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序

《财富与精神》作为我的第一部著作得以顺利出版并与读者见面，首先要感谢那些在学术上曾经给予本书写作莫大帮助的专家学者们，亦要感谢所有那些为此书的出版付出辛勤劳动和帮助的人们。那么，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这本书究竟是讲啥的？我想在大家开始读本书之前在这里做个交待。

就《财富与精神》一书的写作而言，如果从最初进入研究的一九八二年算起，整整经历了十八个年头。那时，我还是天津商学院企业管理系的二年级学生。说来很巧，当时全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们正掀起一场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的大讨论，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和于光远先生，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同样值得敬仰的经济学家们。也许是鬼使神差，我比在校的其他同学更加关注于这场论战，更为经济学家们精彩无比的论述和雄辩所打动，特别是为他们提出的一系列的经济学难题所吸引。结合自己所学专业，我当时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非要弄清楚“商业劳动是不是生产劳动”这个问题，进而又非要弄清楚“知识分子是不是生产劳动者”这个问题。我当时似乎有点模糊地感到，如果能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上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发展而言，绝对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于是日夜沉浸于经济理论的思考，并在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奇思异想中发现了“抽象商品概念”[①]。

抽象商品概念的提出，对我的整个经济学研究来说至关重要，可以说是一个起始点。正是由于这个概念的提出，才使得我对人类劳动产品的认识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域；接踵而来的便是，引发出一系列必须给予解决的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问题，其中关于人类劳动本质和人类精神本质的分析、关于劳动价值原理和产品效用的分析、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分析等等就更是如此；而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研究，最终也就构成了我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系统思考。从这种意义上说，《财富与精神》一书所要讨论的主要就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是一部对于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的学术论著。

如果我们想对《财富与精神》一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可以首先读读本书的“导论”。至于为什么起《财富与精神》这样一个书名？特别是经济的东西何以同精神的东西相提并论？我在本书的“导论”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这里不再赘述。

那么，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我想大致上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希望能在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上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在我国，从事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众多，并且也出版了大量有关著作或论文；这些著作和论文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无疑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和指导作用。然而，惟一有点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以往关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往往多从对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的解释、理解着手；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期内还机械地应用马克思的某些经济理论，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不小困扰；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才开放国门，引入了西方经济学。不过，这又形成了另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仍然讲述马克思的《资本论》，而在另一方面则广为流传“西方经济学”。这就给人们一种印象，似乎前者已经是一种古老的、缺乏新意的经济学理论而越来越引不起人们的兴趣，后者倒像是一种时髦成为人们解释现实经济问题而广泛实用的工具。这种现象尤其在早些年的大学学生中更为突出；同时，这种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或者说引起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担忧。

事实上，如果我们读读世界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就可以清楚看到，西方经济学早已经过了多少代的发展，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长期停留在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框架之中；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学者，特别是带领我们走上社会主义改革之路的领袖人物们，才依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需要，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理论，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例如，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等等一系列理论，就是对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贡献，亦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事业的发展。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如果我们不是从根本上寻找出一种得以科学地解释、论证现实生活中复杂经济现象的“劳动价值理论”，我们仍就难以摆脱上述那种对于共产主义理论的“信仰危机”，比如，就有人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错误地理解为一种变相的资本主义理论。

显然，从解释现实经济问题的意义上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理论的确是一种可以广泛应用的分析工具；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则似乎离现实越来越远，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阶级斗争的哲学，而非解决经济问题的有效工具。在问题的另一方面，西方效用价值学说又的确存在一些理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比如它带有极为浓厚的主观随意或者阶级辩护的色彩；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则建立在唯物辩证的抽象分析基础之上，又有其不可辩驳的客观事实和理论依据。因此，确实存在这样一种需要，就是要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摸索出一种既能科学解释劳动价值原理，又能科学论证效用学说背后客观性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从而把效用学说与劳动价值学说做一个良好的接轨，并在此基础上更为科学的论证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乃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实践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合理地取舍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成份，扬弃其中不科学的东西，使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发扬光大。实际上，劳动价值概念的最早发明者并不是马克思本人，而是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样对所谓“西方效用学说”做进一步的探讨研究呢？我想，我写《财富与精神》一书或许可以说是对这种需要的一个尝试。当然，我们重新认识劳动价值原理，并不是要否定马克思本人的政治经济学。有一个值得大家留意的现象，美国在评选世纪伟人的时候，出乎意料的是，《资本论》的作家马克思成为了第一人；在资本主义西方大国之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得不令人钦佩马克思在政治经济理论上的博大精深和伟大贡献，他对于整个人类世界的政治经济理论发展的影响将是永恒不朽的。我们所要避免的只是机械地、片面地、主观地、割裂地理解和应用马克思的理论，而是要全面地发扬马克思经济学中科学内涵，用以指导我们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和当今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去开创政治经济学的全新领域。

