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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调解”背景下三个典型案例的启示

hushuhan — Mon, 18 Jul 2011 09:15:10 CST

“大调解”背景下三个典型案例的启示

王雪艳胡书韩

“大调解”背景和人民法院的“大调解”原则

2009年3月31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在北京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周永康主持会议并讲话中指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立即行动起来，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真情实情，加强具体指导，解决实际问题；要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紧密衔接和多种方法、多种力量联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此次讲话是中央对“大调解工作格局”进行的较为标准的概括，而且对具体工作行动作出了切实的要求。

2010年2月16日，《求是》杂志上发表周永康同志题为《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的文章，要求全国政法机关“ 紧紧抓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推动政法工作全面发展进步，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文章进一步细化了社会矛盾化解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工作要求，着重强调在工作机制上建立“大调解工作体系”，要求“各级政法机关要树立调解也是执法的观念，从政策机制上把调解优先原则贯穿于执法办案中，努力实现案结事了”。

2010年6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各级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大调解”原则在人民法院工作中的运用以专业化、具体化的方式作出具体要求和指导。概括地讲，人民法院的“大调解”就是从法院工作系统的三个方面深入贯彻调解工作：一是“把调解贯穿于立案、审判和执行的各个环节，贯穿于一审、二审、执行、再审、申诉、信访的全过程”；二是“把调解主体从承办法官延伸到合议庭所有成员、庭领导和院领导”；三是“把调解、和解和协调案件范围从民事案件逐步扩展到行政案件、刑事自诉案件、轻微刑事案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国家赔偿案件和执行案件，建立覆盖全部审判执行领域的立体调解机制。”

上述具体工作原则是人民法院调解工作进一步强化、突破和创新，笔者在一年多的办案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了这种变革和创新，也充分感受到了法官办案风格的转变。笔者愿在此以亲自代理的三个典型案例来分享在“大调解”背景下所调整的办案思路和积累的调解经验。

案例一——“大调解”原则破解国有股权返还困境

【基本案情】2001年1月，A公司的控股股东X公司为借助具有高校背景的Y公司声誉及科研力量促进其经营的科技产业园发展，同意将所持A公司20%股权无偿转让给Y公司。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X公司与Y公司签署且仅签署了一份形式意义的《股权转让协议》提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虽然无需Y公司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但为体现《股权转让协议》的完整性，该《股权转让协议》还是载明Y公司应于本协议签收后30日内向X公司支付600万元股权转让款。由于Y公司属于国有独资公司，该20%股权于股权变更登记后当然地成为了国有资产。

然而事与愿违，Y公司成为A公司股东后，A公司除了以优惠的条件取得了当地政府的几块土地使用权外，并未获得预期的经营效益，甚至一度出现亏损而停止经营。在A公司停止经营期间的2003年，Y公司撤回了所有派至A公司任职的人员，此后也再未派人参A公司的经营。事实上，Y公司也从未从A公司20%股权获得任何回报。

自2006年6月起，X公司开始向Y公司及其上级主管机关主张要求Y公司归还所持A公司20%的股权。Y公司及其上级主管机关多次进行内部讨论，也认为当初该股权系无偿受让，亦未产生实际经济效益，可以考虑予以归还。但是归还股权却面临实际的困境——由于该20%股权已成为国有资产，Y公司无法逾越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而在不通过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情况下直接将股权归还给X公司；主管Y公司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也无法就不经评估、挂牌等程序而直接归还股权的方案作出批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也无法在没有产权交易所相关文件的的情况下直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所以由于存在实际操作困难，Y公司始终没有向X公司作出归还股权的明确的意思表示。

2009年12月，X公司无奈将Y公司诉至法院，依据从工商局查档得来《股权转让协议》要求Y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及预期利息共计900余万元。一审阶段，Y公司陈述了无偿受让股权而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历史背景，但因无法提交相关证据，故主要以X公司的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X公司同时也确实提不出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和证据，故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亦认为X公司的起诉确已超过诉讼时效，判决驳回了X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阶段，Y公司为尊重历史，提出了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下附条件归还股权调解方案，即鉴于Y公司曾为A公司带来了一些当地政府的优惠政策，在X公司向Y公同支付***万元补偿款的情况下，Y公司将所持A公司20%股权归还给X公司，同时指出由于返还国有股权存在现实困境，调解方案必须经过人民法院确认并出具调解书，然后由X公司申请强制执行该调解书，通过执行法院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进行股权变更。

但是X公司当时不同意Y公司关于返还股权所附条件的调解方案，故一审判决结案。X公司也由此终于意识到了本案对其的不利后果，故而进行上诉，重拾双方的调解机会，在二审阶段同意了Y公司的调解方案，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二审法院对双方的调解方案进行确认并出具了相应的调解书。最终，X公司通过申请强制执行该调解书取回了A公司20%的股权，双方相对简便地避免国有股权需要通过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才能转移的强制性程序。

本案中，笔者为Y公司的代理人。

【本案在“大调解”背景下的启示】

事实上，于X公司而言，取回股权使得A公司的股权更加集中，便于A公司起死回生，这比取得900万元现金（由于时效原因，该目的也难以实现）更有价值；于Y公司而言，附条件返还股权要比不支付股权转让款而继续持有不能得到任何回报的股权更具有实际意义。因此，双方唯有调解方能实现该目的。

