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春晚的几个法律猜想

    再过十几个小时，2009年春节联欢晚会就要在人们的期待中闪亮登场了。我之所以大半夜黑灯瞎火的鼓捣键盘写这篇文字，倒不是对今年的春晚有多么痴情狂热——昨晚的茶喝的太浓了，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就想起春晚来了。睡不着觉，之所以想到的是春晚，而不是别的，这就足见我对春晚的关注度。说起对春晚的关注度，我这样的还算是一般般的。我的姐夫，一个从小就喜欢唱而且到现在都能有滋有味的唱几段二人转的农民工，他对春晚的关注度，那才叫狂热呢。这么说吧，没有春晚，或者说没有电视机看春晚，他就觉得这个年过的没意思。春晚有他这样的观众，应该是春晚的自豪和荣耀。当然，就全国来讲，像我姐夫这样的痴迷于春晚的观众，应该不在少数。既然有这么多热心的观众如此热切的关注着春晚，培育着春晚，如果春晚不整出几个精彩的节目来，那可就真的辜负观众的期望了。当然，如果春晚非但没整的像模像样，反倒搞三搞四的弄虚作假，那就更对不起观众了。

    这假唱就是其一。说起假唱，听说今年的春晚坚决杜绝假唱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记得早在国家广电总局部署2009年春节联欢晚会时，广电总局高层就放出话来，说语言类节目要突出讽刺功能，歌曲类节目要坚决杜绝假唱。话虽这样说，今年的春晚是否真的能做到杜绝假唱，还是一个谜。有趣的是，观众往往是从演员的职业道德角度或者央视的责任角度批评假唱，却很少有人深究假唱的法律责任问题。就拿每年的春节晚会来说，假唱不仅仅是在艺术的职业道德层面上对观众的“忽悠”，它甚至构成法律上的违约或者是欺诈。因为从观众的角度讲，当春晚成为数以千万计、以数千万计、以亿计、以数亿计的观众春节不可或缺的年夜大餐的时候，春晚以其到点必来的承诺向数亿观众发出了一个邀约。而观众一旦准时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春晚，那就是对这个邀约的承诺了。一个邀约，一个承诺，春晚当然有义务兑现盛宴的“精彩”。当然，有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认为春晚怎么是《合同法》上的邀约和承诺呢？收看春晚怎么会构成合同行为呢？当然，如果严格套《合同法》，你的质疑可能很有道理。如果严格套《合同法》，春晚甚至连要约邀请都算不上。《合同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邀约的意思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但该条第二款同时规定：“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虽然喜欢春晚的人很少把春晚和商业广告联系在一起，但央视的春晚绝对不是免费的晚餐。甚至有人说，央视最赚钱的节目就是春晚。仅就2008年春节而言，据说一台春晚的收入就5个多亿。这是什么概念，平均每分钟赚170万，每秒钟赚2.8万，既然有比印钞机还快的赚钱速度，春晚当之无愧的属于商业节目。那么宣传春晚如何如何精彩的广告（最典型的就是央视自己打出的广告），就当之无愧的构成对观众的邀约了。《合同法》第十六条规定：“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据此规定，这样的广告一经发布，观众收看了这样的广告，春晚向观众的邀约行为就已经生效了。《合同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第二十二条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第二十三条规定：“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根据这些法律规定，当观众如约而至，在电视机前收看春晚时，春晚与观众之间的合同已经成立。《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既然合同已经生效了，当事人就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看到没有，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的重要原则。如果春晚连唱出的声音都是假的，那还有什么诚实信用可言？那不是违约是什么？所以说，春晚的假唱，非但是构成违约，它甚至构成民事欺诈行为。当然，各位客官切莫当真，如果拿着我的观点去和春晚假唱打官司，输了我可不负责任。

    以上是猜想之一。

    既然文题叫做几个猜想，那就再整一个。猜想之二：所有参与春晚的工作人员，包括主创人员，主持人，演员，导演，导播，灯光，摄像，录音，道具，场务，等等一切杂务人员，他们有没有加班费？他们的加班费是怎样计算的，怎样发放的？

