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透露，在山西黑砖窑做苦工的孩子至少有1000人。”而昨日，恰是“世界无童工日”。

砖窑“黑人”生活在悲惨世界

6月5日，大河论坛出现一个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帖子以400位河南籍父亲的口吻陈述：他们的孩子大多在郑州火车站、汽车站、立交桥下、马路边等地方被人贩子或诱骗或强行拉上车，以500元一个的价格卖到山西的黑砖窑做苦工，山西临汾市、永济市是窑场比较集中的地方。

帖子里描述了不久前成功的一次解救过程，情景催人泪下——“我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在这些手脚并用、头发长得像野人一样的孩子中间，有的已经整整和外界隔绝了七年，有的因逃跑未遂被打致残；有的孩子被监工用烧红的砖头把背部烙得血肉模糊（后被人救出在医院治了数月也未痊愈）。他们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还不让吃饱饭，有时因劳累过度，稍有怠工就会被监工随手拿起的砖头砸得头破血流，然后随便拿起一块破布一裹了之，继续干活，至于拳打脚踢，棍棒伺候更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有的孩子被打手打成重伤也不给医治，如不能自愈或伤情恶化，奄奄一息时黑心的工头和窑主就把被骗的苦工活活埋掉。这些孩子身上都因为长期不洗澡长满了牛皮癣似的皮屑，他们最小的只有8岁，8岁的孩子为了一顿饱餐是那么顺从，每天都干着成人都难以承受的重活。他们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全天候有监工或打手巡逻站岗。”

由于势单力薄，父亲们只能尽可能地解救了40名河南籍的孩子，“对那些来自湖北、四川等外省的孩子，我们为无力改变他们的命运而愧疚”。由于这些黑砖窑都在大山深处，再加上窑主们“消息灵通”，致使解救起来难上加难。

“令我们心寒的是，乡派出所不仅置之不理，还百般阻挠刁难我们带走已经解救出来的孩子，而且在窑主对我们进行威胁恐吓也坐视不管。”帖子说，后来经过努力，上一级公安机关所对乡派出所进行敦促，乡派出所终于表态：“孩子是在河南丢失的，强制用工的窑主也是河南人，你们应该回河南报案，只要你们河南警方出面，我们会全力配合。”

目前，拐卖孩子的犯罪嫌疑人之一杨某因把拐卖来的人打伤致残已被山西警方刑事拘留，但却因“证据不足”无法立案。

网友痛斥21世纪“奴隶工场”

《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发出后获得了强烈反响，截至6月12日，大河网上该帖点击率超过31万，而在6月7日被转帖到天涯杂谈后，短短6天时间，该帖更是获得了高达58万的点击率和3000多篇回帖。

在天涯上的数千个回帖中，网友们几乎都表达了同一个立场——“愤怒”。网友“LQL8866”称：“震惊呀，在21世纪的今天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如果是真的，建议中央一定要严查严打!”不少网友直指这和“包身工”无异，而黑砖窑更是当代“奴隶主庄园”。

河南都市频道报道中的一个细节多次被网友们提及：一个到黑窑场寻找孩子的家长发现一个小孩是自己的同乡，想把他带走，结果当地派出所的人说，这小孩是窑场花了几百块钱买来的，你只要找自己的孩子就行了，不要管闲事（见上图）。网友“三疯Z”表示：“当地黑砖窑之所以如此丧心病狂，和警方的态度应该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之间肯定有着不可告人的交易!”“当地警察已经变成黑煤窑主看家护院的私人武装！”网友“sophie”则声称要“起诉政府不作为”。与此同时，许多失智网友更是呼吁“集合较多的人，用武力端掉黑煤窑”。

在一片声讨声中，也有理性的网友呼吁，“不能消极对待”，同时发出建立“民间解救联盟”、“黑窑儿童拯救小组”的呼声，以便更大范围地获得支持援助，尽快营救在山西等地黑砖场被囚禁迫害的儿童及其他民工。

河南上千家长上电视寻子

目前，许多有社会责任的媒体开始共同关注在山西受困的河南未成年窑工，大河网、商都网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开辟论坛，三天时间有3万多名网友参与讨论。用百度搜索“罪恶的黑人之路”词条，有13.8万多个词条。各大媒体和门户网站也纷纷关注事态进展。

