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僰人·悬棺

1954年冬，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珙县麻塘坝一带的悬棺葬进行普查后，沿用《珙县志》“珙本僰地，僰人多悬棺崖上”^①的记载，命名为“僰人悬棺”。1956年，珙县“僰人悬棺”被列为四川省首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川南僰人悬棺葬葬式类型有五：一、悬崖木桩式；二、凿龛式；三、天然洞穴式（含天然岩隙）；四、岩礅式；五、架壑式。真正意义上的“悬棺”当是“悬崖木桩式”，珙县、兴文一带悬棺遗存的置放现状和峭壁上密布散错的木桩孔洞，充分表明这是川南“僰人悬棺”的主要葬式。有学者将珙县这种凿岩钉桩搁棺的葬式称之为“名副其实的悬棺葬”。^②

    “悬棺”一词的最早出现，乃为南朝梁太学博士顾野王（519-581年）观武夷山所云。《太平御览》卷47《地部一二·武夷山》引萧子开《建安记》曰：“武夷山高五佰仞，岩石悉红、紫二色，望之若朝霞。有石壁峭拔数百仞于烟岚之中，其石间有木碓、砻、簸箕、箩箸、什器等物，靡不有之。顾野王谓之：地仙之宅，半岩有悬棺数千。”^③

    川南僰人悬棺葬的年代问题，最明确的是下限。明万历元年（1573年）为限，这一年，僰人在明军的征讨围剿下几尽杀绝，悬棺葬也随民族的消亡而在这一地区绝迹。冉光荣先生认为：“随着僰人的消亡，悬棺葬也告绝迹。因此僰人是四川行悬棺葬的最后一支民族。”^④

川南僰人悬棺葬的上限，至今尚无定论。按元代李京《云南志略》中有关叙南“僰人”行悬棺葬的记载推断，宋元时期乃至唐代川南已有悬棺葬。此说有大量资料予以证实，如：1984年12月至1985年1月，四川省文管会、四川省博物馆、珙县文化馆等几家单位联合对珙县麻塘坝悬棺进行扎架维修加固，同时发掘清理了九盏灯、珍珠伞、邓家岩和棺材铺等处29具悬棺，发现唐宋时期的土陶碗、明代弘治通宝铜钱及短袖连衣百褶裙等物。^⑤又如：美国人葛维汉（D.C.Graham）博士撰《有关僰人的历史文献》载：“笔者在1935年到这地区（按：指珙县麻塘坝）考察，本地人向我兜售一些唐、宋、明时期陶器，的确是僰人的陶器。这些陶器与同时期四川中部汉族的陶器略有差别。从墓中取出的这些陶器是很精美的，说明僰人是具有较高文化的民族。”^⑥应该说，川南悬棺葬上限“当不晚于宋代”^⑦的判定是正确。若以川南地区自从有僰人活动开始就有悬棺葬流行而论，上限时间则大大提前。石钟健先生认为：叙南“僰、濮人开始行悬棺葬的时期，当在公元前四世纪，最晚不迟于汉武帝建立僰道时”。^⑧年代久远的悬棺多已腐朽附毁无存，我们企盼有更为丰富的考古学、民族学资料印证此说。

    川南地区的“僰人悬棺”，以极大的藏量、完好的遗存和丰富的内涵，为田野考古和民族调查提供了学术研究基地；古籍文献对这一地区的悬棺葬记载甚丰，价值极高。

我国悬棺葬广泛分布于福建、江西、江苏、浙江、台湾、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陕西、湖南、湖南、湖北等十三个省区，据凌纯声先生《中国与东南亚之崖葬文化》考评，悬棺葬俗在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如中印半岛、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半岛和菲律宾）也有广泛的发现。^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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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芮逸夫：《川南民族的悬棺问题》。原刊1947年《中央周刊》9卷11期第12页；另载《悬棺葬资料汇集》，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秘书组1980年编印，第47页。

②  曾骐：《崖洞“悬棺葬”的族属与年代》，《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3期，第61页。

③  《太平御览》卷47，《地部一二·武夷山》。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版，第230页。

④  冉光荣：《悬棺葬与都掌人》，《民族论丛第一辑·悬棺葬研究专集》，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省民族研究学会1981年编印，第83页。

        ⑤  《四川珙县·中华僰人故里旅游开发建设详细规划》，珙县人民政府、四川现代旅游工程研究所2000年编印，第33页。

        ⑥  （美）葛维汉（D.C.Graham）：《有关僰人的历史文献》，原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八卷，1936年出版，另载《悬棺葬资料汇集》，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秘书组1980年编印，第1页。

        ⑦  黄伟：《论四川悬棺葬礼俗的几个问题》，《四川考古研究论文集》（《四川文物》1996年增刊），四川省文物教研所编，第59页。

    ⑧  石钟健：《悬棺葬研究》，《民族论丛第一辑·悬棺葬研究专集》，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省民族研究学会，1981年编印，第55页。

    ⑨  凌纯声：《中国与东南来之崖葬文化》，原刊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册，1950年；另载《悬棺葬资料汇集》，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秘书组1980年编印，第58~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