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引入图像艺术领域的蒙版软片是Ulano公司发明的Rubylith®。蒙版软片是一种精工裁切后贴到清洁的聚酯材料上的膜片(通常是红色或黄色)。它可以手工裁切，但通常是用电脑刻绘机裁切。电脑刻绘机能轻松快速地裁切文本及实地区域。

　　遗憾的是，利用蒙版软片不能精细地复制半色调，同时，裁切的过程既耗时也增加了财力和人力。蒙版软片每平方米的价格大约为2.40美金，因此它相对来说比较经济实惠。裁切工作可以由刻绘机完成，刻绘机通常用于标牌业中切割乙烯基字，价格也不昂贵，66厘米(26英寸)宽的刻绘机价格大致在2600美金。

　　用激光打印机制作阳图软片是一种初级也是经济的选择。目前的机型可输出的图像尺寸是33cm×89cm (13英寸×35英寸)。激光打印机是利用静电成像。激光发生器可以根据图样内容利用激光束使静电荷保留在某些区域，干燥墨粉就会附着在感应鼓上的带电区域，从而有效地在感应鼓上生成图像。激光打印机内部有两根紧靠在一起的非常热的滚轴，它们对从它们之间经过的纸张加热，使碳粉熔化从而粘合在介质的表面。在进行多色印刷的定位套准时，热度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它可以改变印刷材料的大小尺寸。聚酯软片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但它的成本也稍高。

　　若要使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半色调，需要厂家提供RIP或者PostScript驱动。PostScript驱动可以模拟图像应用中的半色调装置。然而，如果你对半色调的要求比较严格，这就不是最好的选择。

　　激光打印机的最大分辨率为2400dpi，并且能在短时间能完成一个标准页作业。激光系统的优势包括：1，耗材价格相对比较便宜，如牛皮纸和墨粉。2，制片过程中不需要添加化学品。不足之处是，利用它们制片能达到的最大D-max值大约为3.5 D, 因此用其制版并不能达到理想效果。

　　利用激光制片的另一缺点是非图像区域的D-min值相对较高(>1.0 D)。通常情况下，如果非图像区域的墨粉厚，图像区域可能出现缺墨的情况，如果该区域墨粉较薄，这时可以利用喷雾剂来适当增加密度，从而提高阳图质量。

　　一台新的激光打印机价格大约在2000美金～4000美金，但旧的打印机价格会便宜很多。打印半色调图像必须确保打印机与PostScript的兼容性。相比于产品质量，如果你的客户更在意产品价格，激光打印机可以满足这一要求。如果你想打印出高于85 lpi的逼真图像以及精美的半色调图像，激光打印通常不能满足要求，比如定位套准，材料特性以及其它重要方面。喷墨打印技术已经成为制阳片的另一种选择方案。由于启动成本低、不需要化学工序并且用户易掌握，该技术十分受欢迎。对于服装装饰人员，或者生产低线数半色调同时密度值达到D-max 4.6 和 D-min .07的操作人员，喷墨打印都能为其提供满意的分辨率。制作密度值达到D-max 4.6 和 D-min .07的软片需要借助RIP软件。

　　不借助RIP软件，喷墨打印机单独运作不能按要求生产所需的密度值。喷墨打印的弊端包括：软片和油墨成本;制片速度慢;与激光照排机相比，生产出的图像不能达到极其高的分辨率;打印头可能会造成油墨以及时间的浪费。

　　有几款价格在几百美金的桌面模式，包括Epson以及其它阳图片生产设备。爱普生 R1800 and R2400的分辨率(dpi)为5760×1440 , 最大打印尺寸为33 cm×111 cm。 Epson 4800最高分辨率(dpi)为2880 × 1440 ，能打印的最大宽度为43cm。如果软片的宽度大于43 cm，有几款宽幅喷墨设备可以满足您的要求。例如，MacDermid Autotype公司的Quadra Aspect系统能够提供三种幅宽的打印：137 cm，162 cm 和 188 cm。

