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爱生

2012年1月18日

1、共生构建概念的形成和发展

内共生现象 endosymbiosis是一种关于真核细胞起源的假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有人提出过。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等人的推动下，内共生学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内共生进化的事实说明，共生进化不是通过弱肉强食消灭对方而实现的，而是通过“和而不同”的融合，相辅相成的合作，使共生体的整体机制的先进性超越了共生前的独立个体水平。达尔文自然选择的进化学说，是在亚当·斯密所强调的自由竞争市场模式看好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有其历史局限性。亚当·斯密注意到，自由社会由于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这样会使社会财富和福利得到整体提高。这似乎暗示着局部之间的对抗反而导致了全局性的利益构建。但亚当·斯密并没有真正揭示这种市场繁荣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而是用一个形象的比喻——“看不见的手”。正是这个暗喻给人很大的想象空间，在市场原理不明的情况下，人们把市场机制的巨大潜能解释为利益争夺战的丰功伟绩，因而忽视了市场机制中隐含的共生机制。达尔文把市场社会的竞争又进一步隐喻性地用于生命史的理论解释。2002年，刘巧燕在《商业研究》上发表文章指出“合作的进化导致社会的发展”。用一种合作的观点来理解市场社会的繁荣，因而对市场机制得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市场竞争的本质是求证“A的获利与B的获利正相关”的双赢规律的动力学机制，由于货币的使用，化解了直接合作的困难，实现了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间接合作，建立了由亚当·斯密称为“看不见的手”的合作机制。人们发现，共生的要义与中国古代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的哲理相一致——计划经济失策在于“同而不和”，“同而不和”的合作困难只有通过“和而不同”的市场合作机制才能化解，这就从更深的理论层次上揭示了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深层原因。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精华中“和而不同”思想的文化价值的重新发现。2002年10月24日江泽民在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发表的重要演讲中，第一次把共生原理与“和而不同”思想联系起来，把“和而不同”思想解释成“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提出，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

社会共生构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即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是一种社会自组织行为。如果说共生构建是一种自组织的自然现象，那么这种自组织的推动动能又是什么呢？深入研究后，我们发现，实现双赢是促使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利益动机不同甚至对立的情况下能达成一致的合作目标。利益动机不一致甚至对立，与合作目的完全一致两者并不构成矛盾。在只有共同利益最大化前提下才能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的情况下，利益冲突的各方，会搁置利益冲突，争取双赢，达成合作成为优先选项。由于合作与利益争夺两者属于不同的因果链（合作前先商定好合作的利益分割，然后在利益分割方案已经解决的情况下开展合作，或者先商议合作生产，在合作成果还没有生产出来之前先搁置分享产品的问题，生产出产品来以后再商计产品的分割，使这两个程序不在同一个程序中发生，就不构成矛盾。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合作能够同时满足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这是促成两个利益诉求不同的人走到一起来开展合作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和而不同的本质。和而不同的本质是表面上看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其实并不共处同一作用空间。如同水与火，两者如果不共处，就不可能发生水灭火的冲突。由此看来，关于“看不见的手”问题显示的只是一对假矛盾，而由此却掩盖了市场机制的实质性关系——合作关系。当我们揭开市机制的神秘面纱，也就看到，社会共生的原理与生物共生原理有着在形式上的一致性。

商业合作是一个典型的共生关系构建的过程。一般地看共生关系的构建，其具有三个特征：一是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彼此分离的多个体（作为功能单位意义上的个体）；二是有一个场合（场）能使各个体必然相遇；三是有一个整合关系使多个体整合起来，即实现多方共建的新型关系。多方共建关系（是多因合果的因果关系）使各整合前个体有了一种新的共同约束，约束力来源于整合产生的整体涌现性效应。整体涌现性效应，就是整合出现了新参量，新参量不能记在个体上，而只能记在多个体的集体上。因此这个整合增强了两者间的一体化倾向。

我们将共生构建总结为同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的多因合果关系系统构造过程：

1、多散件的模块化集成；

2、多方共建新关系；

    3、形成多方共建的一体化约束，即一损诸损，一荣诸荣的关系下的多要素协同。

  2. 产业技术共生构建的系统工程

     社会的共生构建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但人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来指导实践。人类创造了市场经济模式，就是不自觉地进行共生构建的过程。社会的科学认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境界升华，必定以共生系统学的工程技术化为标志。通过获得社会共生构建的自然规律来指导实践，创造人工的社会共生系统工程。

   2.1关于共生构建的系统工程研究与产业实践

    市场模式的创建，是人类对共生构建的理性认识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由感性认识引导下完成的。当我们有了关于共生构建的理论认识以后，我们就能自觉地运用共生构建的规律来指导社会实践，建设一个强共生的社会。

我们关于共生构建的科学研究经历了三个探索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8年到2007年。这一时期我们主要从生物共生现象中得到启发，将生物共生的原理运用到社会领域。第二阶段是2007年到2008年，在中国太平洋学会组织的关于钱学森的大农业课题组研究钱学森的大农业理论与实践。钱学森的大农业思想其核心理念是对整个农业产业体系和农村社会体系进行一次集成模块化改造，他认为这种改造将引发第六次产业革命。我们结合钱学森同期关于系统科学的一些新发展来加深对他的“大农业”理论的理解，使我认识到，钱学森的“大农业”理论可以概括为“广义杂交论”。将钱学森的系统科学方法论与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技术路线结合，形成共生构建的工程技术体系。第三阶段就是同著名杂交水稻专家李必湖一道就“广义杂交”的工程技术开展应用技术研究。这一时期我们主要致力于核、质杂交的技术整合、环保产业与农业产业的技术整合、水稻水作栽培与旱稻栽培两种栽培模式的技术整合。使关于共生构建的理论研究发展到产业技术的攻坚阶段。这里我们只重点介绍一下关于环保产业与农业的共生建构建研究情况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2.1 环保产业与农业产业的共生构建

    环保农业是运用农业生产技术手段治理环境污染，修复自然生态的农业与环保产业共生的产业。环保农业能够变污染为资源，以开发利用的方式来治理环境，使环保产业在致力于环境修复和保护的同时也获得农产品收益，于是有了自身的造血功能；而农业在发展自身生产的同时又发挥了环境修复和建设的功能，因而获得了环保产业的附加增值，成为一个高效益的产业。将农业与环保产业捆绑于一体，建立环保农业这样一个产业体系，促进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互利合作，在解决环保问题的同时，也发展农业和工业，实现种植业和养殖业等多产业的多功能配套整合，依靠多产业共享投资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即农业通过环保创收增加附加值，环保产业通过与农业共生，又获得了农产品，有了“造血功能”，同时还减轻了城市和工业发展的环保压力，扩大了工业的发展空间。环保农业巨大的经济效益是目前任何产业无法相比的。首先是其对于解决粮食危机的巨大潜力，可增产食品折算成稻谷为2.3亿吨，相当于目前粮食总产量的46%，它将一个十年累计需要投入资金上20万亿的经济包袱变为每年可增加产值0.5万亿，减少损失3.2万亿合计增加值3.7万亿的新型产业，直接拉动GDP 9.3%。也就是说发展环保农业可以启动我国新一轮经济的快速增长。    

    自从2008年开始，我们就开始着手环保农业产业技术的研究，旨在解决影响全局发展的重大技术难题。针对水系污染和富营养化问题，我们构建了水面农业产业体系。针对大气污染和农业污染，我们开展了陆上环保农业的研究。同时我们还结合农田水利建设和防洪抗旱等农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一同解决。用农业生产技术手段治理水体污染是目前最有效、成本最低的环境治理方法。结合粮食危机和水利建设负担过重的问题，捆绑于一体统筹解决，为此，我们研究所最初确定的两个课题是水上农业和水稻两栖栽培技术的研究。从水陆两条路径，构建环保农业的产业体系。我们自2009年开始，开展了水上立体种养业的产业化研究。该项目需要解决六大技术难题。我们同样运用多技术集成整合的办法解决上述难题。通过三年的研究，我们运用两栖栽培技术和滤根片设计，这就解决了水上人工浮岛生产高产栽培技术与环境治理技术的不相容的矛盾；同时在降低人工浮岛的生产成本和提高使用寿命的工艺设计方面我们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有望使浮岛成本降低到平均地租成本以内的水平，为水上人工浮岛种植的产业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人工浮岛种植实验达到了亩产过900公斤的产量水平，同时人工浮岛上还可收获共生大田螺100公斤以上，各种以人工浮岛为载体的综合开发技术的研究正在进行中，将水上立体种养业发展为一种高效益的综合性产业，使其单位面积上的获得的纯收入超过陆上稻田5-10倍是可以做到的，通过三年的验，每亩纯已经达到了6000元的水平。这一技术如果成熟，并获得大面积推广，意味着我们只需要在滇池水面建设10000亩人工浮岛和配套工程，只需投入10-20亿元的资金规模就可以在三年内解决滇池湖泊富营养化的问题。此外，水上农业不需要灌溉，其耗水量与水面自然蒸发相当，是一个用水却并不消耗水资源的节水农业项目。

    2.2 水稻与陆稻栽培技术的共生构建

   水稻两栖栽培是将水稻和陆稻栽培技术整合起来，利用水稻的两栖作物特性，运用机械化旱耕作垄，人工构建水稻旱作与水作二元混合的土壤环境，大幅提高水稻根系功能，因而能够过滤水质，沉淀和分解水体中的有害物质。该项技术集成了旱耕、垄作、土改、半旱式灌溉、免耕少耕等16项先进的农业技术，实现多技术的一体化，并借助机械化技术一次完成，节约了技术实施成本，达到了农业增产丰收和节能环保的双重目标。我们的研究已经证实，通过这种技术整合，产生了环境修复和维护功能，实现了传统农业从一个污染源而逆转为污染治理的重要技术手段的重大转变。2011年，我们在中方县兄弟农民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进行了中试试验，试验结果表明：采用两栖栽培比水耕常规亩增产141kg，延长旱抗期30多天，节约肥料30%，节约农业约30%，节约耕作成本60%，减少农田污染60%，减少反硝化作用对大气臭氧层的破坏，大幅度降低了农田面源污染。同时水稻两栖栽培还可以用于大规模处理城市生活污水和湖泊富营养化污水，变污染为资源，扩大了农业灌溉水来源，净化了水体环境。更为重要的是，水稻两栖栽培还有着十分巨大的防洪抗旱功能，如果湖南省6000万亩稻田全部采用该技术，则可利用稻田垄沟蓄水70亿立方，相当于修建了一座容积与洞庭湖相当的大型水库，对于防洪抗旱和应对自然气候变化，实现抗灾夺高产意义重大。

     2.3  社会经济组织的共生构建

     产业共生构建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技术加社会的复杂系统工程。要使技术优势变为经济效益，还需要有一个怎样推进产业化的问题。我们创建了“农业产业共生链接与和谐发展的企业运作模式[44]。并提出了将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共生资本的资本体系。产业共生链接与和谐发展的企业模式是利用共生原理设计的一种新型企业孵化器公司，是以创建企业、救助企业、保育企业、康复企业为营利模式的企业组织。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源配置的多个要素中只要有一个要素不满足，就会影响到企业整体的生存，局部出了问题会演变成一个关系企业存亡的大事件。建立以共生系统理论为中心，“共生资本”为平台，建立影子农业（项目设计农业）；虚拟农业（资本市场体系）；实体农业（农业实业）三轮驱动、协同作战的运行机制来推进产业共生发展。   

3、经济学的自然科学特征与科学重建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将有限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社会科学。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学科。经济学通常被定位为社会科学。但是，关于社会科学是什么，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科学是总括在自然科学的名下，即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中的一个分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 麦克法登认为，经济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它同时也采用工程学方法。如建立模型并测试它们，这是自然科学的事情。但经济学又研究人们的行为，关注人们为什么做和做什么，这是社会学的范畴。

从字面意义分析，“自然”与“人为”成为对立面。由人为变因引起的一切，都介入了非自然的动因，我们就将这样一个领域定义为“社会的”的领域。就本质面言，人为动因源于人脑神经高级机能活动。人脑高级机能是人个体与社会实体交互作用的结果。这里社会实体只是就整体态而言被指称为社会的，社会实体是一个系统，与自然实体并无本质的区别。人脑高级神经功能参与下的一切活动改变了自然本来的进程，这确定为一个现象领域，并被标记为“社会的”。则“社会的”同义词就是由“从认识（人脑高级神经功能主宰的）到实践”的一个函盖面。人们通常根据其对世界的认知来主导实践，并因而改变世界，这种认知有对的，有不对的，但都能改变世界。在认知正确的情况下，人为的因素相当于加速了自然的进程；不正确时，则是改变了自然历史演变的轨迹。除开人为变因，社会实体就是一个生态自然。自然科学研究的主体通常是置身于研究对象之外，而人们对社会的研究，研究者既当演员又当观众，这就形成了研究的对象与研究的主体不可区分，进而导致主观精神对象化，这样一种反身性关系，使关于社会的科学研究失去了研究对象的独存在立性。是主客体的纠缠态[111]。这种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反身性关系导致经典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研究社会系统时失效。但是，这种困境并非不可解除。通过引进从定性到定量的系统分析方法就可以近似地做到使研究者置身事外的效果，所以将“社会的”研究领域框定为自然科学研究的领域是说得过去的，至少是可近似地这样看待。

将经济学规定为“将有限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这样一门学科。这种人为划分并不需要讲多少道理，出于方便专业管理，怎么划分都可以。问题是传统经济学以市场机制为背景，这种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来完成资源配置，就象是由盲人引路来完成这样一项极为复杂而且重要的任务，实际上是由于整合科学研究相对落后的无奈，也并非是最科学的办法。同样的任务由共生构建的科学来完成，也就是由科学发展观来安排资源配置，在这种意义上来重建经济科学，无疑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进步。因为市场配置资源造成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政权危机等负面效应。

因此我们确立了由共生构建的科学来完成资源配置的使命，并逐步替代由市场机制来完成的使命，建立非经典市场体制的经济学，并最终使经济学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提出了我们的经济学重建的构想和共生主义学说：总有一天，科学技术体系中会形成社会共生系统工程技术分支，由此通向科学与民主的联姻,科学代行民主之决策,民主决定科学之追求。社会的科学管理将由决策、执行、监督构建的共生航母实现。决策由科学大师确定，他们是理论结合实际的社会科学家，他们的行为已经隔离了其个人的个人利益关联，他们以整体利益优先的原则确定社会操作的键盘输入。一个和谐而且共生的社会，是由真正实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科学来缔造——共生主义社会。

这种共生主义思想，不是要消灭市场，只是对市场进行“减负”，市场不堪重托，不要把什么最艰难的任务都推给市场来完成。共生主义并不主张消灭市场，市场要做它合适做的事情。共生主义也不主张全能的政府，也不主张消灭政府。共生主义制度下的市场和政府都不是现在那样的市场和政府，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市场和什么样的政府，我们现在还只能设想，但有一条，我们要搞共生构建的科学研究。由这项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告诉我们，未来应当怎样来设置市场和政府的功能和关系。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管理体制。

    可以肯定，现代经济学不是科学的经济学，现代经济学是建立在由市场“盲人引路”的经典市场模型的基础之上的经济学，无法实现按科学的发展观来规划和设计“科学的”社会经济和技术体系。

那么经济学的科学基础需要我们来重新奠定。我们在《论合作思想对经济学的影响》一文中提出合作是人类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原因，也是利益实现的主要途径。经济学的一切课题都是由于合作引起。经济合作可归纳为隶属合作、非隶属合作、隶属与非隶属混合作合作三种类型[4]。这三种合作模式以二元合作为基元，难以超越以局部和短期的利益为中心，以利益为驱动，以个人动机为起点的经济格局。这种系统的演化是“破碎性”[22]的系统演化，无法实现一体化目标，难以达到以科学的合理性为驱动、以整体、以全局价值为中心的和谐经济系统格局。这意味着，在现代经济体系中需要引入一种以整体价值和长远利益为追求的新型合作模式。

为此，我们于2007年到2008年间提出了一种称为共生资本的合作机制[666]。由这种合作模式付诸实施，产生了共生资本的新型资本形式。我们将“共生资本”定义为以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利益的资本体现。

毫无疑问，经典市场模式的共生构建而派生出来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由于对全局的、整体的、长远的价值考量上存在欠缺，其理论体系的形成即使完全符合科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科学”，但也仍然不能符合科学发展观意义上的“科学”，因此仍然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作为科学的经济学体系，必须引入体现全局关怀的共生构建模式。这需要通过创新以引入全局的、整体的、长远的价值考量作为核心技术的共生构建模式。

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这就是说，科学的经济学是由理论与实践来共同完成。科学的经济学必须由理论与实践的构造活动来完成，这一学科特色正是由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的反身性关系决定的。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这就使得经济学研究本身就是经济系统演化的一个内因而不是外因。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面对这种局面可能会感到非常尴尬，其实这大可不必。这种学科研究的主体与客体的双重性的关系丝毫都不影响这门学科的科学性，而是给我们研究带来了许多便利。就象孙悟空用变身术变成一个原子，他以原子的身份去观察原子世界，那就比我们使用那些间接接触原子的科学观测工具和实验仪器来观察原子世界就好多了。孙悟空可以直接感知原子世界，比我们用那些实验手段观察得到的知识要真切多了。科学研究的间接手段所要追求的效果就是如同我们亲知、亲见、亲身感受的那种效果。显然经济科学研究的身份二重性为经济科学研究提供了便利，其科学研究手段就可尽可能少地使用科学检测工具，要相信我们的眼睛，相信我们的直观，因为这是最有效的科学观测工具。

实践是重建经济科学体系最能动的力量。认识世界是为了改变世界，特别是改变我们的生活。实践既是认识的方法，也是一种创造，一种经济体系重建的积极力量。共生构建就是经济科学研究的科学方法。通过共生构建，形成我们的局域控制下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或称作一个模型，从中我们可以取得其经济运行数据。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再调整这个模型。其中我们运用了分析法，运用了整合法，我们搞多系统配套，使这个共生构建模型日益完善。我们运用产业化和办法将这个模型进行应用推广，再在推广中重复着这样一个过程，以至无穷。这就是我们要重建的经济科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纠缠体系。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方法论基础，我们需要引入一种全新的合作机制，这种合作机制不同于市场合作机制，其特点是强调全局关怀，有利于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的挖掘，并以这种全局利益的获取为个人利益获取的营利模式。我们通过对生物相互寄生的共生关系构建的研究发现：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共生，共生的理性原则是和而不同，相辅相成。市场按和而不同，相辅相成的原则演化，必然走向集成模块化。我们向市场体制学习集成模块化的技术，用它来等效于市场演化机制，并结合研制出一种全局关怀的企业营利模式，来争夺市场管辖的地盘。这种企业营利模式是以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创造为产品形式，通过共生资本的转换功能，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转换成个人的、企业的、小集团的经济效益。当企业对这种营利模式进行投资，也就形成了共生资本的资本积累。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科学的经济系统的概念，简单地说就是“市场模式”+“共生资本”= “满足科学发展观的社会经济技术体系”。通过对这个经济社会系统以严格的科学方法进行研究，而建立起来的经济科学才能成为科学的经济学。

4、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

所谓“方法论”就是关于具体方法的一般原理的理论研究和学说。也就是具体方法的“形而上”理论。

自然科学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是自然科学。没有一种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方法。社会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其科学研究的方法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111]。该方法由分析法与综合法结合形成。综合法我们更名为整合法。共生构建就是整合法的一种。

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同其他所有的科学研究的方法是相同的，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经济科学并没有特殊的地位。分析法和综合法这两个方法学体系就象适应于其他科学一样适应于经济科学。

4.1  关于分析科学的形而上理论

4.1.1分析法的两个基本假定：定域性假定和必然性假定

分析法是现代科学体系中最成熟的一类方法体系，它包括实验分析、逻辑分析、数学分析三类技术手段，构成现代科学方法的主体部分。经典意义上的科学分析是把整体分解为部分及部分与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复杂事物分解为各个要素的一个集合，且要素间有着特定的定域相关关系。科学分析的任务是从事物或现象的总体中，区分出构成该事物的基本要素，使事物的各种本质清晰地呈现出来。客观对象是多种不同质的材料构成的复杂统一体，人们为了从总体上把握复杂事物的本质，必须首先把统一体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暂时地割裂开来，把被考察的因素从统一体中抽取出来，加以孤立，以便使之单独地发生作用，观察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具有什么表现，对它们进行精心的考察和研究，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方法都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假定，这就是定域性假定。

