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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巴蜀是中国茶业的起源地

           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四川乃天府之国,土地肥沃,且气候暖和。西部高原山地自然条件比较严重以外,极为适宜人类居住,所以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一直是人类生息和繁衍的地方。富足的盆地亦养育了悠久的茶文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王褒《僮约》云:“武都(阳)买茶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云:“芳茶冠六清”;孙楚诗云:“姜桂茶出巴蜀”等诗文中看出来。

  陆羽在他所著的《茶经》中亦记载有:“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直至唐朝中期,这种野生的大茶树在四川还是到处可见。据我们已故的知识,像这种两人合抱的茶树,大概需要千年以上的时间,才能长成如此之巨。如此一来,这些大茶树大多数应该是生长在战国以前,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古代的巴蜀也是我国茶树原始分布的一个中心。 

  在《华阳国志•巴志》中有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蒋,园有芳弱香敬,给客橙葵。”在这里《华阳国志•巴志》对巴蜀的茶事的记载是很明确的。更重要的是,它明确指出,所进贡的茶叶是“园有芳弱(竹)香茗“(在园子里人工种植的茶),而不是采之野生。这说明在当时,巴蜀的茶事已是相当发达的了。 

  《汉书•地理志》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巴蜀的范围较大,居住民族除巴人和蜀人之外,还有濮、苴、共、奴等许多其他少数民族,巴族、蜀族不过是其中分布较广、人口较多的两个大族。这些民族,大致在夏商和西周时,还停留在原始氏族阶段,至春秋、战国期间,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才由原始走向文明。但是,从中原的观点来看,这些民族或地区,仍然是属于“南夷”的化外之区;巴蜀归属于华夏,是在秦统一和设置郡县以后的事情。 

  清初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考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指出各地对茶的饮用,是在秦国吞并巴、蜀以后才慢慢传播开来的。也就是说,中国和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为业的。顾炎武的这一结论,统一了中国历代关于茶事起源上的种种说法,也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因此,大家也就认可了“巴蜀是中国茶业和茶叶文化的摇篮”这一事实。 

  中国的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以后的事情。那么,巴蜀又是什么时候开始饮茶的呢?对这个问题茶界持有不同见解,有的人认为始于“史前”,有的人认为是“西周初年”,也有的人认为在“战国”时期等。名家的意见归结起来,就是究竟始于巴蜀建国之前抑或建国之后的问题。 
 
  饮茶是一种物质享受,人们习惯把饮茶和文明联结在一起,所以一提起饮茶的习惯,人们往往认为是进入阶段级社会以后才出现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利用植物的某部分组织来充当饮料,是氏族社会常有的事。鄂伦春族民族志材料表明,1949年前,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伦春人,还停留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当时,他们有“泡黄芹、亚格达的叶子为饮料”的习惯。鄂伦春人能够利用当地的黄芹和亚格过的叶子来作饮料,那么,为什么巴人、蜀人和我们南方有茶树分布的其他族人,不能在史前谋划不发明以茶为饮呢?这也就是说,我国上古关于“茶之为饮,发乎神农”的论点,不但有传说记载,而且也有民族志材料的较好印证。这也说明巴蜀茶业的开始最早的,只可惜见诸文字记载的时间较迟,直到西汉末年的王褒《僮约》中才有记述。能予佐证的有关先秦巴蜀的茶事资料,一是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所说:“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丹、漆、茶、蜜……皆纳贡之。”二是明代杨慎在《郡国外夷考》中所提:“《汉志》葭,蜀郡名。萌音芒,方言,蜀人谓茶日葭萌,盖以茶氏郡也。”

  巴蜀和周族的联系,其实还可上溯到殷商末年。如《华阳国志》中又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这一点,在《尚书•牧誓》中载称,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微、卢、彭、濮,称尔,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华阳国志》和《尚书》一致说明了在殷商末年,巴蜀及其四周的许多部落,都曾参加了周武王领导的反纣同盟。周武王灭殷以后,大肆“封邦建国”,分封的对象,有上说的宗亲,也有功臣、扈从和参加伐讨战争的各族酋长。所以,西周虽无“子”这样的爵位,既使不分封宗姬,也会分封巴蜀等头人来掌管一方的。这一带既然成了西周的属国,至少在臣属初期,会与周王朝保持一定的纳贡关系,贡品中包括了漆、茶和蜂蜜这类方物特产。 

  《华阳国志》是晋人所写,其所载史实是汉朝甚至是两晋的情况。既然巴蜀南部的产茶地区,当不会都是在葭萌一带,其上述巴蜀南部的产茶地区,当不会都是在葭萌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所以,假如葭萌“以茶氏郡”的论点可以成立,那么,《华阳国志》中所提到的茶叶产是,可以说也是战国前既已形成的历史茶区。 
  关于巴蜀茶业在我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的王褒《僮约》中,才始见诸记载。《僮约》有“脍鱼鳖,烹茶尽具”,“武阳买茶,杨氏担荷”两句。前一句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但饮茶已成风尚,而且在地主富家,饮茶还出现了专门的用具。其后一句,由反映成都四周,由于茶的消费和贸易需要,茶叶已经商品化,还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 

  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我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而且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看,很可能也已形成为我国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如西晋张载〈登成都楼〉(3世纪80年代)诗句:“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即是一证。张载这首诗,共32句。前面16句,谈成都的飞宇层楼、物饶民丰和高甍长衢的城市境况;下阕借蜀郡汉代巨富有成效程、卓二家的奢华生活,来极言成都茶叶的名满遐迩。与张载这一诗句相辅,构成巴蜀茶业名甲全国的还有这样两条史料;三国魏张揖《广雅》(3世纪之前)载,“荆巴采茶作饼,成为米膏出之……”其二是西晋孙楚的《出歌》(公元231~293年):“茱萸出芳树颠,鲤鱼出洛水泉。白盐出河东,美鼓出鲁渊。姜、桂、茶出巴蜀,椒、桔、木兰出高山。蓼苏出沟通渠,精稗出中田。”前一条史料所说的“荆巴间”,具体是指今川东、鄂西一带。其实,这鄂西早先属楚国的边境地区,先秦时有一度就属巴国或是巴文化的影响区。所以,这条资料实际上介绍的,主要还是巴蜀的制茶方法和饮茶习惯。后一条《出歌》,主要是介绍一些常用饮料、食物产地。把《广雅》、《出歌》和《登成都楼》诗的上述内容联系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出,不只先秦,而且在秦汉直至西晋,巴蜀仍是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和重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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