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林森

人教版小学三年级课文《燕子》是根据著名作家郑振铎的散文改写的。郑的原文共有1400多字，改写后删去了大部分，只剩下单纯描写春天燕子活泼可爱的内容，只有280字左右。原文写于上世纪20年代，由于那时的语言与现在有较大的距离，编者做了较大的改动，使文章内容单纯，语言浅显易懂，适合三年级学生的阅读。

郑振铎原文中的有关文字

乌黑的一身羽毛，光滑漂亮，积伶积俐，加上一双剪刀似的尾巴，一对劲俊轻快的翅膀，凑成了那样可爱的活泼的一只小燕子。当春间二三月，轻颸微微的吹拂着，如毛的细雨无因的由天上洒落着，千条万条的柔柳，齐舒了它们的黄绿的眼，红的白的黄的花，绿的草，绿的树叶，皆如赶赴市集者似的奔聚而来，形成了烂熳无比的春天时，那些小燕子，那末伶俐可爱的小燕子，便也由南方飞来。加入了这个隽妙无比的春景的图画中，为春光平添了许多的生趣。小燕子带了它的双剪似的尾，在微风细雨中，或在阳光满地时，斜飞于旷亮无比的天空之上，唧的一声，已由这边的稻田上，飞到了那边的高柳之下了。同几只隽逸的在粼粼如觳纹的湖面横掠着，小燕子的剪尾或翼尖，偶沾了水面一下，那小圆晕便一圈一圈的荡漾了开去。那边还有飞倦了的几对，闲散的憩息于纤细的电线上，──嫩蓝的春天，几支木杆，几痕细线连于杆与杆间，线上是停着几个粗而有致的小黑点，那便是燕子，是多么有趣的一幅图画呀！

燕  子

（小学课文）

一身乌黑光亮的羽毛，一对俊俏轻快的翅膀，加上剪刀似的尾巴，凑成了活泼机灵的小燕子。

才下过几阵蒙蒙的细雨。微风吹拂着千万条才展开带黄色的嫩叶的柳丝。青的草，绿的叶，各色鲜艳的花，都像赶集似的聚拢来，形成了光彩夺目的春天。小燕子从南方赶来，为春光增添了许多生机。

在微风中，在阳光中，燕子斜着身子在天空中掠过，唧唧地叫着，有的由这边的稻田上，一转眼飞到了那边的柳树下边；有的横掠过湖面，尾尖偶尔沾了一下水面，就看到波纹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

几对燕子飞倦了，落在电线上。蓝蓝的天空，电杆之间连着几痕细线，多么像五线谱啊！停着的燕子成了音符，谱成了一支正待演奏的春天的赞歌。

有的人说，文学名篇的修改是应尽量保留原作的内容全貌和语言风格，认为改写不成功，不如原文形象生动，充满情感。这个意见没有重点考虑到小学低年级教学的需要。首先原文中的一些较为艰深和偏僻的词语，如“劲俊”“隽逸”“觳纹”“憩息”等，不换不行。其次，早期白话文保留了某些文言成分，作为小学三年级课文，也必须加以处理。如：“轻颸”“皆如赶赴市集者似的奔聚而来”“斜飞于旷亮无比的天空之上”。从修辞上说，改写后的课文更简洁明快，句子结构更简单，读起来更流利。如开头的一个句子，改写后保留了主要内容，而句子更整齐，结构更匀称，使低龄儿童更易诵读、理解。总的来说，编者的修改基本是成功的，是可取的。

但是有的句子却改得不够理想，如第2段的第2句：“微风吹拂着千万条才展开带黄色的嫩叶的柳丝。”这个句子结构复杂了一些，并且带有欧化的味道，像翻译过来的文句，不如原文行动活泼。它的基本语法结构是“微风吹拂着……柳丝”，但中心词“柳丝”前面有两个定语，一个是“千万条”，一个是“才展开带黄色的嫩叶”。这后一个定语本身又是比较复杂的动词短语，动宾结构中又包含了一个偏正结构。其中最小的层次“带黄色的嫩叶”表意又不大清楚，“带黄色”，那么它的基本色是什么？光说“带黄色”，不能表达春天柳树的嫩叶那种嫩黄淡绿的特点，因为秋天的树叶也是“带黄色的”。这个意思既不如原文“黄绿”表达得明白，句子又不如老课文（1998年版）中相应的句子准确、鲜明：“微风吹拂着千万条才舒展开黄绿眉眼的柔柳。”

课文中“……唧唧地叫着，有的由这边的稻田上，一转眼飞到了那边的柳树下边。”与原文比较：“……唧的一声，已由这边的稻田上，飞到了那边的高柳之下了。”原文语言精炼，动感十足，而课文中的语句则略显拖沓，读起来缺少一种韵律感，缺少了那种声犹在、燕已飞的时空想象感，特别是最后的“边”字，读时拗口，显得黯淡低沉。课文使用了“有的……有的……”句式，其实不一定要用这种句式，这样显得呆板，好像是一种“秩序井然”的画面，或者是一种讲解的腔调，不能体现生活的原生态。

有一个词改得不好，就是原文中“为春光平添了许多的生趣”一句改为“为春光增添了许多生机”，将“生趣”改成“生机”。其实“生机”不如“生趣”。“生机”的意思是“生命力，活力”，“生趣”的意思是“生活的情趣”。从原文的描写看，春天的背景并不缺乏“生机”，而燕子的到来，更重要的是增添了某种情趣。在燕子出现之前，主要是写植物，“青的草，绿的叶，各色鲜艳的花”，其实都是充满着生机的，或者说根本不缺少生机。但是燕子动态的出现，就更有情趣了，这是缺少“动态”的植物所没有的。燕子在空中掠过的姿态，所发出的唧唧的叫声，在湖面上激起的波纹，以及在电线上形成的五线谱的音符，处处表现出的都是一种“情趣”。从动词来看，“增添”也不如“平添”有力。

还有一处在修辞上也可以推敲：“在微风中，在阳光中，燕子斜着身子在天空中掠过”。这里一连用了三个“中”，与原文和老课文比较，都显得语言缺乏变化。原文是：“在微风细雨中，或在阳光满地时，斜飞于旷亮无比的天空之上”。老课文是：“在微风中，在阳光中，燕子带着它剪刀似的尾巴，斜着身子在天空里掠过”。其实“在阳光中”完全可以改成“在阳光下”。

陈林森

《钱江晚报》2012年2月7日A16版有一篇关于拾金不昧的思想评论中说：

现实里，我们已经看到许多人倒在“财路”上，很多人则身陷囹圄。有人直到“进去”了才醒悟：我宁愿拿上亿财产去换人身自由。

这里的“身陷囹圄”应当换成“锒铛入狱”。

“身陷囹圄”与“锒铛入狱”这两个成语基本意思相同，都指被关进监牢，但感情色彩有别。百度百科对“身陷囹圄”的解释是：失去人身自由，正在监牢里。指不幸的人蒙冤关进监狱（有同情意味）。有时也可表示陷入困难或束缚中。这个解释是比较准确的。“身陷囹圄”也作“陷身囹圄”。《汉语成语大词典》收了“陷身囹圄”，解释为：囹圄：牢狱。指被作为罪犯关入牢狱。毛泽东《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讲话》：“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此次奉令北移，突破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陈按：成语词典应当收入这个成语，而且应收录“身陷囹圄”的词形，它比“陷身囹圄”的使用频率高得多。）所谓“被作为罪犯”就意味着原本不是罪犯而遭受冤屈。

在语言实际中，“身陷囹圄”（或“陷身囹圄”）基本上都用于好人蒙冤，例如描写文革中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受迫害的遭遇时几乎无一例外地使用这一成语。

①周信芳的儿子周少麟先是关进牛棚，在木工车间劳动改造，后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身陷囹圄。（陈小津《我的“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

②“文化大革命”期间，朱学范同志遭到“四人帮”迫害，身陷囹圄达七年之久。（《人民日报》1996年8月5日）

③1967年，我陷身囹圄，在一间阴暗的平房里关了6年，一家6口，相聚无期。（《羊城晚报》2011年6月1日）

以上这些例子中的“身陷囹圄”都不宜换成“锒铛入狱”。

《汉语成语大词典》解释“锒铛入狱”：锒铛：铁索链。用铁链锁起来，投入监狱。韬奋《患难余生记》：第二章：“打破饭碗算是轻描淡写，其较重者由特务老爷赐予一绑，锒铛入狱，或一命呜呼！”但习惯上“锒铛入狱”指坏人遭到惩罚被关入监狱。北京大学CCL语料库共有“锒铛入狱”的语料104条，指坏人入狱、含贬义的占九成以上。以下是前5条语料：

①多年以后，就是这位歌手大亨以“行贿罪”锒铛入狱。

②两年后，亚里斯因强奸和谋杀两项罪名而锒铛入狱。

③萨姆·沃克索尔已因内部交易等罪名而锒铛入狱，马莎．斯图尔特目前正在接受审讯。

④前总统金斗焕、卢泰愚先后因非法收取选举资金而锒铛入狱，成为那个时候韩国选举政治腐败的写照。

⑤尼加拉瓜前总统涉嫌腐败锒铛入狱

这两个成语的例子很像“不翼而飞”与“不胫而走”的关系。《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不翼而飞”：①没有翅膀却能飞，比喻东西突然不见了。②形容消息、言论等传布迅速。但在语言实际中，“不翼而飞”与“不胫而走”的分工非常明确。“不翼而飞”专指东西突然丢失，“不胫而走”专指消息迅速流传。这几乎是没有例外的。百度百科上解释说：“不翼而飞”本意是不必宣传而自会迅速地传播。现则用它比喻消息传播极迅速。我们在媒体上几乎找不到一个用“不翼而飞”表示消息很快流传的例子。同样，从字面上，我们看不出“身陷囹圄”与“锒铛入狱”这两个成语的区别，但人们在语言实践中却能逐渐地将它们分流，就像河水自身有一种“净化”功能。

