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女和邢民于2004年结婚。婚后，丈夫邢民沾染上赌博恶习，欠下许多赌债。2010年春节期间，邢民为了还债瞒着王女向他人借款5万余元。因为沉迷于赌博，邢民对家庭不管不问，导致夫妻之间争吵不断，夫妻感情日益冷漠。今年8月，王女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要求与邢民离婚。诉讼中，邢民提出自己欠款5万余元系夫妻共同债务，要求与王女共同分担。

    法院认为，对于邢民所欠下的赌债，夫妻二人在举债之前并未产生共同借债合意，并且邢民的赌博行为不可能为家庭生活带来任何利益，因此，该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应由邢民个人自行承担。据此判决准予王女与邢民离婚，并驳回邢民要求王女分担5万余元债务的请求。

    ■法官提示■

    夫妻共同债务如何确定

    所谓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在婚姻存续期间为满足夫妻共同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夫妻共同债务主要是基于夫妻家庭共同生活的需要，以及对共有财产的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而产生的债务。根据《婚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规定，确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归谁承担，关键在于厘清该债务属于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法官提示，出借钱款时，最好能弄清楚借款人的财务状况以及借款用途，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债权的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2011年7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25次会议通过）

为正确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对人民法院适用婚姻法的有关问题作出如下解释：

第一条  当事人以婚姻法第十条规定以外的情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当事人的申请。

当事人以结婚登记程序存在瑕疵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撤销结婚登记的，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条  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张成立。

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

第三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下列重大理由且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

（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

（二）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

第五条  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第六条  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第七条  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八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配偶有虐待、遗弃等严重损害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的人身权利或者财产权益行为,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可以依照特别程序要求变更监护关系；变更后的监护人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九条  夫以妻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纷，致使感情确已破裂，一方请求离婚的，人民法院经调解无效，应依照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五）项的规定处理。

第十条  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第十一条  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共有的房屋造成另一方损失，离婚时另一方请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产权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时另一方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购买该房屋时的出资，可以作为债权处理。

第十三条  离婚时夫妻一方尚未退休、不符合领取养老保险金条件，另一方请求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养老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婚后以夫妻共同财产缴付养老保险费，离婚时一方主张将养老金账户中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个人实际缴付部分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四条  当事人达成的以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如果双方协议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分割协议没有生效，并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第十五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作为继承人依法可以继承的遗产，在继承人之间尚未实际分割，起诉离婚时另一方请求分割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在继承人之间实际分割遗产后另行起诉。

第十六条  夫妻之间订立借款协议，以夫妻共同财产出借给一方从事个人经营活动或用于其他个人事务的，应视为双方约定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离婚时可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处理。

第十七条  夫妻双方均有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过错情形，一方或者双方向对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八条  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割。

第十九条  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抵触的，以本解释为准。

　　7月26日，从“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善后工作组了解到，该起事故死亡旅客赔偿金标准已确定。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善后工作组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事故每位死亡旅客的赔偿金将依据国务院《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和《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并根据实际情况，本着以人为本原则和人道主义精神，由事故赔偿金、一次性专项帮扶款以及爱心捐助款构成，总计人民币50万元。

　　据悉，此次赔偿将在“旅客人身伤亡赔偿限额15万元”加“强制保险2万元”再加上“20万元的保险理赔”这37万元的基础上，再加上遇难者家属交通费、安葬费、家属赡养费等，共计不超过45万元。若迅速达成赔偿协议，可另获5万元奖励。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认为，“奖励”的说辞不够恰当。他表示，“7.23”动车事故引发全国关注，其善后工作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赶时间。考虑到遇难者家属情况各异，官方应该充分体谅他们的心情，慎重协商赔付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舒可心认为，“奖励”给人感觉是表现出想尽快结束的和稀泥态度，而相关方面更没有资格随意把纳税人的钱“奖”出去。舒可心认为，面对各方关注和诸多质疑，对铁道部来说，当下最关键的就是以诚信的态度毫无保留地公布真相，并以专业的精神配合事故调查。