然而在“大调解”原则确立之前，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中，对于超过诉讼时效的案件，法院是否主持调解并出具调解书始终存在一定的争议而无定论，具体的做法并不统一。有些法官为避免麻烦，便持有对超过诉讼时效不予调解的观点，对此类案件不再进行繁复的调解工作。但“大调解”原则的确立使得此类问题再无争议，毕竟“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真正实现案结事了”毫无疑问成为人民法院工作目标，也同时成为本案能够解决的前提。此外，“大调解”原则消除了双方当事人对于国有股权无偿返还问题在强制程序上的顾虑。法院与各组织和行政职能部门建立起来的积极沟通协调机制，无论对于当事人还是承办法官来说，都增强了按照最有利于化解矛盾的方案解决问题的信心。

同时，本案提出了一个问题：司法权能否取代行政审批权？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强调国有资产转让需进场交易或取得国资管理部门进场交易豁免。前述案例通过司法强制执行，免去了国有资产转让繁杂的进场交易程序，存在司法权取代行政审批权嫌疑。理论界一直在探讨司法权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取代行政审批权，可是一定的条件如何界定呢？实践中，始终是一个雷区，人民法院在办理具体案件时，不敢越半步。本案可以说是一个特例，如果当事人在强制执行前办理国有资产进场交易豁免手续，则该案结案近乎完满。

案例二——“大调解”原则超越诉讼标的，彻底化解纷争

【基本案情】B公司和自然人甲、乙均是W公司的股东，分别持有W公司16%，42%和42%股权。由于B公司未派员直接参与W公司管理，甲、乙控制下的W公司亦常年不分配利润，B公司较长时间以来均欲转让所持W公司股权，全面退出W公司。而股权转让最大的意向受让方也是甲和乙。然而，2009年10月，W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甲、乙不顾W公司净资产高达1.6亿元的事实，以所持W公司共计84%股权优势地位投赞成票通过股东会决议，将注册资本1000万元按股东原持股比例同比现金增资至2000万元。而B公司在从未有投资回报的情况下不愿再以现金出资，故在股东会上投反对票，但仅以16%表决权无法阻止本次增资。由于B公司反对现金出资，故甲、乙分别以500万元认购了全部增资。增资后，甲、乙控制下的W公司即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B公司所持格林威尔公司股权从16%被稀释至8%。本次增资直接导致B公司在W公司所占净资产额减少了一半。由于B公司属国有企业，上述损失为国有资产直接流失。B公司经多次与甲、乙协商未果，终以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稀释小股东股权、损害小股东利益为由将甲、乙诉至人民法院，要求甲、乙赔偿B公司在W公司所占净资产的减少额。

本案经人民法院和双方当事人积极调解，最终达成《和解协议》，约定B公司将现持有W公司8％股权依据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按法定程序在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甲乙一致同意在该8％股权经评估后的价格低于（含本数）***万元，且在没有其他竞买人以超过人民币***万元的更高价格竞买摘牌的情况下参与交易所公开竞价，并以评估价和溢价合计不高于（含本数）人民币***万元的价格竞买摘牌受让该股权。

由于本案最初调解方案难以确定，且后来影响调解的因素较多，整个调解进程异常艰难，且履行双方《和解协议》仍需要三个多月的时间，因此本案所需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正常的审限，甚至需跨年度进行。而这势必影响到法院系统每年年底对法官的结案率考核。

本案中，笔者为B公司的代理人。

【本案在“大调解”背景下的启示】

事实上，B公司早有转让所持W公司全部股权、退出W公司的的愿望，但由于持股比列较小，曾到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时几乎无人问津，现实可能的受让方就只是甲和乙。由于此类案件较为罕见，属于《意见》中典型的“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确、适用法律有一定困难的案件”，同时也是双方当事人有意愿调解却难以找到合适调解方案的案件。因为如果判决结案，无论什么样的判决结果，B公司仍持有W公司8%股权而不会为B公司带来任何实际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笔者曾为双方当事人设计过多种解决方案，最初的方案多为确认股权稀释的赔偿数额和案外转让8%股权。最终，笔者经与承办法官反复沟通，反复研讨《意见》原则，并与对方代理人艰苦谈判，与双方当事人选择了前述《和解协议》中约定的方案。

该方案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超越了争议标的。本案诉讼标的是B公司向甲、乙要求的损害赔偿金，而增资后的B公司所持W公司8%股权与本案有关但并非本案标的。但同样为彻底化解矛盾纠纷，双方当事人有意愿将8%股权纳入案内解决，“大调解”原则下“紧紧围绕‘案结事了’目标”、“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理念为双方实现意愿提供了理论基础。尽管这样的调解历程于双方当事人、代理人和法官而言是异常艰辛的，但相信每个参与者都也从中收获了些许难得的经验和体会。

然而另一方面，本案中承办法官面临的巨大审限压力突显了目前法院的考评机制尚未完全与当前的“大调解”原则相适应，特别是在双方当事人都有调解意愿的情况下，如果仍以结案率来评价法官，显然挫伤了法院调解案件的积极性，最终不利于当事人矛盾的化解。

案例三——“大调解”原则妥善协调化解行政争议

【基本案情】C公司认为某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作出的，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立案庭收到C公司的诉讼材料并了解案情后，并未立即立案受理，而是积极开展了诉前协调工作。经过人民法院调查和与双方当事人不懈的沟通与协调，行政机关最终撤销了对C公司的行政处罚决定，C公司也及时从人民法院撤回了行政诉讼的材料。

