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整个地区的主要担忧是，北大西洋两岸的信贷危机会如何危害亚洲的出口拉动型经济体。人们期望，亚洲内部需求的增长，将缓解美欧经济放缓的影响，而且，无论如何，其它地区减弱的需求都会抑制价格压力的上升。
譬如，在印尼去年12月降息时，政策制定者清楚地知道自己认为危险何在。印尼央行副行长哈塔迪•萨尔沃诺(Hartadi Sarwono)表示：“政府已采取措施抑制通胀，我们无须担忧。”
但是，这些考量都被抛出了预期的轨道。事实证明，亚洲经济体承受的最大外部冲击来自通胀，而非美国消费需求降低。随着通胀率持续不断地上升，人们开始担心，亚洲各政府缺乏能力——更重要的是缺乏政治意愿——来阻止更高的国内和进口价格破坏其经济。
危险范围相当广泛，很难被人们所夸大：基本商品价格超出亚洲最贫困人群的承受能力可能引起政治动荡，而各国政府被迫过晚采取激进措施来抑制持续通胀，则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经济崩溃。
亚洲各国政府两难困境的核心是一对基本矛盾。经济学家和西方的政策决定者明白，抵御通胀压力的现代方式是降低经济增速，进而造成一定程度的经济不安全感，这样，企业和员工在抬高价格和工资时会三思而后行。但亚洲各国政府相信，它们得到支持的基础是经济的快速增长。过去10年，这种快速增长让亚洲地区的生活水平稳步向欧洲和北美靠拢。
自1994年以来一直是石油净进口国的中国两周前宣布，消费者价格通胀有所回落，但这只是亚洲地区数月以来在物价方面一条很小的好消息。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亚洲地区4月份的消费者价格通胀率达到7.5%，接近9年半以来的最高点，是去年同期3.6%的两倍还多。例如，在4月和5月之间，巴基斯坦折合成年率的通胀率从17.2%上升至19.3%。美世咨询公司(Mercer)两周前预测，由于高技能员工短缺，到2011年以前，印度的工资会以每年15%的速度上涨。
摩根大通(JPMorgan)中国证券市场部主席李晶(Jing Ulrich)认为，即便在中国，随着投入成本继续攀升，政府管制的能源价格同世界价格的差距扩大，更高的潜在通胀仍是一个“持续性担忧”。
亚洲的通胀问题并不是孤立的。从华盛顿到法兰克福，发达国家的央行都在着手应对不断上涨的物价。主要的新兴市场也纷纷效仿：巴西央行自4月以来一直在不断加息，土耳其央行最近将其2009年通胀目标上调了近一倍。
虽然通胀上涨的大致原因在全球是相同的，即高涨的能源和食品价格，但亚洲在两方面是与众不同的。首先，与进口亚洲制造品的发达经济体不同，在许多亚洲经济体，基础营养在国内支出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因而更容易受到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在韩国，消费者价格通胀的14%由食品构成，但中国和印度则分别达到33%和57%。
其次，多数经济学观点认为，亚洲国家正在为多年来难以维系的汇率和货币政策付出代价。在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亚洲多数国家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至少最初是如此），以降低和稳定汇率，促进投资及经济增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的一个标准经济理论提出，经济政策中存在“三元悖论”(“impossible trinity”)，即没有哪个国家能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的同时，既控制汇率，又控制货币政策。他证明，三个目标中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另外，由于亚洲式的开放经济体侧重贸易，欢迎外国投资，要控制资本流动很难，因此通常只能在控制本国货币环境与维持汇率的稳定之间做出选择。
虽然中国等国家严密地控制着汇率，但它们却难以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为了“冲销”巨额贸易顺差导致的经济体内资金的注入，它们会向银行系统出售债券，让部分资金退出流通。不过，这类政策绝非完美。
其次，多数经济学观点认为，亚洲国家正在为多年来难以维系的汇率和货币政策付出代价。在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亚洲多数国家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至少最初是如此），以降低和稳定汇率，促进投资及经济增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的一个标准经济理论提出，经济政策中存在“三元悖论”(“impossible trinity”)，即没有哪个国家能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的同时，既控制汇率，又控制货币政策。他证明，三个目标中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另外，由于亚洲式的开放经济体侧重贸易，欢迎外国投资，要控制资本流动很难，因此通常只能在控制本国货币环境与维持汇率的稳定之间做出选择。
