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考查某校，随意从每班抽3名学生共18人写在一张表格上，交给校长，极为认真地说：“这18名学生经过科学测定全都是智商型人才。”事过半年，罗氏又来到该校，发现这18名学生的确超过一般，长进很大，再后来这18人全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干出了非凡的成绩。这一效应就是期望心理中的共鸣现象。运用到人事管理中，就要求领导对下属要投入感情、希望和特别的诱导，使下属得以发挥自身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如领导在交办某一项任务时，不妨对下属说：“我相信你一定能办好”、“你是会有办法的”、“我想早点听到你们成功的消息。”……这样下属就会朝你期待的方向发展，人才也就在期待之中得以产生。我们通常所说的“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一个人如果本身能力不是很行，但是经过激励后，才能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不行也就变成了行；反之，则相反。

    充分运用贝尔效应

    英国学者贝尔天赋极高。有人估计过他毕业后若研究晶体和生物化学，定会赢得多次诺贝尔奖。但他却心甘情愿地走了另一条道路——把一个个开拓性的课题提出来，指引别人登上了科学高峰，此举被称为贝尔效应。这一效应要求领导者具有伯乐精神、人梯精神、绿地精神，在人才培养中，要以国家和民族的大业为重，以单位和集体为先，慧眼识才，放手用才，敢于提拔任用能力比自己强的人，积极为有才干的下属创造脱颖而出的机会。

    适当运用鲶鱼效应

    挪威人在海上捕得沙丁鱼后，如果能让其活着抵港，卖价就会比死鱼高好几倍。但只有一只渔船能成功地带活鱼回港。该船长严守成功秘密，直到他死后，人们打开他的鱼槽，才发现只不过是多了一条鲶鱼。原来当鲶鱼装入鱼槽后，由于环境陌生，就会四处游动，而沙丁鱼发现这一异己分子后，也会紧张起来，加速游动，如此一来，沙丁鱼便活着回到港口。这就是所谓的“鲶鱼效应”。运用这一效应，通过个体的“中途介入”，对群体起到竞争作用，它符合人才管理的运行机制。目前，一些机关单位实行的公开招考和竞争上岗，就是很好的典型。这种方法能够使人产生危机感，从而更好地工作。

    巧妙运用海潮效应

    海水因天体的引力而涌起，引力大则出现大潮，引力小则出现小潮，引力过弱则无潮。此乃海潮效应。人才与社会时代的关系也是这样。社会需要人才，时代呼唤人才，人才便应运而生。依据这一效应，作为国家，要加大对人才的宣传力度，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对于一个单位来说，重要的是要通过调节对人才的待遇，以达到人才的合理配置，从而加大本单位对人才的吸引力。现在很多知名企业都提出这样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以待遇吸引人，以感情凝聚人，以事业激励人。

    谨慎运用马太效应

    《新约。马太福音》有个故事：天国主人要外出，临走前把家产分给了3个不同才干的仆人，分别是五千、二千和一千。那个领五千的随即去做买卖，又赚了五千；领二千的也赚了二千，唯独那个领一千的把银子埋到地里。主人回来，对前两位大加赞赏，用原数奖励他们，却把第三位仆人的千两银子收回来奖给了第一位。随后告诉他们：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让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回来。这就是马太效应。这一效应可以给予我们三点启示：一是要根据每个人的实际能力，委以相应的工作，授以相应的职务；二是要引导人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树立竞争意识，积极参与竞争。只有才干而不去运用，也是不受欢迎的。三是要运用目标激励机制，奖勤罚懒，优胜劣汰。只是运用过程中，要根据政策掌握分寸。

    避免运用首因效应

    第一印象所产生的作用称之为首因效应。根据第一印象来评价一个人往往失之偏颇，被某些表面现象蒙蔽。其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以貌取人。对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的容易得出良好的印象，而其缺点却很容易被忽视。二是以言取人。那些口若悬河、对答如流者往往给人留下好印象。因此在考察考核选拔人才时，既要听其言、观其貌，还要察其行、考其绩。

