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100分

当地政府：90分

短信发送人：70分

《华西都市报》：50分

四川省农业厅：—100分（负的一百分）

专家、学者：—90分

将烂果子偷出去的当地农民：—80分

为什么这么打分，解释一下：

消费者：消费者作为整个消费市场最弱势的群体，当产品质量出现问题的时候，其第一反应就是保护自己，当没有人能够保证消费者购买到的柑橘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不买可能是其最好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怪消费者不成熟，那还不是让这不成熟的市场给害的！

当地政府： 旺苍县人民政府在该事件中的做法可圈可点，从报道的情况看，在出现疫情后，县政府农业局指导当地农民挖坑深埋病果，并撒上石灰。并展开柑橘普查，3天后，《防治大实蝇疫情的公告》开始张贴在疫区各重要场所、公路沿线，上面有“旺苍县人民政府”的公章。公告中列出了此后的工作安排——哪些地方划为“疫区”，哪些部门检查市场，哪些地方设卡拦截“蛆橘”禁止其上市，如何消除蛆橘疫情等。可以说，出现事件后，地方政府该做的都做了。因此，给其打90分。

短信发送人：出于对自己亲朋的关心，在当地柑橘出现问题后，善意地提醒自己的亲朋短期内不要吃橘子，这种行为无可厚非，相信周围的很多人都会这么做的。只可惜其科学知识太欠缺，把普通的病虫害描述得像外星来客似的，要扣分。但是这也要怪科普宣传做的不够，相信好多人也都是头一次听说橘子里还长出蛆虫来，以前只知道苹果青菜长虫子的。因此，综合一下，给其打70分。

《华西都市报》：两篇关于旺苍县柑橘“暴发大实蝇疫情”的报道，分别于10月4日、5日在《华西都市报》刊出——这是对此次疫情的首次公开报道。媒体忠实报道事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此时，距旺苍县将疫情上报到广元市政府已经两周，旺苍县的蛆橘处理已近尾声。新闻报道不及时，只能打50分。

四川省农业厅：蛆虫柑橘事件之所以闹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根源就出在四川省农业厅上。其错误有二：一是他们已向省公安厅网监总队报案，请求查处柑橘大实蝇疫情谣言的制造者。试问：在短信的内容全部是事实的情况下，何来的“谣言制造者”？二是他们声称病害柑橘已经全部处理，没有外运，结果很快就在山西发现了病害柑橘。可以说，事件越闹越大，完全是其处置不当所造成的。因此，依据其拙劣表现，只能给打负的100分。

专家、学者：最可恶的就是他们了，蛆虫柑橘出现后，不是告诉消费者怎样辨别，怎样避免买到蛆虫柑橘，而是口口声声声称蛆虫柑橘吃了无害，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多吃几个蛆虫柑橘呢？看看不恶心死你们。正所谓“屁股决定脑袋”，不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当然要遭到消费者的唾弃！因此，要给他们打负的90分。

将病果偷卖出去的当地农民：本来，蛆虫柑橘事件只是一个局部事件，完全可以将其消灭的当地，并且县政府已经就病果的处理进行了赔偿预案，但是总有个别利欲熏心的人，非要将病果偷运出境卖掉。结果搞得全国柑橘果农跟着一起陪葬，害人害自己。因此，给他们打负的80分。

事件背景：

首先，老阎的历史观是有问题的。

看待历史事件要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当时的历史观点来分析当时的历史事件，不能用我们现代人的观点来要求古代人。比如，从宋和金的战争看，属于民族战争，所以岳飞也毫无异议地就是民族英雄。同样，明末的袁崇焕也是民族英雄。不能因为现在大家合称中华民族了，就否认在古代发生的战争不是民族战争。否则的话，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先烈就死了白死了，用老阎的话来说是阻碍了民族的融合。以后如果在发生侵略中国的战争的话，我们拿什么理由来抵抗呢，人家老阎都说了，这样会阻碍民族融合！

其次，目前有没有正常的学术交流的渠道？

遗憾的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渠道不说是缺乏起码也是不那么顺畅。君不见所谓的“百家讲坛”不过就是个“一言堂”，上面所谓的学者所发表的言论不外乎都是一些我们耳朵都听出茧子的传统观点，什么“看问题要一分为二呀”、“既要看到它对我们侵略的一面，也要看到它带来了后来的康乾盛世”等等，你不会听到有人在上面发表“满清是中国历史的倒退”、“满清是蛮族对先进民族的侵略和毁灭”等不同的观点。因此，所谓的“百家讲坛”其实也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再次，什么是正确的表达反对观点的方式？

