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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推出“中国富豪年度犯罪榜”

     历时一年,律师王荣利推出了一份令人惊讶的报告——《2009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总结2009年倒下的富豪之多、涉案金额之大,触目惊心。富豪倒下,是“原罪”使然,还是经验模式没有转变?结论似乎更加令人担忧:脱离了权钱交易,部分企业甚至连“资源”都无法获得。

富豪变形
  
    在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里,一天早晨,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

    越来越多的中国富豪,一夜醒来,也会发现自己成了“大甲虫”。2009年,人们为黄光裕的倒下震惊与扼腕。事实上,从胡润百富榜上跌落的,又何止黄光裕一人?

    这个问题,王荣利给出了答案。

    历时一年,他在媒体上推出了一份《2009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因为迄今为止,学界、研究机构未有做过此类工作,这份报告也被称为“国内首篇年度企业家犯罪报告”。

    王荣利是广东立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因为长期从事公司法律业务,此前10年,他一直想给中国企业家一些“忠告”。

    这个愿望逐一实现:从写作出版《总裁的陷阱——律师给企业家的18个提示》,到出版《律师写给总裁的忠告》……他的想法越来越多,可供他收集并加以研究的案例也一直增多。

    “急于做大的陷阱”、“集权管理的陷阱”、“融资的陷阱”、“官商勾结的陷阱”、“谋杀的陷阱”、“绑架与抢劫的陷阱”、“继承的陷阱”、“黑道的陷阱”……这些,都是王荣利期待中国企业家避开的领域。

    然而,他又不得不承认,他的“忠告”如此之多,但是真正“听进去并且引以为戒”的企业家,似乎并不多。

    根据他的报告,单单2009年,“进去了”的企业家之多,足以令人震惊: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因受贿罪被判死缓;

    中国轻骑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总裁张家岭因信用证诈骗罪、挪用公款罪、贪污罪、受贿等罪被判无期;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鹏飞因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被判无期徒刑;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李培英犯受贿罪、贪污罪已被执行死刑;

    中国长城信托公司北京证券交易营业部原总经理杨彦明犯贪污罪、受贿罪被执行死刑,成为中国证券界获死刑第一人;

    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李经纬涉嫌贪污罪被拘查;

    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顾雏军因虚报注册资本罪、挪用资金等罪被判10年;

    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田文华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无期徒刑;

    胡润慈善榜富豪、上海周氏集团原董事长周小弟因故意伤害罪、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被判14年;

    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吴英骗取集资款7.7亿元,实际集资诈骗3.8亿元,犯集资诈骗罪被判死刑;

    ……

 

倒下的国企老总普遍位高权重

 

    王荣利告诉记者,因为数据来自他收集的媒体公开报道,中国企业家实际犯罪人数,会远远超过此数。

    令人惋惜的是,这些企业家,无一例外正步入人生最辉煌时期,此时却只能一声叹息,锒铛入狱。
   
    国企老总,以其所处位置之高,以及所涉案件金额之大,给整个社会带来冲击。

    王荣利发现,在36名涉案国企企业家中,有曾任中央候补委员的陈同海;有曾任中纪委委员的康日新;有曾经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李经纬、张家岭、陈鹏飞;有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张春江。

    这些人触犯罪名大部分属于贪污、受贿类罪名:涉嫌受贿罪的有28名,涉嫌贪污罪的有16名,涉嫌挪用公款罪的有8名,涉嫌其他犯罪罪名的有8人,涉及12项罪名。
   
    涉案金额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基本查明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1亿多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张家岭、王先龙、王洪生3人分别给国家造成8.42亿元、1.4亿元、3.1亿元的巨大经济损失,3人合计造成经济损失高达12.9246亿元。

    这部分老总多数年纪在60岁左右,“是做到大型国企一把手的黄金年龄,因为位高权重,也是对其监督最少的年龄。”

    通过对犯罪发生领域的统计分析,他发现,这些犯罪的集中度相当高:61%以上的比例集中在工程、人事、资金管理、土地、作风等五大领域;84%以上集中在包括执法、国企经营、司法、融资、产权等十大领域;近95%集中在行政审批、贷款、优惠政策、采购、招商、股票发行等16大领域。

    这部分国企老总,因为其同时具有体制内身份,在普通百姓眼里看来,与官员犯罪更为类同。

 

“我讲我不行贿,下面没有掌声”

 

    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家的沉浮,更令王荣利关注。

    据统计,从1999年到2008年的10年里,登上胡润百富榜的中国富人,有49人发生过“变故”:顾雏军、黄宏生、李松坚、刘军、罗忠福、牟其中、唐万新、吴志剑、杨斌、郁国祥、张良宾、张荣坤、张文中、周伟彬、周益明、周正毅、周小弟、刘根山、关国亮。

    胡润富豪榜也因此被戏称为“杀猪榜”。《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由于富豪问题的不断出现,中国富豪群体难成为青年人榜样,近七成青年受访者认为中国富豪品质差。

    这是一批成长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企业家。在资源集中于权力机构,民营企业对资源极度渴望环境下,有人总结民营企业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万科董事长王石曾明确表示自己“不行贿”。他的话显得有些悲壮。在一次企业家论坛发言中,王石说,“我讲我不行贿,下面没有掌声;其他企业家讲他行贿的时候,下面掌声雷动。我坐在台上多少有点尴尬。”