　　激光照排机是在胶片或相纸上输出高精度、高分辨率图像和文字的打印设备。目前，该技术的分辨率能达到1200 dpi到 4800 dpi。胶片感光后需用冲片机冲洗，同时需要加入化学品。利用该技术能保证胶片的质量和锐敏度，是其它技术所不能匹敌的。激光照排机制版也曾经用于胶印领域。现在胶印多数已采用计算机直接制版(CTP)，它是利用数字技术将图像转印到印版上，从而省去了软片的应用。

　　热敏照排机所用的材料是涂有热敏物质的胶片。胶片经过打印头时发热器使胶片受热变色。利用该技术输出的阳片分辨率高，并能达到D-min.07和D-max 4.0的密度值。

　　热敏技术最大的优势之一是印前只需要一种耗材(胶片)，这是与其它需要用到油墨、墨粉、化学品和胶片的系统所不同的。除此之外，印在胶片上的图像不会挥发，也不会被抹去或弄脏。与其它技术相比，它还不会受水和天气的影响。

　　此外，热敏成像成本不受打印面积的影响。打印一整页面积的成本与打印5%面积的成本一样。利用热敏设备也能实现在多色印刷作业中的精确套准。它们的唯一不足之处就是打印头的敏感性以及打印头上的点阵加热器，当这些小点子被驱动时，它们就在热敏纸上产生一个与加热元素相应的图形。小点子一旦被破坏就难以修复，这要根据胶片的情况来判断，可能需要替换打印头。

我对乔布斯到底怎么缔造的苹果帝国并没有多大兴趣，说到底这东西还是逃不了成功学的范畴。倒是老乔布斯对比尔·盖茨先生的评价比较有趣：“要是他年轻的时候服用过迷幻药，或是去过嬉皮士扎堆的地方，那他会是一个心胸更宽大的人。”

想必老乔布斯在年轻的时候一定服过那种叫LSD（致幻剂）的神奇发明，也当做嬉皮士，可能还喜欢过鲍勃·迪伦、感恩至死乐队、詹尼斯·乔普林小姐……所以在老乔布斯的经典语录中，总有一种反叛精神贯穿其中。比如当人们认为科技改变一切时（这实际是对他的吹捧），乔布斯则说，“如果总是以这种激进的新角度来看待事物，认为科技将改变一切，却是有害而无益的。事物不见得非得改变世界才变得重要。”

但是这位曾经可能的“嬉皮士”却制造了一个消费帝国，苹果，几乎将消费文化表现得最淋漓尽致。有人为了一台苹果手机去卖肾，也有人为了买到新发布的ipad彻夜排队。这种事不分种族不分国家发生在整个地球上。地球人被苹果所打造的消费帝国迷得神魂颠倒。

尽管如此，总还有些不喜欢苹果的人。比如反叛精神的代表，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老师。在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迪伦说，“在街上看着那么多年轻人耳带iPod或手机，沉迷于媒体与电子游戏中，这让人感觉怪异而不太舒服”。

他说，“它们抹去了每个人的个性。看着人们关上了通往真实世界之门，让人羞耻。当然，这是他们的自由，就像他们有做任何事情的自由一样。自由的代价很高，年轻人在使用这些电子玩意儿之前应该先搞懂这点。”

也不止这位美国人老乡这样认为，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老先生也表示了对苹果的不满。他在接受《热风》杂志的采访时表示，自己对iPad没有任何兴趣，而且对人们抚摸那台机器的样子感到恶心。他遗憾地表示：“过一阵子，电车上以自慰般的奇怪手势抚摸iPad的人会多起来吧”。

包括苹果在内的科技公司和大众传媒，还有一些为科技欣喜若狂的人，总是在乐此不疲的传递一个信息：科技和电子产品为人们节省了时间，并改变了世界。但人们用这些省下来的时间做什么了呢？既没有去躺在草地上吹吹风看看月亮，也没有多陪伴一下亲人，而是花费更多的时间在电子产品上。

