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显示，金正日于1942年2月16日出生在中朝边境白头山密营，1950年9月至1960年就读于平壤红旗万景台革命学院和平壤南山中学，1964年毕业于金日成综合大学政治经济系。

1964年6月至1974年2月，金正日先后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科长、副部长、部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从1980年10月起，他历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书记。1982年至1998年，他被选为历届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1990年12月至1993年4月他先后担任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和委员长。1997年10月8日他出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1998年9月和2003年9月分别再次当选国防委员会委员长。2009年3月，金正日当选为第12届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同年4月，金正日再次当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长。2010年9月，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推举金正日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金正日曾于1975年和1982年两次被授予“共和国英雄”称号。1992年4月他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帅称号。他还曾三次被授予金日成勋章并获得过金日成奖及其他勋章、奖章和称号。

金正日1983年曾访问中国。2000年5月、2001年1月、2004年4月、2006年1月、2010年5月、2010年8月和2011年5月，他对中国进行了非正式访问。 2011年8月，他途经并顺访中国东北地区。

被印度侵占的中国藏南地区（资料图）

周晶璐

正当中印第15轮边界谈判即将在下周一召开之际，印度突然作出非同寻常的举动——单方面宣布推迟谈判，并且未给出任何理由。

据印方消息人士透露，该决定是由印度最高领导层作出，也是自2003年10月印中首次进行边界谈判以来，印度首次单方面宣布推迟谈判。

尽管消息人士表示这是由于行程安排问题，但印度媒体认为，在会谈前两天突然宣布推迟似乎预示着问题的严重性。

双方均低调谈及

双方25日发表了相似的声明，表示正在就谈判日期进行协商，但并未给出更多详细的信息，似乎都想低调处理这个突然的插曲。

在25日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被问及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的相关信息时表示，目前中印双方正就具体日期等事宜保持着沟通，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普拉卡什25日也表示：“我们期待接下来的第15轮印中边境特别代表谈判，双方仍在保持沟通，寻找合适的会谈日期。”

截至目前，双方均未就此问题进行阐述或澄清。

据悉，中国国务委员、谈判特使戴秉国原定于28日飞赴印度新德里，与印度国安顾问、谈判特使梅农进行会谈。

资料图：进行联合训练的美印两军特种兵

印度此举引起了该国国内广泛的关注。本月中旬，中印总理在巴厘岛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将继续推动边境问题的解决进程，共同维护边境的和平与稳定。

《印度快报》今年9月报道，作为增加印中两国就边界问题互惠互信的重要一步，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CCS）批准了新的印中边界管理机制，双方还将举行联合秘书级会议，以敲定该新的边界机制。双方还打算在下月举行一次防务对话。

印度不满中国要求？

印度政府的消息人士暗示，中国在两国边境争议的查馍-克什米尔地区的态度是新德里日益关注的焦点。印度《经济时报》分析称，在巴厘岛的东亚峰会上，印中已然隐现分歧。

有消息称，中方向印度提出了一些要求，而印度方面则表示不能接受。但双方都在这个问题上三缄其口。

不过，印度方面对于此举的原因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当被问及是否双方协商存在某种问题的障碍时，印方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断然否定，表示这只是单纯因为梅农和戴秉国两人的日程安排有冲突。

在被问到为何在会谈前两天才宣布暂停时，这名外交人士表示，其实会谈的具体日期官方从未正式宣布过。

不过，印度驻华大使苏杰生按照原定计划于昨日抵达新德里，印方官员表示，这是特使与政府高层事先进行协商的程序。

中国094战略核潜艇仍采用落后的设计（资料图）

【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月刊11月号文章】题：继续扩大之中的俄中战略武器技术差距

从最近数年来俄罗斯军事工业技术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在主要的航空雷达、发动机、核武器、洲际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等尖端军事技术领域，中国与俄罗斯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之中。歼-10B战斗机与无源机载相控阵雷达、歼-20试验机、052C“中华神盾”导弹驱逐舰、KJ-20OO预警机的相继出现，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军事工业在完全处于与世隔绝、孤立的状况下所取得的进步，同时也暴露了与俄罗斯的军事技术差距在迅速扩大之中的事实。没有一个国家在21世纪发展军事工业是以闭门造车、完全克隆的方式进行的。

核力量的弱势

首先就核武器技术、洲际弹道导弹、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技术而言，俄新一代的洲际弹道导弹在实战上具备了搭载10个分导弹头、射程超过1万公里的能力，仅仅就其自走式的发射方式而言，就远远比中国最新推出的“东风”-31A要先进。更何况看不出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技术具备了搭载10个弹头的能力。