　　对此，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巡视员高党生表示，由于经费和各种条件的限制，对于农村“五保”老人的照顾难免有个别不周。他们的生活状况已引起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今年，省人大将“加强对孤寡老人的赡养”作为重点提案督办，省民政厅也正在上报具体的解决方案。方案包括将提高孤寡老人的生活补助，要求不能低于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另外，尽量创造条件将生活自理能力弱或不能自理的孤寡老人集中供养，以解除他们生活上的种种不便。

　　记者还了解到，省政府正在着力推进“三个体系”建设，保证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三个体系”包括：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农村失地农民养老制度，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该体系建好后，将基本做到老龄人口保障全覆盖

　　劳动保障部门强调，从7月25日起，企业离退休人员和城乡无保障老年人可以领取8月份的基本养老金和福利养老金。9月份基本养老金和福利养老金发放和领取时间都将恢复正常。

近日，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联合制定下发《关于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正式在广东省实施。由此，广东省的劳动争议纠纷不需要仲裁就可以进入诉讼程序，有效解决了仲裁和审判中容易出现的“脱节”问题。

这次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实施的“裁审联合发文”和“裁审统一标准”，在全国首开先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凌祁漫表示，《指导意见》起到了“三种衔接”的作用，即审判程序与仲裁程序的衔接、审判程序中案件管辖的衔接和新旧调处机制之间的衔接。

珠三角劳动争议案件占全省的96.5%

黄保开是东莞市南城华裕制罐加工厂的一名工人，他和另外42名工友罢工、堵路，目的就是要求老板支付两年的加班费，经劳动仲裁被驳回后，他们把老板告上了法庭。

在东莞市东城人民法庭的调解下，黄保开拿到了5000多元的加班费。律师严伟告诉记者，43名工人一共拿到了近20万元的加班费，比实际应该支付的还多了7万多元的经济补偿金。

负责该案审理的法官罗简荣认为采取这样的方式是最好的，他说：“案件如果判下来，无论是谁赢，都会将矛盾尖锐化，让双方满意很难的。”

新出台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了加班工资的举证责任及追索时间。根据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工资，用人单位否认有加班的，用人单位应对劳动者未加班的事实负举证责任。用人单位以已经劳动者确认的电子考勤记录证明劳动者未加班的，对用人单位的电子考勤记录应予采信。劳动者追索两年前的加班工资，原则上由劳动者负举证责任，如超过两年部分的加班工资数额确实无法查证的，对超过两年部分的加班工资一般不予保护。

今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部分企业存在的用工不规范、管理不到位、关系不清楚等问题逐步暴露，劳动者维权意识提高，广东省劳动争议大量上升。特别是5月1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生效，随着劳动仲裁取消收费、申请仲裁时效延长、劳动争议处理范围扩大等新规定的实施，广东省劳动争议处理工作面临更加严峻形势。

今年1～6月，广东省各级劳动仲裁机构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已达到去年全年总数的107%，仅5月与去年同比增长250%，增幅超过100%的地级以上市有11个，珠三角部分地区出现案件“井喷”，广州、深圳、东莞、中山、佛山、惠州6市处理案件数占到全省劳动仲裁处理案件总数的90%.

截至6月30日，广东省法院上半年新收劳动争议案件39767件，同比增加了24338件，增幅达157.7%；其中，珠三角地区上半年新收38381件，同比增长160.1%，案件数量占到全省的96.5%.