在ipad、iPhone、MacBook所呈现的美丽新世界中，有花有草有蜜蜂有蝴蝶，但我们是否忘记了真正的花朵的芬芳和蝴蝶翅膀煽动时带来的震动呢？

是不是回到了金融危机袭来时，2008年的大萧条？情况没那么糟糕，始自2010年4月的房地产调控，是出自于政府的“主动”挤泡，因此，出现成交回落在情理之中，让房地产烈焰从核心城市退出，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不少房地产商仍然不惜负债囤地，一方面是因为购买动力依然还在，一方面对于临空“救市”存有念想。如果就按照这个逻辑演变下去，由于房地产一路下滑，土地大幅流拍，地方财政无力支撑，然后最终银根松动，重演开闸“救市”，房价强烈反弹？！这样的反弹，可以有一次、两次，但在保障住房这一课没有补完之前，便重回土地经济的老路，仅仅是将要新增的强拆、征地带来的社会公正问题，就足以形成难以计控的修正成本，更不用说，通胀越演越烈，放开一线城市的住宅投资，无异于将本已高攀的房价，又一次抛入了疯狂的热钱炉膛之内，执政信用的透支还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吗？

事实上，“限购令”之下，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调整。

中国城市化率仅至46%，剩余的百分比给上至官学、下至百姓，提供了绵延不绝的想像力，甚至有沦为陈词滥调之虞。但是“限购令”却给城市化添加了新的注解：在已经限购的城市，有的限城区，不限郊区；有的限东部，不限西部，资金“改道”流向“非限制”区域，地方政府借此盘活以前无人问津的区域。

更大的受益城市，是“非限购”城市，中国城市总计在660个以上，而施行限购令的城市近40个，也就是说，没有限购的城市基数庞大，“房地产公司转向三、四线城市”的现象已经成为风气。让核心城市停下来，调整步伐，而让城市基础脆弱的地区，得以充实输血。虽然北京、上海在2011年上半年，已经垫底倒数，但就大局计，是件好事。

另一个变化，体现在对土地收益的转型。10月1日，重庆市率先开征独套住宅的房产税，虽然征收范围有限，但毕竟是开“房产税”先河之举。从对土地一次性套利的“招拍挂”制度，转向以长期收益为主的“房产税”体制，意味着“土地财政”简单卖地的作为，将渐变向国际通行的土地收益长期化格局。

具体到产业层面，房地产企业纷纷重新“抬头看路”，从龙头企业到中小房企，无不在从核心城市的“超级溢价”中惊醒，或者转向建造价格适中的普通商品房，或者转向扩充城市机能的工业地产、商业地产。此两者，一个是惠及中低收入阶层的刚性购房需求，一个是符合土地利用长期化的转型需要，总之是贴近了限购政策的设计目标，因此可以得到来自于政府、金融、产业的整体烘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房价开始跌落，并不意味着处于支柱地位的房地产就此低迷，对于经济的拉动开始疲软。如果躲在土地财政的温床上，尽享GDP的直线爬升，那才是一场睁着双眼的噩梦！

我们并不是说，土地不能拍卖、不能开发，而是应在规划住宅之时，产业布局、轨道交通、商业建筑，以及文教卫综合考量。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卫星城提了若干年，现在只是泡影，或者纯粹是一个“睡城”，或者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工业园区”，各自听命于相应的行政板块，为即期GDP冲刺，而不顾及两者之间本应有机结合。这样的情形，居然在此轮“限购令”之下有所扭转，难道这样的调整方向不应坚持吗？京沪深广的房价跌得不对吗？

然而，又有所谓“利益集团”的游说之声，频频冒出，诸如政府再限制下去，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房价再跌落，GDP有低于8%的隐忧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声音正来自于所谓的一线城市的相关利益者，似乎这里房价再跌，中国的经济就真的到了崩溃边缘！他们并没看到中国其他600余个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据表明，2011年1至7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52420亿元，同比增长25.4%，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投资增长 22.6%，中部地区投资增长30.5%，西部地区投资增长29.2%，投资分配是均衡的。单就房地产而言，1至7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31873亿元，同比增长33.6%。其中，住宅投资22789亿元，增长36.4%。也就是说，限购是结构性限制，而非系统堵塞。在整体面，投资增长仍然是平稳的。所谓的利益游说者，且放下聒噪之声，认认真真思考一下什么才是长久、负责的土地利用之道。