4.1.2 定域性假定的抽象

经典的科学分析是基于一些基本的世界假定而建立起来的：

（1）M是实体，M有一个名称与其对应，这种名与实一一对应的假定，给一切可以冠名的事物暗含着一个以M为代号的个体的实体假定。

（2）个体必定有个体的实体边界，即M满足：任何实体a，要么属于B，要么不属于B，这两者必居其一。

（3）世界的一切都是由（1）和（2）而定域化了。

（4）关系不是实体，实体之间有关系。

（5）世界是由按一定关系联系起来的实体构成的。

（6）分析科学的目标就是认识实体以及实体之间的关系。

但这些假设都是基于日常生活的常识，关于名与实的对应就有相当多的疑点，因为关于个体的假定并没有科学依据。是什么边界来框定一个体为“个体”，那个框定个体边界的机制又是什么？这些都需要科学说明，在没有作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就认定了这个边界，这个认定就是假定。

从本质上说，分析科学的（1）～（6）条假定，构成了一条最高假定，这就是定域化假定。然而这是一个最没有科学根据的假定，而且多数情况下，这个假定并不成立！在这样一种世界观背景下形成的认识事物的一整套方法，形成了分析法方法的基本特色，这种特色可用以砖瓦制作房子来隐喻，即整体是部分的一个拼合体。这里，人们通常都会忘记这砖和瓦的来历。这个作为分析科学基础的部分，即这“砖”和“瓦”的发生学部分被分析科学所忽略。

4.1.3 必然性假定

逻辑筛选出来的是一种必然性关系。因为逻辑的操作规则中包含着一种去留机制：非此即彼。这使得逻辑链必定将“非”筛选出去，将肯定性关系连成一个整体，人们叫它为“定理”。实证科学以自在之物的恒常性为隐喻,这种恒常性,是必然性的同义语，因此必然性也以个体性的恒常性将必然性假定隐含其中。

4.1.4  必然性都是派生的:必然性起源于整合起来的偶然性

 整合不需要假定必然联系。整合是象海棉吸水一样不断地吸纳偶然性。当“万事诸备，只欠东风”时，将“东风”这种偶然的因素整合进去，就会创造孙、刘联盟赤壁大败曹操的反常历史，因而使历史发生惊天巨变。袁隆平搞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只有当自然界偶然出现的、无法找到第二株[333]的“野败”整合进去，三系配套才取得成功。整合，寻找偶然性产生的珍品。但一旦整合成功，偶然性成为必然性。野败的发现，使大规模地寻找不育系的历史告一段落，因为人们可以通过杂交制造不同的不育系，而保持系的配套成功，使野败的细胞质得到无限的复制。

整合使偶然性成为必然性，这是因为整合过程中创造了一个整体环境，这个整体环境的形成得益于过去的偶然性因子被整合进来。整合产生了偶然性因素自我复制的条件，既然偶然性因子取得了自我复制的条件，原来的偶然性就不再是偶然了，它在这个新生的整体微环境中就是必然的了，这种必然，是由整合形成的并由整体微环境来维持的那种必然。就像我们用保持系与不育系杂交来大量繁殖不育系一样：不育株的基因组在三系配套的整体微环境中得到了永生。

整合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就是创造的神奇。在创造之前，你不知道会是怎样，或者你能隐约地知道可能会怎样。由于创造之前，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这东西，你可以通过思维来想象出这东西。大脑是最小成本的模拟器，当你不能造出来时，你可以想象出来，所谓于“无声处听惊雷”，就是想象，没有惊雷但想象中可以有，说明想象的空间大于自然世界的真实存在。这想象出来的情形与造出来的情形会一样吗？不管怎样，想象激发了你的创造欲望，你通过一切努力把这东西制造出来了，在这过程中，你发现原来的想象一部分是对的，有一部分是当初没有料想到的，你一边制造一边想象，一边想象一边制造，也就是从思想模型到现实模型，从现实模型到思想模型，这正是我们进行整合工作的基本过程。你的想象可以引用逻辑，可以引用实验，总之一切你能想象的、能思维的东西你都可以引用。这就是我们的整合学方法，这就是我们的“形上学”方法。可见整合学方法或形上学方法与分析法或还原法并不矛盾。整合学方法与还原论方法、形上学与形下学，它们的相容在于两者完全不在同一个操作空间、操作层面，它们不存在对立和矛盾的情形，而是一种地道的分工合作关系。

由整合学方法收集偶然性，整合形成整体微环境，在整体微环境的支持下，原来的偶然性成了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则由分析科学或还原法来驾驭，这正是自然智慧和人类理性中形上操作与形下操作建立的一种层次关系，也是分工合作关系。可见整体论方法与还原论方法之间的关系正是一种分工合作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创艺要有分析理性的支持，分析理性中又通过引入创艺向着更高的分析境界发展。这正好体现了钱学森关于科学与艺术的统一。

4.1.5实证科学：由环境预设创造的必然联系

自然科学就其核心理念来说就是实证科学。实证科学是在对象全部在场的条件下实施某个操作程序必然重现一个相同的结果。这个过程就是实验证明。实验证明和逻辑证明都是确认一条必然性的联系的方法。自然规律的可实证性，意味着重复实验是在可模拟的在场条件下，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都能得到结果重现。这种科学事实的可重现性，为实证方法成为一种社会公认的知识形式提供了保障——如果实证不意味着可重现的必然，那么，科学就不成为一种有着核心认知功能的核心文化，因为科学没有可重现性，就不叫科学—因为科学正是以这种突出的可靠性——随时随地可进行实证，建立了知识的公认体系，可公认性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种强势的文化类型——科学文化。

可见,实证科学是在严格意义下的揭示必然性联系的研究。实证科学的每一个实证程序产生的是两个成果：1、所揭示出来的必然性联系即规律；2、显示这一规律的环境条件。即在进行重复实验时，全部在场要素的到场得到满足必定重现某一确定的现象,并不随时间、地点等条件的改变而改变。

但是,这种必然性最终仍然是一种相对的必然性。如果要素不全部直接在场,如在历史的因素的参与下,实证科学的基本前提也就瓦解了。这里历史的因素是由系统的存储功能，将历史痕迹记忆下来,构成了实证科学体系中的隐参量[999],隐参量的作用目前还是现代科学研究的一个盲点。实证科学以特定的操作定义而定义了必然性。如果没有这种操作体系,必然性就不能成立；如果环境条件改变,预期的结果也不会出现。可见，实证科学所默认的那种必然性是有条件限制的。有条件的必然性也是一种偶然性，因为条件的设定是偶然的。

起源使一些偶然事件的发生成为必然，这是因为起源事物总是隐含着自我复制机制，当这种自我复制机制运行的条件消失，起源的事物就要绝灭的，这种必然性联系随着绝灭的到来而消解了。进化又使这些新生的必然成为更新生的必然性之基础。这都显示了一种未来对过去条件的依赖性。从进化的意义上看规律，规律也是起源与进化的派生现象。

人们是怎样知道一种关系或作用是必然的呢？人能够创建一种特定的在场条件，在这种特定的在场条件下，特定现象可重复出现了。一种特定的在场条件与一种特定的必然性联系被同时发现出来。这里规律是被发现出来的，而条件是创造的。由条件与规律的纠缠关系可知规律也是创造出来的。实证科学通常只关注必然性的联系，却没有关注使之成为必然的联系的在场条件。实证科学总是有关某种怪异的可靠性偏好，将必然性联系看成是金子，将偶然性关联看成是稻草，所以当量子现象将偶然性引入到科学原理的核心部分时，爱因斯坦喃喃地重复着“上帝不丢骰子”。其实，科学的进步就只意味着使事件是必然还是偶然成为可分辨的状态。但这种可分辨性以在场条件为限。在场条件则依可操作性为限。通常人们认为规律的存在是无条件的，其实任何规律都是在规定的特定条件下显现出来的。这种规律，与显现这种规律的条件同生共死。尽管实验条件通常是自然条件的一种模拟，因此我们常将在实验室条件下发现的规律称为自然规律。但自然规律如果离开了特定的自然环境的话，这种重现性同样不可能出现。自然规律与自然规律生存的环境条件的同生共死关系告诉我们，没有永恒的规律，也没有永恒的环境，环境创造规律，规律创造环境。进化论正是在这种规律和环境的共生体系中发展出来的。历史与现实纠缠，现实在历史中演变。

如果人类没有构造特定在场条件的能力，实证科学也是一句空话。这意味着人的创造能力必然成为实证科学存在和发展的先决条件。科学性不能独立于人性之外而孤立地存在。人性为自然世界的运动变化按必然还是偶然之逻辑关系引入识别，甚至引入人为创设的特设条件，因而创造过去没有的必然联系或规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洪定国教授指出：“反映实在本性的理论，内涵是无限丰富的，从中可以演绎出远离理论所赖以建立的有限简单经验事实的无穷“理论现象 ”来。如果在现实中真的创造出这些理论现象所需要的条件，那么，它们真的有可能转变成现实[1]”。这里洪定国教授认识到从实证科学到构造科学的深刻内涵，这就是实证条件与从实证条件中发现的科学理论一样，有着对等的实在论意义。

实证科学是区分必然与偶然的人类行为；实证科学从模拟自然条件来创造实验条件开始，发展到创造自然界中没有的在场条件，实验科学最终创造自然界没有的人造必然性联系或规律。这使得实验科学最终成为人造规律的科学。

共生构建的科学从实证科学的必然性假设的废墟中走出来，确定了科学的更严谨的必然性假定，这就是我们从实证科学的圈子内跳出来，重新看待实证科学的内定必然性，就是说我们不再像过去一样将必然性看成是必然的，而是看成是确定必然性成立的系统环境条件已经具备，必然性与使必然性成立的条件两者相互支持。这就是对实证科学的一次新的超越，而实证科学所揭示的必然性就是与系统共生的必然性。

实证科学揭示系统内定必然性联系，同时还涉及系统环境的工程构建。当量子力学的实验事实超越旧的理论解释的范围，于是人们试图用纯粹猜测出来的数学公式来给予新的解释，后来经实证认可了这种纯粹是猜测出来的数学公式与事实相符合。这种超越，最终揭示了体现整体性联系的薛定谔方程——物理学家洪定国指出：薛定谔方程是定域可存在量与局域可存在量共生构建起来的数学模型[555]。由此可见，实证科学必然超越逻辑科学的整体性限制，成为突破逻辑盲点，走向整体理性的科学发现的科学前沿。

4.2  分析科学前提条件确定的科学领域：整合学

必须有一个科学研究的领域使得关于分析法的基本假定——定域性假定，必然性条件等成为一个科学的合理解释，即关于使定域性假定、必然性条件得到确认的原因是什么？其具体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这样的一门科学学科就是整合学。

整合科学起始于分析科学的边界处，即它是由“实体是怎么形成的”设问而延伸开来的一个科学研究领域。所涉及的领域主要是起源与进化的过程机制。整合科学属于发生学领域，但比发生学领域更宽一些，它还包括工程方案的共生构建，包括运筹学等方法。因为人工创造与自然演化等效，并在效率上、演化的目的性、方向性和组织的规模等方面更超越了自然演化。同时整合科学也可看成是与分析法相对的综合法研究的学科领域，也称作整体论方法研究的领域。由于历史上有关综合法或整体论方法的概念一直没有廓清，因此我们用一个新名词来取代它——我们称这种方法叫“整合法”，即一切求和谐，求一体化，求整体涌现性产生和整体涌现性效应的实际应用的一切方法都通称为整合法。诸葛亮和周瑜就是用整合法布局火烧赤壁来大破曹军的，他们在大战之前所做的一切准备都是构建整合的一个过程，包括苦肉计、连环计、反间计等计谋的运作，军马的布阵等都是为了布局一个整合，最后到了整合法最关键的环节，就是“万事诸备，只欠东风”。袁隆平院士研究杂交水稻的情节也是类似的，三系配套，就是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来构建一个整合，而这个整合就是三系配套。这些都是历史上运用整合来达到目标的一些典型的案例。

在经济学领域中，整合法必须包括集成智慧和协调利益。这两个部分似乎明显划归为社会学范畴，但我们认为人工整合与自然整合是等效的，虽然自然整合可能要亿万年，而人工整合可能只要几个工作日就行了，但这不影响我们将经济学划归为自然科学。

整合法与分析法的不同在于一是整合法立足于多因合果的关系构建。如果万事诸备，尚欠东风，就还不是多因合果的整合（整合前状态），只有万事诸备，再借来东风，才完成了一个多因合果的整合关系（整合后状态）。这就使得整合运动形式有着其独特的记时方式，万事诸备的全部历史都视为在同一个时刻点上，都是零时刻点，只有到最后借来东风的那一刻，才是第二个时刻点，因此整合法的记时系统是一个离散点群的记时系统，其时空结构不同如日常生活经验的那种连续统的时间坐标体系。

二是整合法对分析法关于世界基本假定(1)～(6)并不认同。只有一个整合完成，也就由这个整合具体规定了这(1)～(6)项假定的具体内容。由于整合是随机的或者是人工构建的，所以整合法并不坚守非此即彼的关系；整合法不以定域相关为前提，而是构造性地打造了一个定域相关的关系组织，是一组定域相关关系的缔造者。整合在规范定域相关的关系组织的同时本身就构建了一个全域相关的系统整体。

整合法目前还没有一种理论体系，它仍然属于经验方法一类。人们根据生活经验从事整合的工作，却没有一门系统的理论来指导人们如何从事整合的实践。这种方法论上的发展滞后，造成人们认识局部和控制局部比较容易，而认识整体和控制整体比较困难。这种局面长此下去，就造成了分析科学时代的危机。

必须给个体边界的存在以一个充分合理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整合。整合具有边界性，所谓“整合相关”，即是“缺一不可”，整合具有可检测性，由于整合产生整体涌现效应，使得这个“缺一不可”表现为“缺一”就不产生整体涌现性（即0或者1的效验模式）。这个效果可由科学方法来检测到。如水稻杂种优势（或劣势）就是整体涌现性的表现，可用栽培实验检测出来，如栽培实验证明杂种优势为零，即意味着基因整合没有发生，这正是常规稻的情况，人们称这个常规稻为“纯合子”。

这就构成了分析法与综合法的一个正交体系：分析法中引入的个体边界假定必须由整合法研究来提供科学依据。

4.3 分析科学与整合科学的并行推进与协调发展

我们已经步入到一个全面危机的时代。危机的根源在于人们对局部的认识与对整体的认识的发展不平衡。在科学认识的征途上，人们大都认为：认识了局部也就认识了整体。因为整体是由局部构成的一个拼盘，整体是各个局部的一个关联组织。但是，这个看似简单的逻辑却包含着惊天的错误！因为这一假设严重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整体是由一个整合所关联着的实体，整体由产生整体涌现性的整合过程生成，而这种整合的机制的破坏则宣告一个整体的瓦解。没有无整合的整体，也没有无整体的整合。由什么样的整合定义着一个什么样的整体，除此以外都不是整体。这样由整合严格定义下的整体范围内，我们开展分析科学的研究才是有意义的，否则，这样的分析就必定存在破缺。这就说明，为什么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证明完全性和无矛盾性不能同时在系统中求证。在整合过程中形成了一组特别的关系，整合产生了新的属性，整合机制也确定了整体活动与整体中的子个体活动的区分。整合产生了整体涌现性，产生了只能记在整体名下的一些新的参量，而这些量值无法记在整体中的任何一个局部的名下。整合除了各分块有机联系成一整体外，整合还是一个全新的创造过程。整合科学就是研究部分如何创建成系统，如何实现一体化，如何实现整合中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协同，如何在一定的环境中获得独立生存权等等。关于整体涌现性的形成机制、关于整体涌现性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的开发利用的技术问题，形成了整合科学时代的一个新兴的科学技术热点。

对整体性的无知和对整体控制的无能导致社会的畸形发展。

亚当·斯密在去逝前的几个月完成了他的《道德情操论》的第六版的最后修订工作，这个修订版中一开始就记录了他生前著作的一个交待——《告读者》，在这个可称作斯密的临终留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亚当·斯密平生写作的两部著作的关系以及尚未完成的工作。显然，在他本人看来，他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以及他生前最终未能完成的“法学理论部分”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显然他意识到他的体系尚未完成将给后人留下的遗憾，尽管他知道他年事已高，一种使命感使他仍然坚持，决不放弃。亚当·斯密研究了人性的两个侧面：对于他人和对于自己的基本态度的明显差异——自利动机强劲有力，由同情心的演绎出来的对他人的关切却显得相对地软弱无力，因而，基于政府最小的干预下的自由社会的公平机制的倾斜，势必愈演愈烈，不足以支持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因而必须加强法学理论的研究。亚当·斯密把自由市场社会的持久和谐的课题留给了后人。

回顾这段历史，对于理解亚当·斯密去逝后的200多年的经济畸形发展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一部著作的文化流传，其对政治、经济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没有比《富国论》对18到20世纪这段历史的影响更具说服力了。人们把《富国论》尊为市场经济的圣经。《国富论》的中心思想是：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例如，如果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生产商也想要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会缓和原来的供应短缺，而且随着各个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使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谁都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但是问题却解决了。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

亚当·斯密在《富国论》中引用的思想方法，充分体现了当时的分析法的主流意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逻辑是从经济体系的最小元素——个人开始的，他关于理性经济人假设，是对经济生活中一般人格的抽象。经济人假设肯定人的基本动机是利己的；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这种理性表现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亚当·斯密的《富国论》最大的魅力在于他通过经济人假定推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其中包括“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和国家放任经济的自由发展，尽量少干预市场的国家经济管理理念等。《国富论》不但成为分析法运用的一个典型，而且经济学的后来发展也将亚当·斯密当初的思维方法运用得淋漓尽至，几乎后来所有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都都是采用这种思维方法的结果。

亚当·斯密对于全部个人行为的汇总产生意想不到的整体效果感到惊奇，因而提出“看不见的手”的隐喻。本来“看不见的手”所隐喻的就是整合，由于整合内定了和谐，这就如同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样。这一发现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的整合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但遗憾的是，亚当·斯密不是从个体行为的整合来发现从个体理性到全局理性的飞跃。在他看来， 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动机的行为者的群体效果，会促进公共事业的发展，促进共同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由于亚当·斯密并不知道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动机的行为者通过整合创造了个体间的和谐。建立关于理性经济人的整合学理论就可以清楚地说明看不见的手的机制。这就使得亚当·这斯密无法看清楚从个体理性到整体理性是如何过渡的。这一理论上的盲点，也造成了一种方法上的空白——整合学方法的空白。本来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手”机制只能用整合理论来说明，而人们却用解析法来说明，这就使人感到“看不见的手”的机制不可思义。由于人们习惯于用分析法来研究整合效应，造成他对于整体问题的研究陷入困境。

在分析法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亚当·斯密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必然一开始就忽略了对整体性的科学说明——导致了经济学理论在分析思维的主导下放弃了全局的关怀。亚当·斯密论证了市场社会的共生原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一个人并不想增进公共福利，更不知道他实际上增加了多少公共福利，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利益所得。但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增进社会福利的目标，而这种目标并非是他本意想追求的东西。通过追求个人利益，却无意识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比真地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要好——这个共生原理的发现，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事实基础（但不是理论基础）。也正是通过对这一事实的深刻领会，人们确定了一种市场与政府的新型关系机制：一个靠个人利益动机推动的市场化的经济组织，能够通过互利关系自动地组织起来，达到最优化；政府的责任就是为取得最优化效果而打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但是，知道应当这样做是一回事，知道怎样做又是另一回事。没有整合科学，就难以摆脱事与愿违的困境。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工业文明三百多年来，贪婪的人类在工业化的道路上不分昼夜地狂奔不已，无论是自然生态，还是人文生态，俱已千疮百孔，惨不忍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疯狂发展，把人类个体普遍地推入了整体性破缺的一个时代。市场在促使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一些人性扭曲的方面。这一切都说明，人类容易驾驭个体理性，但非常难以驾驭整体理性。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到了必须从原子论思维向整合学思维转变的时代。

整合没有逻辑，但一个逻辑演算系统的全部个体符号、关系、原子公式和运算法则的符号定义须由整合科学以一套严格的科学体系来确定。因此整合学是一切逻辑思维的起点。由于经典逻辑学尽管其内部的演算体系严谨，但构建该演算系统的全局结构是随意的，这就造成逻辑形式的形式缺乏科学根据，正是由于逻辑的这一缺陷导致了分析时代的危机。

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他认为，逻辑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即逻各斯。但它所注意的只是语言的形式而不是语言的内容。词是构成语言的最基本的成分，每个词都是一判定。他对定义作了专门研究，提出了本质定义即属加种差定义、语词定义、原因定义等，并讨论了下定义时可能出现的错误，提出了现在逻辑教本中仍在使用的一些规则。对于逻辑，一种普遍的理解是，逻辑是关于思维的科学，探讨的是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逻辑不研究思维的内容，而研究思维形式。逻辑除了探讨各种逻辑形式外，还探讨正确运用逻辑形式所必须遵循的基本的逻辑规律，比如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这样，关于逻辑的认识就从思维形式过渡到逻辑形式，从思维规律过渡到逻辑规律。