笔者在本案担任C公司的代理人。

【本案在“大调解”背景下的启示】

《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在向法院提交诉讼材料之初，笔者对人民法院不予立案而进行协调的做法着实存在一定的困惑，但本着为当事人解决问题宗旨尝试着接受与立案法官进行沟通协调工作。事实上，在领会最高人民法院的“大调解”原则所提倡各级人民法院“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针对特定的行政案件做好“案件协调工作”的基本涵义后，对照本案，人民法院确实在贯彻落实不违背“审理行政案件”法律规定，始终是在尚未立案的前提下进行本案所有的沟通协调。最终，人民法院和各方当事人的努力便有了成效，针对这一“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行政处罚”案件，人民法院通过对双方的调查了解和协调后，促成行政机关自行撤销处罚决定，顺利化解了行政争议。

结束语

上述三个案例在当前“大调解”背景下极具典型性，均达到“真正实现案结事了”的目标，也真正实现了“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定纷止争，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这种在解决当事人矛盾方面具的彻底性，取得了当事人及法院多方满意的效果，案件最终能以调解结案，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法官在调解或协调过程中的积极释明和尽力沟通，可以说也只有在当前“大调解”背景下才能达这样的效果。这显然说明《意见》在各级法院都一定程度地得以领会和运用，在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方面进一步提升了调解理念、增强了调解意识。

当然，笔者在切身感受到“大调解”原则带来益处的同时，也真切体会到这一原则在具体落实方面尚需完善。首先，应进一步加强“大调解”宣传工作。而且这种宣传工作不应仅限于大口号，而应是具体工作的指导，也不应局限在法院系统，还应扩大到公安、检察，甚至各行政职能部门，让所有可能参与到纠纷解决的机关充分理解并懂得运用。其次，以宣传为前提，进一步健全法院与公、检以及行政部门的联动机制，以真正达到快速解决纠纷的目的，避免即使是当事人愿意调解或和解解决的纠纷却无法得到行政机关的支持而无法执行。再次，调解亦应严格依法。一方面要防止不良用心之人钻“大调解”的空子，借调解滥用诉权或拖延诉讼，实现其不正当的利益；另一方面还应切实防止法官借诉前调解而不予立案或立案后久调不决，除当事人双方均同意调解外，各个阶段的调解都应限定在合理的期限内，对于不能调解的案件应及时立案或作出判决，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最后，采用正确合理的调解方法。实践中有的法官因片面追求调解率，采用“各打五十大板”或者“和稀泥”的方法，以当事人合法权益为代价进行调解是不可取的，应尽力避免，而应始终以当事人自愿为原则开展调解工作。

同一事情，中美媒体报道大相径庭！

hushuhan — Tue, 24 Aug 2010 09:06:13 CST

• 试举一些例子：比如一旦连续发生假货泛滥、食物中毒等事件后，美国媒体必然反应就是：政府应当反省，加大整治、监管力度，不能推诿责任！而中国媒体，却貌似关怀地教导公民应该加强防范意识，提高识别假货的能力，不要购买过期变质食品。在这种情况下，乃至2008年引起全球公愤的三鹿毒奶，到2010年居然还能在中国大陆横行霸道。比如贫困山区的孩子上不起学，要靠乡村教师拼了老命捐助，美国媒体将万炮齐轰：这是教育部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失职和耻辱。而中国媒体，却假惺惺地号召人们学习乡村教师，并将之打扮成时代的光荣和国家的骄傲！若在美国抓了一个大贪官，追回了巨额赃款，美国媒体将追究监督机制的漏洞，逼迫司法强化检查机制；而中国媒体却是一片歌功颂德，称赞监督部门及时发现问题，为国家挽回了巨额损失，成绩斐然。比如煤矿屡屡塌方、爆炸，美国媒体的做法是穷追猛挖政府机构的失职和疏忽，逼迫政府安全监管部门的官员引咎辞职；而中国媒体却是颂扬这个事故引起了安全监管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怒斥下级、亲笔批示、表示一定要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等等。比如遇到穷凶极恶的亡命徒，美国媒体是提醒广大公民及时报警，避免与歹徒发生冲突；而中国媒体却呼吁广大公民见义勇为、冲上去与歹徒玩命。比如若辖区一贫如洗，村民们饥寒交迫、看不起病，美国媒体报道的是主管官员的支持率严重下降，民众强烈不满，并为沸腾的民怨火上加油；官方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到处赔罪；而在中国媒体的报道里，必然是主管官员政绩卓著，亲自下乡给农民“送温暖”，农民们感激涕零、山呼万岁，亲切地把这些官员称作好公仆、领路人、贴心者、父母官。……
上述这些，还仅仅是表面现象。中国媒体这种犬儒主义，在深层上，还在于造成整个国民的精神境界的低下，是非观念的混乱和价值体系的腐败。---------------------------------------------------颜昌海的博客

文强案带来的思考

hushuhan — Thu, 25 Feb 2010 17:02:10 CST

                                                                             文强案带来的思考

      身为人民公仆、公安局长、司法局长的“前文强”不仅肉满膘肥，长得富态肥胖，家产也是如此丰满。文强的3094万余元巨额身家底细在庭上悉数曝光，16套房产的数据一出，文强居然表示怀疑。收钱、嫖娼、充当保护伞，文强的一系列丑行随着庭审而暴光。