“东莞塘下镇上半年审理的4988件案件中，3000件就是属于劳动争议的案件。”东莞市人民法院院长叶柳东向记者透露，这类案件“飞涨”给办案人员带来极大的压力，他们接下来会借助电脑网络、常规案件模块、到“对口”法院借调书记员、通过人大认命人民陪审员等方式，提高办案效率。

“华为万人辞职事件”行为无效

在新《劳动合同法》即将实施前，在媒体上热炒的莫过于“华为万人辞职事件”，大批华为员工被要求重签劳动合同，工龄从零开始计算。紧接着，华为出台了一项新规定，工龄在8年以上的员工可辞职后再上岗，从老员工变成“新人”，同时获得一笔补偿金。

华为认为，这是为了“激发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让员工重新签合同也是为了理顺劳动关系。

此前，劳动部门对此事认定是“劳资双方自愿协商的结果，公司的新《规定》和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程序无违法之处。”

如今，劳动部门有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虽然《指导意见》不是专门针对该事件，但恰恰是对类似华为的做法进行了限制和无效的认定。

　　这是十年来国办职责、机构、编制的一次较大调整。与1998年发布的原规定相比，此次国务院办公厅将强化职责，加强应急、督查工作，进一步发挥参谋助手和运转枢纽之作用。新《规定》显示，国务院办公厅的主要职责由原来的11项精简为现在的8项，被精简的四项职责是：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对国务院部门间出现的争议问题提出处理意见；根据国务院领导指示，组织专题调研；做好行政事务，为国务院领导服务等。新《规定》所列的8项主要职责中，“指导、监督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职责属新增内容。

　　虽然新《规定》未将信访纳入主要职责，但在其他事项中明确规定，国家信访局被纳入国务院办公厅管理。

　　设9个内设机构

　　相比原规定，国务院办公厅的内设机构比原来增加了1/2.根据1998年的规定，国务院办公厅设有6个职能司局，在新《规定》中，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国务院总值班室）、督查室、电子政务办公室、财务室等属于新设机构。至此，国务院办公厅的内设机构总共达到了9个。

　　其中，电子政务办公室负责国务院领导同志办公室和机关的政务信息化规划、建设、技术与安全保障，以及中南海北区有关会议、活动的多媒体技术服务；组织开展中央政府门户网站的建设、运行管理和内容保障工作；负责国务院办公厅联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计算机网络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编制扩大一倍多

　　新《规定》还明确，国务院办公厅机关行政编制为519名。其中，国务院秘书长1名，国务院副秘书长9名（含兼职），司局级领导职数43名（含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2名、离退休干部局领导职数3名）。而在1998年的原规定中，国务院办公厅的行政编制为219名。

    在此之前，她是广州番禺区某鞋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流水线上的一个女工，在6年的时间里，她每天重复着早七点上班，夜里十一点下班的高强度作业。失业在家的残疾丈夫、正在上大学的儿子，为了家人，汪回姬用她弱小的身躯扛起了整个家庭的生计。殊不料，2006年10月的一天，汪回姬透支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倒在了鞋厂车间里。

    6个月后，因无钱而放弃治疗的她，在家乡医院的病床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她是带着遗憾走的。2007年2月6日，在她备受病痛折磨的时候，工厂发通知给她：“你已出院，接到通知后速回公司报到。”但放弃治疗的汪回姬在“出院”后并不能回到工厂上班，那时的她已经命悬一线。4月6日，她再次接到厂里通知：因旷工，单位决定解除与她的劳动关系。3天后，汪回姬因病辞世。

    ■起因

    一封求救信：“救救我母亲”

    “我名叫郭华，是一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我的父亲是残疾人，母亲是下岗工人。为了供我上大学，2001年母亲到广州番禺区某鞋厂打工，全家靠母亲辛苦挣来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去年10月，母亲突然病倒，经医院抢救，确诊患有尿毒症，需要高额的医疗费来维持生命。母亲在鞋厂工作六年之久，每天早晨七点上班，晚上十一点下班，超强的体力劳动每天还都要接触有害物品，而厂里没有任何的防护设施，更没有为员工购买医疗保险，而母亲现在重病在身、生命垂危而得不到厂里的一点点同情，现在为了给母亲治病，我们家已经负债累累，我的学费都得靠贷款，生活费还没有着落。我不知道怎么办，请求能救救我，救救我可怜的母亲，我及全家为你们鞠躬！”