我们从来都认为，放高利贷是一种剥削，因为放款人不劳而获，借款人背负沉重的利息负担。他们辛辛苦苦赚的钱被无端地扣除一部分。显然很不公平。但是我们也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想一想，如果没有人放高利贷，急于用钱的人，告贷无门，岂非更加困难。至于说放款人不劳而获，是一种剥削，那么整个金融业都是不劳而获的。他们是不是也在剥削？现代的金融业利润非常丰厚，每年赚的钱是天文数字。如果他们没有创造财富，所赚的钱全都是剥削来的。果真如此的话，全部金融业都应该立刻关门，免得危害社会，侵犯了别人的利益。所以金融业是否创造财富，它所赚的钱是否正当，事关金融业的存废，也和解决高利贷的问题直接相关。如果高利贷也创造了财富，那就不是剥削，反而值得鼓励。

回答金融业是否创造财富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它通过改善资金的分配，提升钱的使用效率来创造财富。或者说它的贡献在于使得“钱尽其用”。一样的钱可以用得得当，也可以用得浪费。金融业的任务就是把钱从使用价值不大的地方调拨到价值大的地方去用。这和物的调动类似。把香蕉从广东运到北方，还是那些香蕉，但是物尽其用了，使用价值提高了，财富就被创造出来了。金融业赚钱并没有剥削别人，它通过“钱尽其用”来创造财富。从这个角度来看高利贷，它恰好是最有效地利用了资金。因为它把钱调动到了能够支付最高利息的地方去用。

市场上常用拍卖的方式提高物的使用价值。比如现在规定土地的使用一定要经过公开拍卖，避免用于欠合适的用途。如果资金的使用也采取拍卖的方式。资金的供给方可以举办拍卖，比如把十万元使用一年的权力拍卖，谁出的利息率最高就给谁使用。结果一定是发生高利贷。可见高利贷是有效利用资金的方式。大家对拍卖这种方式并没有异议，这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这样我们对高利贷就有了新的看法。

高利贷的错是在利息率太高，而不是资金的高效配置。如果能将高利贷的利息率降下来，它的坏处就避免了。所以对待高利贷的方针不是消灭它，而是降低它的利息率。从经济学来讲，利息率是使用资金的价格。价格高是因为供不应求。所以降低利息率的方法是增加资金的供应。这里讲的是增加高利贷的资金供应，不是一般的资金供应。过去反高利贷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不是增加高利贷的供应，相反，而是处处给它限制，不让它发生。结果是事与愿违，由于高利贷供给减少，利息率越来越高。所以，消灭高利贷的方法恰好是提倡高利贷，让大家都去放高利贷。由于供给增加，利息率必定下降，高利贷的危害就避免了。

大家都去放高利贷，有没有可能？从资金的数量来看是完全可能的。中国居民有几十万亿的储蓄存款，现在拿的利息率低于通货膨胀率，事实上每时每刻都在损失财富。让他们去放高利贷，获得正常的利息率，他们肯定是很愿意的。之所以大家没有去放高利贷，有三点原因。一是认为这样做不道德，二是不知道谁愿意借高利贷，三是怕信用不可靠，借钱不还。通过本文的分析，应该认识到，放高利贷不但不是剥削，而且利国利民，非常值得鼓励。第一点原因可以消除。第二条是信息不沟通。现在有了互联网这个问题大大地缓解了。只要在特定的微博上发一条消息，供需就能够沟通。真正成为题的是第三条，怕借钱的人不还。事实上根据许多经验，这种情况发生得很少。大量民间借贷的坏账只有百分之一二，远比我们设想的低。

