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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shifengmang — Mon, 10 Sep 2007 21:24:57 CST

Christopher Franke - Enchanting Nature迷醉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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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集名称：Enchanting Nature 艺术家：Christopher Franke
发行公司：Earthtone 发行日期：February , 1998

Christopher franke 1953年出生于德国柏林，青年时代在柏林音乐学院
接受正统古典乐教习及曲目创作。1993年，Christopher franke成立了著名的
Sonic Images唱片公司，主要进行电影配乐。

"Enchanting Nature "是Christopher franke 所发行所有专辑中最精彩的专辑之一
(除电影系列之外，例如举世闻名的Babylon 5)。
音乐和背景中大自然的声音完美的融合为一体，"Gate Of The Shimmering Cave"
和 "Inside The Cave"就是最好的例子，春天鸟儿叽叽喳喳的鸣叫声，令人心旷神
怡的长笛和美妙的凯尔特音乐合为一曲，令听者仿佛置身于美丽的大自然。非常好
听的一张专辑，喜欢New Age的朋友当然不能错过。
　

试听：2. Song Of The Creek

1. Gate Of The Shimmering Cave
2. Song Of The Creek
3. Dancing Over Pools
4. Celtic Mist
5. When The Sun Loves Trees
6. Silence Of The Eclips
7. Stream Garden
8. Purple Waves
9. Malibu Trail
10. Beach Park
11. Big Sur Romance
12. Silent Waves
13. Woodland Watercolors