亚里士多德研究逻辑立足点是语言，因此他研究逻辑的目的是使语言能够完成传达本意，达到个人表述的前后一致，和不同个体的理解保证与说话者的本意保持一致，这需要把理解的基础建立在共同的认知基础上。逻辑作为帮助沟通、建立理解和规范思维三者合一的语言组织形式和思维形式，这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逻辑到康德那里就有了新的目的，康德要求逻辑成为保证思维判断绝对正确。康德特别注意到一类二律背反的问题。比如，有一个关于时间的二律背反问题：如果宇宙有一个起始点，那么可以得出结论，在这个起始点之前，是绝对的“无”。但是，何以会从绝对的“无”中产生出了世界的起点呢？这是不符合形式逻辑的，所以，宇宙有一个起始点是不对的，那么得出结论：宇宙没有起始点。如果宇宙没有起始点，那么可以得出结论，在我写这篇文字的这个时间点之前的时间必定是无穷的。但是，如果过去的时间是无穷的，那么过去将永远不可能被过完，换句话说，我写这篇文字的这个时间点永远不可能来到。所以，宇宙没有起始点是不对的，由此得出结论，宇宙有一个起始点。那么宇宙到底有没有一个起始点呢？康德用他的先验逻辑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理性的误用。这里康德将逻辑引入到一个由反身性关系构造的圈套内，也就是二重化的逻辑体系中，还需要建立更高层次的逻辑判断，这种判断，康德称为先天综合判断。

黑格尔把逻辑问题拓展到主观领域和客观系统两个领域，主观领域的是思维规律，客观世界是关系的必然性传递链。所以黑格尔认为，完整的逻辑应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首先要研究实在事物的逻辑，即实在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普遍形式——“客观逻辑”。在这个意义上的“逻辑”，相当于古希腊哲学中的“逻格斯”。在这个意义，形式已经超越形式而包括了“内容”。第二，然后才是研究人类头脑中概念思维的逻辑——“主观逻辑”、“作为概念的概念的逻辑”，亦即一般意义的“逻辑”。黑格尔认为，在对客观逻辑的考察中，包括了对康德所谓“先验逻辑”的揭示，即：（ 1 ）使客观对象成为可思维的对象的普遍公理，即对象在思维中存在的普遍形式。（ 2 ）它同时又考察人类的认识起源和思辨逻辑形式的客观根源。这也就是说，在客观逻辑的内容中，包括了传统哲学( 形而上学 ) 的本体论 ( 宇宙论 ) 和认识论( 灵魂论 ) 。因此黑格尔说：“这样一来，不如说是客观逻辑代替了昔日形而上学的地位”，“首先直接就是被客观逻辑所代替的本体论”，“其次，客观逻辑却也包括其余的形而上学，如灵魂世界，上帝等”。

将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三者的逻辑观进行更高层次上的综合，就是一种语境学理论。逻辑的本质就是认知语境学。认知语境学把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对话置于一个由先前的知识所构造的一个共识库中，要完成对话双方的共识库的重合，以及在场者的关系在对话双方的共识库中实现同构，这就是认知语境学上的同一律。

任何逻辑推理都是在交流双方共享的理解背景下进行的，如果表达者与理解者的理解背景不同，沟通就不能实现。因此，一切逻辑，一切逻辑理论都按含一个隐语境，这个隐语境是最大的逻辑前提，这个前提不可能证明，只能是一个假设。所以逻辑的最高成果也只是意味着在某种假设下的一致性（无矛盾性）。

马克思发现，逻辑方法存在难以解释清楚的致命的缺陷，当他认识到矛盾仅仅存在于思维之中，客观世界没有矛盾，只有关系。关系是客观联系，是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如正电和负电不是一对矛盾，而是一组相互作用关系，即同电相斥，异电相吸的关系。如果将黑格尔的客观逻辑的矛盾解释为相互作用关系时，就意味着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是主观思维本身的缺陷所造成的一种错觉。马克思拒绝用思辨方法来澄清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矛盾，而转而以实践（客观物质联系与思维的关系）来不断校正思想与存在之差异的方法来极近主客观的统一。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要将黑格尔头顶着地的辩证法颠倒过来的原因。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马克思是用定性分析方法来纠正黑格尔的错误。但这一问题最终还是要提交理性分析来解决。

我们发现，语境有“显”的语境，还有“隐”的语境。当逻辑从大前提出发建立导出结果的必然联系时，同时也忽略了隐含的语境。逻辑还有没有表述出来的一个总前提。当你确定用一阶谓词演算时，你引入了一个隐前提：你限制了你的讨论中的个体元，关系，公式，和推理规则等。当哥德尔在证明不完全性定理时，他无意中超越了这种限制，他引入了密码关系，这是一种二重关系。他把重系引入到他的一阶逻辑体系中来，表面上看还是一阶逻辑，而实际上他引入了二阶逻辑的元素，这就修改了原来关于一阶逻辑的总体设定，即不包含二阶谓词的演算体系的总前提被突破了。也就是违背了认知逻辑的语境同一律。

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逻辑证明过程中引入二重关系而不被察觉，说明逻辑不能分辨全域可存在量（只能记在整体名下，不能记在整体的某部分名下的量）与局域可存在量（不能记在整体名下，只能记在整体的某部分名下的量），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缺陷，这就造成逻辑分析不能处理总体的，全局的问题，只能对局部关系进行逻辑的演算。正是因为传统逻辑的这一缺陷，造成了整体理性认识的盲点，逻辑分析作为理论构建的思想方法，造成了分析科学无法实现整体理性的突破，局部研究越深入，离整体理性越遥远。

关于整体的科学，逻辑分析通常是无效的。关于整体的科学要超越传统逻辑，建立包含关系的逻辑和关系的关系（关系的关系不是通常的逻辑关系，而是整合机制）的二重逻辑新体系。

自然科学领域是建立整体性科学的第一个试验场。以研究共生，研究整合，研究和谐缔造，研究创艺产业的发展为特色的共生系统科学，它就是早期的系统论的另一种版本。共生系统学的革命是一场深远的科学技术革命，也是一场变革世界的科学技术革命。共生系统科学与共生系统技术，它会同以往的科学理念和技术理念产生尖锐的冲突吗？从前面我们的一些讨论中，我们就已经看到，它几乎就是传统科学和技术的一种平凡扩充。这种类型的科学，通过明晰局部与整体的关系，通过区别地对待全域意义上的量与局部意义上的量，建立层次关系的科学基础，因而构成一个全新的科学技术体系。共生系统学的重点是发现自然系统中的二重关系的具体机制，开发整合产生整体涌现性的社会应用，以创造全新的二重机制和开发整体涌现效应为人类的目的服务。

现代科学需要引入整体理性而全面重建。相对论以参照系的方式引入整体理念，但却没有涉及整体的真正本质：即由一个对称、一个守恒、一个循环、一个全域场的整体缔造。量子力学没有揭示局部与整体的纠缠，缺乏对二重关系的明确定义，这些科学理论都需要按共生系统学的原理进行重建。

关于解决整体困境的科学技术，不一定要到这些重大的科学理论问题解决以后。因为关于整体的科学技术并不需要科学前沿领域的科学理论来指导。整合是一种智慧，三系配套是一种智慧，集成模块化是一种智慧，这种智慧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艺术的，是创艺，是创新，是共生构建，是和谐缔造。

5、经济科学的内在逻辑：共生构建

经济科学为我们研究逻辑学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系统环境。

    语言学分为语形学、语用学、语义学。逻辑学具有语言的结构，但还具有其特定的功能。从功能意义上看逻辑学，则逻辑学也应有功能的形式、功能的用应、功能的实在论解释三个层面。据此，我们将逻辑学划分为三个层次：形式逻辑、应用逻辑、共生构建逻辑。共生构建逻辑相当于语义学的地位。关于一个逻辑系统中的字母、字的集合及关系的有限集合必须有一个实在论意义上的解释，这个解释由共生构建形成。共生构建是创造系统的行为。共生构建的过程也就是定义系统中的字母、字的集合及关系的有限集合的定义过程。因为共生构建给出了系统中的字母、字的集合及关系的有限集合的全部元素的实在论意义。

共生构建不是逻辑，但如果我们认识了某个共生构建的机制，也就把握了这个机制所形成的系统的全部内在逻辑。因此研究共生构建是研究逻辑的最好方法。

由前面的论述，我们已经知道共生构建是一个整合，是一个商业合作的达成，是一个多因合果的共建关系，或者说是一个共生关系形成的过程。共生构建是起源、是进化、也是形成循环关系的交互作用。

共生构建不是逻辑，但由共生构建形成了系统运行的各要素的全部逻辑关系，是一个逻辑关系系统的发生学过程。

于是，我们将经济学研究分为三个层次：共生构建学（或称作共生系统学）、系统学、应用经济学。现代经济学是在市场体系的共生构建模式下形成的逻辑体系，因此我们要给现代经济学都贴上一个市场体系的标签。如果有别的共生构建系统，则这个系统所形成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可能与市场体系的经济学完全不同，我们就要贴上别的标签。如由计划经济体系可以创建一个完成不同于市场经济体系的经济学门类，这个经济学门类就叫计划经济学。研究共生构建是经济科学研究的更高层次。比如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就是要研究需要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什么要素和什么关系？要吸收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什么要素什么关系？关于计划经济体制中的统筹安排怎样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来。关于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资源配置的自动化机制又怎样引入到计划经济体制中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是两个不同的共生构建模式的一个整合学研究。也是两种经济体制的共生构建。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企业模式，搞股份制企业，但这种改革并没有改变国有经济的性质，是国有的股份制企业。这种经济体制的合理成份的保留，为国民经济的全局性统筹提供了一个可操平台。可见改革也是一种共生构建的过程。

共生构建不是逻辑，它是一种创艺，但创艺的实现为经济运行轨迹制定了必然的运行路线图，也就是制定了经济系统的应用逻辑构架，使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地运行。

共生构建是经济学的核心科学技术。共生构建运用现代社会的一切科学和技术，进行集成模块化整合，进行工程设计，进行系统的运行试验，经历小试、中试、大试后进行推广。

开展资源整合的合作，是经济系统共生构建的实现途径。在宏观的最高利益主体间开展的合作如国家之间的合作，构建全球社会的经济结构体制的制度性框架。关于全球气候框架的合作协议的达成，关于安全合作，关于全球金融体系的共生构建，体现了全局性关怀。这些合作的具体实施，使全局性关怀贯彻到微观经济领域。

经济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问题，科学技术是解决经济问题最有力的武器。经济领域的难题还要用社会组织的共生构建的方法、要运用自然科学最先进的技术和成果、要健全政治法律制度、还要建设精神文明，等等，我们要在一个无所不包的知识和技术的空间里完成我们的创艺。这就是说经济学不是单纯的经济之学，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复杂巨系统工程。跳出传统的经济学的领域划界，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技术和智慧来解决我们的生活、生存与环境问题。经济科学的逻辑，重点不在逻辑，而在逻辑之外。

——百官共廉神话破灭与廉政共生效应深层机制的研究

1．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选题意义和价值。《人民日报》2003年9月1日第十版刊登了新华社记者李灿和郭奔胜的文章《解读苏州“百官共廉”现象》，文章称：20多年来，苏州市各级领导采取切实措施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出现了一种“百官共廉”的可喜现象。该报道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应。梁守泰先生于2003年9月4日对此事发表评论文章《“共廉现象”与“共生效应”》；2004年10月27日《新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袁凌的文章《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涉嫌腐败被双规》。北京中国青年报记者曹林评论说“百官共廉”是一年前国内某权威媒体送给苏州的一个特别荣耀……然而，美丽的花环上还带着露珠，神话还没有传说多久，就曝出了“副市长姜人杰被双规”的大新闻。据报道，姜人杰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自从他“出事”以后，他周围的人也开始一个个“出事”——“百官共廉”的神话正走向“百官共腐”。一时间，围绕“百官共廉”神话的倒塌，媒体操作很热，而后，新华社记者李灿2005年2月1日报道，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涉嫌犯罪的问题和有关线索一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查处，一些媒体对姜案进行了大量报道,有的与事实出入较大,有的纯属炒作,应予澄清。理性地考虑，共廉现象的提出，为我们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机制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这就是清廉或是腐败的整体环境对官员个人行为的交互影响非常重要，利用局部与整体交互作用机制和共生的社会学原理来构建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政治体系成为新的课题。

2．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点难点，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基本思路和方法。腐败现象哪个社会都有。党的历届领导人一直都把教育问题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党内存在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有的情况还日趋严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当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和领导者治党不严，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苏州市的党员干部清醒地认识到：让腐败毁掉干部，是党和国家的损失，是人民的损失，是苏州的损失！只有建立一系列制度，最大限度地杜绝腐败的可能性，才能让绝大多数干部远离腐败。于是，“教育”成为苏州市纪检监察机关与“查处”并重的工作重点。教育是重要的，也是有效果的。但是政治清明的整体环境的营造，还包括制度建设。当人们沉浸在“百官共廉”的美好风景中的同时，一个个制度上的“腐败风险点”早已显现在大家面前。舆论分析认为：“权力集中”是第一个“风险点”；“官商一体”是第二个“风险点”；“监督乏力”是第三个“风险点”。于是，就有清醒的“当局者” 事后道真情：大家都认为姜人杰“迟早要出事”，并不是说姜人杰品德如何败坏，而是因为姜人杰所处的时期、位置和体制缺陷，必然会导致他出事。百官共廉神话破灭提出的警示意义十分深远，那就是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建设的努力对预防腐败的作用是有限的，重要的是体制漏洞的修补，从制度上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至关重要。市场和政府和而不同，相辅相成，两大体系呈共生的关系。我国体制的改革是通过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改造而来，政府体系和市场体系不是和而不同的共生关系，而是两个体系犬齿相交，相互混同。这种混合型体系在政府管理上存在许多漏洞。建立政府与市场相隔离的“防火墙”体系问题，已成为当今中国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从利益驱动的经济学机制出发，导致市场与政府机制的不相容。社会利益关系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从裁判员与运动员关系降格为利益竞争的合作伙伴的关系，这将破坏政府公平机制的合法性，势必造成要么是市场打跨政府或者要么是政府干预市场的政常秩序。用意识形态的办法来修补漏洞，必然是一场难分胜负的“百官共廉”与“百官共腐”的攻坚战。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整体利益方必定处于劣势。刘巧燕在《论合作思想对经济学的影响》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博弈困境：“在囚徒困境中，如果一个是信仰利他主义，另一个是信仰利已主义，则利已的受益，利他的吃亏。这表明，当利他主义没有成为一种文化共生态时，利已主义者总是得到奖赏，利他主义总是得到惩罚”，因而难以达到由“百官共廉”的共生效应控制局面的理想境界。结果是“百官共腐”总是稳定的平衡态，“百官共廉”总是不稳定的远离平衡态。百官共廉神话的破灭，不是把我们的思想推向消极的悲观主义主张，而是作为一种警示的智慧提醒我们要转换思维，考虑路径选择的其他可行途径。市场公平机制的自组织演化为我们打破僵局提供了新的思路。当我们看到，市场机制按照共同利益最大化原理，把损人利已的利已主义不断从游戏规则中剔除出去，通过合作，建立起越来越严格地剔除损人利已条款的游戏规则，在这个规则社会中，损人利已者将受到惩罚——这一来源于自利动机推动的经济人理性力量的建构却出乎意外地为建构集体理性创造了奇迹。利他的体制修补路径达到的是集体理性为弱约束的效果，而从利已的路径出发，却达到了集体理性为强约束的结局。廉政共生效应深层机制的研究即以此为启发，确定了我们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全新的路径思维。在市场机制中，个体理性是集体理性的基础，没有自利，互利共生就没有活力，因为是互利中的利已的一面促使不同的利益主体走向合作。由于不同的个人利益主体的利益归属感的不相容，才会有和而不同又相辅相成的共生，才会使得不同个人利益主体间的“防火墙”设置非常发达，才能做到在追求各自的个人利益的同时，又不伤害他人利益，达到共同利益最大化条件下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同市场中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关系有类似性，与生物共生的个体间关系也是类似的，只是共生的标的的不同而已。市场主体间为经济利益构建合作关系，而市场与政府间则是为市场公平与社会公平之间构建合作关系，但组织原则仍然相同：这就是以政府和市场机制的分离为基础，没有两种机制的相互区别，就不能建立两种机制的合作和相辅相成关系。而这种区别必以防火墙设置为实现途径。社会是一个更复杂的系统，是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一体化的复杂巨系统工程，为这个系统中主要的共生关系都设置和而不同，相辅相成的防火墙设置必须引进钱学森所倡导的复杂巨系统工程理论。最后完成《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共生社会学》一书的写作。

商机处处是画饼，合作条条做早餐
     ——论合作研究奠定经济科学的理论基础
胡爱生

   Abstract: The article is established in social principles in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puts forward the       economics thought of realizing Great Harmony of the world, which is based on cooperation, constantly gets rid of system of Roman holiday from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achieves maximum of individual   interests through maximum of common interests.
   Key words : cooperative evolution ,maximum of common interests, reconstruction of economics
   摘要   本文立足于经济活动的社会性原理，提出以合作为基础，不断从生产关系中剔除损人利已的制度机制，通过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来达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实现世界大同的经济学思想。
   关键词   合作进化      共同利益最大化      经济学重建      

   一、前言：合作与经济生活的社会性来由
   合作是人类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原因，也是利益实现的主要途径。经济学的一切课题都是由于合作引起。长期以来，经济学却非常遗憾地远离了合作课题，成为金钱和权力的奴仆。不错，人们希望得到它，并以毕生的精力致力于此。但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金钱和权力是衡量一个人参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的事实依据，是合作成功的最好见证。如果排除一切形式的合作，人类社会就只能退到原始社会。想想孤岛上的鲁宾逊，他只身来到一个无人岛，他能干些什么呢？开始时他只能象猿猴一样过日子，后来他可能有些创造发明，这是因为他的大脑里还装有人类合作的成果——文化知识——如果连这些也没有，那么他只能退到原始社会以前的状况。
当你寻思当今世界的一切文明成果，探索其产生和发展的缘由，你会看到：一切文明成果都是靠合作创造的。有文明存在的地方，就有合作。但是，在一切合作的过程中，你总能划分出某些阶段、某些环节并不合作，当你孤立地分析这些环节，你找不出其中的经济学意义，只有将这些不合作的孤立环节放到一个合作的背景中分析，才能得出这些孤立环节的经济学意义。
社会科学家是在物理学思想的影响下，仿效物理学研究的思想与方法建立起古典、新古典、直至现代经济学的系统结构的。正如牛顿力学抽象出无限小的质点一样，古典经济学家也抽象出经济学研究的最小单元——个人利已主义的个人，然后又进一步借用物理学研究的方法，建立了经济学上的静态均衡观和决定论的经济学思想[1]。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清算了过去的经济学，并辛辣地讽刺说：“这种人……所以要以原子量、分子式、原子价、结晶学、光谱分析，唯一的是要发现——哲人之石[2]。”——显然，物理学对经济学的这种恶劣的影响后果非常严重，它使经济学失去了人的尊严，抹杀了社会性，而经济学要澄清的基本事实恰好就是这个社会性。

