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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在天文气象上倾注60多年心血的痴人。
这是一个在长期气候预测上实践了50多年的预报狂人。
这是一个与专家和权威抗争了40多年的不屈不挠的民间奇人。
这是一个敢于向英国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挑战的伟大的气象预言家。
如果您没有看过这篇文章,您根本不会相信当今世界上有这样的奇人。
当您认真看完这篇文章,您会感叹:当今世界还真有这样的奇人!
(一)提前三年预知江南特大降雪
1989年2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一条惊人的消息:“苏鄂大雪酿成灾害”,“部分地区降70年罕见的暴雪”。同年的《气象》报道:“湖北大雪压倒民房2万多间,砸死5人,重伤100多人,冻压死耕牛5000多头……南京汽车站因大雪滞留旅客6000多人,降雪量比常年偏多1—4倍。”
请注意,这不是发生在内蒙古司空见惯的暴风雪,而是发生在很少见过雪花的江南鱼米之乡!所以它成了国家权威报纸的新闻。
如果谁能预报出这样的灾害天气现象,让人们早做防备,将为国家和人民减轻多少经济损失?
如果谁能做出这样的预报,岂不就是能够借东风的诸葛亮再世?
然而,中国确有一个人提前三年预报了这一奇特的灾害天气,而且把这个预报刊登在一本“奇书”《星体运动与长期天气、地震预报》(第36页)之中。书中预报:“未来的1989年1月,行星经向连珠对应长江,这样的天象布局,在2月的中下旬能形成异常的冬春洪涝,江南很可能出现如1513年第Ⅰ型的特大降雪与严寒。”
90年代,他还成功地预报出山东一带的特大面积的冰雹、华北地区的春夏之交罕见的霜冻。
他是谁?
他是一个在天文气象上倾注60多年心血的“痴人”。
(二)提前五年预知“厄尔尼诺”将至
1993年,最令气象学家头痛的“厄尔尼诺”不期而至,导致全球性的气候异常。美国密西西比河当年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损失逾百亿美元。
美国的气象界权威考斯基在巴西1993年10月20日的《阅读》周刊上撰文:“今年的美国气候反常现象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严重,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引自1993/11/18《参考消息》)
美国《科学新闻》周刊上一篇文章《气候的长期预报》中说:“大气的混乱无序使气象预报人员大伤脑筋。即使他们有幸使用功能非常强大的超级计算机,也不能奢望提前一个月预报天气的晴雨变化。”
“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最近制定了下一个目标,在2005年达到能提前一年预报一般气候条件,成功率为70%。”(引自1994/3/16《参考消息》)
如今将近10年过去了,世界上提前一年的长期天气预报水平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1993年是气候“极不正常”的一年,气象学家无法做出准确的预报,因为谁也找不出大气环流“异常”的原因。全世界的科学家对厄尔尼诺的形成、出现、消失的时间以及它怎样影响天气都不能掌握,因此有18个国家要投巨资联合搞《热带海洋全球大气(TOGA)研究计划》,以弄清厄尔尼诺的来龙去脉。然而10年过去了,这项研究至今未见有什么重大成果公之于世。
如果有谁能预报厄尔尼诺现象什么时候出现和消失,全世界的气象学家岂不都要来拜他为师?
又是这位中国老人,在五年前(1987年)就对厄尔尼诺现象做出准确的预报:1993年将要出现一般的厄尔尼诺现象。
1988年他又在《自学》杂志第三期补充预报:1993年将出现较强的厄尔尼诺现象。美国等国家将要发生特大洪涝灾害。
这似乎是神话故事,无法令人相信。然而这的确是印在那本“奇书”的246页上。
我们因此不得不关注这本“奇书”——《星体运动与长期天气、地震预报》,大十六开本,全书40万字,1988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由北师大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印刷了4500册。每册定价仅4.25元。
这的确是一个自大而又狂妄的预言家——竟然敢提前数年把预报白纸黑字地刊印在40余万字的专著上。如果万一预报失败,这倾注他一生心血的专著岂不“到期”作废?
这位自大狂妄的人是谁?
这是一个在长期气候预测上实践了50多年的“预报狂人”。
(三)提前两年预知地震的震中、震级、时间
1991年10月,正是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大雪封山的季节。然而在莫尔道嘎林业局却出现了建局史上从未见过的现象:山丁子树开花、蛇出洞、鼠乱窜、地裂缝等类似夏季的反常现象。社会上盛传即将发生地震的消息,地震部门也发出“做好防震准备”的警告。一时人心惶惶,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当时社会上传说有一个能够预报地震的传奇人物。他成功预报地震的报道曾在新华社的一些报刊以及《人民日报》《中国科技报》《内蒙古日报》《内蒙古大兴安岭日报》《报告文学》杂志、《新华文摘》等报刊上登载。时任莫尔道嘎林业局局长的韩斌,派人从大兴安岭辗转5000里赶赴山东潍坊,寻找这个传奇老人。由于老人因事走不开,无法去大兴安岭实地考察,但他能“画图帷幄之中,预测千里之外”。他十分肯定地告诉来人:“回去告诉大家,安心生产,今明两年不会有地震发生。”他亲手写了预报的情况,让来人带回去交差。
当地的电视台向广大群众报道了这一消息。人们自然是半信半疑,然而当年的确没有发生地震。
到了第二年(1992年),地震征兆愈来愈明显,人心更加恐慌。莫尔道嘎林业局局长再次派人“三顾茅庐”搬请老人。老人应邀亲赴莫尔道嘎考察,并再次做出预报:“今年仍然没有地震。但是在明年(1993年)春夏之交可能发生地震。地震不会超过四级。震中不会在林业局局址,而可能在额尔古纳河边的太平林场。”
人们不敢相信,又不敢不信,只好拭目以待。
1993年春末夏初,该地区果然发生了多次二三级地震。巧的是,震中真的发生在这个局的太平林场;更巧的是,最大的地震是3.9级,硬是没有超过4级!
这一段奇闻被《呼伦贝尔日报》1995年10月11日第三版所记载。
1989年,这位老人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与副研究员董法先组成了一个“天文地震小组”,并在1989年2月27日《中国地质报》上发表地震预报。预报说:“1989～1990年,我国北纬30°～北纬40°之间地带将有大震发生的极大可能”,“但东北地带不会发生大震”,“从地质构造角度看,四川炉霍一带和唐古拉山地区是值得注意的地段。”
在国家级报纸上公开预报地震,这在国内尚属首次。
在报纸上预报地震,如果预报错了,就会臭名远扬。报社领导和编辑都为此承担着很大的风险——如果引起社会动荡,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但是他们佩服老人的执著追求,也相信老人的学说。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老人需要支持,他们甘愿为他承担责任。
这年的地震实况是:1990年,四川巴塘和山西大同、河北阳原间分别发生了我国地震史上罕见的震群型地震。其中巴塘距离栾巨庆预报中的炉霍地区仅有200公里左右。1990年4月16日—5月4日,巴塘发生地震10160次,其中5级以上的6次,6级以上的4次,6.7级两次(大同与阳原之间);10月13日至19日,发生5级以上地震5次,其中6.1级1次;宁夏固原11月2日发生5.1级地震1次。
上述地震果然发生在北纬30°～北纬40°之间。东北地区果然没有发生大地震。”(见1991年2月20日《大兴安岭日报》)
这位老人是谁?
他是被《人民日报》(1981/1/18)和新华社(1981/1/17)称为“民间气象人才”、被《科技日报》(1988/11/29)称为“我国民间天文地震研究人员”的民间奇才。
(四)挑战诺查丹玛斯的大预言
1999年,世纪之末。
人类本来就对世纪末十分敏感,再加上那位曾经震惊世界的欧洲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那“1999年人类大劫难”的恫吓,天文学家又证实了1999年的天空的确要出现行星组成的“大十字架”,更增加了人们的不安和慌恐。
各国科学家纷纷撰写文章,见仁见智,预测地球的祸福安危,不期而然地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或喜或忧的情绪浪潮。
国内外有些科学家则安慰人们:遥远的行星不会对地球产生影响,不必庸人自扰。《中国气象报》发表题为《十字连星不会给地球带来灾难》的文章(1999年1月14日),告诫人们勿要杞人忧天。
这位老人对1999年的天象更是情有独钟。这一年的“十字连星”天象是千年才能一遇的风景,恰是研究天文气象千载难逢的机遇。
老人对诺查丹玛斯“1999年人类大劫难”的所谓预言在报纸上给予了批判。他认为,“十字连星”是太阳系的正常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曾出现多次。如公元前110年、公元1909年也都出现过“十字连星”天象。公元前110年不可能有气象资料,也没有史料记载什么大劫难;1909年的“十字连星”现象,史料只记载“呼兰府冬大雪五六尺”,也没有什么劫难之说。
但是,老人警告说,不同的行星天象布局,的确对地球的气候有不同的影响。老人认为,1999年的“十字连星”实际上并不是“十”字,而是“X”字。他根据爷爷和自己上百年的研究成果,认为这样的天象的出现,会造成地球上异常的旱涝。
早在1990年,这位老人就对“十字连星”现象对1999年的气候影响做出了预报:“对长江未来特大洪水的预报:据天象反映,未来的1999年的梅雨季节,将有八大行星集中对应长江流域,还有月球在赤纬19‘回归对应,将是特大洪水的年份,同时黄河流域将发生严重的干旱。”
老人和他的同志一致认为,1999年的天象极为典型,正是八大行星集中对应长江,而且是月球轨位回归对应。按照栾氏的预报理论,这样的天象一定要发特大洪水。
如果这样典型的天象还没有洪水出现,人们就要怀疑栾氏祖孙两代人近百年的研究根本就是错误的。
老人提前10年预报长江“特大洪水”,实属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研究成败在此一举。
世纪末的天气,毕竟要格外受到国家气象部门的关注。在这位老人做出预报之后的第10年,即1999年4月4日至5日,中国历史上首次人数最多、级别最高的“1999年汛期降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有国家气象中心、气候中心、水利信息中心、总参气象中心、中科院等30多家权威单位;有院士、研究员、教授、高级工程师等权威人士近百名。
媒体报道说:“近百名专家、学者、教授汇集一堂,共同研讨汛期天气,这在我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引自1999/5/25《中国减灾报》)
那位神奇老人,此时在国内已是小有名气,但是,这次却没有受到国家气象局的邀请,没有参加这次世纪末汛期降水学术研讨会……
这个没有“神奇老人”参加的研讨会形成的“学术性结论”是:“今年夏季雨带位置北移,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南降水偏少。”(引自1999/5/25《中国减灾报》)到了1999年的6月3日,国家气象局对1999年夏季全国的气候趋势再次进行了会商,预测结论仍然是:“主要多雨区在淮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华北大部、东北大部及东南等地区,主要少雨区位于长江中下游至江南北部一带。”(见记者蒋凤英1999/6《中国气象报》报道)
我国顶级气象专家们当年两次预报得出的学术性结论:长江流域少雨,黄河流域多雨。这都与“神奇老人”10年前所做的“长江特大洪涝,黄河严重干旱”的预报截然相反!
