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片人：王其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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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对当年的父母意味着什么“高考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这是77级学生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现为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计算机所高级工程师的刘联联，上中学时是个成绩优秀的好学生，1966年中学即将毕业的时候，她满怀希望憧憬着未来浪漫的大学生生活。但是，在就要高考的前夕，她接到通知，从该年起大学将不再通过考试进行录取。“我是眼睁睁看着大学梦从身边滑过的。”

     刘联联在乡下插队了近十年，在接到1977年可以参加高考的通知前没再读过什么书。“我以为我今生都不会上大学了。”时代的伤害直到今天都带着鲜明的印记，她不太爱笑，和那些应届的学生相比苍老很多。

     刘联联是1977年大学生中最普通的一员，很多人都有与她相似的经历。

     “就像天上掉下来的好事，我以为这一辈子就在工厂里了。本来上学根本没我的份。”原为自动化系的徐烽，目前在先锋凯利公司任职，“是高考给了我们一个平等的权利和机会。我们由衷感谢邓小平同志。”

     在1977级的学生中，大多数人在上大学之前都在工厂和农村，出身和地位使他们绝大多数无法取得推荐上大学的资格。但是，公开考试、统一录取的高考改变了这一切，他们如今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其中很多人成为科研机构的骨干、企业老板，还有一部分在海外深造。

     高考对他们来说是新生活的起点。当年自动化系的王少华说，我们的学习热情只有用“如饥似渴”可以形容，我们太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了，我们恨不能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读书。

     很多人非常怀念地谈到那些美好的时光。在那个同学年龄从16岁到接近40岁参差不齐的群体中，充满一种执著认真的求学氛围。当时流行在大学生中的一个顺口溜叫做“金77，银78。”

     而也正是这些大学生，提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以及“振兴中华”的口号。很多人眼中闪烁着泪光，“那真是一个充满理想的年代。”

     高考对今天的孩子意味着什么几十年过去，随着时代的变化，当年受到高度赞美的高考制度，却成为很多人诟病的对象。除去考试过程中的作弊黑幕、录取中的种种不公，最遭受严重批评的，是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剧烈竞争给孩子身心带来巨大压力。

     “我觉得他们太累了，挺可怜的。”王少华的女儿今年上高二，已经在日以继夜地准备高考。

     事实上，恢复高考第一年的入学竞争是相当激烈的。11年的高中毕业生一起参加考试，录取比例高达100：1。即便如此，这些当年的考生仍对今天儿女们的沉重负担表示感慨。

     “我记得我当年是上午骑车去考一门，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再去，没人陪着。现在可好，全家总动员。”最让王少华心疼的是，女儿每天有做不完的作业，考不完的试。大部分时间都是早晨6点钟起床，12点左右睡觉。

     高考造成了很多学生的厌学情绪。徐烽说，包括很多清华的学生上了大学就不再用功了，因为他们在中学学得太狠了。

     目前在美国一家研究机构供职的陈平，对国内的高考制度很不以为然。她说，在美国的儿子上初中时回到国内，发现他的同龄人完全没有个人的爱好和时间，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几年后的高考中。“我觉得这样的教育很失败。”

     但是，也有人从自己的经历出发认同高考需要面临的严酷竞争。“任何人都要在人生中经受磨难和考验，高考只是其中的一个。”刘联联认为，对于高考制度的批评多是苛责，属于胆怯和逃避的借口。她感到现在的孩子过于缺乏吃苦精神，而一个优秀的人必须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能力。

     清华大学刘海洋泼熊事件使很多校友痛心，他们认为单一的应试教育是造成很多孩子心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很多人都是参加工作好几年才考入大学的，丰富的生活阅历使他们在经受各种压力时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徐烽说，“那些艰苦的经历使我终生受益。”

     明天的高考应该是什么样虽然很多人对高考的弊病表示非常不满，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在目前现实的社会环境下，高考是相对来说缺陷最少的选拔人才的公平制度。徐烽说，我们都经历过推荐制度，由于不公开和标准的不确定性，剥夺了很多人的求学机会。让少数人掌握选拔权，很有可能孳生大量的腐败现象。