    2007年3月14日，原广东省妇联法律服务中心负责人黄淑美律师收到了这样的一封求助信，信里的郭华就是汪回姬的儿子。随后，省妇联法律服务中心的律师决定对汪回姬进行法律援助，但却怎么都联系不上他们。后来通过书信的方式，才与郭华联系上，却被告之，当地已经有个好心的律师在帮他们打官司。

    仲裁、起诉，汪家人一输再输

    未按规定程序请假 长期旷工被炒有理

    在一位好心律师的帮助下，汪家人向番禺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仲裁。2007年7月3日，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了他们的申诉并作出裁决，裁定番禺区某鞋业有限公司不需支付任何的经济补偿金和生病期间的工资以及医疗等费用。

    该仲裁委认为：“汪回姬虽然患病，但患病并不是导致其不上班的正当理由，如确实需要申请病假的，仍需要按照有关程序到相关部门或人员处办理请假手续，获许可后方可休假。汪回姬的行为，已事实上构成旷工，属于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对于旷工时间超过15天的劳动者，用人单位有权给予除名处理。被告（鞋厂）解除其劳动关系的处理，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

    就这样，一纸裁决粉碎了汪回姬家人希望获得适当赔偿的愿望。

    因不服裁决，汪家人向番禺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08年2月4日，番禺区人民法院仍然认定汪回姬旷工，支持了鞋厂开除汪的行为。并依此作出判决，驳回了汪家人要求包括医疗费、工资、医疗补助费、丧葬费用、经济补偿金等赔偿的诉讼请求。

    这次判决，让汪回姬的丈夫郭矿平一下子感觉跌入了深渊，汪回姬治疗丧葬花了四万多元，家里已经债台高筑，儿子大学还没有毕业……一连串的打击让这个48岁的男子看上去老了10岁。

    郭矿平再次想到了广东省妇联，已经退休的黄淑美律师决定免费帮郭矿平打这场官司，向广州市中院提起诉讼。

    汪回姬究竟有没有请假？双方各有说法

    书面请假三次，有存根为证

    从未收到假条，不知汪生病

    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汪回姬没有向单位请病假。可据汪回姬的丈夫郭矿平说，他们已经向单位口头请假一次，书面请假三次：时间分别是2006年10月3日、2006年10月26日和2007年3月12日。郭矿平的手里，至今还保留着三封请假挂号信的邮局存根，记者看到其中一张的内容一栏里写明是请假条。既然请过假，为何还被认定为旷工？

    日前，广州市中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据介绍，在庭上，番禺区某鞋业有限公司的代理律师否认了汪的请假，他说，厂方没有收到该挂号信，即便收到也不能证明其内容为何。此外，该律师还声称，公司根本就不知道汪生病一事，直到汪死亡的消息传回后才得知她生病了。

    黄淑美律师驳斥，汪回姬早在2007年1月就以患重病急需医疗费为由申请仲裁，厂方也收到了仲裁书，怎能说不知道汪回姬患病呢？既然不知，为何该公司还在汪死亡前两个月发通知要求她出院后回公司报到？

    黄淑美还认为，一审法院既然承认汪回姬请过假，但却以“劳动者因病确需停工治疗的，应持具有相关资格医疗部门的医士（含医士）以上职称和处方权的临床医务人员开具的病假建议书向用人单位行政部门或人员提出病假申请，经用人单位指定的行政部门或人员许可后方可休假。因此，汪回姬的行为已事实上构成旷工，属于严重违反劳动纪律”为由认定厂方开除汪回姬合法，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如果根本不承认劳动者请过假，就没有必要搬出所谓请假要符合程序要求的规定；况且以上的规定厂方从来没告知汪回姬及其家人，以该理由认定汪回姬旷工不仅苛刻，简直就是刁难。