　　首个赔付协议林焱是谁？

　　25日晚，事故善后处理“5 1”(5名温州当地人员 1名铁道部人员)小组与遇难者林焱的家属谈妥，赔偿金额50万元。这是此次事故中第一个达成的初步赔偿协商结果。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根据铁道部有关规定，此次赔偿标准是执行以17.2万元为基数再加上20万元保险理赔总共37.2万元，这个基数是固定不变的；另外还加上遇难者家属交通费、埋葬费、家属赡养费等共计不超过45万元；事发后在短时间接受谈判并签订协议的可视情况酌情予以数万元奖励。以上费用除奖励费用由户籍所在地政府拿出来外，其余由铁道部一并支付，支付方式以现金和冲卡方式，原则上打卡。有关方面称，整个谈判将遵循对死者尊重为第一原则。

　　根据这一执行方案，7月25日晚在仰义街道，“7·23”动车追尾事故鹿城区处置领导小组已与一个遇难者家属签订协议，时间是7月25日晚上23时多将近零时。这名遇难者叫林焱，是福建人，今年29岁，男性，家中有一个老母亲，其父亲已经去世。

　　查询相关法规获悉，根据1992年颁布的《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规定，所有铁路旅客，不论座席等次、全票、半票、免票，都有保额2万元的保险，保险费包含在火车票价内，金额为基本票价的2%。而自2007年9月1日起施行的《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对每名铁路旅客人身伤亡负有限额为15万元的赔偿责任，对每名铁路旅客自带行李损失的赔偿责任限额为2000元。依据上述法规，如果死亡旅客并未购买其他商业保险，最多只能获赔17.2万元。

　　7月26日，39个遇难者最新名单及身份信息公布。在这份名单中，浙江籍17人、福建籍7人、安徽籍1人、河南籍1人、天津籍1人、意大利外籍1人。另外，根据身份证件、衣着等特征鉴别，39名遇难者遗体已经全部得到认领，但是最后还有待DNA鉴定的进一步确认。

　　然而吊诡的是，首个签订伤亡赔偿协议的林焱，竟然不在官方公布的39个遇难人员名单当中。据悉，温州鹿城区仰义街道工作人员与林焱的叔叔签署了赔偿协议。至于官方死难者名单中为何没有林焱的名字，官方仍未对此置评。

　　从“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善后工作组了解到，该起事故死亡旅客赔偿金标准已确定。

　　争议赔偿标准

　　浙江东城律师事务所的孙华斌律师指出，铁路部门单方定价有失公允，旅客缺少“议价”能力。

　　虽然《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铁路运输企业赔偿责任限额是15万元，但本条的最后又进一步提出——铁路运输企业与铁路旅客可以书面约定高于前款规定的赔偿责任限额。根据该条例，事故当事人对事故损害赔偿有争议的，可以通过协商解决，或者请求组织事故调查组的机关或者铁路管理机构组织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有专家指出，相关条例暴露了制度缺陷。首先规定“人身伤亡是不可抗力或者受害人自身原因造成的，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也规定事故调查方亦是铁路部门。铁路事故纠纷也由铁路系统的法院处理，均未改变“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实质。

　　浙江高策律师事务所李轶成律师表示，铁路事故赔偿中不适用限额赔偿，而应适用《侵权责任法》全额赔偿，与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同一标准。

　　2010年3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施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明确规定：“铁路运输造成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人身损害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监护人有过错的，按照过错程度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但铁路运输企业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不低于全部损失的百分之五十。”

　　李轶成律师指出，“7·23”遇难者中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亲属也可依据上述司法解释起诉铁道部，索取较高额度的赔偿。

　　孙华斌律师认为，遇难者家属可依据《合同法》申请违约赔偿。而我国《民法通则》中对于高速运输工具有特殊规定，铁路方要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因此，动车、高铁事故的赔偿应该与飞机一致，即使没有责任也要赔偿。

　　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起准则直言不讳，“去年伊春空难赔了90多万，今年动车事故，怎么45万就想打发一个人？现在立法明显滞后。”

　　增加精神赔偿金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上海大邦律所丁金坤律师表示，目前涉及铁路交通事故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铁路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还有《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下称《条例》)。不过他认为，《条例》规定，旅客人身伤亡赔偿限额为15万元，自带行李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并不合适，因为上位法并没有设定这样的限额。“严格按照《条例》，最后的赔偿肯定偏少，家属通常不会同意。所以在实践中，经常会有突破这个限额的操作，这就不像‘赔偿’，更像是‘补偿’，加入了人道抚恤的成分。”