     清华大学副校长龚克认为，高考制度要改革，重要的是在内容上下功夫，不要把学生都引导到对课本知识的背诵和熟练操作上来。要使学生在中学真正学到适合这个年龄段的东西。

     曾经在工厂当了8年工人的龚克，非常神往地忆及当年的学习生活，“我们非常想了解那些机器的运转原理。学习是发自内心的兴趣。”但是，龚克遗憾地发现，现在学生的学习目大多来自外部动力：家庭或者找工作。他毫不留情地说，“一些中学已经蜕变成高考考前复习班，很早就开始考试准备，这使中学教育失去应有的意义。”

     龚克认为，为解决一锤定音的弊病，高考可以多次进行。虽然有人认为往届学生可能对应届生造成冲击，但是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龚克还提倡应该“淡化名校意识”，他说，有些学生没有考上清华或者北大，不服从第二志愿，而选择来年再考，这是没有必要的，从人生的时间是上很浪费的。

     高考对中学教育的导向性正引起越来越多人的质疑。不久前，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顾海兵教授曾对媒体表示，高考最大的弊病是否定了人的多样性发展的潜能。

     顾海兵的观点更容易与有海外背景的人士契合。现在美国AbottLborafories工作的叶玲说，“当年很多同学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独立能力是他们后来成功的最大优势，目前国内教育恰恰缺乏这点。”她观察到，很多美国孩子在中学都积极参加课外活动，注重全方位地提高自己的素质。当学生申请一个著名高校时，他必须写几页简短的介绍，将自己的爱好、兴趣和能力进行展示。而学校在录取时也非常看重这个自我介绍，这要比分数重要很多。

     陈平说，我的儿子在国内恐怕上不了大学，可是我觉得他现在很好，他发展自己的兴趣，进行有意义的研究，我觉得他成为一个健康、独立的人比什么都重要。

     高考，这个让人爱怨交加的制度，多年前它曾在无数人心中掀起巨大波澜，在中国加入WTO的今天，它将仍然是牵动千家万户的长久话题。

　　1977年的冬天无疑是一个让人备感温暖的冬天，正是在这个冬天，关闭了10年的高考大门重新敞开。 无数被耽搁了整整10年青春的学子，终于可以再次重返校园。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那次高考在每一个过来人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和悠长的回味。

　　高考之阅卷

　　今年69岁的张俊是1977年高考语文作文评卷组组长，至今他还清晰地记得当年一些优秀作文的精彩段落。

　　张俊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东北育才学校教语文。1977年年末，他接到沈阳市招生办的电话，让他担任当年高考语文作文评卷组的组长。

　　“作文评卷组大约有20人，大家都很兴奋。因为恢复高考了，国家又要出现新的大学生了。”昨日，张俊回忆，当年高考作文题目是从《在沸腾的年代里》和《谈青年时代》中任选一题。“前者要求写记叙文，后者要求写议论文，当年沈阳的考生大部分写的都是前者，因为按照当时考生的文化基础，写记叙文要相对容易些。”

　　评卷中，张俊等老师经常是皱着眉头完成评卷的———因为考生的基础都比较薄弱，社会上的考生相当于初一学生的水平，来自学校的考生相当于高一学生的水平，有很多考生甚至分不清记叙文和议论文，错别字随处可见。

　　在评作文时，张俊等人一直在寻找让他们惊喜的好文章，但是，“这就像在沙漠中发现水源一样困难。”如果哪位评卷人发现了一篇好文章，大家甚至会暂停工作，互相传阅，细细地品味。“当时作文没有得零分的，最低好像是10分左右，但是也有几个得满分的，（得满分的）不超过5个。”

　　精彩段落依然记得

　　至今张俊依然清晰地记得一篇得满分作文中的精彩段落：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青年们热血沸腾，激情满怀，多年积聚在心中如火的热情像打开了闸门一般，奔流直下。

　　年轻的少男少女们在火红的高粱地旁，唱呀，跳呀，入夜了，就点燃了柴火，继续跳，继续唱……

　　高考恢复了，很多考生将这个喜讯写进了作文中，比如有的考生写道：在劳动中，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们由此迎来了国家培养人才的春天，迎来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大好时机……

