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销商出于自身管理或发展的需要，从外部聘请专业高级人才，任命为总经理助理、经营部经理、品牌经理或副总经理，职位仅次于经销商大老板，有一定的职权范围，所以被称之为二老板。这些二老板们的薪酬待遇大大超过普通员工，有的甚至拥有股份期权。

    一般来说，能够请高级管理人员的经销商有两个特点：一是公司经营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二是经销商本人在思路上有一定的前瞻性，大多能认识到自己个人能力及精力上存在不足。

    二老板的作用综合起来有如下两个方面：

    1．管家助理型：随着经销实体规模的扩张，对外运作及对内管理指挥性的事务越来越多，大老板的精力已经应接不暇，需要有二老板来分担些具体的操作性工作。

    2．专业管理性：经销商业务延伸到某个新领域，或对已有市场的精耕细作，需要更为专业的行业经验及管理技巧，而大老板本身尚不具备这些专业知识，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二老板进行管理运作。

    二老板位高权重，大老板对他们的期望值很大。在经销商的经营系统里，二老板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解决了许多切切实实的现实问题，弥补了许多大老板从精力、专业经验到理论知识方面的不足，在安全地进行规模扩张及新领域拓展、帮助大老板进行未来整体发展的调研与规划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使经销商从具体的操作性事务中脱身出来，进入更高层次的宏观管理。

    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要警惕二老板呢？

    众所周知，绝大多数经销商的人事管理经验仅限于一般业务人员的管理，如何管理这些理论及专业经验都高于自己的二老板，的确是经销商在管理上面临的一个瓶颈问题。据笔者对二老板进行的专项研究发现，有20%以上的二老板都出现过各式各样的问题，如：

    1.二老板自己与厂家联系，事先协商合作分红方式，然后鼓动大老板接洽经销，利用已有的经销网络与资金来进行运作，侧重资源支持，必要时牺牲其他产品利益来确保二老板的定点产品运转正常，使得经销商的直接利益被侵害。

    2.建立自己的小圈子。二老板或明或暗地使用自己的人，形成一个内部同盟体，分化瓦解经销商的原有业务力量，造成经销商内部军心浮动，战斗力削弱。

    3.恶化与厂家的关系。经销商与厂家不可避免地会因双方的利益点不同而产生不同见解或小摩擦，大老板一般都是从整体合作的大局出发，能较好地控制或化解个人之间的偏见或恩怨。而有些二老板更多的是凭个人的感情用事，有时甚至在大老板面前添油加醋，恶化厂商关系，造成许多可给可不给的资源在厂家人员手里以种种借口卡掉了。

    4.直接脱离大老板，带着经销商的业务骨干投奔竞争对手或是自立门户，甚至利用竞争对手的资源来打击老东家。管理不到位引发“二老板”问题

    那么，经销商在哪些方面的管理不到位导致了这些问题的出现呢？经过持续的调查分析，归总起来，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2．利益承诺不能兑现。老板和员工，永远有矛盾。不管员工职位有多高，从老板的角度来说，员工要好好干活表现突出才能得到提升嘉奖，所以底薪不高，侧重提成；而员工总是认为老板首先要明确先会出多少钱，我才能好好干，后期奖金是虚的，到最后能不能拿到还很难说，底薪倒是实实在在的。

    事实上，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矛盾存在于绝大多数的企业中。尤其是对二老板这样的高级员工，在刚开始合作的蜜月期，绝大多数大老板对二老板都有着很大的期望值，为鼓动二老板的干劲，大老板们都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利益许诺：做得好，到年底怎么样怎么样。

    可往往做到一定程度时，该兑现给二老板的特别酬劳没有兑现。很多大老板心里又会这样想：能做到这个程度还不是因为我自己打拼了多年的基础和巨额的资金注入？方方面面都是我的战友朋友兄弟关系，大家都是冲着我的面子，你（二老板）不过是出了些点子，帮我维持处理了一些事务，就要凭空吃走这么一大块？再说了，要是给二老板这么多，我又该如何平衡下面的其他员工呢？另外，就算是大老板愿意兑现酬劳，老板娘往往又会心疼，舍不得呀，枕头风天天吹，大老板也会吃不消的，还有老板的兄弟姐妹亲戚父母……言而无信，也不能全怪二老板愤而走人！

    3．大老板的个性差异及管理能力。许多经销商都是自己白手起家做起来的，都有一套自己的成功经验，在心态上也比较以自我为中心，性格也各异，要是遇到二老板指出自己存在的不足或是欠妥之处，难免有些不高兴。况且，许多老板都不会为了一个下属来改变自己的行为风格，也不喜欢别人来否定他的成功经验。长此以往，与二老板之间的意见就会越积越多，只要遇到一个小问题，就会爆发。