   二、合作的进化与社会的发展
  ●合作的基本形式
隶属合作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合作最大的困难是意志和利益难以统一起来。主要的解决办法都是使弱者的意志服从于强者的意志，弱者的利益服从于强者的利益。隶属合作的特点是：虽然合作参与者都从合作中得到好处，但利益分配是不平等的。作为强者一方，自然会以恃强凌弱的姿态强行取得最大利益。但要实现强者利益的最大化，分配给弱者的利益也有一个合理值，低于或高于合理值，强者利益就不能最大化。尽管如此，这种合作对弱者也应当是有利的，即在一般情况下，这个合理值都将大于不合作可能取得的最大值。
非隶属合作  合作的成本必须小于合作的利益（合作利益来自资源共享和更大范围内实施计划管理）。强者以其实力的优势威慑弱者，不需要真正动用武力，合作成本较低，合作较容易实现。如果是建立强者与强者间的隶属合作，势必会动用干弋，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因此强者与强者，弱者与弱者之间会尽量避开冲突，建立合作也只能在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基础上通过协商来实现。
     实际上，平等关系上的合作很艰难。因为，同等级经济主体间互不隶属，不存在谁来领导谁的问题，这与合作项目需要建立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组织原则相冲突。租赁、赊借、交换成为能绕过这种冲突的一种合作的变通形式，这种形式的合作使得本来应当由两人直接合作来完成的课题，变为由一人单独完成的不合作课题，这里有关合作的全部事情转换成承诺与兑现承诺或协商交换条件的问题。
由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一个实质性的转变通常被忽略，这就是——一种隶属合作问题被成功地化解为一种间接合作或不合作问题——租赁合作形式的大力推广，合作的难度和成本都大为下降，合作的可能性显著增加，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商品经济就是合作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制度。货币起源于赊借。对于这种赊借的最可靠的承诺就是交出自己的抵押品。这种以抵押品兑现赊借承诺的合作，形成了最初阶段的实物交易。借据作为承诺的另一种形式，当它在构造一种叫做“三角债”的循环体系时，这种借贷关系的循环就构成了一种多方承诺的兑现机制，这种多方承诺形式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一纸普通的借据能够实现实物抵押品的类似功能，于是借据最后发展成为一种超越实物抵押品意义的象征性抵押品——货币。当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后，国家政权的主要功能也发生了转变，成为封建合法利益的保护伞，并从中获益，发展成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多方合作方式，实现着与市场体系等效的合作功能。这种多方承诺的兑现机制不断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使得经济合作由最初的双方合作发展到了更大的规模。非隶属合作就这样不断绕过合作的暗礁，将直接的、隶属的合作转化为间接合作或不合作，因而拓宽了人类合作的空间。
   隶属与非隶属混合合作   人类文明的发展，使人的基本权利能够得到有效的保证，隶属合作的强制性和非人道的特点被逐步淡化，这种进步，使得隶属合作的形式被广泛地接受。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视引入公平竞争机制来使每个人获得权力的机会均等。因此，上下级关系——服从与被服从关系，在引入竞争机制以后，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通过非隶属合作，也能够以一种看似平等的方式引入隶属合作关系。劳动力商品化实际上就取得了这种效果：当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非隶属合作）的同时，也认同了一种处于服从地位的隶属关系。企业兼并，把这种达尔文鼓吹的大鱼吃小鱼的铁的纪律规范到一种被称为资本市场的市场规则框架内，它使被兼并企业原有的人力资源配制有选择地保留下来，其结果是：以平等协商的方式引入小企业对大企业的隶属合作。
●合作的进化与社会发展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相信生产和交换的微观机制里会包含国家制度，这如果不是一个神话就必另有原因。显然，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只有合作要素才是可以自动组织起来，结成更广泛的关系。在生产合作的过程中，不仅合作本身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进行合作的游戏规则的建立和维护——这开辟了一个专为生产合作服务的新的合作领域，它一方面是生产合作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同时又超越了它，因而产生了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
从奴隶主镇压手段下维持着的那种僵硬的、缺乏人性的合作关系，发展为在共同拥护“游戏规则”下进行的合作关系；游戏规则则也从森严的隶属制度中维持着的压迫阶级的利益优先于被压迫阶级的原则逐步放松下来，增进和不断增进着自由和民主的含金量——这其中也体现了一条进化的主线。
    当货币不断绕过直接合作的暗礁，通过化解合作问题为间接合作问题，而建立起由亚当·斯密称为“看不见的手”的合作机制；当这只看不见的“手”再度合作，建立起一个系统庞大的金融网络，并开发出不同形式的金融衍生品，因而实现了现在的合作者与未来的合作者间的资源共享的合作时，这又无形中把更多的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实现了更大规模的合作——其中也体现了一条进化的主线，一条看不见的合作战线发展着更为惊心动魄的合作。
对资产阶级的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评价道：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3]。
这是用非隶属合作对抗隶属合作的胜利。它催枯拉朽，势不可挡：
“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已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4]。”
感情被超越了，亲情迫从于金钱，国家和民族的权力成了金钱利益的奴仆，这正是非隶属合作对隶属合作大规模的超越。这种超越作用，使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三、经济学重建
经济学研究起因于对财富的关注。尽管关于对“人”的关注优先于对“财富”的关注的呼声，在西斯蒙弟的书中那样振振有词，但这种声音终于淹没在财富争吵的喧闹中，人的本质最终成了一个锁进铁屋子的谜语。当配第认识到：“谋求个人利益这种肇始于人本性的动力”的作用，对于增进社会财富具有重要意义时，这同时也使他非常遗憾地忽视了合作；当亚当·斯密把“看不见的手”的功能，归功于“主观为自己”的动机，而把“客观为他人”的效果——这种通过利已主义目标异乎寻常地整合而实现利他的这一机制丢到一边，这同时也非常遗憾地忽视了合作。而合作则恰好是在共同利益最大化前提下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这种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完全相容的境界，是组建合作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这种前提，配第的那种，靠个人利益追求，来实现整个社会的财富的增加的理想，就会成为泡影；亚当“看不见的手”的奇迹，就会成为毁灭财富的暴力。显然，西方经济学一开始就由于忽视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完全相容的条件，而把合作问题丢到了无人居住的月亮上。
    让所有利已主义者来玩一场游戏吧，把他们集合拢来，站到同一个空旷的广场上。把交易行为比作抛球，现货交易的原则，等同于左手抛球，右手接球。你会发现，市场关系的本质原来就是：你的球可以传到游戏广场上任何一个人手里——不管你最先把球抛给谁都一样！如果游戏规则更苛刻一点，接球方必须是能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对手，否则就会拒绝接球，那么球从一个人手里传到需要它的那个人手里只有较少可供选择的路径，这就非常相似于今天的购物情形。
初看起来，这个游戏机构发生的是一序列的中介作用，并没有为增加某项财富内容而作出贡献，因为，大多数人看来，劳动才是获得财富的根本原因。但是，试想一想，张三将十公顷水面用于养鱼的想法正是建立在这个“传球连续体”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个连续体，张三满足于一天有两公斤鲜鱼可吃的幸福生活的兴趣也许只能延续几个月时间，再下去就会因为他一看到餐桌上的鱼就头晕而使他养鱼的积极性一扫而光。市场使所有参与市场游戏的玩家增添了十公顷养鱼水面的有效财产。同样的水面，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只利用了万分之一，有了市场后你不但会全面开发它，而且，你会充满热情地致力于提高技术和增加投资，希望从规模经营中得到了降低单位产量的成本的好处，你会把这种好处让参与市场的每一个人来分享，因为你也以同样的方式分享了别人的这种好处。可见市场就是引入资源共享的社会机制。
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惊异于市场的奇迹，却把创造这种奇迹的功劳全归于利已主义的动机，资本家甚至把损人利已的利已主义与市场实施的那种通过利他才能实现利已的利已主义不加区别。当十九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大肆贩买鸦片，遭到中国抵制后又以此作为借口，大举进犯中国时，他打的就是连亚当·斯密本人都不会赞成的“亚当”的旗帜。这种国家行为，同海盗、黑社会和贩毒集团干的又有什么区别呢？但这在当时的英国资产阶级看来，贩毒的正当性同资本主义的正当性一样，都符合那条认钱不认人的永恒真理。
然而，市场的奇迹，不但满足于利已主义的解释，而同样也满足于利他主义的解释。虽然你可能会把“张三不是为了他餐桌上每天一公斤鱼而放养10公顷水面，而是为了社会上有更多的人每天能吃到一公斤新鲜鱼而放养10公顷水面”的说法看成是张三令人恶心的伪善，是张三编出来的鬼话，“他在唬弄小孩子，谁不知道他心里打的小九九”。但事实上，他说的是完全真实的事实，这与他心里暗中盘算的是什么“小九九”完全无关。
没有理由认定，个人利已主义与利他主义是一对矛盾，这种说法只有在两条狗抢同一根骨头时才是对的；而在另一些场合，二者可能热乎得象一对热恋中的情人——市场机制利用的就是这种热乎劲，这种热乎劲用数学语言来表述就是——“A的获利”与“B的获利”呈正相关。
然而，利他主义却在历史上造成了一种令人恶心的坏映象，因它经常被自私自利的人拿来伪装自己。这使利他主义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都会使人情不自禁地想起撒谎的孩子喊“狼来了”的恶作剧。
萨缪尔森在他和诺德豪斯共同编写的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一书中中充满激情地写道：
亚当斯密的贡献在于他分析了市场组织经济生活和产生快速经济增长的方法。他说明了价格和市场体系能够在没有任何统一指导的情况下使得消费者和生产者相协调。几乎在一个世纪以后，当铁路、纺织和其他部门中充活力的资本主义企业开始把其影响扩张到世界的每一领域时，出现了卡尔·马克思的批判资本主义的巨著《资本论》。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必然死亡，跟着很快发生的将是经济萧条、革命的大动荡和社会主义。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事实似乎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恐慌和大危机，导致了20世纪的许多知识分子对于以私有企业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可行性提出了疑问。1917年，社会主义者开始把他们的设想运用于苏联，到20世纪80年代，几乎世界的1/3被马克思的学说所统治。
然而，1936年，在大危机的经济低谷中，约翰·梅纳特·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一划时代的著作阐述了一种经济学的新方法。该方法有利于政府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减轻商业周期性波动的巨大破坏。
在20世纪80年代，车轮又转了一整圈。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再度发现了市场产生快速技术进步和较高生活水平的力量。在西方，政府减轻了待业管制的重负，并放开价格控制。最富戏剧色彩的变化发生在东欧，在那里，1989年的和平革命迫使社会主义国家抛弃中央计划模式，并允许市场力量再次迸发出来。在亚当·斯密写作《富国论》之后的两百多年，人们重新发现了他的基本见解[5]。
萨缪尔森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市场经济组织形式——这无疑是对的，但他连同亚当斯密的个人利已主义的哲学也全盘接受下来，忽视了亚当斯密对道德关怀的另一个则面，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的利已行为损害了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诉求，完全于不顾，不错，这完全符合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那条“永远正确”的认钱不认人的真理。
然而，萨缪尔森如论如何也找不准中国人在1848年英国资产阶级用鸦片和大炮欺凌中国人民时的那种感受。试想一想，在今天，如果中国警方在中国土地上捕获了英国贩毒分子，没收了他们的毒品，英国若还要发出以武力相威协的警告，那不是笑掉大牙的事吗！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是今天，英国真要发出这种威协的话，你猜泽尔腾会怎么说？他一定会说：这是不可置信威协，应将它从纳什均衡中剔除出去[6]！这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表明，市场的重新发现，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失败，马克思主义仍然活在当今市场经济的组织规则之中。
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在于在世界范围内肃整了一次损人利已的利已主义。事情真是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当凯恩斯写出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时，他是通过寻求解决无产阶级失业问题而找到了拯救资本主义命运的药方的，对于解决就业问题，就曾今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目标。更令人困惑的是，中国政府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花费15年的艰难谈判，而这正是1848年鸦片战争英国资产阶级所要图谋的。但同一个开放，意义却两样，今天的开放是主权国家通过双边谈判建立起来的，通商开放的每一步都要达到双赢的目的，这使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开放制度，真正成为一个剔除了将会造成损人利已后果的那些规则的互利合作。
的确，“车轮又转了一整圈”。但这转回来的不是原地踏步：回到马克思，或者回到亚当·斯密那里。而是实现了一次飞跃，是从无原则的利已主义到科学的利已主义的飞跃！两百多年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创造的是同一个奇迹：建设一个不断加强合作的社会；证明了同一条真理：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原理——这条原理成了经济学第一定律。没有第一定律就没有二第定律。经济学的大厦理应从第一定律出发，建立起一个以合作为主线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四、走近合作的圣殿
15年前，有两位生物科学工作者试图把一项生态工程技术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他们建立了一个立体共生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是通过有意使一些生物因子拉开距离——高等动物、高等植物、藻类和原核生物，由于他们食性不同，很少有争夺共同的生存资源的矛盾，即使有矛盾的地方，也能通过适当的农技措施把矛盾化解。这就使得这些生物因子之间只剩下“利他”的特性，这样一个系统到90年代初终于相当完善地建立起来了，并且得到了有效的推广，取得了收入增长一倍以上的好收成。正当他们紧锣密鼓地把推广工作引向深入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由于偷盗行为很难得到制止，因而极大地伤害了农民使用新技术的积极性。对两位生物科学工作者来说，他们能够剔除生态系统中的损人利已因素，但不能剔除社会中的损人利己因素。而社会领域中的损人利己行为严重阻碍了生产技术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在巨大的痛苦中，两位年青的合作者终于理解了鲁迅的那种弃医从文的解脱方式，他们毅然决定放弃自然科学而改攻社会科学。
十年过去了，两位合作者终于又有机会坐到一起，畅谈昔日的理想和今天的现实。合作者之一的邓集甜当了一家制药厂的总经理，支撑着怀化地区支柱产业的半壁河山，并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胡爱生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有益的成果，他致力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探索人类的起源和生命进化的奥妙，特别是对人的社会性机能成因的研究还得到了钱学森的支持。现在他们正为合作一个“经济生态学”的课题坐在一起。邓集甜谈到，经商的密诀是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没有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没有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他在商业交往中同客户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合作关系：“生意场上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们不谈生意，只谈哲学、谈管理经验，生意上的事共同确定一个共同利益最佳点就可以了。”他正是用这条密诀使一个国有企业死而复生，创造了一个商业上的奇迹。“共生主义”——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就是马克思概念不清的共产主义”。他们商定由胡爱生执笔起草一份共同的纲领，并自嘲地宣称，就叫它“共生主义宣言”吧。
几个月以后，胡爱生把一份近十万字的《共生主义宣言》的手搞投入火中。“我们应当用自己亲身的实践来写这篇文章”。他真是这样做了。不久以后，他拿着他积累起来的少得可怜的一份工资去乡下办了一个铜矿加工企业。他非常清楚他所面临的困难，在这个地区，曾经动员过上千万元资金，先后有近二十个群体投资该项目，全都变成了钱变纸的儿戏。
首先是矿源问题。矿区到处布满着欺诈和陷井，最后使骗人者和被骗者都成了“无产阶级”，宝贵的矿产资源只能无可奈何地沉睡在地下。他深入群众宣传合作发展，共同致富的道理，并支持外地开发商理顺周边环境，帮助解决技术难题。他不畏强暴，虽几次受到围攻和绑架，但仍然坚持同落后势力作斗争，终于使铜矿开采企业生存了下来，通过不到半年的奋斗，他的铜矿加工企业也走出了危机，创造了效益。
这表明，相关产业之间都有一种生死相依的血肉连系，它把现代工业连成了一个整体。商业合作果然除了个人主义金钱至上的经济利益联系就什么也没有了吗？共生主义告诉人们，帮助他人有时是帮助自己最好的方法。
经济学是要解决稀缺资源的配置的问题。但是配置资源不是医生开药方。那种只开处方不给药的经济学家，工商界很早就不买他们的帐了，并嘲笑他们纸上谈兵——他们自己穷得象个叫花子，还班门弄斧似地教我们发财？
经济学家只重视如何用经济理论解释经济现象，而很少致力于能够真正改革世界的合作实践，只有工商界才身体力行，致力于合作发展的伟大事业。
商机无限，只缺合作。在一个资源配置的处方中，只要缺少一项内容，生产经营就无法实现，弥补这个项目就能使更多的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最好的商机就是“万事诸备，只欠东风”的那种。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化的生产方式的分析而认识到：开具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源配置“处方”，其阵容势必过于庞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发生矛盾，解不开“只欠东风”的疙瘩，并且问题还有不断升级的倾向，内部瓦解在所难免，因而提出了公有化的解决方案。今天，诸葛亮上演“借东风”的“神咒”就是“合作”。实践证明，公有化只是实现合作方案中的一种，市场实现资源共享的机制在一定意义上避开了私有制为合作设置的障碍。更重要的是，选择最好的实现途径来实现合作。商机处处是画饼，合作条条做早餐。没有合作，再大的资源优势，也只能是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
一次伟大的融合——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板门店挂出免战牌后、在北京玩过乒乓球后——一直都在悄悄地进行之中。虽然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并没有最后结束，但敌对的情绪正在消解。冷静地审视对方，学习和借鉴对方的长处，完善各自的体系，使矛盾从根本对立的局面走向缓和。学习和借鉴越是深入，两者之间的区别越是模糊。正如邓小平最后认清的那样：姓“资”还是姓“社”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的问题，并不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二十世纪最后一些个年头里，中国共产党又认识到了公有制实现途径的多样化，这就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实现途径中的一种被认同下来。今天，西方经济学家可能正在偷笑——他们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图谋终于实现了。但是他们却并不知道，马克思这时的笑容更意味深长。
其实姓“资”还是姓“社”，并不在于以什么形式组织生产，和采取什么途径进行分配，而关键在于他的规则是按个人利益最大化原理发展起来的还是按共同利益最大化原理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组织原则是共同利益最大化。
在以个人利已主义为出发点建立起来的经济学中，经济利益主体项没有最后从理论中消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据资本家组织生产的那一套，发明出一种计算方法，结论是资本家靠投资、靠管理、靠他们精打细算节约出每一分钱发财的；马克思则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精确地算出了资本家的剥削。无论是资本家的算法，还是工人的算法，就衡量个人利益方面都是对的。这种利益的各自表述机制，体现在一切交易的谈判原则中。但这种个人利益的计算方式并不适应于他人利益的计算方式。他人利益的计算方式通常是一种商业秘密。共同利益的计算方式，只有在以合作研究为基础上的宏观经济学领域才有希望得到解决。这造成了现代经济学的经济利益主体项不可消除的矛盾。这种没有消去经济利益主体项的理论造成了本身就不可逾越的个人利益致命伤：处理不好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危机四起，动荡不安。
西方经济学发展到90年代，经济利益主体项问题终于反应到理论上来。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兴起，以经济利益主体间矛盾和合作问题为题材的经济学理论受到重视。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经济学家：纳什、泽尔腾和海萨尼。博弈论经济学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以铁的事实告诉人们，个人利已主义不可能通过实施他们的个人利益追求而得到实现。
在博弈论经济学中，囚徒困境[7]是最典型的用来阐述他们的学说的最好的例子。当两名被抓而且被隔离起来的嫌疑犯被告知：两人都坦白，各判8年刑；两个都抵赖，都判刑一年；一人坦白一人抵赖，坦白的释放，不坦白的判刑10年。不必费尽脑汁，精于计算，囚徒的最佳策略一目了然：共同抵赖——两人各判一年刑，达到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个人利益高于共同利益的个人利已主义原则下——他们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结果：得到宽大而立即释放——他们的决策实际结果就只能是两者都坦白，结果竟是这样，两人都因小失大，放弃了两人都判一年刑的最佳值而得到各判刑8年的最坏结果——这正是西方经济学从个人利已主义原理出发演绎出来的真理，而且这个真理按博弈论的理论阐释就是：满足纳什均衡，而且是一个占优战略均衡。
对这同一个模型，若引进一个正好相反的利益优先原则，即把个人利益最大化偷换成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只要朋友能提早出狱，自己多坐几年牢虽苦犹甜。其结果得到的纳什均衡和占优战略均衡就不再是（坦白，坦白），而是（抵赖，抵赖）。结论很清楚：利他主义者在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实现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最聪明的利已主义就是利他主义与利已主义完全相容的利已主义者。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途径。这种聪明的个人利已主义者，嗜好的是合作，就象守财奴嗜好金子，因为只有合作才能带来更多的财富。
在囚徒困境中，如果一个是信仰利他主义，另一个是信仰利已主义，则利已的受益，利他的吃亏。这表明，当利他主义没有成为一种文化生态时，利已主义者总是得到奖赏，利他主义总是得到得到惩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利他主义因缺乏激励机制而将日益耗损其光辉。当市场机制按照共同利益最大化原理，把损人利已的利已主义不断从游戏规则中剔除出去，通过合作，建立起越来越严格地剔除损人利已条款的游戏规则，在这个规则社会中，损人利已者将受到惩罚。正如西方资本主义30年代经历过的巨大经济危机考验一样——资本主义虽然没有被无产阶级推翻，但他们终于被教会关注无产阶级的利益对他们有好处，否则，来自经济系统内部的惩罚，会使他们自己也会变成无产阶级。

