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资产淘金

假如，埋在废墟下的是我

fuxintouzi — Sun, 29 Jun 2008 18:05:26 CST

假如

假如埋在废墟下的是我，

我会期盼什么？

假如我的家园被毁，

我会希望什么？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我们只有一个人类，

因此，

我们是一家人。

因此，

我们不能置若罔闻，

我们不能“独善其身”，

我们只有共同承担这一切，

我们只有把这灾难和幸运均分。

贡献一点能拿出的东西吧，

哪怕只有一点点“精神”，

关注灾区的重建吧，

为了我们共同的生存。

不良资产收购，快速致富之路

fuxintouzi — Sat, 28 Jun 2008 23:16:04 CST

公司现有珠海市原工商银行剥离不良资产2000多万元，已诉讼出判，马上进入执行阶段。债务人有闹市区房地产两万多平米。寻珠海市或珠海市有人脉的意向者转让。价格另议。联系人安女士：0311-88814485

政府担保的不良资产转让有效与否探讨

fuxintouzi — Sat, 28 Jul 2007 20:09:31 CST

随着国务院和财政部要求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必须在2006年底前对不良金融债权处置完毕的期限届满，一些企业和个人通过打包转让、拍卖、招投标等方式，从资产公司受让不良金融债权后纷纷起诉原债务人，要求百分之百受偿，此类案件正呈不断上升趋势。由于资产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时间紧、人手少、面广量大、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相对滞后，买受人“一包暴富”“一夜暴富”时有发生，容易引发重大经济纠纷和社会矛盾，社会舆论、债务企业职工和政府对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这些都加大了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风险和压力，本文仅就涉及到政府机关的不良债权打包转让合同的效力审定与处理路径谈点粗浅看法。

　　A [对转让合同效力的审查与认定]
　　资产公司将债务人或担保人为政府机关的不良债权打包转让给企业或个人，该转让合同是否有效？笔者认为，涉及政府机关的不良债权打包转让合同的效力应从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强制性规定、是否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两方面来审查认定。
　　持有效观点者认为，资产公司通过打包出售方式转让不良资产是常见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动员社会资源参与不良资产处置，为国家政策所允许，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此，应认定转让合同有效。但是，笔者认为，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关于“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不得对外公开转让”的相关规定，虽然在形式上为财政部下发，但实质上该行政规章的强制性规定是根据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授权制定的，是财政部对不良资产处置管理等规定的细化，其具有行政法规的效力。因为国务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由财政部制定，该行政法规明确授权财政部制定资产处置管理办法，因此，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评判还需要依照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违反财政部“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不得对外公开转让”的禁止性规定，实质上就是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样会产生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九条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合同不得转让和第五十二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之规定，该转让合同理应认定无效。
　　持有效观点者还认为，因买受人购买的是不良资产，故其转让价格与原来的价格有较大差距属于正常商业行为，是风险投资，不能因为买受人因此盈利就认为国有资产流失，不应认定转让合同无效。笔者认为，所谓不良资产是指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给四大资产公司的逾期、呆滞、呆账三类不良贷款，收回的可能性从零到百分之几、十几不等。受让人从资产公司受让不良资产后，风险与机遇同在，他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收益甚至实现全部债权，也有可能颗粒无收、得不偿失，这完全取决于债务人的经济状况和偿债能力。但是，债务人或担保人为政府机关的，资产公司转让的则不是“不良”资产，而是优质资产。因为政府不可能发生破产、倒闭的情形，它具有百分之百的偿还能力，最多是时间长短而已。受让人看好的也正是政府的这点偿债优势，有时一个“包”里只要有一笔债务涉及到政府的就能“一包暴富”，起诉到法院往往寸步不让，要求政府百分之百地还本付息，“一案暴富”的故事由此上演。由此可见，债务人或担保人为政府机关的“不良”债权转让合同导致国有资产重大流失、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认定转让合同无效。此外，资产公司与他人恶意漏估、高值低估或低卖债务人财产、低值评估债务人偿债能力、恶意串通虚假拍卖、虚假招标；资产处置过程不透明，发生内部交易、关联交易的情形，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毫无疑问，当判定转让合同无效。
　　B [处理路径]
　　路径一：涉府不良金融债权转让合同发生在资产公司和买受人之间，通常情况下，该转让合同的当事人不会主动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转让合同的效力。实践中，受该资产转让合同影响最大的是原金融债权的债务人或担保人即政府机关，但是，由于政府机关是转让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他们能否向法院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笔者认为，虽然转让合同发生在资产公司与买受人之间，但该转让合同的标的涉及第三人的利益即原金融债权的作为债务人或担保人的政府机关，一旦资产转让行为完成，买受人马上会向政府机关主张债权，因此，尽管政府机关是转让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但该转让行为与政府机关之间存在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在买受人向政府机关主张债权之前或同时，政府机关可以另行起诉，请求法院确认资产公司和买受人之间的转让合同无效。
　　路径二：在法院审理买受人与债务人或担保人纠纷时，如果债务人或担保人不向法院提出转让合同无效的请求或主张，缺乏合同无效的请求权主体，但转让合同又确实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据最高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中“慎重处理不良金融债权处置案件，加强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审查，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的规定，应当允许法院主动认定转让合同无效。
　　路径三：对于确实存在重大国有资产流失，而既没有买受人起诉债务人或担保人，又没有债务人或担保人向法院主张转让合同无效的情况，笔者认为，当地检察机关可以代表国家，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为由，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此外，法院在审理所有不良金融债权转让的民商事纠纷时，如发现确有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形，应当区别情况，分别处理，该宣布无效的则当宣布无效；若是发现经济犯罪嫌疑线索的，应当及时将嫌疑线索移送检察机关查处。

来源：江苏法制报金玉平

股市“好了歌"

fuxintouzi — Fri, 11 May 2007 00:51:25 CST

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

踏空的,都是看K线的;

站岗的,都是玩波段的;

抄底的,都是最有钱的;

割肉的,都是借贷款的;

新基民,都是算净值的;

老基民,都是算增率的;

老油条,都是听广播的;

生瓜蛋 , 都是捂大盘的;

唱多的,都是上贼船的;

唱空的,都是受过骗的;

赔钱的,都是勤算帐的;

盈利的, 都是非常懒的.

“骆驼评级法”：银监会祭出信贷控制撒手锏

fuxintouzi — Tue, 24 Apr 2007 15:05:43 CST

李涛

　　中国商业银行的高管今后可能会因不听从银监会“风险窗口”指导而丢失任职资格。
　
　　消息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在去年下半年对16家主要商业银行分类监控的基础上，银监会今年将正式启动分类监控，以便及时进行“风险窗口”指导和风险提示。

　　针对大型银行，银监会将采用一年为一期的“骆驼评级法”(CAMEL)评级，即资本充足率(Capital　Adequacy)、资产质量(Asset　Quality)等首个英文字母组合成“CAMEL”（“骆驼”），以此作为监管的基本依据，并作为高管任职资格管理的重要参考。
　
　　对于现阶段来说，分类监控的主要目的是监控银行信贷新增情况，确保把全年贷款增长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消息人士表示，银监会目前分四类监控银行信贷新增情况，要求一类行保持稳健做法但不得提速，要求二类行十分注意控制贷款增长，三类行必须降低贷款增速，四类行则要求贷款总额不能增长。

　　根据去年6月末各银行的贷款增长率、拨备抵补率以及不良贷款率，中行与工行被划分为仅有的两家一类行，建行被划分为二类行。　

　　目前，大型上市银行的贷款新增情况已经引起监管层的高度警觉。中国大型上市银行普遍推迟了一季度业绩发布时间，消息人士称，建行一季度净利润预计将同比增长近50%，主要源于其高存贷款利差。

　　据本报记者了解，为使分类监控更具可比性，银监会甚至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补报了2005年年末数据，补报的数据包括2005年12月31日的月度、季度、半年度和年度等各频度报表数据。银监会还开始按月监测分析商业银行5000万元以上信贷和授信。　　

　　与此同时，银监会宣布正式运行全国银行业非现场监管系统。该系统通过各银行金融机构填报的23张基础报表，自动生成227张各类报表供监管人员进行分析。根据这些报表数据，监管人员可对各银行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信用风险、盈利性、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情况进行评判和分析。

　　银监会上周末召开了2007年一季度经济金融形势通报会。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示，对于通过上市使资本充足率达到监管要求的银行，也要把握好贷款投放节奏，优化信贷结构，加强风险控制能力；对于正在面临改革的银行，应有效管控信贷总量，贷款要实现稳步增长；对于资本充足率低于8%的银行，要全力补充资本，一律不得分红。

　　今后，银监会还将按季度考核各银行应用客户风险信息防范风险的情况，并进行通报。对于无视集团关联客户风险，不采取有效措施防控并形成不良资产甚至损失的银行，银监会将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外资投行掘金中国不良资本市场变阵

fuxintouzi — Tue, 24 Apr 2007 15:04:27 CST

对有些人来说，淘金中国不良资产市场的美好时光已经不再。

　　“第一代赚够的已经归隐山林，或者放弃，或者转向资本运作和实业投资；还在活跃的，不论外资还是本土（资金），都已经是第二代了。”一位在不良资产市场浸淫多年的投资者如此感慨。