    有评论认为,中国不少“问题富豪”最后落马的原因,就在于财富是“灰色”的,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坑蒙拐骗、买空卖空、钻法律空子等等成为问题富豪积累财富的基本价值导向。

    王荣利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还只有国企。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有能力、有知识、有素质的人开始下海经商办企业。

    当民营企业异军突起,要与国企竞争,它的发展实际上非常艰难:它们很难获得平等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许多方面诸如在融资、行政审批等方面仍被歧视。

    “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不得不采取一些不规范乃至违法犯罪的手段求生存,求发展,最终导致犯罪。”王荣利说。

    这批舍弃“大锅饭”、“铁饭碗”出来打拼的人,不得不通过市场求生存,而要生存,毫无疑问需要冒险精神。这批人做到了,发了大财,成了最先致富的人。

    据报道,早期的民营企业不少是靠走私、靠偷税骗税,甚至靠骗人发财发家。实际上,即便是今天,诸如偷税漏税的情形,在民营企业依旧不少见。

    胡润认为:“中国企业很不容易,刚来中国时我觉得很奇怪,民营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竟不能在中国的银行开账户,融资困难造成早期部分民营企业偷税,企业家也容易走上政商勾结的道路。”

    知名律师田文昌认为,在那个法制尚不完善环境下,这批企业家非常容易犯罪,民营企业发展当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民营企业家频频犯罪落马,“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原罪”理论不应再适用

 

    这个“必然性”的第一次发作,发生在上榜富豪牟其中身上。到2002年以后,李经纬、杨斌、黄光裕等人“出事”,多次惊起千层浪。

    面对企业家频频被抓的现状,有人发出感慨:“中国转轨时期的财富积累天生带有历史条件下的胎记,有着与生俱来的原罪。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

    学界曾热议,是否将这部分犯罪情形作为“原罪”赦免。田文昌认为:“个别很严重的、持续犯罪的,应该要追究;有的现在已经不再发生了,过去的犯罪行为调查取证也很困难了,那么也可以放弃追究。”

    王荣利认为,民营企业家犯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环境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环境问题,要与国企竞争,许多民营企业没有走正路,走的是弯路;融资渠道的不畅通,也致使很多企业最终走向了贷款诈骗、信用证诈骗、集资诈骗。”

    田文昌特别关注法制环境。他认为,法治环境有的是法律自身问题,比如立法不够明确,虚开发票类犯罪,本意是打击犯罪,但现实中有些企业并没有骗税,而是为了增加业绩等,实际上还可能多缴了税,并没有占到国家的便宜,也被治了罪;有的是法律实施的问题,如在诉讼活动中对民营企业能不能平等保护的问题。

    他曾经办理过一个案子,对方是一家国企,其代理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词就明确讲:“不能让资本家占了便宜。”

    胡润也认为,在过去中国企业的经营环境中,“第一桶金”是很难拿到的,并不像今天融资渠道很多,可以直接找风险投资。

    不过,他也强调,在现在政策体制已经有所改善的环境下,富豪们就没有了犯此类错误的托词,富豪也不能再逃到“原罪”的理论里去避风。

  “现在,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就比较多了,融资问题已相对容易解决,现在国内已有很多资金充裕的企业和个人在做融资的工作,政策上也有了突破。很多银行、国外的风险投资者也都在关注中国优秀的企业及企业家。”胡润说。

 

“不靠近他们怎么获得资源?”

 

    中国的“问题富豪”为什么这么多?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认为,有4个原因:部分官员权限过大且权力界定不明;民间企业运作的空间有限而边界也不定;司法程序不够完善;中国的市场和诱惑非常巨大。

    田文昌曾经去考察过一些乡镇企业,“非常有钱,但也存在着产权不清的隐患。”

    他建议这些企业尽早明确产权关系,消除隐患。但他得到的回答是:没必要。甚至有的企业家拿出与领导的合影照片,拉大旗作虎皮,以为这就靠得住。然而,问题爆发出来之后,“最终该倒霉的还得倒霉”。

    王荣利说,这些民营企业家普遍在生意场上打拼了很久,他们在生意场上很有眼光,也很有悟性,可以说是商业领域的人才、专家。在民营企业发展初期,他们的利润率甚至能达到100%,甚至200%。

    “因为企业还小,遇到问题,他们会用一些在现在看来是违法,但在当时看来是灰色的手段应付,比如偷逃税收。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许多民营企业家甚至已经把偷逃税当作一种正常现象。”王荣利说。

    这些问题,在民营企业尚小之时,许多尚未集中爆发。但当民营企业一旦做大,依旧采取老办法,“纸就包不住火了”。

    接受《民主与法制时报》采访时,王荣利特地提到,这些出事的企业家,在年轻时法律意识不高,到事业做大了,依旧没能转变过来,“成了公众人物还这样,自然就容易被盯上,最终出事。”

    王荣利希望中国的企业家不再用小企业的心态来处理现在的大问题,也不应当一味地去追求那么高的利润率,“现在的企业20%的利润率就好了,慢慢发展,一着急就要出事。”

    不过,这似乎很难做到。业内有人建议,富豪防止自己出事的办法,一是尽可能离政府机关远一点,二是尽可能离媒体远一点。

    得到的回复令人忧虑:那不可能!我要是不靠近他们,我怎么获得资源?□本报记者 杨 明 src="//function.aspx?NewsID=22847" type="text/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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