　　丁金坤说，目前的赔偿额度比浙江省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赔偿金54.718万元低(还不包括丧葬费1.5325万)，比国务院《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的15万限额赔偿高。

　　上海汇业律所吴冬律师也称，他认为赔偿方案确实偏低，可以参照伊春空难的标准，每人96万，一是因为动车的票价与飞机的票价已经相差不大，二是交通工具的不同，不应该导致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巨大差异。

　　吴冬曾经代理一起火车事故致人伤残的案例，事故责任方柳州铁路局最终赔偿130万元。该案一个令人欣慰的突破是精神损害赔偿达到了20万元，吴冬说当时当地的精神赔偿标准主要是5万到10万，所以他认为温州动车事故赔偿标准中，也应该考虑到精神损害赔偿。“无论是死者还是伤者，其中精神的损害毋庸置疑。”

　　地域标准差异近10万

　　而在这次事故中，如果涉及到诉讼还会有一个选择违约责任还是侵权责任的区别。北京市大成律所南通分所洪加健律师就认为，依据《合同法》要求责任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因为该法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自旅客购票之时，他们就缔结了一个客运合同。

　　从“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善后工作组了解到，该起事故死亡旅客赔偿金标准已确定。

　　如果依据《侵权责任法》，则是要求责任方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该法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犯他人民事权益，应承担侵权责任。洪加健认为，据目前公布的情况来看，此次事故属人祸的可能性较大，即铁路运输企业存在过错，侵权责任成立。

　　丁金坤说，司法实践中，通常选择侵权之诉的赔偿数额会高一些。不过，无论是选择什么之诉，可能还面临法院所在地(浙江与上海)的选择，在死亡赔偿金的参照标准上会有计算的不同。

　　根据浙江省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359万元，死亡赔偿金是20年的可支配收入即54.718万元；而上海201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1838元，死亡赔偿金就可以超过63.676万元。丁金坤认为，差额将近10万元，那么就有可能造成分歧。

　　痛失5名亲人杨峰态度大变

　　此前有媒体报道，在动车出轨事故中，绍兴籍男子杨峰一家五口不幸遇难。在26日接受媒体采访的过程中，杨峰对此对事故的救援工作提出质疑，他认为，因为救援工作的滞后，才导致其家属被救希望渺茫。面对善后处理的工作人员，杨峰提出两点要求：保障家人遗体的完整，尽量恢复妻子的容貌。杨峰说，“我怀疑我的太太不是动车撞击时死亡的，而是救援工作滞后才导致妻子最终死亡。”为了确定妻子的死亡时间，杨峰提出要对妻子遗体进行尸检，以确定死亡时间。他说，“我就是要一个说法，告诉我真实的情况。”

　　据扬子晚报报道，26日，有微博称此次动车追尾事故中痛失5位亲人的杨峰与有关官员会面后，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变。声称与铁道部工会主席会面，得到良好回应，并谈到赔偿问题，但不方便透露内容。此后一直担任受害者家属代表的杨先生再也没有出现，他也拒绝再接受采访。

　　当天有微博名“杨峰陈碧”并通过认证的用户发表微博，自称是遇难孕妇陈碧的丈夫，即上文中的杨峰。他证实受到压力，表示“真的无能为力”。并声称如果再坚持，将“失去第六个亲人”，对自己开始保持沉默表示歉意。

　　官方否认遇难者遗体将被集体火化

　　据人民网7月26日报道，针对网络上关于7·23动车追尾事故“遇难者遗体将被集体火化”、“遗体不经家属同意就被火化”等消息，事故善后处理的一位负责人表示，目前火花工作尚未开始，集体火化不可能。