　　与他的感慨相印证的是，去年底开始，摩根士丹利、高盛、摩根大通、雷曼等国际巨头的身影，正越来越少在各大不良资产竞标市场出现；在他们之后，另一些面孔前赴后继：艾威、Cargill、PPF、磐石……以及更多悄悄进入的本土不良资产投资人，开始不事张扬，深耕细作。

　　“再做两年，我也要退了。”

　　“为什么？”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的确，这是一条充满诱惑但灰幕深锁的河。涉水者尽管“非常低调”，但仍“常年失眠”。这条河不好趟。

　　“赚钱太容易了”

　　“外资在中国不良资产市场淘到的第一桶金太容易了！”一位本土投资者话语里心情复杂。“当时赚钱确实比较容易。”另一位曾与外资长期合作的本土律师坦承。

　　当时赚钱到底有多容易？圈内人喜欢拿多年前的一个华融包来举例子。

　　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不良资产市场，始于2001年10月。当时财政部、央行和外经贸部联合发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吸收外资参与资产重组与处置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打开了外资进入不良资产市场的大门。

　　《规定》发布后不到一个月，摩根士丹利通过竞标，一举购得华融账面价值108亿元的3个资产包，收购价仅7亿元！——为不计息资产面值的8.125％（计息后不到5％）。“根据协议，购买资产包的款项，摩根士丹利可以分期付给华融，结果没付几个月，追回的款项已经超过7亿元。”一位本土不良资产投资者回忆。

　　2003年，摩根士丹利完成这笔不良资产的处置，现金回收率为19％，回收费用占回收金额的8.5％——摩根士丹利赚得了超过100％的利润！

　　“这像一个中国不良资产市场的神话，也让外资尝到了甜头。”于是各大国际投行纷纷涌入。

　　2002年，高盛出价2.1亿元拿下长城账面值40多亿元的两个不良资产包。2004年5月，中国建设银行40亿元抵债资产拍卖，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出价14亿元现金中标……花旗集团、摩根大通、瑞银……几乎所以外资投行都没有在这场竞逐中缺位，并“淘到了第一桶金”。

　　普华永道的统计数字表明，外资投行在这期间共买下价值60.16亿美元的不良资产，约占不良资产处置总量的1/10。截至2004年初，仅华融就向外方发包367亿元人民币，占其不良资产处置总量的25％。

　　如今，当年活跃的外资纷纷偃旗息鼓。“只有花旗还在做一些业务，其他大投行几乎都没有新接业务了。”某与外资合作的律师称。

　　不仅仅是他们。

　　来自台湾地区的联华控股也在去年退去。“去年我们本来打算和联华控股签订协议，后来不了了之。他们表示要退出了。”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素梅告诉记者。而2002年进入中国的孤星基金，没有做成一单业务，也在2004年9月撤离。

　　随着政策性不良资产剥离处置逐渐结束，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包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大块头的“便宜货”越来越少，外资优势不再；而更多新进入的竞争者，抬高了整个市场的价格，让外资的批发业务利润空间减少。“利益不再之后，外资才决定走人。”

　　外资“罢拍”

　　发生在2005年的两次“罢拍”，是第一代外资萌生退意的最早痕迹。

　　2005年5月初，青岛，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青岛包”拍卖竞投现场，一张陌生面孔的出现引起“骚乱”。

　　这个陌生面孔，是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当时很多老外一看长城也来竞标，都愣了。说资产管理公司怎么可以和我们一起竞争，以前我们都是从资产管理公司拿包的，这明摆着不公平！”参与那次竞标的一位人士向记者描述。

　　举牌开始后，长城的出价更让外资吃惊。当时信达的底价是账面价值的35％，外资已经觉得高得“无法接受”，但长城居然报出账面价值40％的价格。当天参与竞标的十几家外资，大多根本没有举牌，直接放弃了。

　　第二天，外资“愤然”动用舆论力量，各大国外财经媒体发起一波集体攻势，称中国资产管理公司如此举措伤害了不良资产交易的公平性……

　　这是国内资产管理公司第一次与外资机构一起，以公开竞标方式收购不良资产包。

　　仅仅一个月后，同样一幕在天津上演。2005年6月15日，信达天津不良贷款包公开招标，长城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同时以买家身份登记竞标。这一次更是引起外资的集体“抗议”，宣称要罢拍。最后，以长城和东方的退出了结。天津包被美国艾威基金拿到。

　　“资产管理公司开始参与竞争，（资产包）价格被抬高，利润空间就被压缩了。”经过这两次波折，外资开始感到不良资产市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于是萌生隐退之心。

　　民资现身

　　普华永道2006年不良资产报告中有一段话意味深长。

　　“资产管理公司在过去两三年里从国有银行接收不良资产时的出价，很大程度上可能已经反映了相关贷款的最终回收价值。由于资产管理公司基本上不可能以低于收购价的水平出售这些资产，因此，投资者的获利空间非常有限。结果是资产管理公司往往以接近收购价的水平作为不良资产的拍卖底价，令众投资者却步。”

　　事实上，普华永道口中却步的投资者，并不包括民资。

　　“一个100万元的小包，从外资那里出来转了好几手，债权追回来之后我还赚了30％！”李是最早参与不良资产市场游戏的本土投资者之一，回忆当年经历，李仍慨叹不已。

　　2001年，李开始接触不良资产市场。“记得当时看到新闻，摩根士丹利7亿元拿了华融108亿元的资产包，觉得不良资产真是有钱的外国人才能玩的游戏。”后来，李通过种种关系辗转拿到其中一个小包，和中国不良资产包第一单“有了联系”，并获利丰厚。之后，他成立了一个投资咨询公司，开始在这个市场上沉浮。

　　2001年到2004年期间，由于属于政策性剥离阶段，“拿包非常便宜，一般一转手至少都可以获利20％以上。”一位与外资合作的律师表示。

　　2006年以来，随着政策性处置逐渐完毕，不良资产大包日渐稀少，资产管理公司的处置方式也开始变化。

　　“以前包大，只有外资才有那么大的资金实力拿包，之后再分拆卖给民资。但现在，原来那么粗放的打包出售已经没有了。”上述律师称。现在处置的不良资产规模大都在几千万到几亿元之间。“资产包变小，民资开始大量拿包。”广东万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邦荣说。

　　随着新进入者的加入，资产包价格也在发生变化，逐渐抬高的价格压缩了这个市场的平均利润。“现在拿包至少要比2001年时平均贵上一倍。”

　　“现在很多民资和外资同台竞争，民资出价实在，经常比外资要高一些，最后包一般都被民资拿到。”李告诉记者。

　　“批发”优势不再之外，外资直接处置不良资产也并不顺利。

　　一位为外资追债权的律师告诉记者，他曾经为某外资客户处置一批国有企业债权，企业明明有钱，法院也判决企业还债，但企业就是赖着不还。外资拖不起，最后只有放弃。“遇到企业不执行法院判决、地方政府保护等等中国式问题，外资就搞不定了。”

　　此外，2006年7月，建设部等六部委出台《关于规范房地产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简称171号文），对外资进入房地产进行了种种限制，这也堵住了外资不良资产市场的一条通道。

　　“有一次听说有几个土地包，我们（外资）很感兴趣，赶去了解情况。资产管理公司告诉我们，因为171号文的关系，我们要拿的话，就要把里面的土地部分剥出来，价格倒是可以低一些。但我们想要的就是土地。”上述律师称。

　　“近年来房地产包是‘肥肉’。资产管理公司和很多民企都在争，价格自然也被抬高。”参与争夺的还有地方政府。去年开始，地方政府出手回购资产管理公司土地包，渐成一种趋势。而地方政府的参与，使其他竞争者，包括外资，黯然失色。

　　这个时候，民资以其对地方资产、政府意愿、各种潜规则的深入了解和体察，在不良资产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并逐渐成为主流力量。

　　尽管竞争激烈，但本土投资者感觉较良好。

　　“商业性剥离的包虽然价格高点儿，但是资产质量好，只要你有资源，就能从包里赚到钱。”李对记者表示。“我们通常是对包比较熟悉的时候，大约有个底，才会去竞标。”

　　“浙江民间资金在不良资产市场上也很活跃。”刘素梅告诉记者，浙江民企从华融公司拿到的包，合计起来大约已经有几亿元。

　　根据记者的了解，根据质量不同，本土投资者对包的出价范围大约在其账面价值的10％到30％，不算利息。“如果1000万元买来的包，估计不能回收到1600万元到1700多万元的话，我们一般不会去碰的。”一位投资者告诉记者，他去年200万元买下来的三个债权，预计处置之后将有300％的利润。

　　外资第二波

　　中国不良资产市场依然充满魅力。并不是所有外资都已抽身而去。

　　在大摩、高盛们之后，很多新资金在试图进入或者正在进入这个市场。CorstoneCapita、艾威、Cargill、PPF、磐石等私募股权资金开始出现。

　　“与前一代以大投行为主的外资不同，这批进来的，多数是专注于债权回收的基金。他们之前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处理债权的经验。”一位与艾威有接触的律师表示。

　　根据普华永道2006年的报告，外资投资者中专业不良资产投资基金、对冲基金和投行、银行的比例分别为39％、11％和44％。

　　艾威基金总部位于纽约，在全球管理着总额约为80亿美元的基金，在中国拥有超过3亿美元的投资，专注于公司股权、企业重组以及不良资产投资。而新加坡磐石基金更是处理债权债务关系的行家里手，曾经成功操作过多次近百亿元的债权债务关系。2007年1月3日，美国不良资产专业投资公司CorstoneCapital宣布从华融收购了面值20多亿元的不良资产；至此，其在中国已购不良资产总规模超过12亿美元。