　　有的考生将准备高考的过程写进了作文中，比如有的考生写道：我们放下锄头、镰刀，拿起纸和笔，走向新的课堂，心急如火呀，我们到学校找资料，找老师，如饥似渴地学着……

　　30年过去了，这些文字在张俊的脑海不曾变得模糊。

　　仅仅复习了两个月，在1977年的高考中，王霞就“中榜”了，考上了现在的沈阳工业大学，妈妈的同事和工作地点的老乡甚至把她当成了“神仙”。

　　1977年，王霞21岁，那时，她从沈阳下乡到当时的铁岭市昌图县亮中公社种子场大队已经三年了，是大队的广播员，妇女主任。

　　1970年到1974年，王霞在现在的东北育才学校读中学，中学毕业后就下乡了，从此，她再也没有接触过中学的教科书。

　　1977年10月20日，王霞接到妈妈的信，“我永远记得那一天，妈妈说，国家恢复高考了，让我赶紧复习，参加高考。”

　　王霞马上意识到，改变自己命运的时机到了，她白天上班，晚上抓起妈妈邮寄过来的教科书，盲目地复习着。

　　“真的是盲目复习，一开始也不知道先从哪里开始复习呀。”王霞想从下乡的青年中找个复习的伴儿，但是没有一人参与，“最后，我找到了两个当地的女青年，晚上就在其中一个刘姓的伙伴家复习。”

　　晚上，三个人围坐在火炕上，一个小桌子，一根蜡烛，三个人每天都至少学到第二天凌晨2时，经常是天刚亮，她们才在桌子旁躺下。“当时，最苦恼的是没有复习题，我妹妹从沈阳抄了一些复习题，每次邮来后，我们就像发现了宝贝一样，抄写，琢磨。”

　　高考那天凌晨昌图下了很大的雪，5时，崔婶婶和王霞醒来时（当时王霞住在崔婶婶家），雪停了。5时30分，她出发了。

　　天很黑，路上没有一个人，雪已经超过了脚脖子，王霞第一次走夜路没有害怕，虽然摔了很多跤，但是她一直没有停下过，她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向前走，继续向前走，一定不能迟到！

　　7公里的路程，走到考场时已经快到8时了。监考老师看见她，大声喊了一句：还不快走，晚了就不让你考了！

　　1978年春节前，同时参加高考的已经有人接到了录取通知书了。王霞偷偷哭了几回。

　　那年的初八上午，妈妈突然从单位跑回家中，手中拿着一张纸，“你考上了，考上了！”看着通知书，王霞心情反而显得很平静。

　　高考之揭秘

　　准考证啥样？

　　准考证是淡黄色的。左上角用印章标注文科、理科。正面是考区、考场、考号、姓名、单位等项，除了考区一栏需要盖上各城市名的印章外，其余各项均用手写；背面是考场准则，共七条，详细写明了考生需要注意的各种事项，如第二条写着：入场后，按考号对号入座，将准考证放在考桌的右上方。

　　考试需要多长时间？

　　每科考试时间是120分钟。

　　报名要多少钱？

　　刘女士回忆，当时的报名费是5毛钱，报考志愿可以填三所学校。

　　高考之趣闻

　　小姨子姐夫在一起危险

　　考语文时，有一道附加题是摘自古文观止的“夫夷亦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这题刘女士没答，后来听说有人在考卷上是这样翻译的“小姨子和姐夫在一起，看的人就多，太危险就得去远的地方。”

　　捡到一个大偶尔

　　张俊记得有一个考题是用“偶尔”一词造句，一个考生答道：我在乡下劳动时，捡到了一个大偶尔。“偶尔是副词，但是这位考生却把它当成名词了。当时，大家在说这些笑话时，张俊却笑不起来，反而心情很沉重：人都被耽误成什么样了？”

　　考完第二科一半人弃考

　　著名作家柳青有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它可以影响你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乃至一生。”

　　1977年的冬天，刘女士20岁，体重只有80多斤的她已经在沈阳市新城子的青年点呆了两年了。每天她都在青年点坚持看书，她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高考，她只是希望通过学习能被保送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10月下旬，就在她回到父母家里时，父母突然在她面前放上了两摞书，一摞是语文一摞是数学。原来，没什么文化的父母听说了要恢复高考的事情，本来因为担心学费反对女孩子念书的母亲对她说“去考吧，考上了也是咱家的光荣。”