请注意专家和民间老人预报的区别:
一、民间老人预报1999年长江的洪水是“特大”,黄河的干旱是“严重”,使用的是这样极端的、不留余地的准确用语。也只有心底无私者,坚定的自信者,才能如此不擅中庸之道,做出不留余地的预报。
而权威专家预报降水只用“偏多”或“偏少”,一般不会使用“特大”“严重”字样。这样做预报是一种技巧,在预报的评分上可以多得一些分,准确率也会显得高一些。
二、民间老人是提前10年做的预报,这在中国气象史乃至世界气象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而专家们却只是提前了两个月(第一次)、甚至是提前三四天(第二次)做汛期预报。
三、民间老人只是个被排斥在气象界之外的小人物、孤胆英雄;而权威们则是国内顶级气象专家,近百人。
许多熟悉老人的人都在担心:这回老人恐怕是凶多吉少——他面对的可是我国学术权威、顶级专家共同的“学术结论”。
民间老人真像一个“当代的唐吉诃德”,骑瘦马,挺长矛,独自挑战大风车……
(五)提前10年预言长江特大洪水的神奇验证
大自然不承认权威,也不偏袒平民,它只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运行。
就在专家们再次预报“长江少雨”之后的第4天——1999年6月7日开始,“长江中下游地区多次出现大范围的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过程……降雨强度大,持续时间长,特别是苏皖南部、赣浙北部已出现6天至8天暴雨至大暴雨天气。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6月份总降雨量普遍达300毫米至500毫米,部分地区达
700毫米至1000毫米,是常年同期降雨量的1倍至3倍,苏皖南部是常年同期的2倍至4倍。”
“入梅以来,上海降雨量已超过610毫米,为常年的4倍,是上海有气象记录126年以来梅雨总量最多的一次。上海市区万余户居民家中进水……”
“江苏省内河各站点水位均超过历史最高值。太湖水位达到了5.07米,比历史最高水位还要高出0.28米……”
“湖南暴雨滂沱,洞庭湖区均超出危险水位……”
“安徽宣城地区强降水造成山洪暴发,各水系水位骤然上涨,水阳江、青戈江全线超过历史最高水位……”
(以上均引自《中国气象报》1999年6月底、7月初的报道。)
总之,1999年汛期的实况是,长江中下游出现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超过了当今人们熟知的1998年的大洪水,出现了长江流域典型的连续两年的“姊妹水”。只是由于媒体对1999年洪水报道力度没有1998年那么大,所以人们往往只记住了1998年那场50年不遇的大洪水,而忽视了1999年的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
神奇老人提前10年预言的长江特大洪水奇迹般被验证了!
那么,黄河流域、华北、东北地区到底是“多雨”还是“严重干旱”?
请看《中国气象报》当年5、6月份一些报道的标题或导语:
“黄河源头干流扎陵湖至鄂陵湖段有史以来首次出现断流”
“黄河源头干流首次跨年断流”
“今夏北京降雨五十年最少”
“陕北旱情牵动省领导”
“黑龙江旱情严重”
“河北发生严重干旱”
“山西气象部门给省委省政府一份重要气象报告称,今年的特大干旱确实是几十年少见的。”
“热浪袭击内蒙古草原”
“河南夏季累计降雨量显示:全省20多个县、市降雨量不足50毫米,还不到历史同期的20%,有的县降雨量只有3毫米至20毫米”。
如果把发生特大洪涝和特大干旱的省市分别画两个大圈,就可以看出,洪涝区恰恰是长江流域,干旱区恰恰是黄河流域、华北、东北地区。够了!天气实况和媒体报道都证明了这位老人的提前10年的气候预测惊人的准确;而近百名专家的提前两个月的“学术性结论”预测和国家气象局的提前三四天的汛期预测(6月3日预报当年6月至8月的气候)却惊人的错误——完全报反了!《中国气象报》的委婉措词是“今年(1999年)的汛期长期天气预报与实况出入较大”,“今年大气环流在人夏以后出现了异常,导致气候预测失误。”
为尊者讳,是国人的美德(也有人说这是虚伪)。本来是完全预报反了、大错特错了,却要称之为“出入较大”;“预测失误”了,不是专家的错,而是由于“大气环流出现异常”,真给权威们留足了面子。
提前10年预报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而且准确得如同“神仙”?这听起来像个神话故事,几乎没有人相信,也没有理由让人相信。
谁能证明他的确做了这个预报,而且提前了10年?
据了解,1992年,国家气象局曾发专函给这位老人,特邀老人携带论文参加学术交流会。
老人把这一惊世骇俗的预报,写进他的论文——《江淮洪涝成因与长期预报实践》。由于老人没有钱去参加会议,只把论文寄给了大会材料组。
可惜的是,可能由于老人人微言轻,加上提前预报八九年以后的“特大洪水”令人不可思议,没有价值,这一堪称神奇的预报论文,不仅没有在1992年的会上被宣读,更没有给予刊发……
在那次国内百名专家参加的1999汛期预测会上,“神奇的民间老人”却无权参加……
“有些人”则可能说没有收到过老人的论文,或者说已经找不到了……
果真如此,老人的带有传奇色彩的预言,死无对证……
还好,新闻界和文学界时常做出一些反权威的令人刮目相看的举动。1990年,《北京文学》第12期刊登了石中元的一篇报告文学《奇人栾巨庆》,文章中就有老人预言1999年长江特大洪水的记载。
但有人会说,报告文学不是学术论文,在科学上不足为凭……
庆幸的是,山东《昌潍师专学报(自然科学版)》1992年第11卷第2期28—32页上刊登了神奇老人的论文,证实老人预言了1999年的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和黄河流域的“严重干旱”。
人们应该感谢《昌潍师专学报》的编者,是他们的宽容、“大胆”和慧眼,让一个伟大的预言留下了文字记载。否则,“某些人”又会说老人的预报“是假的”“是事后做的”……
这位敢于向英国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以及当代气象界权威人士挑战的伟大的气象预言家到底是谁?他就是在我国气象、天文、地震界大名鼎鼎的普通人——山东寒亭地震与长期天气预报研究所所长,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吉文林业局退休工人,今年(2003年)已经78岁的栾巨庆。
(六)黑夜,不会因为公鸡不叫就不亮天
目前,全世界有30多个国家发布长期天气预报,但准确率普遍不高。因为,气象科学家还不能掌握大气环流异变的内在规律。“不仅是我国,就是美、英、日等发达国家也无法做出准确、定量的长期预报。”(《中国减灾报》1999/5/25)
美国《科学新闻》周刊也曾发表类似的感叹:“大气的混乱无序使气象员们大伤脑筋,即使他们有幸使用功能非常强大的超级计算机,也不能奢望提前一个月预报天气晴雨变化。”
据悉,“美国、日本发布季度预报,准确率还不如我国高。有资料介绍说,日本的季度预报准确率在50%左右。”(《中国气象报》1999/10/21)
全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正式发布超过一年的“长期气候预测”。
80年代以前,许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在内,都认为长期气候预测是“不可能的”。那时长期气候预报争论的焦点是“是否能报”;但我国强调“需要第一”,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1998年,我国气象学家“一致”给出长江流域“降水偏多”(专家预报不说“特大洪涝”、“严重干旱”,只说“降水偏多”、“降水偏少”)的信息,就算是成功地预报了1998年长江流域的大洪水,受到国家和有关部门的表彰。然而,第二年(1999年)汛期预报的“学术性结论”,把气候完全预报反了,又让他们全体“没面子”了……
世界各国的气象工作者都是只预报本国的天气。如果说有例外,那就是中国的栾巨庆。他认为,天文因子影响的气候是大背景的、全球性的。他曾经4次预报南半球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特大洪水,其中有3次预报被验证是准确的。只有一次没有发生洪水,栾巨庆说,那是因为大雨都降落到澳大利亚的沙漠上了。
记者曾经问栾巨庆,为什么他只预报澳大利亚的,而不预报美国等国家的特大洪水?栾先生答到:他找不
到国外的气象资料,所以还没有找到国外的天象和气象的规律。而且美洲、非洲的河流主要是沿地球经度流向,而我国的河流主要是沿纬度流向,天象与气象规律可能与中国有区别。但是澳大利亚不一样,它四面环水,只要有较多的行星对应,就可能暴发洪水。
栾巨庆提前10年奇迹般准确地预报了长江流域的“姊妹水”,而那些预报错误的专家没有一人向栾巨庆祝贺,没有一人来向栾巨庆请教,没有一个组织给栾巨庆请功,更没有哪个单位给他发奖金……
这不能不让人们感到不解和遗憾。
那些大专家们虽然多数人没有见过栾巨庆,但应该都知道有栾巨庆这个人。因为栾巨庆已经与当今天文、气象界抗争了40年!