　　“这些基金出价相对之前的大投行都要高。他们对债权有较为详细的认识和处理经验，因此他们有更多的处理手段。另外一个特征是，这些基金的股东有丰富的股权重组经验，通常可以将企业重组后出售。”

　　而与之前的大投行不同的是，私人股权基金各有各的投资哲学。例如磐石，只做单一资产，一幢楼或者一家企业。“他们通常不买银行有很多笔贷款的不良资产包。”

　　在二级市场拿包受挫后，外资也在转换思路，希望能走到一级市场。

　　2006年8月29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德意志银行、美国国际集团组建的CathayCapitalCompany（No.2）Limited以及国际金融公司三方合资成立中国首家中外合资资产管理公司——融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过这是需要更高的资源来做的事情。一般外资难以做到。”有圈内人评论。

　　对新外资的进入和进展，也有人不以为然：“这些后来者不知深浅，他们不知道中国的事情有多复杂。”

　　或许正因为如此复杂，才显现其魅力。不良资产市场变阵之后注定还有更多好戏上演，谁能成为真正的主角？现在定论还为时过早。

　　素描

　　搜索“土地包”

　　“从去年开始，不良资产的参与者开始多起来了。一部分是房地产开发商。去年下半年拿地困难之后，他们开始对有土地资源的不良资产大感兴趣；一部分是投资公司。有些人对特定行业的不良资产包比较熟悉，拿下之后，转手再卖出去。”方永贵对记者说。

　　这是一个有着几重身份的人：不良资产投资商、房地产商、一家不良资产网站负责人。这位30岁刚出头的福建人当过警察、趟过股市，玩过房地产。5年前，偶然接触到不良资产，感觉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于是入行入市。

　　“一年前，我这个网站还是叫项目网，后来看到不良资产市场的潜力，就改版了。”方的网站专门发布不良资产处置信息。他告诉记者，他的信息来源很多，资产管理公司、银行、律师等等，都是他整合的资源。方的打算是，吸引更多信息提供者和投资者，“之后跟他们谈合作处置。”——方最终的角色还是不良资产投资商。

　　“我们一般都是在本地做，因为有本地资源；跨地区做，没有人脉，处置起来比较困难——因为要和各种关系打交道，资产管理公司，地方政府，债务人等等，缺一不可。”方目前的资源范围，还是限于广东，远些的能辐射到福建和海南。

　　至于投资不良资产的标准，方的逻辑很简单：“土地！有土地就好处置。”为此，他到处寻找合作伙伴。“很多房地产商和不良资产投资商委托我找土地包，深圳、惠州、海南……都有。”

　　去年韶关一个包，债权中包括一块工业用地，而按照新的城市规划，那块土地将成为城市中心区域。所以那个包的价值无可限量。因为合作伙伴资金周转问题，这个包最后被香港一个投资商拿走了。方的语气中满是惋惜。

　　“现在土地包是大家争夺的焦点，价格也相对高。但是如果能拿到，几乎稳赚，利润翻番都是平常事！尤其是工业用地如果能改做住宅用地的话，投资收益更是无可限量。”一位投资咨询公司老板对记者说。

　　“现在在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有土地的包已经不多了。不过二线城市还有较多机会。”与本土投资者有诸多合作的张邦荣律师告诉记者。“目前广东省正在进行产业转移，一些不符合城市环保标准的企业不能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设厂，要转移到边远地区，那里的土地就有升值的空间。”不过张说，在拿包之前，最重要的是搞清是否涉及职工安置等问题，否则会比较麻烦。

　　有公开报道称，农行将剥离不良资产7000多亿，张估计应该有1万亿元以上。“这些债权很多都是在二线城市，这将对本土投资者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张笑着说。

　　旁观

　　看这条食物链

　　不良资产圈里主角的更迭和资金的进出，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是中国不良资产市场及其规则的变迁：资产的变化、竞争者的变化、环境的变化导致这条食物链的变化。

　　“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不良资产处置圈，也像一个围城。不过进去出来皆为利。”从1999年，四大商业银行剥离1.4万亿元政策性不良资产开始，8年来，不良资产市场已“今非昔比”。

　　外资大投行之所以退出，在于其资源优势已经不再——国际品牌和政府高层资源，这曾经让他们占得市场先机，在打包时代风头十足；充足的资本实力，使他们在资产管理公司急于处置大批不良资产时，能大手揽进大块头资产包，以批发商的身份坐拥渔利。

　　但是当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众多的竞争者纷纷进入的时候，外资大投行必须要面对更复杂的环境。超大包的逐渐消失，竞争者抬高市场价格，让外资大投行渐无优势可言；而在具体处置中，外资大投行的品牌和高层资源不再有效，地方现实反让其寸步难行。而本土投资者的地方资源此时显示出无限魅力。这些本土投资者依靠深耕细作地区优势，取得超额的回报率。

　　这或许正是适者生存法则的真实显现。这一点，新进外资显然认识到了，他们也正在寻着自己生存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显然有别于此前的外资投行。或许这也将改变不良资产市场的食物链结构。

　　助读

　　中国不良资产处置历程

　　1999年，四大商业银行（工、农、中、建）剥离出1.4万亿元不良资产，按账面价值，分别转移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华融、长城、东方、信达）。

　　2004年5月，中行、建行第二次不良资产剥离，向信达、东方转移了约1970亿元损失类不良资产。

　　2004年6月，中行和建行第三次剥离不良资产2787亿元，均为可疑类贷款，最终信达以约31％的价格夺标。

　　2004年11月，信达又将其中的1300亿元资产转让给了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2005年6月，工行在2460亿元损失类贷款交由华融处置后，将4590亿元可疑类贷款打成35个资产包，以竞拍方式转至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平均转让价格为资产面值的26.38％。长城拿到了17个资产包，占该次拍卖资产量的56％。

来源：中国经营报

四大资产公司谋转型外资机构欲主导我不良资产处置

fuxintouzi — Thu, 19 Apr 2007 21:43:04 CST

目前，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已经提前完成了财政部规定的政策性收购债权资产的处置工作，面临向商业化转型。根据财政部计划，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将在2007年全部实现商业化转型。随着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纷纷谋求转型或“退役”，外资机构大有全面主导中国不良资产市场的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7年春节前夕，国家发改委与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关于规范境内金融机构对外转让不良债权备案管理的通知》，针对外资进入中国不良资产市场的行为设定了“严厉”的门槛，分别从债务追溯权、购买准入以及付款方式三个方面对境外购买和处理国内不良资产进行了规范。

　　参与收购外资动机不纯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结束，外资金融机构瞄准了中国不良资产市场巨大的潜力，积极介入。在每一次不良资产拍卖活动中，外资均表现出极高的竞标热情。

　　在外资最初进入中国不良资产市场时，媒体纷纷报道＝外资的目的是为了避税。事实上，运用不良资产避税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以往都只是在集团或者跨国公司内部进行。外资机构买走的通常是我国银行那些回收率极低的呆坏账资产。这些上亿元的呆坏账在外资机构账面上形成的是“显性”亏损。在外资机构盈利丰厚的情况下，这些坏账可以冲减盈利所得，进而有效规避高额的企业税负。这种手法类似于企业在证券市场上并购严重亏损的上市公司，对其进行财务资产重组，进而减少企业税负的做法。

　　对此，雷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雷曼兄弟与华融合资成立）总经理谭国彬解释，“外资采取这种方式避税的情况并不多，它们主要看重的是项目未来可能带来的利润。”

　　外资机构进入不良资产市场可以充分发挥其资本运作的优势。在对不良资产的“包装”方面，外资可以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对已收购的不良资产进行追加投资。通过行业资产整合，或者对不良资产进行盘活再投资，不良资产“乌鸡变凤凰”的案例不胜枚举。就好像对烂尾楼的收购，也许烂尾楼的收购价格仅是1000万元，外资机构再投资1000万元进行“包装”，完工后就可以卖到1亿元，增值潜力巨大。再比如工业地块转换成商业地产的再开发，均是这种情况。

　　谭国彬认为，“只有感觉升值潜力很大的时候才会花时间这样去做。”现在国内很多小投资公司会把一个单一资产项目做到极致，尽量做到利润最大化。但是对小资产项目而言，外资机构很难采取精耕细作的策略，它们会尽量快速变现，时间越长，不确定因素越多。外资机构会找出一个平衡点，缩减资本的时间成本，寻找更多的机会。

　　说是不为避税，但记者发现，雷华却在享受着税收的优惠待遇。比如雷华花费2亿元人民币购买一个不良资产包，处置难度越往后越大，后面处置的很多项目几乎赚不到钱。在这种情况下，在税收方面，雷华只需按照整个不良资产包处置完毕后的利润进行缴税。相同情况下，内资机构则需要按照会计年度进行缴税。看来，在不良资产收购的市场上也存在着内外不公的现象。

　　处置手段受制于市场建设

　　创建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目的原是为了处置不良资产，但事实证明，由于具有浓厚的政策性背景，也由于拍卖的不良资产包过大，制度又不够灵活，近几年，中资机构对不良资产拍卖应者寥寥，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兜售的不良资产几乎都被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花旗等外资投行买走。

