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网9月14日消息：万有引力是个完全错误的概念，一个辉煌的错误、伟大的错误。苹果落地，天体行空，是万有斥力在起作用的结果。人类300多年来错误的万有引力观念必须扬弃，重新规范宇宙、重新规范天体、重新点燃太阳！每天和我“神交”的人都是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这些人，他们跟我才是一个档次的。我是当代“哥白尼”，我正在申请自己的旧居作为“哥白尼故居”保留下来。……

听见这样的话，感觉如何？疯言疯语？狂妄自大？不可理喻？不管你怎么评论，言论主人———自称为民间科学家的彭大泽都不会改变想法：从灵光一闪发现“万有斥力”的那一刻起，他已经是“哥白尼”的化身。

一封来信 银河系中有1500亿颗太阳

一切都由一封信开始。事实上，寄到报社来的这封信，彭大泽也不记得是第几千封了。根据以前的经验，他依然将回信的几率定到千分之一。

信封里面装的都是同一内容：《四川异人挑战牛顿》、《成都彭大泽PK牛顿？》两篇报道，一张“万有斥力理论”，一张彩印的“美国宇航学会高级会员证书”和“美国阿拉斯加州科学院高级研究员证书”。

资料上，亦古亦今文体夹杂，陈述了“万有斥力理论”：万有引力是一个错误的科学概念，自然界只有万有斥力，万有斥力才是支配天体运动的基本相互作用力。排斥与被排斥是物体运动的惟一形式。所有归因于万有引力的自然运动必须用万有斥力来正确解释：苹果落地、天体行空、星光偏移、潮起潮落，都是万有斥力在起作用的结果。

太阳就像一个巨大的“手榴弹”，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爆炸，并且发射能量。而我们生活的银河系中有1500亿颗太阳，地球要承受来自1500亿颗太阳爆炸时所产生的斥力。地球上的一切之所以可以存在，是那么多个太阳爆炸产生的斥力，将这一切压在了地球上。这就是彭大泽“万有斥力规律”的核心内容。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彭大泽就源源不断的将写有这些内容的资料寄出，国内外大学、科研所、民间协会等都是发送地。虽然回信率只有千分之一，这个习惯，还是坚持到今天。

彭大泽的目的很明确：希望自己的“万有斥力理论”被重视，从而去纠正一个“天大的错误”。正是由于这个“纠错”，让他认识到：自己就是当代哥白尼，颠覆一个固守了几百年的理论———牛顿万有引力。

一种兴奋 将我的旧居作为故居保留

语速极快，言谈中，手势和表情一样丰富。2006年9月8日下午，记者与彭大泽初次见面，光凭观察，很难把眼前这个人同“老人”联系在一起。微胖的身材，身穿一件红色T恤，浅色的休闲裤下是一双运动鞋。圆圆的脸庞上架着一副眼镜，由于兴奋，脸颊显得红润。彭大泽笑着比出几根手指：再过几个月，他就整整60岁了。

彭大泽是地地道道的成都人，毕业于成都七中，自修过一年大学。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当上四川省图书馆图书管理员，负责整理地方文献工作至今，有了美满婚姻，一个7岁的女儿。

1979年7月28日晚上11时30分，这是个彭大泽终身铭记的时刻。当时看着电视里播放的《屈原》，从屈原的死亡，彭大泽突然想到了手榴弹爆炸的瞬间，“手榴弹为什么能炸死人？爆炸的瞬间，是手榴弹的弹片向人有一个推力，还是人自己将弹片吸引过来炸死自己呢？答案很简单，绝对是手榴弹对人有一个推力。”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彭大泽镜片后的眼睛亮了起来：“就那一瞬间，我天才般的发现了‘万有斥力规律’。”

“智人”、“伟大”，即使和记者见面，他也毫不胆怯的把这些词语用到了自己的身上。“一旦被认可，不可想象，由万有引力衍生的东西全部被推翻！”

“写信给有关部门，将我的旧居作为‘哥白尼’故居保留下来。”彭大泽挑起眉毛，语气坚定：“哥白尼提出日心体系挑战传统地心说，现在‘万有斥力’挑战‘万有引力’，应该被铭记。”

一份执著回避这个问题，他们是害怕

致民路一处安静的小院里，底楼2号是个两室一厅的普通居民套房。9月11日下午，再次见到彭大泽，他刚刚送完7岁的女儿上学。

从以前东大街40多平方米的房子，搬到现在的两室一厅，彭大泽都为自己搭建了一个“研究室”。仅有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狭小得空间有些凌乱，一边堆满了书籍，一边桌上放着电脑，几封外文来信和照片装在像框里挂在墙上。“这些都是我的精神支柱。”彭大泽说。