    对二老板这种高级员工的管理是需要相当水平的，既不可无为而治，也不能管得太细，这中间尺度的把握是需要相当的火候。而大多数经销商的人事管理经验仅仅是在管理一般性业务人员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要实行对这些高级员工的管理，对许多经销商而言，实在是勉为其难。

    4．家族制的复杂环境因素。占相当比例的经销商都是家族制经营，在大老板的家人看来，不管你这个当副总经理的二老板有多大能力，有多高的水平，都是外来打工的，我都有权命令，需要严加防范，大老板的决定往往也会被家人阻拦或是更改。二老板这时候就会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谁都是老板，谁的话都得听，谁也得罪不起，陷入家族制管理旋涡。罢！罢！罢！惹不起我躲得起，走人！

    良好的心态和科学的管理

    笔者研究了有关二老板运作的情况，提出如下解决之道：

    1.大老板首先要确认自己的心态是否能够适应二老板的存在，会不会引发个人恩怨，要考虑家族其他人员的问题，必要时，还要劝说家族成员离开，整顿内部环境，为二老板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此外，对候选人的前期调查也很重要。要充分了解候选人前期的职业经历、上司和下属的评价、行业名声等等。

    2.上游厂家和下游分销渠道是经销商立足的根本，大老板就是再忙，定期的客情拜访是必不可少的，做商业很大程度上就是做人际关系。这是根本路线，要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3.不可轻易附带招收二老板推荐的人选，后期的人员招聘要集中在老板手里。

    4.一定的防范还是要有的，尤其是二老板们都会涉及到经销实体的许多核心秘密，因此，劳动合同（包括薪酬方式）及保密协议还是要签署的，最好进行公证。虽说这样做是防君子不防小人，但未雨绸缪，给二老板设立一道心理警戒线。薪酬方式的书面化确认也让二老板安心工作。

    5.在具体的职务安排及职权范围上，一定要对二老板和所有员工进行明确，哪些该做不该做都说清楚，避免员工还是事无巨细习惯性地找大老板，而让二老板产生误会。

    6.扬长避短，注意充分发挥二老板的优势，并考虑到二老板的发展及进步，预留出足够的发展空间，避免二老板产生才不对路或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

    7.一般来说，二老板在持续稳定工作两年后，在给大老板带来一定经济收益的基础上，就要考虑给其一定的股份或是让其入股，避免二老板出现心理失衡，从而产生从其他方面获取利益的想法。需要留意的是，如果二老板帮你运作了两年的市场且产生较好收益的情况下，他是有能力这么做的。

    8.管理个人商业声誉，断二老板的后路。笔者分析了许多自立门户和投靠新东家的二老板资料发现，二老板在脱离老东家后，不管是投靠新东家还是自立门户，有85%还在原有城市，也就是说，还在原来的那个圈子里面。商业圈里，个人名声越来越重要，许多有心计的大老板都会有意无意地在本地商业圈里宣扬自己对二老板如何器重如何放心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断了二老板的后路，若二老板有二心，那他必将面临背弃信义的名声，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有谁敢和他做生意呢？

　　MBA：谁考都能上？

　　说起MBA在中国的发展，我们依然得感谢我们可敬的总设计师，早在８０年代初期，正在访美的邓小平和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达成协议：为中国培养MBA。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因为即使在当时的MBA发源地美国，MBA也刚刚将其重心放在国际企业管理领域，完成传统意义上MBA的嬗变。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６日，３８名中国学生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学院荣膺MBA 学位，他们被誉为“中国经济管理黄埔一期”。此后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在１９８９年开始正式招收学员。１９９１年，国家教委只授权７所高校拥有颁发MBA证书的资格，到１９９９年，这个数目上升到５７所，分布在１９个省、市，覆盖了２０个部、委系统。据最新资料显示，到１９９８年MBA招生规模已达到４２００人左右，在校MBA研究生上万人，再加上企业在职人员攻读MBA的人数，MBA年招生规模近６７００人，预计１９９９年将达到９０００人次以上。

　　如果仅从上述数字来看，我国MBA教学的发展可谓是速度惊人，问题在于我们的教学质量是否也在水涨船高呢？

　　据了解，目前国内各高校除少数名牌大学和国外联合办学，拥有部分外教，其余教授MBA的老师大多出自经济学其他专业，既无商海实战经验，更不能组织所谓的案例分析，离MBA教学标准差之甚远。从耶鲁大学留学归国的钱永强先生告诉记者，他的一个哥儿们在某高校教授MBA，读了他带回来的资料后，欣喜万分，一拍大腿说：“就这么定了，明年开这门课。 ”

