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法院宣告50人无罪 教师沉冤昭雪重返讲台

    被错判“强奸”入狱8年的河北省曲周县教师徐计彬蒙冤，因“强奸犯”获刑8年，并被开除教师公职。今天，记者接到徐计彬打来长途电话称已重返教师队伍，正式转为公办教师。

    就在1月18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瑞川在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宣布，全省 法院在刑事审判中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坚持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有罪则判，无罪放人的原则，2006年依法宣告无罪50人。徐计彬是被法院宣告无罪的50人之一。

    徐计彬是曲周县一所小学的民办教师，1989年他开始兼任乡总校团委书记，因教学成绩优秀1990年被评为曲周县模范教师。如果按照这个轨迹发展下去，徐计彬很有可能转为正式教师。

    1990年，徐所居住的村庄发生一起强奸案，罪犯在现场被褥上留下精斑。根据受害人及其女儿指认，徐被确认为犯罪嫌疑人。法医对徐计彬进行抽血化验，认定现场所留精斑和徐的血型同为B型。检察机关据此以涉嫌入室强奸罪将徐计彬逮捕，此后两审法院均判徐有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徐计彬一直坚持“自己被冤枉”，出狱后继续向有关部门反映。2005年12月10日，他在律师指点下到几家医院进行血型鉴定，在发现自己是O型血后，徐向邯郸市中级法院提出申诉。

    2006年4月7日邯郸市中级法院作出再审决定，撤销1991年对徐计彬的刑事判决，并责成曲周县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同年7月28日，河北省曲周县法院作出再审判决，宣告徐计彬无罪。

    此时，徐计彬最大的愿望是重返教师队伍。

    今天，徐计彬告诉记者，在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曲周县县委领导协调下，县人事局和教育局报请邯郸市有关部门批准，他的工作已于近期妥善解决，正式成为曲周县四中一名公办教师。徐说，他通过自学拿到大专学历，他会倍加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岗位。

    重返教师队伍的徐计彬说，他已经依法申请国家赔偿，同时希望有关部门继续查清蒙冤事实，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记者许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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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冤15年的教师徐计彬提出143万余元国家赔偿

    一民办教师因为一次错误的血型鉴定，以强奸罪被判了８年有期徒刑。蒙冤１５年的民办教师徐计彬日前来到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提出１４３.４４万元的赔偿，并申请为自己落实教师政策。

    河北省曲周县河南疃镇第二疃小学原民办教师徐计彬，１９９１年曾被指控犯有强奸罪被判刑8年。出狱后徐计彬四处奔波讨说法。此间，他在何延兵律师的指导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前往医院进行血型化验，结果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血型为“Ｏ”型，与原来认定其有罪的血型“B”型不符。今年７月２８日，曲周县人民法院改判徐计彬无罪。

 醒目律师看出血型疑点 15年强奸冤案昭雪有望

     15年前，一名年轻的乡村教师被确定是一起强奸案件的犯罪嫌疑人，15年后，他发现自己的血型与此案法医鉴定的血型不一样。

　　“血型相同”就被认定强奸

　　徐计彬，河北曲周县人，1983年高中毕业后，成为本县一所小学的民办教师。1989年，他开始兼任乡总校团委书记，1990年被发展为预备党员，并被评为县模范教师。

　　1990年，徐计彬居住的村庄发生一起强奸案，罪犯在现场被褥上留下精斑。根据受害人及其女儿指认，徐被确认为嫌疑人。法医化验认定现场所留精斑和徐的血型同为“B型”。检察机关据此以涉嫌入室强奸罪将徐计彬逮捕。1991年，曲周县法院判处徐计彬有期徒刑8年，徐不服，上诉至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邯郸中院维持原判。

法院弄错男子血型判其强奸 15年后发现改判无罪

    1990年12月，邯郸市曲周县村民尚某某报案称被人强奸。根据尚某某的指认，该县民办教师徐计彬的血型与现场遗留精斑同为“B”型等两项主要证据，曲周县法院于次年判处徐计彬有期徒刑8年。15年后，徐计彬发现自己的血型竟然是“O”型。

15名律师上书全国人大:看守所条例与法律抵触

     1月15日，韩甫政等15名律师上书全国人大，提出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的书面意见。这是由于，尽管刑诉法明确规定，律师在刑事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都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然而，依照目前正在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辩护律师仅能在审判阶段会见在押的被告人。

