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个理论对当前市场来说却绝对是个悖论，尽管5月底开始股市暴跌，但总体而言，整个5月股市依然一路凯歌，与此同时出现的是全国楼市普遍性的增长态势（据最近一期的国家发改委房地产市场研究报告显示，全国房地产市场一季度上升势头明显，施工面积同比增加了20%多），这其中也包括宁波。5月分别有世纪花园一期、天水家园二期、金地花园、绿城·绿园等楼盘创出佳绩。虽然最终数据还未出台，但依然可以预见：总销售量将稳稳超过去年同期。

“跷跷板理论”只适合于相当静止的资金市场，一是资金总量的静止，二是流速的相对静止，所以这边资金多了，那边资金自然要少了。但这两个静止目前都不存在。目前股市的资金总量每个成交日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沪深两市账户总数已突破一亿，国内外新资金大量注入；同时成交额也屡屡突破新高，目前日成交额仅次于美国股市，比亚洲国家的总和还多。这两个现象就使上述的“跷跷板理论”不攻自破。

如今，全国主要城市无论南北房价普遍在涨，投资和销售市场两旺，是什么样的因素才能促成这一普遍现象呢？可能持续火爆的股市就是重要因素之一。

从去年至今连续十几个月，股市始终一路凯歌，有进入的，但也有功成身退的。不久前，一位正在做写字楼项目的开发商告诉记者，他们设在东港·喜来登的项目展示处最近一段时间访问量不断在增加，其中有些明确表示：是对目前的股票市场不放心，所以转而关注楼市。而本报前不久的报道也显示，宁波中高端房产市场的推动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股市。

可能有人会对这一行为不以为然，认为从股市抽出资金进入楼市的投资者会因此丧失在股市更高的收益，但这样的观点恐怕没有把房产抵押这块考虑在内。

据宁波信实投资咨询公司的总经理向记者透露，自三月以来，他们已经承接了大量房产抵押贷款业务，有的是旧房子抵押，有的是买来新房子后再去抵押贷款。由于投资热情过于疯狂，有些不顾风险的客户甚至被他们劝退了。这一现象在宁波借贷领域非常普遍，对于那些买了新房再抵押的人来说，如此操作可以做到楼市股市两不误。

由上述现象不难发现，恰是火爆的股市加速了资金的流通，回流后又促进了楼市的进一步提高。这一周以来股市猛挫，已经有媒体放出风声明说股市大挫将进一步使资金向房地产回流，推高楼市。这一说法是否真确，或许几周内就会有答案。 

    我国在建筑商和购房者之间设置一个“空手套白狼”牟取暴利的房地产开发商，是导致我国房价持续上涨的根源之一。鼓励勤劳致富，反对投机钻营，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应是规范和引导人们价值取向的基本规则。许多开发商既不从事建筑（甚至不懂得建筑），又不从事规划设计，甚至没有足够的自有资金，却在整个房地产链条中担任寄生虫和吸血鬼的角色，坐享暴利，给人们的价值取向造成了错误的引导。
    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贪婪的欲望，许多开发商通过囤积居奇，制造、控制和散播虚假信息等卑劣手段，哄抬房价，在将无数人辛辛苦苦用毕生精力创造的血汗钱掠夺、洗劫一空的同时，不断将责任向政府身上引导，制造了大量不稳定因素，使住房这一民生问题逐渐转化为民愤问题。
    
    开发商“空手套白狼”

    《现代汉语词典》对“开发”的定义是：“以荒地、矿山、森林、水力等自然资源为对象进行劳动，以达到利用的目的。”房地产开发是指，在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房屋建设的行为。从定义上来看，房地产开发是一种具体的生产活动，世界其他国家对房地产开发商的定位与此相符，而我们绝大部分开发商只是在进行投机活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先生曾撰文指出：“现今的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土地、资金、房屋建设活动、成品房屋等为倒卖对象的，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倒卖商、皮包商和中间商，是一种没有任何社会价值的企业模式。”事实正是如此。
    从生产流程来看，房地产项目的规划设计由设计单位负责，工程建设由施工企业完成，房地产开发商在这一过程中不付出任何实质性劳动，也不为社会创造任何价值。
    从资金来源上来看，许多开发商的自有资金寥寥无几，主要通过让建筑企业垫资、预售房、假按揭等方式，“空手套白狼”获取资金。
    我国开发商自有资金所占比例之少世界罕见。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04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指出：2004年房地产开发资金共筹措17168.8亿元，其中第一大资金来源为“定金和预收款”，占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来源的43.1%（“定金和预收款”中有30%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第二大资金来源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自筹资金，占全部资金来源的30.3%（在这30%的企业自筹资金中，有大约70%来自银行贷款！）；第三大资金来源是银行贷款，占资金来源的18.4%。　　
    在自有资金不足之下掩盖着的是一种以成本和风险转嫁为主体的赤裸裸的投机行为：
    第一，开发商通过让建筑公司垫资建设，把生产环节的相当一部分成本和风险转嫁给建筑企业，并在最终付款时拖延，导致大量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开发商是真正的欠薪源头，造成严重社会问题。
    第二，开发商通过收取定金、预收款、首付款乃至整个房款，将成本和风险转嫁到购房者身上。开发商等于获取了巨额无息也无风险的贷款，这其实是对购房人利益的一种侵害和剥夺。有的开发商不仅不感恩于购房者，还频频违约甚至携款潜逃。据新华社报道，目前我国各主要城市商品房预售比例普遍在80％以上，部分城市甚至达到90％以上。
    第三，开发商通过从银行贷款，将建设成本和风险转嫁给银行。
    第四，开发商同时还打社保基金等“养命钱”的主意，上海社保大案就是官商（开发商）勾结的结果。
    不难看出，自有资金非常低的房地产开发商，由于投入资金非常少，它所承担的风险是最小的，在所有的风险都被转嫁出去后，开发商们可以用最好的心态，通过各种方式哄抬房价，追逐暴利。作为“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倒卖商、皮包商和中间商”的开发商，不会惧怕任何风险，一旦有风吹草动，他们随时可以携带榨取的民众的血汗钱逃之夭夭。