　　11月份，公社文教办到青年点发放了大学报名表，刘女士所在的青年点94名知青全都报了名。

　　高考的那天，刘女士的父亲给她借了一辆自行车，因为从青年点到设在公社小学的考场要走2个小时。那天真是人山人海，全公社1000多考生都从四面八方赶向考场。

　　第一科考的是政治，考完之后有人叨咕“字都不会写。”而等第二科物理化学考完之后，一半人放弃了考试，刘女士记得有道题是关于土豆的淀粉含量。刘女士所在青年点第二天继续参加考试的人只剩下30人，她记得中午还花二三毛钱在小饭店吃了饭：馒头和炖白菜。

　　第二天去考场的路上，人就稀稀落落了，到了下午考语文时，30多人的考场最后只剩下10人。

　　刘女士前面坐着一位男青年，在卷子上画漫画，画的是自己如何不好好学习然后上山下乡然后如何在考场抓耳挠腮的经历。刘女士说她所在的公社那年考上了8人。

　　1978年的1月20日，刘女士接到了“大连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让她3月3日报到。上大学后学校每个月给刘女士补助18.5元。

今年适逢恢复高考30周年，中国华侨出版社邀请了20多位参加过这两次高考的“当代著名作家、学者以及文化精英”撰写回忆文章，结集出版，这些人有陈建功、雷颐、吴思、肖复兴、叶兆言、周国平、周星等，在他们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高考”对他们人生与命运的影响，有的文章标题就直接用“时代变化与个人命运”、“命运的转折点”、“那个命运突变的美好时光”，而在文章的具体细节中，我们更能看到高考给他们留下的刻骨铭心的印象，比如袁晞仍记得自己当年的考分是341.3分，而且“快30年了，这个分数随手就能写出，可见记得多牢。”郭方则至今仍保存着当时参加考试的“准考证”。

读这些文章，让人感叹一项变革对青年人命运的影响之大，但同时也感到一些不满足，那就是我们看到的多是对青春岁月的怀旧与感伤，是对个人命运转折的满足与自我欣赏，却缺乏对历史的省思和对现实的把握。或许“我的1977”的编撰目的就在于怀旧，但如果没有对“高考”制度及其变革的深入思考，我们也就很难理解其意义。

韩小蕙给女儿讲当时在图书馆疯狂“占座”的情景，女儿却没什么热情地给了两个字的评价：“好玩”，这让她感叹，“代沟呀，今天的孩子们，怎能理解我们当年的心情？！”但对于现在的“文化精英”来说，是否理解今天的孩子们呢？

3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高考时，可以看出当时“解放”的力量，今天正变成了一种“压抑”的力量，应试教育的弊端，孩子们身上越来越重的书包，升学竞争从高中到初中，再到小学、幼儿园，已经越来越向低龄化发展了，对于最初参加高考的人来说，至少在高考之前他们还有相对自由的一段时光，有在“广阔天地”与各种人接触的经历，而今天的孩子们，除了书包与校园，他们还有什么呢？

如果我们将80年代的教育称作“精英教育”，那么90年代中期以来的教育则可以称为“产业教育”，虽然同样要走高考这条独木桥，但这条桥通往的地方却大不相同了。“精英教育”的培养目标是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如今这些精英已占据了各种权力、商业、研究机构的中上层；“产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有知识的工人或市民阶层，他们不再是精英，而只是一般的“劳动者”，而在当前就业严峻的形势下，连一般的就业甚至也不能保障，这是今天的高考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曾有报纸报道，在农村兴起了新的“读书无用论”，对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来说，要花30多年的收入去供养一个大学生，而如果他读完大学又找不到工作，那么从最经济的角度来说，读完初中去打工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可以说正是普通中国人对“读书”的虔诚支撑起了中国教育，而他们的热情则被产业化可鄙地利用了。而如果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那么将会出现“越穷越读不起书，越读不起书越穷”的恶性循环，这样一种新“出身论”，甚至在实行科举制的封建时代都不会出现。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教育”，会发现这一体制尽管有不少弊端，但对我们反思今天的失误会有积极的帮助，这包括：降低教育成本，使适龄儿童大部分能入学；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协调发展；降低学校与师长的权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世界观的培养优于专业技能的培训；切断高等教育与官僚体制的关系，注重在劳动、斗争实践中培养人才，等等。

1905年科举制废除之后，中国在选拔人才上还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机制，如何汲取以上不同体制的优点，形成新的“高考”机制，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但这不能仅仅通过对“高考”胜利者的回忆来完成。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高考”之前，还有大批的工农兵学员，如果他们也开始回忆1977，会说些什么呢？

《我的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