     行政法规与法律的明显抵触，致使律师会见难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难题。

     沧州市浮阳律师事务所主任韩甫政说：“刑诉法第三十六条和第九十六条从法律的高度确定，律师在刑事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都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其他辩护人在审查起诉和审判两个阶段经许可也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

     然而，1990年3月17日国务院发布、目前正在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已经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被羁押的人犯在接到起诉书副本后，可以与本人委托的辩护人或者由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会见、通信。”

     “依照这一条规定，辩护人仅能在刑事审判一个阶段可以会见在押的被告人，而侦查和审查起诉两个阶段，辩护人则无权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事实上，我和我的同事也多次被这条规定挡在看守所的门外。”韩甫政无奈地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条和第五十六规定，全国人大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属于法律，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我国立法法第七十九条明确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依据我国宪法，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有权改变或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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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诉法对律师权利的部分规定

     据记者了解，15名律师在建议书中指出，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刑诉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案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 记者:刘树鹏

赖昌星遣返案庭审结束法官未当庭宣布结果

    加拿大联邦法庭审理赖昌星遣返案的庭审今天下午结束，主审法官德蒙迪戈尼没有当庭宣布裁决结果。

    两天来，赖昌星的代表律师马塔斯与移民部代表律师雷斯尼克围绕赖在被遣返后是否将面临死刑或酷刑等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控辩。马塔斯向法庭提出了所谓的“新观点”，要求法庭裁定对赖昌星遣返风险进行重新评估，并首次提出评估工作应通过司法程序，或由移民部召开公众听证会来进行。雷斯尼克对马塔斯的辩护理由和要求逐条进行批驳，认为移民部对赖所做的风险评估公平合理。

    据悉，主审法官将根据本次庭审情况，在未来几个月内作出裁决，以确定是否接受赖昌星提出的对其遣返前风险评估报告进行司法复议的请求。

    十八日，法庭将开审赖昌星三名子女的上诉案

律师迟到被告 法庭撤销诉讼原告损失百万

    导致法庭撤销诉讼原告损失百余万，律师被索赔１８０万

　　一名律师代理原告打官司，开庭时却迟到，导致法院裁定原告“自动撤诉”，随后又解除查封被告的财产。一怒之下，原告将其告上法庭，并索赔１８０万元。

　　昨天下午，此案在越秀区法院公开审理。

　　昨天下午，肢体残疾的梁先生坐在越秀法院的原告席上，他是替同样肢体残疾的朱先生状告当初委托打官司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

　　据朱先生诉状，２００４年，他状告钱某借款人民币１７０万元到期赖账时，与东风中路一家规模较大的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该所律师吴某、陈某代理诉讼。朱先生清楚地记得，番禺法院传票通知开庭时间是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８日上午９点正。开庭当天上午７点半，朱先生提醒两名律师开庭时间。但两名律师９点３０分抵达番禺法院时，因为迟到半个小时，法官依法裁定原告自动撤诉，并解除了查封被告１７０万财产的申请，被告趁机把财产转移了，导致朱先生的债无法收回。

　　朱先生认为，这一切损失都是吴、陈两律师造成的，他将两人告上法庭，并向陈、吴两名律师及其所在事务所索赔损失合共约１８０万元。

　　在昨天的法庭上，吴、陈两律师对开庭迟到一说并未否认，也承认是因为他们迟到被法院裁决原告撤诉，但他们不同意朱先生的索赔要求。两律师提出，虽然番禺法院已经裁定原告撤诉，但原告还可以重新起诉，他们当时也向朱先生提出重新起诉，可是朱先生却不肯配合他们去法院立案。

　　对此，朱先生的代理人回应说，通过这次诉讼，已经对律师不信任了，而且被告已经转移了财产，再次起诉只能加重原告的损失。

　　目前此案还在审理中。（记者　吴秀云）

北京法院首发临时性救助 灭门案受害人跪谢法官

    昨天（9日）上午，为了救助房山灭门惨案中死者年迈的父母，市一中院发放出本市首笔1360元的临时性社会救助款。今后，凡是生活困难的执行申请人（受害人），都可以申请这类救助，但必须在判决执行后返还。