    这个猜想可能是咱吃饱了撑的，或者是喝了浓茶睡不着觉憋的，闲着没事干扯淡。但真的计较起来，还真有不少的法律问题。我记得小时候看春节晚会，有一个好像是黄宏整的小品，说起演员们为了让全国人民看上一台春节联欢晚会，为了让千家万户过上欢乐祥和的春节，演员们牺牲自己和家人团聚的时间，牺牲自己在自个儿家过年的机会，把最美好的时光贡献给了全国人民。那小品演的，眼泪稀里哗啦的。那年头，网络还没这么发达，也不知道春晚到底赚不赚钱。反正我作为看春晚的全国人民之一，被感动了。但现在不同了，春晚成了赚钱机器，那演职人员就应该有工资发。而且偏偏又是春节加班，按照我国劳动法律法规，这些参与春节晚会的人员，应该按照平时工资的300%计算春晚的加班费。如果真这样，问题又来了，很多演员都是来自不同的单位，不同的演唱公司，那么这些演员和其所在单位以及央视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劳动关系？雇佣关系？劳务派遣？劳动者擅自兼职？临时兼职？商业合同关系？恐怕是五花八门吧。当然，这个猜想同第一个问题一样，猜想归猜想，如果哪个春晚参与人员拿着这个观点去向央视追讨加班费，输了官司别怪我。

    以上是猜想之二。

一枚小信封

——感受司法公正之一

    最近，最高法院在全国法院开展审判作风专项检查。笔者借西充法院那个“倒霉”审判长的由头，写了篇《司法公正常体现在细微处》评论文字。承蒙编辑不弃，发表在当地的党报上。我写这篇评论，不仅仅是因为西充的审判长的问题，我自己亲身感受过的一些小事也是促成这次写作的原因。这里我想讲述两个我亲身经历的很小的但与我写这篇文章有关的故事。当然，这两个故事无一例外的都发生在我们的人民法院里。

    第一个故事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次我到某很出名的基层人民法院办案，当时我在大堂等候我的当事人。看着出出进进的法院工作人员和当事人，打发无聊的等候时光。按照这个法院的规定，凡是非该院的工作人员，要想通过大堂的电梯上楼办事，必须在大堂的工作人员处办理登记。比如，一个非该院的工作人员走进大堂，当他打算通过电梯上楼时，肯定会有工作人员叫住他：先生、小姐（这里通常叫靓女），请问你要到几楼，找谁啊？被叫住的人自然会说我到几楼找某某。然后工作人员就会让他稍等。接着工作人员就会打个电话给被找的那个某某，问问是不是约了这个被叫住的人，是不是让他上楼等等。如果某某说让他上来吧，被叫住的人就可以被允许上来了。否则当就会被拒之门外了。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从法院的管理角度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我的故事也许讲的罗嗦了些，骨头戏在后头呢。

    我在等候我的当事人的无聊时间里，有几位衣衫褴褛的当事人走进了这个法院的大堂。毫无例外地，当他们企图通过电梯上楼找他们要找的法官时，被大堂的工作人员按部就班的叫住了。我看着手拿步话机的大堂工作人员把这群不识法院规矩的当事人半拦半赶地圈到了我坐着等人的位置。被叫住的当事人就说：法官，我想上去找某某法官，他前几天让我们找几分材料，我们找到了，交给他……大堂工作人员说，交材料就不要上去了，放在我这里就行了，到时候我们帮你交给他。按说，这也是便民服务，业没什么问题。但问题就出在这里。那些当事人很是感到，一个劲的说，好好好，谢谢法官！几个当事人就交头接耳叽里咕噜的相互说了一通，大概是说，这些东西还是交到法官的手上放心之类的话。但在再次询问得到不被准许上楼的答复后，这几个当事人最后商量的结果是只得交给大堂工作人员了。我看到他们从一个半旧的大提包里找翻出一个红色的方便袋，从红色方便袋里剥出一个白色方便袋，从白色方便袋里找出几张好像是医疗费的单子的东西，还有一些发黄的纸。这些人中的一个女的，大约三十五六岁的年龄，看起来是他们当中见过一点世面的，敢说话的那种，她拿着这些东西走到大堂工作人员坐的台前说，就是这些，这是什么什么单，那是什么单，又解释这些单如何如何拿到的等等。大堂工作人员还算有耐心地说，你交给我就行了，不用跟我说这些，跟我说了业没有用，我只是帮你们交给法官等等。那个女的和她身后的老叟就说，麻烦你，还是帮我们和某某法官说说这些情况，要不他不知道等等。行了行了，你们放下就可以了，大堂工作人员说。几个人又商量了一阵子。那个女的转头给大堂工作人员说，这些单子我们只有这一份，都没有留底，能不能帮我们复印一份留底啊？大堂工作人员说，这里没有复印机，要复印你自己出去找地方复印吧。几个衣衫不整的人就走出大堂，去找地方复印去了。