虽然中国等国家严密地控制着汇率，但它们却难以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为了“冲销”巨额贸易顺差导致的经济体内资金的注入，它们会向银行系统出售债券，让部分资金退出流通。不过，这类政策绝非完美。
亚
洲一直试图让“三元悖论”成为可能的证据比比皆是，无论是核心通胀率的上升、外汇储备的大幅增长，还是亚洲持续处于低位的汇率水平和居高不下的贸易顺差。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副总经理赫维•汉努恩(Hervé Hannoun)去年在一篇论文中提出：“过去10至15年，多数亚洲国家的实际汇率都在贬值，这实在不可思议。”
但是，随着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大幅降息，“三元”之间的紧张局势得以加剧。美国的低利率促进了资本流向亚洲，对汇率构成上行压力。结果在应对通胀方面，通常重视不让货币局势恶化的亚洲央行不够积极。实际上，它们从美国进口了宽松的货币环境。
瑞银(UBS)表示，在不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平均实际利率——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已经为-1.7%，远低于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水平。随着油价向每桶140美元攀升，能源进口国的通胀率也急剧上升。瑞银经济学家邓肯•伍尔德里奇(Duncan Woolbridge)警告说，“政策收紧的失败应意味着，目前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将转变成一场持久的通胀”。
鉴于亚洲过去10年的成功及其对稳定的汇率的依赖，其沉默的货币政策回应情有可原。但是，随之而来的通胀率的上升——这个问题本身就需要解决——同样会带来严重的预算和政治难题。
在财政方面，由于亚洲的石油产量已降至进口量的三分之一，能源补贴将使各国财政趋于紧张。中国也许有足够的财力，可以不紧急削减燃料补贴——就政治意愿而言，在8月北京奥运召开之际，中国也不愿冒社会动荡的风险。然而，在财政收支方面，也仅有中国能有此财力。过去一个月，有7个亚洲国家的财政部提高了燃油零售价格，其中，马来西亚采取了可以说是最为大胆的举措，提价幅度达到40%。
政客们也未能免受波及。四面楚歌的韩国总统李明博(Lee Myung-bak)两周前将此次“资源危机”比作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马来西亚，执政联盟在今年的大选中因严峻的种族对立局势而大伤元气。印度和印尼政府都在为来年直面对通胀尤其敏感的选民做准备。除了加息，两国政府最近都采取了一些象征性姿态，例如呼吁政府部长减少出行以节约燃料。
在其它地区，通胀率约为20%的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都爆发了暴动。在尼泊尔，在人们走上街头抗议油价上涨的同时，反政府势力也在试图成立一个联合政府。
通过削减燃料补贴，亚洲各国政府正在听从国际社会的建议，将能源和食品的实际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从而抑制需求。然而，这类政策的实施具有难度，特别是在那些没有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因而将价格管制作为补偿穷人的替代措施的国家。各央行都在升息，虽然幅度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
对央行官员而言，对通胀的任何处置不当，都可能损害他们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重建的信誉。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首席经济学家艾弗兹•阿里(Ifzal Ali)说道：“难以维系的明补和暗补造成的被压抑的通货膨胀已全面凸现，解决这个问题刻不容缓。”
“大多数央行和政府都非常清楚其中的利弊，也知道怎样做才是正确的，”他补充道。“问题在于，忍耐短期痛苦所付出的政治代价非常高昂。”
但根据三元悖论，任何选择都不容易。事实上，亚洲通胀率上升的后果之一，就是削弱汇率稳定的基础。亚洲商品价格将会上升，这与汇率提升对亚洲经济体和出口前景的影响将完全一致。