据了解，河南未成年人被拐骗到山西黑窑场做苦工的悲惨事实，已经引起该省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据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报道：从5月9日该台记者接到未成年人失踪的第一条新闻线索开始，在一个月时间内，记者三次赴山西黑窑场暗访，截至6月11日晚上，河南电视台共播出了21期节目，上千名孩子的家长到都市频道寻子。为解救被“黑窑场”、“黑矿山”强迫劳动的务工人员，6月9日起，郑州警方展开为期一个月的打击拐骗、强迫他人劳动专项行动，并建立“全市疑似被侵害失踪人员信息系统”。

同日，河南省公安厅也决定在全省开展打击“拐骗强迫他人劳动”的专项行动，全省各地派出所开始摸底、登记辖区失踪人员信息，警方各部门对于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强迫劳动、雇佣童工等违法犯罪行为将予以严惩，对郑州火车站等违法犯罪猖獗的地区进行专项检查。河南省公安厅已经把“山西黑窑场强迫未成年人做窑工”的犯罪行为，紧急上报公安部，请求公安部督促山西警方清查黑窑场，解救河南在山西黑窑场受奴役的孩子。

劳监部门涉嫌倒卖童工

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先后三次赴山西采访，见证了这群父亲们成功解救40余名落难孩子的经过。6月8日下午，付振中做客大河网回答了网友的提问。

付振中称，他先后三次赴山西采访，跑过大大小小的窑厂。在山西的运城和晋城一带，窑厂特别多，至少有1000家以上。因为山西人口少，用工紧张，很多窑厂主都在非法用工，从人贩子和黑中介手中买来窑工，变成“黑人”。“我们去过的这些黑窑厂，都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在解救孩子的过程中，当地警方只允许解救当事人的孩子，也就是说只有家长亲自去到才能带走自己的孩子。

付振中称在解救过程中，面对的最大阻力是，当地执法部门不配合，甚至还执法犯法。他讲述了在山西永济市解救平顶山少年朱广辉的个案，“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朱广辉是从一个窑厂解救后，又被当地劳动监察部门倒卖到另一个黑窑厂的，并且一个姓冯的劳动监察队员还把朱广辉被解救时补发的300元工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对我震撼最大的一次采访，是在山西万荣县采访黑窑厂的童工。这里的孩子最小只有8岁，最大13岁。这些本应该坐在小学教室读书的孩子，却在干这成年人都不愿干的体力活。这些孩子大部分是被拐骗和卖到黑窑厂做苦工的。也有的是因为贫困，跟随包工头出来做苦工的。但无论是被强迫还是被生活所迫的，都让我有一种揪心的痛苦。我为自己没有能力解救这些孩子而痛心。”付振中说，“据我们所知，在山西黑窑厂做苦工的孩子至少有1000人。”

纯粹是“逗你玩”，张志祥说。就这样，年复一年，张志祥不但没有要回一分钱，反而倒贴了7万多。

先吃饭再谈案一顿就花了1300元

张志祥今年59岁，是曲沃县李村乡石滩村农民。14年前，由于一桩简单的经济纠纷，他平生第一次踏进了法院大门。

那是1993年，张志祥将自己在翼城县马尾山村的一家选矿厂，以19万元的价格卖给了马尾山村民司万仓，双方约定，司万仓在规定时间内分3次将款付清。但司万仓在支付张志祥4万元后，将尚未取得所有权的选矿厂私自卖给了村民娄成山。张志祥得知消息时，娄成山尚欠司万仓6.18万元买矿款。

1994年7月，张志祥将司万仓告到翼城县人民法院，要求司支付剩余的15万元。当年8月，翼城县法院下达民事调解书，再次明确了司万仓的还款期限。由于司万仓一家早已债台高筑，惟一能够偿还张志祥的，只有娄成山尚未支付的6.18万元。

调解书下达当日，法官把娄成山传到法院，当着张志祥和司万仓的面，通知娄成山所欠司万仓的6.18万元被依法冻结，并特别注明，这笔款是司万仓欠张志祥的。

事已至此，张志祥不敢再指望拿到司万仓实欠的15万元了，“能把法院冻结的6万多拿到，也谢天谢地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笔钱，竟然折磨了他整整14年。最后不但钱没拿到，反而倒贴了7万多!

