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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留地

七律.从教三十五年感赋     三十五年是与非,半生心血李桃肥。 舌耕寒暑腰何折,笔写春秋发更稀。 雕琢从来高境界,栽培无处不芳菲。 一腔壮志今犹甚,喜看杏坛雏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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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6日《湖口报》发表散文《那年那病—“大肚病》

 

 

     “大肚病”是家乡人对血吸虫病的俗称。新中国成立前,这种病在鄱阳湖边的村庄里流行。当时的老百姓并不知道是什么病,只是根据病人肚子增大的表面症状而命名。直到解放后,有了医院,家乡的卫生事业发展很快,人们才知道这叫血吸虫病。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一场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血吸虫的治疗和预防工作迅速步入正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国宣布正式消灭了血吸虫病。当年,毛泽东主席的诗歌《送瘟神》二首表达了消灭血吸虫病后亿万人民无比喜悦的心情。然而,血吸虫病的惨状还留在我的记忆中,印象相当深刻。

记得小时候,村里人个个都有血吸虫病,只是轻重程度不同罢了。初期病症并不明显,除了体温略高、精神状态不好之外,并不影响劳动和生活。慢慢地病情加重,出现肝腹水。腹水越积越多,肚子一天天增大,致使肝脏功能基本坏死,生命也就走向终结。正如时任卫生部长的魏文伯在其编写的《血防“三字经”》中所言,“血吸虫,害人精”,“男不长,女不生”;加上血吸虫的卵由人畜的粪便中排出,在浅水中孵化成幼虫,幼虫钻进钉螺里发育,变成成虫后返回水中。人畜在水中活动时,成虫就会钻入人畜的毛细血管里,进人血液,危害人畜的生命。

血吸虫的这种传染方式非常独特。生活在鄱阳湖水乡的人几乎无一幸免,出现了“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可怕状况。家乡就有很多村庄整体灭绝,村民无一生存。沿湖很多地方只有村名,不见村庄。我们村周围就有地名为“谢家湾”、“曹家埦”、“董家塘”、“孙家塘”和“郑家塘”的,应该就是当时存在现已消亡的村庄所在,那些地方都有村庄的遗址。有的村子原先是大村庄,现在只剩下几户。比如大队部所在的王三坝,本名王三百村,据说有三百多户人家,解放初就只剩六户,且大多是后来从外地迁来的。

听父亲讲,我外祖父就是患大肚病去世的,去世时还没有五十岁,正值壮年。外祖父临死前受尽了折磨,大肚子高过头,走路都气喘吁吁的,根本不能干农活。当时的郎中无法可治,所谓“华佗无奈小虫何”,在病人面前束手无策。为了减轻外祖父的痛苦,郎中只能用针管插进他肚子抽水。后来,也无钱请郎中了,外祖父就自己拿女人钉鞋底的锥子生生钻进去放水,这种痛苦旁人无法想象。外祖父就这样被血吸虫夺去了生命。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对血吸虫预防和治疗工作非常重视,各级政府都在卫生部门专门设立了“血防站”,由血防站负责血吸虫病的治疗和防治工作。这种机构一直延续至今。在血吸虫病重疫区,以大队医疗所为单位,由县血防站派医生对所有血吸虫病患者分期分批进行免费治疗。治疗的方法也在逐步改进提高,记得开始是每天一次静脉注射,后来是每天口服一次药丸,连服一星期。有一段时间还采用了喝麻油(油中摻有药物)疗法。我虽然只有十几岁,但也感染了病,当时就是在大队部住了一星期,吃了一星期的药丸。一般来说,一次治疗即可根除;但如果重新下水,接触病源,就会复发。所以,血吸虫病的预防工作就显得特别重要。

血吸虫的幼虫要依靠钉螺作为温床才能繁殖为成虫,如果没有了钉螺,血吸虫也就没有了生存的可能。因此,那时候的预防工作就是从消灭钉螺开始的。现在想起当年灭钉螺的场面我还会感到非常激动,所谓“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一点也不夸张。在秋冬枯水期,一个公社的全部劳动力集中在鄱阳湖的某一滩涂上,像种菜园一样,铲起草皮,将一畦地的土挖起,平铺在另一畦上,打结实,草皮上的钉螺全部被深埋于土底。等到来年春天汛期,湖水涨上来了,就在土坝上和下面的沟里撒上一层灭螺药。这种药虽无异味,可是钉螺的克星。这种方法很管用,连续几年,钉螺也就遭灭顶之灾。“借问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没有了钉螺,血吸虫病自然也就灭绝了。

还记得当年庆祝消灭血吸虫病的盛况。全公社的社员集中在一起,召开群众大会。会场上红旗招展,彩旗飘扬,锣鼓齐鸣,鞭炮震天。世世代代饱受血吸虫病侵害的人们载歌载舞,欢庆胜利,充满了幸福的喜悦。我知道,这种喜悦是发自内心的。

近五十年过去了,家乡再也没有大规模爆发过血吸虫病疫情。虽然前些年出现过少数患者,但当地政府及时加于整治,血吸虫病很快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大肚病”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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