五、合作：通向共产主义的路标
当1883年3月，恩格斯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通报，说马克思躺在安乐椅上睡着了——永远地睡着了——那时，世界还一片黑暗。这位伟大的预言家35年前宣布了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到“英特纳雄耐尔”在全球唱响的时候，共产党人与资产阶级联手合作，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接着是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冷战的背后，激烈的社会变革，在各自的政权机制后面进行着。一方面，资产阶级即使不被无产阶级推翻，也要被经济危机打垮。而社会主义制度从一种社会理想到社会现实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
当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很快就意识到，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后，还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资产阶级的幽灵，他指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即一个阶级生存的土壤铲除了，还有残存的意识形态。当毛泽东在中国大地实施他的称作“文化大革命”的共产主义实验的时候，他恰恰忘记了老祖宗的一句话：“……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8]。”
问题出在旧的经济基础消亡以后，旧的意识形态并没有立即消失，这种已经没有经济基础根基的意识形态对新生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还有重新唤回旧的生产关系的危险。但毛泽东当时的做法是以消灭一切形式的利已主义为动机，而把利已主义中合理的部分也当作苍蝇、蚊子一类来消灭，这种把极端利他主义的主张贯彻到政府行为中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极为谎谬的。显然政府决不可能把消灭个人利已主义定为目标，而应当承认个人利已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发扬它对全局的、整体利益相互促进的一面，限制其损害全局或整体利益的不利的一面，确立科学的利已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然而，今天的现实又使我们令人痛心地看到了另一幕：个人利已主义泛滥成灾，为追求可怜而又可怜的那点点一已之私，不惜以千百倍的代价去损害全局利益和整体利益，视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草芥。这种局势的漫延，已经超过了今日的资本主义国家。
正如马克思抱怨的那样，唯物主义不幸而走上了机械唯物论歧途，而“……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发展了能动的方面[9]……。”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也同样非常意外地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大放光芒。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巨著《资本论》事实上受到了资产阶级的重视。当凯恩斯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问题表述为“有效需求不足”时，他是从另一个侧面寻求无产阶级贫困化解决的方案。凯恩斯认识到“充分就业只是一个特例”，市场并不是万能的，萨伊定律——供给自发产生他的需求——只是一个美丽的神话，虽然凯恩斯不能以他清晰的逻辑推翻它——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在没有消除利益主体项的经济理学论中永远走不出这个“迷魂阵”。市场的迷信终于打破了，只不过是以不同于马克思逻辑的另一种方式——是以资产阶级愿意接受的方式打破这种迷信的——随之而来的是政府调节经济均衡的功能受到高度的重视。政府自凯恩斯以来都干了些什么呢？是国家通过财政政策的杠杆实施经济利益的再分配、是福利和社会保障体制的进一步加强、公益事业、军事工业和金融等领域的国家垄断以及急剧膨胀着的称霸全球的野心。
合作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一方面是政府维护经济秩序的法规制度的健全，损人利已的经济行为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降低了合作的风险。经济合作的游戏规则不断完善，并发展着一个利益可计算的、高透明度的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合作经济操作体系。国际合作不但表现为全球性和地区性合作的加强，经济共同体的涌现，网络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而且表现为跨国公司的地区间渗透、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的国际化。贸易的自由化和金融全球一体化，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着资源和技术的共享，促进着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因而也就在更广泛的领域实现了独立经济主体的最大利益。新经济以信息化、自由化、全球化、一体化为特色，正成为一股强劲的时代潮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成为当代人经济生活的“情语”，“合作发展，共同参与，实现双赢”是当前喊得最响的口号。这种新经济，经济学家还不能认清它的本质，资产阶级和守旧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它看成是旧帝国时代的复活。真正成熟了的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则从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英特纳雄耐尔”又一次在全球唱响的壮观场面。新经济不是一次旧的帝国时代的复活，也不是黎明初现的世界大同的暑光，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共生的一个新时代，它的目标是在经济系统中不断剔除损人利已的规则，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  杨立雄 王雨田 物理学的进化与非线性经济学崛起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7 10 P21。
[2]  恩格斯 反杜林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 P307 中国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4]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P253 中国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保罗·A·萨缪尔森 威廉·D·诺德豪斯 胡代光等译 经济学 P4 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96年版。
[6] 张维迎著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参见P22-27。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7] 同上见P15-17。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 P574-576 中国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P16 中国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公司通常是唯利是图的，而且敢于走法律的边线，而且千方百计寻找机会越过法律和道德底线以求谋利。这种趋利本性对于不同层次的利益主体都是类似的，个人、集体、国家通常都是这样.英国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为毒品走私分子发动鸦片战争。美国为了国家利益，到处扩张侵略，极尽能为之事寻找借口，堂而皇之去杀人,侵略，图谋世界霸权，也就是国家垄断利益。但任何一个利益主体不管对外是怎样唯利是图，但对内是严格控制，有效治理。利用企业机制碣制败腐，本质上只不过是建设一种专业职能的财务公司，绩效考评公司，现实已经大有应用，先例实在是非常之多，成功经验非常之多，这里也不是什么创新，只是强调一下已经取得的这方面的经验。关键在于制度框架建设，怎样使防止败腐成为一种营利机制，怎样建设一种防火墙机制，使这种企业违背企业宗旨走向与腐合谋的歧路能得到有效禁止，肯定是有办法的。任何企业都有一套机制隔离企业本性的可预见风险，否则，银行为什么不怕职员卷款而逃？而事实上银行反成了公民存款最放心的机构。可见梁兄所言差矣。

第一章 公共化生良知：迎接全球“前生态社会”
一、解套中国问题与创新的大背景
二、现代“后工业社会”不合时势
三、前生态社会已经到来
四、共生智慧的三维延展
五、一切为了创建一个共生世界

第二章 三维制度文明：人民主权、宪政制序、国家权威
一、什么是资本主义？
二、什么是社会主义？
三、什么是国家主义？
四、人民主权、宪政制序、国家权威三维文明
五、共生智慧超越了拿什么主义来救国的问题

第三章 人伦多样共生：东方文化区域生活趋向
一、当代东方文化圈生活方式
二、从仁人到仨人的伦理重建
三、全息生态文明下的公民社会
四、人伦共生的“十六字”方针
1、全球视野
2、东方情怀
3、善待他者
4、和合共生

第四章 共生哲学在当代生活中将如何展开？
一、“三论”互补恊熵转换可共生
二、共生新思维凸显中国共生崛起

第五章 良知、文明、共生：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中国必将成为走向共生的模范国度
二、当代中国具有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

结 语 充满德性光辉的中国形象

建设经济强国的同时，提出文化强国；对人类作出经济贡献的同时，作出文化贡献，是一个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结论。
文化强国、文化贡献的关键，是“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即是全生态的文化创造，则有赖于重建大国哲学！

导言：基于共生原德的当代化价值重建

对中国而言，今后五至十年，是三千年来，又一个充满魅力与希望的历史时刻。因为，历史正赋予我们在创造新文明形态当中引领全球的责任！
今天，当代中国人不难发现：“中国向何处去？”“只有什么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些个已经困扰了近现代中国人一百多年的时代性主题，已经悄然转换成“中国何以处世？”
如果说，中华民族进入现代文明的百年历程，展现在中国大陆的情况是：第一个三十年（1949-1978）作为一个裸体的人，从政治上站立起来了，让同胞自豪；而第二个三十年（1978-2009）在身上穿了衣服，成为“金砖”之躯，让世界瞩目；那么，接下来的三十年（2010-2039）新的历史征程，这个人，必须整合过去、超越自己，得给自己一颗令世人青睐的灵魂——在“前生态社会”的共生崛起中引领全球！
前生态社会，是重建宏大叙事的开始，而非“历史的终结”。正巧中国是一个大国，在文明创造的道路上，不可能永远搭便车、走偏锋，中国人的思想、政策、实践，特别是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将对自身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生态，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将产生何种影响，至关重要。
何为大国？在东方语境中，大者，自立天地之间也，即人也；国者，域也，公也。古人云，域中有五大，德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天之文从一大，人之文象臂胫，头、手、足皆具，身、心、灵恊和，可以參赞天地，且通达真善美慧神者，是爲大。因而，大国者，以人为本之域也。这个人，不是抽象的某个整体、群体、形而上的“人”，而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具有生命自组织力的人。
德为道之根本、源头，道为德之载体、显现。有道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德；有德是，德生道，道生天，天生地，地生人伦之道。凡域中之大道并行，曰共；凡天地人之大德，曰生。因而，生，且共生，生生不息，恊和万方，周而复始，化生万物，归根结底，生产、生活、生态，成就大千多彩世界宏大叙事，九九归一者，是谓原德。
顺共生原德而行，即为大国哲学！
循此大国哲学，方显大国气象。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通过生育创造生命、通过分工互助创造生活，两项宏大历史叙事相互交织创造生态，成就“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之国度，是为大国；用当代人的话说，就是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恊和全生态，恊熵大自然，恊同公民、社会、政府三大自组织力之国度，形成生产、生活、生态而生生不息之域，是为大国！
所以，我们说的大国，与西方现代语境中1648年以来的国际体系所拥有显著优势权力资源（或综合国力）有关联，可兼容，但其本质区别在于，“顺共生原德而行”，即全体国民（包括公务员）循共生法则、共生智慧而笃行。
共生哲学，不是弱者向强者的乞求，不是强者对弱者的恩赐，而是精神体能（Energy）强大者主动伸出的和解、和睦、和合之手，以便全生态地走向物质能量、信息能量、精神能量转换之恊同生、恊熵生、恊和生，即“三恊生”，亦即共生。因而，拥有强大精神体能的大国，特别强调“非物质性权力”（文化、价值观、制度、生活方式的魅力）对于“物质性权力”（经济、军事力量的投射）的制约与规范。
大国哲学，必有人类情怀、有世界担当，承接全球共生大任。正所谓“大能至慈，你权、钱、性的能量越大，与之相关的责任也越大，否则终是浪费”（参见《共生十诫》），行之难远！
因而大国哲学坚信，任何人或者理论建构，都无法代表其他人的现实感受，只要我们心存共生原德，力求近似“无立场”、“无界别”、“无理论”地从自己当下亲身感受的事实本身去看世界、看中国、看问题，就必定可望进入顺共生原德而行，建构一切文明新事物。
共生原德要求的，仅仅是弘扬人类生生不已、周而复始的愿力、价值和信念。在这里，“死”只是“生”的一个环节，而非生的幻灭和恐惧，历史的终结。毋庸讳言，顺共生原德而行的大国哲学，是一种宏大叙事的历史回归与重建。所谓宏大叙事，原本是“完整的叙事”、全息叙事、全生态叙事，而不必是任何传统的、群体的、集团的、形而上的、以偏概全的“中心主义”“中轴主义”——即导致“叙事霸权”的宏大叙事。
一句话，只要顺共生原德而行，我们大可不必象“后现代主义”者，或者“专注阐发圣人微言大义”者那样，因噎废食地去鄙薄“宏大叙事”，终结历史、囿闭历史。恰恰相反，进入“前生态社会”的当代人，需要更加充分地展开诉诸私人、个人感受的宏大叙事，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一、中国将何以处世？

要回答中国将何以“处世”，首先要回答中国何以“自处”？中国人将何以“自处而处世”？

1、树国人核心价值观
价值观的问题，首先是人与历史、整体、集体、理性、主义的关系问题。
人，非牛非马非草木，亦非宠物猪，更非生产、交易、战争的工具。我们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以人为本，就是善待人，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你、我、他”，与他者共生。
马克思主义绝非乌托邦，在现代化进程中，“千年第一思想家”关于“有生命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命题和价值目标，是一种“全生态社会建设”理念，一种“共生”的文明形态，因为人自身就是目的，是价值之源，不是历史、整体、集体、理性、主义的工具。
这一理念并非“对一个渺茫的黄金时代的憧憬，而是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实现的一种世界的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庄严承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现在进行时的当下前提。没有这个当下前提，一切自由和自由人，包括某些原教旨主义、文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爱国主义、资本主义，都是空谈或故意歪曲，其结果只会带来人性、人道、人文悲剧和社会悲剧的一再上演。
社会、国家发展以人为本；而人，本于什么自立于天地之间、世界之林？回答很简单，就是“以文化为本”；那么，文化以什么为本呢？答：文化以人心为本。人心有慧根良知，作为一个民族，自然以其人心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之核心价值观为本。
远古中国人，就形成了“天时、地财、人治”的三才互动观念。三才又叫三材、三极、三元，即三个对等的元素或本原，即宇宙的根源。天地人三极、三元就是结构宇宙的三种材料或元素，于是，人能感知到的万有存在及其演化，便由此开始，生者、逝者、往者、来者、承者、在者如斯，不舍昼夜……因此，三才、三元、三极智慧，是五千年中华文化流变的密码和标识。后来形成的“德、道、器”观念，“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整体思维方式和行为诉求，“空、假、中”三谛圆融，禅机觉悟净化，特别是“仁、义、礼、智、信”的伦理规范，以及“良心、良知、良能三位一体”的世俗上帝……也都由这一“三极智慧”演化、流变而来。
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不仅要深涵智慧的浸润，而且应当是简洁、明快、相互连贯、普遍认同、谨记笃行的几个基本理念。如英联邦提出的天赋人权、拓展观念、绅士精神；如近代中国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如法兰西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如日本提出的“忠、勇、诚”；如美利坚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如当代俄罗斯提出的宪政、和解、强国……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公民，有了这样简明互动的基本理念所涵摄的核心价值为根基，不管他们内部生活、生产、生态博弈中出现怎样的矛盾、冲突和问题，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社会阶层，人们总是能找到共同接受、各得其所的共同语境和解决之道。同时，面对世界，就有了自己的主心骨和民族魂，并显现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也必将绽放出人类德性的光辉！

2、荡涤私累内外共生
当中国GDP升级为世界第二，面对“中国威胁论”的再次抬头，国务院新闻办9月6日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重申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并把和平发展“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意志，转化为国家发展规划和大政方针，落实在中国发展进程的广泛实践中”来提，当然是必要的，而且是个创举！
只是，作为“国家意志”的和平发展，要使人信服和接纳，就不能没有经验、常识（历史）依据和哲学依据。在全球产业、经贸、金融循环链条中处于低端的中国经济崛起，是否“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面对“中国威胁论”，事实上，根据工商文明先发国家自己500年的历史经验，只要还是讲“发展”这个硬道理，“强权”与“正义”的冲突就在所难免，且反观中国3000年的治乱兴衰分合循环，“天道”与“权力”分裂亦是常态，因而讲“和平”、“太平”的软道理，就很难自圆其说。
因为，从哲学上看，自由主义处世哲学（包括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福利主义、精英主义、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民权主义等变体），不再能为“发展”、“拓展”提供创新性的理论支撑；平等主义处世哲学（包括群体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民粹主义、草根主义等变体）也很难作为“和平”、“太平”的哲学依据。这已经被西班牙、英国、德国、前苏联、美国以及西汉、清初的“发展史”、“拓展史”、“扩张史”、“垄断史”、“操纵史”反复证明。
中国要让世界接纳和放心，特别是要承载世界担当、焕发天下情怀，必须重建和贡献自己新的开放、兼容、无偏袒、心灵自性的价值观、世界观，亦即处世哲学。没有哲学依据，“和平发展”充其量，只是一种智谋，而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国家意志”。
中国崛起，是一个事实，不必遮遮掩掩，问题是中国崛起的方式，是不是、会不会走西方近代至今的“现代”、“后现代”老路？
这不但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关注的，更应当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公民自己应当关注的。发展也好，崛起也罢，首先是内部事务。只要一个国家处理好了内部事务，外部世界就不可能不“放心”，反之，如果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务都处理不好，你叫人家如何“放心”？但无论是处理内部事务，还是处理外部事务，都必须要有一以贯之的处世哲学。
同时，这样的处世哲学，又离不开对中华文化、世界文明历程、时代社会风貌背景和“私人感受”的历史判断。我们同意，任何价值判断离不开历史判断的前提，但历史判断，并不等于可以用某种既定的所谓“文化历史观”或“文本依据”为观察视角，撇开“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感受，而演绎中外历史、编织历史知识、建构意识形态。
毋庸讳言，我国当前存在着三种主要意识形态，一是基于市场化民主化改革的自由主义，即所谓“终极论”；二是作为中共执政基础的前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以及由此演化的 “新民主主义”（据称已经囊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元素又弥补其“不自洽”、“不周延”）和吸纳欧洲经验的“民主社会主义”两个分支，即所谓“阶段论”；三是基于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复兴主义，可看作是介乎终极论与阶段论之间又与之部分交叉的“特色论”。
我们认为，无论是阶段论，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历史分五个阶段步步高，不能超越或可以超越”，还是终极论，如“西方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是普世价值，代表人类发展基本方向，历史因全球西方化而终结”，抑或“特色论”，如“中华伦理道德世界第一，尊‘马列’或‘普世价值’皆为数典忘祖，西方阶级专政、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中国古已有之，充其量可以用于中华民族完成复兴”，对于当代世界和中国历史进程的判断力都不够准确，其解释力都十分有限。而且，都是“中国向何处去？”或“拿什么主义救中国？”的旧思维方式的继续。
很显然，无论是“阶段论”，还是“终极论”，抑或“特色论”，都不能代替我们当代人的现实感受，对中华文化、世界文明和社会生活时代风貌作出自己的当下历史判断；更离不开我们当代人回归“全生态社会成长”和“与全民休养生息”的共生原德价值重建与贡献。
中国现时代的处世哲学，亦即价值重建，只能是当代人从当下世界与中国的文明历程和社会生活时代风貌的判断力、思想力中，依照当代人身心灵内在的德与道、逻辑与价值，自组织生成。
在动力学意义上，生命自组织力是身心灵瞬间耦合的表达。人类认知上的这一进展，对世界发生重大影响力只是迟早的事，因为它与信息时代的全球化、个性化、全息化趋势完全吻合。这就是：生命，首先是个体生命的价值，人的价值，以及每一个人的身心灵健康的价值坐标，将成为人类一切哲学、科学、政治、经济、社会（组织、集团）的指归。
我们相信，在这种自组织生成过程中，既有的儒、释、道、耶、回、科、艺、哲、士、农、工、商、兵和古、今、东、西、中、左、右的民间文化（背景）中，都有其源远流长的精神资源可以提炼出来，滋养当代人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你我他恊同，质能信恊熵，天地人恊和，上仰大德，下承大道，中循大法，荡涤私累，内外共生，这正是共生哲学不同于既往任何价值、智慧、法则之处。
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中外圣贤大哲、历史人物，在日常生活的论述上，无不倾向节制奢欲、抱朴简约（低碳）、化生有常；在社会政经生活的论述上，无不主张防止滥权、节制资本、均衡地权（资源）、平衡公私、张扬公益、与人生息；在精神文化生活的论述上，无不真信笃行：荡涤私累，可以言大、言修、言明、言正、言义、言进、言德、言道、言信、言生，且为共生。
荡涤私累，就是致良知；防止滥权，就是创文明；化生有常，就是达共生。从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出发；通过文明的行为努力、创造文明的结果；达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臻趋恊同、恊熵、恊和共生之价值目标。
所以，日常生活，是否幸福？政经生活，是否进步？文化生活，是否精彩？归根结底不是钱财、权力、性欲的争夺，而是良知、文明、共生的提升。
共生主义，不是“拿来的”主义，而仅仅是当代中国人对人类历史演变和生活本原的一个发现。

二、共生哲学的背景传承与创新

我们倡导共生哲学，首先是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观察和思考，以一个生活者而非学者（文本知识拥有者）的视角发现，从身边的人畜、动植物、青山秀水，到天地星象，本质上都是一种生态循环的共生关系。

1、参赞化育共生
让我们说个“一草养三鲢”的故事：草鱼（即青鱼）是吃水草的，鲢鱼是吃草鱼便便的，鲢鱼的便便又养活了池塘里的水草……那么多少草鱼多少鲢鱼的比例是最佳搭配呢？
这个“最佳搭配”就体现出中国农民参赞化育的智慧，因为这里体现了“清水”、“草鱼”、“鲢鱼”、“肥料”、“捕食”、“饮用”、“植被”以及“你、我、他关系”等一系列环节的可持续性问题的解决，从而保持“青山”、“绿水”、“渺炊烟”、“明月”、“松石”、“河畔草”而天地人和的生态循环。
农民与耕牛的分工合作，保障了各得其所——人得粮食并负责牛的安康，牛得稻草帮助人进行物质生产。这是很典型的共生现象。
“凡间有糖（塘）水喝，有甜（田）水喝。”那牛，先前接到要它到人间帮助农夫的天令，正老大不快，这一听，就高兴地从天上跳到了地下，竟把上门牙都摔掉了。
15岁就当农夫的我，就在这种农民的智慧和想像的滋养中，很快就长大了。再请仔细倾听：
“春到花香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
“心外无天理，心外无格物。若是有心人，草木皆有言。”
“书通外国，理通天下。”
“只会饿死一口，不会饿死七口。”
“天理、人情、国法，哪一样说得过去？”
“托人似托己。”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
世界上两个唯一没有终断历史的民族：第一个是“重农尚义，耕读传世”的华夏民族，第二个是“重商择利，商学传承”的犹太民族。
“农”的生活方式，不但直接与大自然联系在一起，而且，华夏人（中国人）凭借自己的观察智慧，发现了天地自然化生万物互助、互补、互联，恊同、恊熵、恊和的共生起源、周而复始，找到了地球母亲生态循环渐次丰富多彩的共生法则，并且用自己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地参与着、复制着、完善着这种共生法则，从而使自己成为地球生态循环系统的一部分。
所有农作物的“种子循环”与大自然的种子循环都是这样互助、互补、互联，恊同、恊熵、恊和着共生起源、共生进化完成的。
后来，我们把这种对于人类参与共生起源、共生进化的观察与思考，用到了人际关系、群体关系、国际关系和人和自己的关系，用到人类社会政治生态系统、文明形态演化更替，提出一种解决当下世界与中国问题的思路，即：“全生态社会建设论”（2007），并由此产生了“共生主义理念”。
有趣的是，在西方语境中，早在古希腊语中也出现了Symbiosis，共生概念则由安东·德·贝里（Anton De Bary）在1873年提出，赋予新的含义：共生是不同种属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普遍存在的生物现象，是两种不同生物之间所形成的紧密互利关系。在共生关系中，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有利于生存的帮助，同时也获得对方的帮助。动物、植物、菌类以及三者中任意两者之间都存在“共生”。
众所周知，达尔文由于《物种起源》（1859，全称《论借助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族）的方法的物种起源》）一书，赢得了生物进化论的达尔文主义称谓，由此还衍生出社会达尔文主义、新达尔文主义，并影响了人类社会运动长达一个多世纪。达尔文使用自己在1830年代环球科学考察中积累的资料，试图证明物种的演化是通过自然选择（天择）和人工选择（人择）的方式实现的。然而，在这本号称“物种起源”的划时代的著作中，达尔文却绝少提及各种物种最初来源于哪里？而且，达尔文也未能解释，既然是“天择”与“人择”的优胜劣汰过程，那么，地球上何以由最初的单细胞、单生生物繁衍产生出如此丰富多彩的生物种群格局，以及每一种群间的过渡机制是什么？仅此两点，即可宣布：博物学家达尔文永存，而达尔文主义死了！
而死即是生。这一看似简单却长期无法回答的问题，或者说天然缺陷，长期被那些雄辩的达尔文主义者所忽视。近一个世纪后最终由美国生物学家琳·马古利斯坚定地从生物共生的观察实验中，给出了“共生起源”（Symbiogenesis）这个答案：真核细胞的线粒体和叶绿体起源于内共生于真核生物细胞中的原核生物。发生在不同界或门之间的生物共生关系，是驱动演化的力量。她认为遗传变异的存在，是源自细菌、病毒以及真核细胞之间的信息转移。此理论可解释人类基因组中部分DNA序列的来源。而中国科学家参与的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HGP，1985-2001）的研究也发现，人体内藏有许多可能是细菌或病毒入侵时嵌入人类基因组中的DNA。生物学界已经确信，不同物种的两种以上的生物共生体间，也同时通过生命行为、新陈代谢或基因传递深化了这种自然联系（这里说的“自然”（nature）是“内在性”、“本性”的意思）。就是说，共生不是一种外在于生物、生命、宇宙、人、事、物的关系。“内共生”（不同物种共生的内在联系）是进化创新和生命自组织力的根本能量源。共生既是自然界的本质，也是人类社会的本质，正是这种本质属性决定了自然和社会处在同一个共生体、共生场中。
到上个世纪70-90年代，“共生”一词已突破原有意义和范畴，不仅扩展至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文明与文明的关系，而且在更为广泛的领域被用于阐释各种关系。各种事物的发展常态总是按照共生法则演进，“自己活，也让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才不至于为了基本生存竞争，或只顾自己贪婪奢侈激发对抗互斗，而蒙昧地同归于尽。