因此，本文开头引用的《钱江晚报》上的例子表示的是经济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应当用“锒铛入狱”而不宜用“身陷囹圄”。

陈林森

《人民日报》2012年2月3日第4版有一篇文章《中国传统节日的提神之作》，文中有一句话说：

现代社会要求“去魅”，一切都要在现代理性的法庭前为自我辩护或放弃存在权利。

这里的“为自我辩护”应改为“为自己辩护”或“自我辩护”。另外，“放弃存在权利”应为“放弃存在的权利”。

“自我”与“自己”不是等义词。

“自我”的词典释义是“自己”，但其用法与“自己”有很大的不同。

《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人称代词。自己（多用在双音动词前面，表示这个动作由自己发出，同时又以自己为对象）：～批评；～介绍；～调控；战胜～。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解释是：代词。①用在双音节动词前，表示动作行为由自己发出，又以自己为对象。如：～鉴定；～保护。②指自己的思想、意志、精神等。如：超越～；战胜～。

《新华词典》的解释是：自己（对自己做某事）。例：～批评；～介绍。

“自己”是一般的人称代词，用来复指前头的名词或代词。它可以做主语、定语、宾语。如：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两个人谈自己的工作；我把自己关在屋里。“自我”不能这样用，它通常只能用在双音节动词前，组成“自我××”的短语。如：～批评；～介绍；～鉴定；～保护；～教育；～牺牲；～写照；～约束；～夸耀；～激励等。在语义上相当于“自己××自己”或“自己对自己××”。有时指自己的思想、意志、精神等，这时可以担任宾语，如：超越～；战胜～；放弃～（“第五局，天津队主帅王宝泉叮嘱队员们：‘放弃自我，忘掉胜负，放开了打。’”[《海峡都市报》2004年1月18日]）；追求～（“‘嘻哈族’：中国追求自我的时尚一代”[新华网2004年8月5日]）。在一般情况下，“自我”不能担任宾语，尤其不能担任介词的宾语。

因此，本文开头引文中的“为自我辩护”应为“自我辩护”或“为自己辩护”。

陈林森

2012年2月3日《京华时报》发表《广告植入奖状教育精神何倚》一文，评论河南商丘虞城县某小学在小学生奖状上印有商业广告一事。其中有一段话：

有人认为，既然已是商业社会，孩子早点接触商业不是坏事。以此类推，既然孩子早晚都会接触到社会之“恶”，那我们何必还苦心地教导孩子“善良”“诚信”？要理解，孩提时代纯洁的“赤子之心”，是每个成人的精神家园。守护孩子的赤子之心，正是教育的意义之一。

这段话用了4次“孩子”，1次“孩提”，将“孩子”与“孩提”等同，是不恰当的。

“孩子”指儿童，常常泛指未成年人，相对于家长则指的是子女。称小学生为“孩子”无疑是恰当的。“孩提”指幼儿，范围比“孩子”小。《新华词典》释“孩提”：指幼儿时期。《现代汉语词典》释“孩提”：①指幼儿时期。②儿童；幼儿。古代称两三岁的小孩为“孩提”，这是“孩提”的本义。《孟子•尽心上》：“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赵歧注：“孩提，二三岁之间，在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颜师古注：“婴儿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者，小儿笑也。”“孩提”的“孩”，不是后来孩子之意，而是“咳”的古字。《说文解字》：“孩，古文咳，从子。”“咳”指的是小儿笑貌，即小儿笑的咳咳之声。“提”的本义是“抓住小孩两腋将其向上抱起”这个动作，指小儿可以提抱，指其小。因此，“孩提”一向指幼儿时期。而“幼儿”指幼小的儿童，一般指学龄前的儿童。即使在现代文学中引申为儿童时代的意思，但《现代汉语词典》释“儿童”：较幼小的未成年人（年龄比“少年”小）。因此，那也只适用于小学低年级学生，因为小学高年级学生已经进入“少年”的范围了。

《京华时报》评论的虽然是小学生奖状中反映的问题，但针对的显然不局限于小学生的范围，而可以延伸到所有的中小学生（未成年人）。与这种范围相对称，“孩子”的概念是准确的，“孩提”的概念就未免过狭。充其量，“孩提”的范围只能包括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学生，难以容纳小学高年级至初高中学生。

事实上，现在书刊媒体上将“孩提”一语扩大到整个少儿时代乃至未成年时期非常广泛而严重。这不是一种积极现象，因为它既不是一种时尚用法，又不是词语空白所带来的一种不得已的补救，而是一种混淆概念和不得要领的错误用法。

陈林森

当前一些领导干部的讲话、报告和党政部门文件中的党八股现象相当严重，从上到下，愈演愈烈，已经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一整套官场文风，就是人们常说的“官腔”：讲韵律，重排比，玩术语，堆词汇；句子越来越繁，篇幅越来越长，调子越来越高，废话越来越多；拿腔作调，冠冕堂皇，冗长累赘，故作高深。这种党八股文风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某些党报和其他媒体，常见的表现之一就是语言中的赘余成分多，这种赘余成分，缺乏实际内容，毫无表现力，不但影响语言简洁，而且还可能带来其他语病。之所以要用上这些赘余成分，有时是为了凑足音节，加强韵律，有时完全是为了将通俗的口语“书面化”，制造出一种与老百姓说话有距离的“官腔”。例如一个很普通的句子：“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说“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行吗？增加一个“切实”的修饰语有什么意义呢？在没有对比的情况下，“切实”这样的修饰语毫无实际作用。又如：“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始终保持清醒认识，绝不能……，绝不能……，绝不能……。”这个“始终”有必要吗？有了“始终”，你的重音就落到“始终”上了，没有“始终”，重音只能在“清醒”二字，后者更符合作者的原意。如果没有适当的前提，这样的修饰语同样毫无实际意义。下面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

①有的则对提出批评意见的群众耿耿于怀，甚至予以打击报复、穿小鞋，使本来很正常的事变得不正常了。（《宜春日报》2011年1月26日）

文章提出的问题当然是有现实意义的，但句子中的“予以”完全是多余的，去掉它对文意没有任何影响。“予以”的意思相当于“给以”，是一个及物动词，后面通常承接名词或动名词，如“予以反驳”“予以奖励”“予以处分”，只有在音节或语气上确实需要时才用得上。“打击报复”本身是四字结构，在音节上加上“予以”完全没有必要。

②可见国外处罚垃圾短信和出售个人信息行为，对未构成犯罪的，一律施以严厉的经济罚款（《河南日报》2011年1月27日）

“施以”不是规范的现代汉语动词，一般写作“施与”，《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都只收“施与”。对于“施与”，《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以财物周济人；给予（恩惠）”；《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解释是“给予（好处）”。偶尔出现“施以”，往往有固定的搭配，如“施以援手”。另外，“罚款”就是一种经济手段，“经济”是多余的。这最后一句话只要说成“一律严厉罚款”就行了。

③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在纷繁复杂形势下保持清醒头脑，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坚定立场，在社会深刻变革中坚持正确方向（《人民日报》2011年3月3日）

“站稳坚定立场”，既然“站稳立场”，立场肯定是坚定的，“坚定”在表意上便是多余的。作者是为了使上下文构成排比而在“站稳”后拼凑一个四字结构，结果削足适履。

④我非常赞成对学生进行严格要求。但严格应建立在遵循学生的身心规律的基础上 ，也所谓叫严而有格。（《半岛都市报》2011年2月24日）

“进行严格要求”中“进行”是多余的，并且“进行”与“要求”搭配不当。此外，“所谓叫”也属叠床架屋。

⑤事实上，血荒背后的人为浪费因素是惊人的。（《中国青年报》2012年2月1日）

句中的“因素”应当删去。这里不仅浪费了一个音节，而且“因素”与“惊人”搭配不当，我们不能说“惊人的因素”，只能说“惊人的浪费”。“因素”所讨论的是有没有，存在不存在。也许作者想说的是：在血荒背后存在着人为浪费的因素，并且这种浪费是惊人的。如果上文已经说明了这种“存在”，这里的“因素”就应当删去。

⑥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人民日报》2012年1月12日）

这里的“始终”完全是多余的。不但在内容上是不必要的（你今天保持了党的纯洁性先进性，不能保证党永远能保持纯洁性先进性），而且与下句“引领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也是矛盾的。作为我们党的“始”是什么？从逻辑上只能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终”是什么？也许是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这个时间范围显然是“当代中国”的概念所难以完全容纳的。

昨晚看了江西卫视“金辉传奇”节目，讲述的是合肥市一位农妇宽容体谅他人的动人事迹。这样的人，人们通常称之为“好人”。让我更感动的是，故事中体现的不止是她一位好人，而是她周边相关的几个人都是好人，她的婆婆、女儿、丈夫、邻居，村民刘士圣和她的丈夫，都是好人，组成了一个微型的“君子国”。今天上网查询，原来各大媒体上有很多报道，早就出了名了。但是由于节目做得好，看节目的效果显然比看书面报道要好得多。新媒体由于声像并茂，雅俗共赏，老少皆宜，感染力比起传统媒体要强得多。

