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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居然写诗求二奶?

  

      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卒于公元846年。唐代诗人。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其先太原人,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重庆酒店会所设计贞元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后因事被贬为江州司马。历任杭州刺史、苏州刺史、刑部尚书。诗与元稹齐名,世称“元白”。塔机租赁代表作有《长恨歌》、《琵琶行》等。著有《白氏长庆集》。

 

 

       白居易属于少年得意的代表,重庆活动房他在十八岁之时即以诗名为人所知。那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更赢得了长安知识界的普遍赞誉。二十七岁那年,白居易再接再厉,以第四名的优异成绩高中进士,在同时考中的十七人中最为年轻。后来,白居易不无得意地写道:“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然而,白居易更是唐代诗人——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诗人中晚婚晚育的楷模和典范。这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年轻进士,却一直拖到了36岁,才与小他12岁杨氏结婚。杨氏是其好友杨虞卿的堂妹。重庆大金空调

 

 

       白居易晚婚的原因至今依然聚讼纷纭,众多研究者在自说自话,都无法拿得出来令人信服的证据和材料。重庆礼品盒但有一点可以排除,白居易的晚婚绝不是因为性冷淡。因为在众多作品中,白居易都对女人流露出了一种病态的占有欲望。

 

 

       说起白居易,我们不能忘记元稹。元稹、白居易两人年龄相近,又同为著名诗人,然而,元白二人不仅丝毫没有“文人相轻”,而且私交甚笃,他们倾心交往三十载,相互唱和九百章,可谓极一时之盛。重庆废铁回收加之两人的文学观十分接近,时人将二人并称——元白。《旧唐书·元稹传》如此形容二人的关系:(元稹)“既以俊爽不容于朝,流放荆蛮者近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贬江州司马,元稹量移通州司马。虽通、江悬邈,而二人来往赠答,凡所为诗,有自三十、五十韵乃至百韵者。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观其流离放逐之意,靡不凄婉。”《旧唐书·白居易传》亦如此记载:“时元稹在通州,篇咏赠答往来,不以数千里为远。”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白居易和元稹都互为表里。

 

 

       元稹是中国作家中最早以出卖隐私吸引眼球的成功人物。在晚年,他以自己风流韵事为蓝本写成了《莺莺传》,后来,天纵之才王实甫以《莺莺传》为蓝本,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西厢记》。因此,可以这样说,元稹对中国文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以自己无耻的始乱终弃成就了一出最伟大的戏剧杰作——《西厢记》。桑拿设备

 

 

       也许注定元稹命带桃花,抛弃了莺莺之后,元稹又泡上了著名妓女薛涛。薛涛本来也出身名门,只因父亲过早地撒手人寰,薛涛不幸沦为乐伎。自身过硬的素质,早年良好的环境熏陶,使得薛涛很快就在行业里成为了头牌。元和四年春,元稹奉命出使成都,此时元稹30刚刚出头,第一眼看到40岁的薛涛,重庆外墙清洗便惊为天人。薛涛对元稹也是一见如故,“金风玉露一相逢”啊,“便胜却人间无数”。加上此时元稹的妻子韦丛十分识相地病逝,元稹与薛涛更是无所顾忌,在成都开始了一年多的同居生活,二人吟诗歌唱,共同谱写了一段他们自己认为的佳话,以致当时人们多把薛涛看成是元稹的外室。然而,不久之后,元稹再次显露出豺狼本性,最终选择一走了之,并在浙东公务活动时与越中名妓刘采春开始了另一段干柴烈火的淫乱生活,任凭被蒙蔽的薛姑娘一人在成都思念得死去活来。思念着元稹的薛涛为此闭门谢客,从此远离诗酒花韵之事。

 

 

       然而,十多年之后,白居易却写了一首《与薛涛》:“峨眉山势接云霓,欲逐刘郎此路迷。若似剡中容易到,春风犹隔武陵溪。”该诗对薛涛充满狭亵之情,求欢之意昭然若揭。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白居易的举动都显得十分下作,虽然元稹此时已经抛弃薛涛,但薛涛仍然以元稹的外室自居,重庆公关公司对于白居易抛来的媚眼根本不屑一顾。很明显,白居易的举动有挖朋友墙角的嫌疑。人说“朋友之妻不可欺”,白居易却是朋友之妻“不客气”。白居易的龌龊在这样一件小事上表现无遗。

 

 

       意味深长的是,白居易自编《白氏长庆集》时根本没有收录此诗,而是将之收录在《外集》之中。据分析,白居易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白氏长庆集》要约请元稹作序,白居易实在不好意思将自己勾引薛涛诗篇让元稹过目。你看,这一对好色衰男,在这件小事上做得多么有板有眼。

 

 