青花瓷器欣赏

chushifengmang — Thu, 09 Aug 2007 07:44:11 CST

乔家大院启示：一个破箩筐的价值

chushifengmang — Sat, 28 Jul 2007 10:38:32 CST

　　小说《乔家大院》中有一个很精彩情节，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没看到。这个情节不知是朱秀海后来写小说时加上的，还是当初拍摄时被胡玫导演给删了？如果是后者，那就太可惜了，因为这个情节很能表现乔致庸的商业智慧。乔致庸在包头一举获得成功，被公推为在包头重建晋商新规则的领袖人物。得意之时，他开始“大敕天下”，对一些确实还不了债的相与，一笔勾销债务。就像现如今发达国家对非洲一些穷国采取的免除债务的做法一样，反正也收不回了，不妨做个顺水人情。乔致庸的这一举动，自然是让相与们刮目相看，　　也赢得了一些美誉。但不免让人产生一种担心：实在是还不了就不用还了，对于债务人来说，当然是欢天喜地，感恩待德；但对于债权人来说，可能是为仁义之举，也可能是无奈之举。借债还钱，天经地义。如果借钱可以不还成了一条规矩，这无异于破坏商业规矩。所以，无论如何应该有一个故事情节，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乔致庸在包头是在重建规则，而不是在破坏规则。小说《乔家大院》中就写到，乔致庸在回祁县之前，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清理包头东城万利聚商号吴东家的欠账。吴东家头一年，借了复字号八万两银子，做羊毛生意，说好三个月还本付息，可是一年过去了，却一直拖着不还。这一天吴东家上门来，赖在地上向乔致庸哭穷：“我现在穷得每天提着个破箩筐沿街叫卖花生仁，除了房子就一个破箩筐了。”其实乔致庸早已经了解到，此人不仅有银子，而且还包养妓女，就是想赖账。看到吴东家这付德性，乔致庸只好说：“那好，我信了你，明日你把箩筐拿来，再给我磕个头，咱们的账就两清了。”第二天，吴东家果然带着破箩筐来了。磕完头，乔致庸把借据给了吴东家：“你可以在这里当众烧掉!”吴东家果然烧掉了借据。接下来，乔致庸把这个破箩筐摆在复盛公最显眼的地方出售，标价八万两银子，外带一年的利息。结果所有到复盛公来做生意的人，进门就来看一看，并把这个箩筐的故事当笑话讲给同行们听，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还慕名来看这个破箩筐，没过多久，万利聚商号在包头就没法做生意了，连大掌柜和伙计都觉得脸上没光，纷纷跑掉。以至京城和太原的商家也不敢与万利聚做生意了。吴东家这才知道，乔东家很生气，问题很严重，只好再一次对乔致庸磕头求饶，把那只破箩筐给买回去了，并且还按照乔致庸的建议，把破箩筐挂在铺子门前，表明自己已经把欠款还清了。信誉是商业的基础。但难免会有不讲信誉的人，如何进行监督和惩罚？法律自然是重要的，但是法律是第三方监督，成本很高；道德是不可或缺的，但道德是第一方监督，成本固然低，却存在道德风险。因此，界乎于两者之间的第二方监督就成为一种基本的方式。在人类商业史上，以色列人曾经成功地创造了不靠法律，而靠行业内部约束的方法，在地中海周边建立了大范围交易的商业环境。方法很简单，每一个商人只有加入一个行业组织才能获得商誉，而在交易中如果发现有人不讲信誉，受害的一方只需告诉行业组织，行业组织则把此信息发布出去，接下来那个不讲信誉的人就再也别想做生意了。乔致庸借破箩筐来传播逃债者的不良信息，轻而易举地收回了八万两银子。这无疑是一种比“黄世仁式”的登门逼债、打官司或是请“黑社会”讨债更便宜的绝妙方法。　　乔家大院启示：制度就是找个理由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奖。按照诺斯的观点，引起制度变迁的诱因，是由于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改变了人们之间的激励结构(影响人们行为的利益关系)和谈判能力(讨价还价能力)的对比，而激励结构和谈判能力的变化，则又会诱发人们重新制定规则的动机和努力。　　理论上的表述尽管严谨和深刻，但往往没有故事来的生动和形象。理论总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同样讲的是制度变迁，《乔家大院》是这样表述的：　　在与达盛昌的生死博弈中，乔致庸以他的“智”“勇”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且还以他的“仁”，化敌为友，重振了乔家在包头的雄风。至此，作为东家他不但有了资格和威望，重要的是也有经济实力的保证，可以按自己的理念来整治复盛公内部的问题了。用学术语言来说就是：“激励结构和谈判能力的变化”，诱发了他“重新制定规则的动机和努力”。于是，一场围绕店规改革的行动变得势在必然。　　通过明查暗访，乔致庸发现复字号出的许多花花事儿，都与大掌柜顾天顺有关。同时他已经看好年轻有为的马荀，想让他接任大掌柜。然而，顾天顺是个老人，处理不当难免会伤了一些掌柜的心。所以，怎么处置顾天顺，着实是一件让乔致庸为难的事。　　乔致庸肯定没有学过什么制度经济学，但他很会用制度来管理他的生意。　　为了把顾天顺打下去，乔致庸借请全体掌柜吃饭的机会，拿出密账本亮家丑，列举了顾天顺严重违反制度(店规)的三条过错：第一条是店有明规，东家和掌柜不得任用私人，而顾天顺用了自家儿子的小舅子，并且还做了坏事；第二条，违犯店规，私自借贷给万利聚吴东家八万两银子，无法追回，造成亏空；第三条，店规明示不准逛窑子，不准喝花酒，不准捧戏子，顾天顺还是用公款喝花酒，捧戏子。念完这三条之后，乔致庸突然打住，说道：我就不再往下念了，各位掌柜回去自己检讨有无违犯店规的行为。接着他把密账本放到火烛上烧了。这一招着实厉害，用制度说话，宽严结合，既狠刹了歪风，又给多数人留了面子。　　在罢免了顾天顺，启用年仅28岁的马荀为大掌柜的时候，顾天顺当场晕倒。接下来的这场戏拍得很有意味：马荀扶起自己的师傅顾天顺说，我不是无情无义之人，我师傅虽然有错，但功大于过，而且从少年熬到两鬓苍苍，在复字号服务了四十年。因此，我提议店规增加一条：效力满四十年的掌柜，一律保留五厘的身股，用于养老，直至享尽天年。众人都大吃一惊，转身把眼光投向乔致庸。乔致庸想了一想，带头鼓起掌来。　　令人回味的是：马荀不经请示东家就擅自做出这样一个提议，是否意味着在激励结构和谈判能力上已经发生了对他有利的变化？乔致庸为什么要“想一想”之后才高调同意？这里面真是意味无穷……我们不得不佩服编导在这个细节上的神来之笔。　　“激励结构和谈判能力的变化”为制度变迁找到了理由——这是诺斯说的。制度就是找个理由承认“激励结构和谈判能力的变化”——这是我的理解。　　乔家大院启示：买人心就是买利益　　电影《天下无贼》中，葛优伴演的“贼头”黎叔，真是妙语连珠，有两句经典对白令人回味无穷，第一句是：“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还有一句是“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啊。” 这“贼头”说的话咋就跟现今的企业家说的话一模一样呢？无独有偶，《乔家大院》里的乔致庸，在包头搞薪酬制度改革的时候，不仅说的话像21世纪的黎叔，整个用人制度的提法，完全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一套规则。很难说究竟是晋商当初就有了这一套管理思想，还是今天的作者按照现如今的风气装点了乔致庸。姑且就书论事吧。　　按照《乔家大院》所叙述的情况，在乔致庸之前，晋商的店(企业)里，东家出银子，占的是银股，掌柜的出任经理，以身为股。掌柜平时的薪金比伙计多十几倍，几十倍；掌柜顶的身股，四年一个账期，能与东家分红利。伙计从小到店里学生意，四年师满之后，只要本人要走，东家和掌柜一般都不便强留。正如大掌柜顾天顺说的：“我复字号别的没有，人有的是!生意场上历来只有伙计求掌柜的赏饭吃，还没有听说哪一家掌柜的死乞百赖去求要走的伙计留下来，那成什么道理？”　　乔致庸在处理完包头的危机之后，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总是能干的伙计辞号，而把复字号弄得险些破产还债的掌柜却没有人真想辞号。尤其是当他听说马荀这样的人才，虽然是一个跑腿的伙计，但七八成的生意都是他做的，也想要辞号。就问大掌柜顾天顺：“我们复字号培养出来的人才，放出去帮别人挣钱，那我们不成了傻子？”就这样，乔致庸力排众议，开创了给伙计顶身股的先例。这条新规可是了不得，它坏了晋商多少辈子的规矩。在当时着实引起了一场不小的地震，尽管一些晋商为了稳住人才，私下里也采取了给伙计派股的做法，但乔致庸的这个举动，却触犯了众怒，以至于一些相与公开断绝了与乔家的生意。　　不过，乔致庸的这一套改革后究竟怎样了，电视剧中没有了下文，只是那个可以顶身股的伙计马荀，其实接下来拿的是大掌柜的身股。在内行看来，其实把人才安置到他应有的位置上，才是真正可行的做法，比起在店规中加上一款“学徒四年以上出师，本号当伙计者，一律顶一厘身股，此后按劳绩逐年增加”，更具有可操作性。我们姑且把这个情节理解为编导的一厢情愿，而绝不是那些聪明绝顶的晋商的真实所为。文学作品嘛，意思到了就行了，不可太较真儿。　　商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无可厚非。商人愿意调整利益格局，让人才能够安心，可能也会有别的意图，但最根本的一条，是一种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是谋求在利益的调整中实现一种均衡，或者叫“双赢”。因此，人才问题，其实是人心问题，而人心问题，无论对东家来说，还是对掌柜来说，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利益问题。在商就应言商，那些不考虑别人的利益，要求掌柜和伙计们“无私奉献”的东家，相当地不人道，也无商道!　　乔家大院启示：敢不敢放虎归山　　乔致庸用瞒天过海之计把全部的高粱都换成了银子，而邱天骏却把所有的银子都变成了高粱和马料。乔家复字号不仅活了，还挣了个脑满肠肥。在乔致庸决定遍请包头的商家到醉春风酒楼开庆功会的时候，大掌柜顾天顺是心领神会：“东家!我明白!好!好!过去是他们掐住我们的脖子，这会儿我们得了势，掐住他的脖子了!我们要趁此机会，让达盛昌死无葬身之地!”　　在乔家凯歌高奏的当头，有两个人头脑是清醒的。一个是当时还是伙计后来成了复字号大掌柜的马荀：“都是生意人，干嘛一定要这么你整我。我整你？俗话说和气生财，这样怎么能生财？不行，我还是辞号得了!”另一个是孙茂才：“我们是读书人，我们不进商界也就罢了，只要我们进了商界，就要做些大事，才对得起我们付出的代价!今日岂止是包头商界需要重建秩序，整个山西，整个中国，都需要有人出面重建秩序，再立诚信第一的商规。东家我希望在晋商之中，第一个做这件事的人是你!”孙茂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做人的大格局上似乎是把乔致庸说服了。但是，乔致庸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如果不考虑报仇，只从经商的角度考虑，这次我们能轻易放过达盛昌吗？三个掌柜则一致认为：邱天骏是个老狐狸，他的手下更是心如蛇蝎，如果我们手软，给他们喘息之机，势必养虎为患，将来肯定后悔莫及!所以这次千万不能让他滑掉了。　　是宜将胜勇追穷寇，还是让一步天开地阔呢？这样的选择，不论是战场，还是商场；不论是官场，还是情场，历来都是两难。难在什么呢？难在对博弈最终结果的预期。如果最终的结果真能“让一步天开地阔”，那么让的决策就是对的，如果对方恩将仇报，自己落一个“农夫与蛇”的下场，则追悔莫及。