    取消开发商是时代需要

    开发商是位于建筑企业和民众之间的一个不伦不类、完全多余的环节，房价中相当一部分被这一贪婪的寄生虫掠夺，倘若去除这一环节，即使在地价等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房价也能下降近半。
    第一，取消开发商环节，将能去掉近90%的利润——研究表明，在房地产领域90%的利润被开发商掠夺。
    第二，取消开发商，因开发商这一多余环节而滋生出来的成本和费用将不复存在。
    第三，取消开发商，信息的透明度将比有开发商这一环节时大大提高，而相对透明的市场有利于防止价格操纵，可以有效拉低房价。    
    由于制度设计上，只允许开发商进行房地产开发，建筑企业被迫沦为开发商的奴隶，常常不得不垫资承接工程。由于多了开发商这样一个投机环节，建筑企业生产的产品落入开发商手中，强化了垄断效应，使开发商利用囤积居奇等方式向公众展开掠夺变得更为容易。
    取消开发商的好处远不止这些。相对于建筑商，开发商对建筑知识的了解和对建筑质量的重视程度要弱得多。在一些开发项目中，暴露出了诸如用毛竹替代起承重作用的钢筋这样的黑幕，因为，作为“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倒卖商、皮包商和中间商”的开发商，是最唯利是图、利欲熏心的群体，他们投机的特点决定了，他们随时可以逃得无影无踪，因此他们有更大的胆量偷工减料，忽视质量。而建筑公司是具体的生产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拥有众多职工和设备，他们更懂得也更重视质量的重要性，没有开发商这一环节，建筑企业将能建造出质量更优秀、价格更低廉的住房。并且，能够提供更好的售后服务。
    并且，建筑企业常年习惯了低利润率状况，没有开发商那般永不满足的贪婪。由于减少了开发商环节，有关部门只需对建筑企业进行管理，监管难度和监管成本将降低。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作为常常被迫垫资为开发商服务的主体，建筑企业自有资金充足，他们不必大量依赖银行贷款，即使有银行贷款，也不会像开发商那样随时能够消失，这有利于避免我国金融业因房地产的深度调整而发生危机。
    如果说开发商有用，它只是起到了一个“召集人”的作用，把规划设计者、建筑商等召集到一起搞房地产开发，问题在于，这个“召集人”获取的利润是整个领域全部利润的90%！这种近乎贩卖白粉的暴利绝非“召集人”角色所应获取的。
  
    后开发商时代的四个问题

    第一，有人反对取消开发商的观点，认为开发商相当于零售商，取消开发商是不是要取消所有零售商？这是一种荒谬的类比。零售商位居生产环节和消费者之间，与位居建筑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开发商相似，但是，零售商的存在是为了缩小交易成本而不是加大交易成本。零售商所从事的并非像商品房这样的大额商品销售，如果消费者直接与生产企业联系，将加大交易成本。而商品房则不然，商品房恰恰是由于开发商的存在而加大了交易成本，因为开发商要获取巨额暴利而不是它作为零售商角色应得的少量利润。
    在美国，所谓的开发商是集规划、建筑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企业，如果住房有什么问题，他们永远为你负责，但是，在开发商存在的今天，如果我们的住房出现问题，开发商可能已经在获取大量财富之后移居国外。
    第二，在取消开发商之后，为了防止建筑商沿袭开发商的一些恶习，应像美国那样，准许个人合作建房，以便对建筑商形成竞争压力。我们的饮食业之所以是普通大众消费，就与无数家庭主妇的存在有关，她们与饮食业构成了竞争关系。个人合作建房将能与建筑商形成竞争关系。美国作为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尚且准许个人建房，既是基于对公民建房权利的尊重，也是基于市场竞争的需要。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在相关法律、制度的规范下，个人建房甚至比弱智的城市规划显得更有特色、更为有序，也更有艺术性。
    当然，这牵涉到土地制度的变革，我们应该允许个人公平地参与土地的拍卖。而这一点是有法律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土地开发、利用、经营。”
    第三，一直有许多人反对合作建房，比如，现在开发商就强调，合作建房的成本远远高于开发商建房的成本。这其实是没有可比性。假如合作建房的成本是15万，而开发商的建房成本是10万，合作建房的成本的确是高的，问题在于，倘若开发商10万成本建造出来的房子卖30万甚至40万，而合作建房的最终价格就是成本价15万，哪个更划算？既然开发商这样一个皮包公司都能完成整个商品房建设流程，个人集资建房者为何不能委托设计单位设计、委托建筑公司施工建设？
    第四，改变政府过多从房地产领域获取利润的做法，降低土地出让价格，确保住房中所包含的公共产品特性逐渐回归，真正做到“大辟天下寒士尽欢颜”，使住房问题成为和谐社会的推动者而非危害者。  

    开发商暴利错误引导社会

    如果在一个社会，投机所获取的利润，数倍甚至数百倍于靠双手（如农民工）和智慧（如知识分子）的劳动者获取的利润，那么，这种财富分配机制本身就可能存在严重问题，它将错误引导人们对财富的追逐，对推动一个民族前进和发展的力量造成扭曲。
    开发商们都强调自己的利润率非常低，但是，福州市物价局公布的测算结果显示，该市开发商的利润率平均约为50%，最高的超过90%。另据《21世纪经济报道》1月20日披露，“很多项目（利润率）超过了300%以上！”
    开发商们喜欢用《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的数字为自己辩护：2004年房地产开发的利润率是7.77%，远低于其他第三产业的利润率——10.23%。这一数据与人们所掌握的信息相去甚远，这也不奇怪，因为调查是由企业自己填报的，存在着瞒报现象。退一步说，即使以此数据来计算，房地产开发企业平均所获取的利润也远远高于对房地产领域贡献最大的建筑行业：
    2004年末，全国共有房地产开发经营法人单位5.9万个，就业人员158.5万人，房地产开发经营的利润总额为1035.2亿元，平均每个房地产开发企业获取利润1754576.27元，人均利润65312.30元。同一时期，全国共有建筑业法人企业单位12．8万个，就业人员2791．4万人；建筑业个体经营户56．5万户，就业人员461．6万人。2004年利润总额为826．7亿元。平均每个企业获取利润119292.9元，人均利润2533.56元。
    “空手套白狼”的房地产企业的平均利润是建筑业的14.7倍！房地产开发行业人均利润是建筑企业人均利润的25.8倍！而且，这是在利润被隐瞒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
    让投机者获取的收益数倍于靠血汗获取收益的人，是最不公、最扭曲、最容易滋生不满和矛盾的分配机制，它将错误地引导人们向投机者学习而不是以勤劳为荣。如果去掉开发商获得的这份暴利，房价要降下多少？我们为什么要让这个靠吸食民众和国家血汗的寄生虫坐收暴利？
    一份汗水一份收获。当我们看到那些在寒冷的冬天尚挥汗如雨的农民工，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群体朴素的奉献精神、对生活压力的强烈抗争和对未来希望的奋力追逐。然而，在他们付出的很多，得到的却很少——每月仅仅几百元的收入，这点收入包含了他及他身后家庭的吃、穿、用、养老、医疗、孩子教育等等一切费用。就是这点不够开发商一顿饭钱的微薄收入，还常常因冷血的开发商可耻的拖欠而化为乌有。
    靠欺骗、玩空手道、投机钻营牟取利益的开发商，是我们这个时代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制度设计下培养出来的丑恶的怪胎，他们利用这个制度留下的每一个微小的缝隙展开疯狂的掠夺，在敛取巨额财富的同时，也因行贿官员等罪恶行为，对我们的制度根基进行蚕食。
    开发商是最不懂得感恩的一个群体。农民工懂得感恩，是因为他们的每一分钱都是汗水换来的。用汗水换取财富的人永远比那些靠投机掠夺财富的人懂得感恩！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冷血的开发商把自己包装成道德的楷模招摇过市，四处作秀，大谈人生、谈理想，装扮成人模狗样儿的正人君子，引来无数不明事实真相者的吹捧和崇拜。当我们看到许多行业的老总在辛辛苦苦为公司发展愁眉不展的时候，一些开发商则频频站在聚光灯下，用比章子怡等专业演员更熟练的表演欺骗民众，助推房价，这种表演甚至在中央出台调控政策后都没有停止。试问，除了房地产开发行业，还有哪个行业有这么多游手好闲之徒？除了房地产开发行业，还有哪个行业有这么多频频向中央政策发出挑衅的无赖之徒？