俄新一代的“尤里·多尔戈鲁基”系列战略核导弹潜艇的外形也具备了21世纪西方战略核潜艇的风格，导弹舱的设计方式已经完全西方化，相比之下中国的094战略核导弹潜艇完全是上世纪70年代苏联战略核潜艇的翻版。俄式“布拉瓦”潜射战略导弹的测试2010年以来3次成功，而中国的“巨浪”-2型潜射导弹的实际服役时间目前看来仍遥遥无期。

常规力量的弱项

歼-20战斗机的出现，的确表明了中国朝独立设计战斗机的方向迈进。然而正是歼-20的出现，使得继续购买AL-31FN发动机的动向说明了中国战斗机工业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继续存在，而且短期内难以越过。那就是依然缺乏大推力发动机与先进雷达的技术。

歼-20只是一种试验机，发动机显然不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只能称其为“具备中国特色自，第四代战斗机（试验机）”而已。至于俄罗斯，第五代战斗机使用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已经从两年前开始进行空中测试，而且不止一种。第五代战斗机需要的117系列14500公斤级加力推力发动机促使T-50能够实现超音速巡航。

中国歼-20验证机（资料图）

中国的远程防空武器无论在装药还是在发动机技术上，与俄式防空导弹还有相当的技术差距，俄已经开始开发射程400公里的防空导弹系统。

在舰对空导弹方面，俄开始部署新一代的9M96E垂直发射系统，S-300PMU2上舰并非困难的技术问题。垂直发射器的通用化，促使俄式9M96E舰载垂直发射导弹的射程覆盖40-120公里，它比早期型的RIF-M舰对空导弹（中国海军使用）更加小型化、模块化、数字化。在舰对舰导弹的技术、种类方面，只有俄印部署了射程300公里、小型化的超音速“宝石”多用途导弹。中国目前没有这样的技术，也没有一种垂直发射的舰对舰导弹。

中国的机载武器系统与俄罗斯的差距也在拉大之中。射程超过220公里的KD-88空对地导弹的出现，使中国空军有能力实施视距外对地精确打击。但是俄、美、欧洲的先进空对地导弹，都在向300—500公里射程、采用先进的GPS+INS+地形匹配+末端红外或者雷达成像诱导技术发展。中国从前使用的俄式空对地、空对舰导弹都开始进行改良。

海军的情况也基本相同。表面上，中国具备了90%的国产化能力，然而就是这最后1O%属于关键技术。

052C导弹驱逐舰的出现是“海军版的歼-20”。052C的出现，的确表明了中国舰船工业的进步，至少已经掌握了有源相控阵雷达技术。

中国的优势

在无人机领域，中国发展比俄罗斯快是事实。大型化的战略无人机“翼龙”开始进入试飞，拥有反坦克攻击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已经推向了国际市场，而俄罗斯尚未出现类似的无人机。

坦克的改良速度也比俄罗斯快，5年来已经拿出了多种99式坦克的改良型，俄直到2011年9月才展出了T-90AM改良型主战坦克。此外，中国近年来建造的水面舰吨位也远远大过俄罗斯，而日．比俄罗斯海军率先装备了舰载有源相控阵雷达。然而总体上，正如上述，整体差距依然存在。

不过，就在外界纷纷猜测鄂尔多斯的楼市与高利贷危机将走向何方时，《中国经营报》记者独家获悉，居鄂尔多斯主体城区的东胜区已经在计划实施总额为75亿元至100亿元的“救市”方案。这座建在“黑金”上的草原之城有着稳定的煤炭收益，每年增幅超过30%的财政收入足以抵御此次“地区金融危机”。

在业内人士看来，“救市”注入的资金即能化解目前的楼市与高利贷双重危机，而东胜区的“救市”也被认为是鄂尔多斯政府全面救助该市“地区金融危机”的信号。

楼市“停摆”

“要么退钱，要么退房，不能就这么拖着，不给房子我们就不会再交钱了。”11月24日郭女士带着一家8口大闹“鄂尔多斯广场”售楼处，郭女士告诉记者，今年4月以每平方米11000元的价格购买了该项目的一套150平米的商品房，先后3次支付了86万元现金，但该楼盘迟迟没能完工，10月该项目彻底停止了建设。