          故事说的是：合肥市磨店社区沿河村38岁的李孝香的婆婆李家珍带孙女小敏赶集，在回家路上遇到61岁的村民刘士圣开了一辆三轮车，当时天气炎热，阳光毒辣，祖孙俩都汗流浃背，刘士圣出于好心，主动提出让祖孙俩搭乘她的三轮车。可是，刚开出不远为了躲避摩托车，祖孙俩被摔出车外，所幸孙女并无大碍，李孝香的婆婆却摔伤了。李孝香及时赶来，刘士圣惊慌失措，连忙叫来了救护车，把婆婆送往医院。刘士圣第一次提出给钱治疗，李孝香弄清了情况后，认明刘士圣是好人做好事，婉拒了刘士圣的赔偿。李孝香与刘士圣两家平素并无来往，刘士圣完全是出于好心才让祖孙俩搭车。婆婆晕车，轻易不会搭乘顺风车，但看到孙女酷热难当，才上了三轮车。第二天一早，刘士圣和丈夫筹集了一笔钱送到医院，李孝香又一次拒绝接受。住了一天院后，76岁的老人终因抢救无效死亡。第三天刘士圣听到爆竹声才知道李家珍亡故，刘士圣和丈夫商量，将自家养的猪提前出售，得到售猪款一万多元到李家吊唁，一次次把钱包放到桌上，一次次被拒绝。李孝香家经济并不宽裕，刘士圣家是养猪专业大户，比起李家相对要宽裕得多。许多村民不理解，为什么送上门来的赔偿也不要。14岁的孙女小敏开始对刘士圣持敌视态度，认为灾祸的造成完全是因为刘士圣开车不慎，认为要向刘士圣多要一些赔偿款，并与母亲李孝香发生了争执，并赌气不理妈妈。但女孩想了一晚，当刘士圣送来上万元赔偿款时也坚决表示不应接受。原来她是奶奶从小带大的，跟奶奶感情很深，她想起奶奶平时总是教育自己要做好人，又想起弟弟有一次从屋上摔下来，是邻居汪阿姨抱到医院抢救才让弟弟脱险了。丧事办完后，要开学了，李孝香的女儿上学的学费成了问题，家里为了治疗费和丧葬费已经被掏空了，李孝香卖了口粮送女儿上学，这时刘士圣愧疚不已，上门问李孝香：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李孝香想了想说，你教我种菜吧。这一对本应是“仇人”的人家，结果成了婆媳一样的亲人，互相帮助，就像一家人一样。      

    这样的事搁一般的人家，情况会是这样发展的：出事后，李家先是向刘家狮子大开口，索要高额医疗费，老人亡故后，李家便向刘家索要丧葬费、误工费、精神赔偿费等等，而刘家则坚持自己是好心帮人，车祸是意外事故，并非自己的责任，坚决不同意高额赔偿，两家争执不休，对簿公堂，不管法院如何判决，最后两家都会成为仇人。如果我是其中的受害人，即使我的道德高尚到不主动向对方索取赔偿费，当对方主动送来了赔偿款，我真的不会拒绝，不然我的家人、亲戚都会说我“傻”，我自己也会心理不平衡。这件事搁法律上，虽然刘家不应承担主要责任，但也有过失责任，即使是出于道义以及双方经济能力的差异，刘家也应赔偿部分损失。但是李孝香认准了一个“死理”：人家是出于好心，就决不能要人家赔偿。在报道中李孝香是这样说的：“别人怎么做是别人，我们是我们。人家带我婆婆纯粹是好心，再说出了意外也不是人家的责任，要了钱就等于否认了这一点。我们不能让好人做了好事，却得不到好报。”

从一般的眼光来看，这的确是一个悖论：事情的起源是刘士圣的好心（其中实际上还有李婆婆的好心：自己晕车本不愿搭顺风车，但出于爱怜孙女而上了车），但结果却是“好心办坏事”，弄出了人命。如果是一般的“好人”，就会处于道德与情理的“两难”之中，哪怕是对方作为当事人之一出于同情拿出的“捐款”也可以接受一部分。李孝香却把对方的“滴水之恩”看得比天还大，认为如果接受了对方的任何一点钱财都是对对方的好心的亵渎，如果接受了刘士圣的钱，那将来就谁也不愿意做好事了。刘士圣一方是对于自己的“过失”主动承担责任，李孝香则是恪守“以德报德”的高尚道义，不因情况发生变化和舆论的压力而改变自己的态度。更可贵的是，这是一个好人的群体，连远离事故现场的李孝香的丈夫也表现出高风亮节，当李孝香的丈夫刘国桥在母亲出事后接到妻子的第一个电话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没要人家钱吧？可不能问人家要钱！”

李孝香的行为不是偶然的，与家教有关。报道中说，李孝香始终记得父亲的一个故事。“文革”年代，村里修危桥，别人都不敢，就父亲一人愿意。中途危桥塌了，乱石如雨点般坠下，父亲站在桥下，却奇迹般地毫发无伤。从此父亲就信了一个理：“老实人有福”。这些家庭中发生的故事不是道德说教，而是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道德观念，行为举止，一言一行，都不仅在造就着自己，也在时时处处影响着自己的家人和身边的人。一个人自己道德高尚，为人善良，而且生活在一个崇尚善良的家庭或其他社会组织中，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江西卫视的节目编排得好，将李孝香的事迹演绎得十分完美，虽然故事本身是平凡的，但情节跌宕多姿，一环扣一环，非常真实、朴素，也没有为意识形态所涂抹，李孝香的形象非常淳朴，虽说其貌不扬，却十分可爱，这个故事本身的确是文艺创作的绝好素材，据说已经改编成话剧，还可以编成影视剧，连环画，课文，……让更多的人，让一代一代人受到它的感化。

李孝香的事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她不是像别的模范人物一样，主动地、有准备有计划地做好人好事，而是事到临头，出于朴素的道德观念来应对，没有任何作秀的成分。她的事迹最早是一条微博披露才得以广泛流传，并惊动了媒体。用李孝香的话说，她是莫名其妙地成了“名人”。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好人，她虽然处于社会的底层，是完全的草根，但她的精神境界却高尚到让我们仰视。她的全部行为只是出于一条简单的道德信念：不能让好人办了好事还吃亏。其实刘士圣起初的“好”还远没有达到“见义勇为”的程度，仅仅是很多村民也能做到的热心助人，虽然并没有收祖孙两人的车费，但自己也无需付出额外的牺牲。然而李孝香却把这种帮助当成大恩大德，无论天平的这一头有多大的损失和牺牲，也不能抵销对方的好心和帮助，也不能让天平的另一方“压”下来。李孝香和刘士圣都是普通的村民，她们出名之前，都没有任何光耀的头衔和炫目的荣誉，而正是这样普通人的高尚道德越是感动人。在她们身上，我们看不到任何媒体加工的痕迹，也没有出自宣传目的而披上某种主旋律的光彩。她们的事迹可能带给社会人心的净化和感化的功能，超过了许多自上而下的宣传和造势。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善良的人，也有歹毒的人。那些生性歹毒，常常心存恶念的人，那些极端自私、贪欲过盛、损人利己、为了微不足道的“利益”而不择手段的人，由于他们的自私、凶狠、霸道、粗俗，几乎会侵害他（她）的身边所有的人，几乎会和他周边的人全部结怨，因此他们自己很不幸福。因为他（她）永远享受不到来自他人的动人的微笑，亲切的问候，真诚的帮助，由衷的尊敬，善意的提醒，虽然这种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或者他人不得已的退让而获得一些“蝇头小利”，但他们心灵中却成天浸泡在歹念、贪欲、嫉妒、仇恨之中，实际上是十分不幸的可怜虫。就是那些道貌岸然的贪官，占有那么多的金钱、权力和美女，享受数不清的豪华生活、感官刺激和光彩荣耀，却经常处在害怕他人告发的恐惧之中，又哪里谈得上真正的幸福？人还是要做好人。做好人并不难，按照“李孝香四拒赔偿款”的故事，双方当事人，一方是责任和自责，一方是感恩和宽容，缺乏这两点的人，在社会上一般也难以获得好的评价。我们并不追求获得“社会道德模范风尚标兵”这一类的殊荣，但我们应当追求获得社会的好的评价，正面评价。当然这种“追求”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本着善良的愿望，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我们的全家福

    我在百度上搜索“儿子回家过年”，没想到找到的都是沉重的话题：坚强母亲盼患病儿子回家过年；儿子，老父亲喊你回家过年；七旬老人呼唤儿子回家过年；母亲巧骗儿子回家过年……看来我是幸福的，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儿媳带孙女回来过年了。因为儿子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其单位工作运行的时间表与普通公民的节假日没有相关性，所以哪年儿子能不能回来过年我们也不指望，抱着淡定的态度，利用别的时间回来也好。今年春节儿子的“大休”与春节假期刚好重叠，所以他们回来了。腊月二十五他们驱车七个小时到了九江，二十六日儿子开车到都昌乡下接了我们回星子，一家人在传统佳节团圆，当然比什么都高兴。特别是看见孙女又长高了，更懂事了，我们真高兴。也许是遗传的因素，也许是营养的原因，孙女比外孙小两个月，个子反倒高半个头。孙女读二年级，这个学期当了小队长（那里的小学没有班干部），还是广播操的领操，校运会上得了跳远比赛年级第一名，课余学弹钢琴，老师说小孙女弹钢琴有天分，以后可以弹出高水平的曲子。儿媳说孙女比较全面发展，语文成绩比数学好，词汇比较丰富，我私心希望她将来向“文科”发展，她又有收藏的爱好，将来能继承我的精神遗产才好呢。外孙的数学成绩比语文好，对自然知识比较感兴趣，也许将来学理科吧，谁知道呢。

                  我的孙女和外孙在一起

儿子儿媳在过去的一年都有进步，他们30多岁，正是事业的兴旺期。儿子是国营大型企业的高级工程师，去年由“副值长”晋升为“值长”，相当于行政单位的正科级，享受副处级待遇。他说最近在《中国核电》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收到稿费690元。儿媳是党政机关的公务员，拿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又参加了为期半年的青年干部培训班，为今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的儿子儿媳和孙女在吃年夜饭