　　目前MBA生源主要分脱产班和非脱产班。脱产班统一参加联考，学制大约为两年半；而非脱产班的入学方式就有些令人眼花缭乱了：有的是各省市的在职人员，由于路途遥远、工作繁忙，每学期抽出固定的十天半月集中到学校进行全日制满堂灌；有的是中央各部委和高校联合办学，每年限定名额，进行象征性考试，招满为止。

　　国外也有类似的非脱产班，而且据专家指出，正是这些非脱产班的学员构成MBA的精英，因为他们本身就已具备相当的管理经验，深谙市场经济规律，只需在理论上稍加点拨便成大器；不过这一通例似乎并不适用中国，至少飞机上的那位教师不这样认为。记者也曾经询问过一些脱产班的 MBA，他们肯定地告诉记者，非脱产班的考试比较简单，其实，脱产班的考试也不太难，在Ｍ大学就流传着这么一个近乎荒诞的例子：某乡村兽医，此前没有任何工商管理知识，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考上了MBA。而一位专家听了此事后，居然一丝惊讶的表情都没有：“是呀，谁考都能上！”

　　MBA：通往上流社会的敲门砖？

　　谁都向往进入“上流社会”，既然MBA的考试如此简单，那么所谓的 “敲门砖”就只能体现在它的“质地”金贵上。据说在美国，读完两年制的MBA，需要大约８万美元，而在中国，１９９８年中国人民大学MBA的学杂费是３.３万元人民币，北京大学国际MBA全日制自费生的收费标准是每年４８００美元，两年下来约需１万美元。如此高的投入皆因为人们对 MBA抱有非常大的期望值。那么国内的MBA究竟价值几何呢？

　　中国人民大学MBA胡君在谈及收获时，做了这么一个比喻：当你非常饿时吃第一个饼的感觉和已经饱的时候吃第３个饼的感觉是不同的。“我就是那个吃第一个饼的人，我以前在国营钢铁工作，本科学理科，对企业管理不熟，所以刚一接触MBA课程觉得受益匪浅。”胡君认为人大MBA的课程设置是非常紧张的，而且涉及面非常广，就知识结构的完备性而言是其它任何经济学专业所无法比拟的。

　　胡君工作期间月收入只有１０００多元，为了上MBA，前后交了２万多元，他说不后悔，因为值。但是在交谈中，记者明显地体会到胡君所说的“值”的前提依旧建立在“吃第一个饼”的感觉上。如果入学前他已经拥有一定的企业管理知识，如果他早就掌握了那些财务统计方法，国内M BA的课程设置还会让他满意吗？

　　事实上，尽管言辞闪烁，胡君还是在字里行间露出了他的不满意：“ 以前看了许多介绍美国MBA的书，里面的课程设置大都是在研究分析具体的案例，应该说国内大学的MBA也在试图往这方面发展，但是目前我们的师资力量和图书资料等条件还达不到这个标准，国内在这方面的尝试应该说不是特别成功。而且由于没有相关工作经验，许多中国学生并不是带着问题来求学的，这就不可避免有些无的放矢。”同屋的闫君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不过他们还是一致认为两年MBA所学到的课本知识已经令他们终生受益。

　　说到“敲门砖”的事，胡君笑了，他说自己上MBA只是为了改变环境，充实自我，对以后的收入问题考虑不多，或许月薪３０００元左右就足够了。

　　耶鲁大学MBA坦言：“我对国内的MBA普遍没有什么好印象，他们所学的东西没有太大意义。”

　　比较而言，就读美国耶鲁大学MBA的钱永强先生对国内MBA的评价就没有这么客气，“我对国内的MBA普遍没有什么好印象”，钱永强劈头就是一句大白话，“清华稍好一些，因为它是和ＭＩＴ（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办学的，至于其他学校，或者是和美国一些排名极后的小学校合作，或者就是师资力量明显不足，让人不得不怀疑是出于某些不良动机。”

　　钱永强也认为读MBA收获极大，但是他所陈述的理由显然有别于胡君和闫君。在入学之前，钱永强已经拥有数年的期货贸易经验，套用胡君的说法，他是带着问题进入耶鲁的，而且事实上钱永强反复强调的也正是这种实战经验，“学MBA应该是而且也只能是两类人，一是有一定工作经验，但急需拓展视野，丰富实战经验的人；二是有丰富实战经验，回头补足理论知识的人。MBA不适合那种白手起家、寻求基本常识的人。我觉得我在耶鲁学MBA不仅仅是学那些课本知识，更主要的是在和同学的聊天接触中间，在学校组织的商业酒会上，在纽约股票交易市场观摩的途中所学的东西。”