　　这位负责人说，目前殡仪馆正与公安方面就遇难者遗体进行核对。“即使是遇难者家属已经确定遇难者身份，我们也要通过技术手段进行逐一核对”。

　　这位负责人还介绍，从7月25日开始，就有不少的家属接受抽血，与遇难者进行DNA比对，一旦核对完毕，在家属同意后，将分批对遗体进行火化。

　　最高检介入调查

　　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人27日确认，国务院“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组成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已派员赶赴温州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另据正义网北京7月26日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称，事故发生后高检院十分重视，指派铁路运输检察厅和渎职侵权检察厅负责人带领相关同志迅速赶赴现场，积极参与事故调查工作。24日一大早，铁路运输检察厅负责人迅速带领两位同志赶往事故现场。到达温州后，铁检厅工作组与上海铁路运输检察分院、杭州铁路运输检察院的同志一起察看事故现场，配合救援工作。当晚，铁路运输检察厅负责人召集上海、杭州两级铁检院领导和工作组成员，研究检察机关事发后如何介入充分发挥法律监督作用，并要求两级院侦监、公诉、渎检等有关部门抽调专人组成工作组，及时掌握情况，研究法律问题，做好下一步工作准备。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成立后，高检院渎职侵权检察厅2名同志也立即赶赴温州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这位负责人表示，高检院介入这次事故调查，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将与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协作配合，严格按照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权和工作程序，参与相关工作，强化法律监督，对于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协助国务院调查组做好善后工作。

　　从“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善后工作组了解到，该起事故死亡旅客赔偿金标准已确定。

　　铁道部否认因领导离开温州推迟事故分析会

　　据新华社7月26日消息，针对一些媒体有关铁道部领导离开温州回北京汇报，致“7·23”事故分析会推迟的报道，铁道部作出回应。

　　据铁道部有关人士介绍，国务院已专门成立了“7·23”事故调查组，集中了各方面专家和相关部门人员，统一负责事故分析及善后工作，铁道部也派出一名副部长参加。目前，事故调查组正在事故现场，紧张地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因此，不存在有铁道部领导离开温州，影响事故调查分析的情况。

　　新华社上述报道没有说明“7·23”事故分析会到底将于何时举行。

　　此前，中国网温州7月26日消息称，浙江在线首席记者童俊报道，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原定于今日上午在温州就“甬温线铁路交通事故”召开现场分析会，但由于在温州“坐镇”的铁道部主要官员临时返回北京向国务院作事故情况报告，该现场分析会被延期至7月27日下午举行，具体时间地点未定。

河南周口36位农民告赢了省政府。6月27日，郑州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撤销河南省政府2011年1月7日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

此前的1月12日，以胡庆林为代表的周口市郸城县城关镇36位农民，一纸行政诉状将河南省政府告上法庭。诉讼请求包括，要求法院撤销“豫政复不受[2011]5号”决定。

这是农民们多年来民告官第四次胜诉。自2003年始，郸城县洺北办事处胡庄社区居民委会（下称胡庄）的农民，为了保住村里的一片土地，村民们先后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我们老百姓想找政府讲理，但他们不讲道理。”胡庄村民胡庆林对财新《新世纪》说，“那我们就去法院讲理。我们要捍卫法律的尊严。”

尽管先后四次胜诉，但“屡胜屡战”的村民，并未能阻止自己土地上的房地产开发。此番告赢省政府，也仅是漫长法律维权路上的一道程序，未来并不乐观。

告赢省政府

今年1月12日，胡庆林等36位胡庄村民，在郑州市中级法院状告河南省政府。

此前的1月5日，因对《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郸城县2007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豫政土[2007]617号文件）不服，胡庄36位农民向河南省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仅两天后，1月7日，河南省政府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书，理由是农民们的复议申请“超过法定的申请复议申请期限”。

行政复议受挫后，胡庆林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惟一能相信的只有法律了，我们只能到法庭上说理去。”

郑州中级法院受理起诉后，河南省政府作为被告方，派出政府法制办行政复议应诉处工作人员郑悦琛、赵阳二人，作为受托代理人出庭应诉。

河南省政府的答辩称：豫政复不受[2011]5号不予受理决定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村民们的复议申请已经超过法定的复议期限；省政府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符合法律规定。

但是，除了一纸答辩，河南省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未递交任何证据，也没有提出延期举证的申请。正是因为未承担举证责任，郑州市中级法院审理后认为，河南省政府“豫政复不受[2011]5号”文件，“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撤销”，因此支持了农民们的这一诉求。

但对于农民们要求判令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受理复议申请的诉求，法院称“无法律依据”，未予支持。