    中山大学法学院的劳动法专家黄副教授则表示，法律法规的规定是为了避免劳动者滥用请病假的权利，汪回姬的死亡事实说明了她的病假申请是合理合法的，并不是滥用权利；而用人单位以其能掌控的程序，不顾客观事实的确凿存在，拒绝病假申请，实际上是用人单位在滥用法律权力，这样的滥用不仅违法而且缺乏最基本的用人良心和社会责任意识。

    来源： 金羊网(广州)

    沃尔玛在中国经营100多家分公司，沈阳沃尔玛公司在这100多家分公司中第一个签订了集体合同，实现了中国工会推动沃尔玛公司在中国境内建立企业与职工利益共商公决机制。

    本次签订的集体合同对“劳动报酬、工资增幅、带薪休假、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必备条款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主要内容有：

    工资增幅。双方同意2008年员工工资平均比2007年增长8%以上；2009年，工资比2008年再增长8%以上；每年12月，公司与工会集体协商下一年度员工工资平均增长幅度。

    工资标准。员工最低工资高于沈阳市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另外，对依法实行带薪休假、社会保险、加班工资等事项都做出了明确规定。

    此次集体协商会议之后，沃尔玛工会将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集体合同草案。职代会通过后，即报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审查备案，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

    沈阳市总工会主席鞠秀礼表示，沈阳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签订集体合同，其意义不亚于沃尔玛工会组织成立，两年前沃尔玛成立工会是企业员工依法的自主选择，现在签订集体合同是企业与工会合作的成果。

    鞠秀礼同时表示，沈阳沃尔玛签订集体合同，表明沃尔玛企业遵守劳动合同法的真诚态度，展示了中国工会依法维护职工权益，起到了企业与工会互利合作的导向和示范作用。

    来源：中国新闻网

    据介绍，由于物价等因素，今年的工资指导线较过去幅度提高：

    ——基准线为14%。对于正常生产、经济效益和工资水平均处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企业，根据本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劳动生产率、人工成本承受能力、工会组织或职工意见等实际情况，可按照基准线安排本年度的工资增长。

    ——上线（警戒线）为18%。对于经济效益增长幅度较大或人均工资低于本地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80%的企业，可适当提高工资增长幅度，但一般不应超过警戒线。对于劳动力市场较为紧缺的人才，可考虑围绕上线水平，适度提高其工资水平。

    ——下线为5.5%。对于工资水平一般，经济效益轻微下降的企业，可按照下线安排工资增长。对于经济效益下降幅度较大的企业，征得职工同意后，可以不增加或适当降低工资，但支付给职工的工资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并采取各项措施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水平。

    市劳动保障局要求，在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的前提下，应按不低于当年物价增幅的水平增加职工工资，保证职工实际工资有所提高。

    通知还首次明确，广州将首先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建立工资指导线备案制度。2008年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工资指导线发布后30天内，企业方应与企业工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全体职工大会）对企业本年度工资调整进行讨论，就工资是否调整、调整幅度、执行时间等向工会或职工进行说明，并制订实施方案，经主管部门（出资人）审核同意后，报当地劳动保障部门备案。

    据了解，工资指导线主要起引导作用，并不会强制企业涨工资，其价值何在？市劳动保障局劳动工资处负责人表示，这体现政府对企业工资增长的明确态度，也是结合今年国民经济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劳动就业等预期目标以及去年企业工资水平、人工成本等实际情况确定的，反映市场客观趋势。

    今早，接受采访的市民对此普遍欢迎，但同时也担心：没有强制力，有多少老板会听政府的话涨工资？他们希望，政府能继续有更多“硬约束”，确保员工分享企业发展成果。（记者马汉青 通讯员吴子因）

    来源：羊城晚报

    新《劳动合同法》、《劳动仲裁法》今年先后实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维护，与之前相比，劳动者直接感受到的最大变化就是：国家劳动部门维护劳动者的力度加大了，劳动者打劳动仲裁“官司”的申诉门槛大大降低了。这些变化极大地促进了劳动者的维权意识，使得有关劳动仲裁争议案件出现“井喷”，据劳动仲裁院统计，劳动仲裁案件同比增长约150%。