　　一方面中资机构应者寥寥，将不良资产盛宴拱手让人，另一方面，外资机构的财大气粗让它们更容易猎取到大型的不良资产包，使其在处置效率上更胜一筹。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仅是充当了批发不良资产的“二传手”，根本无法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转型也在所难免。

　　谈到机制问题，谭国彬非常坦诚地告诉记者，“在不良资产处置方面，外资的手段并不比内资多多少，但市场环境令这些手段在中国难以全面、深入地展开。比如资产证券化，通过在资本市场发行证券进行融资，其一直也是我国政府大力提倡对不良资产进行处置的有效途径。但至今仍属于试验阶段，而这个处置手段早已在国外大规模应用。”

　　据记者了解，早在2002年，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就进行过资产证券化的尝试，但当时信托模式是国内开展资产证券化唯一被认可的模式，而国外市场还可以采取发行股票、债券等多种方式。在资产证券化问题上，外资的经验和模式的确要丰富、深入得多。

　　据谭国彬介绍，外资购买到的政策性不良资产包基本不适合搞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中涉及到信用增级的问题，比如对10亿元的资产进行信用增级的时候，国外一般是以国家或者银行作为担保，使买包的人放心，降低投资风险，但是国内在信用担保方面做得相对较差，“资产管理公司拍卖资产包的时候有哪个是国家或者银行给做过担保的？”谭国彬反问记者。

　　其实，资产证券化的方式最终仍要涉及对不良资产的处置，购买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投资收益来源于资产处置所得，中国这方面的法规还不够健全，甚至处于空白阶段。此外，国内不良资产的批发市场和零售处置市场始终没有明确分开，要处置不良资产，应先从体制创新着手，建立较为完善的不良资产交易市场。

　　国有资产处置手法多样

　　很多不良资产在中资机构手中十多年都追不回来，从商业银行到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资产无计可施。外资机构是外来的“和尚”，对中国企业和资产还不如中国金融机构那么清楚了解，对他们来说，处置难度应该更大。然而，现实情况告诉我们，外资对不良资产的处置效率反而更高。

　　处置不良资产是个很难预测的过程，不确定性因素很多，很多资产在处置过程中都要打官司，尤其是债务人涉及国有企业的情况。比如在处置国有企业资产时，通常都有员工安置问题，一旦处置方式得不到债务人认可，债务人和当地政府就会以社会稳定等理由进行阻挠。

　　谭国彬解释，“这个问题不光是外资机构会遇到，国内机构在处置国有资产过程中也同样会遇到。这跟购买资产包的结构有关系，国有资产在资产包中的比重大，这类问题就会比较多。”

　　雷华现有北京和江西两个不良资产包，这是雷华2003年从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购买的两个按照区域划分的不良资产包，其中，国有资产的比重占80%多。而谭国彬对这两个包充满信心，“我们基本上快处置完毕了”。

　　在记者一再追问下，谭国彬透露了雷华对这两个资产包的处置方式。

　　根据资产包的特点，雷华大多还是选择肢解方式，将不良资产分解处置变现，因为适合进行资本运作、追加投资的项目很少。

　　在不良资产处置方面，雷华也会与当地机构和当地政府商谈，由政府进行回购。或者寻找第三家机构，让其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雷华和第三方一起与政府进行谈判。“比如，我们的资产包里有个工业化划拨地，这其实是可以做房地产开发的，因此，可以引进一个很有实力的当地房地产公司来做。这样一来，政府就有可能在郊区建一个小厂，把设备搬过去，既解决了职工安置问题，又可以开发市区的这块地皮。”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将国有企业这部分资产直接卖给第三方，这个第三方有可能是债务人的关联企业或承租人等，更多的是比较看好债权人抵押的工厂和设备。还有个别有发展潜力的不良资产可以参与改制重组、行业整合，采取债转股等方式处置。

　　不良资产挺进中国的敲门砖

　　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曾经表示，中国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手中均持有为数不少的A股上市公司的债务或股份，这是外资机构对不良资产感兴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毕竟，外国投资者如果能够参与这些上市公司不良资产的处置，就有可能成为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的债权人，也就意味着，通过参与处置不良资产，外资机构可以用较低的成本进入中国的A股市场。

　　看来，对外资机构来说，参与不良资产收购的意义并不止于不良资产市场本身，参与收购不良资产，或许只是“敲门砖”。雷华北京资产包的单个债券数额很大，房地产等实物抵押较少，但是雷华依然选择将这个包收入囊中，因为他们看中的是北京的地域环境和市场潜力。雷曼兄弟的某位高层曾经说过，“要想进入一个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单纯的进入太难了。”因此，他们选择了收购当地银行不良资产的方式，处置不良资产的同时，逐渐对当地复杂的法律、政策环境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进而可以开展更多的项目经营活动。

　　据记者了解，外资机构能够因为帮助政府处置不良资产，获得一些政策性优惠，特别是所得税和营业税方面的优惠措施。

　　2006年，雷曼兄弟加大了对中国的房地产投资，他们将房地产投资地点集中在低风险区域，了解地段的真实价格，进而控制了相当多的房地产项目。北京、上海和沿海城市。从不良资产市场发展到房地产市场，这似乎是国际投行在中国的扩张路线图。

　　但外资也并非一帆风顺，区域发展程度的不同，政策性破产的问题以及地方保护主义都无疑成为外资进入不良资产市场的阻碍。同时，外资机构的本土化发展相对较弱。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外资机构在处置不良资产时大都与本地机构合作。本地机构比较熟悉本地资源，这对外资机构来说是个不小的诱惑。

　　虽然中国的不良资产市场尚不成熟，但有目共睹的是，市场潜力巨大。这是一个上万亿的市场规模，并且规模还在不断增长。谭国彬预言，“不良资产市场将来一定会紧密地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房地产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良资产的处置会越来越容易。”

　　不良资产证券化多以房地产作为抵押

　　资产证券化并不适合所有不良资产，它比较适合预期现金流相对较好的不良资产。国外应用最多的就是以房地产作为抵押的不良资产证券化，因为厂房、楼宇等实物资产便于处置，就算处置不好也还可以出租，不会影响现金流。

来源：大洋网

泰达意图觅寻混业据点建行洽购北方信托

fuxintouzi — Tue, 17 Apr 2007 15:52:03 CST

程志云
　　对于北方信托的大多数员工而言，他们或许很难想象自己所供职的企业成为一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子公司。“这有些一步登天的感觉。”一位北方信托人士多少有些晕眩地说。

　春节前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的建设银行开始频繁地和泰达控股的负责人沟通，洽商收购泰达控股旗下的北方信托。如果达成协议，北方信托将成为信托业第五次清理整顿之后，第一家“重返”银行怀抱的信托公司。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双方仍在初步谈判进行中，目前，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北方信托控股权的归属问题上。

　　建设银行有意通过全面掌控一家信托公司来试点诸多创新业务。而泰达控股似乎并不希望就此失去一个稀有的信托牌照。“最终很可能要靠天津市来协调各方的利益。”知情人士称。

　　建行洽购

　　建设银行接触北方信托是从春节前后开始的。但截至目前为止，双方还没有达成投资意向。

　　目前，仅仅是建设银行和北方信托的控股股东泰达控股的负责人在洽商，还没有中介机构正式介入进行尽职调查。

　　一位滨海当地人士透露，建设银行收购北方信托主要就是为了能够在滨海新区特区进行综合经营试点。

　　自从2006年5月份国务院发布20号文明确滨海新区作为特区进行改革试点以来，天津市已经向国务院上报了综合配套改革方案。而其中的金融专项方案中就包括金融机构综合经营试点。

　　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皮黔生指出，今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仍然坚持分业经营管理模式。但是，监管机构已经特别允许滨海新区搞一些混业的试点。这种政策性优势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

　　正因为此，不少国内大中型商业银行纷纷在滨海设立了自己的综合经营业务部。

　　而此次建设银行有意收购北方信托正是要借助信托工具来试点综合经营业务。

　　早在2005年8月，建设银行与美国信安金融集团、中国华电集团共同签署协议，发起设立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06年7月，建设银行传出消息，董事会决议重新设立投资银行部。

　　按照现有政策推理，建设银行收购信托公司之后，可以顺利试点房贷资产证券化、人民币理财、企业年金、信贷资产转让信托，以及不良资产处置信托等创新业务，甚至可通过信托公司为贵宾客户提供遗产处置、合理避税等服务。

　　但知情人士透露，建设银行想法的实现有一定难度。“实际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

　　问题在于对北方信托的控股权。建设银行希望能够全面收购北方信托。但泰达控股则希望通过北方信托增资的形式，建设银行与泰达控股成为北方信托的并列大股东。“由于北方信托的股权相对分散，那么实际控制权可能仍然在泰达手中。”天津当地人士分析。

　　泰达意图

　　北方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托投资公司，2002年9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重新登记。注册资本金达15亿元人民币，资产总值超过50亿元人民币。实际控制人为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当时北方信托参股了三家基金管理公司——长城、长盛和易方达，持股比例都是25％。公司还参与了滨海发展银行的筹建，而泰达控股有意将北方信托打造成为金融控股集团。