双方博弈，自己的对策正确与否，往往不取决于自己，而取决于对方。正如纳什均衡理论所表述的：“当我知道你的决策之后，我就能做出对我最有利的决策。”问题是对方会做出什么样的决策，在此之前只能猜。　　人的行为是不确定的。所以，放虎归山的问题，看起来是要不要的问题，其实说到底是敢不敢的问题。男人与男人的博弈，永远都是实力的博弈。如果你永远都保持实力优势(没有蛇下口的地方)，而且还能做到宽心仁厚，放虎归山又何妨？而且，说到底商场与战场、官场、情场最本质的区别是，彼此争夺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唯一的，企业家创新的空间是无限的，商业机会也是无限的，绝不是你死我活，你有我无，而且联手做生意往往可能做得更大，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相互关照的可能，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双赢。　　当然，在商场上的一切仁义之举，都要有输得起的准备。这既是指企业家在选择合作者之前，也是指放虎归山之后。气魄要加上实力，方显英雄本色!　　乔家大院启示：什么是商战的底线　　为了把包头的高粱变成银子，乔致庸一方面让刚过门的媳妇陆玉函通过京城的店铺在晋商圈里放出烟雾，说朝廷要发兵攻打准噶尔部，另一方面带上20车银子和20车石头，赶往包头继续收高粱和马料，做出一付要发“战争财”的架式。达盛昌的邱天骏虽然老谋深算，但到底还是中了计，不仅把手头的银子都砸进去了，而且还从各地又调了80万两银子，以高出市面的价格把乔家的高粱和马料全部吃进。结果乔家不仅解套了，而且还净赚20万两银子。　　这样的招数用现代兵家的术语叫“信息战”，也就是“兵不厌诈”。尽管乔致庸的“信息战”不够“仁义”，但比起崔鸣九勾结土匪刘黑七来逼死乔家，还算是合理合法。这在一点上，邱天骏也是一个做事有底线的人。当他听说手下人还要派蒙古武师杀乔致庸时，便厉声阻止：“乔致庸是商人，我邱天骏也是商人，你这么干，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商人斗不过他那个商人？眼下全中国的晋商都知道我邱家与乔家恶斗，也都知道乔致庸拉着银子到了包头，我们是商家还是杀手？你给我记好了，乔致庸不但不能死，而且还要保证他好好活着!如果乔致庸不明不白的死在包头，哪怕不是我干的，外人也会认为是我干的!达盛昌干了这种事，天下的商人哪一家还敢和我做生意，我达盛昌的信誉何在？没有了信誉，我还做什么商人？”虽然邱天骏思维的落脚点还是自己，但却守住了为商的底线。所谓的“在商言商”，一是不要涉足“黑道”，二是不要界入政治。因为社会是有分工的，不同的行当有不同的规则。如果要跟人玩命，那就进了“黑道”；如果要玩政治，那就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政治集团利益最大化。所以，不论是借助政治力量还是借助“黑道”来处理商业上的竞争，向来都是被商界不耻的行为。　　守住“底线”不容易，但为商应该追求的是境界：即“智”、“勇”、“仁”：靠创新的智慧、靠过人的胆识、靠仁爱之心来战胜竞争对手。当然，最高的境界还应该包括“圣”和“义”：以对商道的彻悟和承担社会道义来表现一种无形的人格力量，使竞争对手心悦诚服。应该说，乔致庸在完成高粱变银子之时，仅仅只是表现出了他的“智”“勇”，而他一心要为兄报仇并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的强烈冲动，说明他还只是一个一般的商人。如果任乔致庸的性子走下去的话，那么乔家的历史真是要改写了。好在有个孙茂才，在关键的时候提醒乔致庸：“达盛昌以诈行商，违背了诚信的信条，但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属迫不得已，毕竟也算不上光明磊落!当前包头商界的大事不是推倒达盛昌，而是给达盛昌生存的机会，并利用这件事在商家之间重建秩序，再立规矩，将'诚信第一’作为商家不能违背的信条。”　　乔致庸终于听进了孙茂才的话了，从而也就走上了一条更为广阔的商道，尽管接下去会有更多的艰险在等着他，但决定其一生的追求不被历史尘埃掩没的关键一步，正是在于他放了达盛昌一码。　　剧中晋商无论怎样你争我夺，最后都止于诚信这道“底线”，不是乔家、邱家有多高尚，实在是不讲诚信的成本实实在在，且代价不菲。　　现在中国，全能型行政权力渗透各个领域，窒息了中国民间社会中通过长期历史演化而繁衍出来种种诚信维护机制。这个权力系统对与其自身利益无直接影响的机会主义行为，反应相当迟钝，甚至麻木不仁。由此而来，中国社会中不讲诚信的代价一跌再跌，日积月累，自然是“底线”失守，诚信崩盘。　　乔家大院启示：为什么要走西口　　乔致庸的祖辈“贵发公”是祁县的一个普通农民。他“走西口”创下的“复盛公”商号可是不得了!民间广为流传的一句民谚是“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或许正是乔家祖上积德，让后人鸿运高照!在乔致庸走投无路、一筹莫展之际，天上掉下了 “林妹妹”，居然还带着50万两银子的“授信”和价值6万两银子的陪嫁，以及价值30万两银子的“玉白菜”!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乔致庸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终其一生，只要想到被他抛弃的江雪英，就心痛如割!人世间就是这样，不能让有的人把好事都占尽了，否则上帝也太不公平。　　在妻子陆玉函的帮助下，乔家获得了“山西第一抠”陆老东家的救命银子，暂时度过了危机。至此，乔致庸终于腾出精力和时间来解决包头的霸盘困局了。　　从祁县去包头，这是山西人“走西口”的老路，也是晋商发迹的康庄大道，更是留下无数山西青年男子情天恨海的不归之途。著名的山西民歌《走西口》所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苍凉和凄楚的离别之情。山西电视台曾经以大气磅礴的交响乐和悠远辽阔的画面来表现这首民歌的内涵，让人看过之后不禁热泪盈眶。俗话说：“自古商贾多薄情”。你看乔致庸，结婚才几天，就得走了，为了什么？为了生意。生意是什么？生意就是通过交易来获得财富，而对财富的追求，是人的通性。但是，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下，为什么山西人尤其是平遥、祁县、太谷这一带的人，有着这样一种“薄情”而执着的商业精神，坚韧刚毅地走出口外，最终实现了富甲天下的大业呢？　　万历《汾州府志》记载：“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耕织少。”乾隆《太谷县志》记载：“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此焉。”本地的自然条件极差，无以自养，而口外有着为数不小的驻防，以及大片土地上的众多耕种者，这就存在一个商机：大批的耕种者、军人和蒙古游牧民族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塞外的毛皮和马匹又是内地的抢手货，这为山西人提供了一个跨越空间的生存机会。山西人正是凭着这种求生的原动力，走出了一条既不是困守家园，也不是聚众造反的道路，通过不懈的努力，创造了一代“晋商”的伟业。而晋商的成功，无疑揭示了一个反常的经济现象：自然条件与财富之间成反比。　　想如今，山西靠着丰厚的煤资源，也出了一大批靠采煤而发财的“煤老板”，但在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山西却落在了全国的偏后位置。而今天的山西商人已经不能与“浙商”相比，更别说与当年的“晋商”相比了。这种“挖坑口”与“走西口”在经济发展与人文精神上的强烈反差，不能不令人深思。　　《乔家大院》中有一个贯穿全剧并反复出现的细节，十分令人回味，这就是每次乔致庸要出发时，都有一个特写镜头，他以山西韵味十足的口音喊一嗓子：“走嘞……”正是这一嗓子，给观众创造了一种刚劲和辽远的美感，让我们从中体味出晋商的那种非凡的胸怀和情怀。　　像山西这样落后的农业地区，能出晋商这样的巨富群体，确是令人费解。或许真是穷则思变？只是，穷和能吃苦最多只能算必要条件，成不了充分条件。　　现在，面对温州的崛起，多少人在困惑：这么个偏远之地，既缺资源，又无通衢，还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却在改革开放后富甲一方，凭什么？也曾听过不少研究者分析温州腾达的缘由，但总觉得想象多，实证少，附会胜过逻辑。对这类现象，怕是有经济学乃至理性分析够不着的层面。　　乔家大院启示：信息与危机处理　　乔致庸接手乔家生意之际，已经危机四伏：乔致广停尸银库不敢出殡；包头一封封快马急件催要银子；本家四叔乔庆达三番五次带人闹事要退银股。面对危局，乔致庸一方面果断决定，把典当“玉屏封”得来的最后几千两银子全部用于乔致广的葬礼(此举的目的既是不委屈过世者，也是对外发布乔家仍然很有实力的信息)，以丧期21天为由，采取缓兵之计，赢得时间；另一方面，针对股东的退股风潮，乔致庸发布了一个假信息：乔家在东口还有一处深藏不露的生意，很快就会调回银子，并以此威胁闹事者：现在要退股的话，到时不但不能　　享受往日丰厚的分红，而且因中途退股，连利息也得不到。这两招果然见效，不仅避免了崩盘的危险，而且赢得了时间，请来了救兵——陆老东家的50万两银子(其中30万两是石头)，加上东口的20万两“石头”。有了这“70万两银子”，自然也就稳住了阵脚，渡过了一场可能是万劫不复的危机。　　由资金链太紧造成的企业危机，真正的要害其实在于可能引发信用链的崩溃!只要信用还在，企业可以借新债还旧债，可以赊账进货，只要可以继续生产经营，就可能赚钱还债。所谓：“借新债还旧债，债债能还；拆东墙补西墙，墙墙不倒”，描绘的就是企业的一种生态。因此，处理企业危机，最重要的是要让债权人对企业保持信心，避免“雪崩现象”的发生。在这一方面，乔家处理危机的方法的确值得借鉴：首先是注意保守秘密，这是最重要的，一旦人家认为你不行了，你行也不行。其次，如果已经出现了不利企业的传闻，需要注重信息的发布。在这一方面企业有三种选择：一是信誓旦旦拍胸脯，愣是说形势一片大好(需要很好的心理素质)；二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把人们的视线转移到有利于企业渡过危机的事情上去(需要有动听的故事)；三是坦诚说出困难，同时告知对策，并给出解决危机的办法和出路。如何选择，这是企业家的事，因为处理危机不仅体现一个企业的成熟度，也体现企业家的胆魄和毅力。　　最近10年来，中国大陆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民营企业崩盘的现象，其原因往往都是资金链绷得太紧之后，因某一个对企业不利的信息被披露，于是引来媒体的核裂变式的信息扩散，紧接着迅速引发市场尤其是以银行为主的债权人的恐慌。往往在一夜之间，企业就被捆住，甚至被肢解得毫无动弹之力，根本无从去请救兵，陷入灭顶之灾。当然，最终的结果热闹是热闹，但事后却没有人是赢家，有多少人和机构因这样的热闹而血本无归，却几乎没有人去关照。　　总之，应对企业危机，既是一个包括信息处理的微观问题，也是一个市场宏观环境的问题。在企业遇到危机时，社会如果能更理性一些，给予一定的宽容，给企业家以资产处理的时间，这不论是对于利益相关的“相与”，还是对整个社会应该都是有好处的。　　危机应对虽然重要，却是术，不是道。只有大质不亏，仅因一时不慎而陷入危机的企业才有望靠危机应对脱险。乔致庸能力挽狂澜，根本原因还在于乔家尚大势未去。　　