    开发商是腐蚀和谐社会的邪恶力量

    尽管攫取着巨额暴利，但是，开发商千方百计地偷逃税款，逃避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成为财富的巨人、纳税的侏儒。各地只要一对开发商进行检查，马上就会揪出偷税尾巴，相关报道可谓汗牛充栋。
    房地产行业与医疗药品行业、零售业并称为商业贿赂的三大高发领域。商业贿赂贯穿房地产开发的各个环节。近年来，许多经济大案与房地产相关（如上海社保基金大案，落网者包括陈良宇等大批高官）。房地产领域成为权钱交易的温床，成为最腐败、最堕落、最阴暗、最肮脏的一个领域。
    这一切都是由房地产开发商的投机本性所决定了的。房地产开发商本身没有充足资金，他们要通过行贿银行工作人员，或者通过“假按揭”等方式，获取巨额银行贷款；房地产开发商本身不是一个生产性实体，它需要借助权力之手弥补自身的缺陷，通过与特权相勾结使投机过程得以顺利完成；因为投机本性，开发商收买无耻的学者替它鼓吹，这种鼓吹甚至在中央调控政策出台后都没有停止，这些可耻的学者因得到一点蝇头小利就沦为开发商的帮凶和走狗，不惜歪曲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常识，通过看似完整实则漏洞百出的谎言欺骗民众。
    开发商常常通过用权力钥匙打开的大门，肆无忌惮对民众展开掠夺。在受贿之后，一些官员不仅对开发商的不法行为视而不见，甚至为虎作伥，与开发商一道抵制中央调控政策，使开发商更加变本加厉、有恃无恐地制造信息不对称，营造供不应求的假象，诱导消费者购房，推动房价上涨。
    最近几年，高房价问题为何引来如此之大的民愤，根源在于官商勾结推动房价上涨——所有腐败成本都悉数被转嫁给了购房者，靠纳税人供养、原本应维护公众利益的官员成了奸商的帮凶和保护伞。诚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所言，“若不解决房地产市场中的官商勾结，所有的宏观调控都收效甚微”。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让作为“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倒卖商、皮包商和中间商”的开发商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悲哀。以投机为主的开发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肿瘤，他们以种种卑劣的伎俩在获取财富的同时，为我们这个社会制造了数不清的麻烦，给无数家庭的住房梦带来了沉重的阴影。取消开发商，铲除这一腐蚀社会肌体的邪恶力量，有利于促使房价的理性回归，有利于促使更多的消费潜能释放出来，从而，拉动内需，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于2007年3月10日

转自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4b02a21a010007zt

　　在此之前，国内就已经多次出现过限价房开发商首先把房子卖给中间人，普通市民如果希望买房，须给中间人“手续费”这样的例子。因为所谓“限价房”，其实政府只能限制一手房的价格，却不能限制二手房价格。

　　泉州“江南雅园”卖给有着“政府工作人员”身份的“关系户”，此招来的更狠，政府工作人员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开发商再做个顺水人情，真可谓是“两全齐美”。

　　从古至今，“官商勾结”的最终受害者变是普通老百姓。毫无疑问，“江南雅园”事件中“官商勾结”的最终受害者则是那些真正有购房需求的中低收入家庭。“4万元到6万元不等的转让费”对中低收入的家庭来说，是一笔巨额花销。这时，笔者的眼前不禁浮现出几副不同的画面，一种是老百姓见到盼望已久的限价房落空时失望的表情；而一种是为了买到自己期盼已久的限价房，不得不是东借西凑把钱塞到炒房者手里时无奈的表情；开发商与政府工作者私底下的还有就是坐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数钱的炒房者贪婪的表情。

　　福建省首批政府限价房曝出这样丑闻，涉及到政府官员，难怪不少网友感悟所谓限价房其实就是“限民房”，此种做法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为某些权贵之人创造便利而已，并非真正的社会保障性措施。

　　究竟是不是所有的限价房都将沦为权力一族牟利的工具？究竟谁来挽救限价房的命运？我们将拭目以待。(文/蔡小敏）

现在房市的情况是，房价政府不管了，由于需求旺盛而供应不足，不断地推高房价。假设政府想要对这个体系施加影响，统一制定房价再发行“购房票”是不可能了，现在唯一的手段就是对交易征税。于是，买房者除了要交给发展商钱之外，还要再拿出一部份交给政府，很明显这使得房价更高了；这对二手房交易也完全适用，买不起新房的本打算买便宜些的二手房，结果发现要交的税更多了，这时候他和二手房出售者是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的，他们完全可能一拍即合共同作假，为的就是能逃掉超额的税，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买不起房的购房者觉得开发商赚到了超额的利润应该被政府打击，同时炒房者赚了本不该赚的钱更加要被打击，他们之所以会这么想唯一的原因就是：开发商和炒房者是同他们直接交易的人，是直接从他们手中拿走一辈子积蓄的人，实在是想不明白除了恨他们之外还能恨谁，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偷走他们奶酪的人。甚至还很天真地认为，如果对他们征税，就可以使他们的利润减少，可这时候他们能干的就是为了保住利润，从而继续抬高价钱，到头来还是消费者来买单。政府的税收除了使房价上涨，所有人情况变坏，实在是看不出还能有什么结果。

我们再来看一下八十年代中的情况，北京的房价每平方600-800元，平均月工资80元，现在就算是每平方10000元，可月工资也不止1000元了。为什么到现在才开始觉得房价太贵？那是因为以前老百姓从来都没想到自己能买房，他们都盼着终有一天自己能轮到单位的分房，然后就有了那么一间厕所、厨房同别人共用的小房间。如果中国至今没有发展商的话，大部分人家里是不会有厕所的。