　　但2005年12月北方信托原董事长、总经理霍津义被天津市纪委实施双规，给北方信托带来巨大震动。

　　未经确证的消息，霍津义任职期间，挪用信托资金在二级市场上爆炒云大科技等股票造成公司巨额浮亏。截至2004年底，北方信托不良资产达到约4.4亿，不良率为19.13％，此外还存在大量关联交易。

　　2005年12月，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完成公司分立；经天津银监局批准，完成减资，存续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约10亿元，股东35家。天津泰达掌门人刘惠文亲自掌管北方信托。经过天津市政府一系列的重组、换将等措施，北方信托才基本保住了金融牌照。

　　2006年，伴随着股市逐步向好，北方信托的业绩开始好转。“去年收入非常好，在亿元以上，大部分都用来冲减坏账了。”一位公司内部人士说。

　　此外，2006年6月，北方信托控股泰达荷银基金公司。而且，伴随着新两规的出台，信托业的重组此起彼伏，壳资源再次成为紧俏商品。

　　知情人士透露，目前，泰达控股本身并不缺钱，他们并没有卖出北方信托的动力。反而，泰达需要一个平台来集中管理金融资产，并且在滨海新区运作金融创新业务。

　　目前，尽管泰达控股手中持有渤海银行以及渤海证券的股权，但实际上，真正控制在泰达控股手中的金融机构并不是很多。作为开发区旗下最大的企业，泰达更多地承载着区域协调的职能。如果出售了北方信托，泰达控股手中的金融牌就更少。

　　“泰达一方很可能想通过引入建设银行来进行深度合作，并不想将控制权拱手让人。”

　　然而，也有不少天津市当地人士希望看到建设银行入股北方信托的局面。3年前，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和德国施威比豪尔住房储蓄银行在天津成立了中德住房储蓄银行，这在当时金融界曾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作为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建设银行，在天津滨海进行综合经营试点，其示范意义和影响巨大。或许也能够为天津滨海新区的金融配套改革带来新的契机。”一位当地人士称。

　　北方信托究竟是要成为泰达控股的金融平台，还是会成为建设银行综合经营的工具目前还是未知数。

来源：济观察报

金融危机是中国的心腹大患

fuxintouzi — Fri, 13 Apr 2007 14:44:33 CST

一、居安思危

　　中国加入WTO之后有没有潜在的危机呢？当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如果中国经济遭遇挫折的话，最大可能莫过于金融危机。

　　在20世纪后期，在日本经济高速起飞之后，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很快甩掉了穷困的帽子。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崛起更使人们对亚洲经济充满乐观。最令世人震惊的是中国的奇迹。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保持了高速发展。有的经济学家把亚洲经验总结成"雁阵模式"，好像亚洲经济就可以按照这个序列继续发展下去了。可是，1990年以后，泡沫经济的崩溃使得日本一头栽进了泥淖，直到今天还没有挣扎出来。雁阵序列，昙花一现。1997年，一场罕见的金融风暴横扫东亚。我们的邻居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倒了下去。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什么"亚洲奇迹"了。有些国家 "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好不容易把国内人均生产总值搞到三、四千美元，似乎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可是转眼之间，一个跟斗跌掉了一半多。亚洲各国已经尝到了金融风暴的厉害。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许多人认为中国在劫难逃。在1998年11月"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上，一艘挂着五星红旗的帆船眼看就要被卷入漩涡，旁边一行大字："中国，金融风暴下一个牺牲品"。转眼之间，几年过去了，在沧海横流当中，唯独中国经济巍然不动。中国的稳定极大地遏制了金融风暴的蔓延，为亚洲经济以至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创造了转机。中国的贡献得到了各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高度评价。也许中国的出色表现冲昏了某些人的头脑。他们认为，亚洲金融风暴如此厉害，也拿我们无可奈何，今后还有什么可怕呢？

　　中国有一则著名的寓言叫做"刻舟求剑"。有一个人在渡船上一不小心把剑掉进河里，他不慌不忙，在船弦上刻个记号，打算到了岸边再捞。某些人就像"刻舟求剑"一样，他们就没有想到，之所以中国能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是因为那个时候尚且没有对外开放金融。我们有一道很好的防火墙。但是，一旦加入 WTO，中国的外部金融环境就完全变了，这道防火墙将不复存在。时过境迁，如果拿昨天的皇历来讨论今天的问题，非出大纰漏不可。

　　亚洲邻国在对外开放金融领域之后吃了这么大的亏，难道我们还不应当从中吸取教训？讲经济规模大小，我们不如日本；讲经济发展的时间长短，我们不如四小龙；讲劳动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我们和东南亚各国不相上下。他们纷纷中箭落马，难道中国就有什么先天的免疫能力，一定能够避免金融风暴的袭击吗？

　　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在2001年11月谈到中国的金融体系时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比日本和韩国的问题更大。他表示，"中国银行体系中的坏帐问题，在体系封闭的情况下，问题能够得以控制，但问题不解决，坏帐会越来越多。这是不能无限期拖下去的。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在尽全力解决，但不进行深层次的改革，问题就无法解决。坏帐是由国有企业造成的，要想消灭坏帐，就必须重组国有企业"。索罗斯敦促，不要因为困难就畏缩不前。坏帐继续积累，将阻碍资本的有效利用。虽然中国的储蓄率高，但再高的储蓄率也不能无限期地支撑不断增长的坏帐。日本就是中国的前车之鉴！尽管索罗斯的名声不太好，但是，我们不能因人而废言。中国进入WTO之后，既然要对外开放，心里总应该有点数，一旦遇到外来的冲击，中国是否还能够控制金融局势？

　　有的经济学家判断说，至少一年内中国不存在金融危机。[2]这话一点都没有错。不过，这个判断的前提是维持目前金融业对内对外都不开放。实际上，只要中国不对外开放金融，再过三、五年也不会遭遇金融危机。在1997年金融风暴席卷亚洲的时候，有些国家和金融风暴好像是"井水不犯河水"，例如，朝鲜、缅甸、蒙古等。他们的老百姓恐怕从来没有感受到金融风暴的威胁。并不是他们的金融体系多么健全，关键在于他们没有对外开放金融领域。反之，那些实现了对外开放金融的国家，例如，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无不在金融风暴中损失惨重。由此可见，对外开放金融领域固然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同时也有被金融风暴袭击的危险。

　　目前已经有130多个国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没有哪个国家因为入世而出现了严重的产业危机。反倒是金融危机在全世界频频发生。在最近10 年内比较严重的金融危机发生了46次。金融危机的频率越来越高，其破坏性越来越强。中国入世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金融领域中潜伏的巨大的风险，因此，必须加倍注意防范金融危机。

　　中国政府在对付产业危机、环境保护、出口市场、失业下岗、农村收入下降、社会保障基金等问题上都有一些经验，但是，还没有处理过开放环境下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当局对于垄断下的金融管理具有足够的经验。可是，一旦对外开放，金融风险的程度将迅速上升。有些金融官员对国际金融市场缺乏了解，自以为是，特别不虚心。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最近吴敬琏指出，他不赞成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说法。中国经济潜伏着各种危机，如果不注意的话很可能遭遇金融危机。但愿他的忠告会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如果我们没有作好准备，那么，下一个遭遇金融风暴的就很可能是中国。

　　二、金融改革举步维艰

　　2.1银行业改革，避重就轻，缺乏新意

　　只要认真查一下有关经济改革的文献，我们不难发现，金融领域并不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在各种文件中几乎都把金融改革放在显要的位置。 2002年2月的金融工作会议列举了六项金融改革的方向：金融监管要履行职责，加强金融监管；继续施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金融体制、金融制度、金融业务创新；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调控货币供应量等等。2001年10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有篇文章"银行业，如何应对挑战"，作者开出了三条对策：第一，建立完善的金融调控体系，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能力，建立、健全多层次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第二，控制银行业开放的速度和力度，尽快完善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条件和业务范围；第三，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机构重组，改革人事管理制度，提高服务质量，争取时间加快商业化进程。要下大力气解决不良贷款，改善银行的资产结构，根除导致出现不良资产的根源，等等。

　　一般来说，这些条条都没有错。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这里通篇说的是良好的愿望，是希望达到的目标，却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些目标。难道以前中央银行没有要求建立完善的金融调控体系？难道没有要求改革人事管理制度，提高服务质量？难道在哪篇官方文件中没有提及要下力气解决不良贷款？如果以前没有提出这些口号，显然是严重失职。事实上，以前央行不知道讲过多少遍。确实，金融当局也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客观地说，国有银行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前些年好多了。可是，金融改革摇摇摆摆，进进退退，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为什么这些经念了这么多年，银行业的问题非但没见到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无庸讳言，中国银行业的体制改革，从1985年开始，经过10多年来的艰苦努力，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需要讨论的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不能说，改革中所做的事情不重要，但是，常识告诉我们，对于一个人来讲，换件新衣，梳洗一下是容易的。但是要想在舞台上唱好戏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这个道理已经被大家所理解。时至今日，我们的银行业改革的整个过程就是不断进行梳洗打扮的过程，没有用多少时间练功。因此让这样的演员唱好戏肯定是难为他了。要想唱好戏，就要像抓中国的足球一样"从娃娃抓起"。在中国银行业改革过程中，有几个半大小伙出世，如民生银行、招商银行等等，到今天为止，这些小伙的戏倒是唱的不错。问题是，我们从改革之初，就推行了一条"禁止出生"的政策，不让民营银行出生，堵死了"从娃娃抓起" 的路子。现在面对入世，我们明白了梳洗打扮解决不了问题，需要练功，但是又害怕生孩子。这样的逻辑是多么可笑。