商业和金融属服务业，都以玩人力资本为主。有胜任者，就有竞争力。乔家的沉浮把这一点证实得淋漓尽致。陆老东家在乔家眼看要树倒猢狲散之际向乔家送人、送钱，那是在做风险投资，其着眼点正在于乔致庸这支“潜力股”。　　乔家大院启示：何以借不来银子　　乔致广做“高粱霸盘”引发的危机，看似是乔家包头的局部危机，但其实是乔家信用的整体危机。因为在崩盘之前，乔家不仅在祁县、平遥、太谷三县借不到银子，而且面临一大批债主上门逼债，甚至股东也来讨股银。　　凭着乔家祖上创下的基业和信誉，以及在各地十七处的生意，为什么会因为一笔只差几十万两银子的生意，就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呢？邱家不说，那是乔家的对头，但水家、元　　家与乔家都是有血缘关系的相与，也不借银子给他，这里面肯定有其更深刻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乔家做“高粱霸盘”，不仅侵害了在包头的其他商人的利益，而且也把一批晋商给得罪了，这对于商家来说是犯忌的事。晋商之所以能异军突起，除了他们能坦然从商，目光远大，讲究信誉，严于管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山西人在外做生意抱团，有钱大家挣，彼此要互相帮衬，这就是一种商业环境。现代浙商也有一句话叫着：“花花轿，人抬人”，说的也是这种互帮互助的乡缘关系，对于商家谋求在异地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这一方面，尤其是近现代的温州人能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事业，也无不得益于同乡抱团做生意的经商理念。所以，在一个有着抱团传统的商圈，一旦出现有人想独吞生意，其最后的结果往往会落到众叛亲离的境地。　　其次是因为，包头的“高粱霸盘”最后形成了乔家与邱家的你死我活的争斗，这就使得一些与双方都有关系的商家只好退避三舍，不愿意卷入其中。平时与双方都有生意往来，现今双方恶斗，你死我活，选择站在哪一边，都有风险，终是难免卷入恩恩怨怨。电视剧对此是留有伏笔的。“铁信石”这个人物的设置，不仅是为了增加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更深一层的意味在于，展现了那场“高粱霸盘”争斗的背后，由于各种原因被卷入的商家所遭受的伤害。石信铁家的破产，最终导致了除他一人之外全家人的自杀，这真是一场悲剧。“石信铁”也由此改名“铁信石”，并一心想着要杀乔家的人以报“灭门之仇，家破人亡之恨”。这不禁让人想起，同是在山西，2003年1月22日上午，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海仓，在自己的家乡闻喜县东镇被他的相与枪杀的事件。当然，李海仓不是做什么霸盘得罪了人，但在商场中结下的恩怨，有可能转化为生死博弈，决不是编导的胡编乱造，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商场竞争的残酷。　　第三是因为，乔家的相与都知道，这个时候把钱借给乔家，乔家并没有什么好的盈利项目能够保证资金的风险。任何贷款都是为了利息，如果连本钱都可能飞了，那谁还敢把钱借给别人呢？所以，乔家到处借不来钱，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没有一个好项目，没有一个动听的商业故事，就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风险投资者，也是不会贸然行事的。　　当然，乔家后来还是借到了钱，生意起死回生，家族转危为安，是陆玉函的功劳，那是乔致庸和江雪英付出情感的沉重代价而进行的另一场交易，这已经超越了企业管理学的意义了。　　乔家之败是败在了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上了。所谓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就是把商场竞争仅仅理解为资本实力的较量，却忽略了人心的向背和金钱以外的成本。商场上你是强势，可出了商场，来“超限战”，你也强势？你赢得了金钱，却曝自己和家人的性命于无尽的风险之中。赢耶，输耶？　　势者，可遇不可求。强势者，善养势，护势，但不恃势，此为真正的强者。古往今来，恃势逞强者，十有八九不得善终。商圈内外，皆然。　　乔家大院启示：现金流的危机　　在商场上什么是死棋？没有现金流就死定了。　　乔致广做的“高粱霸盘”为什么使乔家面临崩溃的边缘？而乔致庸为什么继续做“高粱霸盘”却能起死回生？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前者是因为把银子都变成了高梁，而后者最后却把高梁变成了银子。这就是商家说的“现金为王”。　　在市场条件下，资产的变现能力是资产质量的重要标志。现金是企业生存的“气”，这个气可以理解为围棋中的“气眼”，也可以理解为人的呼吸之“气”。企业在运行中，资产是在流动中增值的，要不断地通过现金来换气，就像人要吸气、呼气一样，只吸气不呼气，或只呼气不吸气，都是要死人的。通常说的，上气不接下气，就是一种很危险的情况。　　乔致广做的“高粱霸盘”，其实是把乔家的所有银子都赌上了，为争一时之气，把自己的现金流给掐断了。所有的十七处生意，以至于生活开销都难以维续，最后靠典当家里的珍藏度日，就连乔致庸去参加乡试的盘缠，也是用大奶奶陪嫁的玉石屏封典当来的钱。乔家的这场危机，其实就是现金流的危机。到了这个时候，一个企业就危险了。因为，企业在运行中总是有各种赊欠，在大家都知道你快玩完的时候，该收的肯定收不回；所欠的又不断追上门来。企业到了这个境地，所有的资产，包括有形的、无形的，都有可能被严重低估，这个时候要套现，其代价总是很高的。为什么呢？经济学对此已经有理论作出解释：当需求大于供给的时候，价格上涨；当供给大于需求的时候，价格下跌。也就是说“需求决定商品的价格”，当你越是需要现金的时候，手中现金的人就会把现金的价格提高。因为卖家知道此时此刻现金对你的意义(价值)比平时更大，所以断定你会愿意(或者只能)以比平时更高的价格获得它。例如，乔家的老宅子，至少值12万两银子，但在最困难的时候，邱家勾结四叔(乔庆达)打算用8万两银子顶下这个宅子，而作为乔致庸老丈人的老陆老东家也对女儿说，那个老宅子能顶9万两银子就不错了。这既说明，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人手里，在不同的条件下，往往体现为不同的价值；也说明作为通货，手中有现金在关键的时候是多么地重要，“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企业，你可以出现亏损，但你不能断了现金流。亏损总是有希望扳回来的，但断了现金流，即使有很多的资产，也可能即刻崩盘。就像一个人，如果你在水里游泳，一口气过不来，可能就憋死你了，抬上来体检，可能各个器官都是最健康的，就是差一口气，好好的人就没了。而在医院里，很多人可能多数器官都有各种各样的毛病，但只要有一口气，哪怕是用氧气瓶吊着，他还能继续活下去，甚至我们看到很多植物人，也不就是那口气没断吗？所以，高明的商家，并不是从来没做过亏本的事，而是深知“现金为王”的道理。　　所谓“高粱霸盘”不过是强势厂商意欲独占市场的招数——古今中外生意人的共同梦想。只是赢家通吃的前景固然诱人，但也应看到，其风险和代价极大。况且，市场无常，技术、需求、生产方式常变常新，不要以为你一时胜就能时时胜，一处赢就能处处赢。现代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如果没有行政权力的保护，私人企业要想长期独占市场，绝无可能。不明白这一点的生意人，恐怕还是火候不到。　　商场是战场吗　　四十五集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最近真是火了一把。总的来说，这部电视连续剧是不经商的人，拍给不经商的人看的“经商片”，很大气，很人情，也很有深度和历史苍凉感。整个片子的基调，对于转变当下中国老百姓对商业和商人的某些陈见，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对于中国的企业家理解商人的社会责任和“商道”，以及形成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也有一定的启发。　　晋商在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十分显赫的特殊商人族群，与同时代的徽商最大的不同是，他们目标远大，并且坦然从商。晋商之所以能够把商人做得那么纯粹，这与他们对自身职业没有太多的精神负担有着极大的关系。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士、农、工、商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定位序列，商人处于最下等，虽然富有，但却地位卑贱，与仕途官场几乎绝缘。而山西的民风却非常独特，连雍正皇帝都认为山西的社会定位序列是：商、农、行武、读书(见雍正二年对刘于义奏疏的朱批)，这种独特的民风培养出了晋商的独特心理素质，使其对中国的“官本位”思想的反叛，是那样的自信和心安理得。所以，在中国人终于进入市场经济文明的今天，对晋商的解读，的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影视界对晋商历史的发掘，以及由此创作的各种演义，自然就比较容易吸引广大观众的眼球。　　《乔家大院》的开场，是从乔致广在包头违背祖训做“高粱霸盘”失利，乔家面临破产开始的。有人说商场如战场，都是你死我活。所以，这些年来许多人把兵法引入商战，似乎成为一个时髦。然而兵法的核心“不战而屈人之兵”往往被忽略和误解，各种计谋的运用和演化却成了主修课程。其实，商战毕竟与兵战有所不同，企业家的创新空间是无限的，你死我活未必就是商战的惟一选择。非要在某一个空间和时间范围内，与同行或同事进行你死我活的拼杀，并不是商家的最高境，甚至可以说是把自己架在锅上烤的下策之举。　　我们不知道乔家的前辈为什么要立下不做“霸盘”的祖训，但有一点是可以推测的：既然山西人把经商看作是为天下人谋利的事(贩茶是为了茶农，贩丝是为了蚕农和织丝工，汇通天下是为了使广大商人货通天下)，那么，如果在经营战略上要刻意把自己的“相与”逼上绝路，肯定是有违商道的。因此，乔致广有违祖训的义气用事和一意孤行，必然结果只能是把乔家几代人创下的大业毁于一旦。电视剧以这样的情节开场，不能不说是一石二鸟：既创造悬念的戏剧效果，又从商道的高度给出了作品的宏大立意，并且传递给观众深刻的警示。　　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最后打不下去了？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前线作战的双方士兵都知道给对方生路就是给自己活路。于是开始消极反战，而这种消极反战的结果，是导致战争进入“消耗战”，这对战争的双方来说都是无法长期支撑下去的。战场尚且如此，商场又何以要致人于死地呢？　　凡把商场比作战场的书或文，多数层次较低。抱着争夺、分肥、独吞的心态做生意，岂能做大，做长？靠抢夺，靠计谋，靠蒙人，不过赚点小钱，一锤子买卖而已。而现代经济学的经典都主张，真正成功的商业秘诀在于共赢，互惠。中国古代有“通工易事”之说，古代希腊有“catallaxis”一词，意思都是强调，商业活动能使交易者相互增进各方的知识和财富，并提升所有参与者的福利状况，甚至化敌为友。