据记者了解，位于东胜区中心地带的“鄂尔多斯广场”项目原计划今年8月交房，之后延至12月，现在又将交房日期推迟到了2012年8月。“他们说钱拿不出来了。明年交房，前提是我们把剩下的84万也交齐了，（开发商）就是没钱了。”郭女士说。

据一位在现场维护秩序的警察透露，现在业主找开发商闹事的情况时有发生，和其他城市因为降价引发的纠纷不同的是，鄂尔多斯的纠纷很多是房子无法按时交付引发的。

记者在鄂尔多斯房产网上看到，“鄂尔多斯广场”项目于2011年1月1日开盘，目前均价为每平方米12000元，但记者在项目现场的广告牌上看到的价格却是每平方米7900元，售楼人员表示这个价格还能有一点折扣。

目前，鄂尔多斯各个楼盘销售冷清至极。记者在康巴什新区的多个在建和已完工的项目看到，本应该开门迎客的售楼处均大门紧闭，有的甚至已经拆了，只在门口留个销售电话。

东胜区人口占到鄂尔多斯城区人口的80%，其房地产开发规模也占据了该市的主体，按照该区的统计数据，2011年前3季度，东胜区开工建设了155个房地产建设项目。

虽然随处可见高耸的吊塔，但基本听不见施工的声音，很多建设工地只剩下留守的工人。“从8月份开始就陆续有项目停工，进入10月，开始大规模停工，现在基本都停工了。”鄂尔多斯房管局一位官员对记者表示，虽然冬天是停工的季节，但今年多数的原因都是资金紧张。

有消息称，目前鄂尔多斯的在售楼盘仅有数个，康巴什新区仅有两个，而且价格已经有了20%以上的回落。记者从东胜区政府部门获得的消息则是该区的房价已经从原先每平方米8000元的均价回落到每平方米6000元，而市场依然冷清。

“鄂尔多斯人只是现在现金紧张，只要能让这个金融系统转起来，一切都没问题。”11月22日当地一位房地产企业高层对记者表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们手中没有现金，由于限贷，购房者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而自己的钱多数放了高利贷。

在高利贷圈子里小有名气的杨凤琴女士告诉记者，在众多身价过亿的鄂尔多斯富豪中现在能拿出来100万现金的人已是凤毛麟角。

政府欲出手救市？

虽然在外界看来鄂尔多斯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但其似乎还并未走上绝路。

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此次“金融危机”的主体东胜区正在依靠政府的力量逐渐复苏，这份被冠以“救市”之名的方案包括75亿元至100亿元人民币的“房地产企业重组计划”和数十亿元的“政府收购计划”，以缓解目前东胜区房地产市场的僵局。

对此，东胜区委宣传部一位官员向记者表示，东胜区政府确实正在制定相关方案，不过此番“救市”并非全由政府买单，而是在整合房地产企业的基础上，由政府牵头从银行贷款为市场注资。

“目前的规模是75亿元人民币，涉及的金融机构很多，目前我知道的包括国家开发银行、鄂尔多斯银行、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三家，有的还在协调中，总的来说，是由政府和银行共同把关。”该官员强调政府充当把关人和协调人的角色，而非担保人。

据他介绍，东胜区将对现有的300多家房地产企业进行整顿，对大部分小企业进行并购、整合、重组，最后形成几家有实力的大型房企，银行的资金即用于此，而出售企业的小企业主也可获得支付贷款的资金。

11月25日，记者分别致电上述几家银行询问参与“救市”情况，鄂尔多斯银行与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均未给出明确答案，两行业务部门称目前没收到相关文件。而国开行内蒙古分行行政部门负责人则称，目前该行仍严格控制住房地产放贷。

对于“政府收购计划”，上述官员表示确有此事，他说，东胜区将收购现在市场上的一部分商品房，然后进行分类，一部分会用作公务员小区，一部分会充抵各类保障房。

“还有一部分高端的商品房，政府设想收购之后用作政府储备用房，给未来前来工作的高端人才居住，如专家公寓。”那位官员说，“政府收购的房子所需资金由政府承担，具体的形式目前还没有明确，但有煤炭做支撑，政府有这个能力。”

公开的资料显示，2011年鄂尔多斯市政府下达东胜区保障房新建任务为173万平方米、18000套，而鄂尔多斯全市规划的各种保障性住房为65028套、447万平方米，总投资125亿元。

上述知情人士表示，东胜区政府今年的保障房建设都已经开工建设，要收购的部分应该是以备来年的新任务。

根据东胜区统计局的数据，前3季度，东胜区房地产完成投资175.8亿元，同比增长33.5%，房屋施工面积达2555.7万平方米，增长26.1%，但商品房销售同比下降24.2%。