　　看来，我们今天的确需要好好反思一下银行业的改革之路了。

　　2.2警惕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在金融改革上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敷衍塞责，能拖就拖。另一个极端是莽撞上阵，欲速而不达。

　　自2000年夏，经济学界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民营银行的研究和探讨。许多学者都主张在对外开放金融领域之前首先对内开放。通过创建民营银行来完善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环境，改变在金融领域的产权结构，在竞争中改善国有独资银行的经营管理。可是，这些建议碰上了一堵看不见的墙--"拖字诀"。既不反对，也不赞成，挂起来再说。由于正赶上2003年政府换届，许多重大改革措施无法出台。和世界各国一样，在"选举年"是办不了大事的。对此我们是完全理解的。由于入世后对外开放金融领域的日程已经确定下来了。还有不到5年的时间，外资银行就要在国内市场上享有国民待遇，从而对中资银行形成严峻的挑战。本来留给我们作准备的时间就不多，白白耽误了一年的时间，实在令人可惜。

　　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在2002年3月，金融改革突然热了起来。在200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上登了一篇文章"中资银行上演《生死时速》"。文章开头就引用了中国民生银行行长董文标描绘国有商业银行行为的一段话："疯狂地吸收存款，疯狂地放贷，疯狂地制造不良资产，疯狂地处置不良资产"。读了这些报道，给人们一种感觉，为了推进金融改革，好像某些国有商业银行的负责人已经到了慌不择路的程度。近来，在深化金融改革的呼声中出现了一股商业银行上市热。紧锣密鼓，跃跃欲试。

　　在市场经济中只要稍有理智，哪家银行也不敢疯狂，也用不着疯狂。权力和垄断是诞生疯狂的温床。即使什么都不干也比匆匆忙忙地犯错误强。千万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弄得不好，会把金融改革引上歧途，闯大祸。

　　三、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3.1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热

　　商业银行上市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已经上市。民生银行上市发行3.5亿股，筹资42亿元。招商银行、华夏银行也发布信息，希望在短期内上市。据说，招商银行获准发行15亿股，每股作价7元。集资额可望超过100亿元，成为目前大陆第二大上市公司。[3]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中国银行上市的呼声最高。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说，中国银行已经在2001年完成了在香港部分的重组，准备上市[4]。最近国有银行上市突然加温。在2002年2月金融工作会议以后，某些金融业负责人表示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所有制改革。其重点就是实施股份制改革，在条件成熟时上市。2002年3月16日温家宝在《中银论坛》上表示，国有银行可以组建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完善治理结构，进而在条件成熟时上市。[5]

　　为什么国有银行如此急于上市？据说，银行上市的目的就是要筹集资金，使得银行能够达到资本充足率。

　　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说，由于外资银行和国内商业银行间有六大差距，入世后要消除这个"鸿沟"需要10年左右。刘明康说，这六大差距表现在资本实力、风险防范、不良资产、治理机制、管理机制和IT建设等方面。[6]其中第一条就是要增强国有银行的资本实力，提高资本充足率。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在2002年1月说，商业银行在补充资本的机制上还不够健全。要解决这个问题，银行上市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7]因此，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3.2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

　　银行的自有资产(一级资本)在总资产当中的比例称为资产充足率。按照《巴塞尔协议》，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应当在8%以上，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会影响银行的稳定性。

　　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只有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超过8%，其他各家都远远低于这个标准(见表1)。世界十大银行在1999年的资本充足率为11.5%。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两大巨头的资本充足率都在12%以上，瑞士信贷银行为19.1%。中国国有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只有5.7%。[8]

　　3.3赤字连年，有心无力

　　由于四大商业银行是国家所有，当资本金不足的时候，自然应当要求资产所有者注入资金。从理论上来讲应当由财政部向四大商业银行注入资金。事实上，财政部在1998年已经发行了2700亿特别国债，用以充实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能不能让财政继续注入更多资金，要看看目前财政的能力。可惜，由于从1985年至今，国家财政已经连续十几年出现赤字，数额连年攀升，2001年财政赤字高达2598亿元。很难指望国家财政向国有银行投入更多的资金。 (见表2)

　　朱熔基总理2002年3月15日在记者招待会指出，在2002年国家财政赤字预算为3098亿元，占GDP的3%。国债余额累积数字达到 25600亿元，相当于GDP的18%。(如果按照朱熔基总理在《国家工作报告》中提供的数字，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是95933亿元，那么国债占 GDP的比重就是27%。究竟哪个数字正确？)如果仅仅从这几个指标来看，中国的财政赤字尚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问题在于国债的增加速度过快。中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在1997年为1.2%，在2001年上升为2.9%。债务负担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在1997年为7.3%，到2001年上升为18%。根据《大公报》在2002年3月24日报导，在1998~2000年三年里，财政赤字平均年增长率达到62.3%，2001年可能还会增长 20%。倘若继续增长下去，压力越来越大。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不能越借越多，养成靠借债度日的坏毛病。

　　3.4隐性债务，触目惊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统计的国债之外还存在着大量隐性债务，其中主要有三笔：社会保障基金、银行不良贷款、未登记外债。

　　(1)在社会保障基金的隐性债务中主要是养老金缺口。

　　众所周知，每个人都应当在年青时期积累些钱，等到退休之后可以用这些积蓄安渡晚年。国家也一样，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应当给每一个公民都设立个人帐户，在这个人工作期间，不断地投入资金。待这个人退休之后，从个人帐户中逐年提取资金，发放养老金。在世界上各个工业化国家中都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养老基金，存了很多钱。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都是多年来民众积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建立在这些基金的基础上。可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退休基金。劳动者的节余都被国家用于基本建设投资或其他用途。现在发放的退休金都是靠当年征收的各种税、费中支出的。这种操作方法叫做"现收现付"。也就是说，当前的劳动者在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直到前几年我们才刚刚开始扭转这个被动的局面，在名义上设立了养老保险的个人帐户。但是，这些个人帐户都是空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隐性债务"。

　　中国的人口结构非常特殊，除了由于平均年龄越来越大所造成的老龄化问题之外，[9]人口结构的分布也带来极大的麻烦。在60年代末，由于文化大革命，大中小学关门，上山下乡，抓革命、促生产，人口剧烈增加。仅仅在1965到1970年期间人口总数就增加了10454万。以后这个增速降低了下来，在1990到1995年期间只增加了6788万(见表3)。出现了人口分布上的扭曲。

　　60年代出生的那批人将在2025年前后退休。当他们退休的时候，正在上班的差不多都是独生子女。每一个上班的人需要负担的老人的比率将非常高。老人赡养率将从2000年的11%上升为2030年的25%和2050年的36%。也就是说，现在是平均9个人养一个老人，到了那个时候。3个劳动者要养一个老人。如果还要按照现收现付的办法来支付养老金的话，仅仅养老金一项就要刮掉工资收入的38.5%。显然，如此高的税率将摧毁国民经济系统。为了避免这一危机，我们必须要从现在开始逐步还债，充实个人帐户基金。

　　为了研究这个题目，世界银行的王燕，美国普度大学的王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翟凡和我建立了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用动态模拟方法探讨了中国社会保障系统的财政缺口。[10]我们的结论是，如果我们维持过去的"现收现付"体制，养老基金将很快出现收支缺口。按照1995年价格来计算，到 2010年这个缺口将达到2060亿元。这个缺口将继续扩大，到2050年达到102730亿元。如果拿1995年价格计算的话，养老金隐性债务在 2000年为63280亿元。那么到了2050年这个缺口将扩大为371390亿元(见表4)。

　　按照国务院体改办和美国安然保险公司的计算，这笔隐性债务在2000年大约在76000亿元左右。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这笔隐性债务在70000亿左右。[11]社会保障的隐性债务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是，这笔债务却是非还不可，越拖问题越严重。

　　(2)另外一笔隐性债务就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

　　世界著名的金融评级公司标准普尔在2001年10月9日说，中国的不良贷款总额在30000亿左右。也许标准普尔的估计不那么准确，按照官方数字，不良贷款占银行全部存款总数的25.7%，超过20000亿元。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再详细分析。

　　(3)估计未登记的外债大约4000亿元。

　　除此之外，按照"债转股"的模式，一部分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变成了国有银行手里的股份。如果这些国有企业盈利的话，那么国有银行还多少能分到些红利。如果国有企业继续亏损，那么在国有银行手里的这些股票还不等于一迭废纸？

　　由于许多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节节上升，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在1998年把它们合并成了100多个城市商业银行。除了上海商业银行等几个城市商业银行比较好之外，其余的城市商业银行里面不知道隐藏了多少不良贷款。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坏帐都有可能转变成为国家财政债务。

　　地方政府、乡镇政府还有一大箩筐多多少少的债务尚未清理。

　　如果把这些隐性债务考虑进来，恐怕债务总额会超过了80000亿，相当于GDP的80%。[12]由此可见，中国的债务负担非常严重，绝对不能掉以轻心。[13]因此，要求从财政上来给国有银行充实资金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四、国有银行该不该上市？

　　4.1银行上市的基本条件

　　既然国家财政不可能向国有商业银行注入大笔资金，于是，有些人就开始动股市的脑筋，让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筹集一大笔资金，改善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银行上市是否会成为金融改革的突破口？会不会出现"一股就灵"的奇迹？[14]