张志祥最先接触的法官是安国廉。安时任翼城县人民法院告申庭庭长，在张案中独任审判员。

张志祥回忆说，为了让调解书尽快落到实处，他几乎每天“泡”在法院。每次见到安国廉，安总是忙得脚不沾地，直到中午时分，才能坐到办公桌前。通常，与张志祥的交流刚刚开始，就到了吃饭时间，安法官的工作地点也随之辗转至饭桌上。

5月10日，在曲沃县石滩村张志祥的家里，张志祥拿出一摞泛黄的纸条，上面分别记录着张志祥历次宴请安国廉等法官的花销明细，以及用以支付这些花销的各类借条。借到后来，亲朋好友惟恐躲之不及，张志祥只好借起了高利贷。

张志祥还向记者叙述了他经历的最“心惊手颤”、最奢侈的一次宴请―――

那次“割肉午宴”设在翼城县委旁边的一家饭店里，赴宴法官除了“老朋友”安国廉，还有一位副院长及几位庭长。怀揣借来的高利贷，张志祥强扮潇洒，吩咐各位来宾，“想吃啥，尽管点。”

这时，副院长说话了，“农民兄弟挣钱不容易，打官司更不容易，大伙替老张省着点。”这番“亲民感言”令张志祥感激涕零，但接下来的“点菜实战”令张志祥暖乎乎的心瞬间掉入了冰窟窿。

“他只点了一个菜，一只王八。”张志祥用手比划着，“斤二两的王八，50元一两，一下干了600元。”

其他人还点了什么，老张记不清了，只记得喝的是坛儿汾，整个酒宴觥筹交错，好不热闹。张志祥在一旁添水倒酒，强作笑颜。安国廉劝他“别光看，动动筷子”，他故作豪迈地挥挥手，“你们吃!你们吃!”

张志祥的一位同村朋友也参加了这次宴请。他向记者回忆，那天，他只喝了一口王八汤，而老张，竟然没舍得动筷子。

回家后，张志祥习惯性地拿出“账本”，将这次豪华宴请的支出1300元记了下来，老伴看到这笔“巨额支出”，心疼万分，对着“败家子”丈夫哭骂不止。老伴骂累了，哭够了，再看张志祥，也早已涕泪交流。

数十趟奔波方知自己被“耍”了

“我们很震惊，很气愤。”4月26日，翼城县人民法院一位副院长对记者感慨，“一顿饭干掉人家1300元!实在有损人民法院的形象!”

但安国廉等人的“壮举”远不仅于此。

1994年年底，安国廉为儿子操办婚事，张志祥意识到自己应该“有所作为”，便遵照安国廉吩咐，为安家买了一箱西安产的公主烟和两箱酒，花费1000元。此外，张志祥还为安国廉的儿子买了一台北京牌彩色电视机。收据显示，彩电价格2500元，但安国廉于1994年11月18日为张志祥出具的欠条却写着，“今欠张志祥电视机款2000元整”。婚礼当天，张志祥花300元租了一辆车，一大早赶到安国廉家，硬着头皮上了500元的礼钱。考虑到这份“天价礼”太引人注目，安国廉特意吩咐张志祥另外编了4个子虚乌有的名字。

“咱们的诚心，铁树都该开花了吧?”张志祥与老伴相互安慰。但是，安国廉法官直到离开人世，都没能帮张志祥要回一分钱。

“安国廉去年病故，临死前，这位老法官仍然背着取保候审的‘帽子’。”翼城法院一位领导拒绝向记者详谈案由，但他认为，“在和当事人的交往方面，老安确实存在问题。”

1995年1月11日，苦盼无望的张志祥向翼城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于当日交纳了1500元执行费。

“给钱可以，但必须找到司万仓。”经多次恳求，时任执行庭副庭长的杨继发终于表态，“人家同意了，才能给你钱。”