记者了解到，虽然成文的规定还没有出台，但东胜区政府的“救市”措施已经开始实施，上述官员透露说，有一部分资金已经到位。而这一模式是否会在鄂尔多斯全市推广还没有定论。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鄂尔多斯的房地产以东胜区为主体，只要东胜能渡过难关，市政府就可以从容应对全市的楼市严冬。

年关之考

或许东胜区的“救市”会令一些开发商在脱离泥淖时损失暴利，但对于鄂尔多斯独特的金融生态来说，“救市”并不只是为了救房地产，而是为了盘活整个鄂尔多斯的金融链条。

一直以来，在鄂尔多斯的金融循环中，利息较低的银行贷款都充当着“起搏器”的作用，人们拿房屋作抵押获得银行贷款（目前利息为年息0.07元），而将自己的钱用于放高利贷（利息为月息0.03~0.06元），在房价快速上涨的背景下，数月后等到房价上涨了再转手出去，获得房价上涨和高利贷的双重利润，然后再买更多的房子，如此循环下去，直接的后果就是鄂尔多斯的房地产规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但银行的信贷规模终究是有限的，今年以来，随着全国性房地产调控渐趋严格，鄂尔多斯人能从银行获得的贷款越来越少，银行“起搏器”的作用也逐渐微弱。

记者从当地金融部门了解到，由于前几年房地产发展迅猛，几乎所有够条件的人都用完了自己的贷款资格，限贷在鄂尔多斯具有普遍性。

而2010年以后，在井喷式的房地产开发中，来自民间借贷的资金占到了开发资金的70%，据高和投资的报告，目前鄂尔多斯的民间资本规模在2000亿元以上。

鄂尔多斯商会一位副会长对记者表示，高利贷的流向主要是房地产和煤炭行业，但后者所占比例很小，而且有稳定的收益，“80%的高利贷都流向房地产了，房地产市场一坏，这部分资金就难以收回了。”

上述知情人表示，政府的救助计划实际上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因为任由局面发展下去，高比例人群参与放贷的鄂尔多斯可能出现治安问题，毕竟年底了，到了高利贷结息回本的时候，“牵涉的人太多，规模到了不得不救的时候。”

今年9月鄂尔多斯相继爆出了涉案超过10亿元的“苏叶女案”和涉案2.63亿元的“王福金案”，两案所套资金均受困于房地产。

鄂尔多斯的楼市建设和销售正陷入冰冻，等待救援。图为东胜区某停工楼盘工地。方辉/摄影

延伸阅读

接盘者在哪里？

在业内人士看来，鄂尔多斯的房地产最大的问题在于建设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实际的需求增长速度，由于地理的限制，鄂尔多斯是一个典型的内需驱动型城市，与北、上、广卖全国人民的房子不同，鄂尔多斯的房子基本上是内循环。

据媒体的报道，2010年鄂尔多斯商品房销售面积高达1009.4万平方米，为北京的近62%，而该市的人口仅为北京的10%。当地官员也承认目前鄂尔多斯的商品房已经达到了人均2~3套的饱和程度，而当地有钱人动辄10套，甚至整栋楼的购买。

很显然，鄂尔多斯人热衷盖房子、买房子并非为了自住，而是为了炒作，以此获得高额利润，虽然政府有意“救市”，但谁来接盘？政府不可能收购所有的房子，对于鄂尔多斯来说寻找接盘者恐非易事。

“这几年房地产业的野蛮生长实际上是造城概念引发的，政府一直在喊‘打造百万城市’，但现在人口数量没有跟上房子数量。”鄂尔多斯商会一位副会长对记者表示，鄂尔多斯房地产的最大问题是“过剩”。

不可否认的是鄂尔多斯的外来人口确实在增加，但更多的是从事收入并不高的第三产业，而且这些人来到鄂尔多斯更多地是暂时性“淘金”，而非定居。

当地一位政府官员说，鄂尔多斯不会出现温州那样的情况，因为这里有雄厚的煤炭收益，是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比的，市政府今年的财政收入可能达到800亿元。

但他也承认，鄂尔多斯的高消费和高房价阻挡了许多想要在此定居的人。在东胜区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分析及存在的问题和建议》中，“人力资源短缺”被列为一大问题，文中提到“随着我区生活成本的大幅增加，人力资源有所流失，导致企业出现了招工困难的局面，不仅技术工人紧缺，普通工人也不足”。