《我家住在大海边》－风光照片

chushifengmang — Fri, 13 Jul 2007 07:24:26 CST

在大自然中伸展身心

chushifengmang — Thu, 05 Jul 2007 14:31:15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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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可以是知识分子吗？

chushifengmang — Wed, 04 Jul 2007 14:48:49 CST

企业家可以是知识分子吗？文章来源：　文章作者：　发布时间：2004-10-11　字体： [大中小] 知识分子：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在更宽泛的语义中，知识分子是一个“理念人”的角色，萨义德把它刻划成“流亡者，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在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上，关于“知识分子”这个词汇，一直存在着歧义，其中不乏极端对立的分歧。在《知识分子之背叛》一书中法国评论家班达为知识分子下过一个很著名的定义：他们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他们是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人”。而与班达极端对立的观点来自美国著名的文化学者Ｐ·约翰逊，他曾经写道：“随便在街头挑十个人，他们对于道德和政治事务所能提供的合理见解，至少不亚于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关于中国文人的反思，自古以来也缕缕不绝，其中，既有“天行健，君子将自强不息”般的壮语，也有“无事袖手谈性情，有难一死报君王”式的讥嘲。在进入工业文明之后，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职业和社会阶层的增多，导致了对知识分子角色认同的新演变。纯理想主义的认知开始让位于更现实的界定。葛兰西是一位活跃于上世纪40年代的意大利思想家，他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例如教师、传教士、行政官吏，这类人“代代从事相同的工作”；第二类是有机的知识分子，“资本主义的企业家在创造自己的财富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的组织者、新法律系统的组织者等等。他们一直努力去改变众人的心意、拓展市场，以引导消费者和选民的意见，赢得赞同。他们一直在行动，在发展中壮大”。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观点与葛兰西较为相近，他将知识分子区分为“普通的知识分子”和“特殊的知识分子”，前者他列举的人物是萨特，后者则是主持了原子弹计划的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福柯认为，奥本海默式的知识分子已经取代了萨特式知识分子在现实世界中的作用，他们用自己的专业更为直接地参与到了改变世界的运动之中。企业家：那些天生的妥协主义者对任何一位企业家来说，没有另一个世界比他创造的企业更为重要，也没有另一种标准比创造盈利更让他有成就感——我们很难将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正义感，而公司却濒临破产的企业家称为“卓越的商人”。于是，一个问题开始浮出水面：那些有机的或特殊的知识分子在改变世界的商业活动中，有没有可能同时将自己演变成企业家？譬如，发明了灯泡的爱迪生、发明了汽车的亨利·福特以及发明了集成电路然后创办了英特尔公司的罗伯特·诺宜斯，他们还应该被称为知识分子吗？至少在西方思想文献中，我们没有读到肯定的答案。令人惊奇的是，甚至没有一个思想家在这方面有过任何犹豫。1965年，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出版了《理念人》，它被认为是过去一段时间对知识分子命题梳理得最为清晰的著作。科塞用相当的篇幅对“美国当代知识分子”进行了剖析，他将他们分为五大类：“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学院派知识分子”、“科学知识分子”、“华盛顿的知识分子”以及“大众文化产业中的知识分子”。很显然，在科塞的视野中，企业家没有被当成考察的对象之一。 2001年，美国当今最好的商业史作家理查德·泰德罗出版畅销书《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他为过去一百年来美国最杰出的七位企业家作了生动的列传，其中包括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汽车之父亨利·福特、ＩＢＭ创始人老托马斯·沃森以及当今全球最高市值公司沃尔玛创始人萨姆·沃尔顿等。他如此描述这些创造了令人咋舌的财富的企业家：他们都是冒险家、变革家、实干家，他们都有超常的自信，这自信或来自于内心的安全感，或来自于对别人判断的不信任，无论如何，他们都只相信自己，经验证明这种自信是正确的，他们开始认为自己是无限的，这种想法有时会使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变得狂妄自大。泰德罗进而写到，企业家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不得不做出苛刻的事情，“我上去了，你就下来了”，商业就是竞争，它能挖掘出我们最好的东西，可有时也会让人性的丑恶在瞬间膨胀。每一个伟大的企业家都曾经在某些方面打破过某些规则，有时候对规则的破坏让世界获得了加速度的进步，而更多的时候，它也造成新的社会不公。也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企业家与知识分子两大社会角色间的精神分野线：知识分子强调的是反对的精神，而企业家是天生的妥协主义者，知识分子以真理追求为惟一目标，而企业家则是资源的配置者，知识分子属于弱者、无人代表者的一边（萨义德语），企业家往往代表富裕的既得利益群体，在知识分子看来“原则永远大于利益”，而企业家却“只有利益而没有原则”，后者有现实的——在绝大多数时候可以量化的利益诉求，而前者生存的价值则要抽象得多…… 最不可能的知识分子如果一位卓越的企业家偏偏要以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来改造世界，那将是一番怎样的景象？这似乎是两个必然对立的族群，如果说有哪些职业是无法产生知识分子的话，企业家可能是最容易入选的一个。而如果一位卓越的企业家偏偏要以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来改造世界，那将是一番怎样的景象？索罗斯的故事也许可以让我们读出其中的艰辛和荒谬。出生于匈牙利的索罗斯（1930－）在国际金融投资行业的声望仅次于巴菲特，他所打理的量子基金是过去30年里为投资者带来最高获利的基金机构。索罗斯早年深受德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1902－1994）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影响，渴望用自己的理想来改造世界，即便在他为了“糊口”而踏入金融界也不改此心。在所有的企业家角色中，金融资本家大概是离知识分子最近的一种。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及运用本身便是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产物，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在过去的30多年里，凶猛流动的国际资本通过利率、货币汇率和股市的波动，对各国经济成长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对个别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来说，甚至在某些时刻左右了它的中长期兴衰周期。因此，拥有数十亿乃至上百亿资本的金融大鳄往往需要拥有全球性的视野以及政治家的宏观操控能力，也因而常常萌发通过资本手段改造社会的冲动。而索罗斯可能是最有此类激情的金融大师。索罗斯是一个市场基本教义派的坚决反对者，他认为应该用强有力的管控机能来维持资本主义市场的商业秩序，同时，他还猛烈地抨击政府的弱势。在成功运作量子基金之余，他更乐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世界政治家”，他写过《打开苏维埃体系》、《为民主背书》、《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等一系列政治性专著，在一篇文章中他自称，“有时，我觉得我像一个庞大的消化系统，一端吸入金钱，另一端则输出，把两端连起来的是一些思考”。作为全球最成功的金融投资大师，索罗斯却深深地陷入了企业经营者与知识分子的角色挣扎，“作为一名市场参与者，我总是尽量提高自己的利润，但作为一名地球公民，我关注的是社会价值：和平、正义和自由。但是，我无法以市场参与者的身份发挥这些价值观……在股市上，成与败可以用金钱的增减来衡量，这毫无困难，可是如果人们行事纯以结果论成败，就会远远地偏离公共利益。往往固有价值与市场价值南辕北辙，市场是竞争性的，而其目标就是要赢，而固有价值则有其自我存在的异议。就市场的参与者，我希望做个赢家并以一个公民或人类的身份增进公共利益。有时候很难区分这两个角色。”这样的言论充满了矛盾、徘徊和无法宣泄的郁闷。 1979年，索罗斯成立了一个“开放社会基金会”（Ｏｐｅ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ｕｎｄ），他把目标定为“帮助封闭的社会开放，促进开放的社会更开放”。在接下去的很多年里，他便透过这个基金开始放飞他的知识分子梦想。用他的话说，“基金会做了许多看似急迫的事，目的是支持民间力量，并帮助建立法治及拥有独立商业领域的民主国家，每个基金都由当地公民组成的委员会主持，他们可以决定什么是当地的优先急务。” 索罗斯希望用一己之能力建立一个超越于政府体系和普通意义上的金融机构以外的另一个乌托邦式的集团。在后来的时间里他也确是这么做的。1984年，他在自己的祖国匈牙利建立了他的第一个东欧基金，随后在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蒙古、前苏联、甚至海地等31个国家组建了基金机构，竭力于这些国家的金融开放体系的确立。他还出资创办了中欧大学、国际科学基金会等，每年至少为之支付3亿美元以上的经费。在上个世纪90年代，当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爆发此起彼伏的政权地震时，几乎在每次动荡中你都可以看到索罗斯的身影。1997年他突袭泰币，引爆了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亚洲金融风暴。1998年8月，俄罗斯金融突然彻底解体，当局被迫对卢布进行强制性休克式改革，索罗斯日日往返于莫斯科、华盛顿之间，穿梭于美国财长鲁尼与俄罗斯总理丘拜斯中间，扮演了一个上蹿下跳、无比兴奋的角色。