1979年有了“发现”，第二年开始，彭大泽就开始向国内的科研机构、大学寄去“万有斥力”的资料说明。成都的中学、大学，知名科学家杨振宁、国内企业家，一一去信。“都是泥牛入海。”他调侃道。

借用工作的便利，彭大泽查到了国外一些大学和协会的地址，开始向国外寄信。当时一个月只有40多元的工资，都变成了邮资，手紧了断断续续，直到后来有了电脑，开始发送电子邮件。

摆在记者面前的早期信件，大多已经发黄。“不列颠图书馆、格林威治天文台、德国专利局局长……”彭大泽一封封介绍。这些回信几乎全部来自国外，内容很简短，细看都是属于礼貌的回复：“你的来信已经收到，并已经存档。”即便如此，彭大泽却不以为然：不一定要完全被赞同，起码得到了关注。源于这个“动力”，他开始自学英语，以便与国外沟通。

花20美金得到的美国宇航学会高级会员证书、美国阿拉斯加州科学院的高级研究员证书，这成为了彭大泽的“精神支柱”。“其实，在1979年，我喊出那一声时，‘万有引力’已经土崩瓦解了，只是大家不承认而已。”对于国内的始终不回应，彭大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害怕，回避这个问题。”

一次对话 手机屏幕戏书“万有斥力教主”

承认得不到重视，彭大泽却不认为自己“压抑”，认为自己不在意别人是否赞同。

我是在山颠颠上自我伟大了这么些年，好凛冽的风，好冰冷的雪。全世界都错，只有我对；几百年来都“拐”了，只有我“港”……

我自己小灵通待机屏上戏书着“万有斥力教主”……

记者：自称为“哥白尼”，你觉得自己是伟大还是自大？

彭：随便你，你觉得对，就是伟大，你觉得不对，我就是狂妄自大。但是这种狂妄都是难得的。

记者：伟大在哪里呢？

彭：这个可以计算的。1979年有这个“发现”时，我是高中文化水平，有简单科普知识，当时的其他高中生也有，但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从1979年到2006年，这么多年，有高中生提出过吗？可以算算我比多少人伟大？几十年都是一个人想，这是伟大的孤独。

记者：你说自己的“发现”不需要数据和公式计算，那用什么来证明你的正确，证明牛顿的错误？

彭：如果你否认我的，就是否认银河系、否认1500亿颗太阳、只承认地球，才认为地球拉苹果坠落。都说地球有引力，可迄今为止科学家都没有发现引力源在哪里，凭什么认为地球有引力呢？而我，能解释这些斥力正是1500亿颗太阳爆炸产生的。

记者：刚才你提出科学本身是“科学、严谨”的，那你“灵光一现”产生的“万有斥力”，怎么用科学来解释？

彭：我有科学基础啊。我之前就晓得太阳、银河系、太阳爆炸等科普知识啊，只是按照自己的思维深入下去，将几者联系在一起，他们不能想到这一点，是他们的不科学。（笑）我这有点狡辩了。

一个印象 妻子：执著在正常范围内

妻子朱映红较为安静，面对记者的采访，还有些腼腆。她眼里的丈夫：随便问哪个，人品绝对没有话说，只是对自己“研究”方面很执著。没有人觉得他“疯”，因为还没有超出“热情”范围。

当代哥白尼、申报哥白尼故居———听见丈夫这样的想法，一直安静的朱映红咧嘴笑了：“那是他的想法，这种执著还是在正常的范围内。”

同事：他的观点比较主观

突然“灵光闪现”后，彭大泽对自己“发现”的笃信，同事们都有感受，彭大泽有个习惯，只要是初次见面的人，能说上一两句话，他就会拿出写有自己“发现”的资料。一位工作人员回忆：“热情得让人不好拒绝。”

彭大泽在地方文献部工作，一个与他共处五六年的同事告诉记者：提到这些，彭大泽表现欲望就比较强。“就是他问，你答，观点比较主观，有点强迫别人接受的感觉。”这不是一个人的看法———开始爱在同事之间发一些“万有斥力”的资料，后来看很少有人热烈回应，彭大泽的交流对象渐渐只有一两个人。“没有到偏执这一步吧，但是从这件事上，感觉是个固执的人。”这位同事说。