“这是吉林人参近20年来首次全面提价。”老刘说，从去年开始，吉林省人参价格终于出现上涨，现在红参价格是170元/斤，而鲜参的价格也到了40元/斤左右。

“此次提价，主要是为了保参农的种植积极性。”吉林省人参商会会长丁维连介绍，目前吉林人参的产量占世界的75%，占国内产量的80%，但随着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市场和政策因素的双重影响，吉林的参农已经出现负债种植、还贷困难等问题。

刘宏一说：“你们看到眼前我赚了钱，要知道前几年，因为种人参赔钱的也比比皆是。”

“是啊，种参太苦了。”正在参地里忙活的一位大姐说，“人参是人跪着求出来的，跪着松土，掐花，薅草，一年要松三次土，6年才收一次。那些年七八块钱一斤，哪里是卖人参啊，简直连萝卜都不如，寒心哪！”

有关专家说，吉林种植人参历史悠久，但一直以来品牌混乱，缺乏统一规划和引导，商家、种植者竞相压价，外国资本趁机涌入，打压中国人参价格，出现了“人参不如萝卜价”的尴尬局面。

人参产业困局如何破解？

当务之急是如何在人参种植规范化、质量标准化、加工精深化、产业集约化方面下功夫。近年来，吉林省制定了振兴人参产业的意见，设置了人参发展专项扶持资金，启动了“药食同源”的试点，为吉林人参产业发展带来了机遇。2011年3月1日，吉林人参食品正式上市，人参终于可以“药食同源”了。

面对新形势，龙头企业紫鑫药业将人参引进功能性食品、保健品行业，不断加大科技投入。紫鑫药业负责人表示，目前公司已有41种人参食品获准试点生产，公司已投入近20亿元，在主产区建起了4个人参生产加工基地。

“多亏龙头企业拉了我们参农一把。”刘宏一说，从去年开始，紫鑫与参农合作，签了订单协议，有了保障，我们再也不愁人参的销路了。

有了龙头企业的带动，参农不再说卖难，人参市场也逐渐趋向平稳，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参市场将会打造出自己的品牌人参企业。

《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45期封面

什么是“千人计划”？

什么样的海归才算“人才”？

人才回国图什么？

海归人才能改变中国吗？

掌管中国高级官员任免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很少如此高调：向海外敲锣打鼓，呼唤高层次人才回国效力。

颇像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动员。

2008年年底的中国，由向来仅负责任命高级官员的中组部牵头，启动了一项旨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在国家层面，用5～10年时间，引进2000名左右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创业的领军人才回到国内发展事业。

有别于以往的“百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以及“杰出青年基金”计划，这是一项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通过的政治级别最高的人才计划——显然，为了吸引海外留学人才归国，中国政府下定决心要做最大的努力。

国际舆论称之为“高瞻远瞩”。

据教育部统计，目前中国有20多万留学人员学成后留在海外工作，就职于国际知名企业、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取得副教授或相当职务以上的高层次人才约有1.5万人。他们大多在35～50岁之间，正处于创新创业黄金时期。

另一方面，中国在20世纪国际性人才竞争中，像世界上其他新兴国家一样，不可避免地处于劣势。

这种劣势超乎了想象。

美国《华尔街日报》2010年1月26日报道说，美国有关政府机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在美国拿到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到2007年仍然滞留在美国的比例，中国最高，高达92%；位列第二名的印度81%；位列第三的加拿大55%。

美国《科学》杂志称，清华和北大成为美国博士生来源最多的学校。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一直研究海外人才战略，这位早期归国的海外留学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自1978年以来，中国累计向外国输送留学生、学者共计192万人，回国只有63 万人，回归率不足三分之一，而留美理工科博士毕业生等高质量人才的回国率仅为8%。

1996年，作家钱宁在《留学美国》里写道：在美国，留学生见面时，会相互询问“什么时候毕业？”“找到工作没有？”“买了房子没有？”但绝不会有人问“准备什么时候回国？”如果你跟别人说，你要回国了。对方在惊奇之外，大半会猜想你是在美国混不下去了。

这种局面，或许是当年中国政府恢复留学制度时未曾料想过的。

10年以后，另一位作家凌志军在《中国的新革命》一书中已是另一番描述：就在几年前，他们中间还流行着“傻瓜才回家”的观点，而现在，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怎么还没回国呀”。

这或有文学加工之嫌，但21世纪的中国确已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目光都在投向中国，包括那些滞留在海外的留学生们。

