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报上看到这样一个报道：有人大代表提出，广东财政是“土地财政”，依靠卖地赚钱。但立即受到省财政厅厅长的反对。他的证据是，2010年广东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1780.63亿元，从全国情况看，2010年全国国有土地出让金共2.7万亿元，约占一般预算收入的32.53%，同期广东这一比重为18.35%，远低于全国水平。
卖地已经占到大约五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仍然不算土地财政，那多少才叫土地财政？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了，广东可是改革开放的先锋，在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中，当政府财政有相当大一部分利益来自卖地的时候，政府行为会发生什么变化？
我们稍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史就知道，中国改革的动力其实很大一部分动力源于财政收入。农村改革让很多贫困县脱贫致富，其实最大的受益者是地方政府，政府不再为补贴农民发补贴的时候，官员们就有极大的动力去推动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变革。
城市经济改革基本上是围绕企业进行的，这之中最大的动力也源于财政收入。从企业承包，到企业改制，政府不再负担亏损企业的补贴，反过来，政府还能够从赢利企业中获得税收，而且企业的发展促进了个人所得税的增加，这是多好的事，有数据为证，2003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为1418亿元，占国家税收总收入的6.5％，成为政府税收增长最快的税源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我看到了中国各级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企业改革，以及改善投资环境。因为政府知道，要想有钱花，就得把企业做好，而要想把企业做好，就要帮助企业改革，而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打造一批企业家。像八十年代创业，到九十年代成名的企业家张瑞敏，柳传志，王石等等，这批企业家，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他们身上的企业家精神，代表着这一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主流价值观，那就是进取，创新，求变，突破。
2004年是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卖地收入开始在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开始猛升，到了06，07年“地王频出”，政府发现有一条比企业改革来得更快的生钱之道，那就是卖地。而相当多的企业主在这种情况下，也发现了另外一条比经营企业来钱更容易的赚钱之道，那就是“炒房”。政府卖地，企业家炒房（当然还有N多的炒房者），两者绝妙的配合推高了房价。
从05年到现在，这五年当中出了什么优秀的企业家？或者说，这五年当中优秀的企业家都在干什么？雅戈尔的房地产收入超过衬衫的主营业务收入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而海尔房地产，联想房地产都成为两个顶级企业的“盈利支柱产业”，今年我过年回家，在贵阳这样偏僻的内地城市的高速公路，看到高高的广告牌“美的地产”，我与美的总裁还算熟悉，真想打个电话问问他，买美的房子是不是还可以送美的电饭锅呀？
当中国最优秀的企业，都热衷于加入房地产大军的时候，背后必然是“企业家精神”的退化。我觉得，这五年企业家精神的退化，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是绝无仅有的五年，更可怕的是，这五年还在继续。有数据为证，北京与上海市政府在2010年卖地的收入都超过了千亿。在刚刚结束的海南省人大会议上发布的数据，三亚房地产业上缴的税收占财政收入的58%，而整个海南省基本上也是这一水平。
我是相信“屁股决定脑袋”这句话的。当地方财政收入有近60%都源自于房地产的时候，政府有多大的动力去做企业的改革？我们深表怀疑。因为企业改革的核心，表面上是一些制度与组织的变革，背后其实是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巩固与提升。而一代人的企业家精神，正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真正动力所在。
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为什么对国家的经济实力如此重要？按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分析，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会在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构成的周期性运动过程中前进。前进的动力就是创新，创新就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所引起的创新会导致其它企业的模仿，模仿打破垄断，从而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经济繁荣，当创新扩展到相当多的企业之后，盈利机会趋于消失，经济开始衰退，期待新的创新行为—企业家精神的出现。
举个例子，苹果公司的领导人乔布斯的企业家精神，创新出苹果手机，一举打破诺基亚，三星等公司对手机的垄断。这个创新自然会引进模仿，模仿又会刺激大规模的投资，从而带动了手机业的新繁荣，从而一定程度上繁荣了美国经济。每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他的创新精神，都会极大地给这个国家经济带来巨大的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中国企业什么时候有乔布斯这样的企业家？
