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劳动力返乡,对于互联网行业意味着什么?

字体大小: iguanli 发表于 2017-11-29 09:37  评论0条  阅读2395次 

   伴随着一线城市低成本生存空间的不断压缩,滴滴打车难、打车贵的现象将在快递、家政等行业上演。

  
  对于“无业可就”、无家可归的他们来说,这已经是目前的就业环境下的最优选择。而北上深的“驱逐令”正在剥夺他们的选择权,把他们推入到闲散无着的状态,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就在去年北上广三地同时对外地户籍网约车司机发布“驱逐令”的当天,我在钛媒体上撰文《外地司机被“驱逐”,滴滴们坐享的隐性失业“红利”被终结》,探讨了“兼职经济”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中国的“隐性失业红利”。而一线城市对于外地户籍设立的高准入门槛,将使滴滴们及其用户双向受损。
 
  果不其然,《2017年滴滴出行平台就业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6月——2017年6月,滴滴平台各省份就业增幅中北京排名倒数第二,属于负增长。打车难、打车贵、服务差等问题如幽灵般重新浮现,以至于滴滴不得不发公开信向用户致歉。
 
  根据滴滴就业报告的数据,滴滴平台上的司机50%左右属于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或无业状态。“平台为处在就业过渡期的人提供了收入来源,还起到了就业蓄水池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而在北京,这样的“蓄水池”和“稳定器”失效了。
 
  据媒体报道,网约车新政后,后厂村等“滴滴村”贷款买的车成了私家车,重新拾起了货运和搬家的活计。然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北京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排查整治的重点正是仓储物流、批发市场等,转型为快递员和货运司机的网约车司机们,不仅面临着仓库关停、单量骤降,更面临着重新寻找住处乃至打包回家的抉择。
 
  这也是为什么京东主动向员工发出援助之手,称如员工住所必须发生变化且未找到合适住所时,可直接申请员工宿舍。因为京东深知数十万快递员对于是其快速崛起扩张所依靠的“主力军”,而在北京他们即将面临流离失所。
 
  而微博等平台流传的北京快递大涨价传闻反映出外地劳动力返乡立竿见影的效果,10月上旬中通、韵达相继宣布上调快递价格,而随着居住成本及生活成本的上升,电商、外卖、家政O2O等行业的“低劳动成本”时代将和网约车一样走向终结。
 
  过去的“低劳动成本”源于外地劳动者挣着一线城市的工资,而维持着三四线乃至城乡标准的消费水平,他们的收入或许已经过万,然而仍然愿意蜗居在1000块钱的群租公寓中,他们的收入用于反哺家乡的家人,用于如刘强东所说的攒钱回家买房。正是因为他们尚未融入城市,尚未背负上节节攀升的居住成本和光鲜亮丽的生活条件,才降低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
 
  有业内人士称,100多万名快递员中,90%的人没有劳动合同、五险一金。除顺丰、京东等企业外,采用加盟制的快递公司基本上很少为快递员缴纳五险一金,甚至并不签订劳动合同,更不用说数百万规模的兼职快递员大军了。这是互联网时代的“低人权优势”的翻版。
 
  而正是保洁、保姆、马路边的流动维修工的存在,才让互联网用工平台有了成立的基础,据某家政O2O平台的数据显示,国内从事家政服务的超过90%是农民工群体。可以预见的是,伴随着一线城市低成本生存空间的不断压缩,服务行业的用工难、用工贵现象将愈演愈烈。
 
  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整治群租房和城中村同步进行的,则是政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大力推动。
 
  自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开始,两年以来多个部门已经出台了数个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支持政策。然而,在2017年9月农业部农村创业创新工作推进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透露,全国返乡、下乡创业人员共700万人,农民工占到480万人,与全国2.8亿农民工的总数尚属涓涓细流。就像鼓励大学生创业并未能解决他们的“就业难”一样,此举也无法解决农民工返乡之后就业空间有限的问题。
 
  农民工回乡创业最典型的身份——农村电商店主,并不足以提供大规模的就业岗位。阿里研究院和阿里新乡村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2016)》显示,全国1311个淘宝村孵化数十万个草根创业者,创造了至少84万个就业岗位,这意味着农村电商容纳劳动力的能力远不足城市中的服务业。
 
  今年年初,曾经轰轰烈烈的“京东下乡”计划陷入“京东帮实体店大面积关门、农村事业部解散“的传闻,随后京东予以全盘否认,并澄清京东农村电商的战略变动将改变“乡村推广员的单一方式”,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京东农村推广员事实上的裁员。
 
  也许,农村萎缩的需求、零散的单量与价格承受能力,并不支持京东10万名快递小哥“回乡创业”的豪情壮志。显然,“工作三五年就能回乡买房”对他们更具吸引力。
 
  当外地劳动者被迫离开北京等一线城市时,很可能也意味着他们告别了“互联网+”的红利,因为在家乡互联网的“就业渗透率”依然处于较低水平。他们的离开是互联网公司、消费者及自身的三重损失,最终是社会总成本的上升与生产效率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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