由于民间借贷的市场发育不够，信息沟通不够，高利贷的利息率有高有低。高的可达年息百分之百，低的只有百分之十。比较普遍的大约在30%左右。如果大家都来放高利贷，利息率肯定会大大地下降。我估计在当前通货膨胀率6%的情况下，市场利息率大约可均衡在15%上下(实际利息率约9%)。在这个利息水平下会有足够的供应，也会有足够的需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勇敢地参与放高利贷的行业中，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也提高存款人的所得。

个人从银行把自己的储蓄提出来放高利贷，表面上似乎会减少银行的存款。其实企业借了高利贷后又会把钱存入银行。所不同的是用钱的主人变了。这一变可以避免许多企业的倒闭，导致银行坏账。所以大家放高利贷是极其有利于银行的。

也许监管当局又会搬出老一套的理由，民间借贷会扰乱金融秩序。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个人之间的借贷不涉及第三者，怎么会妨碍了金融秩序。实际上是补足了现有金融业应该涉足而未能涉足的方面，是对现有金融业的有力补充。其结果能够提高资金运用的总体效率，能够在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增加中小企业的产出，从而增加总产出，有利于缓解通货膨胀。善莫大焉。

5月份CPI上涨5.5%，创下了34个月以来新高，而旱涝急转的极端气候使得民众对于未来的通胀预期依旧看涨。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发行大额钞票的旧话题又开始发酵。某经济学家近日在微博中将十多年前的观点又重复了一遍，呼吁发行500元面额人民币。

按照该经济学家的计算，这种直接、间接损失之和每年约为10亿到20亿元之间。然而，担忧者认为，在目前通胀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如果再发行大额钞票，无异于火上浇油，增加民众对于通胀的恐慌。

新京报“京报调查”对此的专项调查结论显示，对于“你认为当前需要‘500元大钞’吗？”的问题，有62.6%的人选择了“不需要，现在大额交易都刷卡了，也不安全”；而对于“如果发行‘500元大钞’的话，会有什么影响？”的问题，高达73.1%的人选择了“可能会令民众担忧货币贬值”，另外还有55.7%的人选择了“使用起来找零不方便”，有意思的是，担心增加被偷盗风险的比例也达到了37.9%。

很显然，这个调查结论预示着：其一，在目前的情况下，发行大额钞票的必要性不大，原因很简单，电子化结算和交易是未来不可逆转的金融大趋势，在现金交易日益萎缩的情况下，大宗交易不等于非要通过大额钞票进行结算；其二，退一步，即使小额钞票增加了各种成本和交易损失，但区区的20亿，相对于高达60万亿之巨的M2，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其三，最重要的是，如果考察一下全球各大经济体经济增长与货币面值之间的关系，事实证明没有必然的联系。美、欧、日三大经济体，美元的最高面值100元已经维持了很长时间，欧元从诞生之日发行了最高面值500元之后，从未有增加面值的奇思怪想，而日元即使“不值钱”，维持10万最高面值更是很久了。也就是说，全球三大经济体鲜有在面值上做文章的。

而且，调查结论也显示，如果在目前的情况下发行大额钞票，最大的弊端是增加通胀预期。尽管面值大小在理论上和通胀没有关系，但纵观全球一些货币发行的经典案例，无论是发行了100亿面值的津巴布韦，还是解放前国统区发行的金圆券，无不是恶性通胀的产物。中国目前的100元面值的钞票，也是在1988年，上一次恶性通胀的情况下不得已发行的。当时发行100元钞票的合理性在于，通胀依然恶化，高达两位数，民众对于通胀的预期已经触底，不会因为发行百元钞票而造成恐慌；二是当时我国的电子化支付基本处于空白阶段，发行百元钞票在当时属于最好的选择，起到了方便交易的作用。

近日，有网友反映，中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购买几百万元高档酒供私人支配，引发强烈关注。此后，该公司证实2010年公司确实采购了数批酒，并称“这批酒是公司正常的商品购进，属于公司非油品经营项目”。但相关知情人透露，没听说也没见过公司出售这些高档酒，网曝所购酒部分用于接待。