记得有一句话说过，雄鹰只属于天空，猛虎只属于森林。我想这句话的意思表明了一种非常自然的生态逻辑，那就是企业家精神只能生长在崇尚竞争，崇尚创造的环境中，一个太倚重卖地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不太可能崇尚竞争，一个靠炒房赚钱的企业主也不太可能崇尚创造。“土地财政”最大的危害并不完全是高房价，比高房价更可怕的是一代企业家精神的丧失。
我想，中央政府号召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实就包含了对企业家精神的肯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本质上就是从企业主精神到企业家精神的转型。中国的未来应当属于中国创造，以未来中国的名义，我们呼唤企业家精神！
作者：姜汝祥。 此文属转载文章，不代表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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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报上看到这样一个报道：有人大代表提出，广东财政是“土地财政”，依靠卖地赚钱。但立即受到省财政厅厅长的反对。他的证据是，2010年广东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1780.63亿元，从全国情况看，2010年全国国有土地出让金共2.7万亿元，约占一般预算收入的32.53%，同期广东这一比重为18.35%，远低于全国水平。
卖地已经占到大约五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仍然不算土地财政，那多少才叫土地财政？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了，广东可是改革开放的先锋，在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中，当政府财政有相当大一部分利益来自卖地的时候，政府行为会发生什么变化？
我们稍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史就知道，中国改革的动力其实很大一部分动力源于财政收入。农村改革让很多贫困县脱贫致富，其实最大的受益者是地方政府，政府不再为补贴农民发补贴的时候，官员们就有极大的动力去推动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变革。
城市经济改革基本上是围绕企业进行的，这之中最大的动力也源于财政收入。从企业承包，到企业改制，政府不再负担亏损企业的补贴，反过来，政府还能够从赢利企业中获得税收，而且企业的发展促进了个人所得税的增加，这是多好的事，有数据为证，2003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为1418亿元，占国家税收总收入的6.5％，成为政府税收增长最快的税源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我看到了中国各级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企业改革，以及改善投资环境。因为政府知道，要想有钱花，就得把企业做好，而要想把企业做好，就要帮助企业改革，而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打造一批企业家。像八十年代创业，到九十年代成名的企业家张瑞敏，柳传志，王石等等，这批企业家，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他们身上的企业家精神，代表着这一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主流价值观，那就是进取，创新，求变，突破。
2004年是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卖地收入开始在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开始猛升，到了06，07年“地王频出”，政府发现有一条比企业改革来得更快的生钱之道，那就是卖地。而相当多的企业主在这种情况下，也发现了另外一条比经营企业来钱更容易的赚钱之道，那就是“炒房”。政府卖地，企业家炒房（当然还有N多的炒房者），两者绝妙的配合推高了房价。
从05年到现在，这五年当中出了什么优秀的企业家？或者说，这五年当中优秀的企业家都在干什么？雅戈尔的房地产收入超过衬衫的主营业务收入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而海尔房地产，联想房地产都成为两个顶级企业的“盈利支柱产业”，今年我过年回家，在贵阳这样偏僻的内地城市的高速公路，看到高高的广告牌“美的地产”，我与美的总裁还算熟悉，真想打个电话问问他，买美的房子是不是还可以送美的电饭锅呀？
当中国最优秀的企业，都热衷于加入房地产大军的时候，背后必然是“企业家精神”的退化。我觉得，这五年企业家精神的退化，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是绝无仅有的五年，更可怕的是，这五年还在继续。有数据为证，北京与上海市政府在2010年卖地的收入都超过了千亿。在刚刚结束的海南省人大会议上发布的数据，三亚房地产业上缴的税收占财政收入的58%，而整个海南省基本上也是这一水平。
我是相信“屁股决定脑袋”这句话的。当地方财政收入有近60%都源自于房地产的时候，政府有多大的动力去做企业的改革？我们深表怀疑。因为企业改革的核心，表面上是一些制度与组织的变革，背后其实是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巩固与提升。而一代人的企业家精神，正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真正动力所在。