虽然告赢了省政府，但这只是程序上的胜利。“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要先看政府的行动再作决定。”一位维权农民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从2003年开始，村民们就因为土地被占开始上访，但毫无效果。在律师指点下，他们开始用法律维权。先是行政复议，被驳回后再提起行政诉讼。

谁的土地

胡庄村民们与政府的矛盾，源于一块土地的权属纠纷。据多位胡庄村民向财新《新世纪》记者介绍，该宗土地位于流经郸城县境的洺河北岸，地块宽27米、长1360米。2003年3月，胡庄及吴庄的村民，将1万多棵杨树栽到前述土地上。不久，郸城县水务局派人将树苗全部拔除，并告知该宗土地使用权属于水务局。

水务局的依据是郸城县政府1996年为其颁发的“郸国用（土）第0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土地证显示，总面积为4509.5亩的“河道用地”，囊括了胡庄村民近百亩耕作了几十年的集体所有土地。

村民们说，自上世纪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之后，该宗土地就一直由多位胡庄村民承包耕作，并向国家、集体交纳了各项税费。直到2003年的拔树苗风波，他们才发觉这些土地变成了郸城县水务局的“河道用地”。

胡庄村民开始上访，但没有任何效果。

2003年3月20日，胡庄及吴庄两个村庄联合向周口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撤销“郸国用（土）第0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当年4月14日，周口市政府受理了前述行政复议申请。

然而，三年后，周口市政府决定终止前述行政复议。为此，2006年6月，胡庄村民将郸城县政府及郸城水务局起诉至郸城县法院，要求撤销“郸国用（土）第0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在法庭上，郸城县政府反驳了胡庄村民的说法，称其依据《河道管理条例》规定，曾下文划定和确定了洺河河道管理范围，“通过调查和权属审核”，确认水务局拥有西洺河堤滩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而法院审理认为，该争议土地之前一直有村民集体群众承包，郸城县水务局没有提供征地和补偿证据，郸城县政府仅以本单位作出的有关文件为依据，便将有争议的地块确权给水务局使用并颁发土地证，违反了1995年3月国家土地管理局颁发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

为此，法院一审判决郸城县政府为水务局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为违法，胡庄农民民告官首战告捷。

2007年，郸城县水务局、郸城县政府不服一审判决，向周口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为此做出终审判决，直接撤消了郸城县政府1996年1月为水务局颁发的“郸国用（土）第0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完全支持了农民们的诉求。

对于终审判决，郸城县政府和郸城县水务局依旧不服，申请再审。2009年7月，周口市中级法院作出判决，维持原判。

至此，村民们与郸城县政府和水务局的土地权属之争三局全胜。

然而，就在再审判决下达之前，2009年6月10日，包括公安、城管以及相关政府工作人员在内的近千人，在20多辆警车护卫下，五辆推土机开进了被法院确认为归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大树被拔起，玉米地被碾平，果园被摧毁。有农民录下现场视频资料，证实了以上的细节。

去哪里告状

此次占地，郸城县官方给出的说法是，胡庄的90多亩土地已经被政府征用。

原来，早在再审前的2008年3月20日，郸城县城市建设拆迁管理办公室发布了一则拆迁公告，称根据郸城县总体规划和洺河防汛建设需要，县政府决定对洺河北侧进行拆迁改造。

当年4月18日和6月19日，郸城县政府又分别公布了《郸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征收集体土地方案公告》。公告称征用郸城县西环路北侧、洺河北侧的土地，建设用地名称为“商服用地”和“经适房用地”。

前述三个公告的用地，全部牵涉到胡庄93亩土地。

之前说是“河道用地”，现在怎么成了建设用地？而且，“官司还没打完，这样的公示是什么意思？”胡庄村民们有此疑惑。

2009年6月3日，郸城县洺北办事处贴出了《郸城县经济适用房及廉租房建设征用土地补偿公告》，称按照县委、县政府2009年项目建设规划，郸城县经济适用房及廉租房建设征地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安置补偿款及部分附属物补偿款，已经存入各原土地承包人粮棉直补存折。