也有人从成本角度觉得房子不应该这么贵，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你买房的钱到底给了哪些人。发展商要得到土地，首先要从政府买地，交一笔土地出让金，因为中国的土地都是国有的，这笔钱相当于从政府那里一次性付完了70年的租金，这笔钱非常之高，在上海闸北差不多每亩地要3000万。这也就决定了地方政府不喜欢发展商建所谓的经济适用房，因为谁都知道，如果建商品房，那就可以卖大价钱，发展商也就会愿意付很高的土地出让金，如果是建经济适用房，发展商就赚不到多少钱，也就不会愿意付很高的土地出让金。其中还有一个隐含的因素，出让土地都是地方政府所为，因为地方政府收的税大部分都要上缴，拿上海为例，建国之后这么多年，上缴的税收占了全部税收的80%-90%，自己留下的钱连维持日常开支都困难。幸好发现现在还能通过出让土地赚钱，而这笔钱中央政府可管不了，于是上海的基础建设终于有了充沛的资金支持。中央政府并不喜欢这种事情，但除了能想出“宏观调控”之外，实在没别的办法。

在发展商给完这笔土地出让金之后，事情还远远没有了结。他知道，这块地绝不是空地，上面还住着老老少少无数老百姓，这些房子很多是国家的，但之前是私人的，只是这主人是邪恶的资本家，被抄家之后就搬进去了72家老百姓，这些人从半个世纪之前就住在这里了，给着几乎等于0的租金（我外公当年就有这么一间房，每个季度的租金是人民币八毛七分钱），连房子坏了都不需要自己出钱修。但他们都是人，都会结婚生子，没过多久，有了儿子，又过了不久，儿子也有了儿子，八十年代之前根本就没建过多少住房，他们等了好几十年单位分房，最终什么也没等到，于是老少三代人挤在一起。按理说，他们住在国家的小房子，一住几十年，甚至连租金都是0，这便宜赚大了，现在国家把这些一股脑卖给了发展商，他们就应该立马走人，但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没人敢让他们没地方去而流落街头，这就牵涉到应该给多少拆迁补偿金的问题了。经济学里有个刚性需求的概念，就是说在交易中，谁的需求更加刚性，谁就会吃亏，例如买粮食吃的百姓的需求就很刚，因为你总要吃饭，即使粮价涨了还是要吃饭，所以老百姓对粮价上涨是无能为力的，不过他至少还能减少自身粮食消费加以应对。在拆迁补偿金问题上，发展商的需求刚性比金刚石还刚，因为他一定要把所有老百姓都弄走了才能开工，即使只留下一家人都不行。而老百姓一家老小在这里已经住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了，他们可不在乎再多住两年。老百姓绝不是傻子，他们早就看出这一点了，他们都知道只要能和发展商打持久战，最终自己就会得到比想象中的多，他们的武器很多，可以静坐示威，也可以去北京上访，凡是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都经历过无数政治运动，他们知道在中国只要加上政治两字，自己就会变成强势，而拆迁这种事情一辈子就那么一次，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么店了。这结果就是，我亲眼所见，一间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破旧到不能再破的小房子，拆迁时竟然能值一万元每平米。我写这段文字并不是站在发展商一边，当然也有老百姓只拿到很可怜的补偿金，但那些国外媒体可不会管这些，他们不问实际情况，一股脑站在拆迁户一边，以此论证中国社会抗争无数就快不行了，对于这种偏见，中国政府不得不拿起互联网防火墙这把尚方宝剑了。发展商具体给拆迁户多少补偿金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但可以肯定地是，至少占了此后房价的40%，也就是说你买了100万的房子，其中有40万给了原先的住户，让他们免费得到了新房子。

到这时候，发展商已经付出了总成本的一大半，离最初买下地已经过了1-2年了，而那块地还空着，什么都还没有呢。好吧，终于可以开工造房子了。好在造房子的都是所谓的民工，他们的成本非常低，中国社会能发展到现在，完全是靠了民工之力，他们愿意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所有赞扬共产主义的话用在他们身上都不为过，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努力，就是因为生活在当前这个资本主义至上的社会，但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们对建立工会不感兴趣，如果连他们都热衷于成立工会和老板斗，那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到头了。最近我听说政府打算关闭所有不安全的小煤窑，这么做完全是因为顶不住舆论的压力，但舆论这东西向来喜欢代替别人做价值判断，舆论的特色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你不知道你应该干什么，而我知道！所以，让我来指导你吧。”为什么小煤矿吸引了这么多矿工在干活？矿主可没有拿鞭子赶他们下矿井，他们会跑来干活，完全是因为他们觉得在煤矿干活比在家里种田好得多，如果在家种田，他们一辈子都盖不起房，娶不起妻，生不了儿。而一旦去了矿井，干了几年就可以像“傻根”那样回家盖房娶妻了。让我们设想一下，假设政府真的取缔了所有小煤窑，煤价一下子就暴涨无数，这时候矿工傻根找到原来的老板，说道：“老板，我们继续挖煤吧，太赚了，我可不想回家种田。”老板说：“不行啊，傻根，政府不让干了。” 傻根说：“不要紧，老板，我们偷偷干？”老板说：“那好吧，你要注意安全啊。”于是他们一拍即合又继续开工了。其他老板看在眼里，也坐不住了，于是大家又偷偷开始挖煤。原本老板是愿意投资花钱升级安全设备的，毕竟万一出事他就亏大了，赔钱不说，还不能继续开工了，但他实在是不知道哪天政府顶不住舆论压力又要来取缔了，与其这样，还不如挖一点是一点，到时候大不了不干了。明眼人看到这里就会明白为什么小煤窑都有政府官员入股了，因为老板们知道政府要来打击自己是不需要理由的（根本不需要法律），逼着他不停的去贿赂腐败政府官员，希望他们在打击的时候打不到自己头上（保护费？）。跑题了，回到主题。

算上土地出让金、拆迁安置费、民工工资、建筑材料费，这个成本可不少，但经济学告诉我们价格是市场决定的，不是成本决定的，不过既然成本如此之高，也就决定了价格肯定不会低。

中国房价狂涨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引发房价上涨有四个因素。

其一：取消了福利分房，老百姓终于确信，等单位分房子是不可能的了，以后要住新房子，只能花钱买。可此前想买房都没处买，就这样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人口越来越多，即使结婚生子还是同父母住一起，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的想孝敬父母，实在是因为没别的办法，就这样积压了数十年的购房需求，在这几年集中爆发了；