      文强，令人震惊。虽然，此前宣判的比文强官职大的贪官不在少数，文强本不应成为公议的焦点，然而，审理文强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文强的受审将引来公民群体的冷静而理智的思考。

      首先，充当“保护伞”的官员何以长存党内。这成为议论文强后的第一思考。而这一思考，必然引起公民对官场体制的更深层的思考。“公诉人幺宁在庭审发言中感慨地表示，在该案中文强、黄代强、赵利明、陈涛等4名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被告人，在公安系统中工作年限最短有27年，最长则达30年。”文强无论多么隐蔽，与他朝夕共事的同事们、下属们当然还有“有关领导”能没有所察觉吗？不可能！最有说服力的是文强戴着价值11万元的劳力士手表，为什么就没人质疑一下它的合法性呢？肯定有人察觉，笔者并非指责与他共事的同事，而是想说：这些人明明知道文强的问题，但是不能说、不敢说或者说了也没有用。于是，在这样的官场体制内，大家相安无事，做“老好人”的风气当然成了文强隐身的最佳环境。这足以说明，预防并及时制止腐败的机制欠缺。而这种机制的建立，民心所向，但任重道远。

      其次，官场间“礼尚往来”已成为媚权文化。媚权文化的盛行，将是社会毒瘤。庭审披露：黄代强在2004年~2008年期间，每年春节都给文强送红包，但自从2008年文强调任司法局局长，从他的顶头上司位置离开后，黄代强就没再给文强送钱了。“难道黄代强对文强的敬意到了2009年就突然荡然无存了吗？”公诉人说。旁听席上一阵窃笑。

      旁听席上的窃笑说明了什么？不就是说明了“有奶便是娘、人走茶就凉”的官场文化吗？而这样的文化便是奴性文化与媚权文化。在这种官场文化里，文强怎能不稳坐局长宝座？媚权文化导致权力成为私用工具，官员与他人形成利益共同体，损害的是公正、廉洁。文强自述，他的灰色收入计算的太少了，可见，对其权献媚者何其众！把我们的思考从文强案、重庆移开，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文化？客观事实是最好的回答。其实，这种文化形成就足以说明，“一把手”的话其实就是利益，权力在“一把手”那里太过“集中”。集中到一把手说了算，其他的制度成了摆设。媚权送礼者，为的就是非法获得人民的利益。而我们还缺少限制并控制“一把手”将人民的利益拱手相送的机制。

     击垮这种媚权文化的武器，那就是民主。

      文强案对官员德行、修养提出了严重警告。文强案已经在警示我们，官员的德行与修养存在严重问题。急需对官员进行品行教育与品行考察。联系黄松有的性贪、安徽警察的强奸、习水嫖宿幼女等等，我们均可以看到，这些官员脱离了监管之后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这无不说明他们的德行修养存在严重问题。李源潮部长曾就此警告，不许官员涉足低俗场所，为什么要这样提？拿文强来说，作为公安局长居然去嫖娼，这哪里还是什么光辉的党员形像？哪里还是什么人民警察形像？文强说：“我虽然认罪，但是还有做人的基本道德底线，还有良心。”做人与做官的道德要求是绝对不是一个标准。官员的道德水准应是人类德行的楷模，正如文强一样，一方面强调自已有基本道德底线，而另一方面却是丑行累累，是什么原因使一个基本道德底线的人，在成了官之后，失去了那基本底线呢？用文强自已的话来说：“制度约束的滞后”。什么制度呢？文强案的警示已经要求我们要创建“制度”了。

      清理社会丑陋、恶劣环境应是时代要求。文强案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必然。我们除了遣责文强本人之外，还要理性的思考：是一个什么环境导致了文强的堕落？我们国家是禁止卖淫嫖娼的，然而，众多涉案官员均与此有染。为什么这些东西灰色地长期大范围地存在？笔者断言：每一个卖淫窝点均与官员有关。而恶劣的环境便是黑恶分子，利用权力掩护下的暴力，垄断市场，称霸一方，剥夺守法公民公平竞争的权利。黄、赌、毒这些丑陋的东西及黑恶势力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无非就是巨大的非法利益诱惑。而取得的非法利益又成为贿买官员的资本，腐蚀社会的资金。重庆打黑虽然存在争议，但从各个案件透露出来的信息均显示一个道理：人民渴求的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个清明廉净、有序竞争的社会。

      有人制作了一幅伞图，形容文强及其被保护的对象。有趣的是，文强的头像出现在伞尖上，下雨也只能淋到文强了。因为，他的头上没伞。从文强被捉到庭审结束，孤立地看，很多事都吸引着我们的注意，比如其与明星绯闻等。但希望我们不是看热闹，也不必为文强的倒掉而欢呼。因为，倒掉的贪官很多了。只希望文强案能带给我们冷静的思考，从体制上找到何以产生“文强”们的原因，加以变革。如是，民幸、国幸。