2、背景主义追问
提出共生哲学，自然有其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依据，这就是背景主义的哲学追问（1994）。
上世纪90年代初，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众多批评家已经指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出现新格局，人们寻找新范式来描绘世界地图，试图缓释新的世界矛盾冲突的一种努力。亨廷顿强调文明或文化之间的冲突，在方法论上，不同以往的历史主义，旨在强调文化的统一作用（把不同的精神消解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种文明或一个种族、一个利益集团的单一的文化），却与强调不同文化相互间如何交叉、矛盾、颠覆、取消和改变的所谓新历史主义，具有一致性。在新历史主义看来，历史时期不是统一的实体，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历史”，有的只是许多不连贯的、矛盾的“历史”。所谓和谐一致的文化，只是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宣扬和强加在历史身上的一个神话而已。亨廷顿对于历史和文化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反映了新历史主义的观点。然而同时，在本体论和目的论上，亨廷顿在研究文明史和文化冲突，特别是在论述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演变时，又明显回到了旧历史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或“欧美中心论”立场，我们甚至不难从中闻到“新老达尔文主义”的味道。他不仅把从17世纪开始到冷战结束为止的现代世界文明史，归结为“主要是西方文明的冲突”，是“西方内战”，而且在观察与预测当前和未来世界的冲突时，他断言冲突的中心为“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以及非西方文明内部之间的相互影响”。
我感到这与自己观察与思考的结果，可谓大相径庭。不管是什么“冲突”或“竞争”，都不过是人类文明从各自封闭，到融合、进化、优化的一种激励机制，而总体方向必定会与“互助、互补、互联”，“恊同、恊熵、恊和”等“共生起源”、“共生法则”相吻合。否则，就不能解释在同一个地球（背景）上，生物世界何以从单细胞开始，发展出后来我们看到的如此丰富多彩的世界，也不能解释人类世界何以有那么多不同的文明形态。
从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于人类的新生代来说，所有进入他感知觉的人、事、物，不分东西南北、文明野蛮、自然文化、历史地理、宇宙天体，都可以看作是信息，他只要秉承吸纳这些信息，内化在心，然后通过他的自组织力，加以辨识、归纳、综合、演练、排列组合，渐渐形成自己的行为定势，以及与众不同别具一格的体悟与思想。
行为定势是学习，体悟与思想是创新。
而这一切都是在一种可以被称之为“背景”的东西下进行的，一句话，叫秉承背景又在出背景。秉承背景，是指人类的新生代不必一切从远古重新开始，就能通过学习获得某种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这是文化、文明的一般意义。在出背景，就是“脱颖而出”，有所创新。秉承背景又在出背景，唯其如此，人类的新生代才能超越前辈而有所创造、有所进步——即书写（创新）历史，而不只是被历史所书写（复制）。
其时，正巧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计划针对“文明冲突论”或“文化危机论”，主编一本题为《大文化战略》的书，约我写篇东西，我欣然领命。
我认为，文化冲突也好、文化危机也罢，说到底是哲学的冲突与危机。所以，谈文明、文化，必须回到哲学。然而，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当今世界哲学界的现状是，由于研究对象的游移不定，乃至混乱，出现主体性丧失的碎片化、逻辑推论的随意性、对绝对存在的抛弃三大缺陷。哲学，特别是作为现代文明老师的西方哲学，已经莫衷一是混乱了一百多年。因此，如何避免三大缺陷，达到研究对象不能片面、逻辑论证必须严密、以追求万物的普遍根本法则为研究目的，是哲学要获得新生和发展的时代要求。
的确，哲学不应当只是对已有世界的真理性证明，哲学更应当是向未来世界拓展和创造的指导和方法。哲学的生命并不在它的真理性，而在它的智慧性。即在于它对人的存在的本真的照明、敞开和指引。
于是，我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从总结西学东渐中国近代以来，由张之洞的《劝学篇》派生的“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以及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持续到今天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传统开始；反思西方自笛卡尔、伽利略、培根以来500年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传统；回顾黑格尔的“精神的物质模型”和马克思的“物质的精神模型”两种哲学努力，以及马克思和孔德建构社会学对于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力；从康德的真、善、美哲学，追溯到中世纪的所谓经院哲学，再进入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圣贤、大哲的精神天地……最后，提出了一个可以说包含了本体论、认识论、人的存在、人的认知（工具）、人的价值等全部哲学要素的思想理论体系，即背景主义哲学。
这样，我算是完成了一篇习作，给童老师主编的书，提交了一篇我自以为属于回归宏大叙事并“书写历史”的文章，叫《背景主义：关于大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Backgroundism: About Culture Strategy’s philosophy Inquiry，作于1994年3月，全国工商联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
当我们不再把哲学看作是学科的问题，而是生存的问题的时候，背景主义哲学较以往哲学，更接近世界的真实和本质。背景主义哲学思想的主要观点是：存在总是人的存在，而人又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作为秉承者现身。人是秉承者，但作为能动的主体，又总是在已有的文化背景下向着未来创造着新的生活，形成由承者向在者的蜕变。可以认为，背景主义哲学思想的实质，在于试图走出传统哲学的羁绊，从真实的人的存在状况出发，找到人的基本存在结构。我们以“背景”为本体化对象，以“背景主义”的本体化理论根据，通过历史考察与逻辑推论，而得出认识轨迹与价值诉求一致性的结论。
由于这个“背景”包含了一切存在，而避免了片面，并且以追求适用于一切存在的最后的理论根据或价值基础为目标，因此，“背景主义”符合哲学新生的上述三大条件，这也许正是当今世界哲学的一条新路，一条很有生命力的新路。根据“背景主义”，人是背景中的存在，人的认识或实践的成果又变成了背景的一部分。人的认识的发展也是背景的发展，考察背景可以认识人，考察人可以认识背景。背景主义里的人与背景的这个相互运动关系，类似于人与绝对的存在的关系。人是绝对存在支配的具体存在，考察绝对的存在有利于认识人，考察人的存在，有利于认识绝对的存在。但不同的是，在背景主义哲学这里，对于绝对存在的暂时搁置，避免其“一劳永逸”地支配人对于背景的秉承与在出，将人置于“被书写”，且使人类的新生代陷入“我注六经”的没出息境地。因此，背景主义，首先讲老老实实的秉承，讲物质能量、信息能量、精神能量最神奇、最宝贵的恊熵转换力量——生命的共性自组织力与个性化的自组织力，撇开你的、我的、他的（含她的、它的、祂的），撇开唯物或唯心、东方或西方、古代或现今这样的片面极端，撇开“冲突”和现实利益“竞争”。就是说，背景主义哲学，一方面积极肯定天文、地文、人文之文化背景，以及现实生活（能量恊熵转换）条件，对人的创造活动的基础作用；一方面又强调人的本质在于建设和创新，在于主动展开生命（能量）自组织活动，创立物质能量、信息能量、精神能量恊熵转换方式的理念、范式、参量、参照物，从而丰富背景、整合背景、在出（创新）背景，以开创自己身心灵内在逻辑与价值（道与德）之自由的新生活——这显然是世界性新的时代精神的哲学提炼。
由此，背景主义哲学，以追求适用于万物的根本法则为目标，以包含一切存在的“背景”为本体化对象，从人的认识、实践与背景的相互运动关系引导出人的存在是“生命自组织力”，并根据这个“生命自组织力”，推导出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及其互助、互补、互联，恊同、恊熵、恊和的“共生法则”。
“共生”，作为背景存在所必须的法则，作为人类的存在所必须的普遍法则，也是背景主义哲学所追求的那个最后的价值基础。
如上文所述，共生，在物种起源进化、生态平衡循环、人类历史实践、复杂系统自组织，以及日常生活、教育传播、经营管理、建筑设计等都已得到了广泛的印证。因此，由“共生法则”、“共生智慧”、“共生价值”推论出可以指导人类行为的其他法则和规范，也就顺理成章。
因而，背景主义哲学也为进入“前生态社会”的当代人，充分地展开诉诸私人、个人感受的宏大叙事，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开辟了新的道路。

3、自由平等综合
共生哲学是对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幸福主义与尊严主义的新综合。
当一个人意识到，并开始谋求自身利益时，自由主义就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而当一个人同时意识到并承认他人、他者也拥有这与生俱来的权利时，平等主义就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迄今为止，人类在自由主义道路上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以理性、科技、工商、金融、贸易、正当、效率、法制等为标志的现代经济文明；人类在平等主义道路上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以神性、道德、信仰、民主、正义、公平、良治为标志的现代政治文明……尽管在历史进程中，现代经济文明和现代政治文明，并非总能达到完全同步推进的水平，但却依然是一块硬币的两面，不会错位到哪里去。如果发生错位且错位较大，那必是系统性、结构性问题，非重铸、再造、更新，不可持续。
自由主义强调学无禁区，在人际关系上不设任何边界，而平等主义强调习有禁忌，在人际关系上却有明确边界，这就产生了一对伦理价值上的矛盾。于是，恊调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的矛盾，便成为现代人身心灵健康成长所必修的人格功课。这也是现代教育的根本出发点。所以，一个人格成熟的现代人，必是一位能够较好地恊调好自由与平等关系的人，必是一位富有尊严和幸福感的人，因而必是一位充满人格魅力的人。
而当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同时成为所有人的处世哲学时，每个人的自由就成为一切人自由的必要条件；每个人的平等就成为一切人平等的充分条件；而尊严主义、幸福主义就随之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于是乎，每个人的尊严、幸福也就成为一切人富有尊严、幸福的充要条件——这，就是迄今为止，人类智慧能够达到的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价值诉求。而能够体现这种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价值诉求的处世哲学，我以为就是共生主义，而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运动的出现，总体上也呈现为趋于共生主义。
这种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价值诉求，在各个历史阶段和不同文化区域，表现为各不相同的意识形态或处世哲学。但是，从哲学上看，包括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福利主义、精英主义、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民权主义等变体在内的自由主义处世哲学，和包括群体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民粹主义、草根主义等变体在内的平等主义处世哲学，在各个国家异彩纷呈的表现。同时，都有其自身的问题，在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现实运动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我一再强调，人类（不是哪个国家、哪个文化区域）亟需寻求新的智慧引领向前，以适应这种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价值诉求。

4、东方传统根由
正如本文导论中所说的，共生哲学同样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
古人云，自无出有曰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即生命、生机、生意、生长、生成、化生万物。人之为人，盖因人能群、能自组织、能参赞、了悟天地之大德，而成为能够贯通天地化生之德，能够参赞化育，创造文明，平衡众生生态，富有特殊精神使命的生灵。士、农、工、商、兵，无论从政、经商、为文、从艺、从军，都要讲这个化生之德，即所谓政德、商德、武德、文德、艺德。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背厶谓之公，公，犹共也。公者，群也，共也，即公平、公义、公允、公式、公众、公仆、公共、公共空间。
化生万物即为大道致公，故德为道之原；天下为公即为大德曰生，故道为德之序。德—道恊同、原—序恊熵、共—生恊和，即为天地人生之法，“德道原序共生”即为法，是谓共生法则。
德道原序共生意义上的法，与东方传统政治实践意义上的法，即公正刑罚，略有不同，却与西方世界法（law）的核心观念，具有内在同构性：西方的law，第一要义是正义（公平、公正），是正义的化身，其次是自然权利，再次是规则，人的权利之规则。法律既保护天地人生的正当权利，同时也惩治人的不正当行为，包括强权、暴力、武力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赞同说马克思是“一个遣责世间非正义的先知”。同样，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法又有了东方语境中“止戈为武”的意思，即强权、暴力、武力本身不是法，且必须受制于法。
共生法则，为大德、大道、大法的恊同、恊熵、恊和之大体，是谓宇宙人世间最高的法则，亦即最高智慧、最高价值。
参赞化育共生、背景主义追问、自由平等综合、东方传统根由，构成了共生哲学的背景传承与创新动机，也就是我们基于原德的当代化价值重建的现时代中国处世哲学。
如果说，当代中国，也需要几个简洁、明快、相互连贯、普遍认同、谨记笃行的体现当代化价值重建诉求的基本理念，那么，我们冒昧地将现时代中国的处世哲学，归纳为六字箴言：“良知、文明、共生”和十六字方针：“宇宙视野、生态情怀、善待他者、和合共生”。
共生主义的德行道理，千差万别、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周而复始，也就一句话，互信恊作、各取所需。

这里有三大现状、两大前景必须弄清弄懂和重新学习拥有：
一是我们究竟身处一个什么样的人类文明形态？
二是工商文明范畴衍生的国家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维制度在当代是更加对立还是趋同发展？
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各文化区域的现实生活的实然状况和应然前景？
四是共生哲学在我们的当代生活中将如何具体展开？
五是中国共生崛起将展示怎样的世界性价值力量？
下面让我们分别展开。

第一章 公共化生良知：迎接全球“前生态社会”

大道至简。中国的事，说起来无比复杂，其实也很简单。

一、解套中国问题与创新的大背景

如果说现代、现代世界，标志着环大西洋国家的工商文明在“强权与正义的冲突”中诞生，那么“后现代”或“后工业社会”，则标志着“西方”底层劳工阶级、女权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同时，东方智者开始了解现代、现代世界的秘密，并在政治经济上“用夷变夏”、“师夷之长技”、“以夷制夷”。
毫无疑问，中国过去三个世纪一百多年、六十年、三十年的“后现代”进程，遭受的困境和取得的成就，往大背景上说，既是世界的，又是中国的。说是世界的，因为在过去100年至当下，我们正赶上19世纪以来工商文明的现代、后现代的拓展、扩张，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遭受的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说是中国的，因为在过去100年至当下，我们开放了国门，被迫也好主动也罢，总体上采取了学习、复制或选择复制工商文明的现代、后现代，吃了很多苦头，也尝到了许多甜头，如今，却又遇到泛中等收入、泛产业化、丘陵山地人口大国城市化、外向型制造陷阱四大陷阱与领导干部“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种危险的叠加效应。
世界性的三大极限＋中国特色四大陷阱×四种危险，构成了中国当下问题的基本面。
但同时，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进程中，新媒体、新技术、新工艺的出现，又昭示了一种全新文明形态正在成为世界与中国历史的现在进行时。我们正处于又一次世界性历史大变局的前夜，我们注定要探索、开拓一种“世界新文明路径”的宏大历史叙事。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宽容的智慧、和解的智慧，到变化的智慧、共生的智慧，我们看到了人类“地球智慧”半个多世纪缓慢而淡定的进步。
今天，人类正面临着一次数百年、上千年一遇的变化，包括经济、科学、技术、艺术、文化、政治、思想、哲学，以至生活方式文明形态在内的巨大变化，这是一种思维结构上的重大转变，它预示着地球村居民从今天渴望权力和征服的逻各斯文明（Logos-civilizaiton）时代，将转向以人类社会和生物圈的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全息文明或贺洛斯文明（Holos-civilization）即“全息生态文明”时代。
我们这代人，注定要亲历并参与人类进化史上一个全新变化的宏大历史叙事过程，也可以说，我们注定要亲历并参与一个包括世界各个领域在内的整体结构性改变的时代，注定要亲历并参与一个价值观改变的自组织更生过程。
我们不妨把这一大背景称之为：当代性甚或当代主义。这个当代主义的内涵可以有很多表述，但其核心内涵就是：顺共生原德而行的全息生态社会建设。

二、现代“后工业社会”不合时势

我们知道，丹尼尔·贝尔是一位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具有深刻预见力的学者。2011年1月25日， 91岁高龄的贝尔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家中去世，他的《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三部曲被公认为是未来学领域的经典著作，与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1981）、奈斯比特的《大趋势》（1984）齐名，揭示了未来学与世界文明进程的新风貌、新精神。
但是，从乔伊斯的“现代主义”，到汤因比、查尔斯·奥尔森的“后现代”、“后西方”，到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都只是一种基于“工商文明范畴”的描述。而所有的描述，是否具有真理性，则要看它对“当代”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是否具有必须而充分的判断力或解释力。
我们以为，任何理论的充分解释力或判断力，都来自理论对当代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生态的历史状况和文明形态变化的充分且系统性的了解，单是依据某个标志性事件的发生，或从某种所谓“文化历史观”出发，提出一种理论，也许具有片面的深刻性，但很可能是以偏概全、不切实际。
任何文明形态，都是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三大关系性质基本面的重构。
一方面，整个工业文明在这三大关系性质的基本面上，是确立权力、支配、改造关系。而面对健康可持续生活（乐活）、简约（低碳）生活、创意生活、“宅生活”、“森生活”等等新情况、新生活状况与价值诉求，面对“地球变小”和新媒体、新技术、新工艺对“信息不对称”、“权责不对称”、“资源占有不对称”局面的打破，生态文明已然显现，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三大关系性质上，互助、互补、互联，乃至恊同、恊熵、恊和的共生关系已经广泛存在。从而大大突破了工商文明范畴。
另一方面，人类300年来的工商文明实践，在过去大半个世纪，已经显露出世界性的三大极限（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施恶的极限）、前苏东解体和中国特色四大陷阱（泛中等收入陷阱、泛产业化陷阱、丘陵山地人口大国城市化陷阱、外向性制造陷阱），出现了骨子里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弗朗西斯·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和塞缪尔·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论”，如今，人类正面临着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及其政府市场双重失灵的世界性格局。从而大大突破了“后现代”意识形态范式。
因此，我们觉得“后工业社会”的描述，充其量是一种“老瓶装新酒”的理论，解释力很有限。
怎么办？我们认为，首先要在思想观念上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但这并非要建构一种“东方中心主义”，而是要在“背景主义”大格局中，本着“全球视野、中华情怀、善待他者、和合共生”的精神，重新探索组织一种“世界新文明路径”的宏大历史叙事的可能。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与其抱定“工商文明”范畴，把以信息化、生态化、全球化相联系的当代人类生活，描述为“后工业社会”，我们更乐意从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即“生态文明”范畴，把这种当代人类生活的新变化，描述为“前生态社会”。

