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于幼军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并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有关于幼军的传闻一段时间来一直闹得沸沸扬扬，尤其是蔡武担任文化部党组书记职务以后，于幼军犯事之说更多。实际上，香港十月份不少媒体都对于幼军所犯错误有过报道，称“于幼军的‘出事’，与涉嫌诈骗被拘捕的广东政协港区常委吴汉良招供有关。吴汉良数年前与于幼军的胞弟合作，获得深圳多條公路的开发权”。港媒十分准确地预测，“于幼军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将被撤销中共中央委员。”
    
    1953年1月出生的于幼军是江苏丰县人，父亲是长征红军出身，1949年随解放大军接收广东，随后在广州开始了大半辈子的定居生活，成为广东“南下干部”中的一分子。于幼军从小就是在这样一个红色家庭里与新中国一同长大的。文革后期于幼军作为知青插队到乡下，后来凭借努力，在中学从老师做到校长，并在职读了函授大学，后来还拿到了博士学位。
    
    九十年代初，于幼军遇到了影响和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伯乐，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大力提携和刻意栽培下，于幼军在广东官场开始急速上升。在挂职广州天河区区长、区委书记期间，于幼军还异军突起，与原广州市委宣传部部长黎元江合作撰写了闻名全国的《社会主义四百年》，该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曾获全国第二届通俗政治理论读物一等奖。1994年，于幼军平步青云，当选广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成为执掌广东宣传思想领域的领头羊，进入了广东政坛核心权力层，一时春风得意，好不风光，那时候，年仅四十岁出头的于幼军，不仅是中国当时最年轻的副省级干部之一，而且与本省另外三人，被称为广东省委宣传系统“四大才子”，可以说前途一片光明。再后来，到深圳、去湖南、进山西、入北京，2007年还被当选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如不是受到牵连偶然被套，谁也说不准他在仕途上究竟还能走多远。
    
    这就是于幼军，一个年轻有为，从庙堂之高一不小心跌落进深渊的人。其实，在我国，于幼军一类的故事早已不再新鲜，他们一方面高喊着权为民所用，一方面行使着权为己谋利，把台上反腐与台下贪腐堂而皇之、完美和谐地统一于一身。透过于幼军，人们还能看到许多党政干部的缩影，看到他们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两面人生。
    
    当我党又一个先进分子轰然倒地、黯然失色时，我们是否可以作点思考：造成于幼军们如此起伏命运的，除自身因素以外，是不是还应从制度和社会环境方面找点原因？拿于幼军来讲，他的问题据说早有举报，可他照样一路高升，而且在十七大上居然还被当选中央委员，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