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僰人·铜鼓

铜鼓作为一种民族文物，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僰人的生存繁衍状况和历史面貌，是研究僰人历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的极有价值的宝贵资料。铜鼓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积淀着僰人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始文明。

宜宾、泸州两市历史上掘获的铜鼓和解放后出土、征集的铜鼓，因时代变迁，年深日久，或有毁损，或有外调，据统计，两市现存馆藏铜鼓至少有18面以上。

僰人使用铜鼓的年代可以上推至汉晋时期，下迄明代万历年间僰人消亡之时。宋明之际，是古代铜鼓在川南僰人地区广泛使用和流传的时期，此时已进入古代铜鼓流传发展的后期。

唐宋以后，川南地区产生了铜鼓地名大量出现的文化现象，如：屏山县有“铜鼓岩”、“铜鼓溪”；长宁县有“铜鼓山”；兴文县有“铜鼓岩”、“铜鼓山”；庆符县有“铜鼓石”、“铜鼓山”、“铜鼓池”、“铜鼓渊”；珙县有“铜鼓山”、“铜鼓坝”、“铜鼓寨”、“铜鼓崖”、“铜鼓荡”、“铜鼓洞”；筠连县有“铜鼓岩”；叙永县有“铜鼓溪”、“铜鼓桥”、“铜鼓寺”、“铜鼓厂”、“铜鼓坝”；南溪县有“铜鼓滩”；江安县有“铜鼓沟”、“铜鼓桥”、“铜鼓寺”；泸州市有“铜鼓山”。川南铜鼓地名的命名地，与铜鼓的使用范围一致。部分铜鼓地名的出现，当与铜鼓铸于当地有关。它们的大量出其不意现，足以说明铜鼓文化的社会渗透与传播，在历史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迹，铜鼓地名文化，已成为铜鼓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铜鼓地名的大量出现，意味着川南地区的不仅在广大范围内流传着为数众多的铜鼓，也在大量产出铜鼓。明军征剿僰人，一次就缴获铜鼓九十三面之多，足以成为佐证。有学者在研究中认为：“这样大量的铜鼓，应当说不会全是外地输入的，或许绝大多数是宜宾铸造的。”^①

由于现藏铜鼓实物资料均无出产地铭文镌刻或出产地标志物识别，其铜鼓的来源和流传经过已无从查考，除出土铜鼓有出土时间和地点的记载外，传世品及收集品更是情况不明。因此，参照文献资料成为我们研究僰人是否是铜鼓铸造都的主要依据。（1） 北宋以来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铜禁开放政策，是川南地区铜鼓得以发展、传播的重要原因；（2） 僰人充分利用当地的铜矿资源，并有探矿炼铜的经验，已经完全具备了铸造铜鼓的生产条件；（3）铜鼓历来被视为宝贵重器，“鼓有剥蚀又声响者为上，上鼓易牛千头，次者七八百头，递有等差”。^②若以银计价，“上者值银数十镒（一镒为二十市两），次者数镒”。^③如此昂贵之物，不可能从外地大量输入；（4） 宋王朝开释铜禁的时期与僰人活跃的时期和晚期类型铜鼓问世时期三者吻合；（5）宋王朝诏令铜鼓仅限“依旧于夷界内使用”，所谓铜鼓在叙州自“本府出”，当不是官府或汉人所为，而应是僰人自铸。由此推论，使用铜鼓的僰人当是铜鼓的铸造者，同时也是铜鼓文化的原创者。

铜鼓在僰人中象征着财富，权利和地位。众多铜鼓形象最本质的表现，是僰人酋首和贵族生前对财富和权利的占有。僰人铜鼓文化集中表现为铜鼓的神化和铜鼓崇拜，并以岩画的形式留下了历史的记录。

铜鼓的主要社会功能已不在于使用，而在于铜鼓既代表财富与权势，又是与“僰运”攸关的神奇力量。

考古出土和传世至今为数甚少的僰人铜鼓，作为极有价值的民族文物静静搁置于馆藏，供人们考察、参观、研究，却不能发出雄浑有力的声声鼓鸣。珙县悬棺岩画中风蚀褪色的铜鼓图案，用无声的诉说，呼唤着人们对一个古代民族过往历史的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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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董其祥：《四川地区铜鼓的分布及其族属研究》，《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页。

② （明）曾省吾：《确庵曾先生西蜀平蛮全录》卷4，《恭进俘获古器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

③  嘉靖《四川总志》卷8，《叙州·土产·铜鼓》，北京图书馆籍珍本丛刊（42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