因此亚洲面临的风险是，它正在进入下一轮经济动荡的前夜。若没有足够的政策回应，为维持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而忍受的持续通胀，日后可能会迫使各国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进而引发亚洲地区在过去10年所竭力回避的经济不稳定。
共产党执政的越南一直在大幅升息——两周前将利率上调2个百分点，至14%的亚洲最高水平——但鉴于其通胀率已高达25%，越南控制通胀的失败表明，它正“承受典型的不当政策组合引起的资本外逃的后果，”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马博文(Glenn Maguire)表示。
对世界其它地区而言，潜在后果同样令人担忧。虽然在高通胀降低了亚洲地区竞争力的世界中，贸易失衡会缓解，但这也会增加美国及欧洲的价格压力，进一步挤压已经缩水的实际收入水平。
中国外交部昨夜发布的一份声明显示，温家宝会见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时表示，他希望美国尽快渡过次贷危机。
这是温家宝今年第二次对美元疲软公开表示忧虑，而一周后，八国集团(G8)将在日本召开峰会，届时将讨论美国和中国的货币政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元疲软增加了全球通胀压力。
近几周，许多中国政府官员就美元贬值造成的问题发表看法。
然而，中国可能在八国集团峰会上再度面临加速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以及印度、巴西等其它几个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共同受邀出席峰会。
自2005年放弃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以来，中国人民币兑美元已升值约20%。其中，今年第一季度出现相对快速的升值期。但同期人民币兑欧元贬值，让欧盟政府相当不满。
在3月份的年度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表示对美国和全球经济状况“深感忧虑”。“我现在所忧虑的是，美元不断贬值，何时能够见底？”
从那以后，中国国内对货币政策的讨论变得愈加激烈。虽然许多政府官员认为，人民币升值是抑制通胀压力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但官方媒体最近大量关注成本上升对出口行业的影响。出口行业的许多小型工厂今年已被迫停产
]]>商业银行普遍面临资金趋紧的局面。本周三是央行最近一次准备金上调的缴款日，冻结基础货币约2000亿元。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性商业银行融出资金量明显下降。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在连续17次上调后已达17.5%，估计目前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已不足1%。货币政策的紧缩效果已经显现，此时进一步加息的理由何在呢？
关键的因素是通胀压力在近期内难以缓解。受食品价格涨势趋缓的影响，5月的消费物价（CPI）涨幅从4月的8.5%回落到7.7%。然而，本月发改委上调成品油和电力价格的决定，将拉动新一轮通胀。能源价格在CPI指数中权重有限，油价上调（居民用电价格未上调）对CPI的直接影响预计在1%上下，但其间接影响不容忽视。5月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涨幅创新高至8.2%，上游产品严峻的涨价压力势将向下游消费品传导。
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居高不下，大米、小麦价格均超过国内市场的两倍。本周，宝钢与力拓（Rio Tinto）达成的进口铁矿石长期协议价最高涨幅达97%。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主席日前表示油价未来数月内可能突破170美元/桶。国内市场上，严格的价格管制依然存在，油、电、化肥、电煤、交通运输价格仍存在上涨空间。这些国际、国内因素均表明，未来的通胀形势不容乐观。
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公开表示将采取“更有力措施反通胀”。这显示在货币政策的取舍上，决策者正将物价稳定作为更加优先的目标。对于目前处于弱市的股市、楼市而言，加息的确给资产价格带来进一步下行的压力，然而放任通胀失控将对经济构成更大的危害。
近期，周边国家因通胀恶化引发的波动为中国敲响了警钟。印度本月初提高成品油价格约10%，国内物价涨幅迅速由8.75%跃升至11%以上。在越南，高达25%的通胀引发资本大量流出和股市暴跌，使越南经济陷入危机。越南盾、韩元、印度卢比目前对美元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贬值。
中国宣布上调汽油和柴油价格之后，国际基准原油期货价格6月19日下跌4美元，支持了这一观点。