但是专家们头脑中的栾巨庆是被某些人“妖魔化”了的栾巨庆,是在中国权威的气象杂志上被批判、丑化、诬蔑过的“学术骗子”。他们绝大多数并不知道真实的栾巨庆是什么样子,可能也没看过或看不懂栾巨庆的著作,没有研究过栾巨庆的预报方法,所以他们早已有了先人为主的偏见。在他们看来,民间的、使用“土”办法的栾巨庆,预报错了是正常的,预报对了,那是偶然的。
气象界、地震界在栾巨庆堪称神奇的长期预报面前形成“统一战线”,集体保持矜持和沉默。不说你对,因为说你对,可能犯错误;也不说你错,因为说你错,也可能犯错误;什么也不说,永远没错误。只要不开口,神仙难下手。曾经对栾巨庆穷追猛打的、写联名信的12名权威人士也开始默不作声。
但是,黑夜不会因为公鸡不叫就不亮天。谁也无法否定栾巨庆一次又一次的、惊人准确的、用“偶然”无法解释的超长期的天气预报。
终于,有人试图解谜了。
(七)没有鲜花和掌声的“世界冠军”
山东潍坊科委决定为栾巨庆举办一个科研成果鉴定会。
潍坊是栾巨庆的老家,那里有他爷爷住过的百年老屋,至今犹存,但已是人去屋空,徒增凭*之慨,只有门前的绿树常青。
潍坊有四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一、潍坊是世界“风筝之都”。每年都举办“国际风筝节”,热热闹闹,红红火火。
二、潍坊还是传说中“嫦娥奔月”的故乡。据说,这里的庙台古迹就是当年嫦娥飞天奔月的出发地。
三、这里的一些老人至今还保留着“量月影,测年景”风俗。每年正月十五月圆的午夜,人人不眠。女人要熬稀粥喝,有丰收年的日子不忘欠收年之意;男人要在地里垂直地树起一个扁担或木杆,然后用尺来量月光下木杆投影的长度,以此预测当年的年景。
这一习俗不知沿习了几千年。
老人们说,月影太长(长达五寸)或太短(短至寸五)都不好,只有月影在三寸左右时,才有好年景,风调雨顺。这实际上是民间测量月球轨位的土办法。月位过于偏南或偏北都会在月影长度上反映出来。这是民间对天文与气象关系的经验总结。
传说,在1640年崇祯年大旱时月影最长,超过五寸;而1877年光绪年大旱时,月影最短,不足一寸五。这两次大旱,每次都是亢旱三年,草木不生。
四、潍坊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这里诞生了栾氏祖孙俩,他们都是一生痴迷于夜观天象,预测风雨。
潍坊人似乎与天和月有不解之缘。潍坊的这几个特别之处,全都与天和月亮有关。看来,天文气象学的两代奠基人——栾来宗、栾巨庆都诞生在潍坊,并非偶然。
“量月影,测年景”的习俗至今还在流传,大概是因为受栾来宗和栾巨庆祖孙两代人影响的。但是当年栾来宗是否因为受了这种习俗的影响才去研究天文气象的,现在仍是个未解之谜。
潍坊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栾巨庆的“行星对应区”预报法,一旦被世界承认,栾氏祖孙两代人,追求真理、前仆后继、百折不回、持之以恒的传奇故事,将成为中国和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栾来宗的祖居和他亲手栽下的刺松,都将成为宝贵的文物,变成当地新的旅游亮点。
潍坊将因栾来宗而发财,中国将为栾巨庆而骄傲!
潍坊市寒亭区区长李英文对栾氏的天文气象学坚信不移。他求贤若渴,1990年派人专程把在内蒙古大兴安岭退休的栾巨庆请回寒亭,专门为他成立了“潍坊市寒亭区长期天气、地震预报研究所”,并为栾巨庆解决了住房,安排了他惟一的儿子的工作。
李英文的爱才之举,解除了栾巨庆的后顾之忧,为栾巨庆此后20年的研究工作铺平了道路。在目前的中国,没有行政官员的支持,任何科学研究都难以为继。
后来,该区长离任,没有了资金来源,研究所的工作陷于瘫痪……
再后来,寒亭区科委又以《气象法》禁止个人和非专业气象部门做天气预报为由,一纸令下,干脆收回了这个来之不易的研究所的办公室……
《气象法》竟然成了限制学术自由、保护学术垄断的工具——这大概是法律制定者始料未及的。
1993年,山东潍坊科委为栾巨庆组织了一次名为“星体运动与长期天气、地震预报”的科研成果鉴定。参加鉴定的专家均为来自国家气象卫星中心、中国气象科学院、地质矿产部地质力学所、潍坊市气象局、潍坊市地震局、中国人民大学、昌潍师专的天文、气象、地震、地质、地理、高能物理等学科的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
专家鉴定,一般都是冷冰冰的理性分析;但是专家对栾巨庆成果的鉴定却是既有理性的分析,更有激情的赞颂,表达了专家对栾巨庆先生科研成果的由衷敬佩和惊讶。
专家们一致评价栾巨庆的成果为“世界先进,国内领先”,建议将栾巨庆的科研成果纳入国家研究计划,加快研究、推广步伐。
鉴定技术负责人、曾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后因妻子无法进京而调回山东潍坊的气象高级工程师马玉堂,在“鉴定意见”一栏中亲笔写到:
“《星体运动与长期天气、地震预报》一书,是作者长期从事天体运动与地球自然灾害关系研究的总结与结晶,是一部独具科学见解的著作,尤其对超长期天气、地震预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用意义。
“该书应用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地质学等诸多学科的原理与方法,以星体间相互联系和制约的观点,论述了异常气候和地震与星体(主要是行星和月亮)时空分布特征之间的联系及其规律性,建立了以‘行星对应区’为主要依据的长期天气、地震预报方法。该方法立论科学、使用方便,特别是由于星体天文数据的超前可知性,便使得天气、地震的年际以上的超长期预报成为可能。这是一个创举性结果。
“该方法预报准确率较高。多年预报实践检验结果准确率为70%—80%之间,达到气候预报世界领先水平,在国内同类研究中居领先地位。”
世界气象组织把小于3天的预报称为“短期预报”。
短期预报,美国、日本、俄国以及中国等国家都已经达到比较令人满
意的、基本准确的水平。
世界气象组织把大于10天的预报称为“长期预报”。我国又把长期预报称为“短期气候预测”,是指一个月到一年的天气预报,主要有月、季度、年度三种预报。
长期预报,世界气象部门一般只有提前几个月的天气展望或汛期气候预测,供内部参考或学术研究之用,基本没有正式发布的超过一年的天气预报。许多发达国家谈到长期气候预报水平时都“犹抱琵琶半遮面”,没有明确的正式声明。
据国家气候中心权威人士的“自我”评估,我国的长期天气预报平均准确率为60%—70%,处于世界前列。
目前世界气象组织还没有“超长期天气预报”的定义,当然也就没有“超长期天气预报”水平的纪录。
栾巨庆把超过一年的预报定义为“超长期天气预报”。
我国虽然有个别部门的研究人员曾做过一年以上的气候预测,但大都是内部试报,不做正式发布,因此也没有预报水平的记录。
栾巨庆独创的一年以上甚至是10年以上的超长期天气预报,并登报、出书、公开发布(现在看来是有违《气象法》的),这在全世界至今还没有先例!
因此,在超长期天气预报方面,栾巨庆的预报的准确率就是世界最高纪录。
(请注意:我国的也是世界水平的“长期”预报准确率是60%—70%;而栾巨庆的“超长期”预报准确率是70%—80%,其水平已经远远不在同一个重量级上,不具有可比性。)
更难能可贵的是,栾巨庆的预报方法,“对极端性的异常旱涝更明显地反映出来”(马玉堂语)。也就是说,他预报特大的旱涝准确率更高。
世界各国都承认:暴雨预报的准确率水平很低。
在短期天气预报上,国家气象台以及省、地级气象台的预报理论和预报水平都达到了很高的层次。栾巨庆对此表示佩服。但是在长期天气预报上,栾巨庆是当然的“世界冠军”!
在当今长期天气预报走进迷宫的气象界,这样的预报方法和预报成就,应该不亚于扔了一颗原子弹,引起巨大的冲击波……
有人认为,这应该是如同袁隆平、吴文俊、王选等一样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的成果……也有人认为,这应该是和丁肇中、李政道、杨振宁一样角逐诺贝尔奖的伟大贡献……
按照平民的思维,大家都认为:应该有鲜花和掌声迎接栾巨庆……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
潍坊科委把专家们集体的鉴定意见报到省科委,要求省科委向国家科委申请做更高一级的鉴定。
省科委把专家鉴定转到省气象局,要求气象局拿出意见。省气象局认为栾巨庆预报法在北京有很大争议,拒绝拿出意见。
其实,省气象局不敢相信,或者说不愿意相信:一个民间老头儿所做的长期预报竟能超过省级和国家级气象台甚至世界气象界的长期预报水平。
拒绝拿出意见,就等于是否定性意见。
在潍坊市,人们听说省气象局否定了栾巨庆的预报法,社会上便有传言,说栾巨庆是个“骗子”……潍坊科委和寒亭区政府都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日后,专为栾巨庆设的长期天气、地震预报研究所被撤销也就自然而然了。
一些不知情、不了解、不研究栾巨庆的专家,就这样以沉默否定了知情的了解和研究过栾巨庆的专家的鉴定结论。
潍坊科委组织专家做出的鉴定结论,就这样掉进了“黑洞”……
栾巨庆知道,宇宙中有一种天体叫“黑洞”。黑洞虽然没有外在形体,摸不着,看不见,但是它却有着惊人的能量。它可以把任何靠近自己的天体一口吞掉,就连逃逸速度达每秒30万公里的光也不能例外幸免。
一颗本来应该高高升起的耀眼的行星,却掉进了偏见的“黑洞”,了无声息……
栾巨庆和现代科学界两者之间因此无法对话,互不沟通,彼此间恍如隔世!