三、前生态社会已经到来

钱学森肯定注意到了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描述，同时又不大满意其解释力的有限性，所以，早在1992年12月11日他就在一次谈话中提出一个“世界社会”概念。他把当前各个国家和地区密切联系在一起、谁也不能完全孤立的世界，称作一个“大社会”，并把这个“大社会”称作“世界社会形态”。它将逐渐打破地区、国家的界限，日益促进全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为实现共产主义、走向世界大同，奠定物质、精神、文化的坚实基础（钱学敏）。其后，安东尼奥·克拉里等提出一个与“民族社会形态”概念相对应的“全球社会形态”概念，并且认为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了这种社会形态研究的“非正统方法”(俞可平)。
“世界社会”显然比“后工业社会”的描述更加周延，但是，单从“社会形态”来描述人类生活方式的文明形态，并没有跳出“阶段论”的历史窠臼。我们认为，对于人类生活方式的文明形态，还是从“文明形态”本身入手，比较切题。即用“生态文明”和“全生态社会”，来描述当下和未来世界文明社会形态，可能更恰当一些。因此，钱学森提出的“世界社会”，就是我们这里描述的“前生态社会”。
从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上看，当代化的前生态社会，植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环太平洋、环印度洋国家直接参与推动的互联网、物联网、卫星传媒、视听通讯、高速航运、全球经贸、国际组织、环境保护、“千年计划”、“气候政治”、生态文明建设。
而“前生态社会”的描述，不但更符合实际变化了的情况，而且与“生态文明”将建构起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合作、伙伴、恊同等共生关系相吻合，同时，与中国农耕文明传统文化中的“天道、地道、人道”和“参赞化育”意识具有历史承接关系、通约关系，即共生关系。
生态文明、全生态社会，以及“前生态社会”的出现，反映了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开始由工商文明、后工业社会，向农耕文明“天道化生”、“天下为公”的回归，也是对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超越，而且更能体现“共生原德”这一富有东方情怀和世界担当的良知。
实际上，我们已然处于一个需要当代人“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的“前生态社会”。
前生态社会的到来，表明人类的交往，由民族、国家内的交往发展为跨越民族、国家、个人及民间团体、城市社区组织界限的普遍交往的事实状态，是人类交往的普遍性、世界性理念和立场的体现。
前生态社会，是世界文明形态发展到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时代的产物；是人类和解共生（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三大和解）年代的产物；是工商文明范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制度文明趋同融合的产物。
前生态社会，具有去国家化、去区域化趋势，其主要推动力量来自以互联网、卫星传播、移动通讯、绿色经济、高速交通等为媒介的跨国传媒、跨国公司、洲际旅行及地区性、世界性经贸组织（如WTO、世界银行）、政治组织（如联合国、欧盟）、公益组织（如绿色和平、无国界）。
前生态社会，是全生态共生社会的奠基期，人类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富于良知、文明、共生的时代。

四、共生智慧的三维延展

当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施恶的极限日益显现之际，人类幸运地步入了信息时代，全球化、生态化势不可挡，对人类生产、生活、生态构成核心支配作用的力量，渐次由资本、能源、权力的垄断和操纵，转向信息、文化、艺术、社会生活的创造力，转向以个体生命的自组织力为基础的社会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和公民自组织力。
人类与个体生命，与信息、文化、传统、栖息地、能量场及环境、气候、星际的生态关系，成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关系。个体生命的价值以生态关系即“共生关系”的方式显现出来。于是，世界共生关系中形成的生态政治，开始取代传统“权力关系”中形成的地缘政治。
生态政治与地缘政治的质的区别，这就是随着时间推移，人、事、物发展处于更加紧密的互助、互补、互联，且不断变化恊同、恊熵、恊和之中。这是因为，人类生命的动态变化及其新陈代谢过程，本来就是一个持续动态平衡的耗散结构。只不过在地缘政治强者为王时代，弱者、弱国的生存总体上处于忽视的状态。所以，在生态政治时代，人们必须整体性地把握生命的动态变化，尊重一切生灵的现实诉求，超越和整合近500年来的近代化、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科学主义的切割式专业分工，及其学科化教育体制，带来的人格异化和生产、生活的片面性发展问题，才能拥有未来。
于是，共生智慧远不只是包涵艺术、文化、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哲学、宗教、历史、未来等人文领域，而且，共生概念真正涉及人和自然界的共生，异质文化的共生、科学与艺术的共生、宗教与科学的共生、理性与感性的共生、定势与创新的共生、自由与平等的共生、传统与时尚的共生、地域性与全球性的共生、历史与未来的共生、不同年代的共生、城市与乡村的共生、海洋与森林的共生、抽象与象征的共生、部分与整体的共生、肉体与精神的共生、保守与革新的共生、开发与保护的共生、精英与草根的共生、偏利与互利的共生、竞争与竞和的共生、工业与农业的共生、消费（需求）与服务（供应）的共生、效率与公平的共生、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的共生、人与神的共生、人与他者的共生、不同语言（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简体字与繁体字）的共生、不同思维方式的共生、一国一地区公民与全球公民的共生、对称性与非对称性的共生、东西南北中左右的共生、江湖庙堂农工商的共生，等等。总之，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内外共生，不同领域、场域、层次、方面、内容的共生、共栖、共济，将构成人类世界、地球宇宙自然联系愿景，形成一个从量子场到零点场、子场，以至全息共生场，形成生态文明的健康、高尚、简约、低碳、可持续幸福而富有尊严的共生主义全新生活方式！
综合中外人士的探索，共生的智慧有如下表现：
共生，是在给予和被给予的生命自组织活动中共同进化的关系。
共生，不是弱者向强者的乞求，不是强者对弱者的恩赐，而是精神强大者主动伸出的和解、和睦、和合之手，以便全生态地走向恊同生、恊熵生、恊和生，走向“三恊生”，即共生。
共生，是对新与旧、外来与自有生活方式与审美旨趣的超越、整合而创新的关系。
共生，并不排斥激励性的竞争、竞艺、创优，更不是对人类游戏规则（games）的取消。共生，是保持、发扬、获得个性（多元-多边-多彩）、差异性（生物-文化-文明多样性）、优越性的激励、互助、相长。
共生，是在时间上延迟冲突、空间上设置缓冲地带扩展的同时，积极地相互接受个性差异并扩展共通领域的关系。
共生，是相互对立和否定的同时，相互给予必要的理解和肯定的关系。
共生，是包含了经济增长、政治对抗、人性施恶在内的竞争、紧张和强权关系中建构起来的一种赋有创造性的关系，是一种价值合众与联盟。
共生，是在相互调和、妥恊、合作中创建和解共存、和衷共济、恊和共享的关系——公民共生体是共生关系在社会生态领域的最佳组织形式。

编者按：钱宏先生的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感觉文章中有了大系统思维，能准确地剖析大系统和大格局，文中也引入了“碎片化”的概念，这是物理学家玻姆提出来的，洪定国教授特别地强调过，这表明钱宏先生对共生系统学思想有了较深的了解，也克服了他过去忽视科学思想的缺点，为此我曾经同他辩论过。总之他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用共生思想理论解决社会现实中的难点问题，这是一个典范。

民生、官生恊同生，是谓共生！

——在《改革内参》高层报告首次特约专家、研究员座谈会上的发言

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将两者分离被认为是中国政府主导型渐进式改革的模式，是一个历史性误区。但也是中国人必须承受的命运，因为，所谓先经改，后政改，之所以遭受现在的困境与尴尬，依旧是中国教育和意识形态导向思维方式碎片化问题的继续。而思维方式的碎片化、价值取向的工具化，正是最突出的中国特色，也是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文化的主色调。

——摘自《中国：共生崛起》

时代主题——全生态社会建设

探索中国未来十年的改革前景，首要问题是把脉，也就是对中国当下面对的关键问题有一个明晰的判断。

前面各位专家和领导都谈了很多高见，特别是高尚全先生指出，中央提出2020年实现“完善的市场经济”和“10多亿人口高水平的小康”两个目标与近年来越来越明显转向“强政府弱市场”的做法之间存在着不可恊同的矛盾；保育钧先生指出中央与地方、部门、国企事权不清的问题；任玉岭先生指出，政府财政、国企利润“两块钱”与政府自律、公权私用的问题；江平先生指出，从强调以法治国和市场经济的改革，到强化强力机构的作用和不断扩大国有资本阵地，说明改革的条件变了、认识分歧了、目标模糊了；华为先生指出，如果现在确实是改革与革命赛跑，那么改革的空间小了、难度大了，而革命似乎倒是容易了，所以，要讲改革，改革者对自己的要求确实也更高了；袁绪程先生指出，1亿多人的现代化生活与10多亿人未现代化生活的潜在市场空间形成一种巨大的社会张力，政府各部门、行业、国企、地方封建割据和经济垄断形成的巨大堕性，呼唤改革理论创新要有“顶层设计和战略设计”。还有学者指出，“党治”条件下“法治还是人治”根本构不成一个问题，800万官员背后，还有4700万吃财政饭的特殊公民，以及比这个数字再翻3番以上的关系户，那么在几亿人成为政治附庸、经济附庸的情况下，所谓“党内民主”就是个伪命题。还有未来十年，13亿人口的庞大社会，将面临水、粮食、土地、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越来越窘迫、匮乏，国际商贸环境、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将挑战和压缩30年来获取的“开放红利”等等判断*。

我想，大家这些把脉和判断，都各有道理，入木三分，给我很大启迪，这里就不一一温习了。

大道至简。中国的事，说起来无比复杂，其实也很简单。毫无疑问，中国过去三个世纪一百多年、六十年、三十年，遭受的困境和取得的成就，往大背景上说，既是世界的，又是中国的。说是世界的，因为在过去100年至当下，我们正赶上工商文明的现代、后现代的拓展、扩张，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遭受的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说是中国的，因为在过去100年至当下，我们开放了国门，被迫也好主动也罢总体上采取了学习、复制或选择复制工商文明的现代、后现代，吃了很多苦头也尝到了许多甜头，如今却又遇到泛中等收入、泛产业化、丘陵山地人口大国城市化、外向型制造陷阱四大陷阱与领导干部“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种危险的叠加效应。

一句话，世界性的三大极限＋中国特色四大陷阱×四种危险，构成了中国当下问题的基本面。但同时，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进程中，新媒体、新技术、新工艺的出现，又昭示了一种全新文明形态正在成为世界与中国历史的现在进行时。我们正处于又一次世界性历史大变局的前夜，我们注定要探索、开拓一种 “中国特色世界新文明路径”。

我想，这就是构成今天我们讨论未来十年改革前景的大背景。我们不妨把这一大背景称之为：当代性甚或当代主义。这个当代主义的内涵可以有很多表述，但其核心内涵就是：全生态社会建设（钱宏，2007）。所以，依我的浅见，这就是我们的新时代主题——“全生态社会建设”。

共生﹦官生×民生×（5大笃行步骤）

根据这个时代主题，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当下面临的关键问题，当集中反映在两个关键词上：一个是“民生”，一个是“官生”。

民生，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中的那个民生主义，按照孙中山自己的解释，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后来，或许是照搬了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缘故，民生、民生主义，在我们的官方文件和主流媒体中就消失了。但是近来，特别是近两三年，“民生”又成了“两会”上的热点。不过，有点遗憾，民生，离开那个“民生主义”的本义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官生，大家可能耳熟而又陌生。说陌生，因为它是本人生造的一个词，说耳熟，是因为只要了解改革开放历史的人都知道，三十四年前，“文革”使国民经济堕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央财政窘迫，支付不了各级地方政府基层组织官员的工资，特别是一批批进入基层组织和政府的转业干部，“官生”出现问题。对一个政权来说，历来民不聊生事小，官不聊生体大。何况官生也直接影响民生，“官生”问题逼上梁山，所以不得不搞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直接动力与共识，就是为了解决“官生”问题**。

但是，三十年之后，大家渐渐发现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年年急剧增长，“官生”已被“官富”（对此，网友们造了个字：***）所取代，“官不聊生”的问题，早已变成“官多为患”的问题（且存在胡锦涛说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种危险），而“民生”问题则越来越严峻，甚至险恶。有学者甚至提出，“民生”是下一步改革的方向；不改革，将是死路一条。

可问题是，改革可以解决官不聊生的问题，改革能不能解决民不聊生的问题？历史上，解决民不聊生的问题往往是革命。所以，说当下中国是改革与革命在赛跑，同时由于“官”又丧失了改革的动力，而社会由“仇富”转向“仇官”的激进化，也使改革越来越丧失共识、丧失空间。以至于许多人担心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兴衰”循环，特别是宋代王安石改革（因冗官而敛财）的悲剧在当代重演。

我不那么悲观，但是要说：官生和民生问题是分不开的，官是也民的一部分，官不过是被授予、赋予掌管国家公权的公民；民是官的根基，即出让一部分私权构成公权且信托、委托给行政、执政者即官的公民。我对当下中国问题写了这样一副对联：

上联是：官生列支有增无减；

下联是：民生欠债不得不还！

横批：赤涨赛滞涨。

显然，这个（政府）赤涨，比（市场）滞涨还要可怕，这里不想多说。我想说的是解决可能出现“赤涨”的道路，也是四个字：走向共生。

那么，如何走向共生？

走向共生的路，从过往文明进化的历史看，大抵有改良（含博弈、妥恊、契约），革命（含改革、变法、大革命），和解（谈判、合作、恊同）三种方式。需要指出的是三种方式有时是单向进行，有时呈交织展开之势。

改良的方式，在英语语境中，improve，指去掉事物的某些缺点，使之更适合要求或者改善，在中国语境中，以前是与革命相对立的，综合起来，本人以为，改良，是与“改恶”相对应的社会运动，如英国“大宪章运动”、日本“明治维新”。

革命的方式，若是以改革、变法的方式进行，就是重新洗牌，如英国“光荣革命”、彼得大帝改革、美国“独立战争”，中国“辛亥革命”、前苏东地区“天鹅绒革命”；而如果改革、变法发生“共识危机”失去动力，逼到发生社会大革命，则是推倒重来格式化，行动暴烈且痛快淋漓，如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人民革命”。

和解的方式，是在改良、革命成功之后的社会重建行动，最典型的历史案例，是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社会重建。1861年阿伯拉罕·林肯当选，代表共和党第一次执政，南北战争结束后，共和党实行大赦政策，赦免曾与国家为敌的前南方同盟政府所有成员，以及支持奴隶制的民主党人，实现了全社会大和解，深受国民喜爱，连续执政20年，完成了美国社会的重建工作。

和解的动力，来自精神强大者富有勇气、智慧、慈悲心的自信力，在今天，必然成为一种全生态社会建设过程中最积极的自组织力。

那么，从全生态社会建设的目标出发，“走向共生”的另一个表达式，叫做“用共生价值观为一切现行‘硬道理’导航”。就是说，一个社会，民生、官生都要生、且恊同生，这就是共生。

共生是一种价值观、一种新思维、一种智慧、一种法则。

中国未来十年的改革前景，要分五大笃行步骤推进。

第一，要注重“共”。共，就要讲究平衡、互助、和解、恊调、恊同、恊和，当然包括平抑财富、消肿官员队伍，二次分配（公平、福利）、三次分配（资产性收益投资、消费和公益）都要做，大致可以归结为所谓建立“政府+社会输血机制”，如果说我们的改革要补课，这是要补课的重点，但还不够。

第二，重心在“生”。生，就要讲生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充要条件，生的起点机会、资源、正当竞争激励，如国（官）营企业的职能定位、现阶段必须承担的责任义务，民营企业的商营环境、社会组织（公益性NGO）成长，大致可以归结为所谓健全“社会性造血机制”，简单说，以社会建设为中心，从基层做起，这是未来十年改革的重心。

第三，解决第一和第二路径的根本问题，还在于厘清“民”事权与“官”事权的边界，官：宪法法律许可做的事才能做，习近平讲“权为民所赋”，就是讲“官事权”的来源和行使，要经过授权程序；民：宪法法律没有禁止的事都可以做，宪法上讲人民主权，民应当是自律而自由的，这是官、民共生的法理政治基础，也是制度文明。

第四，民事权与官事权的边界确立的同时，还要重新调整和改变国民经济发展的价值评价体系，即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参量。我想，我们大概不能再完全照搬美国大萧条之后发明的GDP参量，我们这些现代化后发国家，要活在当代，要从当代出发，有所创新、有所发明、有所前进。看起来是个小小参量问题，但它直接关系到“官生”和“民生”导向，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政治决策与经济决策是恊调，还是错位？不调整和转变它，所有这些年讲的转变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转变政府职能，以及这里说的一、二、三条路径，都将落空。

第五，官民共生，既然是一种价值观，那么，就要全社会，包括官与民共同笃信而笃行，笃信笃行才能共生，取信于天、取信于地、取信于人，一句话，即价值观的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这是当代领导力、执行力、执政力的基础，再往深里说，是构建中国现时代官、民待人处世哲学“全球视野、中华情怀、善待他者、和合共生”的基础。从而在新媒体、新技术、新工艺下，着眼于改变中国过往那种“坐轿子与拉轿子易位”的治乱兴衰循环史，创建一个共生世界，普及一种健康、简约（低碳）、高尚、可持续幸福而富有尊严的生活方式。

这五大笃行步骤，从文化上讲，还可以进一步概述为象自由、平等、博爱（法兰西）和民有、民治、民享（美利坚）那样，具有人类意义的六个字：良知、文明、共生。这六个字是当代中国的，这里不多说。

以上说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核心理念、五大笃行步骤”，可以用这一公式来加以表达：共生﹦官生×民生×（5大笃行步骤）

“新民主主义3.1”——中国特色世界文明新路径

有人在网上给我留言，说：“我觉得未来10年的重点问题是稳定，因为牺牲一代底层人，发展经济，这是我们的国策，这个国策，现在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民生问题，是不稳定之源。不知道钱宏先生同意否？”

我说，严重同意。但是，在中国，从宋代到当代，官员队伍从来世界第一，为官是中国国民的择业首选，但官也是国民，是国民就不能歧视。所以，讲民生，同时也要讲官生，再讲官、民如何恊同生，稳定才有意义！否则，没有真正的稳定，而是造反、是革命，不光民要造反，官也会要造反，官还会要带领民一起造反。

有位先生说，几十年下来，中国现在大概有100万亿的存量资产和100万亿的资金，这应当看作是我们现在解决民生问题的“本钱”。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要把抢来的钱派些用场，其中包括把这些钱还给被抢的人。但如何还，谁来主持还钱这件事呢？不是别人，而是从抢钱人队伍中寻找有理想、有人民性乃至一贯正确的人来主持，这个被称为“新民主主义”，亦即他解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位先生就是张木生。我想，《改变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是本有新意的书，不管左中右，都能从中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但是，除了出发点和结论的核心部分（开个玩笑）！

这也不完全是玩笑，比如吴思先生就不大同意张木生先生的观点。张先生VS吴先生，吴先生和张先生PK，提出他的“新民主主义2.0”升级版。吴先生认为，没有一贯正确的阶级和人，所有公民一律平等，所以要吸纳“民主社会主义”的内容，这是一；其二，如邓小平所说，人民不是党的工具，充分尊重公民的经济自由，所以在政治上要对权力实行监督制约。也就是说，还钱、分钱的主持人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有要求的。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社会演变到了今天这个模样，朝纲破败，到了碎肝裂胆的田地。GDP，不等于“休养生息安居乐业”；GDP，再也不足以构成现行“党治”的法理基础，中国的执政党不该再忽悠自己了。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趋同的背景下，“共产党领导搞资本主义”，或者“共和党领导搞社会主义”的结果已经很清楚。我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由中国特定历史形成，这个不必讨论，问题在于，今天的共产党人也“要书写历史，而不是被历史书写”——重复老路的、不可持续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即“党治”方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意识形态知识工具只是为权力扩张和金钱增量服务、为既得利益集团方便垄断服务的导向，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中国既没有“现成的路”（前苏联或美国）、也没有“回头路”（“文革”）可以走——官、民对此其实只有比较“自觉”或“比较不自觉”的差异，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探索、试验新路的大勇气、大智慧和大慈悲心，中国必将陷入长时间的“共识危机”！所以我想，重归和升级“新民主主义”的思路，也许在现行“党治”条件下，还是有点实际意义，甚至可以作为探索中国未来十年改革思路的一个平台，一个阻力不那么大的切入点。

那么，我刚才讲的“共生﹦官生×民生×（5大笃行步骤）”，或许也可以理解为两位先生之后的“新民主主义”再升级版，即在信息化、生态化、全球化以及新媒体、新技术、新工艺下的“新民主主义3.1”版？而且，这个“新民主主义3.1”版，也许是“中国特色世界文明新路径”的开始。

因此，有胆略、有雄心的政治家，现在正是施展宏图抱负的好时机！

最后，回到我们座谈会的主题“中国未来十年的改革前景”。在全生态社会建设的时代主题下，我能想象到的最稳健的前景，自然是：走向共生。而且，以我浅见，不共生，就共死。仿照莎士比亚笔下的王子之问：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毁灭？活在当代的我们，如果不能笃信笃行live and let live,那么，在未来十年，中国社会将始终在“共生，还是革命？”的边缘徘徊，乃至很难避免重陷困境——在“内部动乱”与“对外战争”之间徘徊。

但我对中国的官、民都有信心。因为，无论我坐在飞机、高铁上，还是跋山涉水、走在乡间小路上，有一种景致让我激动：我看到了13亿人为了生计在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中国与世界之间来回高速交织流动“忙、盲、茫”着；我看到了9亿部手机都在发短信，5亿台笔记本电脑都在实时交换感受、感悟和思想；我更看到了80、90后一代新人在成长……一种具有全新文明形态的潜在力量正在裂变、生成之中，而这种力量再也不能也不会只是工具、是手段，而必是有人的诉求、有人的灵魂，符合人自身价值的力量！