腊月二十九过大年，儿子儿媳把两家老人请到星子龙湾宾馆吃年夜饭，女儿和外孙也在一起团聚，下午我们还泡了温泉，对于我们是难得的享受。因为儿子正月初三就要上班，所以初二一大早就开车回了浙江。下午三点钟来电话，已经平安到达。今年春节有点冷，庐山上一片白皑皑的雪，家里的水管都冻裂了，向风处的水沟都结了冰，但与亲人团聚，心里是热乎乎的。儿女孝顺，孙女和外孙都在健康成长，这是做老人的心中最大的安慰。希望儿子儿媳在外面有更好的发展，平安顺利，万事如意。也希望自己与老伴能长寿，看到第三代成长得更好。将来自己能多出几本书，给后代留下一点精神遗产。

                  爷爷奶奶和孙女在一起

闲聊时说起孙女儿是“何方神圣”，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依照我的祖籍应当是A，我填表一直填的是A。按照她爸爸的出生地，她是B地人。她现在填的就是B。她的爸爸在C地长大，爷爷奶奶现在住在C，她回家过年回的就是C。而她自己的出生地是D。一共有四个选项，问她自己，她毫不犹豫地选的是D。

                            大年夜我们一家下榻的宾馆

                                                            外孙、孙女和她的表哥在一起

【本博按】朋友转来杨玉圣先生批评沈张夫妇《民事上诉状》语法标点错误的文章，希望我进行语法逻辑审定，我仔细阅读了杨文，基本认同他对沈张上诉状的批评，并提出了一些补充，也有个别地方有不同看法。现在本博发表，以求引起法律界的重视。这是一篇鲜活的法律文书，从中可以看出某些法学家的语文表述水平存在哪些问题。法学家和法律界其他人士虽然不是语法学家，但是法律文书比一般文章和文件应当有更高的准确性和严谨性，任何一个文字或标点的差错，都可能导致法律概念和事实陈述的南辕北辙，严重的甚至会造成“草菅人命”的后果。对杨与沈张双方的争执不是本博讨论的范围，但如果一方的诉状在语言文字上出现过多的差错，不仅会引起当事人之间在理解和讨论问题时的困难和扯皮，也会降低法律文书撰稿人一方的信用度和威信。有些文字的表述虽然谈不上严重的语法错误，但其表达方式的粗陋和稚拙，的确也令人惊讶。很难相信这样的法学家在法庭辩论时能够伶牙俐齿，对答如流，即使别人不指出来，他们自己也应当感到惭愧和尴尬。

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本博所加的评点用“本博点评”的方式出现在杨先生按语之后（杨先生的文字全部保留），并改变文字的颜色，以区别之。本人水平有限，如有疏漏或差错，请双方当事人海涵，并欢迎批评。另外，沈张二先生的原文未能详阅，本博只是根据杨先生的摘抄，如有断章取义，应由本人负责。

杨玉圣：著名“法学家教授夫妇”懂得文法、句读否？——三评沈木珠张仲春夫妇四份《民事上诉状》[兼为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辩护（之三）]
时间:2012年1月15日 作者：杨玉圣（学术批评网创办人暨主持人） 来源:学术批评网
关键词:

题记：
      本文标题中用“著名‘法学家教授夫妇’”指代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前所长沈木珠教授和她的同事兼丈夫张仲春研究员，不是没有缘由的：
      第一，在内地六百三十余家法学院（系）中，确实再也找不出第二对像木珠仲春（乔生）这样在学界内外如此名声大躁、均有法学正高职称的夫妻。
      第二，在如此之多的法学院（系）中从事法学教学和研究的庞大队伍中（保守估计，应不会少于万人），确实再也找不出第二对像木珠仲春（乔生）这样“乐在其中”、频频打所谓名誉权官司的“法学家教授夫妇”。
      第三，拆分来看，无论是妻子沈木珠还是丈夫张仲春（尤其是前者），目前确实有相当之高的知名度，如木珠不久前被中国校友网评为2011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杰出学者”，即是一例。
      第四，无论是木珠还是乔生，这么多年来一直下意识地认为我总在名誉权问题和他们夫妇过不去（不然的话，也就难以解释他们何以不依不饶、从南京到天津反复地起诉我“侵犯”其所谓的“名誉权”，单《民事起诉状》就有七份之多了）。为了证伪其结论，从本文起，在约定俗成的“法学家教授夫妇”名号之前，我将尽量在其前加上“著名”、“伟大”等形容词，以便为其木珠乔生自以为“受伤”的“名誉权”问题上为其疗伤。


作为读书人，更不用说是在大学里从事教学和科研的高级职称者，从小学开始，在语文课上，我们都要受到现代汉语文法的教育和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的训练。这应该说是一个基本事实。换言之，写文章，特别是在提交人民法院的《民事起诉状》《民事上诉状》等法律文书中，既不应该出现文法错误，也不应该存在句读错误，这既是基本的要求，也是一个人（姑且不论其是教授/研究员或者其他）最基本的修养的体现。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伟大的“法学家教授夫妇”即沈木珠教授和张仲春研究员在其《民事起诉状》《民事上诉状》以及提交法院的证据说明等中却一再暴露出其不怎么懂得现代汉语文法、不怎么会用句读的严重问题。

本文谨以其最新的四份《民事上诉状》（2011年12月24日）为依据，选择几个典型例子，加以具体说明。若有不周之处，欢迎木珠乔生随时实名或化名批评指正（该“法学家教授夫妇”的一贯风格是假冒他人名字的化名，本来是出自乔生夫妇的手笔，但往往都是以“刘正”、“黄安年”、“史豪鼓”等的名义上网。这就难怪网上有四五十篇辱骂我以及李世洞教授、谭汝为教授等的文法不同、句读错误的狗屁文章，居然没有一篇署名“张仲春”或其笔名“乔生”、“张乔生”、“仲春”或“沈木珠”或其笔名“穆之书”“穆之”。顺便瞎操心一回：不知木珠乔生百年之后其门徒刘正、徐升权编辑其全集如《沈木珠全集》《张仲春全集》时，这些“骂杨”篇什如何处置？）

一、木珠乔生文法错误十例

    例一，“这是一审法院严重的逻辑错误，先得出了因为相关文章的部分雷同所以上诉人涉嫌抄袭的结论，后又写明通过比对内容得出上诉人抄袭的方法在法律上不予评断”。[沈木珠《民事上诉状》（沈木珠VS李世洞、杨玉圣）]

请问木珠乔生夫妇：上述“后又写明通过比对内容得出上诉人抄袭的方法在法律上不予评断”中的“得出上诉人抄袭的方法”，究竟是什么意思？

本博点评：这个长句在表意和语法结构上都存在严重错误。在表意上，对方的逻辑错误是什么？如果对方既认为上诉人涉嫌抄袭，又得出上诉人存在抄袭的方法，逻辑上何错之有？在语法结构上，“在法律上不予评断”是属于一审法院的行为，还是属于上诉人的行为？再说，“在法律上不予评断”是“得出”的宾语，还是另一句话？“得出上诉人抄袭的方法”在语法上结构不完整，也可以认为是动宾搭配不当。

例二，“试问一审法院怎能在无法判断抄袭方法的正确性的基础上得出上诉人文章属于抄袭的结论？”[沈木珠《民事上诉状》（沈木珠VS李世洞、杨玉圣）]

请问木珠乔生夫妇：“无法判断抄袭方法的正确性”是什么意思？难道还有“无法判断抄袭方法的错误性”吗？

本博点评：从逻辑上，抄袭方法无所谓正确与错误，只有巧妙与拙劣之分。无论抄袭得巧妙还是拙劣，都不存在“正确”的评价。我们也不能说抄袭方法是“错误”的，只能说抄袭这种行为是错误的。

例三，“法院在没有调查清楚案件事实的情形下作出判决，违反了其作为司法机关应当履行的‘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和恪守职责的义务”。[沈木珠《民事上诉状》（沈木珠VS李世洞、杨玉圣）]

请问木珠乔生夫妇：上述“违反了其作为司法机关应当履行的‘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和恪守职责的义务”，讲得通吗？或者说“司法机关应当履行的‘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什么意思？

本博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一般认为，“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民事诉讼法的原则，不是什么“义务”。从语法结构上，因为“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和“恪守职责”在结构上不对称，“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与“义务”不能构成定中关系，因此，“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语法结构上缺少一个中心词。

例四，“对于抄袭的认定标准……显然，一审法院是有标准不予适用！”[沈木珠《民事上诉状》（沈木珠VS李世洞、杨玉圣）]

请问木珠乔生夫妇：什么是“一审法院是有标准不予适用！”？

本博点评：“有标准不予适用”搭配不当，只能说“有标准不予采用”或者“有标准但不适用”。所谓“有标准但不适用”说的不是主观行为，而是客观原因或条件（即使主观上想采用也不可能）。

例五，“上诉人发表文章的标题与被指抄袭文章的标题，没有结构性相同问题。例如‘我国’和‘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唯一表达”。（沈木珠《民事上诉状》（沈木珠VS李世洞、杨玉圣）

请问木珠乔生夫妇：“‘我国’和‘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唯一表达”吗？大概未必。比如，可以变换出“‘中国’和‘WTO争端解决机制’”或者“‘中国’和‘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或者“‘我国’和‘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等“表达”，怎么可能是“唯一表达”呢？

本博点评：“上诉人发表文章的标题”不通，只能说“上诉人文章的标题”或“上诉人所发表文章的标题”，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单独发表一篇文章的标题而没有正文。“被指抄袭文章的标题”也不通，作者原意是“被抄袭文章的标题”。所谓“被指抄袭文章”就是“涉嫌抄袭的文章”，如果作者为之辩护的就是上诉人的文章，那么它同时就是“被指抄袭的文章”，结果就成了自己抄袭自己的文章。“例如‘我国’和‘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唯一表达”无法理解，像“我国”这样的词语是普通的词语，不可能属于某篇文章所独有，不可能成为作者的唯一的“表述”（是“表述”而不是“表达”）。