　　钱永强认为目前国内的环境并不适合MBA的生存，之所以这么说，基于两个原因，其一，中国的经济大环境不适合MBA发挥固有优势，因为其中存在太多非经济的因素，这个观点与号称中国第一代MBA的马建平不谋而合，出于对东方传统理念和中国国情的较深刻理解，马建平毫不讳言M BA的作用，“MBA只有置身于跨国大公司和那些大企业中才能显示其价值所在，而在小企业中可以说没有用武之地。”其二，国内的MBA教学质量还比较低，钱永强说他曾经和一个在Ｍ大学读MBA的同学聊过一回，只有一个印象：他们所学的东西没有太大意义。马建平的说法更绝，“目前中国的MBA还够不上高水平的管理才能，这主要和中国的MBA教育水准有关。如果在未来的数年内MBA还没有实质性的飞跃的话，那么明天的MBA，很可能就是今天电大、夜大、函大等‘五大生’的境遇。”

　　钱永强坦言：“我奉劝中国的青年学生近几年不要对中国的MBA抱太大希望，因为现状就是如此。如果有机会应该到美国读MBA，因为那里非常锻炼人。在北大教授一学年的课程在耶鲁６周就结课了，刚毕业的MBA 一周工作时间是１００多小时。”钱永强说有两种生活态度，ＬｉｆｅｆｏｒＷｏｒｋ（为了工作而生活）或者ＷｏｒｋｆｏｒＬｉｆｅ（为了生活而工作），如果你年轻、聪明、没有家庭负担，那你就应该尝试一下头一种生活，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资格谈“为了生活而工作”。钱永强说，“通往上流社会的敲门砖”对美国的MBA并不是一纸空头支票，他的许多已经毕业的同学目前的年薪非常高。杨杜教授：“学生对自己所学的东西不自信，这是我们教学的失败。 MBA就得狂！”

　　和胡君、闫君的谨小慎微截然不同，他们的老师、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企业管理教研室主任杨杜教授不仅精明强干，而且口才颇佳。杨教授直言不讳地指出：“学生对自己所学的东西不自信，这是我们教学的失败。MBA就得狂！”他说他欣赏钱永强的口气，“这才是MBA！”

　　毕业于日本神户大学管理学博士的杨教授４年前回国，１９９６年他出版了一本介绍哈佛MBA的书籍《哈佛学得到》，风靡一时。杨教授并不认为非脱产班的学生到外地旅游有多“腐败”，因为“MBA的最大资源不在课堂，而在课外所建立的人际关系网。MBA是对传统教育观念的一次改革，它不再是那种经验主义的教学方式，而是把管理作为一种可操作的、具重复性的程序来做的。学校只是搭一个平台，让身居其中的人相互学习。老师教的不是管理学，而是管理，一字之差却代表了一种教学观念的转变，这就要求，首先导师不把自己当成真理的当然持有者，在课堂讨论和案例分析的过程中，老师的观点只是一种意见；其次，衡量他的教学成绩，学生的论文不是惟一的标准，学生毕业后的成败才是更重要的标准。而目前中国最早的一批MBA毕业也不过５到１０年，所以我认为盲目的热，或者不太冷静的批评，都为时过早。评价MBA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大概要过了十年八年之后，人们才能够回过头来说‘哦，原来MBA是这么一回事’。”

　　MBA现状：

　　“老师、学生都不满意”

　　当然杨教授也不讳言目前MBA有太多不尽人意的地方：“生源现在的问题比较大。大学毕业了，在单位里呆了几年，觉得工作乏味、生活枯燥、收入太低，就想跳槽，弄个学位挺好，你要考硕士的话，百分之四、 五的合格率，而MBA的合格率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并且学位和硕士是一个档次的，何乐而不为？但是这就造成一个问题，你主观是为什么而学的？如果对管理本身并没有太多兴趣，怎么学得好？可以说有部分学生的学习动机不纯，具体比例没有统计，看看生源来历就能明白，比如从教育口来的，从政府部门来的，并不是他想考MBA，而是他不想干原先的工作，这完全是两码事吧！坦白说，目前MBA招生考试并不难，除了对你的记忆力有所要求外，对其它能力，尤其是MBA必备的管理能力几乎无从考察，所以说目前的考试机制并不能考察出你有管理的潜质，更别谈你的动机了。这是一个大问题。”