其二：在大城市买房可以得到蓝印户口，这逼着全国的有钱人把钱投到大城市的房地产上，因为在中国户口还是很重要的，别的不说，有了户口的子女在上海念书就不会变成二等公民了，可是没几年大城市的房价炒上了天，终于取消了蓝印户口；

其三：银行终于忍不住加入了战斗。老百姓都想买房，但大家都没多少钱，新房子虽然少，但有钱人更少，不过老百姓一旦能从银行贷到钱，立马就变成了“有钱人”，这样一来，房子就更加显得稀少了，于是涨价就在所难免。打个比方，原本老百姓还处在赤手空拳时代，因为都没钱，所以也没办法加入战斗，这时候忽然银行跑出来了，告诉大家：“借给你钱，你去买一套像样的盔甲和马，不要给中国人丢脸。”接下来这场战斗就火爆得多了；

其四：全国的年轻人，毕业之后总是打算去大城市找工作的，因为大城市的机会更多，其中很多人幻想能在大城市定居下来，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愿，但总有些成功者赚的钱让他可以买房定居，大城市的年轻人发现，同自己竟争的竟然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虽然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但为了同一个目标“买房”而走到了一起。据称，到2020年将有3亿中国农民变成城市居民，房价将进一步上涨。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发现，目前的政策根本无助于降低房价。但政府也并不是无招可使，例如，政府可以规定所有农民，一朝为农民就终身为农民，永世不得翻身，永远不能去大城市买房，这样一来便可以有效降低需求，进而降低房价。但这种灭绝人性的规定，除了当年建立户籍制度的时候提出过，我想今后再也不可能退回到老路上了。同样，政府也可以规定，凡是拆迁户，一概不能得到补偿，自己去政府给的荒地上建“鸽子棚”自己住去，这样也可以有效降低开发商的成本，降低开发周期，进而降低房价，但这种规定同样丧尽天良，一旦如此规定，去北京上访的人排队能排到齐齐哈尔。

中国政府现在能做的，只是顶住各方面的压力，继续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并建立切实有用的法制，现在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全都是历史积累下来的，已经不能再拖了。那些老百姓五花八门的吵吵，管他去，毕竟你现在也不需要他们给你投票，不是么？(原题：政府到底能不能降低房价？)

客观的说，尽管国家宏观调控多次提到调整住房结构，地方政府也多次做出增加经济适用房建设的承诺，但实际形势却不容乐观。从今年四月三十日由武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武汉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武汉市房产管理局、武汉市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联合下发的“武汉市2006年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投资和用地计划表”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本市今年批准的经济适用住房计划项目为17个，净用地面积196.736公顷，计划施工面积342.92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342920万元。其中，续建项目2个，计划施工面积4.6万平方米；新建项目15个，计划施工面积338.32万平方米。从量的增长上看，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对于缓解目前的“供需紧张”和房价居高应该说是大有裨益的，然而这一利好消息并没有缓解房市的“饥渴”。从经济适用房开发建设和上市的进程看，计划表中的项目进度是明显偏后的，起码时间过半任务却未见跟进。

来自新华社今天的消息称，从国家发改委获悉，今年前5个月国内经济适用房投资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仅为2.6%，比去年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而同期商品住宅投资比去年增长25.4%。于是下面的一幕成为必然。无论是每周二前来申请经济适用房预售证的群众将办公地点堵得水泄不通，还是今天在佳馨花园预售登记现场，众多排队等候急切盼望购房的群众，大家共同表达的心声就是“房子太少，价格太高”，一边是广大低收入群众买不起房，一边是我市房屋空置率居同类城市之首。这其间的有太多无法一语尽言的东西。

经济适用房制度作为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的主要途径之一，有着不可取代的突出地位，而“通知”在开篇也强调其意义在于“促进我市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改善中低收入家庭住房条件，构建和谐社会”之所需，但近来围绕“取消经济适用房”的争论不断，我想这是好事。这不禁让人反思，经济适用房，好的初衷为何得不到好的体现？经济适用房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诚然，在实际操作中，确实有一些广受诟病的地方就是对购买对象审核不严格，开宝马车者入住经济适用房的现象。但如此就断言取消该制度未免过于武断，有点因噎废食的意味，要在实际中警惕一些人，动不动为强势张目，帮补强势，漠视弱势，混淆视听。

政府在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上，力度应该更大些，工作做得更细致些。比如我们在不断做到公开透明的同时，为什么不能给老百姓更多明明白白的期待，做点实实在在的工作，把好事办好。经济适用房制度本是一项利民、为民的民心工程，不能在实践中走了样，更不能让本来惠及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经济适用房成为新的奢侈，力争让“普通民众买得起住房”本来就是我们党和政府责任。经济适用房是民心工程，千万莫让经济适用房让百姓望而却步，千万莫让民心工程让百姓寒心。

他在工作过程中就接到相关部门领导的电话，让他停下，“他们的口气很硬，我的态度也很严厉，说你们发份文件来，我就停下来。”

温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刘允南说，要澄清一个概念是，现在不是这260人拿到了土地，而是他们委托的房产商拿到了土地，房产商拿土地是符合法律程序的

260人依托社团背景与融资便捷率先“破冰”，开发商“代建”模式政府“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新京报》记者 钱昊平 温州报道

居者有其屋，这个生命力极强的传统主张，从来就影响着曾雪秋。

活了40岁，在温州也打拼了6年，有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是曾雪秋的希望。本月15号，她的心稍微踏实了一点，因为离希望近了一步。

一年前，承受不了温州高昂房价的曾雪秋和姐姐一起走进个人集资建房的队伍，从一开始的怀疑到犹豫，再到咬牙下定决心，今年10月，她姐姐还是因担心风险撤出，曾雪秋坚持住了，并交纳了8万元用作购买土地的保证金。

11月15日下午，她收获了一份喜悦：她和另259个集资者委托的开发商，以1.0458亿元的价格拿到温州市政府挂牌出让的30亩地块，成为全国各地的集资建房行动中第一个成功拿地者。

如果没有意外，5个月之后就可以开工建房，离曾雪秋的希望将会更近一步。

如果集资建房成功，她有望以每平方米5300元的造价在市中心拥有自己的房产，而不远处旭阳大厦的房价已经达到了每平方米8000，同仁花园则超过了每平方米1万。如果说温州的房价已成“天价”，她的房价也是另一个极端的“天价”。

连买二手房都没了希望

在她一天天“房价回落”的期盼里，房价一天天地上涨，到了2005年，房价已经是“天价”。

11月18日，细雨蒙蒙，温州市区新城上江路14号的地块悄无声息。

曾雪秋又陪同电视台的记者到那里看了一次，地块的北边就是机场大道，对面是市政府的商务中心，边上就是温州市最大的购物中心易初莲花。

“找到这个地块，确实非常理想。”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曾雪秋目前在温州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附近租住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每月租金1400元，对于不超过6000元的月薪，这笔开支不算小。