他在英国的《金融时报》和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上发表耸动性文章，提出一揽子解决俄罗斯金融危机的方案。而结果却是，美、俄双方都把他当成了金融解体的替罪羊，舆论更是对他唾沫乱飞，尽管他指天发誓，“上帝作证，在这其间，我没有炒卖过一张卢布。” 直至今天，在很多人眼里，索罗斯还是一个带有神秘邪恶色彩的金融巨鳄，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新加坡的李光耀等亚洲政治家对之恨之入骨。在如此众多的金融行为中，他有没有让量子基金得利是一回事，至少在他兴风作浪的那些地区和国家里，他收获到的几乎全是道义上的大失败。而这正与他的初衷形成了如此鲜明而富有讽刺意义的反差。 1998年10月，索罗斯背负无数恶名、两手空空地回到位于纽约的办公室，在心情无限沮丧的时候，他写出了一本《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书中他回顾了这段充满了戏剧性的心路历程，他阐述了自己的理想，抨击了恶俗的现实政治和经济，为自己的作为进行了勉为其难的辩解，最后他充满无奈地写道，“我不愿公开作辩，因为我怕被人指为无知的理想主义者。我也并不指望别人和我一样，为一个理念介入如此之深——我必须声明，我就是因为生财有道才这么做。” 索罗斯最后讲了实话。“生财有道”是自诩为知识分子——或者说他确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索罗斯敢于实现自己理想的惟一前提。在企业家与知识分子的角色摇摆中，在一条无法穿越的“悖论之道”上，索罗斯侥幸逃身。 1998年以后，索罗斯似乎收敛了很多，他开始热衷于 “比较传统的美国慈善工作利益的领域”——弱势群体的福利、未成年怀孕、支持安乐死、反对毒品以及教育的不公平。2003年底的《商业周刊》公布1999年至2003年全球慈善捐款最多的50位企业家名单，索罗斯以24．31亿美元排在微软的比尔·盖茨夫妇及英特尔公司创始人戈登·穆尔之后，名位第三，据该刊称，索罗斯所捐占了其个人资产的68％。索罗斯回到了“金融家的轨道”，尽管他是如此的不屑于“用乐善好施的方式来体现企业家对社会的责任心”。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的“儒商” 让我们把话题回到中国，这个充溢着济世情结的正在转型中的东方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困扰于企业家与知识分子的角色甄别，迄今已经到了紊乱的地步。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对知识分子与企业家的社会角色和各自的责任进行过界定，相反的，很多人将之混为一谈。不知形成于何时的“儒商”一词是将之浑搅在一起的“经典之作”。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一大批习惯于在书斋里过平静生活的知识分子开始了焦灼不安的躁动，他们成批地跃入商海成就了各自的一番事业。也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始终没有放弃对这群人的“知识分子幻想”，而他们自己也似乎始终以此自居，企图用“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改造中国企业家群体”。 2000年前后，随着ＩＴ产业和知识经济在全球的方兴未艾，一个“知本家”的新概念更是横空出世，再度把企业家与知识分子紧密地糅合在一起。有人为“知本家”下过这样一个定义：知本家是“以知识为本的人”，这里的 “知识”既指资本，也指根本、基本，知本家既包括企业家、也包括思想家（《光明日报》1999年11月5日文章）。进而更有人指出，“知本家”这个概念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把‘知识经济’的核心概括出来了，另一方面把知识分子从舞台边缘推向了中心”。这些似是而非的论断，这种貌似呼应的社会期望，终于让中国企业家与知识分子共同陷入了角色紊乱的窘境。在已经尘埃落定的企业家成长史中，我们至少发现了两则很有典型性的案例：牟其中——这位至今身陷牢笼的前南德集团总裁仍然是迷雾缠身，上个世纪60、70年代，牟因创作万言书《中国往何处去》而蒙冤坐牢（值得对照的是，也是在那个年代，一位叫杨小凯的吉林青年因写作同样题目的长文而入狱10年，他后来潜心经济学，现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华人经济学家）。改革开放以后，牟其中跃身商海，一度成为大陆首富，然而在此之后，牟其中的救世情结极度膨胀，他提出要改造一万家国有企业，要打造北方香港，要劈开喜玛拉雅山脉引入印度洋暖流，这些远离了企业家经营追求的构想最终让他陷入了财务和人文的双重危机。牟与索罗斯颇为相似，后者无非比他稍稍幸运一点而已；刘波——这位14岁考入大学、出身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博士是另一个耐人寻味的典型，他凭一部《传世藏书》凭空生出5000万元的资本，从此在资本市场上翻手风云，将诚成文化包装成“中国第一文化概念股”，有报道称，刘波平日好穿对襟青布衫，“能穿布鞋的时候绝不穿皮鞋”，他的总裁办公室满架皆书，一室斯文，他还长期包租名人别墅，常常夜宴宾客长欢达旦，大有名士风范。在很多报章上，他都被视为“新儒商”的标板人物。而其结局却是，以文化之名行炒作之实，诚成文化因业务旷缺而遗留下无数黑洞，刘波不得不逃亡海外，身后留下40亿元的贷款包袱和满天的谩骂追讨声。牟、刘两人都以儒商自居，且公众也以儒商视之，然而，其各自的行径或误于“乌托邦”或几近欺世，总之都不伦不类，终而无法为世间所容。在某种意义上，“儒商”一词实在值得大大地商榷，或儒或商，其实根本无法表里。如果儒是代表知识分子（“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商是代表企业家，那么，在可以考据的历史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成功的、值得借鉴的“儒商”。在一个现代商业文明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根本无法通过企业家的角色来完成，反之，企业家如果不抛弃“知识分子幻觉”，则永远不可能实现职业化的改造。牟、刘现象在当今中国决非偶然也不是仅有之例，它其实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理念上的浑搅以及模糊，已经在公众舆论层面造成了不小的混乱，有人甚至用“企业家＝知识分子＋流氓”这样的公式来为企业家“定型”。如果再不进行必要的理念梳理，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及公众对知识分子的价值评判都将蒙上无法摆脱的阴影。企业家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的路径企业家在思想传播方面并非完全漠然的局外人，相反他们将用自己的方式来产生影响。其中运用最为普遍的方式就是基金会，基金托管人已成为当代思想观念的重要守门人。 “他们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可以改变这个时代的秩序、制度和文化。”当泰德罗用这样的语气为美国的企业家写下颂词的时候，大概没有人会发出不屑的笑声。也许在中国，在一个亟需用财富和变革来改变整个国家命运的转型时期，企业家在未来所要承担的责任并不比亨利·福特们逊色。将知识分子与企业家的社会角色进行彻底的剥离，甚而使之对立，是历史的宿命，是各自更为有效及理性地承担责任的必须。这样的割裂看上去有点严酷，但却是一个无法妥协的事实：在一个成熟的商业世界中，企业家可以是慈善家、政治家、艺术家，却不可能是一个知识分子。那么企业家在思想传播方面是否便是一个完全漠然的局外人？《理念人》的作者刘易斯·科塞认为决非如此，相反他们将用自己的方式来产生影响，而其中运用最为普遍的方式就是基金会。 2003年底的资料显示，目前仅在美国就有2000多个各种背景的基金，每年提供超过20亿美元的经费用于各种文化交流、研究和推广活动。一些知名大公司，如微软、惠普、思科、英特尔等都设立了自己的基金会。“在这个国家，任何规模的重要文化项目，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基金会的影响。” 据科塞的观察，美国基金托管人的组成情况是：他们中间来自东海岸的高等学府的人占了非常高的比例，而且他们从事着有声望的职业，其中又以企业管理和法律居多。一项对20个大型基金会组织的托管人的研究表明，这些人多数来自总人口中极小的一部分，他们几乎半数具有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大学的学士学位，另外三分之一在其他私立学院受过教育。从职业背景看，37％的人来自企业界，19％来自法律界，只有14％来自教育和研究部门。科塞进一步分析说，基金托管人是一个代表着某种“成就”价值和传统的精英集团。他们对什么样的拨款应支付、什么样的要停止，具有最终的决策权，他们的一般倾向成为基金政策及其在文化视野上的影响的最主要决定因素。通过金钱的威力，他们处于一种可以促进某种思想或研究方向，同时忽视或消除其他思想或研究方向的地位。因此，仅仅从基金会控制着知识分子从事工作所需要的资金这一个理由，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对知识分子行使着极重要权力的机构。科塞说，这些提供了金钱的人们，他们已成为当代思想观念的重要守门人。在华人企业家中，最为知名的是由香港李嘉诚先生设立的李嘉诚基金会。成立于1980年的李嘉诚基金会，主要投入于对教育、医疗、文化、公益事业等做有系统的资助，历年来，捐款累积逾港币50亿元。20世纪80年代初，李嘉诚出资在家乡兴建了汕头大学，本世纪初，又出资创办了长江商学院，他还投资延聘张艺谋拍摄了一套“知识改变命运”的电视公益广告片并投放巨资播出。该基金会是中国教育部青少年科研计划、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外交教育及科研、清华大学未来互联网研究、中国敦煌研究等众多人文项目的主要赞助方。 2002年，李嘉诚基金会出资99万元与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纯学术月刊《读书》设立长江读书奖，用于奖励当年度最有价值的学术文章及书籍。结果在首次评选中，由于评委之间的相互角力，竟爆发出一场有关评奖规则和程序的大风波。各方学者自占山头，一时间火力四射，甚而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而在这一过程中，李嘉诚及其基金会并无一言发表，秉持了出资方的超然立场。在李嘉诚基金会的网站主页上有李先生的一段文字：“人生在世，能够在自己能力所逮的时候，对社会有所贡献，同时为无助的人寻求及建立较好的生活，我会感到很有意义，并视此为终生不渝的职志。”在李嘉诚心目中，这大抵是他自以为最有价值的生存和工作目标了。他没有把自己当成或包装成一个知识分子，我们也确乎无法将他视为一个知识分子，然而没有人会否认他对社会的贡献，否认他所秉承的奋斗理想的崇高性。美国第33任总统哈里·杜鲁门曾经在他的白宫办公桌上写下过一行字，今天，几乎很少有人记得他在任内曾经出台过哪些政策和法令，可是他的这行字却不经意地流传了下来：“责任在这里。” 对不同社会角色的人来说，责任都在眼前，无非内涵各有不同。政治家的责任是治理好这个国家，企业家的责任是创造更多的财富和就业机会，传媒人的责任是让不同的声音都能无障碍传播，而知识分子的责任则是永远地站在世俗的对面——有的时候不惜为捍卫反对的权利，为反对而反对。在这个转型的大年代，我们都有属于各自的责任。