我们可以在阅读本书之后看到，本书采用一种与传统经济学明显不同的思维途径去展开对于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分析研究，并且在许多我们常见的经济学基本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甚至连“产品”、“劳动”这样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也在理论上提出的新的思考。据我所知，像《财富与精神》这样脱离传统的分析思路，系统的、大规模的对经济学基础理论进行独立分析研究的著作，目前市面上尚不多见。从某种意义上说，《财富与精神》作为解释经济学基础原理的一类书籍，它与以往各种论述经济学原理的著作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有自己较为独立的分析思路和理论体系，从而有助于拓展读者关于经济学理论的认识深度和广度，并给读者提供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或者说另类的经济学研究题材。希望本书的出版能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用以引发读者关于经济思考的火花，推动我国经济学界的学术研究，共同在深化社会主义改革的过程中寻求并建立起一个充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改革需要的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这或许就是我写《财富与精神》一书的学术价值所在。我有这样一个概念：时至今日，中国人也应该有一部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学专著了。

第二，试图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系统的理论论证。对于我来说，这不是什么冠冕堂皇的口号，而是一种真心实意的摸索过程。诚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在学术上，本书主要是就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系统地进行思考和分析；但是，对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最终目的还是要在解决一系列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更加科学合理地解释现实生活中具体的政治经济问题，并为我党制定相应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提供一般性和根本性的理论依据。例如，关于“人类生活的本质”的问题，本书明确提出“人类生活的本质是精神的存在和发展，而人类社会的全部经济运动无不在根本上受人类生活的这一本质所规定”。由于对人类生活的本质的这种深层认识，也就使我们得以从理论上把握人类社会的运动的真正动力和导向，并对“效用学说”和“劳动价值原理”形成一种超脱以往理论限制的全新概念；特别是本书关于“精神本身的物质性同精神与外物的对应性是两个根本不同的哲学命题”的分析，从哲学逻辑上论证了人类精神本身的物质性，从而揭示了人类评价产品效用背后严格的客观规定性，把产品效用和产品效用量的分析置于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并使之纳入更加科学的劳动价值学说的理论体系之中。这些新概念新理论的提出，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人类社会，特别是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学问题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又如，我国当今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必须按照生产要素进行分配，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仅仅按照劳动时间进行分配？本书通过对劳动价值原理的深入分析，揭示了全面劳动价值的原理——即劳动价值是由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共同创造的，是具体劳动创造和抽象劳动创造的统一；而不像我们以往的理论那样，仅仅认为抽象劳动创造商品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由于对劳动价值原理的重新理解，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得以打破以往劳动价值观念的束缚，不是仅仅按照抽象劳动进行分配，而且必须要在根本上按照具体劳动进行分配，是具体劳动分配和抽象劳动分配的统一。这也就是说，除了按照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进行分配外，还必须按照劳动者具体劳动的复杂程度、知识含量程度进行分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要表现为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共同创造出来的产品效用的大小，或者通俗地说按经济效益进行分配。那么，为什么除了按照劳动进行分配外，还要按照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呢？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问题，而且是一个整个人类社会经济的基本分配原则问题。所不同的只是，由于不同历史条件下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所构成的各自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从而在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问题上形成各自不同的形式而已。我们将会看到，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中按照劳动资料的生产投入或者占有权进行分配，本质上恰恰正是整个人类社会经济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一种不可逾越的补偿形式和积累形式，没有这个以生产要素为依据的分配，任何形式的社会经济就无法维持，就会崩溃。从这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经济要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社会主义同样要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即使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同样存在一个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问题。

再如，我们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积极推进科教兴国战略，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确立知识分子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本书关于“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共同创造产品价值”的原理，关于“产品物质是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的运动或运动的物质’的抽象产品概念”的原理，关于“劳动是精神支配下的人类行为”的原理等，不仅从基本原理上论证了知识分子本身就是生产劳动者这一不可置疑的客观事实，而且从理论上进一步证明，一切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掌握当代先进科学知识、并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知识分子，恰恰正是全部生产劳动者中最优秀的组成部分，是一切先进生产力的主体代表；他们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劳动组织中的领导者。关于知识分子的这些理论论证，不仅从理论上根本解决了我们长期以来对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疑惑，而且可以成为鼓舞全体劳动人民奋勇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勇攀科学高峰的原动力。