(八)我国文、武祖师皆为观星测雨大师
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栾巨庆在山东农村被当作“地主分子”接受改造时,曾根据天象规律,向生产队队长预报“明年将有伏旱,蜜虫成灾,建议早做灭虫准备。”身为造反派的生产队长训斥道:“国家那么多上过大学、留过洋的专家教授难道还不如你一个农民?你要能做预报,还要那些专家干什么?”
后来天气实况证明,栾巨庆的预报相当准确。没有听从栾巨庆建议的生产队,蜜虫泛滥,高粱几乎绝产,连高粱秸杆都烂掉了;而栾巨庆的同学,当华疃三队小队长的栾信宗,听从了栾巨庆的建议,悄悄地做好了防旱灭蜜虫的准备,当年的高粱大丰收。
记者于2003年10月中旬去栾巨庆的老家——潍坊华疃采访时,当年的小队长、已经70多岁的栾信宗仍津津乐道:“那年,我们偷偷地现买了几台喷雾器,在蜜虫未长成时就提前打药。别的生产队还奇怪:没虫子打什么药?到了秋天,我们华疃三队可风光了,别的生产队不但高粱绝产,连高粱秸杆也让蜜虫蚀得连牲畜都不吃,盖房子更不行。我们三队的秸杆成了宝贝,卖到粮食一样的价钱。”
就连当年参与打灭虫药的栾松盛(今年已81岁),当时也不知道,还没有虫子为什么要打药。他说:“那年代谁敢听从一个‘地主分子’的预报?那可是‘阶级阵线不清’的大罪名啊!我们丰收了,还不敢说是因为听从了栾巨庆的建议。巨庆那些年受的委屈可真是太多了!”
然而,当年造反派队长那一番颇有代表性的偏见,如同巨大的阴影,牢牢笼罩着栾巨庆的60年预报实践!
直到如今,许多人,包括一些领导、平民、亲戚、朋友几乎都用这个偏见质疑过栾巨庆,当然专家也不能例外——栾巨庆毕竟只是一个仅有小学学历的农民、工人。
21世纪的专家对栾巨庆的质疑有了更多的理由——我们有那么多气象卫星、气象雷达、高倍天文望远镜,有那么多大型计算机、卫星云图,有那么多高科技人才、资深专家,难道还不如一个一无所有的民间老人?
然而,专家们产生偏见的原因不仅仅在这方面,他们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在对现代气象学的迷信上和预报思路与“栾巨庆预报法”的对立上。
现代气象学中是“天文不说气象,气象不说天文”。在权威的现代气象学教科书上,根本不承认行星对地球气候的影响。如果说有例外,那就是曾任中国天文学会副秘书长、山东师范大学的李宝鸿教授,他根据栾巨庆的《星体运动与长期天气、地震预报》一书编写成讲义,给地理系的学生讲授天文与气象以及与地震的关系。但这只是中国气象界的一个局部现象。
专家们的“不承认”是有“科学”依据的。他们依据的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他们认为,太阳和月球的引力虽然能够引起大海的潮汐,却不能引起大气层起潮,更不会引起大气环流的改变。如果月球能影响大气环流,那么阴晴雨涝就会有朔(阴历初一)望(阴历十五)的周期,而实际上
天气变化中没有发现朔望周期。
如果离地球最近、引力最强的月球都不能影响阴晴雨涝,那么引力不及月球万分之一的遥远的行星就更不能影响地球的气候变化了。
万有引力没有错。但是,根据万有引力理论做出的天文与气象关系的结论是否有错,就不得而知了。
此外,气象预报否定天文因子的作用还有经验的依据。
夜观天象而知风雨,是我国传统的天文气象学。天文气象学的鼻祖应推伏羲氏。他仰观天象,俯查物候,画出八卦图,这已经找到了一年四季正常变化的规律;到了神农氏,他将八卦定为八节,即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就是根据太阳的视运动找到的“天气正常变化”的根源,并以此指导农业生产。也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年“四时八节”气候预报图。
黄帝时代已经发现五大行星能引起天气的“非正常变化”。《黄帝内经》说:“水泉涸,物焦槁,上应惑星(火星)”;“风雨大至,泉涌河衍,上应岁星(木星)”等等。
商周时代进一步发现月球与恒星的关系。如《书经》上就有“箕星好风,毕星好雨,月之从星,则以风雨。”(月亮走到箕星时刮风,走到毕星时下雨)等天文气象谚语。
列国时代,一文一武两大先师,都是观星测雨的高人。孔子曾有“月离于毕必滂沱矣”(月亮遭遇毕星,必然下滂沱大雨)的判断。孙武子曾有“月于箕、壁、翼、珍,风起之日也”(月亮走到箕、壁、翼、珍四个恒星的时候.就是刮风的日子)之论。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司马懿等大军事家都擅长“夜观天象,预测风雨”。他们都知道:“毕星躔于太阴之分,月内必有大雨淋漓”,“月掩毕宿五”,即有大暴雨等等。诸葛亮根据星象预测而有的“七星坛借东风”、“草船借箭”等故事在国人中妇孺皆知。
巧的是,世界上有类似的天文气象文化的几乎都在文明古国。
——古埃及,他们总结的经验是:当天狼星升起的时候,尼罗河就要发大水。
——古巴比伦人有“轸宿为风星,昴宿为雨星”记载。
——“按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气象学》中的说法,当初气象学所研究的内容包括许多现在称之为天象的东西。”(摘自英国人李约瑟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1章)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2003年10月,笔者去内蒙古呼伦贝尔采访我国“最后的狩猎部落”使鹿鄂温克时,发现人称“老酋长”的70多岁的女猎民玛利娅·索,竟然也懂得用月亮轨位测年景。因为语言不通,笔者不知道她是如何测量月亮轨位的,但是她老人家看了一会儿月亮之后,神秘地告诉大家,说今年冬天可能下很大的雪,年景不好。她的这个预报与栾巨庆的预报不谋而合。
有人说,这是玛利娅·索跟她的一个当过“萨满”的亲戚学的。
“使鹿鄂温克”在解放前处在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末期,至今仍然过着半定居、半游猎的生活,经济来源主要靠放养驯鹿,因而被称为“使鹿鄂温克”。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文化和历史只能靠一代代口口相传。由此推断,天文气象学是否在原始社会就开始发轫?
人类的祖先在没有现代化的设备和现代气象学理论的古代,靠的就是观察星星和月亮的方位布局来预测风雨旱涝,以规避自然灾害,从而在漫长的历史经验中逐步产生、发展了天文气象文化。
天文气象文化都产生在文明古国,似乎不是偶然的。
譬如我国,气象资料的记录可以追溯到3700多年前。在《河南府志》中就有“汤廿四祀……时大旱七年,雒圻川竭”的记载,说的就是公元前1759年——公元前1753年的七年连旱,当地著名的大河都干涸了。这几千年一遇的奇异大旱的记载是全世界惟一的。
中国的天文学至少也有3500多年的历史。“中国人在阿拉伯人以前,是全世界最坚毅、最精确的天文观测者。中国的天文纪事、新星、太阳黑子皆非常正规地观测了许多世纪。中国的天文学在公元前后各十五个世纪中是世界最先进的。”(摘自英国人李约瑟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那些虽然经济发达但历史短暂的西方国家,不可能产生这样需要几千年文明积淀才能孕育的天文气象文化。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没有发现天体对地球气候的影响,从而否定天文气象的本质原因。
然而,这些古代流传的“箕星好风,毕星好雨”等谚语和“月之从星”“月离于毕”等天象,经现代人的多次验证,并没有发现与风雨旱涝有科学的对应关系。于是现代气象科学断言,这些天文气象谚语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迷信说法。观星测雨“是人类文化早期的迷信活动,属无稽之谈”。(引自《气象概论》,1987年气象出版社出版。)
孔子、孙武子被誉为中国的文、武“至圣先师”,也是世界上公认的大思想家、大军事家,后世中外之人皆仰视不已。
说孔子、孙子是“迷信”的国人,当属数典忘祖;说他们是“迷信”的洋人,恐怕才是现代科学的“迷信”者。
(九)“专门家多悖”?