　　国有银行能不能上市？也许有人认为，这难道还成问题吗？四大国有银行是"国家所有，国家信誉"，只要国家批准，要上市还不是轻而易举？

　　事情未必如此简单。任何企业上市的前提条件是信息透明化。企业上市是直接融资行为，也就是说，企业为了扩大再生产，拿出一部分股权来换取外部资金。例如，企业自有资本1亿元，年利润1000万元。如果想把经营规模扩大一倍，需要资本2亿元，于是，这家企业通过上市，对外发行相当于1亿元的股票。如果企业的生产效益好，购买股票的人按照投资多少来分享利润。假若股票价格上升，股东们还可以从股票升值得到额外的收益。因此，上市的前提是，第一，企业要有自有资产，第二，要期望盈利。

　　美国的创业板市场允许一些资金不足的企业上市。其前提条件是这个企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优秀的管理团队。允许他们上市，实际上是让他们牺牲股权换取快速发展和成长的空间。不过，这样的公司更像是即将出现的经营前景看好的"民营银行"，而不是现在的国有银行。

　　现在，在国内有一股这样的"热"，叫做搭国有企业上市最后一班车。就是说，中国已经入世了，政府的照顾政策只剩下很短的时间可以公开使用了，必须要赶在2005年以前上市。否则，如果上市必须靠企业的质量，国有企业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看来，国有银行的上市问题正是这股"热潮"的产物。

　　4.2不良贷款知多少？

　　国有银行上市的第一关就是要弄清楚究竟有多少家当。企业上市时考虑的是净资产。如果企业注册资本是1亿元，但是欠别人的债务有2亿。那么，我们说这家企业资不抵债。别说上市，早就该破产倒闭了。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中最多只有8%是属于自己的，其余的都是企业和老百姓存的钱。银行拿储户的钱放贷，如果出现了不良贷款，自然应当由银行负责。因此，在考虑银行的净资产时不仅要看银行的注册资本还要看它究竟有多少不良贷款。如果银行要上市，首先要把不良贷款的数字搞清楚。在这里有几笔帐非算不可。

　　第一，2002年3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表示，国有商业银行去年底不良贷款比例为25.37%；按照这一估计，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大约为22898亿元。

　　第二，按照官方报导，被"剥离"到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贷款有15688亿元。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了一年多了，已经完成了收购四家国有银行部分不良资产的任务。但是，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上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按照2001年9月底的数据来看，已经处理掉的和追回的不良贷款总数为1360亿元，占不良贷款总额的8.67%(见表4)。

　　众所周知，讨债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要的必然先要回来。剩下来的不良贷款都是些硬骨头。就算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讨债和资产重组的本事很大，能要回来30%就算很成功了，那么还有将近10000亿的坏帐。[15]无论把这些坏帐"剥离"到哪里去，坏帐还是坏帐。这是四大商业银行欠老百姓的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储蓄者都有权把自己的存款要回去。老百姓不会去找那些资产管理公司，只能找当初收他们存款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怎么来补这个窟窿？如果把这10000亿算进去，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要上升多少？亚洲开发银行在《亚洲复苏报告》中估计，如果把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贷款计算在内的话，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占总资产的比例将调整为37%(见表5)[16]。

　　第三，目前，国有银行计算不良贷款数目是采用"一滞二呆"的分类原则计算的。早在1998年的金融工作会议上朱熔基总理就明确指出，"我们不要盲目在所有领域都照搬国际惯例，但是在贷款分类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采纳国际惯例"。在2002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再度强调"商业银行从今年开始要全面实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制度"。[17]

　　可是，实行"五级分类"谈何容易。在199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广东发动了一场中外闻名的"清分"试点。(清理银行资产，为贷款分类)。要求在广东境内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在3个月内完成所有金融资产的清理和分类工作。为此，中央银行从全国调集了200多名专家会战广东，打算在广东清理分类之后，将"五级分类"逐步扩展到全国。中央银行和各个商业银行成立了专门的清分办公室，并且将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期限分解到了各个基层分支机构。广东的清分试点从1998年5月开始，到8月结束。可是，清分的结论却成了中央银行"烫手的山芋"。参加清分试点的人说，再弄下去，我们就要变成反贪局了。一直拖了一年多，199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才对继续开展"五级分类"作出部署。在2000年9月，中央银行发布了《关于不良贷款的认定办法》，令人意外地重申继续以"一逾二呆"作为确定不良贷款的标准，其中确实有难言之隐。在2000年对银行的财务真实性和贷款质量进行全国性检查，连那些已经采用了"五级分类"的银行还要倒退回去，按照"一逾二呆"的数据来汇总数据。为什么中央银行在"五级分类"问题上会如此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很明显，"五级分类"揭露出来的?涣即钍衷对洞笥凇耙挥舛簟薄18]

　　按照1997年以前"一逾两呆"的标准，贷款逾期3年才划为呆滞，借款人走死逃亡才划为呆帐，而按照"五级分类"，只要借款人不能归还本息 30~90天就列入不良贷款。[19]假定国有银行认真地采用了"五级分类"，许多现在算为正常的贷款将变成不良贷款，不知道这样一来，银行的不良贷款还要上升多少？

　　第四，"五级分类"与"一逾两呆"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考虑信贷质量。如果一个企业借了10笔款，按照"五级分类"，只要有一笔贷款不能按时归还，这个借款者的信用评级就要下降，其他贷款都要列入问题贷款。可是按照"一逾二呆"，只要其他贷款尚未到期就不算。按照"五级分类"，信用评级恶劣的国有企业有多少？目前给国有企业进行信用评级的事情尚在讨论之中，倘若真的按照信贷质量来划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还要上升多少？

　　第五，四大银行的大部分贷款都给了国有企业，特别是贷给了目前上市的1167家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当计算不良贷款的时候，是按照这些企业的帐面数字来评估的。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在1996年底，32.2万户预算内国有企业拥有的资产总额为7.29万亿元，负债 5.18万亿元。负债率高达71%。在这些企业的债务中逾期、呆滞、呆帐以及长期拖欠的不良债务占20%，超过1万亿元。[20]这些仅仅是帐面上的数字，真实数字恐怕更为严重。

　　有人估计至少20%的上市公司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假帐。"银广夏"就是一个例子。前不久还被称为资产质量特别优秀的好企业，说破产就破产了。揭开盖子来，尽是假帐。如果有许多上市公司隐瞒了巨额亏损，那么一旦搞清楚了这些公司的帐目，岂不是又要给银行的不良贷款大大增加一笔？

　　最近，央行要求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每年下降二个百分点，也就是要减少600亿。据说，这是央行新设的金融监管局的主要职责。实际上，这对于央行金融监管局来说绝非易事。央行的金融监管人员长期以来就像救火队一样在全国范围内奔波。说我们的金融业"四面起火，八方冒烟"真是一点都不夸张。目前，贪污腐败现象越演越烈，金融领域是所有寻租活动必经之途。拿这么有限的几个金融监管人员去对付"人心不古，党风日下"，实在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单一的金融监管渠道是无法对付日趋复杂的金融监管的。说声要减少600亿不良资产，下个指标容易，怎么实行？那些国有企业在继续亏损，到时候，银行敢不敢不再发放贷款？或者干脆叫他们破产倒闭？只要银行摆脱不了各级政府的控制，就别想摆脱来自于国有企业的坏帐。

　　说句不客气的话，别说每年降低600亿不良贷款，如果能够保持在现在这个水平上就非常不容易了。在1992年，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还只有几千亿。眼看着突破了一万亿、二万亿。在金融系统中，人还是那些人，国有企业还是那些国有企业，经营环境还不如90年代初期，凭什么就能把不良贷款降下去？

　　银行上市要不要算清楚帐目？如果算清楚了帐，国有银行能够拿出来合股的资本究竟有多少？虽然银行的情况和企业不尽相同，但是基本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一家银行的自有资本是10亿，但是贷款的坏帐也有10亿之多，事实上，这家银行已经把自己的资本全赔光了。银行的钱都是别人的。凭什么拿别人的钱上市呢？如果不良贷款比银行的一级资本还多得多，那么凭什么上市？[21]倘若某个公司已经是资不抵债了，公之于众，还有人敢买这种股票吗？如果不告诉老百姓真话，靠造假帐上市，今后怎么办？

　　"家丑不可外扬"，如果国有银行不上市，那么，尽管现存的不良贷款数额巨大，但是还可以慢慢对付。如果一定要急于上市，岂不是掩耳盗铃，马上就要踩响这个大地雷？如果只是学者们在研究改革方案，呼唤危机意识，对社会的冲击极为有限。如果真的让国有银行登上股市，那么立即和广大股民的利益联系到了一起，想盖都盖不住，那个时候再说什么都晚了。

　　4.3能否把国有商业银行切块上市？

　　既然国有银行整体上市风险很大，弊多利少，那么能不能把国有银行切成若干块，先把那些资产状况和经济效益比较好的上市？这样作既可以避免由于国有银行规模过大对股市造成的冲击，又比较容易在上市过程中报告银行资产。例如，中国银行在海外部分资产总额1300亿美元，资产质量比较好，如果在海外上市肯定可以筹集到一部分资金。