　　“现在MBA学生的趋势多为非脱产班的，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因为学校不可能解决这么多的户口、住宿等问题，而且造成的一个潜在好处是挡住了部分试图‘改善环境’的人。当然目前对非脱产班的评价也是参差不齐，有非常优秀的，也有非常不优秀的，这里还是涉及甄选人才的机制问题。如果说国外这方面做的比较好，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机制比较科学。可以说我们的机制还不很科学。不久前北大搞了个面试改革，这当然很好，但依旧不能对笔试这一环有所触动，你怎么能保证笔试所筛除的学生就不适合MBA？”

　　说到师资力量，杨教授的坦率尤其令记者钦佩：“师资的问题也比较多，学生、教师都不满意。‘讲什么’和‘怎么讲’差别很大，‘讲什么’ 并不难，看了书备了课自然就明白了，关键在于‘怎么讲’。传统的讲义方式已经不适合MBA的课堂，MBA的最高要求是案例分析，这要求老师对企业非常熟悉。翻翻现在的案例集，多数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对国内自己企业的案例分析极少，因为老师多数是从传统的经济学转过来的，他们的学问也许很好，但不适用MBA，其实教MBA，企业家来讲也可以；如果全是国外的案例，问题就更大了，比如清华的MBA教材甚至根本不翻译，全是影印本，完全用英语讲学，如果培养的MBA都是到国外的企业做事，那可以，但如果是到国内的企业做事，国外的那套游戏规则、他们的文化习惯就不完全适合，而且完全用英语进行案例分析，不可能讨论的太清楚，因为其中的术语、文化习惯差别太大，这么上课就成了练习英语了。”

　　“MBA一个非常关键的课是模拟课，你得动手操作，通过实践来综合考察你的能力，这个课中国目前没有。对于案例讲学我觉得要有耐心，哈佛真正完善这套教学体制尚且用了十几年，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

　　商品经济时代创业的传奇故事很多，但MBA不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的魔术。与国外联合办学是吸引考生的重要手段，普通老百姓被英文字母一晃就晕，但是老外也有假冒伪劣的。杨教授说：“人大现在和美国的布法罗大学合作，这个学校，我觉得水平不怎么样，排名哪去了，在我的印象里头２０名都没有它。”

　　“MBA的学位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只要教委承认你办的这个班就可以。当然也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准则，大概这所学校真一点，那所学校假一点，如此而已。最终的评判还是基于你是否干出来了，还是那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名校毕业的不一定就是名医，你得救了多少人之后，人家才会送你一面锦旗。中国目前已经毕业的MBA有干的不错的，但真正成为什么不得了的企业家的还不多。”杨教授认为现在对MBA的宣传存在误区，“都说MBA培养的是企业家，其实不是，MBA培养的是高层的职业管理者。当然当大了，肯定是老板。商品经济时代创业的故事很多，越是没学问，越是打工仔，发了财的就越是传奇，但MBA不是这样的，它宣扬的是一套具备可操作性的、可重复性的科学程序，它不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的魔术。”

　　“中国现在需要有一个大的结构变动，也就是说要在一个职业经理阶层出现之后，才能说‘上流社会’的话，MBA只是一张门票，但不是通行证，进去之后得靠你自己的能力。中国的MBA一出来，也就三五千元的收入，和普通的大学生没太大区别。”

　　“我不同意中国的经济现状不适合MBA生存的说法，如果不投入MBA，这个市场怎么可能有序？也许第一批MBA有相当一部分‘牺牲’了，但他们必须这么去做，这就像投入洪流中的第一批沙袋，也许被冲走了，但留下的就是精英，他们做的是整流的工作。我们不能等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成熟。”

　　结语

　　听完上述众人的描述，记者的感觉有如盲人摸象，虽然对MBA的“鼻子”、“尾巴”有了更为真切的了解，但依然不敢断言MBA在中国的真实境遇究竟如何。

　　有关MBA的消息、书籍仍在源源不断地对我们这些凡人进行着信息轰炸，什么《MBA十日谈》、什么《２４小时学会MBA》，不管怎样，进军上流社会的梦是每个人都会做的，就像一个７岁的美国儿童所说的：“我想当个银行家。你要是有１０００股股票，那我就帮你卖出去。我能挣到很多钱。我会非常、非常喜欢我的工作。我会帮助别人。我会当个大富翁。我要有个大房子。真好玩。”对待MBA，也许目前最佳的心态就是一种乐在其中的游戏姿态，中国没有上流社会，３万多元的“砖头”虽然贵了些，那也犯不上“死磕”，就让我们“骑驴看MBA，走着瞧”吧?