                                                            来源： 天府早报

          洪都集团退休干部龚秋声是一位电工学领域的专家，他的原创性研究成果，改变了世界电工教学，在世界科学体系电工电路上独树一帜：1987年，他发明的桥全电路现已成为国内外电工相创新教学中的新亮点；以他姓氏命名的龚氏桥全可控整流电路，全世界有上亿人在学习，该电路理论已被数十部文论辞书画册树立为“永远的明灯”。用南昌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副会长李诗权的话来说,作为当今世界上发明教学基础电路最多的科学家，他是一位理论水平达到了国家院士级别的民间科学家。

　　人物名片

　　龚秋声

          男，汉族，1935年10生，浙江义乌人，西安交大无线电工程系毕业，江西洪都集团退休干部，退休后19年从未停止过自主自费对世界教科书上的基础教学电路发明创新研究，其原创成果引世人注目，今年国家专利局还受理了他三项电路发明专利申请。现任南昌市老科协顾问、中华民族振兴基金会副会长，中国专家评定联合会副会长。

　　■人生

　　“半路出家”的电学专家

　　12月5日9时，记者来到南昌市井冈山大道徐家坊社区，正好看到龚老从一条居民楼间的巷子走了出来。初见龚老，身体硬朗的他，大老远就向记者挥手。采访地点在龚老的女儿家，龚老说因为女儿家有电脑，所以一般白天他都在这边办公。

　　走进龚老的“办公室”，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吸引龚老在此办公的电脑，房间里除了沙发、茶几、电脑桌以及一张堆着许多书的桌子外，并没有其他家具，这便是龚老平日办公的场所。

　　龚老向记者介绍道，他1961年毕业于西安交大无线电工程系，被分配到南昌飞机制造公司（现在的洪都集团）工作，主要从事飞机通讯系统方面的技术工作。两年后转入电加工。

　　龚老虽然是学无线电方面专业，但从1963年开始，他专攻基电路研究，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是个“半路出家”的专家。在此期间，他的几项成果分别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并多次受到组织上的奖励和表彰。比较有名的发明就是曾在中国科学院的一级刊物上发表过关于三相平衡式充电电路的理论，以及三相单可控整流电路的发明。这两项电路的发明不仅填补了国内外在工具书上关于三相单可控整流电路的空白，而且也为他日后发明桥全电路奠定了思想基础以及养成了他发明的思维方式。

　　龚老自豪地告诉记者:“要想到点子上，解决问题不难，提出问题才是最难的。”龚老根据他多年的工作经验总结的一句格言“捕风捉影觅创新，无中生有赖发明”。

　　世界上有上亿人学习龚氏理论

　　记者看到墙壁上挂着龚老的两张荣誉证书，其中一张便是1993年龚老因他的一项研究成果“龚氏桥全可控整流电路和装置”获得的联合国科技信息促进系统（TIPS）颁发的“发明创新科技之星奖”的证书。

　　谈到龚氏桥全可控整流电路的发明，龚老说，“创造发明能使人的有限生命得到无限延伸，能为世界教科书添彩，能在世界教科书上增添有中国人发明的桥全电路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这也是龚老至今一直坚持发明创造的原动力。

　　国家教委电工课程指导委员会曾多次邀请龚老到北京讲学，并将龚氏桥全可控整流电路入编在国家教委主编的《常用电工电子技术手册》内出版发行。中国发明协会审定的《中国发明家大辞典》也对龚氏桥全可控整流电路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我国至少有近千万人在学习我研究的桥全电路，世界上也有上亿人在学习。为此，2006年，我荣获‘2006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创新人物’。”龚老非常自豪地说道。

　　婉拒中科院邀请，觉得当学部委员不自由

　　1988年，提前退休的龚老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安心颐养天年，而是依然沉迷于他的发明创造，专攻的仍然是基础电路这一领域。“1993年，我拒绝了中科院创始人蔡金涛提议让我参选中科院学部委员（现在的院士）的邀请，因为我觉得不自由，也不是我要的研究。”龚老说完，就爽朗地笑起来。

　　谈到龚老为什么潜心于对基础电路的研究？龚老说：“我一直致力于研究基础电路，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基础的东西会是运用最广泛的。”

　　■目标：下一步将冲击诺贝尔奖

　　今年3月，得知北京申奥成功时，龚老还曾积极地提出了一个改变北京交通的点子。为了让北京无轨电车又环保又节能，他建议北京奥组委修建世界第一条交流供电无轨电车的想法，并将自己的发明“龚氏全调速技术方案”整理出来提交给了奥组委。虽然这一点子并没有得到奥组委的回应，但丝毫没有打击龚老继续钻研的积极性。