当然，通过掴人耳光来表达反对观点肯定不是正确的方式。但是，看到有人在发表奴性言论却没有机会与之辩驳，想发表自己的观点却没有正当的途径，看到广大群众被蒙蔽却无从唤醒，奴性在宣扬、血性在衰亡，那么通过这一掴来唤醒民众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阎崇年这一耳光，该打！

又是一起产品质量事件，初次听到此事的报道时的反应不是震惊，而是淡漠：哦，又出了一起质量事故。出现这样大的事件，却没有应有的震惊的反应，不是对事件本身麻木不仁，而是这样的事件出得太多、出得太频繁，以致于感应器官都出现了麻痹。为什么会这样呢？

“三鹿奶粉事件”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前年就出现过阜阳毒奶粉的事件，造成了12名婴幼儿的死亡。但是阜阳毒奶粉的处理结果如何呢，不过是找了几个替罪羊，等风声过去了，事件也就一了百了，无人再提了。我很担心这次的“三鹿奶粉事件”也会故伎重演，等风声过去了，又无人再提了。

从昨天国家质监局对全国109家奶粉生产企业的抽查结果来看，共检出添加三聚氰胺的企业22家，占被检测企业的20％，其中不乏像蒙牛、伊利等我们耳熟能详的知名企业。看来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已经成为了行业中公开的秘密。只不过三鹿做得太过火，每公斤奶粉的含量高达2563毫克，以致于造成了多名婴幼儿的肾结石，乃至两名婴儿的死亡。其实，我们应该感谢三鹿，正是因为三鹿的过火行为，才捅开了这个盖子，使得我们知道：哦，原来我每天喝的奶粉中还有添加的化学物质!而这种化学物质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害的，换句话说，我们每天在喝进“毒药”而不自知。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景象。

“中国制造”的产品容易出现质量问题，恐怕已经达成全球共识了吧。每每看到国外抵制中国货的报道，总是义愤填膺，觉得老外是没事找茬。但是看看我们自己身边的产品，就明白问题比老外发现的还要严重的多。曾经有一个笑话是这么说的：“早晨起床，用全国牙防组推荐的高露洁致癌牙膏刷刷牙，再用发臭的蓝藻水洗洗脸。吃早餐了，切两个苏丹红喂出的红心咸鸭蛋，夹点臭水池里腌的榨菜，吃上个超标面粉做的又用硫磺熏白的馒头，最后喝杯过期光明牛奶。中午跟同事一起到肯德基吃了顿苏丹红炸鸡，喝了瓶自来水灌装的康师傅矿泉水。下午给女友打电话，约她到新开的菜馆吃顿用地沟油炒的菜。要了一盘避孕药催大的香辣鳝鱼丝，一盘臭水沟捞来的麻辣小龙虾，一盘带有广州管圆线虫的福寿螺，素菜要了一碟化肥尿素催发的豆芽，喝了两瓶含甲醛的啤酒。晚上，冲上一杯重金属超标100倍的碧螺春茶，一边喝一边看着电视报道被小船撞塌的广东九江大桥———这日子过的，幸福、安逸！”产品质量问题对我们生活造成的危害由此可见一斑。

为什么“中国制造”屡屡出现质量问题，甚至有越来越扩大的趋势？难道仅仅用一句“这是发展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来搪塞过去吗？这显然不是“发展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而是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商人利欲熏心吗？古往今来，没有商人是不利欲熏心的，但是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这么集中这么频繁这么恐怖！那原来是什么呢？看来要从制度上从法律上找原因了。那么，是因为立法不到位吗？好像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文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威海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够震撼的吧，这是可以判死刑的，是要掉脑袋的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按说，刑法规定了那么严厉的处罚措施，应该不会有人以身试法的吧？但是，事实却总是和我们想像的不一致，还是有人在前赴后继地掺毒，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也就归结到本文的中心上来了，那就是：执法不力！出现事件后，找两个替死鬼，随便判个几年完事，以安抚民众受伤的心，至于负有责任的企业领导人，早已金蝉脱壳，至于负有监管不力责任的“公务员”，也就是写个检查，大不了换了岗位异地任职，等于没有处罚。既然违法成本如此之低，而所获利益又如此之大，傻子才不去做掺假行为呢！