经历“天价吊灯”后再看“天价酒单”，其实已不用惊讶。奢侈花费惯性的养成，源于对财富资源的巨大支配自信。对中石化而言，其尴尬在于，即使这些价值几百万元的高档酒确如广东分公司所称属于非油品经营项目，在附属便利店经销高档酒，反映出的也不过是一种另类奢侈——不讲成本和利润核算的非市场化经营。所以，这只能是一个具有反向意义的说法。这个说法，还不如知情人的内幕透露更能获得社会容忍度。

奢侈消费也好，奢侈人情也好，非理性奢侈经营也好，微观的事实细节在这里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中石化总陷入与民意寄望相违背的行为范式当中。作为全民所有企业，民众有权利关注、质疑、介入中石化这样的央企行为管理，有权利期待中石化们的利润增长与自身利益产生正向关联。显然，奢侈行为的不断曝光不仅极大地偏离了民意寄望，还将在市场上造成更严重的反面效果，令广大用户对“两桶油”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无法就油品价格达成真正的妥协。这种情况已经出现——比如，中石化一边奢侈一边声称亏损时，民众难免会认为，这是一种撒娇式的价格欺诈或补贴申请。久积的不信任感最终将导致的结果是，即使中石化所言属实，也难得谅解；真要切实改革，也难获社会支持。

应该说，中石化广东分公司部分证实网帖的真实性，为今后的纠偏创造了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将成为事实纠偏还是机制纠偏，其结果大为不同。如果只是事实性纠偏，即使全部承认网民监督内容或知情人说法，甚至对相关责任人作出了处罚，谁又能保证不会有下一个“天价”出现？如何保证民意不会在一次次震惊、失望、麻木的情绪传递中，失去对垄断性国企的基本信任？失去对全民财产授权和使用程序的基本认知？果真如此，将极大地影响整个社会对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判断，从而产生难以计算的负面社会效果。

正所谓酒后吐真言。现在需要的是，中石化广东分公司切实揭开“天价酒单”的全部事实，履行应有的向全民的告知义务。同时，从机制上对屡屡出现的反证其企业道德的奢侈行为予以纠正。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印度亦如此。印度明确以中国制造业为追赶目标。辛格总理上任未久，即组建“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委员会”，主要职责是“确保制造业快速持续发展”并及时向政府建议。去年又设立“全国制造业竞争力理事会”，指导印度制造业的全面改革。印度财长奇丹巴拉姆并在去年财年预算中，大幅降低制造业领域的税收比率，为追赶中国制造业创造条件。

至于中国周边如越南等国家，也都把制造业当宠儿。显然，一场以重振制造业为主题的国家竞争，早已经狼烟四起。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正遭遇三十来最严峻的挑战。

强手如林，中国未必稳操胜券。美国制造业的巨大优势自不待言，即便跟印度比较，中国制造业也占不了多少便宜。美国一位制造业咨询专家就宣称，印度企业接受了“精益”生产等技巧来保证质量和提高效率。三年前印度对精益生产还没什么兴趣，“但如今印度在这方面已经领先于中国”。稍早前更有媒体报道，制造业成本上升令中国出口商品竞争优势下降，这给印度制造业提供了机会，一些原本下达给中国企业的订单，已流向印度。

曾几何时，中国港口之繁荣让人瞠目结舌，满载中国制造的巨轮千帆竞发，源源不断地驶向美国、欧洲，驶往世界各地。这繁荣景象今后还能复制吗？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正当全球制造业重振之际，中国制造业却越来越泥足深陷，面临着危机叠加的巨大风险。人力成本急剧抬升且越来越刚性，原材料成本急剧抬升且越来越刚性，能源交通成本急剧抬升且越来越刚性……。所有曾经有过的比较优势，似乎都在一去不返。中国制造业越来越缺乏竞争力，越来越空心化，天量资金因此不断从制造业抽离，投向股市和楼市。

说制造业的危机是整个国家的危机，绝无夸张。那么，如何拯救中国制造业，从而有效化解这场国家危机呢？可以例举的办法有很多，但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是重新确立民营中小企业的领军地位。