六天后的2009年6月9日，胡庄数十户居民的粮棉直补存折上，果然多了数额不等的款项。次日，即发生了前述强拆征地行为。

“土地没有丈量，没有经过与村民协商确认，他们怎么就抢走了我们的土地？”村民胡庆林更不明白的是，政府强行将所谓“征地补偿款”打入农民粮棉直补卡，每亩土地平均补偿价只有1.8万元——而政府对外出让的土地，依据中标公示数据，每亩价格为45万元。

郸城县政府征地的依据，正是前述提到的河南省政府“豫政土[2007]617号文件”。彼时，农民们对该文件的内容一无所知。经过多次与相关官方部门交涉，2010年11月，胡庄农民才看到了文件的具体内容。此时，该宗土地上已开始房地产项目施工。

前述文件显示，河南省政府同意郸城县政府，转用并征收胡庄集体耕地4.2761公顷，园地1.2349公顷，其他农用地0.3216公顷。文件同时要求，郸城县政府“要严格履行征地批后实施程序，按照征收土地方案及时支付补偿费用，落实安置措施”，“不得强行使用被征土地”。

“我们对公告和‘617号文件’都毫不知情，村里也没有开会讨论过，政府也没人跟我们协商。”胡庆林说，“直到粮棉直补存折上莫名其妙出现了不少钱，有人去打听才知道土地被征用了。”

2011年1月5日，由于对此前述批复文件不服，胡庆林、胡振修等胡庄36位农民，向河南省政府提出行政复议。河南省政府在两天后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书，村民们遂提起行政诉讼，再次胜诉。

“国家一再要求政府要依法行政，但老百姓想讲道理，政府就是不理。”胡庆林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老百姓的法律意识，我看要比他们强多了。”

尽管如此，农民们此前几番胜诉判决却成空文。

政府征地程序不透明，单方面强行补偿，在原本属于防汛规划的区域，为何进行房地产项目？原本声称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设项目，为何出现商品房户型？对于胡庄农民的这些质疑，2010年底，河南当地网站“大河网”刊登了郸城县委、县政府回应。该回应称，依据河南省政府批复的“617号文件”，该县新城小区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洺河新景工程建设项目，其中占用胡庄土地面积为63.3亩；“建设用地程序合法，手续完善，权属问题无任何异议”。

此外，经济适用房项目用地所涉及25户群众，除胡庆林、胡省力二户群众拒领，其余23户群众附着物补偿款，于2008年10月1日前全部自愿领取。

对于这一回应，胡庆林等36位农民并不认同。

然而，法律维权路上“屡胜屡战”的村民们，并不能改变高楼在昔日的农田里拔地而起的现实。

在该房地产项目启动之时，开发商在楼盘周边竖起了一块块广告牌。一块“项目简介”牌子上写着：“国家、省、市重点项目，被郸城县委、县政府确定为重点工程之一”，该项目建设“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而今，已基本竣工的房产楼盘，一座因临近洺河而取名为“水岸名郡”；另一座则叫“新城小区”。

告赢省政府后，胡庆林等36位农民，仍在等待着河南省政府对法院判决的态度。

“我们一定要告到底。”村民胡庆林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如果中国的法律不管事，联合国要是能管，就是告到联合国也要告！”

　　日前，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6月，我国企业遭受ITC发起的“337调查”案件达10起，相比去年同期的6起上涨近一倍。在今年上半年ITC已经发起的29起“337调查”案件中，涉及我国企业的案件占据了总量的1/3。

　　有关专家指出，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依然是“337调查”的重点目标国。我国应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层面上做好研究和实战准备，利用国际规则和国内立法从根本上改变被动应诉的局面。

　　应对：沉稳源于经验积累

　　在上半年涉及我国企业的10起“337调查”案件中，1起是以专利、商标和版权侵权为由提起的，其余9起都是以专利侵权为由而提起的。而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今年4月4日，美国奥图码公司向ITC提起申请，指控美国、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地区等38家企业生产和对美销售的动作感应声音效果器和图像显示装置、零部件及相关产品侵犯其在美的有效专利，要求ITC发布排除令与禁止令，联想集团有限公司的名字赫然在列。

　　但联想集团对涉案“337调查”的态度则是小而化之。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法律部负责人刘鹏旭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机电商会在获知联想集团涉案“337调查”后第一时间即联系了联想集团，但被告知目前并没有做应诉的准备，并透露此次将可能由联想集团位于美国的子公司、分公司进行应诉。