他欠我钱，我和他要钱，还得他同意。这让张志祥既不解又无奈。接下来的一年，张志祥在翼城曲沃之间整整往返了44趟，行程近万公里，花费近万元。

司万仓所在的马尾山地处翼城、襄汾、浮山交界处，与张志祥居住的曲沃县石滩村相距近百公里。自从被告上法庭，司万仓无力还债，只好四处躲避，张志祥找人心切，在翼城曲沃之间往返奔波数十趟，均无功而返。为了加大“保险系数”，已经一贫如洗的张志祥不得不雇用专车，深夜出动。为了“对付”张志祥，司万仓甚至在自家院子搭起了天梯，一有动静，便攀梯而逃，张志祥每每仰天长叹，无计可施。

1995年年底，经过连日跟踪，张志祥总算“抓”到了司万仓。

大功告成，法院总该给钱了吧?带着司万仓，张志祥满怀希望来到了翼城县人民法院。

“他们不能再推了，这才说了实话，6万多执行款早就被人分了。”张志祥愤愤不平地摊开两手，“你说，你说，这不是拿人当猴耍吗?”

绝望老夫妇心中有笔“伤心账”

安国廉在世时，曾为张志祥久拖不决的执行案写过一份情况说明，表明早在1994年8月，娄成山欠司万仓的6.18万元已被法院冻结，那么，这笔早应返还张志祥的执行款究竟去了哪里?

此前，杨继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年代久远，“都忘了，想不起来了”。

“张志祥确实没有拿到一分钱。”4月26日，翼城县人民法院分管执行的马副院长告诉记者，“法院已派人调查，谁的责任谁承担。”

关于这笔钱的具体流向，有关证据显示，一个名叫刘吉文的拿到4万元，娄成山的弟弟娄成顺拿到8000元，还有1.2万元，给了与案件没有任何关联的张某。

这笔钱真正的主人张志祥却一直蒙在鼓里。怀着希望，他仍在一次次宴请法官，一趟趟奔波法院，一遍遍逢人请求，“帮帮我吧。”

真相大白。绝望、屈辱、气愤、无奈，张志祥和老伴终日以泪洗面，感觉“天好像塌了”。1996年的一个早晨，张志祥来到翼城法院门前，准备自杀。老伴闻讯赶来，告诉他“还是让我碰死算了”，一番争抢，夫妻俩在法院门前抱头痛哭。

2002年，面对轮番上门的债主，张志祥经多方打听得知娄成山在河南灵宝县开有一铁矿，遂两下河南寻找。知其下落后，张志祥又恳求杨继发派专人前往河南执行，但仍分文未得，只是欠账本上又多了几个数字。从此，张志祥再也没有踏进翼城法院的大门。

采访中，张志祥向记者细细算了一笔“伤心账”，几年来，为了要回这6.18万元，他先后支付了5610元诉讼费、8000元律师费(由于时间长，一名律师病故，换了第二名律师)、1500元申请执行费、宴请法官的上百顿饭费2.9万元、为安国廉购买彩电的2500元、44趟寻找司万仓的路费1万元、几次前往河南寻找娄成山的费用数千元等，各项费用共计7万多元!

“我们将尽快查清案情，为张志祥挽回损失。”4月26日，新上任的翼城法院院长王红云对记者说。

《京华时报》5月10日报道：9日凌晨3点左右，继前一天凌晨6间民房被莫名其妙铲倒之后，北京朝阳区太阳宫20多住户又被人从平房中轰出，随后26间房被铲车强行推倒，来不及抢出的家具财物都被埋在了废墟内。对这一事件，无论是开发商北京新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还是拆迁商北京腾龙拆迁服务有限公司，都声称不知情。看到这一报道，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必须要抓一些人才行。为什么呢？

当开发商和拆迁商声称不知情时，则半夜拆房的近百人就一定是属于以破坏他人财产为目的的强盗，这一事件一定属于重大刑事案件。在这一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必须抓捕犯罪嫌疑人，这些人至少涉及：近百人团伙和拆房行动的组织、策划者及现场指挥者，即该涉黑团伙的一批头目；将老百姓从住房里驱赶出来的一批执行者；几个开铲车的人；提供铲车即主要犯罪工具的人。只可惜，据说警方当天只抓到了一个未及逃跑的人。