但就中国而言，交易员应当小心：至少在短期内，转向自由市场燃料价格事实上可能产生与直觉相反的后果。
中国政府6月19日将政府管制的汽油和柴油价格上调17%至18%，目的是减轻一些炼油商的经济负担：炼油商必须按国际价格购买原油，却不能以市场价格出售成品油。
在国际油价已升至每桶130至140美元时——过去一年上涨了一倍，中国一直继续对零售价格实行上限，炼油商被夹在中间，遭受了巨额亏损。一些规模较小的炼油企业已经停业。这项政策限制了通胀，但也有不受欢迎的副作用：造成燃油短缺。
一些分析师认为，零售价格上涨会促使炼油商提高原油加工量，或甚至恢复生产，解决一些短缺问题。
麦格理期货(Macquarie futures)驻纽约高级副总裁诺曼•巴拉卡特(Nauman Barakat) 6月19日表示：“我认为，总的来说，这对油价有支撑作用。首先，中国炼油商将需要更多原油进行加工。其次，虽然此次涨价幅度似乎是实质性的，但我认为中国的司机们还能够负担得起。”
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可能依然不足美国的一半，但就需求增长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需求增长是最近油价飙升的一项关键因素。
分析师预期，今年中国的石油需求将增长5%至10%。可靠数据的缺乏增加了做出此类预测的难度，许多人认为，中国被压抑的需求水平相当可观，一旦短缺问题得到解决，这些需求可能就会显现出来。
中国并非唯一对燃料进行补贴的国家。印度、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其他许多亚洲国家都对居民实施了保护，以免他们承担油价的全部涨幅——从而帮助将通胀水平置于掌控之下。中东国家（特别是石油美元丰富的国家）和一些拉美国家（特别是委内瑞拉）也对燃料实行补贴。
合计而言，实行燃料补贴的国家占世界人口的一半，燃料消费量的四分之一。对价格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当前的需求增长全部来自实行燃料补贴的国家，因为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地区的需求不是持平就是缩减，当地司机承受了没有补贴的燃料成本上涨的全面影响。
这使得补贴国家的任何政策变动都尤为重要。分析师认为，长期来看，政府让燃料价格反映市场状况的决定会降低需求——即便在中国——因此最终也会降低国际油价。这还会减少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
最近几个月，许多国家均已被迫上调价格，或者是像中国那样，因为国有炼油企业面临破产的危险，或者是因为补贴给政府预算带来的压力已膨胀至不能承受的水平。
提价决定已引起政治反弹和街头抗议。它们对需求的影响尚不明朗，但随着欧洲愤怒的司机与渔民也开始走上街头，这会产生全球后果。
]]>
马英九以压倒优势赢得大选、上月就任总统以来，迅速采取行动，兑现竞选承诺，就开通两岸定期包机直航和增加中国大陆赴台游客达成协议。但他的民调支持率出现下滑，观察家将此归咎于不现实的期望，即新政府能在一夜之间解决经济问题。
台湾内阁昨日表示，将允许台湾券商投资中国大陆同行；放宽共同基金购买中国大陆和香港股票的限制；取消含有中国大陆资金的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台湾市场的禁令；开放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在台湾和香港两地共同上市；允许香港上市公司在台北二次上市；并允许人民币在台湾兑换。
这些承诺，尤其是放宽对共同基金的限制，有可能恢复台湾市场活力。
“我们发现，全世界只有我国实施这些针对中国大陆的限制，这不利于实现使台湾成为资产管理与融资中心的目标，”台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秀莲(Susan Chang)表示。
台湾股市与马英九的支持率一样出现下跌，跌回他3月份大选获胜前的水平。台湾加权指数(TWI)昨日报收7811.80点，与马英九就职前夕水平相比下跌19%。
根据台湾《远见》(Global Views)杂志昨日公布的民意调查，46%的受访者对总统表现不满意，只有38%表示满意。
但公众已开始意识到，对中国大陆进一步开放经济，或许并不能从愈来愈具挑战性的全球经济环境中拯救台湾。“台湾经济的主要威胁——和多数邻居一样——是通胀，”花旗集团(Citigroup)驻台北经济学家郑贞茂(Cheng Cheng-mount)表示。
]]>可是，事情到底如何呢？出口增长压下去了吗？没有，我想问一下以出口增加为理由的人们，中国生产出口到欧洲、美国的产品，美国、欧洲公司生产吗？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有关抵制“中国制造”失败的众多新闻。 关于进口成本降低给人民带来好处就免谈了，我们普通百姓能享受到的只是物价的上涨和CPI的不断创新高，当然车价是降了，可是油价呢？
而且随着出口的进一步困难，打工仔的命运将会越来越困难，不止是收入减少的问题，而是明天在哪工作的问题。