作者：龙行天

股市蒸发的巨额资金都到哪里去了

hushuhan — Fri, 31 Oct 2008 10:28:46 CST

作者：岳建国

上证指数从去年10月16日的6124点一泻千里，直到今年10月29日最低点1664.93点，最大跌幅近73%。据统计，从去年高点至今市值已经蒸发了近24万亿元。哀叹不已的股民不禁问道：我们的真金白银究竟都去了哪里？据业内人士说，股市蒸发的钱其中一部分是“虚拟”的，但确实有很多钱流向了五个渠道：一是税收和券商收益；二是上市公司以及公司的“大小非”们；三是内幕消息掌握者；四是游资(热钱)；五是极个别的散户。(见10月29日《新快报》)

       毋庸置疑，这五个渠道，其中前三个都难以说是完全合法的，在这24万亿的背后，隐藏着很大的不公，散户是最大的牺牲品。有人会说，全民炒股本来就不是理性行为，散户的全军覆没是在为不自量力、自投罗网缴学费。这种说法太过武断——股市投资本来就是一种预期式的“押注”行为，理性很重要，但没有绝对的理性人，“股神”巴菲特也会亏损。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的股市很公平，没有因种种非正常因素导致的高达73%跌幅的“世界奇观”，散户中能有99%的人都成为冤大头吗？

       导致股市资金分配不公的原因很多，但都可以归结到“半拉子市场经济”这个根基上。什么是“半拉子市场经济”？

      一是理论上的市场经济，实践上的半计划经济。关于这一点，表现在股市上就是“政策市”这一特征，去年的“5·３0”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行政部门违背市场规律，突然调高交易印花税，造成股市大跳水。

      二是理论上的依法监管，实践中的半人治状态。如引发股民长期声讨的“大小非”问题，监管高层至今拿不出令人满意的办法；如高层发布的对股市有重要影响的政策信息常常提前泄露，导致少数信息灵通者大发横财。

       三是理论上的公平交易平台，实践中的弱肉强食工具。从表面上看，股市的管理建立在计算机、软件等非人为的技术平台之上，机器不会开后门，软件不会计算错，入户是自愿的，买卖是自由的，后果请你自负——这就造成了这样的现实：有的人为讨回被别人骗去的500元就走上法庭，可当他在股市损失500万元后也往往自认倒霉。为啥？他拿不出不公平的具体证据，他不知道被告人是谁！

         报道中说，24万亿，比我国2006年全年的GDP还多，相当于建18条京沪高速铁路。这只是宏观的换算，还应进行微观的换算：有多少家庭损失的钱都是在买菜时一分一分搞价节省下来的？有多少家庭因此债台高筑、倾家荡产？对股市不服气的感受给他们的心理造成了多大的创伤？

总之，单从股市这个角度看，“半拉子市场经济”已经到了不得不健全、完善的地步了。

肃贪风暴将席卷外资审批领域

hushuhan — Wed, 29 Oct 2008 08:33:37 CST

　　对外资并购的审批，通常涉及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改委、国资委等相关部门。尽管一个并购项目能否获得通过，关键在邓湛、郭京毅分别任职的商务部外资司和条法司，但外商投资企业注册局副局长亦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刘伟所在的外资局，主要拟订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册管理的具体措施、办法；承担外商投资企业、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注册工作，并监督检查其登记注册行为等。

　　显而易见，刘伟的工作范畴跟郭京毅、邓湛等人密不可分。由于彼此在同一领域浸淫多年，郭京毅、邓湛和刘伟等人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和从事外资法律事务的律师张玉栋等人业务往来频繁，交情匪浅。

　　知情者表示，刘伟跟郭京毅关系很好，两人在北京雪梨澳乡的连体别墅仅一墙之隔。他俩跟邓湛、张玉栋等人“都属于一个小圈子里的人”。他们利用外资审批各项环节中的寻租空间，结成利益联盟，中饱私囊。

　　由于外资企业审批涉及前述诸多部委，不排除此案仍有再度升级的可能，种种迹象表明，一场席卷外商投资外资企业审批领域的肃贪风暴已然来临。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涉嫌巨额受贿被“双规”

hushuhan — Wed, 29 Oct 2008 08:28:09 CST

据信息时报10月29日报道据新华社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2008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免去黄松有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或与广东杨贤才案有关

　　记者从多个途径了解到，黄松有在10月15日被中央纪检部门带走接受调查。

　　知情人士透露，黄主要涉及三大问题，即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

　　黄松有是1949年以来中国因涉嫌贪腐被调查的级别最高的司法官员。

　　黄在司法界口碑不好

　　现年51岁的黄松有是广东汕头市澄海县（现为澄海区）人。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后进入广东省高级人民院工作，历任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经济庭副庭长、刑一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1997年3月起，任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市政法委员会副书记。1999年6月进入最高人民法院任职，任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2002年12月起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大法官。

　　黄松有还曾兼有全国青联常委、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副主席等社会职位，以及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民事诉讼法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学术职位，并在多所高校任兼职教授。

　　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的黄松有被认为是“学者型”法官，著述颇丰，包括大量有关民事审判和司法改革的论文和专著。但与其学识获好评并不相称，黄在司法界的口碑不甚好，业内人士曾多指其“性贪”、“伸手过长”。其此番涉案被查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事发广东杨贤才案

　　记者从多个渠道了解到，黄松有被查，与广东的杨贤才案有关。

　　杨贤才曾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2001年至2007年间，担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庭长（该庭后更名为执行局）。黄松有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任职期间曾与杨共过事，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后又分管民事执行工作，且与杨为潮汕老乡（杨贤才为广东揭阳人，揭阳在撤县设市之前隶属汕头），关系密切。