音韵--诗4

chushifengmang — Sat, 30 Jun 2007 22:49:30 CST

音韵你从哪里翩翩而至是从地之垠还是天之际迷人的旋律依然在我的梦里依稀追寻着你的踪迹仿佛是漫步在冬日那茫茫的雪地神游在夏日里与蝉一起欢歌的小溪那多彩的音符有雪的晶莹水的灵犀啊激情的浪花突破了束缚的岸堤纷飞的思绪挣脱了默守的禁忌心弦跳动着火焰炽热的胸膛孕育出美好的希冀啊像迷幕中闪出的一道亮丽的晨曦一只孤独迁移的小鸟又找到了栖身之地啊像一曲流泉浸入了荒凉的大漠沉睡的土地又泛起了勃勃生机啊徜徉在春风习习的花季吸吮着那秋高气爽的旷阔气息演绎着岁月变幻的乐章鸣奏出生命的春花秋实

赤膊上阵争分夺秒

chushifengmang — Fri, 29 Jun 2007 15:56:19 CST

学做君子远离小人

chushifengmang — Tue, 26 Jun 2007 08:38:17 CST

于丹诠释孔子心中的君子—君子之道孔夫子在教育他的弟子时，常以小人和君子之分来明辨是非。那么何为君子，何为小人，君子与小人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君子”是孔夫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一部短短的两万多字的《论语》，其中“君子”两个字就出现了一百多次。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小人”。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就是说君子胸怀平坦开阔，但是小人却经常忧愁恐惧。即便是今天，人们还是希望自己能做君子而不做小人。那么，怎样才能成为君子而不是小人呢？孔夫子眼中的君子与小人又到底是怎样的呢？用孔夫子的说法叫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比如我们大家在一起争论问题，不可能意见都一致，君子会很平和的跟每一个人都能交流，但是他会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不会苟同别人。小人没主见，别人一说什么好像都对，但是还经常跟人打起来，叫做同而不和。君子好处事，但你很难取悦于他，但他对人了解是非常准确的，能够量才用人。而小人难处事，你却很容易取悦于他，但他对人却常常是求全责备。孔夫子描述的这个现象它远吗？这肯定不是远古的事，这一切现象其实今天就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如果你要把这个标准想明白的话你会发现，孔夫子给了我们一个考察人品的标准。孔夫子还说，君子有三戒，少戒色，中戒斗，老戒得。少年时为何要“戒色”？中年时又为什么要“戒斗”？老年时“戒得”指得又是什么？于丹教授在这一讲——《君子之道》中将为我们详细讲解这三戒的内容和它对人生的重要影响。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孔夫子在教育他的弟子时常以小人和君子之分来明辨是非。那么，何为君子？何为小人？我们如何来分辨君子和小人？如何解释论语中对君子与小人的界定？一、君子 “君子”是孔夫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一部短短的两万多字的论语，其中“君子”两个字就出现了一百多字，即便是今天人们还是希望自己能做君子，我们怎样才能做一名君子呢？其实我们把孔子对于君子所有的言语、界定、描述总结在一起，会发现大概做一个君子要有几个层次上的要求。首先一个标准，君子都是那些内心完满富足，先自我修缮了修养，而后才表现出来一种从容不迫的人。也就是说，君子的力量始自于人格和内心。大家知道人格和风格永远都是相关的，当我们说一个人在风格上表现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有那么一副与世无争与人恭敬的气度，这种风格的力量一定来自于人格。孔子有一个学生司马牛曾经问老师：“老师，什么叫君子呀？” “君子就是心中没有担忧，没有恐惧。” “哦，没有担忧没有恐惧就是君子了，这也太简单了！” 学生很不以为然，一下子没听明白，觉得这么简单，就又追问了一句说：“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这就能叫君子啦？老师还是淡淡地跟他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的语言系统说，半夜敲门心不惊。一个人夜里面睡得踏实，这就叫内省不疚。一个人内心反省自己的行为，反省自己在社会上所作的一切的时候没有愧疚，这就可以做到不担忧不恐惧。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这就是一个君子的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说低也低，我们每个人可以做到，说高，这也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标准。孔子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曾经很认真地跟他们谈过这个问题。孔子一上来先很谦虚，他说“我们今天来说说君子”。说“君子道者三”，做一个君子有三点是要做到的，然后他很客气的先谦虚了一下说“我无能焉”，我反正是做不到，是哪三点呢？叫做“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每天行于世间百态之中，真正要做到内心的坦然，要做到一种仁义的大胸怀，让自己没有那么多的忧伤、忧思、忧恐、担忧，全都没有，这一切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你内心的仁厚。由于你宽和，所以你可以忽略了很多细节不计较，由于你心怀大志所以你可以不纠缠于这个世界给你小的得失。第二点就是要做到“智者不惑”。其实我们看汉字的构成很有意思。这个“惑”字，迷惑的惑啊是上面一个或者的或，下面一个心字底，对吧？其实“或者”，数学上叫或然率。什么意思啊？就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此为“或者”。那么当世界面临众多的抉择，你可以这样走，也可以那样走的时候，就要看你这个心字底托得是不是足够大。如果你心中有判断，有定力，你明确，你就不至于被世界上诸多的选择压垮。对于我们当下的人来讲，我们的痛苦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选择太多，这也是孔子所谓的过犹不及。在过去有人说区区半个世纪之前，每一个人从职业上一生可能就在一个单位，从婚姻上一生不会有任何变动，从居住上一生就是一个大杂院的邻居，但是在今天选择太多，视野广阔，这是一个繁荣时代给我们带来的迷惑。怎么办呢？我们不能去左右外在的世界，我们能够让自己内心的选择能力更强大，这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智者。那么第三点就是“勇者不惧”。当这个世界上有了太多的畏惧、恐惧、惧怕，这一切压来的时候，我们记得老百姓的一个说法，叫做“两强相遇勇者胜”。也就是说，当你自己的心足够勇敢，足够开阔，你自己知道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那么你自然而然就不再害怕了。所以孔夫子说，我认为一个真君子就是要做到内心的仁、智、勇，所以就少了世界上很多的忧、惑、惧。他说就这么个道理我做不到。他的学生子贡就笑了，说“夫子自道尔。”您说的这三个标准就是你自己，也只有你这样的人，真正身体力行了，所以可以把这样的感受说出来。其实这就是他所说的君子。其实孔子给我们做人的标准是什么呢？他没有说你要追缅古圣先贤，你要流芳后世，他所说的就在现世，就在此际，就从自我修养做起，做一个真君子。所以什么人是君子？君子不去过多的苛责外在世界，而把更多有限的时间、精力、修养用来苛责内心，这就是孔子所谓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一个人内心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一点，对别人相对会厚道一点。我们今天老说做人要厚道，什么是厚道，厚道不是窝囊，而是他的人格可以包容和悲悯别人很多的过错，可以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立场上，能够自内心厚道而去薄责于人。少苛责于人这就是君子。一个真君子，他那种坦荡情怀，是一种由内而外洋溢出来的人格力量，所以君子从来不抱怨，不哭天抢地，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不怨天，不尤人，既不抱怨说老天爷不给我机会，也不抱怨这个世界没有人了解我。人能做到这样吗？不容易啊。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其实这个观点后来在儒家的一个大师荀子《劝学篇》中又得到了发挥和解读。什么叫“古之学问为己”呢？说真正尊崇学问的人，远古的遗风是学术为了人心灵的建树。真正人去做学问是为什么？就像今天的读书，从小读到大，无非是学会一种把握幸福的能力，学会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教养，而且有内心忠诚的公民，再让自己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安身立命，学习就是为了完成这么一个自我角色的建立和提升。那么那种为人之学又是什么呢，就是学了一点知识以后把它当工具，比如说去写文章、评职称，作为一种技能谋一份职业，用这样的知识和学问来取悦他人，在社会上为自己谋得一份福利，这就是被孔子所说的那种为人之学。所以孔子曾经直接了当跟他的学生说：“汝为君子学，不为小人学。”何谓君子学，就是让我们更超乎功利一点，让我们所学的一切，更多的不要想着实用，而要想着修养。因为一个人，只有你内心修养真正有了一种从容淡定，了解自己在这个坐标系上的位置以后，你才不能够有那样一种起起伏伏的欢喜或者沮丧。应该说这是孔子对于标准一个明确的界定。什么是君子？君子永远着眼于当下，君子永远要做自己内心一个完善的人，君子的目标从来不好高骛远。我们看到了，孔子从来不说君子就要象谁谁谁那样，孔子这里提出的君子永远是做一个最好的你自己。按照你自己的坐标系，从眼前做起，从今天开始学习，让自己成为心目中完善的自我。其实这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说在一条小街上开了三家裁缝店，每一家都在想：我一定要招到最多的客人。所以就力图把自己说得非常非常大。第一家店说“我是本省最好的裁缝”，把这个大牌子挂出去了。第二家一看，觉得我要比他更高一点，所以做了一个更大的牌子，说“我是全国最好的裁缝”。第三家想了想说，“我难道还能做全世界最好的裁缝吗？”想了半天，最后他做了一块很小的牌子摆在那儿，结果那条街上的所有客人都来了第三家，前两家变得冷冷清清。这第三家牌子写得是什么呢？他写得是“我是这条街上最好的裁缝”。也就是说，他把这个视线放回到眼前，从当下做起。做好自己的事，当一个善良的人，这是《论语》对于“君子”的第一条界定，但是不是做一个善良的人就可以称之为君子呢？于丹教授认为光做一个善良的人是远远不够的，君子还要有第二个标准，这是一个什么标准呢？第一个标准他只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是第二个标准他是一个伟大和高尚的人，他必须得是胸有大志，是宏阔的，那么这种宏阔之志可以要求一个人不是太顾及眼前的生活。孔子曾经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一个人如果成天想的都是他自己住的房子怎么样，自己过的日子怎么样，那么这个人她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君子应该是胸怀天下的。孔子的学生曾子曾经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样的一份担当就演化成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我们想一想，中国人的人格理想很有意思，儒家和道家从来不是彻底分立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两个流派，它其实是人格理想的两端。用林语堂先生的话来讲：“中国每一个人的社会理想都是儒家，而每一个人的自然人格理想都是道家。”这就是我们经常的一种表述，叫做“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个人在发达的时候就要想到天下己任，而一个人在穷途末路困窘于一个不堪境地的时候还要不放弃个人修养，这就是君子了。一个君子只有在困境中不断的完善，磨砺自己，然后他走到真正发达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去帮助别人。所以我们看中国古代，在孔子之后，经过唐宋，我们能看到诸多名士，他们都是在自己极其穷困潦倒的时候还能做到胸怀天下，这点其实你想来是不可思议的。比如说杜甫，他有一首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说自己的家里面，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那样一片穷困潦倒的时候，他心中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蔽天下寒士尽欢颜，想到的是有更多好房子让所有人都住上；再比如说范仲淹，范仲淹说一个人他即使是处江湖之远的时候，他不可能居庙堂之高的时候，他要求自己仍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么这样一些情怀都是什么呢？其实一个人有如此的一个志向，有如此一种宏阔的眼界，这在《论语》中是一直得到鼓励的。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君子和小人每天心中惦记的事情是不同的，君子每天在牵挂的就是自己的道德，我的道德又修缮的怎么样了；而小人怀土呢，每天就惦记自己家的房子，他不会想到大蔽天下寒士，他想的都是说我怎么样能够多买一套房啊，我怎么样能够再利用一下福利分房，另外我商品房自己还可以再多得一点啊，每天就在算计着衣食居住，所有的物质生活这些人。这被孔子或者说被整个儒家学派称为是小人的心思，当然这也没有太大的过错，但是如果人心就居囿在这么一点点利益上，而没有道德的话他就很危险了。它会导致什么结果呢，这就是下一句，所谓“君子怀刑”，而“小人怀惠”。君子从来是尊重法制的，这个“刑”就是刑法。