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从人民币升值中获得好处的是所谓的“热钱”，想想是谁的热钱？ 在压人民币升值上最积极的是谁？美国政府，那谁在压美国政府呢？绝对不是美国的普通百姓，人民币升值给普通百姓带来是物价的上涨，是生活水平的降低，美国百姓肯定不会那么做。
关于让美国人失业的谎话也是希望人民币升值的人编的，美国和中国海关有详细的商品进出口统计，为什么没有“经济学家”统计那么多的商品是美国不生产的呢？因为没人给钱让他们去做。
现在所谓的专家在跳出来为“石油”价格投机性上涨辩护说，不是“投机”引起的，可是有哪个经济学需求理论能告诉人们，物价在几天或几周就从一个低位急速上升或下降？这种拉升或大跌在股市能经常看到，因为那是“热钱”聚会的地方。这种在股市上常现的现象出现在大宗商品交易中，是为什么呢？
话说白了，支持美国政府的金融玩家们，在设计的所谓“金融产品”失败后，急于挽回损失，在找人买单罢了。
中国为什么要用自己的血汗钱替他们买单呢？
]]>本周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作出了这一决定。它表明，中央政府越来越担心，在建筑业热潮升温的背景下，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投资也在再度升温。
政府还担心，目前仅限于食品的通货膨胀将会扩大到其它领域。中央政策表述的变化体现了这方面的担忧，也将给包括央行在内的政策制定者以更大的行动空间，以指导地方金融机构的贷款业务。
北京咨询公司龙洲经讯(Dragonomics)的数据显示，在2004至2006年间，因信贷紧缩和限制性土地政策，建筑业的增长略显萎缩，但在2007年和2008年，势将再次呈现25%的年增速。在政府发展经济适用房的决心推动下，出现了新一轮的繁荣。发展经济适用房是中国政府更广泛政策的一部分，目的是更为平均地分配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
瑞银(UBS)驻香港的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表示：“我不认为（中国央行）想要降低内需。央行只是想要避免任何形式的过快增长。”
中国经济在今年前三个季度的增速为11.5%。根据路透社(Reuters)昨天发布的一份投行经济学家调查报告，所有受调查者都认为，中国2008年的经济增速将会再次超过10%。
持久的通货膨胀尤其令人担心。由于食品价格持续走强，11月份的通胀率料将突破8月份和10月份的6.5%，再创新高。最新月度统计数据将于下周发布。
本次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发表的一份声明指出：“政府要采取有力措施抑制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加强……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其他紧缺商品的生产。”
]]>一位驻德黑兰的商人昨日告诉英国《金融时报》，一些过去经常为中伊贸易出具信用证的银行“现在拒绝这样做”。
伊朗-中国商会(The Iran-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已经向北京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就此事和中国银行业官员展开讨论。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的银行变得非常紧张，不愿和伊朗直接打交道。”另一名商人称。“他们更喜欢和那些通过迪拜进口中国商品的伊朗人打交道，以假装中国是向阿联酋出口货物，而不是伊朗。”
但是，美国的压力没有影响到伊朗对中国的大宗出口，例如石油、石化产品及矿石。
在贸易信用证紧缩前几周，美国财政部负责反恐及金融情报的副部长斯图尔特•利维(Stuart Levey)曾经访问北京。
利维在11月份向中国官员和国有银行介绍，美国成功说服了一些欧洲机构停止与伊朗的生意往来，并希望中国可以加入对伊制裁行动。
他向中方警告，伊朗企业使用一系列幌子公司(front companies)，以绕过联合国(UN)制裁。
中国建设银行(CCB)、中国银行(BOC)及中国农业银行(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均表示，不知道任何针对伊朗贸易的新限制。
但一位高层监管官员表示，对于中国金融机构而言，针对伊朗核项目的制裁是一个“严肃问题”，但拒绝提供更多的信息。
美国对欧洲企业施压，导致欧洲对伊贸易出现下滑，这为中国提高对伊出口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行的库存现金只够支付少部分储户的提款要求。我肯定不是唯一一个在少年时期震惊地发现这一点的人。这个体系叫作“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Fractional reserve banking)，是在中世纪出现的。当时，金匠们发现，由于储户通常不会在同一时间要求提款，他们可以安全地将金库里的多数黄金再借出去。