例六，“本案诉争‘抄袭’的论文……，第2、8组论文虽然是上诉人发表在后，但它们相同的文字全部来自上诉人与沈木珠合作在先诽谤的台湾论文（见判决书排序的上诉人证据27），不构成抄袭”。[张仲春《民事上诉状》（张仲春VS杨玉圣）]

请问木珠乔生夫妇：什么叫“与沈木珠合作在先诽谤”？什么是“台湾论文”？

本博点评：这句话的错误是最莫名其妙的，只好解释成作者对于输入法很不熟悉，因此打出了“合作在先”之后，电脑自动跳出“诽谤”等字样，但“台湾论文”实在无法解释，因为不清楚沈木珠与台湾学界是如何“合作”的，也不清楚是上诉人与台湾学界合作还是三方合作，总之是莫名其妙。如果要证明不构成抄袭的条件是先取得与台湾学界合作，那对台湾学界是一个了不起的福音。

例七，“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明显帮助被上诉人，刻意偏袒一方当事人”。[张仲春《民事上诉状》（张仲春VS杨玉圣）]

请问木珠乔生夫妇：上述“刻意偏袒一方当事人”中“一方当事人”是哪一方当事人？即究竟是上诉人还是被上诉人？

本博点评：这句话似乎还是说得过去。

例八，“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按：原文如此）通过发表文章进行诽谤上诉人，是法律规定的侵犯名誉权的行为，但并不能因为上述人的自辩和他人的支持就可以免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张仲春《民事上诉状》（张仲春VS杨玉圣）]

请问木珠乔生夫妇：何谓“进行诽谤上诉人”？

本博点评：此句除了“进行”是多余的以外，转折连词“但”也是多余的，其实上下句的逻辑关系是因果关系，并不是转折关系。按：关于“进行”一词的用法，《现代汉语八百词》明确指出：（在使用“进行”的句子中，）用作宾语的动词不能再带宾语。如果在语义上要求受事，表受事的名词可用介词“对”引进。如：不能说“进行审查预算”，但可以说“对预算进行审查”。上句“进行诽谤上诉人”不合法，可去掉“进行”，也可以改成“对上诉人进行诽谤”。

例九，“一审法院在没有认定上诉人确属抄袭的事实下得出‘原告涉嫌抄袭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是在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下作出的判决”。[沈木珠教授《民事上诉状》（沈木珠VS杨玉圣）]

请问木珠乔生夫妇：上述“是在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下”是什么意思？是否应该改为“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本博点评：第一句标点有误，“原告涉嫌抄袭的结论”应为“‘原告涉嫌抄袭’的结论”，“原告涉嫌抄袭”是一审法院的结论，但“结论”的概念是作者给出的，是行文时所需要的，并非对方结论中的文字。“在对……下”这样的错误虽然对阅读影响不大，但却是十分低幼的语病，相当于中学生常犯的错误，也就是文化程度很低的人易出现的句子。在这个句子中，一连使用两个这样的句子，反映了作者对现代汉语书面语言运用能力尚处在低级阶段。

例十，“法院不需要查明其指控抄袭的真实性，把被上诉人的捏造事实和污言秽语，排除在法院需要认定的范围之内，最大限度保护被上诉人的利益”。[沈木珠教授《民事上诉状》（沈木珠VS李世洞、杨玉圣）]

请问木珠乔生夫妇：上述“把被上诉人的捏造事实和污言秽语”通吗？

本博点评：“法院不需要查明其指控抄袭的真实性”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法院本来就不需要查明，还是法院错误地认为不需要查明因而没有查明？亦即这句话陈述的是一个公认的现象和合理的结论，还是在批评法院的行为？“捏造事实”和“污言秽语”这两个短语的词性不同，前者是动词短语，后者是名词短语，二者并列不当。

二、木珠乔生句读错误十例

例一，“被上诉人用省略号和裁减法把不同段落的文字连接在一起从而诽谤上述人（按：原文如此）文章抄袭。”[张仲春《民事上诉状二》原件第3页第三段第1-2行]

按：上述引文内句读的正确使用方法，应该调整为：“被上诉人用省略号和裁减法，把不同段落的文字连接在一起，从而诽谤上述人（按：原文如此）文章抄袭。”

本博点评：“裁减法”系杜撰的说法，实际上只要说“删除法”就可以了。

例二，“法院在没有调查清楚案件事实的情形下作出判决，违反了其作为司法机关应当履行的‘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和恪守职责的义务”。[沈木珠《民事上诉状》（沈木珠VS李世洞、杨玉圣）]

按：上述引文内句读的正确使用方法，应该调整为：“违反了其作为司法机关应当履行的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和恪守职责的义务”

本博点评：此句上文已述。

例三，“一审法院判定诉争文章不侵犯上诉人的名誉权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上诉人抄袭的结论在法律上得以确认，法院必须对上诉人是否抄袭进行法律上的认定，只有认定了上诉人抄袭确属存在，诉争文章所述属实不存在诽谤，才能做出被上诉人没有侵犯上诉人名誉权的结论”。[沈木珠《民事上诉状》（沈木珠VS李世洞、杨玉圣）]

按：上述引文内句读的正确使用方法，应该调整为：“一审法院判定诉争文章不侵犯上诉人的名誉权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上诉人抄袭的结论在法律上得以确认；法院必须对上诉人是否抄袭进行法律上的认定。只有认定了上诉人抄袭确属存在、诉争文章所述属实不存在诽谤，才能做出被上诉人没有侵犯上诉人名誉权的结论”。

本博点评：这段话有太多的重复，可以删节。

例四，“‘抄袭’是一个法律概念，是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中最典型的侵权行为之一，因此一审法院必须对“抄袭”和什么方式构成“抄袭”作出法律认定，法院在没有调查清楚事实的情形下作出判决……”[张仲春研究员《民事上诉状》（张仲春VS杨玉圣）]

按：上述引文内句读的正确使用方法，应该调整为：“‘抄袭’是一个法律概念，是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中最典型的侵权行为之一。因此，一审法院必须对‘抄袭’和什么方式构成‘抄袭’作出法律认定。法院在没有调查清楚事实的情形下作出判决……”

本博点评：“什么方式构成‘抄袭’”应为“以什么方式抄袭”。认定“什么方式构成抄袭”不是法院的职责，而是立法机关的职责。

例五，“因此上诉人特申请二审法院将诉争文章涉及‘抄袭‘的论文送交专门从事版权鉴定的专业机构进行版权鉴定，以证明上诉人确无抄袭事实，诉争文章所述内容均属诽谤，才能进一步得出被上诉人侵害上诉人名誉权的事实”。[沈木珠《民事上诉状》（沈木珠VS李世洞、杨玉圣）]

按：上述引文内句读的正确使用方法，应该调整为：“因此，上诉人特申请二审法院将诉争文章涉及‘抄袭‘的论文送交专门从事版权鉴定的专业机构进行版权鉴定，以证明上诉人确无抄袭事实、诉争文章所述内容均属诽谤，才能进一步得出被上诉人侵害上诉人名誉权的事实（按：此处的“事实”，应为‘结论’）”。

本博点评：除标点问题外，还有重复语病。“专门从事版权鉴定的专业机构”，“专门”与“专业”性质相同，应删去其中之一。另，“涉及‘抄袭’的论文”应为“涉嫌‘抄袭’的论文”。所谓“涉及抄袭的论文”只能理解为在文章中讨论了“抄袭”问题的专业论文，而不是可能存在或被指存在抄袭问题的论文。

例六，“一审法院……就在判决书中宣布‘李世洞批评原告论文注释存在问题的文章同样将相关注释逐一列出并进行了比较，原告对此亦未能举证予以否认，’断定上诉人伪注！其实，上诉人论文没有伪注，根本不需作任何举证！张仲春论文注释也与上诉人论文注释一致！”[沈木珠《民事上诉状》（沈木珠VS李世洞、杨玉圣）]

按：上述引文内句读的正确使用方法，应该调整为：“一审法院……就在判决书中宣布‘李世洞批评原告论文注释存在问题的文章同样将相关注释逐一列出并进行了比较，原告对此亦未能举证予以否认，’断定上诉人伪注。其实，上诉人论文没有伪注，根本不需作任何举证。张仲春论文注释，也与上诉人论文注释一致。”又按：在《民事上诉状》中，用那么多“！”，有必要吗？

本博点评：这里的标点还有问题，即引文末尾的逗号应置于后引号之外。在行文中，为了与上文连贯，“断定上诉人伪注”前应加一连词，如“并”或“从而”。杨玉圣认为原文作为民事上诉状，无须用那么多的感叹号。所言极是。民事诉讼状是法律文书，属于实用文体，语言风格应保持平实、冷静，不应情绪化。

例七，“上诉人认为……而判决书所列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16根本没有与上诉人有关的“对比文章的雷同部分”之内容！甚至也没有其他任何抄袭文章的比对内容！”

按：同理，何苦要连续用“！”？

本博点评：原文不仅使用感叹号，而且连续使用感叹号，这使人怀疑作者撰文时的理性程度。另外，前面用“对比”，后面用“比对”，似应统一为“比对”。对比是一般词语，可以作为一种写作方法和修辞手法，而比对是一个法律术语。

例八，“但被上诉人作为知名教授，不仅以之为据，而且在发表《过而改之，善莫大焉——岂能以“动机不纯”为剽窃辩护》之前不与上诉人联系和核实，主观故意明显”。[张仲春《民事上诉状》（张仲春VS杨玉圣）]