       白居易一边勾引着朋友的“外室”,重庆螺杆空压机一边却精神分裂地要求另外一个女人殉情。这个女人就是关盼盼。关盼盼本来是普通得无法再普通的一个女人,她只是唐代某朝徐州故尚书张愔的一名爱妓,“善歌舞,雅多风姿”。后,所谓的张尚书辞世,归葬东洛,而盼盼念旧爱誓不再嫁,一人独居张尚书旧居之燕子楼十余年,“幽独决然”,直至终老。

 

 

       在中国历史上如同盼盼这样的女性可谓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加上其出身的低下,决定了她在历史上不应该也不可能留下任何印记。但她的人生轨道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所改变:当白居易担任校书郎职务之时,“游徐、泗间”,曾受到张尚书的盛情款待。按唐朝的接待规格,酒足饭饱之际,张尚书将自己的爱妓盼盼作为助兴的秘密武器隆重推出。白居易一见之下,惊为天人,当即赞道:“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

 

 

       当盼盼近在咫尺,在白居易面前尽展才艺之时,面对有主名花,白居易感受到的是心理距离,为了缩短这个距离,他尝试着写下了“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这虽然纯属白描,但这其中却充满了白居易难以言表的艳羡和无法表白的失落。这一印象是如此刻骨铭心,以至于许多年之后,白居易仍然牵肠挂肚,念念不忘,在老友去世之后,白居易仍在品味盼盼带给他的遗憾。后来,当白居易听别人转述了盼盼独居燕子楼的感人事迹之后,他有感而发:“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

 

 

       无疑,白居易是内敛的,尽管因缘聚合,他和盼盼曾有过一面之交,在一次酒会上,他们曾萍水相逢,但至少表面上,在白居易的心目里,盼盼是作为另外一个人的附属物出现的。同样,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白居易的诗就显得内涵丰富。他在自己的诗中用了大量的铺排式的意象:月夜、残灯、冷被、风霜……但在这层层包裹之下,白居易是在强调一个事实——他对一个女人的怜惜。为了表达自己的怜惜之情,白居易一厢情愿、不惜笔墨地描绘燕子楼中的孤寂和落寞,他想象着残灯之下盼盼娇俏的模样,而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了盼盼的主人,这样的感觉刺激着他,让他欲罢不能。他将自己置换成了盼盼曾经的男人,对于自己的置换,白居易无法不情思绵绵。

 

 

       他站在远离徐州的洛阳,任想象中的自己远远地站在盼盼的燕子楼外感世伤怀。如果仅仅只是意淫一番倒也无关大碍,在意淫之后,白居易露出了凶残本相:“黄金不惜买娥眉,拣得如花四五枚;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

 

 

       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毫无隐瞒,将自己的意思和盘托出,他不顾诗歌的意境和含蓄,直接抒发自己对于张愔的无限同情:想当年,你老兄千金散尽,买到了那么多绝色女子,之后又费尽心力教他们学会了钢管舞,尽管你在女人身上如此卖力,可是我却没有见到一个女人愿意追随你去死。

 

 

       白居易的满怀愤恨和幽怨在这首诗里表现无遗,据说这首诗对关盼盼产生了巨大的杀伤力,她读懂了这首诗中的隐含意味,愤恨之下,走上了白居易为她指明的道路。她既是抗议又是无奈地开始绝食,无人可以劝解,她留给世人更是留给白居易的诗句是:“儿童不识冲天物,漫把青泥汗雪毫。”

 

 

       就这样,伟大的诗人用自己伟大的诗笔将一个弱女子逼上了绝路,诗笔曾是杀人刀啊!尤其是当我们将白居易写给薛涛和写给关盼盼的诗合在一起来读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白居易的假道学真小人的嘴脸。

 

 

       一般认为,白居易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40岁为标志,早年积极立业用世,后期积极纸醉金迷。其实这种划分根本不得要领,在白居易那里,其前期后期都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赤裸裸的欲对于权力、对于女人。我们看到过那么多的男人对于权力和女人流露出了那么强的欲望,即使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莫能例外,对此,我们心平气和。只是我们无法接受这样的欲望会出现在一个著名诗人身上。因此,我们极力为尊者讳,为“著名者”讳,其实这也是为人性“讳”,为天下的丑恶男人“讳”,某种程度上也是为我们自己讳。

 

 

       在中国人的心目里,白居易是和《卖炭翁》联系在一起的。他所发起的“新乐府运动”也为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成为我们忘记白居易另一面的理由。白居易的后半生是寻花问柳的后半生,是置皇命于不顾大养家妓的后半生。指望这样的诗人去反映民生疾苦,岂不做梦?

 

 

       可是,我们从小接受的观点就是,白居易是百姓利益的忠实代表,其实在白居易那里,诗歌只是他邀名猎艳的武器。白居易大方地举起了作为诗歌的武器,或者称大方地拿起了作为武器的诗歌,以此猎取功名,以功名猎取美色。当然,白居易这样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不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但是这至少可以说明,虽然白居易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不堪,但也绝不会比我们想象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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