“等到租房子时，才觉得有套房子的重要。”她2000年从温州下辖的洞头县到温州发展，现在一家电子公司做市场营销工作。

在老家有房子的曾雪秋到了温州之后，几乎每年都要搬一次家，特别是2003年一年就搬了3次，她觉得自己实在是太累了，开始希望能在市区买套房子。

从那时起，她经常去看各种楼盘，但在每平方米六七千元的房价面前，她无法实现自己的计划。

“总想着房价会跌的，周围也有人这么估计。”但是这么想的人都错了———在她一天天“房价回落”的期盼里，房价一天天地上涨，到了2005年，已是“天价”。

就在这一年，温州房价飙升开始为社会所瞩目。一些高档楼盘如大自然一期、绿洲花园、英豪等楼盘都在一两周内每平方米升了1000元。

房价居高不下与土地供不应求有关。温州每年需要的新增住宅在200万平方米左右，但是实际上近几年都不到150万平方米。

由于土地投放少，开发商疯狂抢地，土地在拍卖出让时往往能创造高价奇迹。去年温州两块起拍价为77000万元的土地，最后拍得价都超出起拍价约两倍。其中一块仅楼面地价即高达10533元/平方米。

温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津龙获得的资料反映，1999年以后，全国房价的平均增幅为4%，而温州超过了15%.

在温州，连二手房也炙手可热。浙江省城调队的统计数据显示，二手房价格高于商品房，而且涨幅惊人，2005年前三季度二手房交易平均价格同比猛升32％。

到了2005年，曾雪秋觉得连买二手房都没有了希望，她看到了集资建房的消息。

“让企业人才买得起房”

小区一开始计划叫“人才锦苑”，现在计划叫“卧龙山庄”。

2005年8月，曾雪秋看到《温州都市报》上有关集资建房的新闻，刚好也有朋友推荐这种方式，她在交了200元会费之后，正式成为集资建房会员之一。“200元也不多，而且可以随时退出。”

集资建房的发起人是温州市市场营销协会秘书长赵智强。

“别人可以搞，我们也可以尝试的。”赵智强说，去年2月，他才知道北京、南京有集资建房的事情，这让他想到，协会100多个会员单位中有不少人才就是因为住房问题而流失的。

“有家公司的广告部经理就离开了，他们的老板跟我说起这事就惋惜万分。”赵智强说，离开的原因就是因为民营企业不可能给他分房子。

“让企业的人才买得起房子，从而留在温州”，这是赵智强发起集资建房的初衷，为此，小区一开始计划叫“人才锦苑”，现在计划叫“卧龙山庄”。

这个想法得到会员单位的认可。一开始报名的300多名会员里，有1/3是协会会员单位的职工。

后来因为人数不多，又吸收了1/3左右无房者，还有1/3属于居住面积较小，希望改善居住条件者，赵智强属于后者。

在同事和合作者眼里，曾举办过不少社会活动的赵智强属于“比较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人”，这是他能够成为发起人的原因之一。

赵智强觉得自己的经历也对搞集资建房有很大帮助。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在广州、深圳、海南涉足过房地产开发，他自己的评价是“不算成功，但是经历过。”这让他清楚其中的风险预测、成本核算，办事程序以及一些“人为的奥妙”。

协会的主体作用

没有协会是其他地方集资建房的一个难题。“银行总不能跟我个人签协议吧。”

毕竟是第一次，赵智强的担心还是有的，担心会有违反政策的地方，他以市场营销协会的名义给市委、市政府、经贸委等7个部门都写了说明，都没有回音。

他决定先把事情做起来，随后，他在媒体上发布了新闻，很快有100多人报名。

“如果发展到集资建房的实质阶段，每户的资金都会有几十万，资金安全的问题必须要有保障。”赵智强开始想到与银行合作，在银行开立账户，让银行监管资金，但很多银行都觉得有政策风险而拒绝了他。

去年7月，市场营销协会与温州市商业银行金鹰支行签了协议，约定会员的集资资金都存入该银行，保证专款专用。这之后，果然报名的会员又迅速增加到300多人。

今年买土地前，他们尊重出让方意见，又与温州市龙湾区农村合作银行浦州支行签订了协议。该行行长吴忠靖11月19说，他们一开始也考虑到程序的合法性，最终出于保护当地资金的安全性，而且也觉得程序没有问题才签下了协议。

“他们毕竟有个市场营销协会这样的社团组织，如果面对单个的集资建房者，我们也许就要考虑工作的复杂性了。”吴忠靖说。

而这个协会也是其他地方集资建房者所羡慕的。

邵角是南京集资建房的发起人，2004年12月在北京的于凌罡之后向南京发出倡议，现有会员三四百人。

“我们的资金没有问题，但我们就缺一个像市场营销协会这样的主体。”邵角说，他曾找过很多家银行，但因主体不明确，一到实质性问题上就搁置了。

“银行总不能跟我个人签协议吧，同样也难以跟所有的集资者一一签协议。”他想委托房产商帮助开发，面临同样问题，最终无法落实到谈判上。

邵角想过成立一个建房合作社，但南京没有部门同意他们挂靠，他想找一些社团组织帮助他，但南京这样的组织很少，也没有合适的，“你总要找沾边的组织，不能找残联吧。”

在温州，情况则不一样，由于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当地各类组织很多，目前各类协会有80多家，商会146家。

“赵智强秘书长的身份，让我们更有安全感。”参加集资建房的会员张辉影说。而在与外界谈判时，这个身份也给赵智强带来了便利，“他们会更加信任我。”赵智强说。

政策“帮了忙”

国土资源部的一份文件让开发商更加顾虑利润空间而不敢轻易竞买。“我们的机会来了。”

建房难，难在拿土地。赵智强等人先后看了20多块土地，但不是因为面积太大，就是因为价格太高，最后只能放弃。

2005年，他们曾参加过两块地的拍卖，后来的结果同样是失败。但在这次失败中，集资建房者们看到了希望。

根据规定，经营性土地拍卖必须要有三家以上的单位报名竞拍才可，但这两块地的拍卖到最后都只有市场营销协会委托的开发商一家报名，不得不取消拍卖。

为什么没有其他开发商敢来报名拿地？熟悉地产规则的赵智强发现，其中的原因在于，开发商要考虑利润空间，“如果他想获取10%的利润，他可能要留足30%的空间”，因为诸如销售情况、房价下跌等不可知因素还是很多的，而且，开发商还要支付工作人员工资，要花百十万盖个售楼处，要做营销，要打广告。