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为什么对国家的经济实力如此重要？按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分析，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会在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构成的周期性运动过程中前进。前进的动力就是创新，创新就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所引起的创新会导致其它企业的模仿，模仿打破垄断，从而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经济繁荣，当创新扩展到相当多的企业之后，盈利机会趋于消失，经济开始衰退，期待新的创新行为—企业家精神的出现。
举个例子，苹果公司的领导人乔布斯的企业家精神，创新出苹果手机，一举打破诺基亚，三星等公司对手机的垄断。这个创新自然会引进模仿，模仿又会刺激大规模的投资，从而带动了手机业的新繁荣，从而一定程度上繁荣了美国经济。每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他的创新精神，都会极大地给这个国家经济带来巨大的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中国企业什么时候有乔布斯这样的企业家？
记得有一句话说过，雄鹰只属于天空，猛虎只属于森林。我想这句话的意思表明了一种非常自然的生态逻辑，那就是企业家精神只能生长在崇尚竞争，崇尚创造的环境中，一个太倚重卖地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不太可能崇尚竞争，一个靠炒房赚钱的企业主也不太可能崇尚创造。“土地财政”最大的危害并不完全是高房价，比高房价更可怕的是一代企业家精神的丧失。
我想，中央政府号召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实就包含了对企业家精神的肯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本质上就是从企业主精神到企业家精神的转型。中国的未来应当属于中国创造，以未来中国的名义，我们呼唤企业家精神！
此文为转贴。不代表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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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收房产税的政策建议
高房价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运行与发展的一个重大隐患，民众的不满情绪正在蔓延。房价的持续上涨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过度释放的流动性必然催生资产泡沫，巨额游资到处炒，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二是土地财政与房价的轮番推动，80后都已经进入成家阶段，每年有将近1000万的大学生进入社会，城市化进程导致大量的农民进城，对城市住房的需求呈刚性状态。三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再加上中国人特有的偏爱固定资产的特点，住房的需求也明显增加。造成房价暴涨的原因中有投机因素在起作用但不是最主要因素，也有人手中持有比较多的房产甚至还有大量的闲置房，这些都是在调控房价中需要认真考虑的。过去的几次调控房价之所以都不成功，主要是路子不对：趋势误判、政策误用、舆论误导。我最近多次到各地考察，感到房价仍有新一轮上涨趋势，如果不采取坚决与果断措施，房价再出现新一轮大涨甚至暴涨，那就会出现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流动性泛滥所导致的房价上涨是快速的，而建社会保障房的过程则十分缓慢，而且政府也不可能承担如此巨量的保障房建设。目前的调控措施几乎都是以慢打快，在短期内很难见效。我反复考虑并征求很多人的意见，觉得最值得重视的选项就是推出房产税。
1、房产税在本质上是一种财产税，只能对具有完全意义的财产征收。过去我们对营业性住房征房产税，实际上征的是营业税而不是对房产本身征税；现在要对普通住房征房产税，在法律上存在障碍，因为我们的住房在本质上只是70年的“暂住证”，但作为调控房价的权益之计，我认为是可以推出的，只是不能把它作为普通税种，不能对所有住房普遍征收，这一点是推出房产税的基本前提。因此财政部与国税总局准备把房产税作为普通税种进行征收的方案不能采用，否则就把有房的与没房的人都得罪了。
2、房产税的主要作用是增加住房的持有成本，因此房产税推出的主要目的有三个：一是逼出现有存量，存量部分不逼出来，只对增量部分征收，房价肯定下不来，因此上海的试点模式不能采用。二是加大投机购房成本，使他们对持有过多的住房投鼠忌器。三是从根本上改变市场和社会对房价走势的预期。因此，房产税可以考虑的征收原则是：一套房一律不征；二套房减征或不征，因为要建立小康社会不能不让人民有改善住房的需求，如果对改善性住房征税，要有豁免额度；三套房以上（包括三套房）倍征，并按套数提高税率，每年的税率也要不断提高，这样就把投机的力量和多余的存量房都逼出来了，市场的房屋供给会大大增加，房价的下调也就成必然趋势。
3、房产税作为一个特殊税种，其税收不能作为财政收入，而要百分之百地用于廉租房建设（不要建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容易被用来寻租），这一条最为重要，有了这一条就赢得了民意和民心，千万不能把房产税的收入变成普通的财政收入。
4、房产税的推出要全国一盘棋，不能搞试点，也不能五花八门，否则就会出现制度走偏，一旦房产税失效，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下决心在全国统一推出能得到民心和民意支持的房产税在当前尤为重要，在这方面，前三条最为关键。
5、房产税的征收要坚持从简原则，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按户按套征收，不能重新测算和丈量每户的住房面积，也不能搞资产评估，否则就很难具有操作性。对人均住房不超过30平米的，可自行申报专业审查，按程序进行减免。
6、房产税推出后，对高价房可不再进行限制，但凡是房屋销售价格超过城市平均房价的，开发商与购房者都将不再提供银行贷款。这样一来，高价房就完全由市场的真实供求来调节了。
高房价问题是本届和下届政府都绕不过去的难题，不解决就会呈日益恶化趋势，越早解决越主动，越拖下去越被动。房价下跌不一定会引起经济下滑，因为可以促进中国形成一个健康的房地产市场。房价下跌也不一定会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坏账，因为会有更健康的银行贷款流入健康的房地产市场。只要税制与税率设计合理，就不会引发大的问题。对有些问题要事先做好预案，防患于未然。