文章来源：《中国合作新报》 

转载于网易论坛

　　职场三步曲：前景迷茫

　　根据《职业》杂志与中青在线、智联招聘联合进行的“职业女性困惑调查”显示，41％女性对未来很迷茫。白领女性具有强烈的自我实现感，现实的压力和自我的追求使她们成为“拼命一族”。但在职业生涯中，不同年龄层次的白领女性面对着不同的困惑和迷茫。

　　初入职场的白领女性对职业抱有很高的期望值，但是工作经验的匮乏，使得一些白领女性盲目地应付忙碌的日常工作而表现出一种浮躁感，感觉稍有好的机会就跳槽，但是频繁的跳槽也带来了一些风险，同时有碍职业经验的有效积累，为职业的发展埋下“零库存”的危机。

　　经过几年的职场历练，白领女性具备了相当的工作能力与经验，成为不可或缺的骨干力量。但是，白领女性大部分就职于第三产业，所从事的职业大部分要求形象气质佳、能力强，而这些行业的技术更新往往很快。

　　超过35岁的白领女性，或许已经获得一官半职，她们中很多人遭遇职场“天花板”，在职业发展上很难有所突破；或者已成为公司平平淡淡的“元老”，每天重复相同的劳动，渐渐地放弃了自己的追求，经历职场疲劳。同时，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快速成长，越来越快的工作节奏也让职场“前辈”倍感压力，力不从心。

　　“生ｏｒ升”困扰：放弃生育

　　“职位晋升、收入增加、家人幸福、身体健康、做个职业经理人”是上海白领的共同心愿。而上海白领女性强烈的家庭责任感使她们意识到：家庭是人生最温暖的避风港，在职场上神经高度紧张的她们只有回到家才能得到安全感。

　　记者了解到，白领女性中的丁克一族、大龄妈妈现象比较普遍。这是她们在激烈的职业竞争中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白领女性进入职场时已进入育龄阶段，但是面对激烈的岗位竞争，她们不敢轻易怀孕，等到事业稍微进入成熟阶段，她们又遭遇“玻璃屋顶”现象，更不甘心用生育来换取可能到来的成功，“生ｏｒ升”的问题严重困扰着她们，因此一部分人索性放弃生育的权利，一部分人则一拖再拖成为大龄妈妈。上海社会科学院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上海白领中14.3％明确表示不打算要孩子，还有25.3％的白领认为婚后要不要孩子无所谓；明确打算要孩子的白领中，近九成表示“现在不急于要”。

　　1／4白领不能减压

　　上海是精英云集的“高压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丰富的信息资源以及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位使身处其中的人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了压力。如何承受、宣泄和排解来自职场、家庭和经济等方面的巨大压力，上海可锐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有25.35％的上海白领表示没有缓解心理压力的方法。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在30－40岁的白领女性中，27％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更年期现象。上海妇女疾病康复专业委员会专家在今年长三角女性乳腺健康调查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工作压力大促使女性患乳腺疾病的几率提高30％。

       谁不希望获得象蒙牛那样的成功？

       但是，我们怎样才能获得象蒙牛那样的成功？怎样才能抓住蒙牛的牛鼻子？

　一、 财散人聚，人聚财聚的利益分配逻辑。

       牛根生在一次演讲中曾这样说过：我每年的年薪和我的奖励拿出来全给大家分了，我在伊利公司的时候有一个习惯，把钱给大家做分配是一件非常合算的手段。只要能拿到这个人的心，把钱分给他，他肯定高兴。后来发现越分越好，以至于我出来的时候有四五百人跟着我走。有一个愿望我是非常清楚的，大家都是想来分钱的。

　同时我们还看到，他“散财”不是随便散的，而是用在了重要的，核心的人上面。企业家天天忙着应酬开会，需要一个核心团队，周围有一批骨干员工，负责日常经营的大小事务，否则，替下属甚至下属的下属工作，直接插手下面等于不管，事无巨细等于不管。企业家首先要懂得经营人心，蒙牛的人基本没有挖角过来的，因为“经营人心”最重要。手下的人之所以愿意追随他，愿意和他共同奋斗，也是因为他们知道“老牛”不会有福一个人享，“老牛会分钱给他们” 。最有代表性的故事是，牛根生在伊利的时候公司要给他配一部价值20万的车，牛根生想到自己的几个副手没有车，自己却开着车，不够意思，于是用20万给几个副手每人买了一辆便宜的车，这样大家都有车坐了。