　　热衷于电路发明的龚老将他一生奋斗目标定为：为中华民族在世界教学用书和工具书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告诉记者，自己下个目标将是冲击诺贝尔奖。

　　龚老透露，他正在研究LCD电源滤波电路。他说，如果他的LCD电源滤波电路研究成功，这对国家乃至全世界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希望：期待政府重视民间科技发展

　　龚老这么多年一直自费研究发明了近20多项专利发明，并没有向国家要过一分钱。他说：“国务院直属的中国国际人才发展研究中心曾打电话问我，为什么省市不向国务院申报国务院津贴，以我对国家的贡献只要申报是一定能批准的。”龚老表示，他希望国家能够对他的技术做推广，只有将技术转化成生产力才能最终实现科研成果的价值。

　　当记者提到民间科学家和官方科学家在研究方面存在的待遇差异时，龚老也深有感触：“很多民科的项目都因为研究经费短缺而胎死腹中。国家提出人才强国、科教兴国，在2020年前建成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就必须制定能保证民科与官科有相同待遇的政策和法规。”而据他了解，中国现在研究基础理论的科学家都是民间科学家，都是出于兴趣研究，但是民间科学家大多没有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

　　“现在正在筹建的中国民间技术科学协会，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民间组织。”龚老希望，这个协会建立不应仅仅只提供给民间科学家们相互交流的平台，更多的应是保障民科的权益，推出一批批有重大理论成果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也许这将会是民科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南昌市老科协：将向有关部门重点推荐

　　对于龚老所取得的成就，南昌市老科协的李诗权副会长说，他虽然不是国家的院士，但他的理论成果已经超过了院士的水平，可以称得上是国家级的专家。目前，南昌市老科协所聘请的3位顾问里面，其中两位是工程院院士，惟独他是一位民间科学家。

　　李副会长说，到明年3月份，南昌市老科协将会把龚老作为重要的人才向有关部门推荐，让更多人了解这位电学领域的专家。

　　□文、图/淦丹丹、记者余桂华

                                                                           方舟子

 “民间科学研究”也不是完全无害的。“民间科学家”往往过于痴迷而影响了个人和家庭生活，这且不说，他们往往还具有受迫害情结，利用各种机会控诉科学界如何压制、迫害他们，甚至号称科学界在制造“冤案”。这种声音如果被媒体放大，获得人文学者的支持，民间科学家真被当成了挑战黑暗的科学界的“英雄”、“烈士”，让公众对科学界产生误解，难道不是一种会影响科学进步的社会公害？

 科学家本无所谓官方和民间之分，国内媒体经常提到的“民间科学家”其实应该称为“科学妄想家”更合适，指的是一些在科学共同体之外的业余研究者，没有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又不屑于从事像采集标本、观测天象之类小打小闹的业余科学爱好，而是固执地相信自己做出了重大的科学发现，比如证明了歌德巴赫猜想之类的重大数学难题，推翻了相对论、进化论之类的重大科学理论，提出了玄之又玄的“科学理论”，发明了永动机等等。这种人在国外自然也有，但是中国如此众多，恐怕就是绝无仅有了。以前在大学、研究所门口经常能见到他们热情推销的身影，而现在在网络论坛上，更是充斥着他们狂热的声音。

专业的科学工作者因为对科学研究的方法、规律和现实有切身的体会，深知在科学事业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个业余研究者要做出重大发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对这些“民间科学家”大抵持否定、冷淡、蔑视的态度，最多觉得可怜。

一些人文学者的态度则相反，他们由于对科学研究缺乏第一手的了解，并且由于人文学科的专业性不像科学那么强，业余研究者有时也能独创新论，这使得他们对陌生的科学研究也抱有一种浪漫的想法，支持、赞赏“民间科学家”的所作所为，甚至表示“敬意”，并且呼吁要“鼓励民间科学研究”(梁子民、毕文昌《鼓励民间科学研究》，《中国青年报》2006年1月11日)。

据说“现代科学研究体制建立以后，如果对民间科学研究不能持理解和宽容态度，对于科学发展是不利的”，但是对如此重大的命题，却没有见到具体的论证，好让科学共同体明白为什么科学发展离不开“民间科学家”的贡献。中国“民间科学家”人数之多可谓世界第一，也没见中国的科学发展也是世界第一。有人举山西农民王衡因发明地下工程水害防治新技术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为例说明民间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乃是把技术发明和科学研究混为一谈了。有些技术发明并不需要用到高深的科学知识，靠长期的摸索、经验累积甚至灵机一动也可以做到，如果要鼓励的是“民间技术发明”，恐怕没有什么人会反对。