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规矩、尺度，所以君子怀刑就是因为他心中始终有一份规矩、法度，不得超越，他尊重这个社会的制度，就像我们每一个人走路过过街天桥、走人行横道、等待红灯，这些看起来都会给我们生活多多少少带来一点限制，但是这点限制让你在一种尊重制约的前提下，可以形成一种社会默契，尊重他人，保障自己的安全，这就是君子怀刑。但是小人是干吗呢？怀惠。这个惠是小恩小惠，小便宜的意思，也就是说，钻小空子、占小便宜，一次两次，这里面潜藏的危机肯定要吃大亏。一看说红灯跟绿灯中间闪着黄灯，可以跑过去，就赶紧跑过去吧，一看说车赶紧刹车了等着我过去了，觉得这件事情占了个小便宜，久而久之，这里面有多大的隐患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什么是小人呢，就是没有大眼界，抢占眼前小便宜的人。那么说回到君子，今天要做一个君子不妨从倡导的恒心开始。恒心二字不容易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由于有了多元选择，所以我们是兴奋的，我们是欢喜的，我们是激情的，我们是在众多选择中跳来跳去寻找众多价值的。在今天我们都是一个聪明人，但是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呢？是在浮华选择中真正的恒心，而恒心是成为君子的前提。让我们多一点恒心与定力，这就让我们接近了君子的标准。其实每一个人，当他走向这个社会的时候都会怀抱一番志向，希望建宏图伟业，希望能够在社会上有一番作为，但是很快这个幻影会象肥皂泡一样一一破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恒心的那个光环没有足以支撑我们做下去。所以做一个君子我们不见得都能够做到无恒产有恒心那么高的境界，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有一番定力，有一个宏阔的境界，那么离君子已经不远了，这是第二个标准。孔子还有第三个标准于丹教授认为，《论语》中所说的君子并不是高山仰止，可望不可及的，君子其实永远是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而君子第三个标准恰恰能使我们在同事之中、在朋友圈里辨别出君子与小人的不同，这第三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呢？一个真君子的第三个标准就是好处事，他的人际关系一定是融洽的、友善的，而这个人最终在团队的合作中有所作为。所以孔子曾经说君子跟小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君子“群而不争，矜而不党”。君子是合群的，他在一大群人里面他从来是不争的，不跟别人有太多的纠纷争执，他一个人内心可以是骄傲的，可以是矜持的，但是他决不结党营私。什么是党，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叫做党同而伐异，就是结党营私，君子从来不结党营私，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什么标准呢，和而不同，这么多人在一起，我们的观点肯定不一样，当我们说出自己观点的时候，一个真君子会认真的倾听他人，然后他能够理解每一个人观点的合理性，但他仍然能够坚持自己的标准，这叫和而不同。孔子有一个表述，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篇第二）什么概念呢？周就是这么多人在一起，大家是周全的、周到的，一个真君子他有多少朋友，他都会象空气里的氧气一样让朋友们感觉到很欢欣，但是他不张扬自己，他让所有的人都受到照应；但是小人是什么，是比，我们看比这个像形字是两个相似的匕放在一起，也就是说，小人聚小圈子，他不会照顾大家的情绪。比如说开一个PARTY，一个君子会让这里面远近亲疏所有人都觉得很舒服，但是道德标准稍微低点的人呢，他就会来了以后找他最意气相投的人，然后到一个角落去嘀嘀咕咕，他会觉得说我跟你好的不得了，但是不顾他人的感受。所以这就叫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而这种人的前提就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为什么会出现那种比啊，会出现结党营私啊，就是因为他自己心里嘀嘀咕咕，他老希望也有人跟他一起嘀嘀咕咕，而君子不懈与此，坦荡荡的人就是要目光看到所有人的眼睛，想到所有人是不是都是欢欣的快乐的，这就是一个坦然的人。其实中国一直所倡导的古典美是一种和谐为美，而和谐是在坚持不同声音不同观点的前提下对于他人的一种宽容，一种溶注。其实这就是一个君子之道，君子从来都是好处事的。所以孔夫子曾经有这样一段很生动的描述，他说：“君子易事而难说也，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论语·子路》）。一个君子他容易处事，但是你难以取悦他。大家能够在一起做事，做得很好，但是这中间他喜怒不形于色，不会说轻易你给他一个小恩小惠他就给你大开绿灯大开后门。“说之不与道，不说也。”你想取悦他，但是你不合乎道理，你给他一点贿赂，你给他一点个人私利，他是不会高兴的。“及其使人也，器之。”等到这个君子真正使用你的时候，他会把你量身订做安排在一个位子上。我们知道每个人能力都术有专攻，一个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定有他自己能力不及的地方。真君子用人从不勉强别人,而是审时度势，根据这个人的材料去放他的一个功能，这就叫器之，把你自己放在最合适的岗位上，不刁难你。这种人就是很容易处事，但是你很难取悦他的人，这就叫君子。好，再看相反的例子。论语的这种叙事方式特别容易懂，就是因为它老是把君子和小人放在一起，换一个相反的角度你就知道什么叫小人了。 “小人难事而易说也”，小人就是那些特别容易高兴，能取悦他，但是你很难处事的人。我们想想，就“难事而易说”这五个字勾勒出来的多生动，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吧。比如说你给他施一个小恩小惠，你帮他一个小忙，你投其所好，哪怕你请他喝一顿酒，或者说请他去桑拿，去按摩，这个人很快他就高兴了，一个真正这么容易被收买的人就能够好合作吗，这个人是不容易共事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取悦他的这种方式是不合乎道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说之虽不以道，说也。”你取悦他的虽然不合乎道德但他也高兴。那么你取得了一时的欢心，你以为他以后就会非常忠诚的一路给你开绿灯吗，等到真用人的时候，“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备是完备的备，什么意思呢，就是求全而责备，你这个时候费了很多力气，花了很多钱财打通了关节，接上了关系，终于有一天他来为你办事了，你觉得他会为你铺开一条坦途了吧？这个时候他该求全责备了，他开始觉得你这儿不够格了，那儿不达标了，你为什么不怎么怎么样，你还可以更好一点吗，当提出所有这些要求的时候，会被对方觉得很尴尬，很为难，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论语》中为我们描述的君子必须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于丹教授认为君子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那就是一个人的言行，也就是说话和做事的标准，一个君子的言行应该是怎样的呢？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一个君子不要把自己的话先说出来。是你想说什么吗，先去做，这叫先行其言，把事都做完了而后从之，淡淡地再说出来，我无非是想做一件什么事，现在就做完了。对孔子来讲，那些夸夸其谈，能够描述得天花乱坠的人被他说成“巧言令色鲜以仁”。一个人说得如此光鲜，那么他内心真正仁义的含量就很少很少了。什么人是仁义的，什么人是君子的，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一个人内心是坚定的，刚毅的，而表面上可能是木讷的，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言谈，这就是所谓的君子要“敏于行而讷于言”，就是一个君子行为上要格外敏捷，但是在语言上宁可慎重。大家知道，在西方，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说法，说这个世界上最追不回来的有三件事，就是射出的箭、说出的话和失去的机会。其实说出去的这些话有的时候就像覆水难收，你是收不回来的，所以一个真君子宁可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到。所以这就是孔子的标准，“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这留在今天是一个成语，叫言过其行。一个人说的比他做得要多的话是君子之耻。所以做一个君子，一定是与他人和谐的、好处事的、保持着对这个世界和对每一个个体的尊重，在此前提下让自己的事情从容不迫的做完。君子的力量永远是行动的力量，而不是语言的力量，但是一个真正的君子其实在融会贯通之后还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就是君子从来不是作为一个固定的职业，一个小角色被摆在那里的，他们是变通的，他是与时俱进的，是在这个社会整个的大变革里面随时调整。由于他不断进步而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地位，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四个字，叫做“君子不器”。君子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作为一个器皿存在的，君子不是个容器。其实，容器是什么呢，就是你合格地，中规矩地摆在那儿做一份职业而已。也就是说，比职业主义更高一层的境界是理想主义。一个君子重要的不在于他的所为，而在于他的所为背后的动机。人很奇怪，我们是思维决定行动的动物，也就是说态度决定一切。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每天所作的事情大体相同，但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解释各有不同。我曾经看到十五世纪一个宗教改革学家他写的一本书，在这里面他讲了自己青年时代的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改变了他的一生。他说有一天，他路过一个烈日炎炎下的巨大的工地，所有人都在那儿汗流浃背地在那儿搬砖。他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去了以后就问第一个人，他说你在干什么呢，那个人特别没好气地回答他，说你看不见啊，我这不是服苦役搬砖呢；他想了想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去问第二个人，他说你在干什么，这个人态度比第一个人要平和很多，他把手里的砖先给码齐，看了看跟他说，我砌这堵墙；后来他又去问了第三个人，他说你在干什么呢，那个人脸上一直有一种祥和的光彩，他把手里的砖放下，擦了一把汗，很骄傲的跟这个人说，他说你在问我吗，我在盖一座教堂啊。其实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三个人手中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们给出来的解读是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把他称为悲观主义者，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都有理由认为这是生活给你的一份苦役，对吧，我们总要付出吗，你当然可以看到当下的辛苦他是确实存在的；第二种人的态度，我把他成为职业主义的态度，你知道砌一堵墙，他是一个局部的成品，这就像是你的一份薪水，你的一个职务和职称，你知道你要对得起今天的岗位，所以呢你不低于职业化的底线，但是你没有更高的追求。这个境界是什么，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器的境界，作为一个容器存在你合格了；而第三个层次，我把他成为理想主义者的境界。也就是说，你眼前的每一块砖，每一滴汗，你都知道它通往一座圣殿和教堂，你知道，你最终会有一个梦想。你是为了梦想在走着从脚下到达梦想的历程，你的每一步路都是有价值的，你的这种付出一定会有最终的成全。走在这样一条路上，你所做的事情绝不仅仅作为一个器皿。其实，“君子不器”这是简简单单的四个字，但是这四个字深刻的内涵就在于我们融注前面几个层次的君子要求之后，当我们真正把自己投入到使用中的时候，不要满足于眼前所作的当下的事情，而要看到这个事情背后的诠释，他相关于我们的生命，相关于我们的梦想，相关于我自己在整个这个社会坐标中，能不能够建筑起来一座教堂。可能由于一个人自己的努力成全了这个教堂，而也因为有一个教堂梦想的笼罩而成全了一个个体。大家都知道，曾子所谓日三省乎己之说，每天反省自己好多遍，他都反省什么呢，有这么几件事：第一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社会的角色，他去做事，他是不是真正忠于职守，做到了他的岗位了；第二一个是与朋友交不信乎。就是他作为一个社交角色，跟朋友之间的相处，他是不是真正做到是忠诚的，守然诺的；曾子的第三个标准很可爱，叫做传不习乎。你所学的这些个知识，你又温习了吗。这是一个学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你是不是又在今天进步了一层，你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又拓展了一个新的心灵境界，你能不能又有所提升了，这其实就是君子“日三省乎己”的一种标准。由此可见，“君子”这在《论语》中是出现的最多的一个字眼，那么在这个字眼的背后，他的道理永远是朴素的，是温暖的，是和谐的，他不存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圣先贤的典籍里面，他其实就存在当下，我们眼前的选择中，也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真君子。

体魄——艺术之美

chushifengmang — Mon, 18 Jun 2007 17:50:46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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