按：上述引文中的《过而改之，善莫大焉——岂能以“动机不纯”为剽窃辩护》，是木珠侨生在七份不同的《民事起诉状》中一再重点指责李世洞教授“侵犯”其所谓“名誉权”的最重要的证据之一（在最初的两个案子中，甚至是惟一证据），但这对著名的“法学家教授夫妇”始终没有弄明白李教授该文的正确标题（应为“《“过而改之，善莫大焉”——岂能以“动机不纯”为剽窃辩护？》”）。尽管李教授反复在文章中对其申明此点，而我本人也不厌其烦地在庭审现场当面对其“批评帮教”，但他们像长着“花岗岩脑袋”一样，就是不开窍。

本博点评：“不与上诉人联系”应为“未与上诉人联系”。

例九，“综上所述，既然一审法院都不能认同‘通过比对雷同文字得出抄袭结论的做法’是否正确，为何在没有其他证据的佐证下仍然支持被上诉人的‘抄袭’结论，而且表述混乱，矛盾百出？”[张仲春《民事上诉状》（张仲春VS杨玉圣）]

按：上述引文内句读的正确使用方法，应该调整为：“为何在没有其他证据的佐证下仍然支持被上诉人的‘抄袭’结论？而且，表述混乱，矛盾百出”。

本博点评：除标点错误之外，“认同……是否正确”也有问题，“认同”是认可、赞同的意思（《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如果带宾语，后面应是主语认为正确的观点或事实，如“认同‘九二’共识”“认同这一做法”，而不应是正反两面的概念。如果宾语是正反两面的概念，谓语动词应为“判断”。

例十，“与上诉人诉李世洞的判决书【（2011）和民初字（按：原文如此，此处“和民初字”应为“和民一初字”）第0126号】第5页至第6页共5段文字也一字不差，即本案判决书核心内容文字绝大部分抄自他案判决！。” [沈木珠教授《民事上诉状》（沈木珠VS杨玉圣）]

按：上述“绝大部分抄自他案判决！。”中文末的这个“！。”，大概是木珠女士最经典的标点符号使用方法上别出心裁、最与众不同的“创新”了。除了木珠，如果哪位高人能发现中文文献中有“！。”的用法，那么，我个人宁愿拜其为师傅，并个人出资奖励其一万元人民币。

本博点评：“核心内容文字”究竟说的是“核心内容”还是“核心文字”？

三、简单的评论

或许会有朋友说，为什么非要在在某些文法和句读使用问题上和木珠乔生过不去呢？这是否是小题大做？非也。

众所周知，木珠乔生（尤其是乔生）无论是在《民事起诉状》还是在《民事上诉状》抑或在法庭证据质证、事实调查或法庭辩论中，常常抓住被告的某些个别用词（“暴跳如猪”、“‘蠢猪’的思维”等）和标点符号的用法大做文章，并且强词夺理，脱离具体语境，非要认定被告侵犯其所谓的“名誉权”并无知无畏地索要N万元人民币的所谓“名誉及精神赔偿费”。

就标点符号而言，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署早就有专门规定（《标点符号用法》）。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新闻出版署在《关于修订发布<标点符号用法>的联合通知》（1990年3月22日）中曾特别强调说：“标点符号是书面语中用来表示停顿、语气以及词语性性和作用的符号，是书面语的有机组成部分。正确使用标点符号，对准确表达文意、改进工作、提高效率，对推动语言的规范化，都有积极的意义。”从实践层面的意义来说，在全国统一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语文”科中，不仅要专门考查学生掌握句读的用法，而且在作文中若有句读使用错误的地方，还要按错别字扣分（顺便八卦一下子：若是木珠乔生参加高考，单标点符号一项，估计这两口子就得吃不少哑巴亏，幸亏他们双双是“工农兵学员”，不需要参加高考）。在报刊图书出版规定中，错误的标点符号也一律按错别字一样的错误考量。可惜，我们这对一向自我感觉相当NB的“法学家教授夫妇”，连文法、句读最基本的问题上都过不了关。可是，他们居然还要在南京财经大学“为人师表”，念及此，我不由地瞎操心：南财大的学子们，可惜了。

2012年1月15日 14：45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12年1月15日

半个世纪前的“反革命”

——回乡偶记

春节前回乡参加亲戚家的喜宴，不免到村里其他几家亲友家走动。其中到一家老哥家坐的时间最长。这位老哥与我辈分相同，他有一段特殊的经历，使我生起了对半个世纪前中国底层社会探讨的兴趣。

这位老哥的小名阿牛，另有大名，我竟一直不知道。他在当地的诗词选集上刊登了两首诗作，署的就是大名，我看了很是陌生。这也难怪。大名是在正式场合使用的，如身份证、户口簿、工作简历、发表作品等，但他一生的青年和中年时期，有整整30年的时间，由于政治的原因，一直处在社会边缘的地位，需要正式交往的机会很少，有了大名也没有多少使用和被别人记起的机会。

以前听说过他的一些故事，只是很简单地说，年轻时因参加“反革命组织”被开除工作，到很多年以后才落实政策。但未闻其详。这次在他家里的炭火旁，才听他断断续续地、比较详细地回忆了这段经历。

刚才提到他另有大名，这里为了方便，只称他的小名。

阿牛比我大3岁，但其人生经历比我沧桑得多。他刚刚懂事时就以充满恐惧的心理近距离观察了那场血腥的土改运动，亲眼目睹了枪毙本村四名地主分子和反动军官的场面以及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如吊手指、踩杠、跪烙铁等）。其中他的祖母遭到了酷刑和关押。他的父辈兄弟3人，其中二伯是地主，其他两家划为中农。解放前几年是中国社会阶级关系极为动荡的年代。他的父辈本应都是贫农，但他的祖母将二伯过继给一家地主，继承了地主家的土地和财产，在解放军快要打来的时候逃跑了。为了捉拿二伯，民兵拿阿牛的祖母开刀，进行了残酷斗争，并关押了两个月。再加上他的一个姐夫本是富有才华的读书人，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尽折磨，直到满头白发才恢复工作，在大学任教。大跃进之后的那一场饥荒也给他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这一切都引起他对当时的社会强烈不满，在他14岁小学毕业参加工作以后，同邻村十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小青年成立了“反革命组织”。

根据他的介绍，这个组织叫“红色党”。我听了吓了一跳，说：这肯定是反革命组织。在那个年代，不但什么“党”，什么“军”，什么“团”，就是成立一个学习小组，如果不是官方批准的，都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当时有很多反革命组织是冤枉的，你这个组织不冤枉。我接着问：你们这个组织的“纲领”是什么？答曰：就是推翻封建专制暴政，就是反对M。我再问：你们有没有筹集武器装备？答曰：那倒没有，只是开了几次秘密会议，实际上只是筹备阶段。后来有人告了密。那么，你们这个组织都是些什么人参加呢？十几个人，都很年轻，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而且家庭出身都是贫下中农。阿牛说：我的成分最高，中农，其他都是贫农，有的还是雇农，没有一个地富子女。文化程度都不高，最高的是高中毕业。其中有的有工作（供销社职工、乡村医生、小学教师等），有的没有工作，只是农民。这个，按照阶级斗争理论是解释不了的。可能是因为这个组织的成员平均年龄较轻，家庭出身又好，所以处理得不是很“严”。其头领被判了一年徒刑，其他的都是开除工作，交给群众监督生产。阿牛是1964年被开除工作，当时他19岁，直到1994年才给予平反，落实政策（现已退休，每月工资1600元）。我问：你们这个组织最后的结论是什么？落实政策的文件是怎么说的？回答是定性为“落后群众组织”。

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个时候中国刚刚从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饥馑中走过来，一些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人走到一起，议论政治，畅所欲言，对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和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以及当时极左的经济政策产生强烈不满情绪，对提出这条路线的党的领导人也产生强烈不满，决心组织起来力挽狂澜，但他们没有对形势的客观估计，遂做出了以卵击石的行为。虽然他们很不理性，不懂策略，在政治非常幼稚，但他们在当时那样的政治气候下，能够思考一些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倒是令人佩服的。如果说阿牛被开除工作30年，这个打击的确是很大，但是比照同一时期对待其他人的处理，他们这个真正的“反革命组织”（按照当时的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命运却又是令人意外地宽大和幸运了。除了一个头领坐了一年牢，其他成员都只是开除工作了事，既没有关押，也没有戴“帽子”，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一个奇迹。据阿牛回忆，他在文革中也只是和四类分子一起做过坝，有时和“当权派”一起监督劳动，还没有被批斗过，也没有挨过打。这样说了，他是太幸运了！这简直是一个奇迹。我的思考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大陆底层的反抗斗争其实一直没有断绝过，在那些年经常看到镇压现行反革命的布告，加上当时的国际形势极为恶劣，台海关系非常紧张，中国大陆“维稳”任务特别繁重和艰巨，在那种情况下，有关部门可能产生了“区别处理”的方针，对出身好的人可能处理从宽，以免打击面太大了吧。有的左派说：既然当时中国饿死那么多人，那么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为什么不反抗？（他们的逻辑是：既然中国老百姓不反抗，那么当时就没有饿死那么多人，形势还是大好的。）其实不是不反抗，而是那种反抗是分散的，不成规模的，注定了要失败的。并且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是不可能被记录下来，因而早已被人们遗忘掉，被历史遗忘掉。

阿牛对阶级斗争理论持批判的态度。他认为，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强势与弱势。在旧社会，智商高、本事强的人成为地主、资本家，这是自然形成的。这就像今天智商高的人成为老板，智商低的人给老板打工。这种强弱格局如果被人为打破后，仍然会形成新的强弱格局，但是前者比后者更加合理更符合人性。阿牛说，我们村今天那些吃皇粮、拿退休工资的还是当年那些地主子女。

