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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受到严重挑战

  最近,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库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汉克、美国企业研究所访问学者梅金、穆迪信贷评级公司前总裁利维等分别通过发表演讲或研究报告等方式,质疑“人民币大幅升值是恢复全球经济经贸平衡的关键步骤”等观点。的确,当前舆论界普遍关注的全球经济失衡,其实从1970年代就已经开始显露,根源在于美国经济失衡,特别是财政赤字不断加重。当时,美国凭借自身经济实力和传统金融优势,压迫日元和西德马克对美元大幅升值,将维护全球经济稳定和运行的责任,转向经过战后重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日本和欧洲。进入1990年代,国际贸易快速发展,全球经济失衡进一步加剧,世界经济格局重心加快由美欧日向美欧亚演变。但是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掩盖不了国际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自由贸易原则受损严重。

  国际贸易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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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贸易组织《2005全球贸易报告》统计,国际贸易总量保持快速增长。2004年全球货物贸易量比上年增长9%,增幅接近2003年的两倍。

  贸易国别结构更加失衡。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改善了中东、俄罗斯、非洲、拉美等国家的贸易条件。2005年1—6月,俄罗斯、巴西贸易顺差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56%和31%。我国贸易顺差396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为逆差68亿美元。

  主要发达国家贸易收支状况恶化。美国和欧盟外贸逆差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17.9%和50%,特别是美国2004年贸易逆差达6600亿美元,最近几个月月均贸易逆差都在600亿美元上下。日本和韩国等传统出超国,今年上半年贸易顺差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26.4%和33.9%,为近年最大跌幅。

  跨国公司进一步主导国际贸易和国际产业转移重组,经济安全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统计,截至2004年底,全球跨国公司6.4万家,海外分支机构85万多家,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以上,海外子公司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由25年前的30%提高到了45%。进入21世纪以来,跨国公司一方面加强兼并收购能源、矿产、制造、通讯和零售等行业,扩大生产和经销网络,增强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另一方面则加快由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采购、服务等环节延伸。随着失业率的上升,一些发达国家对产业转移渐趋敏感,有人明确主张通过法律、行政等手段保护本国重要产业,甚至提出经济爱国主义这样尖锐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吸纳转移产业带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担忧本国产业结构过于依赖跨国公司而影响经济自主性。

  自由贸易原则严重受损

  国际贸易快速增长掩盖不了国际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自由贸易原则受损严重。据世贸组织统计,1995年到2004年6月,各成员方共发起2537起反倾销调查。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一波三折,尽管香港会议有所突破:发达国家同意在2013年取消农业补贴,发展中国家接受在非农业市场准入上采取瑞士公式作为依据。但2013年解决农业补贴要等待的时间太长,不但要跨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还要跨过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

  随着后配额时代到来,农业部门自由化,全球钢铁产业波动。发达国家关税壁垒作用削弱,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等非关税壁垒成为主要手段。如欧美“空客补贴”、美日“反倾销关税分配法”、美日“牛肉之争”等。法国、意大利政府反对外国公司收购本国企业,美国更是把投资问题政治化,阻挠企业间正常的商业购并。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的基本原则正在受到空前的挑战。针对纺织品以及目前世贸组织尚未涉及的劳工标准等问题,发达国家随时都可能在多边或双边框架内对发展中国家提出新的议案。发展中国家间结构性调整也正在产生严重的产业冲撞和贸易摩擦。

  中国在国际

  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上升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外贸规模的迅速扩大,我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显著上升。2004年我国跃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外贸额占世界贸易额的6.4%,进、出口增速在世界前十大贸易国中均居首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04年我国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0%左右。

  今年我国可以“坐二望三”,特别是外贸顺差超过1000亿美元引人注目。

  我国成为许多商品的生产大国并占据全球较大市场份额,打破了全球原有的产业布局和贸易格局,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日趋严峻的对外贸易纠纷问题。目前,涉我贸易摩擦领域不限于传统商品贸易,正在向服务贸易和投资合作扩展,牵扯的层面由产品、企业等微观经济层面向国家政策和制度等宏观层面发展,摩擦国别对象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从发展走向看,贸易摩擦还有越来越政治化的倾向。

  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争取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中国必须高举自由贸易旗帜,从战略高度对待贸易摩擦,立足长远,坚持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道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通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规范出口经营秩序,努力消除引发贸易摩擦的内部根源。在总结中欧纺织品贸易谈判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与主要贸易伙伴多层次的、经常化的协调对话机制,通过增进信任,化解与有关国家的贸易摩擦。

  根据不同国家的特点和发展水平,通过制订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国别贸易政策,优化进口结构,特别注重扩大急需的资源、原料性产品的进口。在关税减免和市场准入等方面,进一步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对我出口商品提供便利。

  妥善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纠纷,通过加大直接投资等方式,适当向一些发展中国家转移部分纺织、服装等生产加工行业,改善这些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状况。

  加强舆论引导,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遏制贸易摩擦的示范扩散效应。发挥行业组织的中介作用,通过帮助出口企业树立自律和自我保护意识,推动企业以联合方式主动对外应诉,提高应诉率和胜诉率。

  充分利用世贸组织平台,从战略上重视通过多边贸易仲裁机制和相关国际规则维护国家产业安全和贸易利益。加快建立多双边自贸体系、关税同盟等贸易便利化组织,通过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化利益差异和贸易摩擦为互利、合作与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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