    与此同时，劳动仲裁代理人这个“职业”也因此产生。劳动仲裁院的工作人员说，代理人分为两类———“白代理”和“黑代理”。前者由个人、律师、司法工作者组成，旨在真正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黑代理”则靠为别人打劳动仲裁“官司”为生，然后从申诉人获得的赔偿金中收取一笔相当大比例的费用，并给劳动仲裁争议案件的审理带来了不和谐因素。而我国法规明文规定：“代理人不得收取代理费用，同时要提供与当事人签订的不收费协议书。”

    有时候，在劳动争议案件开庭中，“黑代理”丰富的劳动法律知识，以及他们对案件流程的熟悉程度，足以让一个专业人士哑口无言。

    尤涛(化名)的老家在广西，来到中山已有几年，可以称得上是这一行的“元老级人物”了，因为他“很早就开始替别人代理案子了”。尤涛并不忌讳谈他的这个“职业”，他有自己的看法：“是违法，但我们也确实很辛苦啊，收费是应该的。”

    尤涛并不是一开始就做这个的，刚开始找的是普工活，“累死累活的不说，干到最后还让老板给黑了一下”，他决定要“讨个说法”。几经周折，算是要回了自己应得的赔偿，于此同时，他对劳动法律知识，以及对劳动争议的程序、流程已经“了如指掌”。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老乡托他代理一个关于索赔加班费的劳动争议仲裁，他漂亮地赢得胜利，老乡对他感恩有加，临走的时候留下100元钱和两条好烟，那一夜，他躺在床上还在想：“原来这个还可以赚钱啊!”之后，他开始“专职”为别人代理劳动争议案件。

    在他的房间里，有一个和屋顶差不多高的书柜，那里面装满了关于劳动法律的书，一有空他就会专注地研究这些书。后来，在案件开庭中，有好几次他都把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呛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用眼睛干瞪着”。

    再后来，他在圈儿里开始“小有名气”了，不用再到仲裁机构门口去寻找“猎物”，找上门托他打劳动仲裁“官司”的人越来越多。通常，在开始代理“官司”前，他会和当事人签订两份协议，一份是国家法律规定的“不收费协议”，一份是私底下的个人协议。劳动仲裁院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在个人协议中，规定了收费的数额，最低的收费是赔偿金的30%，有时甚至高达50%。”

    “我跑不掉的，他就在门口盯着我，算了，给他吧。”劳动仲裁院的工作人员听了这番话后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想不到，事情已经严重到了这个地步。

    “朋友，你是哪里人啊?”

    “湖北的。”

    “哎哟，咱们是老乡啊。”

    在市劳动仲裁院、镇区的劳动争议仲裁办事处门口，经常可以见到一些男子，他们通常会变换着不同地区方言，热情地和进出大门的人搭讪。最初，就连门口的保安也搞不清楚，究竟这几名“守门”的男子都是哪里人?他们几乎每天都来这里“报到”，究竟所为何事?然而，在劳动仲裁院上演的劳动争议“暗战”，正是从这一幕开始的……

    小辉(化名)的噩梦是从和劳动仲裁院门口那个自称“老乡”的男子打招呼开始的。

    小辉的年龄不到21岁，他的父亲一年前来到中山打工，因为工厂安全方面的隐患，造成了他父亲的死亡，他在接到通知后，只身一人来到了中山。在关于死亡赔偿金的问题上，厂方和小辉家庭双方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最后，不得已，小辉来到了劳动仲裁院。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在得知小辉要打官司时，那位“黑代理”便开始了他的怂恿和游说，“如果不找代理人的话，那你很难打赢官司的”，“企业主那么有钱有势，他才不怕你的，你好好想想吧”，最终，小辉“上钩”了。