这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正在变得更加强大，但也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它的改革仍显缓慢而艰难。对于那些立志于推动它变化的仁人志士，这是挑战，也是机遇。

“说到底，今后真正能吸引留学人员归国的，不是别的，是发展的机会。”钱宁在书中说。

他们将迎来改变这个国家的最好机会。

揭秘“千人计划”

2010年7月28日，受党中央、国务院邀请，70位国家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千人计划”入选专家到北戴河休假。国务委员刘延东、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前往看望。

这是中国给予知识分子的高级别政治礼遇之一。此前，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曾被邀请参加60周年国庆大典的观礼活动。

中组部还特别在中央党校举办了“千人计划”专题培训班，以便“千人计划”高层次人才更好地了解并适应国内的环境。

这种努力颇有成效。截止到8月，共有6200人申请加入“千人计划”，入选1510人，其中正教授是前10年引进的20倍。

回国的诱惑

“特殊身份”意味着“无论是创业还是融资，都能有很多好处”

“这是一种荣耀，代表国家层面的认可。”内蒙古科技大学化工学院院长王亚雄说。王亚雄是“千人计划”第二批引进的人才。

“许多海外高层次人才希望从制度上明确他们的特殊身份，以利于他们回国创新创业，他们觉得这比报酬、福利还重要。”一位中组部官员透露。

作为一种“最高规格”的认可，入选“千人计划”当然是一种荣耀，但又不只是荣耀。

“这意味着无论是创业融资或做其他工作，都能有很多好处。”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这样解读。

“背后是国家的政策和资金支持。”王亚雄进一步解释。但具体到他个人，他倒不愿意透露获得了哪些支持。

王亚雄回国之前在美国待了15年，本科学的是化工，博士念的是机械，现在在化工和机械两方面都有事业。

此前，王亚雄在戴尔公司工作，主要负责戴尔高端计算机的硬件设计。虽然王亚雄现在的头衔是内蒙古科技大学化工学院院长，但他回国的真正目的是创业。

2006年，他就在内蒙古创建了一个太阳能和节能设备的企业。但直到2009年，他才作为“千人计划”第二批引进的人才“真正”回到国内。“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公司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也确实想创一份自己的事业。”

从硅谷归国的姚宏宇也是入选第二批“千人计划”的人才，2007年回国创业，创建了北京友友天宇系统技术有限公司，致力于云计算核心技术的研究和发展。2009年，他为了申报“千人计划”去了天津。

“这像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能砸到你一块就很不错了。”

但他刚在天津申报成功，北京这边又来找他，“弄得很尴尬。”

在这场人才战略的政治动员中，中央要求各省、区、市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制定本地区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有针对性引进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地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竞争性，甚至“千人计划”成为地方和部门的政绩工程。

姚宏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成为“千人”之后，相关方面经常会关心一下，例如，中秋节被邀请去开个联欢会什么的。“印象最深的是，给我太太(美籍)解决了五年签证。这样我就不用老跑到旧金山去签证了。”

“但对我创业，没有什么太多特别的好处。”他批评很多人对“千人计划”所持的心态不对，“你本来就是要回来创业的。”

他说，在美国，创业的成本很高，尤其是人力资源成本。国内成本相对较低，“而且相比美国，国内最大的优势是人脉，做生意讲人情。”

王辉耀曾做过调查，那些归国创业成功的海归， 80%的人曾在不同时期参与过起码一个不同的社团、商会、行业组织、校友会、同学会等。这是积累人脉的主要方式。

“但国内最大的问题是，无论是个人、集体还是公司，整体面临信用缺乏。”姚宏宇说，他对国内创业环境最不满的是：无论是政策还是资源，都倾向于支持大公司，而不是他们这样的小公司。

同在2007年回国创业的陈锡源深以为然。陈锡源是播思通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CEO， 该公司是一家移动通信产业软件供应商。此前，陈锡源是总部在美国硅谷的UT斯达康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及首席技术官。

“中组部的承诺都兑现了。”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公司获得了认可，这很好。

“‘千人计划’的效果很好，现在国外的不少人都想回来，但很多找不到合适的机构。”王辉耀说，国家扶持了一批人，形成一种氛围，“这很重要”。

在他对海归回国创业300个成功的案例调查发现，这些人的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一般三位以上的海归组成一个创业团队，普遍高学历，其中博士和博士后占了48%，硕士占35%，46%的人为理工专业，27%为经济或工商管理专业，12%为法律或其他人文专业；在高科技领域创业更容易成功，70%来自高科技，20%来自服务业。