[转帖]“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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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
在 6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许多暴力行为，一些地区甚至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然而，这些暴力与大屠杀却至今仍被刻意掩盖着，不仅官方竭力回避相关的史实，许多知识分子往往也不愿意面对这些问题，结果有意无意地扭曲了历史。在“文革”后的官版文献或“伤痕文学”作品中，人们所看到的只是“四人帮”或个别“红卫兵”、“造反派”在为非作歹；久而久之，国人的记忆中便只留下了“四人帮”的嘴脸以及模糊的“红卫兵”或“造反派”形像，抽象的符号式形像便成了暴力和杀戮的唯一罪人，而“文革”时期的领导人、各级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的众多参与者的直接责任却被遮掩了起来，错与非错、罪与非罪的重要历史界限也被刻意地弄得模糊不清了。
    2001 年 7 月在纽约召开的“纪念‘文革’发生三十五周年”讨论会上，一位在美国长大的年约 14 岁的华裔中学生听了北京 1966 年秋天的“红八月血案”后率直地提问：“当时的北京有没有政府？是谁允许这些‘老红卫兵’杀人的？”全场先是震惊、愕然，继而爆发出一片掌声：这个从小在法制社会里长大的少年的问题如同一个铁锚般的巨大问号沉入思想之海，触及了问题的要害。
一、北京市 1966 年夏“红卫兵”恐怖行动背后的支持者
了解一些“文革”历史的国人往往认为，1966 年 8 月发生在北京市的“红色恐怖”只是由中共高干子女组织的第一批“老红卫兵”的过激行为。这些“老红卫兵”在校园里以“批斗”为名杀戮教师；在社会上以“抄家”为名抢掠市民的财产，以“阶级斗争”为名残杀所谓的“牛鬼蛇神”；又以“遣返”为名，把近 10 万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仅据官方非常不完整的统计材料，当时至少有 33,695 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抢掠，有 85,196 人被驱赶出城。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都市蔓延，多达 40 万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或边远地区。[1]  
然而，后来披露的一些历史档案表明，这类的“遣返”行动其实是中共早在 1962 年就开始安排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运动。“文革”前担任市长的彭真就公开讲过，要把北京市的居民成份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所谓“成份不好”的居民全部赶出北京。[2] 1966年5月 15 日，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5.16 通知”发布前夕，毛泽东发出了“保卫首都”的指示。周恩来和叶剑英立刻上书毛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成立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付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工作，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3] 5月 16 日宣布打倒所谓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后，这个工作组采取了一系列“保卫首都安全”的措施，除了自 5 月 18 日起调 63 军的 189 师和 65 军的 193 师进驻北京各要害部门及所有的宣传机关之外，工作组还有一个长期计划，即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驱逐所谓的“成份不好”的居民。[4] 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红八月”当中“老红卫兵”任意对北京市约占居民 2％的人抄家、杀戮、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了公安局的大力支持。上述“首都工作组”的副组长、公安部长谢富治当时曾公开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那些事”（指“红卫兵”的乱打乱杀），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5]  
下面通过两个案例，说明国家机器当时是如何指导或参与“文革”中的暴力与屠杀事件的。
案例之一：在北京市 1966 年“红八月”期间大红罗厂南巷 20 号发生的一件骇人听闻的血案中，韩模宁一家五口被与其素不相识的“红卫兵”残杀身亡，据国内学者调查，将这些“红卫兵”引到韩家行凶的是当地派出所的民警罗某。[6] 负责当地治安的片警敢于领人行凶杀人，且血案发生后听任凶手扬长而去，这肯定不是民警个人的自行决定，他显然是奉有上级指令的，否则绝不敢如此胆大妄为。那么罗某背后是谁呢？答案不言自明。
案例之二：1966 年 8 月 25 日，北京第 15 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去橄榄市附近广渠门大街 121 号的房主李文波（小业主成份）处抄家，这些“飒爽英姿”（实为杀气腾腾）的女“红卫兵”们翻箱倒柜、掀开屋顶，殴打李文波、刘文秀夫妇，逼他们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枪枝、黄金”，甚至还不准刘文秀上厕所。李文波在忍无可忍中拿起菜刀抵抗，于是被当场活活打死。[7] 据一位大陆学者的调查，又是当地的片警和居委会把那些女“红卫兵”引到李文波家中行凶的。[8]  
该血案发生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中将李文波的抵抗指为“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9]；接着周恩来又下令，由北京市法院于 1966 年 9 月 12 日以“行凶杀人”的罪名将李文波之妻刘文秀判处死刑。其实，就连当时参与行凶的“红卫兵”都没有说刘文秀本人有“行凶杀人”行为。此后，周恩来还下令由政府出面组织“红卫兵联络站”大肆抄家，并直接派解放军保护“红卫兵”的抄家行动。这样，“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行为就得到了国家机器的直接指导、支持和保护。得到政府鼓励与支持的“老红卫兵”们更加肆无忌惮了，他们竟然把迫害、凶杀案件誉为反抗“阶级敌人的报复”的“榄杆市前洒碧血”事件。接着，“老红卫兵”们以打击“阶级敌人的报复”为名，掀起了新一轮更疯狂的杀人高潮。李文波夫妇被害血案在 1981 年已经被平反，但无论是当时参与行凶的“红卫兵”，还是公开动用国家机器为“红色恐怖”助威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都未承担任何责任。
“红八月”期间在北京主持杀戮行动以及驱逐近 10 万城市居民的臭名昭著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是由周恩来的亲信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许明（国务院付秘书长）、李梦夫等人修定后公布的。[10] 不难看出，中共上层早已决定了所谓的“净化北京”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计划，而 1966 年 8 月“老红卫兵”不过是为当局所用，他们充当了打头阵的法西斯式“冲锋队”而已。可是，到了 1967 年初，“老红卫兵”也被中共抛弃了，不少人还被宣布为“联动分子”而入狱。
由于被强行抄家、殴打和驱逐的近 10 万居民不断上诉，1967 年 3 月 18 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公布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中共中央 1967 年 101号文件将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这一文件转发全国。这一“通告”仍然声称，所谓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佑分子（包括摘了帽子后表现不好的）”、“查有证据漏划的地富反坏份子”、“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等不得返回北京。由此可见，对北京市居民的抄家驱逐是中共中央的既定决策和预谋，并非“红卫兵”的一时过激行为。
二、屠杀行动是“无政府状态”下“造反派”的胡作非为吗？
对于“文革”中的暴力和屠杀还有一种流行的错觉：这些大都发生在“造反”运动兴起而造成的“无政府状态”阶段，杀人者大都是所谓的“造反派”。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著名中国问题学者沃尔德（Andrew Walder)教授和他的助手苏扬博士根据 80 年代以来中国出版的数

千种县志提供的资料统计，“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既不是因“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共各级政权瘫痪的 1966 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最盛的 1967 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当时各级政权机构的名称）已经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器之严密控制的 1968 年。[11]  
笔者以为，还可以对这两位学者的重要发现作一点补充：在全国著名的大屠杀案件中，滥施暴力、血腥杀戮的凶手大多是军队官兵、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团骨干，这些人无疑是国家机器的代表，而他们的屠杀和暴力行动则可被视为国家机器的行为，即政权对公民的直接杀戮，所谓的“暴民政治”只不过是国家机器行为的一种结果和延伸而已。
以北京市大兴县的屠杀案件为例，此案发生在 1966 年 8 月，当时原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下台了，新的北京市委刚成立不久，这时并非权力的“真空期”，何况各区、县委并无人事变更。据现在可查到的档案材料显示：这一屠杀行动起源于 1966 年 8 月 26 日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议，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不久前在北京市公安局干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其讲话要点是：（1）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2）“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3）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的抄家暴力“当参谋，提供黑五类的情报，协助抄家。”会后大兴县公安局立即闻风而动，制定了在县内发动群众屠杀“黑五类”的计划。[12] 据调查，大兴县的屠杀行动固然受到北京市区“红八月”杀戮的影响，而直接的指令则来自县公安局，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社的主任、党委副书记，动手残杀“黑五类”、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则大都是民兵。[13]  
这种实际上由政权机构策划的对所谓的“阶级敌人”乱打乱杀的现象，1967年至1969年在农村不少地方都出现过，尤其是在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等政治运动中。这个无法回避的史实在湖南道县、邵阳县、广西宾阳县的大屠杀案件中也得到了印证。在道县的大屠杀中，组织者是县政府人民武装部部长（现役军人）刘世斌、县委付书记熊炳恩等人，执行者是各区、各公社的人民武装部部长和民兵。广西宾阳的大屠杀则由军代表兼县革委会主任王建勋直接指挥“公检法”系统和当地驻军实施。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参与屠杀的人都是党员，还有很多“积极分子”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至今仍或多或少地享受着党员身份所带来的权力和利益。例如，1968 年广西自治区当局以执行中央的“七?三”、“七?二四”布告为名，对反对派“四?二二”群众团体实行武装大剿杀，当时除了有数万军人奉命参与行动外，最积极杀人的竟多是共产党员。“文革”后官方内部出版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披露：“据后来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就有 20,000 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 9,000 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 19,000 多人”。[14] 单是从这个“不完全统计”就可以看出，广西有将近 48,000名共产党员是杀人凶手。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史实是，在全国著名的大屠杀血案中，被杀者除了所谓的“黑五类”之外，大多是“文革”中的“造反派”。例如，广西 1968 年被杀害的 11 万冤魂大都是“造反派”；湖南道县被杀的人部份是“黑五类”及其家属，其余的多半都是参加了群众组织“湘江风雷”的“造反派”成员。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说“文革”中的“造反派”是单纯的受害者；相反，“造反派”在 1966 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的暴力行为和 1967 年至 1968 年的“武斗”中也有着无可逃避的责任。但是，批斗所谓的“走资派”时，即便有严重的暴力倾向，这毕竟与道县、宾阳那种以谋杀为明确目标的屠杀行动完全不同。而在“武斗”期间，双方都拥有武器，参与者也有参加或退出“武斗”的机会，这与弱势群体被强大的国家机器宰割杀戮有极大区别。