　　今年6月下旬，杨贤才被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调查人员带走，配合中央纪委的相关调查。杨贤才“出事”据悉因涉及广州的中诚广场（号称中国第一烂尾楼）执行案。杨贤才仅为副厅级官员，依惯例属省级纪检部门管理。外界普遍认为，“杨本人只是其他更重要案件的一条导火索。”

　　杨贤才“落马”后，有关黄松有将“出事”的传闻在司法界传开。

　　

你能退房吗？谈一手房购房者如何行使自己的退房权

hushuhan — Wed, 15 Oct 2008 15:35:32 CST

                                                         北京房屋买卖租赁律师网   吴静律师


最近房市的萎靡不振，致使社会中发生小范围的退房潮，购房者如何行使自己的退房权成为大家越来越关注的焦点。本文按现行法律规定，从法定的退房权和约定的退房权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提示购房者怎样更好的行使自己的权利。

一、法定可以退房的情形：

（1）、商品房买卖中开发商的项目开发违法。
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手续，不具备完备的法律文件，如未获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开工证》、《国有土地使用证》等，项目被确认违法，因此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会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合同无效的出卖人应承担购房者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

（2）、商品房买卖中开发商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开发商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购房者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者得知后，起诉前出卖人仍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则商品房买合同无效，由出卖人返还购房者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3）、商品房买卖中开发商擅自变更规划设计。
已经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出卖人不得擅自变更设计、规划。经规划部门批准的规划变更、设计单位同意的设计变更导致商品房的结构形式、户型、朝向、空间尺寸等发生变化，以及出现合同当事人约定的其他影响房屋质量或者使用功能情形的，出卖人应该在变更确定之日起10日内，书面通知购房者，购房者超过15日未答复的，视同接受规划、设计变更以及由此引起的房价款的变更，出卖人未在规定时间内通知购房者的，或通知送达后15日内购房者提出退房，购房者有权退房，由出卖人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并承担违约责任。

（4）、出卖人隐瞒房屋抵押状况。
已经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出卖人未告知购房者又将该房屋抵押给第三人或出卖给第三人；订立房屋买卖合同时，出卖人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或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导致房屋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购房者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要求承担违约责任，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5）、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
购房者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交付房屋时间，若出卖人未能在约定期限内交付房屋，经催告后在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出卖人仍未履行，购房者可以请求解除合同，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购房者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合同解除后购房者有权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并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

（6）、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出卖人延迟办理房产证。
预售商品房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日起90日内，现售商品房自销售合同签订之日起90日内，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出卖人应当协助购买者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如期限届满超过一年由于出卖人的原因，导致购房者无法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购房者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并有权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

（7）、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合同约定面积与实际面积误差过大。
商品房预售合同中的约定面积与实际面积产生误差时，面积误差比绝对值超出3%时，购房者有权选择退房，出卖人应当在购房者提出退房之日起30日内将购房者已付清的购房款退还给购房者，同时支付利息。

（8）、按套（单元）计价的房屋买卖套型误差过大。
按套(单元)计价的预售房屋，出卖人应当在合同中附所售房屋的平面图。平面图应当标明详细尺寸，并约定误差范围。套型与设计图纸不一致或者相关尺寸超出约定的误差范围，合同中未约定处理方式的，买受人可以退房，由出卖人返还购房者已付购房款及利息，并承担违约责任。

（9）、商品房质量有问题。
出卖人交付的房屋应当是验收合格的商品房，如因房屋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不能交付使用，或者房屋交付使用后，房屋主体结构质量经核验确属不合格，购房者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另外，如因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购房者也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

（10）、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以贷款方式支付购房款贷款未获批准的。
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购房者以担保贷款方式付款、因出卖人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并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购房者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未能订立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并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购房者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出卖人应当将收受的购房款及其利息或者定金返还购房者。

二、约定可以退房的情形：

购房人除享有以上法定的退房权利外，还可以通过合同约定退房的情形，从而明确解除合同和承担违约责任的条件，约定条件成立时，可以行使解除权要求退房。合同约定的方式可以是合同主条款也可以是附件或补充协议。

在法定退房的情形（3）、（5）、（6）、（7）、（8）、（9）、（10）由于是部门规章的规定，立法位阶较低，再有民事契约自由原则，双方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可以改变法定退房的处理方式，所以购房人在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注意仔细查看合同附件和补充协议的条款，以防止对方出卖人以这种形式剥夺自己的退房权。

另外，对于大部分购房者来说有的倾其大半生积蓄，购置新的房产或更换新的房屋，是为了创造更好的居住条件，房屋作为不动产相邻关系尤其重要，如通风、采光、噪音、空气质量等是否达标，直接关系到购房者的切身利益，具体到双方当事人还可以约定前幢楼的楼高不得超出一定高度或者约定前幢楼建成后不得给自己庭院的采光造成任何影响，也可以直接对楼间距做出约定，小区绿化应达到什么样的比例，装修应符合什么样的标准，小区的公用设施应达到何种要求等等。如对方有不符合或未达标的违约情形存在，双方可以在合同中约定购房者的单方解除合同权，从而购房者有权退房并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