　　与之前“谈337色变”情况不同，近年来我国企业的表现愈发沉稳。就联想集团而言，近5年来，联想集团已遭遇3次“337调查”，但每次被调查的对象都是一整条产业链上的数家企业，联想集团只是产业链某一部分的代表性企业之一。“抱团取暖，知己知彼很重要。”联想集团有关负责人解释说，联合被调查对象集体应诉、掌握对手发起调查的目的选择适当时机谈判和解，这是应对“337调查”的有效方法。

　　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首次对外披露了相关数据：在上半年新立案的10起“337调查”案件中，我国企业参与应诉的有7起，其中已有2起以和解方式结案，经验的积累为我国企业在应诉时提供了信心。

　　根源：理念方为治本之举

　　“从‘337调查’诞生之日起，它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法案，是经济危机的产物。”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张平认为，通过“337条款”的应用，可以有效阻止国外企业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保护美国本土企业，因此金融危机过后触底反弹的过程中这类案件容易集中爆发。

　　那么，应诉“337调查”到底要花掉多少钱？综合考量采访中企业和学者两方给出的观点，可以做一个大致的估算：如果经历完整的应诉流程，平均的结案周期为16个月至24个月，在不计算时间成本的前提下一般要花费300万美元，联合应诉成本则会相应降低。

　　张平认为，金融危机对部分产业的影响不是致命的，危机过后，利用知识产权制度制约外国企业是这部分产业转嫁危机影响的最好途径。张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如果我国仅考虑号召每个企业都积极应诉、只教会企业应对“337调查”的法律手段，即便取得胜利，却也实现了“337条款”制定者的另外一个目的：大幅增加美国的法律服务贸易利润。

　　因此，有关专家指出，当前我国应积极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保护的长效机制，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为核心的知识产权文化理念，从而引导企业走向创新之路，方为治本之举。

截止日期2010年7月6日，公开的苹果公司世界范围内的所有专利申请共有8505件。总体来看，苹果公司的专利主要集中在美国，其次是欧洲。其中在美国本土申请的专利数量最多，达到5337件。中国作为增长速度最快的新兴消费市场，苹果公司在中国申请的专利数量相对较少，仅有621件，仅占其总量的7.3%。

其次从质上来看，苹果公司中国专利的布局也相对薄弱。

苹果公司在中国申请的626件专利中，发明专利共有313件，外观设计专利共有256件，占了苹果公司专利中国专利总量的四成左右，其余为实用新型专利。由于在中国，只有发明专利经过实质性审查，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不需要实质性审查，因此发明专利所占比例是衡量一个企业的技术含金量的重要标志。

表1. 苹果公司在中国申请专利类型

此外，苹果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申请的核心专利进入中国进行申请的，也不多。

从同族信息统计来看，所谓同族专利是指是指基于同一优先权文件，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以及地区间专利组织多次申请、多次公布或批准的内容基本相同的一组专利文献，同族专利反映了申请者自身对技术的重视程度，显然，若一项专利技术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则其同族专利数是较为可观的。下表列出的专利都是苹果公司近年申请的重要的专利，通过观察发现，虽然苹果公司为这些重要的专利布局了众多的同族专利，但是绝大多数并没有在中国布局，由于专利地域性保护的特点，这些专利可以在中国无偿利用，这无疑为苹果公司在中国的竞争对手留下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表2. 苹果公司部分同族较多的专利列表

从苹果公司专利的引证信息来看，苹果公司的核心专利多数未在中国申请注册。被引证较多的专利，都是比较重要的专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专利绝大多数都没有在中国申请同族专利，即没有进入中国，（专利引证信息是指在一件专利中引用其他专利的情况，与科技文献的引用相类似，被引用的专利多是基础专利，一条专利被引用的次数越多，专利越重要。）

表3. 苹果公司部分被引证数量较多的美国专利列表

从上述分析结果来看，苹果公司当前在专利领域在中国的布局还很不完整，数量和含金量也不算高，很多重要专利也没有在中国申请，在中国没有太多的专利优势可言。如果苹果公司忽视在中国的专利部署，则只能坐视自己饱受山寨手机之害。而与此同时，苹果公司的竞争对手们，正以其所未有的热情，疯狂的在中国缜密的进行着专利布局。或许苹果公司的中国专利祸根已经埋下。