    之后，小辉稀里糊涂地和那名“黑代理”签了一份私人协议。协议规定，代理人负责打赢官司并保证要回全额的死亡赔偿金，小辉在拿到死亡赔偿金后，要支付给代理人大约55%的代理费用。

    官司是打赢了，但当小辉拿到那笔赔偿金时，他站在仲裁院大厅里久久徘徊。当仲裁院的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个情况时，劝小辉不要把这笔用父亲的命换来的钱给“黑代理”，让小辉找个机会赶紧走开。“我跑不掉的，他就在门口盯着我，算了，给他吧。”小辉痛苦无奈的表情，着实让那位庭长吃了一惊，因为她没有想到，事情已经严重到了这个地步。最终，小辉还是拿出了高达50%的代理费给那位“黑代理”。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道德与利益各得其所。而如今，这种私人的牟利，不断突破道德和法律的界限。于是，劳动仲裁院与“黑代理”开始了一场艰难的博弈。

    新《劳动仲裁法》已于5月1日正式实施，新法的实施，大大降低了劳动仲裁案件申诉的门槛，劳动仲裁案件量将会出现“井喷”。与此同时，也必将刺激“职业仲裁代理”市场，更多的“黑代理”将会出现，面对这种情况，仲裁院的工作人员甚为担忧。

    “经常可以看到‘黑代理’在仲裁大厅里晃来晃去，等着有来投诉立案的就赶紧过去搭讪。”劳动仲裁院的工作人员私底下对这些“黑代理”很头疼。

    “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是你也没有理由赶他们走啊，有那么几次叫来了保安，但当保安赶来时，他们早就没人影啦。”

    “怎么又是你?”因为隔一段时间，“黑代理”就会出现在仲裁庭的代理人席位上，所以，仲裁院里的工作人员和那些“黑代理”的见面总是从这句话开始的。

    对于劳动仲裁院的工作人员来说，“黑代理”的每次出现，不仅给仲裁机构的工作造成巨大的压力，而且还使当事人和仲裁机构的关系越来越恶化，越来越不信任，令正常案件审理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干扰，无疑，这必然会加大劳动部门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时的困难。

    劳动仲裁院与“黑代理”之间的较量是一场持久的、艰难的博弈。在劳动仲裁院流行着这么一个词语———滥诉，这个词语折射出整个仲裁机构与“黑代理”博弈过程中的艰辛与苦恼。在一个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中，“黑代理”几乎决定了案件的整个进程，本来可以在调解委员会调解的，但他们却坚持要到仲裁院仲裁，仲裁院的判决如果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他们会继续上诉到法院。

    “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劝说当事人，如果情况属实，我们会不遗余力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一定要相信我们，相信政府，可谁会听呢?到最后，算一笔账的话，才发现吃亏的是自己。”劳动仲裁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如是说。

    对于劳动仲裁院面临的这种尴尬，中山保信律师事务所赖福庆说：“一是要加大对劳动者的引导力度；二是加大宣传，提高劳动者的劳动仲裁相关法律知识水平，从长远来说，这两方面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来源：南方日报

　　这也成为近5年来，日本公共养老基金运用首次出现年度投资亏损，2007财年投资收益率为-6.41%；GPIF曾在2003财年录得12.48%的投资收益率，即便在2006财年，亦实现4.75%的投资收益率。

　　就在GPIF爆出亏损的前一天，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主权财富基金小组完成一份报告，呼吁政府动用公共养老基金资产，成立规模为10万亿日元的主权财富基金（SWF）。

　　GPIF的投资失利，使得上述计划又向前推进一步。

　　投资日本股市巨亏5.3万亿

　　截至2007年底，GPIF的管理规模达157万亿日元，这来自每年收取的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费用，支付养老开支后节余的资金积累。

　　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国民年金，及以公司职员为对象的厚生年金是日本人领取养老金的主要来源，出于其特殊性质，日本政府一直对这类高风险投资持谨慎态度。

　　GPIF前身为“年金资金运作基金”，2001年开始进入市场运作时一度出现投资亏损，其中2001年度和2002年度亏损分别达1.31万亿日元和3.06万亿日元，并因此被迫解散，将公共年金转交给新成立的GPIF运作。

　　日本政府对GPIF进行了严格的投资限制，其中，投资于国内债券、国内股市、海外债券、海外股市及短期资产的资产比例分别为67%、11%、8%、9%、5%，变动幅度最高为上下8%.