“他们不敢干，我们的机会来了。”赵智强说，因为是会员自己建房，他在房产上追求的是零利润，承担的也就是零风险了。

到了今年，国土资源部下发的一份文件让赵智强离成功更近了一步。这份名为《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实行限套型、限房价基础上竞房价、竞地价的土地供应办法》的征求意见稿，拟将出让地块上季度同级别普通商品住房均价作为限价标准。如此一来，开发商更加顾虑利润空间而不敢轻易竞买。

今年5月，赵智强看中了位于温州市上江路西片14号地块，用地面积15650平方米。

在此之前，因为出让价高达每亩700万元，该块土地已经流拍两次。最后，这块地采取了挂牌出让的方式拍卖，即使只有一家报名也可以进入拍卖程序。

刚开始报名时有三家，但到10月30日交纳保证金的最后期限，只有会员们集资的1000万元保证金交到了拍卖方手里，至此，他们拿地已无悬念。

开发商“代建”模式

正元公司是会员们委托的开发商。而在北京，于凌罡提出和房产商合作，被网友们骂为“叛徒”。

11月15日，出现在拍卖现场的是一家名叫“瑞安正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简称正元公司）的房地产开发商。他们代表集资建房的会员们，以高于起拍价1万元的价格，取得了这块地。

正元公司是会员们委托的开发商。而在北京，于凌罡提出和房产商合作，被网友们骂为“叛徒”。

“我们和房产商合作也是无奈的，因为经营性土地是不会卖给个人的，必须要有一个房产公司。”赵智强说，他们一开始想利用社会资金自己成立一家房产公司，但那么做成本太高了。

他说，选择合作还有一个原因是，温州人的观念就是“有钱大家赚”，“你看温州制造鞋子，做鞋帮的、鞋底的、鞋扣的，分工都很明确。宁波一个老板到这边一看，发现就和他们不一样，产值差不多，但这边厂子分工很专业，规模小，成本低得多。”

根据协议，开发商只是集资建房的“代建”单位，所有费用由会员自己支付，开发商只收取包括地价和建筑成本总造价2%的管理费。“我们就跟正常开发一样，该开发商干的事我们都干，比如请建筑公司、监理公司、小区后期规划等。”正元公司集资建房项目部总经理王鉴辉说。

原本考虑的合作方式并非如此。王鉴辉原本也想开发那块土地，与营销协会碰到一起后，双方曾考虑过另一种方案：住宅由会员出钱建、商铺和地下车库由开发商出钱建。

经过测算，如果每亩地的地价在415万元之内，地价加上建筑成本，每平方米的造价是6500元左右，但商铺和地下车库的收益在3000万元，如果把收益冲抵到成本中，每平方米的造价在5300元左右。

“但房产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开发商到底以多少钱的价格给会员，双方都不想冒险。”赵智强说，最后选择了让开发商代建的模式。

王鉴辉说，其实按2%收取的管理费不过是两三百万元，“但我希望自己能在建低价房方面起个带头作用。”

正元公司今年5月刚刚改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王鉴辉曾表示，在这个项目中，公司“获取的是业绩和品牌”。

取得信任“别怕麻烦”

即使知道买不下地，也要收钱，然后再退，“一收一退之间就能增加信任度”。

集资建房，媒体称之为“松散的联盟”，即指由个人组织的信任度不够。

“一开始，我们也有怀疑。”集资建房的会员曾雪秋说，通过几件事之后他们逐渐信任起来。

去年两次失败的买地前，会员也集资了3000多万元作为土地保证金。一旦买地失败，赵智强马上组织人将钱退给会员。

赵智强说，不要想着留着下一次买地时用，不要嫌麻烦，即使知道买不下地，也要收钱，然后再退，“一收一退之间就能增加信任度”。

在集资时，他们已经做好了资金安全监管措施，正元公司的王鉴辉说，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每动一笔资金，都要营销协会、开发商、银行以及土地出让方四方盖章签字才可以。

另一个需要让会员吃上定心丸的就是，建筑造价不能被抬高。

“会员不必担心我们为了多收管理费而故意抬高造价。”王鉴辉说，建筑成本是建筑单位控制的，而建筑单位现在也要通过招标产生，在投标时就必须报价，经过政府部门审核后就不能再有变更。

还有可能抬高的就是地价，也有相应的预防工作：开发商、营销协会与土地所有者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江前村村委会签订协议，确保在每亩415万元之内拿下土地，如果以低于这样的价格拿下土地，所形成的节省资金，房产公司与会员三七分成。“这样，公司就不可能故意抬高地价了。”王鉴辉说。

最后，正元公司拿到的地价每亩不到411万元，他们没提分成的事。

“成功还尚早”

“现在不能说支持、鼓励，也不能说禁止、反对。今后的相关细节问题，可能还要市里几个主管部门研究。”

地是拿到了，但路程充满了坎坷。

首先是遭到部分房产商的抵制。一位会员就遭到了算计，有一个房产商约他吃饭，灌醉之后偷去了这位会员所有的参加集资建房的资料，然后拿着集资缴款凭证去告，说市场营销协会还没有拿到土地就办提前预售，是违法行为。

公安机关真的到温州市市场营销协会调查。协会作了大量的解释工作，最后出于担心还撤掉了协会内所有的宣传资料。

赵智强说，他在工作过程中就接到相关部门领导的电话，让他停下，“他们的口气很硬，我的态度也很严厉，说你们发份文件来，我就停下来。”他知道这是对方的个人行为，并不代表政府态度。

他承认，也担心真的会遭遇文件叫停，“不过那样我也好交待一些，否则我不明不白的停了，会被会员们骂死的。”

曾雪秋这些会员们，现在最关心的是政府部门对他们建房的态度。

昨天上午，温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刘允南说，要澄清一个概念是，现在不是这260人拿到了土地，而是他们委托的房产商拿到了土地，房产商拿土地是符合法律程序的。

“但现在说合作建房成功还尚早。这里面还有规范运作，以及如何监管的问题。如果运作不当，合作建房将会出现社会问题。”他说。

规划局和房管局均对此事抱以谨慎态度。“现在不能说支持、鼓励，也不能说禁止、反对。今后的相关细节问题，可能还要市里几个主管部门研究。”温州市房管局副局长陈胜华说。

260个会员眼下最需要做的是在2个月之内筹集1亿元把土地款交上。“万里长征，我们刚开过遵义会议。”赵智强打趣说。

对话

是否再建房得看政策定

温州集资建房发起人赵智强认为，合作建房是进步而非倒退

能否再建房要看政策

新京报：房子建成还得半年时间，你的信心如何？

赵：只要政府政策允许，应该没有问题，虽然一路走下来比较艰难，但我们已经突破了最难的拿地环节。

新京报：政策方面还会有什么担心吗？

赵：太多了，比如产权吧，虽然都是自己出钱建的房子，但是以开发商的名字开发的，今后会员要办理房产证怎么办，这些细节的操作也需要进一步明确。

新京报：还有什么担心的？

赵：我们是集资，最后会不会被认定为预售？如果认定为预售那就不合程序了。预售是要求四证齐全，而且至少要建好一层才可以进行，但我们必须在什么证件都没有的情况下先集资买地。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新京报：每个报名的会员都能选房吗？怎么确定顺序？