　二、 先易后难，注重结果的营销理念。 

　　在世人眼中，得到世界杯吉祥物的生产权无疑是抱上了一个聚宝盆，但是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尼奇公司(NICI AG)却因为接手2006年足球世界杯吉祥物狮子格列奥，在世界杯正式开赛之前，即5月17日宣布破产。破产原因是，由于吉祥物严重滞销导致无力清还贷款。

　　尼奇公司是德国一家历史悠久的玩具公司，带有NICI标志的玩具在德国受到孩子们的喜爱。这家玩具厂拥有500名员工，2005年年收入达到了1.55亿欧元之巨，它于2004年耗资280万欧元(约360万美元)的费用购买了吉祥物格列奥的独家生产权。

　　尼奇公司营销总监克林马赫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越洋电话采访时强调，导致他们破产的“罪魁祸首”就是世界杯吉祥物狮子格列奥，是该系列产品在德国的滞销拖垮了公司。

　　“由于市场对吉祥物格列奥狮子的需求很低，最终导致我们不得不面对巨额的债务，按照目前的情况，我公司已经无力偿还贷款，只剩下申请破产这条路了。”克林马赫对《中国经济周刊》说，“我们的营销出现了很多问题，现在公司里有很严重的经济危机，很遗憾格列奥狮子没有想象中那么成功。”

　　克林马赫向《中国经济周刊》证实尼奇公司已向德国法庭申请破产保护。他无奈地说：“德国球迷不肯接受这个不穿裤子的吉祥物形象。”

　　这个“不吉祥”的吉祥物狮子格列奥目前售价19.95欧元。它身穿德国队6号白色球衣，拥有一头浓密的鬃毛，与它相伴的还有一只会说话的足球佩雷。

　　格里奥的形象出现伊始，就遭到不少批评，因为一贯代表德国的标志是鹰，而不是狮子。

　　记者的朋友奥托格尔是个超级球迷，家里收集了自1966年以来世界杯的吉祥物，唯独缺少格列奥，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它的着装不够绅士，不仅没穿裤子，这在德国是不允许的，而且胡子太长，看起来很邋遢。德国人是不会喜欢的。”

　　在遭遇了种种嘲笑与责难之后，可怜的狮子格列奥的人气在德国球迷中急剧下跌，甚至乏人问津。

　　克林马赫承认，当初没有考虑到德国人严谨的“国情”，然而“就算它没穿裤子显得奇怪，但是它穿上裤子就可以卖出去了吗？”克林马赫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了对世界杯组委会的不满，因为吉祥物的形象只是市场营销的环节中的一环，他说：“我们的工作是负责格列奥的市场销售，但是世界杯组委会的宣传必须与我们紧密结合，而事实上他们没有这样做。”

　　世界杯这样大型体育盛事一度被商界视为赚钱良机。尼奇公司的离奇破产打破了这个神话，据克林马赫说，世界杯组委会表示对尼奇的破产感到很遗憾，会对格列奥进行降价处理。

　　格列奥与中国有关系——中国扬州出口了10万只格列奥

　　扬州进出口玩具检验所证实：的确检验过扬州制造的10万只格列奥，但是不方便透露是扬州的哪家企业的产品。

　　对破产后格列奥的独家生产权的处理，克林马赫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会遵从法庭的安排进行拍卖。当记者问到中国厂家是否可以把格列奥“领养”走，得到的答案是：中国是个很庞大的市场，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

　　而当记者问到克林马赫是否知道中国扬州具有“中国毛绒玩具礼品之都”称号，后者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扬州这个地方。

　　记者之所以提及扬州，是因为日前国内已经有与其相关的说法。

　　在尼奇公司宣布破产后的第三天，即5月20日，扬州晚报刊登了一条“格列奥扬州造”的新闻：“扬州毛绒玩具企业终于赶上了制造德国世界杯吉祥物的末班车，10万只扬州造的2006年德国世界杯吉祥物‘格列奥六世’日前已通过检验运往德国，下月将亮相世界杯各大足球赛场。据了解，这也是扬州毛绒玩具首次‘踢进’世界杯。”
会不会是扬州的企业已经得到了被转让的特许生产权？克林马赫否认了这种说法：“我公司是06年世界杯吉祥物的唯一的制造商，我们之前并没有转让特许生产权。”他表示没有向扬州任何一家玩具厂家转让特许生产权，也没有OEM(贴牌)的合作形式。更不知道即将运往德国的格列奥来自扬州。