我国传统的天文气象学,是在西方现代气象学崛起之后被割裂分家了。“天文不说气象,气象不说天文”成了金科玉律。如果谁再用星体运动来预测天气,科学家就会以轻蔑和怜悯的眼光瞟他一眼,然后就再不理睬他了。 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越来越信任专家,越来越迷信权威。只要专家说了,我们几乎不必再思索,就唯其说为真理,盲从就是了。 可是,历史上的许多事实告诉我们,许多专家权威们常常冒一些“瞎子摸象”式的“胡话”……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专门家多悖。” 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次宣言》里列举了一系列“专门家多悖”的例子: 在飞机发明之前,法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勒让德(用三角法测量月地距离第一人)、德国大发明家西门子、能量守恒原理发现者赫尔姆霍茨、美国大科学家纽康等资深权威都纷纷断言:根本不可能发明什么飞机。因为科学充分证明:比空气重得多的机械绝不可能飞起来! 1943年,IBM公司董事长托马斯·沃林告诉人们:5台计算机足可以满足整个世界市场。 法国高级军事学院院长福煦元帅对刚刚面世的飞机下断言:飞机是一种有趣的玩具,但毫无军事价值。 1899年,美国专利局的那个委员下令拆除办理专利的办公室,理由是“天底下发明得出来的东西都已经发明完了。” SARS,中国人也称之为“非典”,曾经横行中国大地,令人闻之色变,近之胆寒。现在世界公认这是由于一种“冠状病毒”传染的急性非典型肺炎,“冠状病毒”是元凶;而在“非典”肆虐初期,国内某生物学院士却说元凶是“衣原体病毒”,而已经发现了“冠状病
毒”的学者居然默不作声……
这些专家的断言,现在看来都是悖论和胡话,而曾经却是金科玉律,不容侵犯。
“天文不说气象,气象不说天文”的定论是不是悖论?它主宰了天文气象界几百年而少有逾越者。谁能说不是专家的定论阻碍了气象学的发展?
布鲁诺因为宣传日心说被罗马教皇活活烧死,那是由于宗教的统治;如今,天文学虽然从神学和宗教中分离出来,但谁能保证,那些冲击现代科学的新学说不再被新世纪的“教皇”压制和扼杀?谁能保证,现代科学权威不能做起“科学的教皇”,祭起“科学宗教”的大旗……
幸好,70年前的栾巨庆还只是个农民的孩子,没有受过专家的正规教育,他并不知道专家的定论或悖论。幸好他不知道,否则,他也可能像其他受过高等教育的气象工作者一样,不会走这条没有希望的“死胡同”。
如果没有人去闯一闯“死胡同”,那么,为现代气象学指点迷津的“天文气象学”很可能还在“胡话”中尘封,走入迷宫的长期天气预报还在黑暗中摸索。人类气象学的进步可能要迟滞几百年。
在未知的“科学大象”面前,我们每个人都不过是一个“瞎子”,我们摸到的“大象”只不过是一根柱子、一堵墙、一条绳子……
(十)长期天气预报走入了迷宫?
在长期天气预报上,国家水平和栾巨庆水平的差距如此巨大,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索。
栾巨庆只是一个人在做预报;权威们是近百人。如果加上为他们服务的气象工作者那就是上万人共同做预报。
栾巨庆只用他的头脑和经验做预报;权威们是用大型计算机、卫星云图、气象雷达等一切现代化手段做预报。
栾巨庆是提前1—10年做天气预报;权威们只是正式发布提前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天气预报,最长的是不超过一年的气候展望。
栾巨庆做的是“特大洪涝”、“严重干旱”这样警示性强、使用价值高的预报;而权威们一般只是做“降水偏多、偏少”的含混模糊的预报。
栾巨庆的长期预报水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建国以来,1954年-1999年的45年间,长江流域发生的9次特大洪水,他预报对了8次。
我国权威部门长期天气预报的水平,目前还没有看到权威的数据,但似乎也可以用两句话概括:1998年的洪水基本预报对了,1999年的干旱、洪水预报近百名专家则完全报反了。
近百名专家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而是代表着国家的水平,也许还代表着长期天气预报的世界水平。而民间老人却仅仅代表栾巨庆自己。
国家水平和民间水平差距为何如此之大?
在栾巨庆面前,全世界的气象权威都应该检讨和反省了:现代气象学出了什么问题?长期天气预报是否走进了迷宫?
新中国的长期预报工作,经历了由简单的经验统计分析到数理统计分析,再到物理统计分析,“九五”期间启动了动力气候模式研究,使预报进入了动力气候模式和物理统计方法相结合的新阶段。尽管如此,长期天气预报的准确率仍然难有大的突破。
目前,我国气象科技工作者主要借助于大型计算机、气象雷达和气象卫星,从海洋环流、大气环流、高原积雪、季风强度、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降水和气温资料等因子分析天气变化。
在国家气象部门,虽然也有以天文因子做长期天气预报的研究人员,他们只不过是对民间预报方法进行研究,也因为他们的预报准确率不高,所以很难进入到国家权威气象预报的主流。
1998年,我国气象界提出影响汛期旱涝的“五大要素”,即东(海洋)、西(高原)、南(季风)、北(阻塞高压)、中(副热带高压)。他们正是运用这“五大要素”成功地预报了1998年的大洪水。他们本以为摸准了长期气候预测的脉搏,然而,他们也是用同一方法“五大要素”却把1999年的旱涝预报反了……这是否说明,“五大要素”并没有包括影响汛期旱涝更重要的或者是根本性的要素?
对此,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赵振国认为:影响汛期旱涝的因素很多,相互关系又非常复杂,造成汛期旱涝的主导因素是什么难以把握,必须下力气研究主导因素。看来,“五大要素”不包括主导因素,或者不知道哪一个是主导因素。
主导因素到底是什么?
这是个世界性难题,是世界气象工作的难点,多少专家学者望之兴叹!
世界各国气象工作者在解释天气现象的原因时,总是说“副高”(即副热带高压)如何、大气环流如何……听得人云里雾里的。至于副高和大气环流为什么这样,对不起,谁也不知道。他们的解释,说了等于没说。
各国气象工作者在做了错误预报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措词是:这年的“大气环流出现了异常”。
似乎出现异常,就应该报不准,就不算预报错误。至于为什么异常,对不起,这是个世界性难题,别拿来考我。
栾巨庆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运动,根本就不存在“异常”!爱因斯坦有句名言:“上帝不玩骰子。”任何偶然都有必然的因素,任何异常都是正常的反映。所谓异常,实质是观测者的错位。
值得忧虑的是,世界气象界至今没有找到长期预报难题的“突破点”在哪里。我国气象部门在总结1999年的错误预报时,仍然在说“今年的汛期的长期预报出现了失误,但这并不意味着预报思路是错的,它缺乏的只是技术上的突破。”(《中国气象报》1999/10/21)
世界气象组织认为:长期天气预报取得成功的可能途径是数值模拟(有物理依据的数值预报方法)。中外气象工作者在提高长期天气预报准确率方面,考虑的都是“技术上的突破”,而不是“思路”上的突破。近百年来,由于大型计算机、气象卫星、气象雷达、卫星云图等等高新技术在气象预报上的应用,应该说,在技术上已经有了多次的飞跃和突破,并且的确使短期天气预报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遗憾的是,众多新技术的应用,却未能使长期天气预报水平有任何值得炫耀的提高……继续在“技术”上绕圈子,而不是在“思路”上找出路,长期预报能够走出迷宫吗?
当全球气象界的长期预报还在迷宫中摸索的时候,栾巨庆却似在担当指点迷津的“领航者”。在他看来,气象界缺乏的不是“技术上的突破”,而恰恰缺乏“思路”上的突破
(十一)“栾巨庆猜想”
栾巨庆的长期天气预报“思路”与当今气象界截然不同。
栾巨庆用自己的理论假说和50年的预报实践证明:他找到了影响汛期旱涝的主导因素,找到了影响大气环流异变的重要的、也可能是根本性的因子。
在牛顿的万有引力不能解释气候变化的无奈中,栾巨庆从法拉第的“场论”中得到启发。他认为,宇宙间充满了磁场。地球就在这个大磁场中
运行。太阳、行星、月亮比遥远的恒星对地球有着更强的“磁电感应”。
太阳是地球气候的主宰者,它运行轨迹的变化决定着地球一年四季的变化。
行星和月亮充当着宇宙磁场,特别是太阳磁场的“磁介质”,对地球进行“磁电感应”。
由于八大行星、月亮的阵形和方位的不同变化,导致太阳对地球某一纬度的磁电感应强弱的变化,这种感应的强弱又可以造成不同纬度温度的变化,从而导致大气环流的变化。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磁电感应的强弱变化正是决定旱涝强弱的主导性因素。
在行星对地球气候的引力效应被现代科学否定之后,这是栾巨庆独辟蹊径,创立的磁电感应影响气象的学说。
这一假说,目前还不能被科学证明,但也不能证明是伪学说。它不仅在理论上可以自圆其说,重要的是,它在实践中不断被验证。
实践之树常青,而理论是灰色的。
栾巨庆的理论假说被媒体称为“栾巨庆猜想”。他根据星象预报气象、地震的方法,被称为“栾巨庆预报法”。
1988年,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杂志之一《报告文学》第4期,在头条位置发表了笔者的报告文学《栾巨庆猜想》;同年《新华文摘》第6期全文转载。栾巨庆和他的天文气象、天文地震学说曾在国内产生较大的影响。
在这一“猜想”的指导下,栾巨庆发现了星体磁电感应作用力的“对应区”。发现这个对应区实属不易,为此栾巨庆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南始——北纬23°的广州佛山。
北至——北纬53°的黑龙江北极村漠河。
东抵——东经122°的上海。
西达——东经100°的青海湖。
他跨越了20多个地理经度和30个地理纬度,行程数万里,考察行星磁电感应作用力的区域。当然,这一切都是自费的。
经考察,他终于发现:行星影响地球气候的作用点,不是像“万有引力”那样在“星下点”垂直作用,而是弯曲的。在南半球,向南弯曲;在北半球,则向北弯曲。南北弯曲各约20个地理纬度。
栾巨庆把这个磁感应偏移的区域,叫做“行星对应区”。比方说,某行星直射(垂直对应)北纬20°时,它影响气候的区域不是在北纬20°,而是在北纬40°;如某行星直射南纬20°时,行星对应区就是在南纬40°。而且纬度越高,磁力线的弯曲度越大。
这完全是栾巨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考察观测的结果。
那么,磁感应的作用点为什么偏移?栾巨庆的解释是:由于地球两极的磁力大于赤道的两倍,从而使外来磁力线弯曲。
“行星对应区”的位置也正是行星直射纬度区的两倍。
至于我国古代先人的天文气象谚语为何今日不再应验?栾巨庆解释说,从孔子、孙武子至今已逾两千多年,两千多年来,由于黄道上的春分点在两万五千年里西移一周,从而形成恒星的东移一周,如今的春分点与原来恒星位差了约30°,可谓“时过境迁”矣。拿古时之谚语验证今日之气候,岂非“刻舟求剑”?