第三、通过有益的讨论，向经济学界的前辈和学者们学习请教，从中改善自己的认识水平和分析能力。《财富与精神》一书断断续续写了十八年，头头尾尾也改写四次，然而直到今天仍有大量的研究和写作需要耗费艰苦、漫长的劳动才能完成。有点令己遗憾的是，作为一个业余作者，因为忙于本职工作，每天只能挤出很少一点时间从事研究和写作，广泛浏览有关书籍和与学术界的交流更是不足，思想的灵感和火花似乎日见枯竭；尽管相信自己的经济理论研究具有独到见解和别具一格的理论体系，然也深知其中必然存在不少自己尚未明了的遗漏、缺陷和谬误；更是常常为此忐忑不安、诚惶诚恐。私下想来，如此下去，即使再改数次，也实难尽善尽美。倒不如把《财富与精神》作为一种学术交流的参考资料刊印出来，让大家品头论足，得以从专家、学者和爱好者的教诲、指正、答辩、批评中，吸取知识的甘露，获得研究写作的无限灵感和生命力。我相信，只有这样，《财富与精神》一书的理论研究才能始终保持一种科学、客观、诚实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学术态度，才能始终保持我党倡导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我个人而言，此书如能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起一个抛砖引玉或者活跃思维的作用，也可以算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了。

第四，特别具有意义的是，此书的著述和出版，是我作为一个普通党员，为响应和实践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伟大思想所做的一种努力。就我个人的理解而言，在“三个代表”中，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实际上是我党实现三个代表的根本所在。文化的东西本质上就是精神的东西，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总的说来就是先进社会科学和先进自然科学的发展方向，就是先进人类精神的发展方向。只有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发达技术手段，从而才能真正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而只有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创造出丰富、适用的物质财富，充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物质需求，才能在实际上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或许可以说，我所著述的《财富与精神》一书就是在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意义上，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所进行的探讨和尝试。

当然，发展的灵魂在于创新。江泽民总书记就非常强调创新问题。正如江泽民总书记今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世界总是处在矛盾运动和变化之中的，不可能一成不变。我们的政策措施和思想观点、工作方法，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而不断发展和勇于探索。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及时提出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方针政策，及时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环节。马克思主义是最讲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创新精神，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察觉和研究前进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从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中吸取营养，不断增加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敢于和善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前进的道路上，绝不能墨守成规，裹足不前。”[②]江泽民总书记还在宁夏、甘肃考察工作时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其他创新。”[③]江泽民总书记的这些重要思想，是指导我党积极推进中国先进文化发展，实现“三个代表”的重要理论根据，同时也是鼓舞和激励我不断深入研究的信心所在。

最后，值得补充说明的是，关于本书的第一篇《人类生活》，看起来其中的某些论述可能对精神的问题研究得过多、过细，似乎有点与经济学拉不上关系。实际上，我自己对这一篇的理论论述亦感觉到有点繁琐，曾经想过如何尽量压缩篇幅；然而经过认真思考，我还是保留了原来第一篇的基本结构。我想，在这一篇中，如果我们就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做比较深入的研究，对于我们后面研究、认识、理解一系列具体的经济学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关于“人类生活的本质是精神的存在和发展”的论证，从根本上指出了人类经济生活本质规定，从而为我们的全部经济分析奠定了方向性的理论依据；关于“精神本身的物质性同精神与外物的对应性，是两个根本不同的哲学命题”的论证，除了在哲学上冲出了以往物质观的界线，确立了更加彻底的唯物主义，也为从根本上论证产品效用评价背后的客观规定性奠定的理论基础；关于“人类精神发展构成”的分析，揭示了人类精神发展的总趋势，从而揭示了人类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并从根本上揭示了人们对于产品价值进行评价的深层秘密……。从哲学的意义上说，第一篇所涉及的内容实际上是关于世界观的讨论，而世界观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来说，其重要性一点也不逊色于关于哲学问题的研究；相反，明确的、科学的世界观恰恰正是从本质上支配、引导人类全部经济行为，并由此构成人类全部经济关系的根源和灵魂，同时亦是我们得以正确认识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的关键所在。因此，首先弄懂第一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对于我们后面理解全书的理论体系和一系列具体的经济问题分析，可以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过程。所以希望读者尽可能耐着性子把这一篇弄清楚。

还有目一点要说明的是，在《财富与精神》一书的写作中，为了论证和讨论的需要，有时会引用一些专家、学者和教科书中的某些论述。我想说，这些只是思维过程和讨论过程和一种需要，并不表示我对他们存在任何偏见；相反，正是他们的思想和理论，给我予启迪和教育；他们才是我真正的导师，才是我最为尊敬的师长和先生。可以这样说，没有他们的理论探讨，没有基于这些理论探讨的思辨过程，也就没有了《财富与精神》的灵魂。我谨借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歉意和衷心的感激之情。读者们有何教诲、意见或询问，欢迎直接在我的“《财富与精神》个人主页”上留言，或者直接给我发电子邮件，以便及时进行理论探讨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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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王博伦         

二○○○年九月二十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