    昨天8点，法官来到房山灭门案死者付某父母居住的平房。身着有明显破洞的棕色布裤子，死者母亲付老太太将法官让进屋。她的老伴因为生病一动不动地躺着床上。据悉，张洪海被执行死刑后，他们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但法官多次调查，均未发现张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付某父母已60多岁，靠每月117元钱的低保生活。

    法官坐在床边，将一个信封塞进老人的手里：“这是为您二老申请下来的1360元救济金，钱不多，您先解解燃眉之急。”此时的老太太已哭得满脸涕泪，“我谢谢你们啊。”说着说着，她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以后还会有救济款吗？”法官当场做出承诺：“只要赔偿款没拿到，我们每年都帮你申请。”

    这是今年6月市高法和市民政局联合推出《解决执行难案件中困难人员生活救助问题》措施以来，本市法院发放的首笔临时性社会救助款。市一中院执行庭副庭长王保民表示，很多执行难案件，因为被执行人暂时没有财产等原因无法执行，但同时，一些生活困难的被害人亟待这笔钱生活。“这种临时性的社会救助款，可以帮助他们暂时渡过难关。”

    据悉，今后，凡是执行难案件涉及的生活困难申请人，都可以向承办法官申请救助款。经调查符合救助标准的，可以获得由民政部门发放的临时性社会救助金。但在案件执行后，这笔钱必须由执行法院扣除后返还给民政部门。

    ■链接

    具有北京市正式户口，涉及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交通肇事赔偿、民事伤害赔偿等案件中，依法查明被执行人确无或暂无履行法律义务的能力，而申请人生活困难、符合救助条件、需要给予救助的，都可以申请临时救助。

    救助标准：最低生活标准（城市310元，农村120元）乘人口数再乘6。每年可以申请1次。（记者孙思娅）

律师真实生存状况调查：月收入为负数的精英们

    律师，这个昔日和风光、尊重、高薪等词联系在一起的职业，如今却让从业者们感到了几乎无法承受生存的压力。日前，国内首次针对律师生存状态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律师已成为城市中的低收入和无保障阶层。但与其他低收入群体不同的是，这也是一个全部拥有高学历、并通过了“中国第一考”的“精英”阶层。他们一面肩负着国家法制建设的重任，一面忍饥挨饿地在行业中打拼。 (为了拿到这张红色的律师执业证，实习律师们需要忍受一年的“零工资实习期”。)

    “中国第一考”

    成为一名律师并不容易，第一关就要面对被称为“中国第一考”的司法考试。司法考试以难度大、通过率低而闻名全国，几乎没有人能一次通过，绝大多数人要考三五年，甚至有人考三五年都考不过。

    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６日，一年一度的全国司法考试再次开考，２８万多名考生迈进了“中国第一考”的考场。这是考生卢宇参加的第四次司法考试，４年前，他还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一年级的研究生。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报名参加司法考试。如今，卢宇已经是某国家机关人事处的工作人员。他说：“我有很多同学考了两三次后就放弃了，但我还想试试，毕竟通过了司法考试才能有进入这个行业的敲门砖。”卢宇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我国高校法学专业的研究生，几乎每个人都有多次参考的经历。

    稍微研究一下司法考试的人员构成就会发现，什么年龄段、什么学历的考生都有，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在律师事务所打工实习多年的年轻人，甚至中年人……每个人谈到司法考试都觉得是“巨大的压力”。

    记者了解到，２００２年司法考试的全国平均通过率为６．６８％，２００３年为８．７５％，２００４年为１１．２２％，２００５年稍有提高为１４．３９％。但与其他考试相比，通过率仍然低得惊人。

    而且，即使能够通过这样严酷的选拔，也并不能成为一名律师。这只是取得了律师资格，后面还有更艰辛的第二关、第三关……

    “零工资实习期”

    成为一名律师的第二关，是历时一年的律师事务所实习期，期满合格后，可以拿到红色的律师执业证。

    在这一年的实习期中，刚刚通过司法考试的考生们，马上要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因为在实习期间，实习律师们的收入是由律师事务所“看着给”的。而对于这份收入，实习律师们往往有苦难言。

    小闫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她的实习期是在父亲朋友的事务所里度过的。“很少听说实习律师能拿到高薪的，除非，他运气好，或者就是有其他的因素。”小闫告诉记者，“能够进入事务所实习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班的很多同学都是找熟人才有实习单位，否则连实习单位都找不到。”