也许,正是由于磁感应作用点的偏移和春分点的位移,跟现代科学捉了“迷藏”,才使近代和当代科学家没有找到行星对地球气候的影响,从而使天文学和气象学分道扬镳了近千年。
当现代气象学走入迷宫时,是否可能从“栾巨庆猜想”中找到出口?
(十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当今我国气象界预测气候所考虑的因素主要是:海洋环流、大气环流、高原积雪、季风强度、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降水和气温资料等因子。
近年来,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在气象预报中引入天文因子,如太阳黑子、磁暴、引潮力共振等等,但这些终究没有进入现代气象预报的主流,只能算是游离于正规部队之外的“游击队”。
可以说,专家们只是在地球本身绕圈子,没有或很少考虑到地球之外的因素。用一句刻薄的话来说,气象学家只是坐井观天,看到的只是大气环流,没有跳出地球去看大气候。
那么,是否可以说:在整个宇宙或太阳系中,地球,包括大气层的变化只能是内因,而太阳系乃至宇宙的运动才是影响地球气候变化的外因?现代气象学是否钻进了“只考虑内因而忽视外因”的死胡同?在一个死胡同里,即便是最先进的理论、技术、设施也难以有所成就。
是否可以说:内因是天气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天气变化的条件。只有外因的条件具备了,内因的根据才能在变化中起作用?
栾巨庆的思路则主要是从宇宙、太阳系、行星与地球的整体联系上,从宏观的角度上、从外因的条件上去分析和把握天气变化。这是否就是他擅长预报超长期的严重旱涝的原因?
山东省的气象高级工程师马玉堂评价“栾巨庆预报法”时称:“该方法不仅有独到之处,还有特殊之处,越是极端性的异常旱涝就越能明显地反映出来。”
目前,全球气象界主要是在微观上、内因上、地球自身因素上寻找气象变化的原因,或许这就是他们擅长短期的、近期的预报而无法做长期预报的原因?
一个注重宏观的因素,一个注重微观的(对于宇宙来说,地球也只是个微观世界)因素,是否这就是造成他们长期预报水平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如果把这两种思路和方法结合起来,是否能够大幅度提高长期的和短期的天气预报水平?
栾巨庆60多年的预报实践可以证明,栾巨庆的确找到了影响天气异变的重要因子或者根本性因子。如果不是从“偏见”的角度,而是从“无知”的角度,我们大概能够得出肯定的判断。
“天文不说气象,气象不说天文”的经典气象学在这里受到栾巨庆的严峻挑战。也正是由于这样面对权威的挑战,才使栾巨庆陷于弱者的境地,半个世纪以来被排除在气象界之外。
在全世界长期天气预报的神秘面纱还没有揭开,预报水平仍极低的今天,单凭这一点,栾巨庆就有资格立于世界气象预报之林,他的理论和方法就有值得深入研究的必要性。这一点,连外行人都看得很清楚,然而气象界却似乎不明白。栾巨庆的无奈,很像那个著名的“辛普森案”结案后**官那句话:“全世界都看到了辛普森双手的鲜血,但法律不能说看到。”
如果套用这句话就是:全中国都看到了栾巨庆的成功,但气象界仍然说没看到。这真是应验了列宁曾说过的一句话:“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权威们很难承认自己的偏见。承认错误,这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自我否定。权威们当然肯定不是无知。
如果排除了偏见的和无知的因素,那么就还剩下一个因素——品德。(优良的品德应该是:我爱面子,我更爱真理;丑恶的品德则是:面子第一,真理其次。)
在真理面前,国家权威能否放下架子,去拜一个民间老人为师?
这可是需要更大的勇气!
(十三)有相似的天象,便有相似
的气象?
栾巨庆似乎是为了人类的科学事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1925年他诞生在山东省潍坊市寒亭的农民家庭。父亲是个小商人,爷爷是前清的贡生,名叫栾来宗。
当时的贡生是可以“捐官”(即如当今的买官)来做的,但是栾来宗的一生,不爱功名利禄,只好观天测雨。
栾来宗从历史中知道崇祯十三年的大旱,他又亲身经历了光绪三年的大旱。这两次大旱都是亢旱三年.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这使他刻骨铭心,终生不忘。另外,封建剥削制度的丑恶,更加重了大旱带来的灾难。他曾题诗于村庙墙壁之上,诅咒吃人的封建社会:“何日见钟馗,振臂鞭魑魅。”
光绪十四年,栾来宗又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他曾记下:“自六月三十,大雨倾盆三昼夜,七月初三,七河交流,潍北平原尽成泽国。”具有中国知识分子报国为民良知的栾来宗想:如果能预知风雨旱涝,让人们早做预防,不是可以大大减轻灾害造成的巨大灾难吗?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栾来宗坚信星象与旱涝有联系。他查找资料,研究崇祯十三年(1640年)和光绪三年(1877年)发生的两次大旱,两次大旱相距237年。他亲身经历的光绪大旱之年的天象是几大行星全都不对应山东一带。他判断,天象变化有237年左右的周期,在崇祯大旱也应该是同样的天象。那么,有相似的天象就应该有相似的气象。
“有相似的气象,就有相似的天象;有相似的天象,就有相似的气象”,这是栾来宗对天象和气象关系的基本判断。
栾来宗为了验证这一判断,观星测雨四十年,直到离开人世。四十年中,他每夜观天象,每月记录天气,每年总结天文气象,从未有过间断。
四十年中,他也曾有过准确的预测,也有过令他十分难堪的预报,自然也少不了遭讽言冷语、白眼相对。可是他没有屈服和泄气,昂首向前走自己的路。集四十年观星测雨的经验,栾来宗写出了五万字的天文气象观测总结著作——《天文与农时》。这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天文与气象关系的划时代的伟大著作,或可称为天文气象学的发轫之作。
他没有说“天文与气象”,而是说“天文与农时”,可见他完全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为了不再“饿殍遍野”而研究天象和气象的。
令人扼腕而叹的是,这本《天文与农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造反派当作“四旧”付之一炬……
所幸的是,栾巨庆至今仍能背诵其中的重要篇章。
栾来宗在《天文与农时》第五篇《论六十花甲与六十年天气周期》中写到:“以吾之见,日、月、五星定天气之异变。五星定旱涝,如棋之分胜负,虽取决于一子,众子皆相关焉。天气有二百四十年之大周期,从中若能得出相似之天象,即有相似之天气之规律,天气异变之预测,则有据矣。吾之所言,待大周期记录齐全时,是非自明。望后人继之以诚,遇难而不退,有成而不满,盈坷而后进,至诚而后神。”
栾来宗的设想是,天象有四个“花甲子”即240年的大周期(栾巨庆后来计算,这个大周期实际上是237年),气象也必有240年的周期。如果有六代人前仆后继,每代人观测记录40年,就可以记录下四个花甲子(240年大周期)天象和气象的对照,后人不就可以“按图索骥”预报天气、指导农业生产了吗?可是老人临终时,却找不到研究的继承人。
孩子们看到老人一生痴迷于观星测雨而穷困潦倒,一贫如洗,谁也不愿意再走父亲的老路。孙子栾巨庆当时还在襁褓之中,老人只好把《天文与农时》传给了自己的学生栾德修,让栾德修再继续选人往下传。
栾巨庆后来成了栾德修启蒙的学生。栾德修看栾巨庆从小聪明伶俐,肯钻研,爱思考,有恒性,就有意识地给栾巨庆灌输天文气象方面的知识,培养他在这方面的兴趣。
栾巨庆14岁的时候,通过一个庄严的仪式,跪拜发誓,接过了老师传给他的《天文与农时》。
随着年龄的增长,栾巨庆越来越有一种沉重感——他接过的绝不只是一本书、一个遗愿,而是一种责任、一个使命、一个需要以一生为代价的社会责任感。从此,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继承爷爷遗志的坎坷之路,一走就是60多年……
“一条道儿走到黑。”这是家乡人对栾巨庆的评价。
当时栾巨庆还有一个小学同学,名叫栾云洲,也和栾巨庆一样痴迷观星测雨。人们议论说,栾巨庆爷爷是个“野巴”(当地方言,意即痴呆、傻子),栾巨庆跟着他爷爷“野巴”了,栾云洲是个聪明人,也跟着“野巴”了。
世界上如果少了这样的“野巴”,科学的巨轮就会转得更加缓慢。如果没有这种“野巴精神”,栾巨庆也决不会“一条黑道走到白”,走到光辉的科学前沿。
真理往往是“野巴”发现的,而“精明人”善于利用真理。
愚公创造世界,智叟经营世界。
在栾来宗逝世二十五年之后,栾巨庆结合现代科学成果,画出了两幅数百年前的——崇祯和光绪两个大旱年的“日地二心天象图”。
这两张相距237年的大旱年的“天象图”,其中的五星布局,果真惊人地相似!