　　从2007年年报看，GPIF严格遵守了这一投资配置。

　　GPIF表示，2007财年用于投资的资金为91.3073万亿日元。其中，高达62.37%的资产被投资于安全系数较高的国内债券，15.11%资产投资于国内股市；约10.58%的资产投资于海外债券，11.94%投资海外股市。

　　可是，这种看似安稳的资产配置效果却并不理想。

　　2007财年，仅国内债券一项，56.9443万亿日元的投资得到1.7165万亿日元的收益，但这一收益被其他投资造成的亏损吞噬殆尽。日本低迷的股市促成了最大一笔亏损，2007财年国内股市投资亏损达5.3323万亿日元，收益率-27.97%，投资于海外的债券和股票则带来了总计2.2048万亿日元的亏损。

　　5年来，GPIF的平均年投资回报率为5.70%，虽然达到了日本政府设定了3.2% 的年度投资回报率，但仍无法令政客满意。

　　GPIF注资主权财富基金？

　　成立主权财富基金，借此提高公共养老基金投资的收益——这是以日本前金融服务大臣山本有二（Yuji Yamamoto）为首的自民党主权财富基金项目小组，于月初完成报告的主要内容。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自民党主权财富基金项目小组建议动用GPIF管理资金，成立规模为10万亿日元的主权财富基金。山本有二在报告中提出，日本的公共养老金投资需要得到更高的回报。过去5年来，日本的养老金投资回报率为每年5.70%，但同期挪威公共养老基金实现了6.9%的平均年回报率，加拿大的同类基金则达到10.4%.

　　年初，山本有二曾倡导动用日本外汇储备来建立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日本目前外汇储备为世界第二，仅次于中国，据日本财务省（Ministry of Finance）7日公布数据显示，6月底日本外汇储备为10015.49亿美元。但外储转主权财富基金的提议，却遭到了日本财务省的强烈反对。

　　上周，山本有二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他的小组将呼吁政府放开公共养老金的投资限制，放宽资产配置比例以灵活的投资获得更多收益。

　　“由于大多数资产用来投资于日本国内债券，GPIF可能较难实现高收益率。”美国银行（BOA）驻东京经济及策略分析主管藤井知子（Tomoko Fujii）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但她对前述提议是否能获通过持谨慎态度，“日本政府是非常谨慎的，谁将为未来可能存在的投资损失负责？这一损失将影响到养老金受益人，因此，这份提议将面对反对意见的坚持。”

　　反对的声音率先来自GPIF.

　　GPIF总裁川濑隆弘（Takahiro Kawase）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表示，他反对用公共养老金建立主权财富基金，“我对日本成立主权财富基金持中立看法，不过将养老基金用于成立主权财富基金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这种投资发生亏损，没有税收收入用于弥补。”

　　中国社会保险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郑秉文认为，主权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侧重点不同。前者追求安稳，风险容忍度低，自然收益也下降；但后者恰恰相反，追求高风险、高收益，这由基金的性质决定。GPIF正是由社保缴费形成的“缴费型”主权养老基金的代表。

　　“目前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主权财富基金的资金来源。如果是以GPIF委托旗下资金的形式，交给主权财富基金进行运作，考虑到一般缴纳5%-6%的利息，及本币升值的预期，需要达到的投资回报率将至少达10%左右，这将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郑称。

　　自民党主权财富基金项目小组表示，将在近期向政府提交该份报告，希望能在今年秋季的临时国会期间，作为议员立法提交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