    一位网名是“新小律师”的网友公布了自己实习期间的真实经历：“司法考试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前台接待，每月工资２５０元。难道我们实习律师不是人，而是植物吗！”

    记者了解到，即使在江浙等发达地区，实习律师们的月收入也只有９００元左右。小闫告诉记者，还有很多律师事务所明确规定：“实习律师没有报酬。”即便如此，她和同学们还是会去实习。因为“如果不去实习，就永远没有机会上手，更谈不上积累经验了。”

    孙先生是北京市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他说：“每年到事务所来实习的学生不下三五十人，而且基本都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事务所只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参与实践的机会。如果支付报酬，事务所自身的运作就要受到影响。”

很多实习律师因为无法承受这样的压力，而开始寻找其他工作机会。实习律师的“不安稳”，让事务所更加不轻易对实习律师委以重任。这就在实习律师和事务所之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而两者的矛盾也越积越深。

    “初入行没有案源”

    熬过艰难的实习期后，就成为一名新律师，他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比实习期更漫长的“案源匮乏期”。

    小林已经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了３年，在这３年中，他接到的案子只有十几件。“当事人都愿意找老律师办案子，因为他们社会阅历丰富，关系广泛。我们因为没有实战经验，所以很难取得当事人的信任。”

    因此，“只要有了案子，我们就累死累活地找材料、搜集证据、准备辩词。但是新律师的代理费很低，而且还要交给律师事务所费用和税费，真正拿到手的，还不够辛苦钱。”小林说，“谁能想到律师舍不得打车，还经常为房租发愁呢？可是，我们确确实实感到连房租都是压力。”

    国内首次针对律师生存状态的问卷调查显示，４２％的律师一年办理诉讼案件的数量不足１０件，６２％的律师一年办理的非诉讼案件的数量不足５件；从业３年左右的律师平均年工资在三四万元左右，除去办案成本后，收入只够“糊口”。而且，还有一些“新律师”由于找不到案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没有任何收入的。

因为收入微薄，律师们不得不在法律和生存之间艰难选择。

　　专家：律师不是商人

    广东明境律师事务所主任胡福传认为，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律师应该被视为低收入和无保障阶层。他展示了律师们的工资单，记者看到，多个律师因为没有接到案件而又要向律所交纳保险和管理费等，工资竟为负数。胡福传说：“律师的收入是呈金字塔式的，高收入者处于顶端，为极少数，有７０％以上的律师生活艰难。”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王凡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律师的平均收费不如出租车行业，年毛收入不足１０万元。

    律师行业的起步艰难，使不少法学专业毕业的学生不愿意去做律师。中山大学法学院对本科生做的一项调查表明，有３５％的人志愿成为律师，而到毕业时，真正去律所工作的学生却是少之又少。中大法学院的２００６届本科毕业生有２００人，只有一人与律所正式签约。中大法学院党委副书记莫华对此表示：“法学院学生出去做律师的正在逐年递减。”

    一些学生则表示，他们不会选择律师作为第一职业，而是会考虑先做公务员，等到积累一定社会关系之后，才会考虑是否做律师。而那些步入律师行业的人中，很多人不久便转考公务员或从事其他职业，坚持下来的少之又少。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心理方面的专家陈女士对记者表示，律师一面肩负着法制建设的重任，一面又忍受着饥饿在行业中打拼，这两方面的极端失衡可能导致整个行业的弊病。做律师是追求法律正义，还是干脆把律师做成商人？就现在律师的生存状况而言，无疑会把他们逼成商人。能够做到律师这一行的都是具有相当深的教育背景和高素质的人，让他们丢弃法制理想，由天使变成魔鬼，改变无疑是残酷的。中国律师行业因贫富不均而存在着青黄不接的断层。律师，尤其是年轻律师，是中国律师行业未来发展的希望。他们关于职业发展的困惑与痛苦也是沉重的，社会应该关注律师的现实问题和长远发展问题，要给他们更多指导和关怀，用心解决他们的困惑和忧虑。（记者 杨 曼）

    程治国律师认为该项制度无论是从法院角度还是从当事人的角度都应该大力提倡，这是因为：从法院角度看：此制度能够节省诉讼投入，大大提高办案效率，从当事人角度看：此制度不但能够化解诉讼双方的矛盾，还能为当事人节省诉讼成本。

    程治国律师希望这么好的制度在全国各级法院都能开始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