由于案件的重大和涉案人数的众多，侦查工作的工作量很大，因此当地公安机关应立即组织相应的专案队伍，而不是如报道所说的只是让当地派出所进行调查，因为派出所根本不具备侦查、破获此案的人力、物力。抓捕犯罪嫌疑人所依据的《刑法》条款，除了关于黑社会性质的一些条款外，主要的依据是《刑法》第275条：“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不仅如此，按照一般的刑事侦查经验原则，对该案的侦破仅仅只是个突破口，应该估计该涉黑团伙会有类似或其它重大的犯罪可能，所以，要通过这个案件的突破挖案，扩大战果。

如果当地公安机关对这一半夜拆房事件，仅仅作为一般的治安问题作些简单调查，不及时立案侦查，不抓捕犯罪嫌疑人，将会面临怎样的责任呢？我想，检察机关就应该介入调查渎职问题了。这一半夜拆房事件一定属于涉及民生的重大刑事案件，公安机关不采取相应的措施，相关负责人就会具有渎职犯罪的嫌疑，检察机关就应该介入。5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了开展全国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宣传月活动。最高检新闻发言人童建明表示，当前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查办案件的重点是涉及民生的案件，他所列举的重点查办方向中包括了房屋拆迁方面的渎职失职犯罪。既然最高检如此重视民生方面的渎职问题，我想，检察机关是不会不关注这一引起全国性民愤的半夜拆房事件的。

当然，开发商和拆迁商的不知情有可能是假的，半夜拆房事件有可能就是开发商和拆迁商组织的，他们只是无赖式地否认了自己的黑手地位。即使这样，如果通过调查查明了开发商和拆迁商是组织者，当地公安机关也仍然必须捕人。如果开发商和拆迁商是半夜拆房的组织者，《刑法》关于黑社会性质的规定可能不涉及，但第275条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条款仍然适用，根据该条款和半夜拆房的具体情节，开发商或拆迁商的相关责任人应该适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在这种情况下公安机关不捕人，仍然可能涉及渎职嫌疑问题。

总之，不管开发商和拆迁商是否知情，在半夜拆房事件已经发生的事实下，当地公安机关都应该及时予以刑事介入，并抓捕犯罪嫌疑人，不然，当地公安机关自己就可能构成渎职嫌疑，检察机关就应该介入半夜拆房事件的调查。

“教养比取得文凭更重要”

黄锦波的头发向后梳得一丝不苟，戴着招牌式的墨镜，黑色西服搭配鲜艳印花领带，左手无名指上是一个“硕大”的黄金戒指。他一上讲台，就开宗明义：“很多清华、北大的毕业生为什么找不到工作？因为他们态度不好。”

黄锦波告诫说：“找得到工作的人，是懂得做人的人，有教养的人。很多中国人接受了教育，但是不一定有教养。”他认为，大学生做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教养，“有教养比拿到文凭更重要”。

这位口口声声表示“中国才是我的生母，美国是我的养母”的美籍华裔，昨天毫不客气地批评很多中国人的素质太差，影响了中国人的形象。

他说，在美国，凌晨两三点的红绿灯处，马路两边漆黑一片，周边没有警察也没有摄像头，但是几乎90％的美国民众都会自觉地停下车来等红灯，这被人叫做教养或者修养，中国人可能说这是笨蛋。然而在中国，情况则相反，下午两三点，看到红灯照样冲，除非旁边就有警察。

“此外，美国的塞车多发生在高速公路或车祸现场，而中国的塞车多发生在三岔路口，白云宾馆附近就是这样，大家都不肯礼让，导致塞车。”他表示。

“奥运成功取决于国民素质”

他还告诉大家一个故事：他有个朋友从中国携带巨资到美国做生意，虽然刚开张需要客源，但是这个老板宁愿用专机从韩国和日本接送客人，也不愿做中国人的生意。为何？原来韩国和日本客人离开后，1名员工1个小时内就能收拾完6个间房，而中国客人离开后，2名员工人1小时内只能收拾3个间房，并且客房的牙刷、毛巾之类的用品也被“洗劫一空”。

“有钱买不到庄重，金钱不代表文明。”黄锦波称，“特别是2008年奥运会的到来，很多外国人会来中国，以此为窗口来了解一个国家，因此每个人都是一张城市名片。奥运会办得成不成功，不是你中国拿了多少块金牌，而是取决中国人民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