“‘千人计划’对国家一定是有好处的。这跟投资一样，投10个有一个成了，那就是成功。引进10个，有1个能为国家作贡献，就是成功。因为人才作出的贡献肯定是不能以量来计的。”姚宏宇对“千人计划”给予了高度认可。

决策层的态度至关重要。在“千人计划”的一次内部动员会上，中组部领导曾有过这样的表述：要有人才投资的概念，还要充分认识到投资高层次人才也是个风险投资，要争取赢，也要宽容“输”。投资人才肯定有投不中的，对投不中的要宽容。实施“千人计划”，“国家层面准备引进2000人，全国总的引进万把人。这万把人中要是能出来1000个真正管用的领军人才，那就不得了。”

“千人”的烦恼

“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

当然，社会上仍然不乏质疑之声，尤其是在学术界。

“目前归国人员中一流人才少，二三流人才多。”在一次研讨会上，一位学者这样概括“千人计划”人才引进的成果。

“确实，并非所有的先进人才都回来了。例如，大量的理工科高端人才和高端管理类人才还是没有回来。”王辉耀坦言。

这当然也在决策层的预料之内。还是在那次内部动员会上，中组部领导表示：引进海外人才可能会引起国内一些人心理不平衡，激起一些大的浪花。但这也是成本。

“把他们引回来，当然得要付一点代价。这个代价是值得的。”他说。

国际知名科学家、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施一公2008年入选第一批“千人计划”，他的全职回国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一定的震动。

他很快被国内树立为典范。受其影响，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和优秀青年创新人才陆续申请到清华生命科学学院工作。

事实上，回国后，施一公也一直在积极推动“千人计划”人才的引进。

面对社会上的一些质疑，他认为，即使(引进)的这些人不是国际上最领先的专家，但也是不错的人才。“还有一些人去了西部……你们愿意去吗？这些人如果在国外做得已经不错了，而他回来又能以点带面改变一个学校、一个地方学术水平的话，难道我们不该支持吗？”在一次会议上，他这样反问。

确实，“千人计划”人才引进到了第三批，广西、贵州、西藏、青海、宁夏、新疆6个省区仍无入选者。

回到内蒙古的王亚雄向《中国经济周刊》抱怨说，“国家层面的推动很有力度，但到了地方缺乏跟踪机制。像内蒙古相对来说滞后一些，跟做得好的地方还是有一点差距。”例如，他的身份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落实。王已经入了美国国籍，根据国家政策，应该给发工作居住证，“但内蒙古这边落实得很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落实，每年都要签证，很麻烦。”

另一位“千人计划”引入的人才也向王辉耀抱怨说，他在美国有很好的工作环境，有上下游及助手配合，结果他回来以后，助手和上下游都没有了，各种表格填来填去，反而出不了什么成果。

“无论是回来搞学术的，还是创业的，都有人反映，国内的整套审批系统依然很繁琐，耗费他们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王辉耀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国内科研经费的划拨，很多是凭关系。例如，你去当(科研项目评定)评委，你所评的那些人都给你打电话，各种领导也会打招呼。“这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刚回国的人很不适应。”

入选第一批“千人计划”的科学家饶毅与施一公曾联合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公开批评了国内学术环境的不端：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从理论上讲，它应该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与国家的经济成功相辅相成。而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

“这些问题部分归结于体制，部分归结于文化。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已经回来的这批人，都立志想要改变这样一种环境。

谁最需要国际化人才？

央企的人才困境

全球招聘“招了半天，90%还是内部人才”

国资委是实施“千人计划”的主要责任部门之一。在“千人计划”正式启动大约半年后，中组部领导曾到国资委做过一次动员讲话。

这位领导在这次讲话中表示，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布局，中国高层次人才的主力军首先应该在企业，其次应该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当前高校和科研机构确实集中了我国大多数高层次人才，但相比而言，企业的高层次人才少得多、弱得多，一些高层次创新人才远离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战场。”

“中央企业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比较明显的差距在创新、在人才，靠创新才能克服困难，靠人才才能长盛不衰。”他说，中央企业要成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主力军。

按照中央企业人才队伍建设“十一五”规划，高层次科技人才要占企业科技人才总量的5%。“目前是3.1%，缺口约2万人。这2万人短期内很难全部由我们自己来培养，引进是一条现实、快捷、有效的途径。”

