨的儿子因车祸去世了,婆家又要抢占财产,丈夫也要与她闹离婚,她自己坦言道:“虽然公正的法律判给了我应得的财产,但我内心十分悲痛,于是远离父母、兄妹,远离开了伤心之地,也离开了原有的社交圈子。”在没有亲人陪伴的孤独情况下,她了解到“人间大爱”这一失独老人自组织,为了开始新的生活,她加入到这个新“家庭”里。在这里,S阿姨通过组织内部的活动找到了自己的爱好,交到了新的朋友。
    在失独老人自组织内部,彼此之间较强的同质性大大的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使失独老人乐于进行交流,能够更好的宣泄释怀自己的感情,并且通过组织内部的各种活动,他们也能够结交更多的朋友,建立新的人际交往关系。另一方面,失独老人自组织能够作为失独老人的代表,与政府、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取得联系,通过各种社会资源的调动,使得老人们接触到更多关心他们的人,从而组建新的人际交往的圈子,让失独老人们更好地融入社会,享受生活。
    3.“人间大爱”能帮助失独老人实现自我价值
    自我实现是失独老人参与自组织的最高需求。在现代社会,很多父母以培养出优秀的子女作为自己的最高成就。但是,当他们的子女先于自己去世后,他们的自我价值就只能依靠发挥自己的余热来实现。失独老人在得到社会的关注与帮助后,也是抱着回报之心,希望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失独老人自组织就像是一座桥梁,连接着失独老人与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在帮助老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对社会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X阿姨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在儿子去世后多年不与外界联系,认为自己的人生价值无法实现,有些自暴自弃。虽然她有一位很好的同事也是失独者,但是X阿姨也很少与她联系。一次偶然的机会,经过该同事的介绍,她了解到“人间大爱”失独老人这一自组织。在听说大家要为山区的孩子编织围巾后,X阿姨也想为孩子们献出一份爱心,于是她边学边打,也织成了好几条围巾,并与大家一起将这份爱心礼物捐给了山区的儿童。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使X阿姨受伤的心灵得到了安慰,并在活动过程中,重新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并逐渐融入到自组织这个大家庭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意义。
 
    (二)社会因素是失独老人建立社会组织的外在推力
    1. 单位解体,“单位人”变成“社会人”
    建国初期,我国城市实行的是“单位制”的管理方式,单位不仅为人们提供工作,而且还提供人们所需的各项资源,这些资源包括货币和实物等物质资源,还包括权力、机会、社会身份等无形资源,优厚的各项保障条件使人们对单位的依赖日益加深。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社会中这种由国家集中控制和统一分配资源的体制正在逐步改变,一些新的结构性要素不断出现,单位制的解体也使人们原本的保障需要由社会来提供。对于失独老人而言,他们的生活原来由单位提供保障,但是现在主要是社区以及社会进行提供,这使得他们在失独后更加需要通过自组织来寻求支持和帮助。
    2. “有限政府”的改革方向
    近几年来,政府改革的主题不断深化,转变政府职能成为主要议题,这些内容都属于“有限政府”的范围。有限政府是指在权力、职能和规模上受到严格的法律约束、限制的政府,强调的是政府职能的范围取决于市场需要和社会需要,政府权力主要限定在公共领域。这样一来,政府权力起作用的领域就受到严格限制,政府更加强调人们的自我管理,更加重视社区的作用,这也为失独老人建立社会组织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人间大爱”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得以成立和发展。
    当前我国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比较突出,在政府公共服务缺位或不足的情况下,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培育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我国政府也对社会组织的内涵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并对社会组织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在十八大报告上首次提出了要“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路径将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向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加快培育社会组织。
    但是,虽然有组织成员的努力和政府的支持,“人间大爱”仍须面对资金短缺以及组织延续性等方面的问题。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人间大爱”得到了政府认可,会得到用于组织日常活动的定期拨款,但是这些钱一般是不够的,尤其是在组织内部家庭较困难的成员生病的情况下,大家只能尽自己所能进行义卖、募捐等活动来筹集善款;并且,自组织如何长时间的运行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当失独老人自组织的主要领导者身体条件不好甚至去世后,如果自组织内没有合适的有能力、有号召力的人来管理,组织的交接工作没有做好的话,有可能就会使组织走下坡路,甚至是解散。
    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可以放松管制,充分发挥自组织的能动性;建立相关的法规,为自组织的发展提供法律支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为自组织提供活动保障;改革登记制度,打破“双重”管理体制;加强组织培育,为自组织创造发展条件;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进行补贴、拨款、税收优惠等减少“人间大爱”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社会上的志愿者组织、公益组织可以与“人间大爱”进行合作,帮助失独老人们开展活动、解决问题;社区居民也要对失独老人加以关心和帮助,尤其是他们的朋友、邻居。只有全社会共同参与到帮助失独老人的行动中来,才能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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