因此，要彻底解决产品质量问题，必须加强执法力度。但问题是：执法在人。掌握执法权的人就是不认真执法，又该怎么办呢？因此，我们的人大应考虑制定《执法法》，对应该执法而不执法的人员，对应严格执法而不严格执法的人员，可不仅仅是一句“行政不作为”就完事，要按照犯罪分子的刑罚比照处理，也给他们施加一点压力，不要让他们成天想着喝酒打麻将，要让他们知道：公务员是最不好干的工作。同时，国家是否应该考虑设立独立的执法局，不要隶属于国务院，直接隶属于人大好了。

详细内容请参见上海市信息法律协会网站，链接如下：http://www.shanghainetwork.org/?viewnews-431

2008年初,手机用户身上普遍发生“响一声就挂”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所谓“响一声就挂”，即采用特殊群拨设备进行自动拨号，对指定号码或号段进行拨打，在受害者固话或手机上显示出来电号码后立即挂断，此时通常固话或手机只产生一声振铃。受害者对此类号码回拨后或者被扣费，或者听到各类广告。

根据用户电话的未接来电号码可以将响一声电话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的手机号码，例如130-139，150-159手机号段，此类号码不会产生扣费。回拨如果接通可能收取本地通话费或长途费，但不会产生信息费。另外一类是显示的非普通号码，例如96等声讯台号段，回拨此类号码将产生信息费。无论何种方式，最终都会造成手机用户话费的损失。

目前，对吸费电话的处理不过是由受害者在回拨此类号码后，向运营商进行举报，运营商查实后免除受害者的该项费用。部分运营商会对该声讯台或服务提供商（为方便表述，以下统称声讯台）进行资质吊销等处理。

但是，笔者认为，对涉嫌吸费的声讯台来说，这样的处理是远远不够的，也无法制止吸费电话的泛滥问题。而且这样的处理忽略了造成吸费电话泛滥的另一个重要责任人，那就是固话或移动电话的运营商。对于声讯台的吸费行为，运营商是心知肚明，但从来不会主动去做吊销或其他处理，只有当用户投诉过多时，才会象征性地吊销一两个声讯台，或简单处罚了事。事实上，在吸费电话泛滥的问题上，运营商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通常来说，运营商和声讯台之间都会签订业务发展协议，并根据声讯台的运营好坏来进行分成，这等于是变相地鼓励声讯台们多创造打电话的机会。声讯台们利欲熏心，就搞出了吸费电话以及其他形式的能够短期内快速增加运营收益的行为，给用户、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笔者认为，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斩断运营商和声讯台之间的利益链条，将他们合伙搞出的“制造呼叫”、欺骗消费者多打电话/打不必要地电话的行为界定为犯罪，才能彻底解决该问题。从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运营商和吸费电话的制造者的行为完全构成刑法上规定的盗窃罪，完全可以考虑以“盗窃罪”来认定其吸费行为。

从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上进行分析，吸费行为具备盗窃罪四个方面的要件：即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客体。 犯罪主体，根据刑法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犯罪的，构成单位犯罪，因此，单位也可以成为犯罪主体。运营商和声讯台虽然是单位行为，依然符合犯罪主体的要求。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犯罪行为及其结果所具有的心理状态，包括故意和过失。声讯台希望将用户的财物窃为己有，运营商则对该种行为采取默许甚至纵容的态度（因为吸费行为客观上造成了运营商一段时间内话费量的增长）。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犯罪行为的具体表现，声讯台具有诱导用户打不必要的电话从而产生不必要的话费的行为。犯罪客体，是指刑法所保护而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声讯台的行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公民财产权利不受非法侵害的社会关系。因此，吸费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应以盗窃罪入罪，运营商和声讯台所谓的共同开拓市场的约定和协议，构成盗窃用户话费的共同犯罪故意，应以共犯论处。

其实，关于盗窃电信资费的问题，早已进入了和刑法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盗用他人公共信息网络上网帐号、密码上网，造成他人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同样的，吸费电话的行为也可以以盗窃电信资费的罪名进行认定。

因此，建议人大立法机关以盗窃入罪治理。“笤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法律不到，运营商就会躲在角落里数着钱还偷着乐。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已经提交国务院了，这是一件好事，草案第一次从法律角度确认了公民个人信息拥有保密的权利,而不是成为一种被非法用来牟利的工具.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个人信息法》出台,将意味着针对个人信息泄露的公民维权战争已经打响,直到每一个中国公民的私人信息都得到真正的尊重和保护。