央企第一次面向海内外招聘，可追溯到国资委成立之前。2001年，中组部首次面向全球招聘神华集团副总经理，被认为是中央直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突破。彼时，国资委尚未成立。

2003年9月，挂牌不到半年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外发出公告，组织6家中央企业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7名高级经营管理者。

据媒体报道，国资委会议披露，2001年以来，共8次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央企高管，招聘128名高管和12名海外高层次人才。

有媒体统计，2003年以来公示的122名央企高管人选中，51人来自于原企业或原系统内部，占41.8%。57人来自具有国资背景的外部企业，占46.7%。

“什么叫全球招聘？起码你得有一半人是国际上招来的才叫全球招聘，结果招了半天，90%还是内部人才。”王辉耀认为，国资委历年的全球招聘结果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一些问题，根本原因还是出在体制上。“在国外待久的人可能会在文化的融入上有问题，不一定能适应国企的文化环境。但越是这样，就越要不断引入海外人才来改变这个环境。引入达到一定的规模，文化自然就形成了。”

地方的争夺

“光有大楼，没有大师不行”

在“千人计划”的带动下，地方的人才效应或许更明显些。

王辉耀认为，“最明显的是提升了全国各地的人才意识，各地官员更重视人才，这种附加的效应是不可估量的。”

说到这里，他很激动，因为他写的一本书《国家战略，人才改变世界》被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专门组织官员进行学习。汪洋说，“广东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是人才。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人才工作，研究人才理论。”

在广东的广州和深圳以及全国的许多城市都提出要打造国际化大都市，但其国际化人才的比例很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国际人口的比例都不足0.5%。这对于一个城市的国际化当然很不利。

“中国的大多数官员已经意识到：中国现在的大楼基础设施都很好了，但光有大楼，没有大师不行，光有硬件没有软件不行。”王辉耀说。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投入了近400亿资金，用于人才发展和引进。全国31个省市区和35个行业系统已经启动了2778项人才工程，制订实施了本地区海外人才引进计划。例如，北京市实施了“海外人才聚集工程”，上海市启动了“上海千人计划”，广东省实施了“珠江人才计划”，江苏省实施了“万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事实上，早在2003年以前，时任江苏省省委书记的李源潮就曾当江苏的形象大使，先后两次率团专门到韩日、北美地区招聘人才。在招聘过程中，他不仅不遗余力地宣传江苏，而且多次到招聘现场和留学生交谈，鼓励他们回国创业。

王亚雄在江苏设了一个分公司，他明显感觉江苏在海外人才的引进上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

以苏州为例，官方数据显示，苏州人才总量增长率连续9年保持在15%以上，高层次人才数量增速连续6年保持在20%以上，已有30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

无锡也推出了“530计划”(用5年时间引进30名海外领军创业人)。截至去年，无锡已累计引进海外归国人才超过6000名，落户530企业1200多家。

未来10年、20年，长三角地区特别是上海周围，能不能成为世界上科技创业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这是一个未知数。

凌志军在研究了李彦宏、张朝阳、周云帆等等那些创造了中关村[6.70 0.45% 股吧 研报]财富神话的案例后，在《中国的新革命》中预言：未来三五十年，中国一定是海归的天下，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都将是海归。

倘若这个预言可以实现，那是海归的幸运，这个国家也必将为之改变。

虽然近期投资增速连续数月走低，各机构也预测未来投资增长将进一步回落，白景明仍表示目前新一轮投资规划正在形成中，其中保障性住房、水利建设以及交通投资在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为投资增长点。

根据其预测，下一轮财政投资的整体规模将不会低于上一轮经济危机时投入的财政支出。白景明指出，当前财政支出有几点变化趋势值得注意，其中首先就是财政支出规模膨胀已成为必然趋势，我国正不断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

而在地方债方面，白景明表示，近年来中央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有所增加，且财政支出规模的刚性增长和财政制度的变革未来还将持续对地方发债造成压力。据其分析，过去财政收入的高增长主要来源于税收增长，特别是进口环节税收和所得税比重近年来不断上升。“若财政收入未来仍能保持高增速，则地方要求发债的压力也会减轻，但接下来财力高增长的可持续性还需研究。”

对于目前正进行的四地发债试点改革，白景明表示，此次试点仍未明确未来地方政府能否成为发债主体的问题，并指出目前地方发债的还本、还息和资金使用都分散在公共财政的各个方面中，没有形成一个完整体系，也分不清哪些资金来源于债务，建议未来应探索建立专门的债务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