“有相似的天象,便有相似的气象”。栾来宗当年的判断,终于被栾巨庆的“日地二心天象图”证实了。
(十一)“栾巨庆猜想”
栾巨庆的长期天气预报“思路”与当今气象界截然不同。
栾巨庆用自己的理论假说和50年的预报实践证明:他找到了影响汛期旱涝的主导因素,找到了影响大气环流异变的重要的、也可能是根本性的因子。
在牛顿的万有引力不能解释气候变化的无奈中,栾巨庆从法拉第的“场论”中得到启发。他认为,宇宙间充满了磁场。地球就在这个大磁场中
运行。太阳、行星、月亮比遥远的恒星对地球有着更强的“磁电感应”。
太阳是地球气候的主宰者,它运行轨迹的变化决定着地球一年四季的变化。
行星和月亮充当着宇宙磁场,特别是太阳磁场的“磁介质”,对地球进行“磁电感应”。
由于八大行星、月亮的阵形和方位的不同变化,导致太阳对地球某一纬度的磁电感应强弱的变化,这种感应的强弱又可以造成不同纬度温度的变化,从而导致大气环流的变化。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磁电感应的强弱变化正是决定旱涝强弱的主导性因素。
在行星对地球气候的引力效应被现代科学否定之后,这是栾巨庆独辟蹊径,创立的磁电感应影响气象的学说。
这一假说,目前还不能被科学证明,但也不能证明是伪学说。它不仅在理论上可以自圆其说,重要的是,它在实践中不断被验证。
实践之树常青,而理论是灰色的。
栾巨庆的理论假说被媒体称为“栾巨庆猜想”。他根据星象预报气象、地震的方法,被称为“栾巨庆预报法”。
1988年,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杂志之一《报告文学》第4期,在头条位置发表了笔者的报告文学《栾巨庆猜想》;同年《新华文摘》第6期全文转载。栾巨庆和他的天文气象、天文地震学说曾在国内产生较大的影响。
在这一“猜想”的指导下,栾巨庆发现了星体磁电感应作用力的“对应区”。发现这个对应区实属不易,为此栾巨庆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南始——北纬23°的广州佛山。
北至——北纬53°的黑龙江北极村漠河。
东抵——东经122°的上海。
西达——东经100°的青海湖。
他跨越了20多个地理经度和30个地理纬度,行程数万里,考察行星磁电感应作用力的区域。当然,这一切都是自费的。
经考察,他终于发现:行星影响地球气候的作用点,不是像“万有引力”那样在“星下点”垂直作用,而是弯曲的。在南半球,向南弯曲;在北半球,则向北弯曲。南北弯曲各约20个地理纬度。
栾巨庆把这个磁感应偏移的区域,叫做“行星对应区”。比方说,某行星直射(垂直对应)北纬20°时,它影响气候的区域不是在北纬20°,而是在北纬40°;如某行星直射南纬20°时,行星对应区就是在南纬40°。而且纬度越高,磁力线的弯曲度越大。
这完全是栾巨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考察观测的结果。
那么,磁感应的作用点为什么偏移?栾巨庆的解释是:由于地球两极的磁力大于赤道的两倍,从而使外来磁力线弯曲。
“行星对应区”的位置也正是行星直射纬度区的两倍。
至于我国古代先人的天文气象谚语为何今日不再应验?栾巨庆解释说,从孔子、孙武子至今已逾两千多年,两千多年来,由于黄道上的春分点在两万五千年里西移一周,从而形成恒星的东移一周,如今的春分点与原来恒星位差了约30°,可谓“时过境迁”矣。拿古时之谚语验证今日之气候,岂非“刻舟求剑”?
也许,正是由于磁感应作用点的偏移和春分点的位移,跟现代科学捉了“迷藏”,才使近代和当代科学家没有找到行星对地球气候的影响,从而使天文学和气象学分道扬镳了近千年。
当现代气象学走入迷宫时,是否可能从“栾巨庆猜想”中找到出口?
(十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当今我国气象界预测气候所考虑的因素主要是:海洋环流、大气环流、高原积雪、季风强度、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降水和气温资料等因子。
近年来,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在气象预报中引入天文因子,如太阳黑子、磁暴、引潮力共振等等,但这些终究没有进入现代气象预报的主流,只能算是游离于正规部队之外的“游击队”。
可以说,专家们只是在地球本身绕圈子,没有或很少考虑到地球之外的因素。用一句刻薄的话来说,气象学家只是坐井观天,看到的只是大气环流,没有跳出地球去看大气候。
那么,是否可以说:在整个宇宙或太阳系中,地球,包括大气层的变化只能是内因,而太阳系乃至宇宙的运动才是影响地球气候变化的外因?现代气象学是否钻进了“只考虑内因而忽视外因”的死胡同?在一个死胡同里,即便是最先进的理论、技术、设施也难以有所成就。
是否可以说:内因是天气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天气变化的条件。只有外因的条件具备了,内因的根据才能在变化中起作用?
栾巨庆的思路则主要是从宇宙、太阳系、行星与地球的整体联系上,从宏观的角度上、从外因的条件上去分析和把握天气变化。这是否就是他擅长预报超长期的严重旱涝的原因?
山东省的气象高级工程师马玉堂评价“栾巨庆预报法”时称:“该方法不仅有独到之处,还有特殊之处,越是极端性的异常旱涝就越能明显地反映出来。”
目前,全球气象界主要是在微观上、内因上、地球自身因素上寻找气象变化的原因,或许这就是他们擅长短期的、近期的预报而无法做长期预报的原因?
一个注重宏观的因素,一个注重微观的(对于宇宙来说,地球也只是个微观世界)因素,是否这就是造成他们长期预报水平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如果把这两种思路和方法结合起来,是否能够大幅度提高长期的和短期的天气预报水平?
栾巨庆60多年的预报实践可以证明,栾巨庆的确找到了影响天气异变的重要因子或者根本性因子。如果不是从“偏见”的角度,而是从“无知”的角度,我们大概能够得出肯定的判断。
“天文不说气象,气象不说天文”的经典气象学在这里受到栾巨庆的严峻挑战。也正是由于这样面对权威的挑战,才使栾巨庆陷于弱者的境地,半个世纪以来被排除在气象界之外。
在全世界长期天气预报的神秘面纱还没有揭开,预报水平仍极低的今天,单凭这一点,栾巨庆就有资格立于世界气象预报之林,他的理论和方法就有值得深入研究的必要性。这一点,连外行人都看得很清楚,然而气象界却似乎不明白。栾巨庆的无奈,很像那个著名的“辛普森案”结案后**官那句话:“全世界都看到了辛普森双手的鲜血,但法律不能说看到。”
如果套用这句话就是:全中国都看到了栾巨庆的成功,但气象界仍然说没看到。这真是应验了列宁曾说过的一句话:“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权威们很难承认自己的偏见。承认错误,这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自我否定。权威们当然肯定不是无知。
如果排除了偏见的和无知的因素,那么就还剩下一个因素——品德。(优良的品德应该是:我爱面子,我更爱真理;丑恶的品德则是:面子第一,真理其次。)
在真理面前,国家权威能否放下架子,去拜一个民间老人为师?
这可是需要更大的勇气!
(十三)有相似的天象,便有相似
的气象?
栾巨庆似乎是为了人类的科学事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1925年他诞生在山东省潍坊市寒亭的农民家庭。父亲是个小商人,爷爷是前清的贡生,名叫栾来宗。
当时的贡生是可以“捐官”(即如当今的买官)来做的,但是栾来宗的一生,不爱功名利禄,只好观天测雨。
栾来宗从历史中知道崇祯十三年的大旱,他又亲身经历了光绪三年的大旱。这两次大旱都是亢旱三年.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这使他刻骨铭心,终生不忘。另外,封建剥削制度的丑恶,更加重了大旱带来的灾难。他曾题诗于村庙墙壁之上,诅咒吃人的封建社会:“何日见钟馗,振臂鞭魑魅。”
光绪十四年,栾来宗又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他曾记下:“自六月三十,大雨倾盆三昼夜,七月初三,七河交流,潍北平原尽成泽国。”具有中国知识分子报国为民良知的栾来宗想:如果能预知风雨旱涝,让人们早做预防,不是可以大大减轻灾害造成的巨大灾难吗?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栾来宗坚信星象与旱涝有联系。他查找资料,研究崇祯十三年(1640年)和光绪三年(1877年)发生的两次大旱,两次大旱相距237年。他亲身经历的光绪大旱之年的天象是几大行星全都不对应山东一带。他判断,天象变化有237年左右的周期,在崇祯大旱也应该是同样的天象。那么,有相似的天象就应该有相似的气象。
“有相似的气象,就有相似的天象;有相似的天象,就有相似的气象”,这是栾来宗对天象和气象关系的基本判断。
栾来宗为了验证这一判断,观星测雨四十年,直到离开人世。四十年中,他每夜观天象,每月记录天气,每年总结天文气象,从未有过间断。
四十年中,他也曾有过准确的预测,也有过令他十分难堪的预报,自然也少不了遭讽言冷语、白眼相对。可是他没有屈服和泄气,昂首向前走自己的路。集四十年观星测雨的经验,栾来宗写出了五万字的天文气象观测总结著作——《天文与农时》。这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天文与气象关系的划时代的伟大著作,或可称为天文气象学的发轫之作。
他没有说“天文与气象”,而是说“天文与农时”,可见他完全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为了不再“饿殍遍野”而研究天象和气象的。
令人扼腕而叹的是,这本《天文与农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造反派当作“四旧”付之一炬……
所幸的是,栾巨庆至今仍能背诵其中的重要篇章。
栾来宗在《天文与农时》第五篇《论六十花甲与六十年天气周期》中写到:“以吾之见,日、月、五星定天气之异变。五星定旱涝,如棋之分胜负,虽取决于一子,众子皆相关焉。天气有二百四十年之大周期,从中若能得出相似之天象,即有相似之天气之规律,天气异变之预测,则有据矣。吾之所言,待大周期记录齐全时,是非自明。望后人继之以诚,遇难而不退,有成而不满,盈坷而后进,至诚而后神。”
栾来宗的设想是,天象有四个“花甲子”即240年的大周期(栾巨庆后来计算,这个大周期实际上是237年),气象也必有240年的周期。如果有六代人前仆后继,每代人观测记录40年,就可以记录下四个花甲子(240年大周期)天象和气象的对照,后人不就可以“按图索骥”预报天气、指导农业生产了吗?可是老人临终时,却找不到研究的继承人。
孩子们看到老人一生痴迷于观星测雨而穷困潦倒,一贫如洗,谁也不愿意再走父亲的老路。孙子栾巨庆当时还在襁褓之中,老人只好把《天文与农时》传给了自己的学生栾德修,让栾德修再继续选人往下传。
栾巨庆后来成了栾德修启蒙的学生。栾德修看栾巨庆从小聪明伶俐,肯钻研,爱思考,有恒性,就有意识地给栾巨庆灌输天文气象方面的知识,培养他在这方面的兴趣。
栾巨庆14岁的时候,通过一个庄严的仪式,跪拜发誓,接过了老师传给他的《天文与农时》。
随着年龄的增长,栾巨庆越来越有一种沉重感——他接过的绝不只是一本书、一个遗愿,而是一种责任、一个使命、一个需要以一生为代价的社会责任感。从此,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继承爷爷遗志的坎坷之路,一走就是60多年……
“一条道儿走到黑。”这是家乡人对栾巨庆的评价。
当时栾巨庆还有一个小学同学,名叫栾云洲,也和栾巨庆一样痴迷观星测雨。人们议论说,栾巨庆爷爷是个“野巴”(当地方言,意即痴呆、傻子),栾巨庆跟着他爷爷“野巴”了,栾云洲是个聪明人,也跟着“野巴”了。
世界上如果少了这样的“野巴”,科学的巨轮就会转得更加缓慢。如果没有这种“野巴精神”,栾巨庆也决不会“一条黑道走到白”,走到光辉的科学前沿。
真理往往是“野巴”发现的,而“精明人”善于利用真理。
愚公创造世界,智叟经营世界。
在栾来宗逝世二十五年之后,栾巨庆结合现代科学成果,画出了两幅数百年前的——崇祯和光绪两个大旱年的“日地二心天象图”。
这两张相距237年的大旱年的“天象图”,其中的五星布局,果真惊人地相似!