重振中国制造业不可能依靠垄断国企。天则研究所最近发布的一个报告表明，国企也可以高效，国企也有竞争力，不过是传说而已：从名义利润总额中扣除国企所获补贴逾6万亿元，2001年至2008年，国企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这即意味着，国企不过是消耗国民财富的黑洞，指望这样的黑洞来肩负重振中国制造业的历史重任，该是何等的不靠谱。

重振中国制造业，只能主要依靠民营中小企业。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很多地方政府犯浑。改革之初，经济上千疮百孔，对民营中小企业不能不多所借重，那时民营中小企业也就比较风光，营商环境比较宽松。但苦日子一旦过去，很多地方政府就好了伤疤忘了疼。

随着地方政府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可以通过经营城市大肆捞钱，民营中小企业不仅无足轻重，反而越来越碍手碍脚了。所以，尽管中国制造业频频拉响警报，但一直无人理会。地方政府大干快上的产业，迄今仍然主要是房地产业。对扶植民营中小企业，大多索然乏味。民营中小企业在经济版图上的地位迅速边缘化，所谓优惠政策都是口惠实不至。

就民营中小企业的当下困境，今年全国“两会”前夕已有反映。其一是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呼吁减税，其二是时评人童大焕呼吁减轻甚至全面暂停农民工养老保险机制。这两种呼吁折射的是一个现状，那就是民营中小企业因不堪重负，已经危如累卵。造成如此惨淡的现状，种种危机叠加固然要负责任，但根本的责任者则是政府。

这是因为，民营中小企业不堪重负的各种成本中，最致命的成本，是政府管制成本。不堪重负的税费从哪来的？当然从政府管制而来；不堪重负的企业社保成本谁造成的？当然是政府把自己对劳动者的社保责任转嫁给企业造成的。跟中国的民营中小企业比，无论是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还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印度，他们的制造业这优势那优势，最根本的优势都是经济自由，都是最小的政府管制。他们的企业都是轻装上阵，而中国的民营中小企业，一个个都像老乌龟，始终卸不下政府管制那世界上最沉重的壳。

既如此，这场以制造业为主题展开的空前惨烈的国家竞争，我们胜算何如，还用得着说吗？敦请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在要求强化微博管制、给自己的奶奶拍电视剧、空着的房子要收空置税而外，也多多关注民营中小企业，多多关注中国制造业的危机与出路。须知，这才是我们民族的生命线。

    低碳生活是一种态度，合理适度的使用能源，有意识地节约能源，减少不必要的浪费。比如，不使用“一次性”用品；电视机屏幕调成中等亮度既能省电又能保护视力；减少电器待机时间；缩短电脑显示器进入睡眠模式的时间设定；每周少开一天汽车，多骑自行车；上下楼不坐电梯……其实，在生活中做到这些并不难，关键是有所意识，养成习惯。

    当然，生活习惯和消费模式的改变需要时间和毅力，在惯性生活模式下，推行低碳生活也可能会带来不便，但这些并不能成为我们拒绝低碳生活的理由。当然，低碳并不意味着刻意节俭，刻意放弃一些生活享受。低碳生活与提高生活水平并不冲突，其中关键是找到结合点，探索低碳可持续消费模式。比如严格限制“一次性”消费嗜好，改变面子消费等。从身边的点滴做起，培养低碳生活习惯是每个人社会责任的体现。

    对于我们的父辈们来说，节电、节油、节气……是他们一生的生活态度，如果单从经济角度讲，父辈们的节俭是为了节省兜里本不多的金钱，那我们现在强调的低碳则主要是为了节省这个地球上仅剩的那点能源。低碳的真实含义是使生活对环境影响更小或有助改善环境，要向人们的身体提供最大的保护和舒适感。频发的自然灾害、加速灭绝的物种等已一再告诉我们，地球只有一个，人类不止百代，危情时不我待。我们首先应该要求自己做个低碳使者、环保达人，进而再影响他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低碳生活”是一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