王健仪何许人也？除了是王老吉创始人王泽邦的第5代女玄孙外，她还是广州王老吉药业现任董事长，同时也是王老吉除广药集团外的另一个大股东香港同兴药业的董事长。

高调支持加多宝的同时，王健仪还宣称，希望在自己任内将海内外王老吉商标整合到王老吉药业。至此，王老吉商标权争夺战中，加多宝和广药集团之外的第三方力量——香港同兴药业正式浮出水面。

关键人物力挺加多宝

不过，加多宝的“老板”——香港鸿道集团与加多宝的关系也一直悬而未解。

此前有消息称，鸿道集团和同兴药业实为同一控制人，这一说法尚未得到各方确认。而公开资料显示，“鸿道发展（中国）有限公司”在2004年8月9日就改名为 “王老吉有限公司”。对此，加多宝方面也未作出回应。

同时，同兴药业又是王老吉药业的两大股东之一。据了解，2004年11月，同兴药业宣布注资参股王老吉药业，广州药业在王老吉的股权由94.28％下降至48.0456％，与同兴并列为第一大股东，其余3.907%为自然人持有。

公开资料显示，王健仪1993年出任家族企业香港王老吉国际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也是王老吉海外商标持有人。她以同兴药业董事长的身份，于今年1月接替施少斌成为王老吉药业董事长。

上任不到三个月，以王老吉药业现任董事长的身份，王健仪突然传出力挺加多宝的言论，并称对今年3月白云山凉茶将全面转入王老吉药业凉茶销售渠道事前毫不知情。这样的态度令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王老吉“红绿之争”未来走向将向加多宝倾斜。

“此次事件中，王健仪主要担当了调停者一职，实属无奈之举。”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周思然认为，同兴药业的目的非常明确，希望尽快解决红绿之争，继续做大做强王老吉品牌。

对于王健仪的这番言论，广药集团方面大感诧异。一位广药集团内部人士表示非常不解，甚至认为王健仪如此说话 “很不负责任”。他认为，白云山凉茶并入王老吉凉茶销售渠道这事，王健仪如果真的事前不知道，可能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加多宝企业传讯首席代表田威表示，对王健仪的肯定表示感谢，但是对于商标租赁的老大难问题，田威仍继续保持低调，只表示相信会有一个妥善的方式加以解决。

“同兴药业是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大股东，在这场争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其选择支持加多宝，显然不利于广药集团。”周思然说。

品牌重组的国资之障

在声援加多宝的同时，王健仪还宣称希望在自己任内将海内外王老吉商标整合到王老吉药业中。

据了解，早在同兴药业增资王老吉时，当时的同兴药业董事长声称，将协助王老吉取得在香港或海外注册的“王老吉”等商标的所有权或使用权。

王健仪公开表示，作为王老吉合资企业的新一任董事长，希望在任内完成2005年粤港双方合资成立王老吉药业时约定的义务，尽快把海内外的王老吉商标整合统一到王老吉合资企业，为王老吉凉茶成为国际性的饮料品牌铺平道路。

王健仪称，王老吉合资企业成立后，王老吉商标转到合资企业的工作起初较顺利，很快完成了价格评估、上报国资委和市政府等阶段性工作。同兴药业也已得到广药集团的书面承诺和政府批示。但6年时间过去了，商标转让的最后一步工作始终没有落实。

广药集团在昨日 （3月23日）举行董事会专门商讨王老吉商标事宜。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多方打探，均未得到相关消息。

一位广药集团内部人士认为，王老吉转让的可能性不大。他表示，一方面，作为国有企业，广药集团所有的王老吉商标要进行转让，程序非常复杂，并非广药集团可以决定；另一方面，王老吉药业的合资企业性质也使得相关部门同意将王老吉商标转让给王老吉药业的可能性不大。

从广药集团方面考虑，周思然认为，王老吉“红绿之争”以商标整合方式结束的可能性不大。“对广药集团而言，王老吉品牌已经超越旗下许多品牌，成为其做大健康产业不可或缺的品牌依托，是广药集团实现产业布局的关键因素，因此商标整合的概率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