经常被拿来为“民间科学家”鼓气的另一个不幸人物是爱因斯坦。且不说动不动就拿爱因斯坦这种一百年也未必能出一个的天才人物说事很不地道，爱因斯坦也不是什么“民间科学家”。爱因斯坦既是天才，也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他大学上的是著名的苏黎世工业大学物理专业，导师是大物理学家韦伯。大学毕业后爱因斯坦想要留校任教，未能如愿。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先暂时当中学数学教师，后又去了伯尔尼专利局当职员。1905年，爱因斯坦在专利局工作期间，“在职读博”，完成一篇物理学论文，获得了苏黎世大学的博士学位。同年发表了狭义相对论。1908年爱因斯坦成为伯尔尼大学的讲师，第二年正式辞去专利局的工作，担任苏黎世大学物理学教授，从此回到学术界。可见爱因斯坦在专利局的工作，只是其学术生涯中一个短暂的小插曲而已。

批评“民间科学家”的人大概没有人主张要以思想定罪、禁止“民间科学研究”，所以“民间科学家”的支持者大谈什么思想自由，纯属无的放矢。但是，我们应该在法律上宽容“民间科学家”，却不应该在学术上也宽容他们。在学术上科学家们彼此之间也相互不宽容，为什么要特地去放民间科学家一马呢？

他们既然自称在研究科学问题，那么人们当然也应该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其研究。有人说这是“科学主义”，莫非想说对科学问题不用科学的标准，反而该用玄学的标准？

更有趣的是，还有这么要求人们宽容荒谬的：“荒谬挑战科学的勇气，在知识上也不是毫无意义，科学澄清了荒谬，更能显示科学的力量。”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罪犯挑战警察的勇气，在社会上也不是毫无意义，警察肃清了罪犯，更能显示警察的力量？

“民间科学研究”也不是完全无害的。“民间科学家”往往过于痴迷而影响了个人和家庭生活，这且不说，他们往往还具有受迫害情结，利用各种机会控诉科学界如何压制、迫害他们，甚至号称科学界在制造“冤案”。这种声音如果被媒体放大，获得人文学者的支持，民间科学家真被当成了挑战黑暗的科学界的“英雄”、“烈士”，让公众对科学界产生误解，难道不是一种会影响科学进步的社会公害？

前沿的科学研究是最具专业化的。如果有人认为科学研究人人可做，号召人人搞科研，大跃进便是前车之鉴。

孙志刚者，鄂省黄冈人氏。农家子弟，正直善良。毕业武汉，为乡亲之骄傲；就职羊城，乃单位之精英。公元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七，以无所谓暂住证拘于广州黄村街派出所，又送至收容、救治二站非法关押。志刚君性情耿直,不党同于恶徒,不低头于强暴,遂惨遭暴打,三日后竟传噩耗，年二十七。后尸检，淤血周身，法医犹不忍观也。

志刚既死，孙父跪天告曰：“昔者贷款送儿求学，今者卖血讨吾儿公道”。遂泣血奔走，诉于公安，讼于检察，求于民政，哭于卫生，皆漠然不置。四月廿五，《南方都市》，首伸正义，曝光血案。国中愤怒，海外哗然。一时巷议街谈，咸悲不幸；妇人孺子，共斥元凶。贤达上书，质收容之恶；网民发帖，抨遣送之非。举世滔滔，苍天亦为之变色。五月，中央批示严查。六月开庭，孙父扶搀而入，拱手哭谢。案结，恶吏及其爪牙判刑十二，主犯正法。渎职者处分亦二十有三。是月十八，国务院令废收容制。天下欢呼，闻者莫不喜极而泣。

呜呼！夫一国公民者，当受宪法之保护，享天赋之人权。而朗朗乾坤之下，竟以莫须有罪名非法“收容”，至不保五尺身躯，真古人所云苛政猛于虎也！志刚君素有大志，本前程不可限量，未料竟以生命之代价换我公民平等、国家进步，谁不谓舍生取义，重于泰山！幸我中央察之，三月之内，废旧制，颁新法，实为共和国之幸,亿万黎民之福。志刚君亦可瞑目于九泉矣!

前车可鉴，痛史莫忘。谨为此铭，以昭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