三、其他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房屋买卖交易中，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合同无效，购买者可以请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直接要求退房，但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解除合同要求退房，购房者往往很难举证，所以在签订合同时出卖人每一项口头承诺都应尽量落实到购房合同及附件、补充协议中，并经双方签字认可，这样一旦自己的期待不能实现或出卖人的承诺不能兑现，经书面约定的条件成就时，即可以要求退房，从而有效地避免损失。

参考文献：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文章来源                 北京房屋买卖租赁律师网   吴静律师

你能退房吗？谈二手房买卖中购房者可以退房的常见情形

hushuhan — Wed, 15 Oct 2008 15:32:11 CST

                                                                   北京房屋买卖租赁律师网吴静律师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能力的提高，再加上银行按揭贷款业务的广泛开展，大大增加了大城市居民的住房购买能力，二手房拥有房源选择面广、价格弹性大、小区品质房屋质量可见等优势一直占据着市场的主流。但法律、法规制度性的缺陷，加之购房环节的纷繁复杂，处于弱势地位的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保障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本文结合购房者在签订合同时，因合同无效、可撤销、合同约定的事由出现可以退房的几种情形总结归纳，以便在二手房交易中购房者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合同无效可以退房的情形

1、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主体不适格

        无民事行业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行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只能进行与其年龄、智力、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房屋买卖合同应由其法定代理人签订或法定代理人同意。在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因不符合法律规定导致无效的情形下，购房者可以退房，要求返还购房款及利息，出卖方有过错程度的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

2、出卖不能正常上市交易的房屋

        违法或违章建筑，不能买卖；教学、寺庙、庵堂等教育、宗教的建筑，不能买卖；文物古迹等国家保护的房屋，不能买卖；国家建设需要，征用或已确定为拆迁范围内的房屋，禁止买卖。该类房屋由于法律明确规定不能买卖，所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也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无效，合同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购房者可以退房，并要求返还购房款，出卖人有过错的应当赔偿购房者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3、出卖未依法进行产权登记并取得房地产证书的房屋

        未取得房地产证书的交易情况目前非常普遍，如未还清银行贷款尚在抵押的房屋、经济适用房、回迁房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条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对于该规定目前在司法实践中理解上存在很大的矛盾，有的认为该条是禁止性规定违反这一规定合同即无效，有的认为该条只是行政管理的规定，只是说明没有产权证无法办理转移手续，并不能说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目前大多司法实践中，只要出卖人是合法取得房屋所有权利的一般认为该房屋买卖合同有效，除非因出卖人原因出卖人不能依法取得对该房屋的权利，导致与购房者签订的房屋合同无效，购房者可以据此解除合同，要求退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并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

4、共有产权的房屋出卖，未经共有人同意

         房屋权属两个以上（含两个）主体共有的，应当有共有权人书面同意转让的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我国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为主，约定个别财产制为补充的婚姻财产制度，尽管房屋权属证登记为一人，也应征得配偶书面同意或出示个别财产协议。房屋权属登记有其他共有人的，应有共有人书面同意出卖，并委托出卖人出卖该房屋的相关委托手续及代理权限。如购房者有理由相信出卖人有出卖该房屋的权利，因出卖人的原因，其他共有人行使权利导致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购房者可以退房，要求返还购房款及利息，并由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

5、出卖已抵押的房屋，出卖人未通知抵押权人的

         出卖人出卖抵押房屋，无须取得抵押权人的同意，只要通知抵押权人即可，但购房者有承担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被追及以所购房屋还债的风险。购房者在审查房屋相关资料时，如发现房屋有抵押等他项权利存在时，除承担上述风险外，还应当取得出卖人已经通知抵押权人的书面证据，或取得抵押权人等他项权利人的书面同意转让的证明。如果未履行通知义务的，则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购房者可以要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因出卖人的过错可以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

6、出卖已出租、共有产权等房屋，承租人、共有权人未放弃优先购买权的

        共有的房屋买卖，在同等条件下，共有人享有优先购买权；已经出租的房屋，在同等条件下，承租人有优先购买权，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不因承租时间是临时还是长期租赁，影响优先购买的权利。购房者应审查优先购买人有无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证明。如果未取得优先购买权人的书面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证明，优先购买权人行使权利的，导致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购房者可以要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因出卖人的过错可以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

7、出卖被权利机关依法查封、限制的房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其中第（二）项规定：“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产权利的。”相关规定，被依法查封的财产不能处分。一般情下，有权查封的司法机关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有权查封的行政机关有税务机关、海关、公安机关等，有权采取限制措施的有建设行政管理机关。出卖人如违法出卖房屋，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购房者可以要求返还购房款及利息，并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

8、出卖乡产权的房屋

        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所建房屋，违反房地产开发的相关程序，也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购买非法开发的房屋，按法律规定不可能取得房屋产权证，无法正常上市交易。这种非法的建筑不受国家法律保护，如该建筑影响公共利益还有被拆除的可能，另外，如遇合法的征地拆迁按法律规定购房者也不能得到相应补偿。购买这样的房屋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合同无效，购房者可以要求返还购房款及利息。

9、出售房改房，不符合上市条件的

       根据我国房改政策，在房改的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政策，对于出售的房改房，首先要确认是否需要原单位同意出售，对于以标准价购买的房屋，确定是否已按成本价补足差价，或已与原单位约定了如何按比例分成，另外，有些单位与职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同时订有服务年限的合同，原单位有优先回购权，如未取得原单位同意出售的书面证明，很可能会导致原单位主张权利，出卖人与购房者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合同无效，应当返还购房者已付购房款及利息，出卖人有过错的应当赔偿购房者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以概括性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所签订的合同无效，合同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可撤销合同撤销后可退房的情形