该体系的主要优点理应是它节省了持有黄金的数量。但即便在纸币问世后，这一习惯仍然保留了下来。在19世纪小说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的作品《克兰福德镇》(Cranford)中，一位最值得同情的人物在银行破产时损失了她所有的存款。上一次真正大规模的英国银行挤兑事件，于1866年发生在Overend & Gurney银行身上。在近代史上，英国好几次险些发生银行挤兑，例如上世纪70年代的次级银行危机，当时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的幕后行动阻止了问题的发生。在美国，每年都有小银行倒闭，不过强制保险制度通常都能确保存款的安全。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及其对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和整个国际信贷市场的影响，重新唤起了人们对银行体系的一些疑问。多数宏观经济学家原本希望，这些疑问已经一去不复返，早已被人们遗忘。所谓的“零售储户”（这种称谓相当轻蔑）信心，不是全球货币体系面临的唯一问题，但它仍是其它一切赖以存在的根基。在美国以外，存款保险制度通常不甚完善，以央行资金发放的可靠支票往往姗姗来迟。在英国，直到今年10月1日开始，金融服务补偿计划(Financial Services Compensation Scheme)才将涵盖对象扩大至3.5万英镑以内的合格存款，新的官方讨论文件表明，政府有可能提高这一数额。但是，人们并未完全领会对存款进行“一刀切”保险的意义。还有可能将“什么是银行？”和“什么是金钱？”等疑问带入现实政治中。
事实上，在大萧条过后，部分准备金体系受到一些美国经济学家的严重质疑。在大萧条时期，美国四分之一的货币存量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这是一个比人们更熟悉的1929年的股灾更为重要的事件。其中一位主要的批评人士是芝加哥大学教授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对自由放任的一项积极规划》(A Positive Program for Laissez Faire)一书的作者。西蒙斯曾经对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后来遭到了批判，大概是因为他有太多的积极规划，却没有足够的自由放任。
西蒙斯提议创建准备金比例为100%的纯粹提款机构，其资产必须以货币或美联储(Fed)存款的形式持有。因此，除非美国解体或发生类似的灾难，否则储户总是可以迅速提出自己的存款。其它金融机构（不管是否被称为银行）将继续支付利息，并寻求更加有利可图的投资。但普通市民会知道，如果在这些金融机构投资，风险将由自己承担，他们还会了解到，更高的回报伴随着更高的风险。
当我向少数既了解银行业、也了解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英国经济学家中的一位提及上述观点时，他避之惟恐不及。他的主要论点是，一旦有风吹草动，储户就会成群结队地从营利性金融机构涌向这些“狭义银行”(narrow banks)。如果作为最后贷款者的央行向这些受到威胁的金融机构发放足量贷款（当然是以苛刻的利率），这种情况就必定能得到缓解。不过，我对这位对话者充满了敬畏，因此我没有马上向他提及这一话题。
最终让我改变想法的，是我意识到，我们在英国几乎就有一个政府资助的狭义银行，名为英国国家储蓄及投资银行(National Savings and Investment)。它由帕默斯顿(Palmerston)政府于1861年创建，原名英国邮政储蓄银行(Post Office Savings Bank)。在上届保守党政府执政期间，该行成了“财政大臣的执行机构”。直到不久前，英国的每任财政大臣还会在预算演讲中加入一句话，感谢长年担任该机构负责人的麦金托什爵士(Lord Mackintosh)。该机构的一些工具已经可以立刻套现；还有一些工具甚至跟踪通胀指数。迄今为止，人们一直认为，与可买卖的固定利率证券的吸引力相比，这些工具枯燥而无趣；但显而易见，安全和避险目前正变得更为重要。如果要让国家储蓄及投资银行成为一家“狭义银行”，就必须对它进行一些温和的改革，例如让储户可用开具支票的形式来从至少部分工具中提取资金，并使该银行不再仅以政府融资为经营宗旨。此外，还必须广泛宣传其服务的银行业务性质。这样，该行就可以变得等同于“床垫下的钱”了。
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比伦敦金融城人物所提议的更为开放的方式。这些人反对对其它所有行业进行纾困和提供政府支持，却谴责英国央行没有达成秘密交易，挽救受困的金融机构。