　　但有意思的是，扬州晚报在5月18日曾经还刊登过一篇与世界杯吉祥物有关、且与5月20日新闻“自相矛盾”的消息：“在将于下月举行的德国世界杯足球赛上，扬州玩具生产商没能拿到一张吉祥物玩具的生产订单，与扬州玩具在2004年奥运会上的‘风光’形成巨大反差。”

　　那么，从5月18日到5月20日，难道相隔一日，扬州就接到订单且生产出了10万只格列奥吗？

　　而且10万只格列奥飘洋过海运往德国，在克林马赫描述的德国低迷的市场下，其命运又将如何，如果扬州造的格列奥是合法的，那扬州究竟有没有拿到世界杯吉祥物的订单？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致电扬州进出口玩具检验所，该所综合部顾小姐证实：的确检验过扬州制造的十万只格列奥，但是不方便透露是扬州的哪家企业的产品。

　　她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这个企业应该有生产权，要不他们怎么可以生产呢?”

　　上家倒闭，下家为谁忙？

　　扬州黄榷镇有几十家小玩具加工企业在生产“狮子”(即格列奥)，他们是从扬州某企业手里接的活，而该扬州公司又是从广东某外贸公司接的订单。这是国内玩具行业最流行、但利润非常低的生产模式——贴牌。

　　顾小姐还告诉记者，日前北京一家电视台尝试采访他们，但是她一样没有透露是10万只格列奥“生在谁家”。这种说法更让这家扬州企业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经过一番努力，《中国经济周刊》与扬州健栋玩具厂的市场部经理丁彪(化名)取得了联系，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的工厂在年前曾经接过广东一家外贸公司的订单，是外加工的订单，也就是大家说的OEM。”

　　“广东的这家外贸公司接的是德国的订单，在年前我们就替他们生产过一批大数额的狮子(吉祥物格列奥)，是广东那边拿样品过来，我们进行打样生产。”丁彪说。

　　记者又致电克林马赫，得知他们确实向广东的一家外贸公司下过订单，不过广东的外贸公司与哪家制造厂商合作不在他们的管辖内。并且他们在年前没有“收到货”。

　　“现在广东的这家外贸公司就与扬州的一家厂商合作，但是在我们黄榷镇有几十家工厂在生产(格列奥)，很多是下家，就是纯粹的外加工，我们的利润很低。”丁彪说。

　　但记者几经打探，都没有获得有关这家外贸公司的任何信息。

　　既然尼奇公司作为这一特定生产链中的“上家”已经破产倒闭，那么这些正在加班加点赶在世界杯开幕前生产的格列奥又将如何处理？

　　丁彪已得知“德国的尼奇公司因为市场销售不好，已经破产”，但他表示，与德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有着庞大的市场，他曾经为南京的一家公司加工过2000只狮子(格列奥)，目前手上还有不少订单。

　　在几家网上购物的国内网站里，记者看到了很多标为“德国NICI”品牌，产地为“中国”的格列奥毛绒狮子广告，售价都在50元以上，这是否就是丁彪所说的“庞大市场”呢？
　　19.95欧元—15元人民币：谁赚得巨额差价？

　　格列奥案例又一次向世人证明，中国大量的贴牌企业，作为“下游”只是赚到了很低的加工费。

　　丁彪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如果加工的数额是上万只，那每个狮子(30厘米)的出厂价格在15元左右，甚至可以更低，“我们这种下游利润都是很低的。”

　　而尼奇公司对同样规格的格列奥的销售价格是19.95欧元，合人民币近200元。对此，克林马赫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从欧洲市场反馈回来的信息显示，格列奥的销售情况的确不好。很多人认为吉祥物定价过高。”

　　“其实市场部门定价是有一定依据的，当初生产厂商花了2600万欧元购买吉祥物的 

　　知识产权，再加上制造成本越来越高，所以才会出现市场上的价格过高。”克林马赫说。他指的知识产权，既包含了工业生产权，也包含了狮子格列奥的著作权。

　　克林马赫表示，为了弥补吉祥物销售不畅带来的损失，市场部门正在加紧制定对策，现在比较可行的就是降价。10厘米高的格列奥原来售价是10欧元，可能会降到7.5欧元，而30厘米高的吉祥物也可能会降到10欧元左右。

　　上家因为定价过高，市场需求过低，导致破产，而下家的微薄利润也实在不能算是赢家。至于以15元人民币出厂价拿到货的广东某外贸公司又是以何种价格卖给尼奇，该信息不得而知。因此，在19.95欧元与15元人民币之间，巨额的利润到底归谁也是未知数。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案例向世人证明，中国众多的贴牌企业，在其加工的产品贴上“洋商标”飘洋过海的同时，他们只是赚得很少的链条“下游”。 (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