    我仍然在等我的不守时的当事人，打了几个电话催他，他说上了环城高速，但还要回单位拿资料，估计要一个小时能到。

    大概过了二十分钟的样子，那些要交材料的当事人第二次走进了大堂。这次他们懂了规矩，没有贸然去电梯口，而是乖乖地走到了大堂工作人员的办公台前。那个女的把刚才想交未交的单据打算交给大堂工作人员。“你装个信封里”大堂工作人员说。啊？装什么信封啊？女个好像见过点世面的女的很显然没有见过这个世面。工作人员就解释说，你得把这些东西装个信封里，不然，我这里这么多材料，张三的李四的，很容易搞混的……听了这样的解释后，女的就恍然大悟似的点点头。她身后的家属很显然没有听懂。女的就转身给他们重复工作人员的意思。“没的，没的信封奥！”那个老叟说：“法官大人，你这里也没有信封卖的？”老叟和其他的家属又转身问大堂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我们这里哪有什么信封卖啊，“这里是法院，又不是士多。”这些当事人又问工作人员哪里有信封卖，工作人员说不知道，你们自己出去找吧。这些当事人又出去了，去找卖信封的地方去了。

    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分钟，我的当事人还没有到。这时已经是上午10点多钟了。再打过电话去，得到的解释是，单位的财务去银行办事，等财务回来才能拿到资料，让我等“我上午一定到法院，你再等等！”

    说句实话，信封这东西我已经很久没有用过的了。一则我们几乎都不写信了，因为电话、手机、短信都代替了以往的书信。二则我凡是邮寄资料的，都是用特快专递，打个电话，就有专门人员上门接收，十分方便。我当时就在想，这几个人能买到信封吗？不用说他们，就是让我出去买信封，我都不知道除了较远的邮局，哪里有信封卖。需要插叙的是，这个法院是距离繁华的市区较远的，周边好像没有什么邮局之类的卖信封的地方。我的担心果然得到印证，大约半个小时之后，这些人第三次走进了法院的大堂，他们满头大汗地对工作人员抱怨说，他们去了附近的复印店、又去了士多店、去了大排档、也问了好多人，但就是找不到卖信封的地方。这些当事人进一步解释，要不我们放在这个袋子里，你记住我这个袋子是红色的，就不会搞混了。老叟拿出那个红色的方便袋说。工作人员的意思是，这是我们法院的规定，不是说你拿个袋子他拿个袋子的事等等。这样僵持了大约十几分钟，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几个当事人就火了，跟工作人员吵了起来，说，又不准我们上楼，又让我们到外头复印，我不信你们法院连复印机都没有？我们复印了，又说要信封。复印之前怎么没说要信封呢？总之，他们认为大堂“法官”在刁难他们。说了些越说越离谱的话。这时我的当事人打来电话，说他到了法院的大门口，保安不让他开车进来。我一边往外走一边告诉他，你走错了，那个门口是法院内部人的车才可以进的，外来人员的车只能绕过去走另外的入口……“这样的吗”我的当事人反问道。

    后来我就离开了法院，直到我离开之前，那些人仍然在为一枚小小的信封而争吵。至今我不知道事情的结果。不过根据我的见识，一般这样吵过之后，问题会得到解决的。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常常想起这件小的不能再小的事。一枚小小的信封，可能会成为阻挡当事人相信司法、相信法律、相信正义、乃至树立法律信仰的太行王屋山。

    以上提到的大堂工作人员不是法官，他们也许是物业管理公司的人员，也许是法院聘请的零工，他们甚至连法院的工作人员也不是。虽然他们的所作所为几乎不会影响案件的最终裁决，但他们是在法院里当差，他们的工作与法院有关，与法律有关，与正义有关，他们的言行举止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法院。对于那些类似上述当事人的人来说，他们甚至会认为，凡是穿着“官服”的，在法院里工作的人，都是法官。

    到现在我还在思考，法院如果在大堂办公台那里放一些信封，免费大不了卖给当事人使用，这样的很小的但很可能让当事人徒增猜疑的冲突不就可以避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