洲似乎有意要把自己越分越小。下个月，科索沃可能会宣布独立，这将让它成为在前南斯拉夫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第七个新国家。前苏联已经分解为15个新国家。在西欧，甚至有人在讨论比利时一分为二的问题。而在苏格兰，一个支持独立的政党上台了。
人们看待国家分裂，往往有点儿像看待夫妇离婚。分手是令人伤心之事。确实，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可能会在巴尔干半岛引发一场新危机。
然而，如果新国家可以和平地成立，那通常值得庆贺之事。现在是一个小国时代。
看看几乎任何一个国民财富排行榜，小国都占优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编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国家排名显示，在全球最为富有的5个国家中，有4个国家人口不足500万（排名第四的美国例外）。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Unit)编制的全球和平指数(Global Peace Index)指数，根据杀人犯罪率、监狱犯人数量等标准对国家进行排名，小国也同样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显然，全球最和平的国家是挪威（当然，那里很冷）。在全球最和平的10个国家中，有8个国家人口不足1000万。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竞争力指数显示，在最具“竞争力”的7个国家中，有5个国家人口不足1000万。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根据寿命和教育等指标对国家进行排名，在分值最高的10个国家中，只有一个大国：日本。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你会发现为何做小国有利。在全球人口最多的5个国家中，只有美国富有。巴西、中国、印度和印尼迅速增长，但它们仍名列发展中国家。治理这些国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记得几年前，我去拜访过时任印度贸易部长、现任印度财政部长的帕拉尼亚潘•奇丹巴拉姆(Palaniappan Chidambaram)。当时，他似乎有些神情沮丧。我问他在担心什么。他叹了一口气说，刚会见了芬兰贸易部长。这似乎不像是让他忧郁的原因，因此我继续追问。他却自问自答道：“你知道芬兰的人口是多少吗？500万。在印度，我们的盲人就有500万。”
当然，印度人也不总是为自己国家的规模感到沮丧。事实上，他们有时自夸印度将要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然而，为国大而感到自豪越来越过时了。过去，作为一个大国有繁荣和安全两大好处。一个国家大，意味着市场更大，从而拥有更多的贸易和财富。而且，一个国家大，国力会更强大，也不那么容易受到侵略。
但在现代世界，上述两大优势似乎都在缩小。
全球化打开了世界各地的市场。中国和印度变得更加繁荣，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可以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而非本国市场的规模。通过贸易，小国更快地成功。新加坡和瑞士都是如此。
小不再是不安全的同义词。
在欧洲，很多小国通过加入北约组织(Nato)，提高了自己的安全保障。有时，人们批评这些小国“蹭车”。比利时和卢森堡可以既小又安全，并为此得意，全靠处于强大而慷慨的山姆大叔提供的保护伞之下。
对于小国而言，加入一个集体安全组织并非必须之选。爱尔兰和瑞士都不是北约成员，而它们似乎也没有面临即将被侵略的危险。
事实是，大国已与从前的帝国不同，在本质上没有那么强的扩张主义倾向。如今，正像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遭遇一样，侵占小国会令人头痛。
随着小国的劣势逐渐消失，剩下的就只有优势了。
更重要的是，小国一般都具有更强的同质性，让他们更少地受到内乱和独裁的危害。这还意味着更高的社会信任度，北欧小国之所以在医疗和教育上投入更大，从而在人类发展指数上排名相当高，这可能是原因所在。
小国政府还能更容易地制定和实施政策（美国也许应该通过联邦制度复制这一优势）。在小而同质的国家，应该会更少地为收买不满的少数民族，在一些笼络民心的项目上浪费钱财。
宣布独立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营销伎俩。当初，波罗的海国家是苏联的一部分，谁会想到它们呢？可现在，像爱沙尼亚这样一个国家有了鲜明的国际身份，对吸引游客和投资非常有益。
考虑到这一切，新国家变得越来越多，一点也不令人奇怪。在1945年，联合国只有45个成员国。到了1968年，在非殖民化之后，联合国有了126个成员。现在，联合国所代表的国家数量为192个。当小国数量达到200时，让我们为小国时代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