“文革”中的“造反派”之所以被党团骨干组成的“保守派”杀戮，根本原因在于后者比较容易获得利用国家机器屠杀别人的机会。大多数“造反派”组织都无法控制中共强大的国家机器（如军队、公安机关和武装民兵）；相反，由于“造反派”成员中不少人被视为“出身不好”、“成份复杂”，他们既可能沦为中共国家机器的专政对象，也可能成为毛泽东主导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文革”时期，毛泽东为了铲除自己在党内的反对派而发动民众“造反”，一旦大功告成，许多“造反派”组织就在 1967 年的“二月镇反”中被奉命主掌各级政权的军队干部当作“反革命”而遭到镇压。接着，不少“造反派”成员又在 1967 年底至 1968 年初“革委会”成立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成为清查对象。这也就不难理解，在震惊全国的、有 5 万余人被杀的内蒙古清查所谓的“内人党”血案中（官方统计的被杀人数仅为 16,200余人），最早挺身出来反对这一行动的是内蒙古的“造反派”组织，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有某种难以名状的惺惺相惜之感。当然，“造反派”若有机会掌握国家机器，也同样可能制造出类似的血案来。
有一种说法不加分析地把文革时期的社会成员说成是“人人有罪”、“人人有错”，这是十分荒唐的。“文革”中至少有一个社会群体，可以说是根本无罪，甚至没有一点错，却无端地遭到残杀，他们就是政治上的弱势群体──“政治贱民”“黑五类”或“黑七类”。如果按照中共的习惯表达，以总人口的 5％来估计其人数，“政治贱民”的总数达 3,000 至 4,000 万人。从 1949 年以后直到 80 年代初，这些“政治贱民”一向被视为所谓的“阶级敌人”，从来就是中共的国家机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绞杀对象，在“文革”中则处于更加悲惨的境地。无论是“保守派”群众团体还是军队及其指挥下的武装民兵，在对“黑五类”大开杀戒时都从不手软。尽管中共的军队、公安、武装民兵及党团骨干（保守派的主要成份）明明知道，“文革”时期的“法律”（如“公安六条）严格禁止任何“黑五类”分子参加群众组织，而这些“政治贱民”也一向小心翼翼地苟且偷生，从不参加“派性斗争”，但军队、公安、武装民兵及党团骨干仍然不遗余力地杀戮“阶级敌人”。这种屠杀行动不仅是为了表现杀人者的政治“优越地位”和“正统性”，也是为了向上级邀功请赏。对“政治贱民”的迫害屠杀是中共长期以来制造“阶级斗争”以维持“红色恐怖”政策的延续，在中共建立的“血统论”政治意识影响下，政治迫害者往往把“黑五类”看作是政治对手（如某些“造反派”组织）的“社会基础”，借屠杀“政治贱民”来巩固其权力和地位。
三、军队在暴力和屠杀行动中的角色
    1966 年底的“文革”高潮时期，各级党政机关曾一度处于瘫痪状态，但很快毛泽东就于1967 年 1 月下令动用军队“支左”，让军队接管各级政权以恢复国家机器的运转，保证毛对局势的控制。于是军队干部成了各级“革委会”──新的国家机器──的主要负责人；军队还对公安、法院、监狱等重要的国家机器组成部份实行了军管。为了让军队控制局面，毛还赋予军队在“支左”中开枪“镇压”的权力。中共的军队历来深受“阶级斗争”教育的熏陶，服务于党的政治斗争目标，因此，在军队官兵看来，由党团骨干、武装民兵组成的群众团体（多半是“保守派”）自然是他们应当支持的“左派”，而敢于挑战军管权力的群众团体（往往是“造反派”，其成员又有不少人出身于“黑五类”）无疑属于他们要镇压的“反革命”。“文革”中因军队开枪镇压而发生了一系列血案。
案例之一：1967 年 2 月 5 日，内蒙古军区负责人制定了屠杀在军区大院门口示威的“造反派”的计划，该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故意开枪打死了内蒙古师院的学生韩桐，这是“文革”时期军队杀害平民的第一枪。幸好当时内蒙古的“造反派”组织非常克制，内蒙古军区预谋的屠杀才没有进一步扩大。

案例之二：1967 年 2 月 23 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在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批准下，调动 13 个连的军队向占领西宁《青海日报》社的学生“造反派”开枪开炮，当场打死 174 人，打伤 204 人。
案例之三：1967 年 8 月 13 日到 10 月 17 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现役军人组织基层民兵屠杀当地属于“湘江风雷”组织的“造反派”成员和“黑五类”：“历时 66 天，涉及 10个区、36 个公社、468 个大队、1,590 个生产队、2,778 户，共死亡 4,519 人，其中被杀 4,193人，逼迫自杀 326 人。……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 10 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 9,093 人，其中被杀 7,696 人，逼迫自杀 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 2,146 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 3,576 人，四类分子子女 4,057 人，贫下中农 1,049 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 411 人。其中未成年人 826 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 78 岁，最小的才 10 天。”[15]  
案例之四：1968 年 7 月至 10 月，广西军区司令员韦国清等人经中共中央同意，调动数万军队，连同武装民兵，对广西的反对派“四?二二”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围剿；同时在农村大杀“黑五类”及其子女，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仅据今天在官方内部材料上可查的数字，被杀者达 11 万之众。
军队还参与了其他类型的屠杀案件。例如，1975 年春经中央军委批准，昆明军区出动 5个师级单位共上万人的野战部队，以镇压“民族叛乱”的名义对云南省蒙自县沙甸村的回民实行惨绝人寰的屠杀，杀死村民不下千人，还把整个村庄夷为平地。[16] 1967 年 8 月 28 日，经康生批准，驻宁夏野战部队某师以“镇压反革命叛乱”为名，开枪开炮，屠杀了青铜峡县的一派群众组织“大联合筹备处”成员 101 人，打伤 132 人。
虽然这些案件本身在 80 年代都彻底平反了，但血案制造者并没有真正受到法律制裁，而且，为了维护执政党的威信，对相关案件真相的讨论仍然是禁区。
四、领导者的责任
“文革”中发生了这么多惨绝人寰的屠杀案件，中共的最高领导者、“文革”发起人毛泽东是否知情，他对这些暴力和杀戮行动的态度究竟是什么？由于“文革”档案至今仍被严密封存，现代史研究者至今无法看到毛本人对这些大屠杀事件的具体批示。而不少中共的官方回忆录都说：毛一直反对武斗和暴力。或许，毛并没有具体地指示那些士兵、武装民兵去残杀平民；但毛显然没有运用他在“文革”时期的超凡影响力制止这类行动，相反却对一连串屠杀事件保持沉默，事实上纵容了它们的发生和蔓延。例如，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自 60 年代开始准备把北京市近10万“黑五类”强行驱赶出北京，毛显然不可能不知情；至少周恩来1966 年建立“首都工作组”的计划是经毛批示同意的。在北京和全国的“红八月”恐怖中，毛虽然也讲过“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同时他也表示：“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17] 毛的这一讲话当年在施虐一时的“红卫兵”中曾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暴力和杀戮如“星星之火”般地在中国“遍地燎原”，自然就毫不奇怪了。虽然 10 年“文革”中的许多类似案例仍被官方掩盖着，仅凭上述案例仍可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文革”中的许多著名的暴力屠杀案件完全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有些甚至是当局的决策。无论是毛泽东、林彪还是周恩来、叶剑英，在领导这一国家机器吞噬无辜公民时是完全一致的；尽管他们的看法会有差异，对某些高级干部或平民遭到打击会有不同态度，但在纵容和利用暴力迫害和残杀“政治贱民”上，他们并没有分歧。其次，直接指挥和执行这些大屠杀的凶手，多是军队、警察、武装民兵和党团骨干，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仍因当年“表现积极”而受益。由此可见，把“文革”中暴力杀戮事件的责任一概推给“四人帮”或符号式的所谓“造反派”，既非史实，也严重地扭曲了国民的集体记忆。
【注释】
[1] 陈东林、苗棣、李丹慧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事典》（日文版），中国书店（日本福冈市）出版，1997 年，1068 页。
[2] 转引自 1967 年 8 月 8 日《东方红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彭真的原话是：“我们计划要把北京搞得象水晶石、玻璃板一样，没有不劳动的人，没有靠剥削生活的人。流氓小偷打扫乾净，当然反革命也不能有。”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31－32 页。
[4] 系笔者采访中共某高级干部获知的情况。
[5] 见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和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1980 年 10 月16 日）。
[6] 李相，“红八月血案：北京大红罗厂南巷 20 号骇人一幕”，原载《南方周末》报。
[7]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李文波”，原载《民主中国》（美国），2000 年第 12 期。
[8] 据北京大学教授印红标的调查。
[9] 见周恩来 1966 年 9 月 10 日在“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10] “西城纠察队罪行录”，载北京地院《东方红报》，1967 年 3 月 9 日。
[11] Andrew Walder and Yang S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Scope,Timing, and Human Impact." Working Papers Series.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Stanford University, 2001.  
[12] 出处见注[1]。
[13] 遇罗文，“大兴屠杀调查”，原载《民主中国》（美国），2001 年 3－4 期。
[14]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32 页。
[15] 章成，“公元 1967 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大屠杀纪实”，《开放》（香港），2001 年第 7 期。
[16] 马萍，“沙甸村屠杀纪实”，《探索》（美国），1990 年第 1 期，60-61 页。
[17] 《毛泽东思想万岁》（“文革”时期出版物，编印者不详），第 2 卷，1967 年，第 20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