根据我的分析与判断，高房价已经扼住了中国经济的喉咙，政策的选择空间已经非常狭小，而且很容易成为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导火索。把房价压下来，一是赢得民心与民意，二是为经济发展和政策选择拓展空间，三是要真正促进经济转型，建立起以消费而不是以投资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运行方式。
作者：韩志国—经济学家
-----因为我们社会的精英和富人们随心所欲地选择国籍时是那么自豪
而作为今天的中国的穷人却为这些人的行为羞愧
文/汪华斌
国庆节就要到了，于是庆祝国庆的文章越来越多；当然相当多的文章是作为中国人而自豪的文章。这样的文章我从小学写到大学，因为那时是‘祖国在我心中’；可如今我却写不出‘祖国在我心中’的文章，因为祖国在我心中的分量突然间没有了；取而代之的竟然是作为中国人的羞愧。是啊！我们大陆出国移民潮使整个中国人蒙羞；为什么没有人家移民潮到我们的国家呢。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社会移民的是什么人，全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英或者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宠儿。连这些人都纷纷移民了，你还能说作为中国人自豪吗。
作为今天的中国人，起码都知道两个鲜明对比的事实；一个是我们的前所未的爱民与亲民的政府，而且是由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领导；结果最具特色最合国情的改革产生了，因而我们的经济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快的。另一个就是我们社会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富人，他们正千方百计和挖空心思地争相离开祖国。难道说是当今社会亏待了他们，可他们的一夜暴富全部是今天的社会特别赋予的呀。为什么抚育他们成功的祖国不值得留恋，而要移民去加入外国的国籍呢；这是一个令外国专家学者无法理解的现象，但中国人却都心照不宣。
如果说是政治信仰，可这些共和国的执政官员他们当初可是曾宣誓为之‘奋斗终身’的呀；再说要是因为政治信念愤而离去的话，却没有一个是到本国政治信仰上的老朋友那里去；如北韩、古巴、越南等，倒全是政治理念一百八十度颠倒且曾长期处于冷战状态的‘敌邦’那里去了。然后再看这些移民者，竟然没有一个是穷人；全部是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富贵之人。按照这样的速度发展，祖国大陆的精英估计在二十年内就要走完。为什么这些新中国的精英要千方百计地离开祖国而加入外国的国籍呢，难道他们就不怕背上不热爱祖国的骂名吗；因为这完全是忘记祖宗而‘遗臭万年’的行为呀。
如果说是不满意祖国的现状，那这些人掌握着国家的权力；他们完全有能力改变国家状况或政府作为呀。然而这些大陆的共产党员和高官及富人，就这样既不对祖国说不满；却又不留恋祖国，因为他们加入外国的国籍是那么理直气壮。可是当他们加入了外国的国籍后，他们竟然又回到大陆捞钱（被通缉的腐败分子除外）；为了保持与政府的高度一致，他们竟然开始埋怨自己的穷同胞牢骚太多；反倒事事处处维护我们的政府，而且歌功颂德积极主动；这就是我们社会的精英和祖国培养的富人，并且还为一些改革失误而辩护；还美其名曰自己“爱国”。这就是相当可笑的事，自己的国籍都改变了；却还在那里埋怨没有权力改变国籍的同胞，这就是我们现代富人的逻辑。
其实祖国之所以是穷人的祖国，不仅仅因为穷人无法改变国籍；还在于国家资源共享时，只有穷人是局外人。看我们改革开放后的现实，只有下岗人员没有任何资源而自谋出路；而我们的国企高管们，竟然在享受社会福利待遇时还接口西方国家的收入。所以说祖国平常是权力者和富人的祖国，如荣誉全部是他们的；而危难时，祖国才是穷人的；因为需要你付出，这就是现代祖国的含义。如我们那些夺得奥运金牌的英雄，他们竟然在功成名就时加入外国的国籍；这难道就是祖国的骄傲吗。如果说穷人也有骄傲之心的话，那也只是自己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已；因为这时的祖国是这些精英们的。
中国有句古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指封建社会当人治时，依然还是人权高于一切；所以说封建社会的人权高于主权，而主权高于政权；这成为了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的座右铭。如澳大利亚的福利就是医疗全部免费，孩子上学全部免费；上大学可以贷款，找到工作后当工资在一定数额以上时才用还贷款。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你不可能一眼分辨出你面前的这个人是富人还是穷人，因为他们一样的遵守交通规则；一样的照章纳税，一样的被警察抄牌罚款；一样的为了找一个停车位在停车场转来转去，一样的不会在公共场所抽烟大声喧哗；一样的光着脚在家门口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可在我们自己的祖国呢，穷人与富人一眼就泾渭分明；因为我们社会没有住房的是穷人，没有汽车的还是穷人；没有公款吃喝玩乐的还是穷人。所以中国人的等级森严，马路上横冲直撞的肯定是富人；而胆战心惊过马路的肯定是穷人。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祖国只有在需要穷人为它付出或奉献时才是穷人的“母亲”；而平常我们的祖国只能是少数精英和富人的“母亲”，因为“母亲”的乳汁全部被这些特保儿占有了；所以祖国养肥的并不是穷人，而是自己的富人。当这些被祖国母亲养肥的富人都随心所欲地选择国籍了后，他们竟然还是回到大陆来捞大钱；我们实在不明白，养狗都终身恋家；为什么我们这祖国的宠儿竟然连祖国这个母亲都不认了而祖国还这么热爱他们呢。这大概不是我们穷人所能理解的，因为这就是中国人的特有规律；虽然我们穷人为移民潮而蒙羞，但祖国和富人却都为移民潮而自豪；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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