但是，笔者在这里想思考的一个问题是：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如何保护正常的网络信息的顺畅发展？《个人信息保护法》会不会被有关政府部门利用，作为剥夺公民知情权的工具？

诚然，随着网络信息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侵权问题，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它的促进作用，“周老虎事件”就是拜网络信息之扩张，才得以大白于天下，要不陕西省林业厅就会捂着盖着，天下无人知晓。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人肉搜索，笔者也是认为其积极意义要大于其消极意义，人肉搜索的产生，是由于在网络初级阶段网络上存在着大量的非道德现象（比如“虐猫女事件”），使得网友们出于对正义的诉求而进行了人肉搜索行为。

《个人信息保护法》一方面需要保护个人权利，另一方面，又不能阻碍正常的信息流动，加大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阻碍社会的进步。尤其在信息时代，信息作为战略性资源，其自由流动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如果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走入极端，势必使每一个人都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成为一盘散沙。如何协调好个人信息保护与促进信息自由流动的关系，可以说是各国立法当中最为重视的一对核心价值。

在国际社会，个人信息保护法均突出强调了协调好两者关系的极端重要性。例如，欧洲理事会协定在导言部分明确提出：“考虑到遭受自动处理之个人数据越来越多地跨国流动，由此应当扩大对大众权利及其基本自由的保护，尤其是对隐私权的尊重；同时重申成员国无论国界而保证信息自由流通之承诺；承认必须在遵守隐私的基本价值和尊重信息在国家间自由流动两者之间达至平衡。”经合组织指南在导言部分规定：“在隐私和个人自由的保护方面，在协调诸如隐私和信息的自由流动这些基本的但却冲突的价值方面，成员国有着共同的利益；成员国应该努力消除或避免以隐私保护的名义为个人数据的跨疆界流动制造障碍。”欧盟在说明制定共同的数据保护指令的原因时指出：“为了消除个人数据流动中的障碍，各成员国对个人数据处理中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保护措施必须相同；各成员国对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特别是隐私权，在个人数据处理过程中不同程度的保护措施可能会阻止这些数据在成员国之间的传送；这些差异因此可能对许多欧共体的经济活动形成障碍、扭曲竞争并阻止各国政府履行欧共体法律所规定的责任。”同时，欧盟指令第１条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应对个人数据处理中自然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特别是他们的隐私权予以保护。各成员国不应限制或禁止出于与第１款所提供的保护有关的原因，而在各成员国之间所进行的个人数据的自由流动。”

为协调这一对价值，域外立法在制度设计上可谓煞费苦心。这对于我们就提出了很好的启示，即：立法时需要格外注意保护正常的信息交流，而不是一杆子打死。比如，对于新闻机构使用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新闻机构作为舆论监督单位，享有充分使用个人信息的权利（当然，要建立的充分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如果对此不加以界定，涉嫌犯罪、违法、违德的行为新闻机构无权予以披露，对新闻的发展与进步就是一个阻碍。再比如，保护个人信息与政府政务公开的关系，要保护公民充分了解自己的信息、修改自己错误信息的权利。政府部门不能以保护个人信息之名，拒绝公开政府信息，或者以保护个人信息为名，拒绝向个人或社会提供与个人有关的档案信息等。

因此，掌握好个人信息保护的“度”非常重要，笔者唯一的担心是借保护个人信息之名，行信息管制之实。

　　该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四类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包括：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

　　同时还规定，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认可。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

一、“避风港条款”的概念

“避风港条款”是信息网络传播权领域的重要规定。最早的“避风港条款”出现在美国1998年制订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中。根据该法案的规定，在发生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时，当网络服务提供商只提供空间服务，并不制作网页内容，如果网络服务提供商被告知侵权，则有删除的义务，否则就被视为侵权。如果侵权内容既不在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器上存储，又没有被告知哪些内容应该删除，则网络服务提供商不承担侵权责任。“避风港条款”也被扩展应用于提供搜索引擎、网络存储、在线图书馆等服务的提供商处。

2006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下称《条例》）正式施行。该《条例》的第14条和第23条,参考国际通行做法,建立了处理侵权纠纷的“通知与删除”简便程序，对于搜索引擎自动搜索出的信息，如果权利人（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统称“权利人”）认为使其权利受到伤害的，可以通知搜索引擎服务商进行删除，如果搜索引擎服务商没有删除，那么就是侵权。如果权利人没有发出通知的话，那么搜索引擎服务商就不是侵权。《条例》的实施，在信息网络传播权领域提供了一个“避风港”。