赵：不是的，我们原来有360多个会员，但这次只有260人能选房。要根据大家报名加入的时间先后和这次交集资款的先后，来确定会员将来选房资格的先后。

新京报：那没有取得选房资格的人怎么办？

赵：我告诉他们可以替补，可能有些人因为某些原因退出，比如资金不足什么的，后面的人就可以补上去。

新京报：要是没有人退出呢？

赵：那也没有办法，也许以后还有其他的办法。

新京报：你是说你们有可能再建一个项目吗？

赵：不一定，这要看政府的政策了。

我也没拿到选房资格

新京报：那你自己有选房资格吗？

赵：没有。

新京报：为什么会这样？

赵：大家集资非常踊跃，我们就想等一等，但越等人越多，我们向银行发了3次通知，让停止收钱，到11月4号才停止。这期间，因为我们想减少集资人员数量，自己就不好再参加了，我们协会一个副秘书长是发起人之一，他也没有拿到。

新京报：你们没拿到房子，又为这件事费了不少劲，你们会获得什么样的报酬？

赵：我们也收取包括地价在内总造价3%的管理费，用来请工程师、请律师、以及办公、公关等方面的，如果有赢余，我们12个发起人会从中拿一些利润，这是一开始就向社会公布过的。

新京报：管理费的盈余完全归你们12个发起人？

赵：如果盈余得多，我们准备成立世界温商联谊会，还准备成立一支温商足球队。

新京报：管理费通过什么方式收取呢？

赵：我们打算分3次收取，具体的细节还要再讨论。

找银行是个卖点

新京报：你们对于钱还是比较谨慎的，一开始就找银行一起做。

赵：找银行是我们的一个卖点。

新京报：是因为别人没有这么做过？

赵：是的，我找银行可以让会员放心，我们的钱有监管能保证资金安全，另外我与银行合作，开个新闻发布会，可以扩大影响，与银行合作之后，我们的会员很快从10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而且，找银行也可以给我们撑腰，万一资金不够了，可以从银行贷款，这也是有协议的。

新京报：你是担心会员们集资不了那么多钱吗？

赵：这个问题在温州不是大问题，首先是温州人比较富裕，另外即使会员个人缺钱，从亲戚朋友那里借钱也比别的地方好借，这跟当地个体经济的发展有关，大家经常互相帮忙。还有就是温州的民间借贷发达，他可以从一些机构那里借贷利息高的贷款。

新京报：那还要银行撑什么腰？

赵：银行的利息低啊，我们是想，如果前期有会员从民间借贷，等半年后，土地的四证办好了，房子开工建设，就可以作抵押从银行贷款，把高利率的民间借款还掉。高调是为获舆论支持新京报：其实你这次召集集资，除了与银行合作之外，你还组织了全国个人集资住房研讨会，好像也是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赵：我这么做有目的的。

新京报：什么目的？

赵：获得舆论支持。

新京报：他们是怎么支持你的？

赵：开研讨会会引起社会的关注，我们是11月15日买地的，尽管之前已经觉得拿下没有问题，但不到了手里还是觉得不是自己的，而在此之前，我们也受到了一些人的阻挠，所以我赶紧把各地的集资建房召集人在11月15日这一天召集到温州开个研讨会，而且高调让媒体报道，就是为了获得舆论支持，因为我们是合法的。

凭什么不让会员买卖

新京报：有人认为合作建房是一种“倒退”，社会发展了就应该规模化生产，不能因为嫌猪肉贵，就自己养猪，你怎么看？

赵：合作建房恰恰是市场细分的需求，原来有商品房，后来有经济适用房，但也有人买不起商品房又买不到经济适用房，合作建房满足了他们的需要，这是一种进步。

新京报：也有观点认为，商品房本来就是给富人盖的，买不起房子的就不要买，应该租房子。

赵：中国的传统观念就是居者有其屋，要给后代留下一点东西，能有办法拥有自己房子的，谁不想有房子呢？

新京报：合作建房使穷人住上了房子，是吗？

赵：纠正一下你的说法，我们建房的意义不在于让穷人住上了房子，参加建房的人有的也是企业的高级白领，当然，他们也不是富有的人。建房的意义在于我们住上了低价房。

新京报：就是说多了一种获得房产的选择。

赵：是的。

新京报：那会员拿到低价房，今后会允许他们自由买卖吗？

赵：他们是否买卖对我们来说不重要，因为我们的主体不是政府，没有像经济适用房那样获得政策的优惠，政府在地价上也没有给予优惠，会员都是自己获得的产权，凭什么不让人家买卖呢。

新京报：有没有防范有人会拿集资建房作投资呢？

赵：也不好防，不过我们一开始就规定了，每个人只能订一套，如果发现用别人的名字订两套以上的就取消资格。到目前还没有发现。

别人做也有可能成功

新京报：集资建房的会员是从一开始的散沙组织起来的，沟通成本和时间成本都很高，你怎么将散沙捏成团的？

赵：取得他们的信任很重要，再说了，我不认为时间成本高，一年开几次会能叫时间成本高吗，买房子有人一看就是半年一年的，时间不是更多？

新京报：建房是个长期的过程，如何监管、保证质量都要考虑，如何规避风险呢？

赵：我们委托房地产公司，今后的一切手续都是跟正常的房产开发一样的，有建设、规划等部门监督，可以说市场上其他房产项目能达到什么水平，我们也能达到。

新京报：你认为合作建房会给周围的市场带来冲击吗？

赵：是一个补充，影响应该不会很大，就算我们不集资建房，这中间有些人可能也买不起周边的房子。

新京报：集资建房别的地方没有拿到地，你觉得温州成功的原因在哪里？

赵：首先政府没有给我们太多的压力，而且我们有协会这个组织，我们取得了会员的信任，而且温州的民间资金很活跃。

新京报：你个人起了多大作用呢？

赵：我的经历对我办这件事有些帮助，但也不敢说是起了决定性作用。

新京报：你感觉别的地方能成功吗？

赵：也有可能啊，我们是走在前面了，但成功是有先后的。当然，别人做可能也有一些不好预测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