　　如果在海外讨论这个问题，一定会把那些外国的金融专家和经济学家们搞得晕头转向，因为把银行切块上市的做法完全违背了经济学的常识和当前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

　　首先，银行的资产必然是统一核算的。银行业就是金融服务业，为了提高服务效率，加速资金周转，就必然要扩大金融服务规模。在金融市场上，银行的规模效益非常显著，这就是为什么当前世界上的大银行要不断整合、兼并的原因。提出把国有银行切块上市的人如果真的主张要把国有银行解体分割，那么，显然违背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其次，由于地区差距和经营水平等原因，每个银行内部都有些效益较好的单位，也有一些亏损单位。有些吃肉，有些啃骨头。如果，单单把效益好的分行划出来上市，那么，那些效益不好的分行捆在一起，日子怎么过？

　　第三，在国有银行切块的时候，资产好办，负债怎么分？如果把效益好的部分划出来，把债务和不良贷款留给母行或者其他部分，上市固然没有问题，但是，随后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上市的部分要不要和母行保持联系？

　　如果上市部分完全独立，在资产所有权上和母行一刀两断，那么，母行的日子会更加难过，母行为什么要同意把自己最好的一部分划分出去？主张国有银行上市的目的是要帮助国有银行脱困，如此处理岂不是和上市的目标南辕北辙？

　　如果上市部分仍然留在母行体制内，那么上市部分就不能回避对母行不良贷款的责任。假若上市部分不向股东说明这些债务，那么就涉嫌欺诈。前不久破产的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安然公司(Enron)就是这样造假帐的。每当出现债务，安然公司就成立一家新的公司，让新公司把债务背走。这样在母公司的帐目上始终保持很好的利润记录。虽然安然公司得逞于一时，但是最终还是露出马脚，债权人追索子公司的债务，顺蔓摸瓜，还是找到了真正的债主，把安然公司告上了法庭。为安然公司作假的金融审计公司(安达信公司)，为此牵连上赔偿责任，已经濒临破产。我们的国有银行上市，要不要请那些国际著名的金融审计公司来审计？有了安然破产的教训，那些金融审计公司还会睁只眼、闭只眼吗？假若上市部分如实报告应当承担的不良贷款(并不仅仅是自身发生的不良贷款)那么，还上什么市？

　　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对国有银行的监督改革，主要是要改变国有银行内部的管理机制，提高经营和监管效率。切块上市并不能促进四大国有银行内部的体制改革，也无益于明确银行产权，更谈不上促进国有银行的经营和监管效率。说到底，主张切块上市的人无非是想通过股市为国有银行圈些钱。至于说拿到这些钱之后如何料理后事就欠缺考虑了。钟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金融改革绝无陈仓可渡--评"银行上市年"》。[22]他指出主张银行上市实际上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对于不思改制的银行，没有理由相信它们上市'圈钱'后会不把钱糟蹋光。"这个评论，一针见血。

　　与其切块上市还不如在体制外创建一些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银行。与其在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的归属问题上纠缠不休，还不如维持国有银行的现状，在体制外发展民营银行。待到民营银行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形成了金融市场上的有效竞争机制，然后再来考虑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造。

　　4.4股市容量有限，承受不了国有银行上市

　　主张国有银行上市圈钱的人也许忘记了前不久国有股减持的教训。沪深股市总值占GDP的50%左右。但是，其中三分之二是不能流通的国有股。据说是要为社会保障基金筹款，在市场上抛出一部分国有股。结果，国有股减持导致沪深股市狂跌，最后只好仓促叫停。

　　现在，老调重弹，国有银行上市，也打算从股市上捞一把。暂且不说这种做法是否合理，就从中国股市的承受能力来看，这一做法就很不明智。要将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高1个百分点，至少需要800亿。要使中国四大国有银行达到所需的资本充足率，至少需要几千亿元。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统计数字，从 1991年至今，上海、深圳股市为上市公司融资总额为7796亿元。每年融资金额只有一、二千亿元。倘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每个都是大块头，一下子吸收巨额资金，还不得把股市压趴下来？

　　4.5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应当缓行

　　假若没有作好准备，仓促将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只有三种可能：

　　第一，申请上市，但是在审计之后被揭露出来大量不良资产，不符合上市的要求。这些银行声名狼藉，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

　　第二，在国有银行上市过程中股市崩溃，和国有股减持一样，被迫中途叫停。

　　第三，蒙混过关，上市之后圈了股民的钱，但是由于国有银行基本上没有利润，没有红利，说不定在哪个地方出现局部的金融危机，导致民众信心动摇，最后，国有银行遭遇风险，同时也拖垮了股市。

　　国有银行上市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如果上了市才能成为好银行，那么上市之前就不是好银行，而不是好银行则不应当上市。让国有银行迅速上市的主张颠倒了逻辑顺序。应当在银行上市之前提高资本充足率，使得银行成为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稳定的金融机构，然后再讨论是否应当上市。

　　至于说国有银行上市之后能否给股东带来利润？能否建立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董事会的有效监督？能否通过上市提高效率，防范金融风险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是轻易能够回答的。有鉴于此，为了金融安全起见，国有银行上市还是暂缓为妙。

来源：大洋财经报道

定向增发瞄上不良资产包 AMC与上市公司双赢

fuxintouzi — Thu, 12 Apr 2007 20:04:32 CST

李德林

　　这可能是资产管理公司转型后最为有效的不良资产市场化处置模式

　　具有产业项目背景的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包参与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这无疑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创新思维。

　　《证券市场周刊》独家获悉，一家正在筹备新股增发的高科技类上市公司（下称“H公司”），瞄上了资产管理公司（下称“AMC”）的不良资产，试图通过向AMC定向增发股票的方式获得其看好的不良资产。上市公司不仅可以吸收背景强大的AMC为股东，还可通过股份对价廉价获得具有潜质的产业项目。

　　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大AMC已通过央行再贷款、财政部担保发债收购不良资产，形成总额约1.4万亿元的对外债权，到2006年底已处置超过1.2万亿元。一直通过变卖等简单手法处置不良资产的AMC，正处在全面向类金融控股公司转型的关口，提升不良资产处置收益，优化财务结构，形成多样化盈利模式迫在眉睫。

　　上市公司主动“联姻”AMC，通过专业经营挖掘不良资产价值，不失为一种双赢的安排，也为AMC化解不良资产找到了一种新模式。

　　AMC与上市公司双赢

　　H公司聘请的主承销商正在设计涉及以某AMC不良资产包为目标的定向增发方案。H公司处于高速发展期，但发展规模受到资金约束。由于股本不大，定向增发股票受到增发比例限制，即使全额定向增发，募集到的资金也无法投入大项目。该公司在不断地寻求合作的过程中，发现某AMC的不良资产中有一块经营不善的项目，只要投入一定的管理力量，开拓市场，就能与公司的产业完全链接起来，H公司遂萌生合作念头。

　　据了解，该不良资产项目失败主要缘于在宏观紧缩期间，存在资金和市场问题，因此形成不良资产。目前同类产品国内主要靠进口，还没有第二条这样大规模的生产线，而该项目正好与H公司的其他项目处于上下游产业集群，收购后可迅速启动。项目完全启动后，只要市场营销跟上，甚至可以逐渐取代进口产品。H公司高层坦言，定向增发吸收不良资产既能搭上有强大金融实力的AMC，也能为募集资金投资缩短投资周期，降低投资风险。上市公司还可以把AMC作为一个持续整合资源的平台。

　　“募集资金要有适合的投资项目，不然证监会审批过不了关，这是一个难题。”知情人士透露，H公司之前研究过一些投资项目，但那些投资项目投入非常大，新股增发只能解决部分资金，还需要大量银行贷款支持，由于是高科技项目，还存在一定风险。后来，H公司通过全面考察，发现该不良资产项目的质量并不坏，H公司决定设计一个向AMC定向增发收购资产方案。

　　有律师担心，这种操作模式可能涉及一些法律问题，可能与不良资产须挂牌处理的程序规定相悖。H公司高层人士认为，只要是AMC公开处置的不良资产，就不存在处置程序问题。

　　不良资产处置新思维

　　四大AMC注册资本金100亿元，国有银行改制后，AMC账面不良贷款1.4万亿元。为了替国有银行处理不良资产，四大AMC分别从央行申请8000多亿元再贷款，通过财政部担保发行债券6000多亿元。AMC已全面进入转型期，纷纷吸收合并证券资产，搭建大投行平台，在基金、银行甚至保险领域均有所动作。AMC力图转型成为金融控股企业。

　　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许刚认为，AMC现行的经营模式没有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盈利模式，自主创新能力差，处置不良资产仍局限于传统方式，缺乏提升不良资产价值的技术和产品，资产深加工能力不能满足处置收益最大化的需求。

　　本刊记者了解到，上市公司从AMC购买不良资产的谈判从未间断过，但作为一种定向增发操作，直接吸收AMC为股东，将不良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目前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这证明上市公司还是非常看重不良资产处置中的机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一位研究AMC问题的资深研究员对《证券市场周刊》称，AMC通过转出不良资产成为上市公司股东，分化不良资产的处置压力，进而可以通过上市公司专业团队经营不良资产，获得丰厚回报，达到上市公司与AMC双赢的局面。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人士认为，AMC作为上市公司股东，可以与上市公司一起拯救这一类有前途的不良资产，甚至享受到拯救后的收益。

来源：证券市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