“有相似的天象,便有相似的气象”。栾来宗当年的判断,终于被栾巨庆的“日地二心天象图”证实了。
(十一)“栾巨庆猜想”
栾巨庆的长期天气预报“思路”与当今气象界截然不同。
栾巨庆用自己的理论假说和50年的预报实践证明:他找到了影响汛期旱涝的主导因素,找到了影响大气环流异变的重要的、也可能是根本性的因子。
在牛顿的万有引力不能解释气候变化的无奈中,栾巨庆从法拉第的“场论”中得到启发。他认为,宇宙间充满了磁场。地球就在这个大磁场中
运行。太阳、行星、月亮比遥远的恒星对地球有着更强的“磁电感应”。
太阳是地球气候的主宰者,它运行轨迹的变化决定着地球一年四季的变化。
行星和月亮充当着宇宙磁场,特别是太阳磁场的“磁介质”,对地球进行“磁电感应”。
由于八大行星、月亮的阵形和方位的不同变化,导致太阳对地球某一纬度的磁电感应强弱的变化,这种感应的强弱又可以造成不同纬度温度的变化,从而导致大气环流的变化。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磁电感应的强弱变化正是决定旱涝强弱的主导性因素。
在行星对地球气候的引力效应被现代科学否定之后,这是栾巨庆独辟蹊径,创立的磁电感应影响气象的学说。
这一假说,目前还不能被科学证明,但也不能证明是伪学说。它不仅在理论上可以自圆其说,重要的是,它在实践中不断被验证。
实践之树常青,而理论是灰色的。
栾巨庆的理论假说被媒体称为“栾巨庆猜想”。他根据星象预报气象、地震的方法,被称为“栾巨庆预报法”。
1988年,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杂志之一《报告文学》第4期,在头条位置发表了笔者的报告文学《栾巨庆猜想》;同年《新华文摘》第6期全文转载。栾巨庆和他的天文气象、天文地震学说曾在国内产生较大的影响。
在这一“猜想”的指导下,栾巨庆发现了星体磁电感应作用力的“对应区”。发现这个对应区实属不易,为此栾巨庆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南始——北纬23°的广州佛山。
北至——北纬53°的黑龙江北极村漠河。
东抵——东经122°的上海。
西达——东经100°的青海湖。
他跨越了20多个地理经度和30个地理纬度,行程数万里,考察行星磁电感应作用力的区域。当然,这一切都是自费的。
经考察,他终于发现:行星影响地球气候的作用点,不是像“万有引力”那样在“星下点”垂直作用,而是弯曲的。在南半球,向南弯曲;在北半球,则向北弯曲。南北弯曲各约20个地理纬度。
栾巨庆把这个磁感应偏移的区域,叫做“行星对应区”。比方说,某行星直射(垂直对应)北纬20°时,它影响气候的区域不是在北纬20°,而是在北纬40°;如某行星直射南纬20°时,行星对应区就是在南纬40°。而且纬度越高,磁力线的弯曲度越大。
这完全是栾巨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考察观测的结果。
那么,磁感应的作用点为什么偏移?栾巨庆的解释是:由于地球两极的磁力大于赤道的两倍,从而使外来磁力线弯曲。
“行星对应区”的位置也正是行星直射纬度区的两倍。
至于我国古代先人的天文气象谚语为何今日不再应验?栾巨庆解释说,从孔子、孙武子至今已逾两千多年,两千多年来,由于黄道上的春分点在两万五千年里西移一周,从而形成恒星的东移一周,如今的春分点与原来恒星位差了约30°,可谓“时过境迁”矣。拿古时之谚语验证今日之气候,岂非“刻舟求剑”?
也许,正是由于磁感应作用点的偏移和春分点的位移,跟现代科学捉了“迷藏”,才使近代和当代科学家没有找到行星对地球气候的影响,从而使天文学和气象学分道扬镳了近千年。
当现代气象学走入迷宫时,是否可能从“栾巨庆猜想”中找到出口?
(十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当今我国气象界预测气候所考虑的因素主要是:海洋环流、大气环流、高原积雪、季风强度、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降水和气温资料等因子。
近年来,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在气象预报中引入天文因子,如太阳黑子、磁暴、引潮力共振等等,但这些终究没有进入现代气象预报的主流,只能算是游离于正规部队之外的“游击队”。
可以说,专家们只是在地球本身绕圈子,没有或很少考虑到地球之外的因素。用一句刻薄的话来说,气象学家只是坐井观天,看到的只是大气环流,没有跳出地球去看大气候。
那么,是否可以说:在整个宇宙或太阳系中,地球,包括大气层的变化只能是内因,而太阳系乃至宇宙的运动才是影响地球气候变化的外因?现代气象学是否钻进了“只考虑内因而忽视外因”的死胡同?在一个死胡同里,即便是最先进的理论、技术、设施也难以有所成就。
是否可以说:内因是天气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天气变化的条件。只有外因的条件具备了,内因的根据才能在变化中起作用?
栾巨庆的思路则主要是从宇宙、太阳系、行星与地球的整体联系上,从宏观的角度上、从外因的条件上去分析和把握天气变化。这是否就是他擅长预报超长期的严重旱涝的原因?
山东省的气象高级工程师马玉堂评价“栾巨庆预报法”时称:“该方法不仅有独到之处,还有特殊之处,越是极端性的异常旱涝就越能明显地反映出来。”
目前,全球气象界主要是在微观上、内因上、地球自身因素上寻找气象变化的原因,或许这就是他们擅长短期的、近期的预报而无法做长期预报的原因?
一个注重宏观的因素,一个注重微观的(对于宇宙来说,地球也只是个微观世界)因素,是否这就是造成他们长期预报水平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如果把这两种思路和方法结合起来,是否能够大幅度提高长期的和短期的天气预报水平?
栾巨庆60多年的预报实践可以证明,栾巨庆的确找到了影响天气异变的重要因子或者根本性因子。如果不是从“偏见”的角度,而是从“无知”的角度,我们大概能够得出肯定的判断。
“天文不说气象,气象不说天文”的经典气象学在这里受到栾巨庆的严峻挑战。也正是由于这样面对权威的挑战,才使栾巨庆陷于弱者的境地,半个世纪以来被排除在气象界之外。
在全世界长期天气预报的神秘面纱还没有揭开,预报水平仍极低的今天,单凭这一点,栾巨庆就有资格立于世界气象预报之林,他的理论和方法就有值得深入研究的必要性。这一点,连外行人都看得很清楚,然而气象界却似乎不明白。栾巨庆的无奈,很像那个著名的“辛普森案”结案后**官那句话:“全世界都看到了辛普森双手的鲜血,但法律不能说看到。”
如果套用这句话就是:全中国都看到了栾巨庆的成功,但气象界仍然说没看到。这真是应验了列宁曾说过的一句话:“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权威们很难承认自己的偏见。承认错误,这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自我否定。权威们当然肯定不是无知。
如果排除了偏见的和无知的因素,那么就还剩下一个因素——品德。(优良的品德应该是:我爱面子,我更爱真理;丑恶的品德则是:面子第一,真理其次。)
在真理面前,国家权威能否放下架子,去拜一个民间老人为师?
这可是需要更大的勇气!
(十三)有相似的天象,便有相似
的气象?
栾巨庆似乎是为了人类的科学事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1925年他诞生在山东省潍坊市寒亭的农民家庭。父亲是个小商人,爷爷是前清的贡生,名叫栾来宗。
当时的贡生是可以“捐官”(即如当今的买官)来做的,但是栾来宗的一生,不爱功名利禄,只好观天测雨。
栾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