我想到一句话：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中国需要正常有序的官生和民生，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是官民身心灵健康！

还是那句老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谢谢大家！

 2011年9月3日于友谊宾馆嘉宾楼

*一点说明：本文前对专家学者发言举要，是根据现场记忆，用本人的语言重新组织概述的，高见是他们自己的，如有谬误，悉由本人负责。

**在中国语境中，中国的“官家”、“官人”，即权力精英，在古代称“大人”、“大官人”，而“文人”与“商人”（甚至所有男人），即所谓知识精英与财富精英，在古代也通称“官人”，所以，这里说的“官生”之“官”，亦是指所有“精英”（包括权力精英、财富精英、知识精英）。《荀子》已有“官人益秩，庶人益禄”的说法，《旧唐书·高祖本纪》有“官人、百姓，赐爵一级”，显然“官人”是区别于普通百姓的官僚阶层。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四《官人》条认为：“是唐时有官长，方得称官人也。”而唐以后，特别是宋代，“官人”的使用范围就不仅限于官僚阶层了，一些具有特殊身份的商人也被称为“官人”或“大官人”。

重要的是，中国的“官”、“官人”或者说“精英”，从来没有在心灵结构上真正完成从“私民”到“公民”（社会公共性载体的国民）的角色转换。自禅让制、井田制意义上的“天下为公”被硕鼠们破坏之后，中国的政治生态再无公权意义上的“公共空间”，而沦为完全的“私民社会”（或者叫“亲情社会”），中国人的雄心壮志、人生抱负亦无非是抽空了公权精神的“出人投地光宗耀祖”式的王霸之业。于是，所有人，无论皇家贵胄还是平头百姓草头王，都被一波接一波地卷入枪杆子、笔杆子、印把子、秤杆子、钱袋子“五子联盟分羹”中借朝廷之名，分国家之羹！中国先秦以后的政史与治史，无非是“五子联盟分羹”及其“循环洗牌”（或者也可以说是“交替洗澡”）的历史。所不同者，不过是洗牌、洗澡规模的大小而已。让官、官人成为公人、公民；让私民社会、亲情社会成为公民社会、公正社会，是“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态文明的路”题中应有之议。

***，音藩Fan，取富字的声母和官字的韵母，即藩篱的“藩”同音，且部分同义，意为官阶，官本位，官商勾兑，升官发财，官占田地为富。引申义：与民争利的中国特色之城市市长型市场经济，具体含义为GDP增长率政绩参量主导的“土地财政”等。有人评说，“官占田，则官富，这与古代官家专营盐、铁，同出一辙。中国的汉字博大精深。一看就知道官者富也，直击当前腐败。官坐在田上，把持着土地，一个土地的父母官啊！”这个字是本人收集无名氏造于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头年。政府公司主义的载体，垄断型经济泡沫的推手，竞技场上身兼体育恊会主席、运动员、裁判员于一体包赢不输的利维坦，拆尼斯式赌场中输打赢要的魔头，消解中央政府一切宏观调控政策的咒语、中国执政党背骂名之根由。

有人说，在当代中国，毛泽东解决了“挨打的问题”，让中国人站起来了；邓小平解决了“挨饿的问题”，让中国人有衣穿有钱花，但没有解决“挨骂的问题”；接下来，谁们能解决“挨骂”的问题呢？也许，谁能从这个的问题入手，并从精神文化上倡导中国人自觉完全由“私民”向“公民”的转换，让中国式“私民社会”、“亲情社会”向“公民社会”、“公正社会”迈进实质性的一步，“挨骂”的问题，也就趋于解决。应当承认，解决“挨骂”比解决“挨打”、“挨饿”的问题难度更大。唯其如此，才对中国政治家的勇气、智慧和慈悲心更有挑战性！

全球社会与结构性危机

及共生主义的变革的思路

结构性危机在全球漫延。这是一个时代特征。随着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合作的拓展和不断深化，一个社会单元或一个经济实体都变得越来越依赖共生的方式求生存和发展，社会经济单元相互依存度变得越来越高。在这种社会体系中，一个局部性的问题都很容易演变为全局性的问题。选择独生的经济体在这种共生社会中越来越孤立无援，生存进入困境。共生导致了时代的发展不断提速，而发展的不断加速又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全球性的全局性问题的涌现，也不断增加了全局性危机的风险。

目前全球社会的政治经济体系中最突出表现的三大全局性危机主要是：

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以及腐败问题导致的社会危机危机尤如三大条巨兽，正在大肆侵吞人类社会共生发展的成果。

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经济系统组织结构的二重化发展导致的一种二重化无法控制的危机。所谓二重，就是关系的关系，关系的关系不是一重关系，而是二重关系，即重系。关于重系的动力学系统，目前还是不可计算的，人们错将“重系关系”当作“一重关系”，这种关系性质的混淆，实际上就是将整体涌现性忽略了。重系量在一重关系量值基础上的无限扩张，破坏了整体平衡，增大了波动性，风险性被不断放大，造成了整体稳定性减弱，同时由于重系演化难以计算和预测，又增加了系统性风险，造成金融危机此起彼伏。金融业形成了一种超共生的系统结构，使过去、现在、未来都能在现在这个特点的时空点上集结。构建超时空的整合。金融业由于其突出的超共生特性，形成了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的项层结构的一根重要的支柱，并领导着实体经济的运行走势，成为政策关注的中心。由于金融危机可化解实体经济的危机，实体经济的危机又可能酿成金融危机，这就造成共生社会的经济危机以金融危机为主要特征。

由此可见金融危机本质上仍然是一个结构性危机。建设强共生社会必须克服的一个难点和重点，成为结构性危机的三大纠结之一。

主权债务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政治危机在经济系统中的反映。

由于次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存在一些致命的缺陷，其最直接的表现形成就是必然导致主权债务危机，体现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对经济制度的关联和交互作用，引起经济的畸形发展所致。

真正的民主机制，必须按共生的原理来设计。共生原理设计的民主以实现全局利益最大化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的统一。这种民主的系统构建以形成一个利益的顶层设计，统领全局并关联到最小的局部。随着系统组织结构的升级，在每一个低级整体中都能够现实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相容共生，共同进步，协同发展。

但是，资本主义的刀主机制不是按共生原理设计的。资本主义的民主本质上是总体民主，而不是整体民主。根据共生系统学的理论原理，总体等于各部分之和，而整体则大于各部分之和。总体是总数累加的，其中的各要素之间不存在整合，也就没有由整合产生的整体涌现性效应。整体是由个体通过不断地整合上升到整体的，其中每一次整合都产生了整体效应，也就是整体涌现性。

但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遵循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种总体求和的民主代表的仅仅是那个抽象了的个人，比如要民众表决每人增发100元钱的工资，大家都会赞成，如果说这一百元钱是借来的，这对民众来说也没有关系。现在如果要大家投票表决还人家这人平一百元钱，现在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欠债不还，赖帐的方式解决，这大家都会赞成。如果要每人都退还这一百元钱，投票时民众肯定会选择不同意。这不还钱赖帐有害的是整体的信誉，国家的信雀，这对民众来说与自己的100元钱来就很不足道了，因为他只是国家这亿万人中的一员，与自己的关系太小了。这就是总体意义上的民主的本质。即总体再大也不代表整体，而是代表个人。

美国最近出现的债务危机以及前些时候出现的次贷风波，从根源上分析都是因为这种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

这正如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所分析的那样： 美国的政治是民主政治，“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这是民主的大优点，但也可能出现“反向尺蠖效应”：人民为扩展自由而选出右派，但却不允许减少福利；人民为增加福利而选出左派，但不允许减少自由。这就可能造成国民的自由、福利双“过分”。但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可持续的。强要持续，就会惹出祸来。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和1929年危机的性质截然不同。1929年危机，是过度投资、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最后致再生产过程中断，于是倒牛奶、烧小麦、毁汽车、炸高炉。过剩危机主要是消费不足造成。

此次源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人们指责的却是美国人过度、超前消费，通过贸易逆差和全球发行国债，向全世界透支，结果透支窟窿太大，导致信用崩溃。美国现在的消费率全世界最高，这和1929年截然相反。

类似1929年过度投资导致消费不足的现象，全世界表现得最明显的倒是在中国。中国现在没碰到大振荡，是因为“过剩产品”以巨额顺差的方式出口到美国等发达国家了。没有这个外需，过剩危机将表现得更严重。中国的过剩危机，比次贷危机爆发要早。消费不足、投资过度、产能过剩，在中国存在了十几年，我们 的危机有自身逻辑。

请看图1：一般居民的消费占GDP总量，美国是80%左右，中国不到40%，几乎是两个极端。美国人过度消费产生了窟窿，我们消费不足，就把产品卖给（其实就是“赊给”）美国，帮他们填窟窿。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世界铸币权刺激美国的“消费狂”

很多人说美国人现在有一种恶习，就是借债超前消费，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了消费狂。

恶习该骂，更重要的是：这个恶习怎么产生的？是“资本主义”吗？可从马克思到凯恩斯讲的“资本主义”特征，不是完全相反？而且，同样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比如日本、韩国，通常又被认为是高储蓄国家，欧洲尽管也有高消费势头，但不会像美国人这样透支，道理很简单，欧元没有世界铸币权地位。因此，这个“ 恶习”和经济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无关。

陈平先生说这是“福利国家”制度的危机。表面看有点像：除了“次贷”被认为是“过分”支持穷人买房以外，美国现在实体经济领域中最严重的汽车业危机，人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归咎于工会太厉害，导致负担重，雇佣自由消失，竞争力垮台等等。这简直是工会太欺负资本，太不“资本主义”了嘛，如果它搞血汗工厂，怎会如此窝囊？但举世公认欧洲尤其是北欧才是福利国家与强工会的典型，为什么危机在美国爆发？

是否“消费文化”导致了这种恶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讲的可是勤俭、禁欲和以积累为天职。这与今天的美国消费狂不是相反吗？多数美国人当年与今天都是新教徒，这是“文化”能解释的吗？

这种透支消费的恶习，最直接、最表层的原因并不难找：就是美元的世界货币特权。

美国由于独家拥有这种“美元霸权”，可以任意发行美元来买世界各地的任何东西，就像有了想啥来啥的“宝葫芦”，这个宝葫芦，中国人、日本人、欧洲人都没有，过度消费、透支全球弄出这么大个窟窿，只有美国人能闯这样的祸！

美元真的是“宝葫芦”吗？

问题在于，世界货币发行权真的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宝葫芦吗？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不能任意发行，因为它有兑金保证。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跟黄金脱钩，但世界仍然认它。显然，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后美 元仍要受到制约，制约就是美元公信力对美国的好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人们持有美元无需对美国政府有什么道义上的好感，因为不管怎样都可用它兑换黄金。 但兑金权取消以后，你凭什么还愿意持有？第一个前提就是相信美国的行为是负责任的。当然由于惯性，各国持有的美元资产比例太大，弃用美元要支付成本，一般 来讲人们不愿这样做，但如果美国太不像话，各国不是不能“壮士断腕”。那美元的霸权地位就终结了，这样，不但“铸币税”巨大好处的丧失绝非一时的透支所能 弥补，更意味着美国整体地位的衰落。

如果滥发美元又不欲其大贬值，除非让境外美元购买美国资产。这就有“卖光美国”的危险。到一定程度“美元霸权”就会走向它的反面：为维持美元地位而 影响美国的经济主权。换言之，即便从美国的利益看，向全球透支的做法到一定程度肯定会出大问题。美国的有识之士对寅吃卯粮导致的“泡沫”忧心忡忡，至少已 经十几年，美国当局也不是不担忧，但就是解决不了，为什么？

另一个典型是希腊。这个市民社会民主的发明国家，最后成了这种民主政治的受害者。

让举世瞠目结舌的希腊公投闹剧，历经十天的起伏跌宕；引爆这次风波的祸首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终于难敌国内外的激愤，收回了公投成命，并被迫下台。一个民粹政客的豪赌，除赔上自己的职位和国家形象，还几乎冲垮全球金融市场信心，帕潘德里欧写下了声名狼藉的一章。

　　外债累累的希腊，一心只想仰赖国际的救援。当欧盟提出上千亿欧元的援助计划，它却还在耍酷，觉得自己无法接受要节衣缩食的安排。最可怕的是，希腊朝野政党在此际仍陷于勾心斗角，互相拆对方的台子，没有人在设想这个国家的出路在哪里。

　　表面上看，“公投”是一张好牌，让人民决定要不要接受欧盟的撙节方案，这似乎是最民主、合理的方式。或许，在信奉“公投至上”的台湾，也有许多人会赞同这种作法。帕潘德里欧的如意算盘正是如此：祭出公投当武器，左可抵挡在野阵营的杯葛，右可向欧盟回避自己的责任。长袖善舞的他，把国家利益和信誉当成筹码，在政治牌桌上孤注一掷。

　　问题是，公投不是万灵丹，它也许可以回答较单纯的政策认同问题，但对于像希腊这样病入膏肓的经济沉疴，不论公投过关与否，债务都仍然横亘在国家门前，如何也逃避不了。更可怕的是，在等待希腊人民决定的悬宕过程，不仅徒增欧盟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慌，更反映希腊对国际援助似乎根本不以为意，无意改善自己的问题，甚至也无意偿还债务。德法等国元首对帕潘德里欧严厉谴责，原因正在于此。

这一次，公投没救成希腊，却让操弄民粹的帕潘德里欧本人跟着沉入深海。豪赌政客的下场，是豪输。但希腊自私、短视的政客何止他一人，在野党多年来无止无休地操弄杯葛，同样难辞其咎。仅看近数日的发展，帕潘德里欧宣布取消公投后，在野党立即发动倒阁；倒阁不成，又利用组织联合政府的机会全力杯葛，虽成功迫使帕潘德里欧下台，却也使政府像失去动力的火车。

　换句话说，希腊朝野政党今天的所作所为，都在彼此抵制、彼此削弱，而不觉得应该捐弃成见共赴国难。国家已经陷入危机，政客处心积虑仍然以谋取一己利益为重，大局如何可能有解？又如何燃起人民奋起的希望？

是闹剧也好，是悲剧也好，希腊今天的情境，对于民主口号漫天回荡的台湾而言，未尝不是深具意义的一课。

第一，“公投”非解决复杂问题的有效手段，但常被狡诈政客拿来充当民粹武器，这在陈水扁“执政”时已见识过。

 第二，民主的“技术”和民主的“本质”不能混为一谈。希腊是民主政治走火入魔的表征，政客熟悉各种民主手段及制衡技巧，却无法使用它们来解决国家的问题。

　第三，如果没有意志、缺乏共同目标，徒有喧闹的民主、激情任性的政客，终难免于沉沦。光靠选举轮替，未必能挽救衰败。

第四，不能自外于国际游戏规则。希腊想将国家衰败的“历史共业”转嫁为欧盟的“共业”，就得遵守国际制订的规范，不能为所欲为。

希腊是一个失败治理的负面教材，它的朝野政治人物在这次事件中表现的自私与不顾大局，让全球侧目。处于这样难堪的注目中，希腊人民虽然愤怒，却无技可施；有些人则只想仰赖外援，无意勒紧腰带，更加深了希腊前景的迷茫。帕潘德里欧下台后，新阁预料将由一批技术官僚背景的专家组成，协助未来4个月的过渡。但是，一个危机当头却仍分崩离析的国家，要如何找到通向未来之路？

实际上，市民社会的民主社会所建立的经济体制已经成为这种经济走向危机的根源，那种以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为营利形式的经济生产方式只能使政府维持在最小的规模上，这种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市经济主体是很少关注全局利益，很少考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种经济模式的最后到最后是资源枯歇，环境破坏，越支未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由于西经济社会的危机的根源在于其自以为得意的那种民主制度造成的，所以，西经济发展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西民主政治的危机不要以为就只在西方国家起作用。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似乎有诸多的优越性，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仍然具有许多西方模式的民主政治的特点，只是程度轻一些而已，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同样存在着需要改革总体民主的弊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治体制与西式民主政治相异的地方，同样造成一些更为严重的负面效应，这就是腐败盛行。

腐败和官僚主义——政权危机的根源

腐败现象在中国很盛行，这并能完全归结为政治制度的原因。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经济其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不形成明显的区别，其利益创造的组织和管理制度方面可以完全适应资本主义的市场模式，只是在利益分配和处置方面，在投资主体和管理者主体的产生机制上引入了社会主义的特色。这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整合是经济科学和社会学方面的伟大实践产生的一个伟大的成果，其意义可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成就相当。但这种改革并没有达到完美的境界，这就是产生了大量孳生腐败的土壤，其所带来的隐患，如果不及时消除，将是十分危险的，严重时可能会抵消这场改革形成的成果，造成严重的政权危机和道德危机，损害法制社会建设的成果，现在已经到了可能诱发国家政治经济全局性危机，导致政权垮台，经济倒退的严重地步。

公共资源撑控在个人手里，是贪腐产生的根本原因。

     关键是怎样使公共资源不掌握在个人手里，而是掌握在真正的社会手里？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技术问题。不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制度，都强调一个公权公有的理念。但方法不一样。但有一点都是共同的，都没有真正做到公权公有的实际效果。两种体制都没有解决公共利益的管理问题。

其实治理贪污腐败并不难，可以说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事。因是有钱就有帐，是帐就是可以去查的，可以去追踪的，这一查一追，总是能找出来的。真的，治贪腐确实很容易。问题出在用钱的人是这帮人，查钱的人也是这帮人，很少有人认真去查，这就是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制度设计的缺陷就出在这里。那就在这个体制中分出两批人来，一批当运动员，一批人专当裁判员，那问题不就解决了？答案是也没有解决。因为这批人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公共利益的代表都，也是个人利益的代表者，他们会自动地将个人利益角色与公共利益角色联合起来，为各自的个人利益去联合侵占公共利益。因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是个虚设的主体。所以这种二重利益的主体结构以一重利益假设的管理系统来监管都形成虚设。

所以我们就要建立二重系统学的社会系统组织结构。

所以我们要用民营企业来行使公共利益的监管。

国家的钱、财、物一单一单分配出去了，落实得怎么样？这个单子要交给专门从事公共财产监管的一类民营企业，由民营企业去追踪其使用效果，民营企业对于这个国家财产分割单子的执行效果行使监督权，比如国家拿出100万，结果办了300万的事，结出3000万的果，这个企业就根据这业绩获得了30万的企业利益。监管公司是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又归政府管理，所以政府就只需要花很小的一点精力管好这些民营企业就行了。

有了这个办法就很容易治好腐败了。其实，治理腐败国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都做不好，是钱没有用在点子上，反腐的方法不对头，花再大的力气也是白搭。把这个事交给民营企业，交给市场机制去办那是最好不过的了，监管的费用低，效率高。这会不会又形成政商勾结呢？我们又搞出一类专管这类问题的企业，企业主体与政府主体是平级的，企业有法律为依据，法是高于一切的，所以这类问题也能管倒，不是问题。这就形成市场管理政府，政府管理市场这样一种二重系统结构，贪腐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们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形成了大量孳生腐败形成的土壤。我们把腐败问题看成是一种结构性危机的具体表现是有一定道理的。腐败其实是公共资源管理上的漏洞现象，一个结构性的缺陷。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经济政治一体化的特征，中国的政权机制同时也直接管理着一个巨大的实体经济，而这个实体经济由一个政治体制来管理。政治体制代行经济体制的职能，一方面，经济系统的功能机制是集成在一个公司构架的系统中，其核心部分是经济活动的一切都有一个精细的记帐管理体系，经济活动的绩效与活动者的利益高度相关，同时公司财务管理的有效范围是全程覆盖的，如果这个管理体制上有一个细微的漏洞，就可能使公司破产。而政权机制采取官本位制的管理体系，财务本位制的管理体系缺失，绩效管理非常模糊，其经济管理的漏洞非常多。

其实政治管理与经济管理有本质的区别。企业管理和经营的目标是为了赚钱，取的是利。但是国家管理的目标是追求和谐，取的是义。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一种取利关系，而在国内赚钱有意义，国家开动印钞机可以获得很多的钱，而这个钱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国富民穷，这样的国富是假，民穷的国家永远是穷国。美国是国穷民富，人们都把美国当天堂，是富国。

国家管理与企业管理不同，国家管理是追求社会公平。资本主义是弱共生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强共生社会。强共生社会是强政府与强市场的合作。和谐社会的国家管理按发展经济和维护公平两项职能设立分管分治。强化两个体系的功能整合，用经济服务于政治，政治服务于经济，这就是两者整合的基本形式，将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从政府管理体系中分离出来，通过精心打造一艘由政府权能、金融公司、精英企业所构建的“共生航母”的经济政治共生平台来主导国家经济，弥补隐形公平破缺，建设强共生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