二、避风港条款的适用

适用“避风港条款”，首先需要权利人提交书面通知，对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或者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权利人认为其服务所涉及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犯自己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或者被删除、改变了自己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可以向该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书面通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断开与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通知书应当包含下列内容：（一）权利人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和地址；（二）要求删除或者断开链接的侵权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网络地址；（三）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
    当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应当立即删除涉嫌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断开与涉嫌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并同时将通知书转送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服务对象；服务对象网络地址不明、无法转送的，应当将通知书的内容同时在信息网络上公告。

这里面需要说明的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对权利人提交的书面通知没有进行审查的义务，权利人应当对书面通知的真实性负责，在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权利人的书面通知后而不删除的，网络服务提供者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权利人提交的书面通知是虚假的或者出于打击竞争对手或其他目的而故意提交书面通知的，其后果由提交书面通知的“权利人”承担，和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涉。

同样的，当服务对象接到网络服务提供者转送的通知书后，认为其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侵犯他人权利的，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书面说明，要求恢复被删除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恢复与被断开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服务对象的书面说明后，应当立即恢复被删除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可以恢复与被断开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同时将服务对象的书面说明转送权利人。对服务对象提交的书面说明的真实性，网络服务提供者同样不承担责任，而是由服务对象自行承担。在这里面，网路服务提供者只是一个类似于中介的机构。侵权事实是否存在以及其后果的承担概由服务对象及权利人之间解决。网络服务提供者需要做的是根据《条例》的规定做好“删除”和“恢复”工作。

“避风港条款”固然能够免除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免于其对侵权发生及其后果的担忧，从而可以将主要精力放在责任搞好网站及其经营发展上。但是，“避风港条款”也不是无限制使用的，根据《条例》第23条的规定，“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也就是说，在“明知”的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能免除侵权责任。

至于什么是“明知”，条例没有明确规定，这就为争端的发生提供了可能。因为事前是不是能够“明知”并不太好界定，当然，也不是说不能界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尽管没有主动审查的义务，但对显而易见的侵权内容“视而不见”，则可能成为其承担侵权责任的理由。今年5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土豆网”对用户上传并在线播放盗版电影《疯狂的石头》而不加干涉的行为，侵犯了电影权利人的著作权，判决要求土豆网立即删除侵权电影，并赔偿权利人经济损失。“土豆网”在法庭上也曾以“避风港”进行抗辩，但法院认为，从不同用户先后多次在“土豆网”上发布《疯狂的石头》之事实来看，“土豆网”应当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土豆网”不能因权利人未就侵权内容进行通告而免责。

同样地，即使无法证明网络服务商“明知”侵权行为，但只要网络服务商能够从相关事实中明显地推断侵权事实在存在而不采取相应措施，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2006年，华纳等11家国际唱片公司将提供音乐搜索服务的雅虎起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7年4月，法院一审判决认定雅虎中文网站提供音乐搜索服务时，明知存在盗版歌曲的搜索链接而怠于删除，放任涉案侵权结果的发生，其主观上具有过错，属于通过网络帮助他人实施侵权的行为，法院判决要求雅虎删除涉案歌曲的所有搜索链接并赔偿损失。2007年12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三、规定“避风港条款”的意义

由于互联网已经极大地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空间概念，单纯凭借具有“中立”性质的技术手段几乎不可能对浩瀚的数据一一进行是否侵权的鉴别。因此，“避风港”具有合理性。自美国之后，在全球范围内，搜索引擎、网络存储、在线图书馆等服务提供商陆续受到“避风港”条款的庇护。对百度、谷歌这类提供搜索技术服务的公司更是一个好消息，他们只要与权利人有充分的沟通，并按照规定采取措施，就会减少针对其服务的诉讼案件发生，起到降低诉讼风险的作用。不但使得搜索引擎企业获得了解放，使得这种新型的互联网服务免于因侵权问题而被扼杀，也会促进整个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但是，对“避风港条款”的滥用，则会导致著作权人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从而打击创作的积极性。因此，就像剑有双刃一样，如何掌握利与弊之间的“度”，是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具体网址为：http://www.lawyers.org.cn/jsp/lawyers/ywyjh.j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