      《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的合同，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主要有以下几中类型：

1、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因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

2、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

3、欺诈、胁迫，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
胁迫是指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

4、乘人之危，是指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对方利益的，可以认定为乘人之危。

        在这四种情况下，购房者是违背了真实的意思表示，与出卖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房屋买卖合同，合同撤销后，购房者可以要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一方违反合同约定可退房的情形

        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2、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5、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违约分为一般违约与根本违约，在根本违约的情形下，守约方可以解除合同。在实践操作中，如购房者在合同中约定了购买有特殊用途的房屋，由于出卖人过错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使购房者的整个合同愿望落空，则为根本违约，购房者可以解除合同，要求出卖人返还购房款及利息，并由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

        根据《合同法》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规定的是当事人合同意思自治又叫合同自愿或契约自由原则，是指在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当事人享有充分的合同自由，合同能完全体现当事人自己的意志；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在房屋买卖交易中，只要不违反现行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购房者可以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与出卖人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当解除合同的事由出现，条件成就时，购房者可以解除合同，并按约定的责任划分，由双方各自承担合同解除的后果，如购房款的返还及利息的约定，违约责任的承担问题等等。另外《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在一方不构成根本违约或双方都没有违约的情形下，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解除合同。

        综上所述，由于合同无效，可撤销或依合同约定解除合同购房者退房的情形，法律的规定在适用及责任承担上都有所区别，而二手房交易相比其他房屋的交易方式而言，可以说是优势与风险并存，建议购房者在购买二手房前应该多了解一些相关知识，才能做到理性消费，安全购房。

    文章来源 北京房屋买卖租赁律师网吴静律师

王石VS潘石屹，谁是好人？

hushuhan — Fri, 12 Sep 2008 12:09:35 CST

万科降价，致使退房者蜂拥而至，情绪激动者暴力砸毁办公室。这一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潘石屹力挺涨价，新开盘的三里屯SOHO回笼资金53亿元。同为地产市场的风云人物，对房价的不同态度，收获不同结局。

诸多人已经解读了降价和退房的非逻辑关系，但面对这样一个普遍的现象，该怎样解释呢？笔者认为，其一，房价确实高，甚至高得多数人望房兴叹的地步；其二，房子对中国人来说就是家，一个稳定的港湾；其三，一些人把房价当作区别身份的标尺，所以宁愿咬牙多花钱买高档社区的房子，来显示自己社会地位；其四，还有人把房子当作资产或者投资，连年攀高的房价放大了他们的期望值。

当国家痛下狠手整顿地产市场给大众以和谐时，房价在资金链的紧绷中回落，这也是国家的愿景。望房兴叹者为降价鼓与呼，把房当家者心坦气平（反正是自己住，降或涨与我何干？），把房当作身份者愤愤不平，随大流中高呼退房（他会真的退房吗？恐怕只有自己知道），把房当资产或投资者，看着或存或贷的钱打了水漂，于是急火攻心，愤而打砸办公室也就不难理解了。

地产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的经济形势都将间接影响其未来走势。央视财经频道已经打出“保增长控通胀”的旗帜，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下滑通道已成为事实，为保经济的预定增长速度，势必会推出一系列的刺激政策，其中必然包括房地产的稳健发展。同时，美国政府宣布接管“两房”，深度干涉次贷危机带来的影响。为此，相关专家呼吁“从稳定经济出发，必须注意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既不要过快升温，也不能过快降温和深度下调。”

至此，房价的此次深度下调基本画上句号。联系国内地产行业情况，笔者冒昧揣测，其实王石和潘石屹都是一路人，原因如下：王石利用其话语权喊“降”，表面是响应调整，但“下半年的形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为此万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的话是说给谁听的？大家心知肚明。其实潘石屹和王石演双簧已经有了一次成功的操练。上年末王石抛出“拐点论”，潘石屹跟进的是“百日风暴”，两人说的是一回事。而这次王石喊“降”，潘石屹喊“涨”，貌似两种声音，但喊“降”的王石不过是在强调行业遭冷的严重性，因为聪明如斯的他，不可能忽视最近争议的声音和决策层的谈话所释放的信息，而潘石屹不过是扮了次白脸而已，双方的合力最终指向的还是“救市”。

一旦揭穿这出“双簧秀”，就能清晰地看出高手云遮雾罩的伎俩。反观那些默默耕耘在一线城市郊区、二、三、四线城市的开发商们，倒显出几分可爱来。滥用话语权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所谓名流们的滥觞。经济学家为利益集团鼓与呼，影视明星利用媒体炒作，地产大鳄们利用话语权影响决策，进而攫取利益。在当今社会似乎已成为大众广为容忍的现象，而如王潘等高段位的演戏高手，我们除了愤恨地讥之为“演技派高手”外，还能说什么呢？

年轻律师成长之路

hushuhan — Wed, 20 Aug 2008 16:29:51 CST

[摘要]年轻律师在律师界已成为一股新生力量，源源不断注入法律服务市场，是推动中国法治进程不可或缺的力量源泉！年轻律师要看清当前成长环境，不畏惧各样难处，刚强壮胆往前行，选择好适合自身成长路径，因为中国正需要一群有审慎智慧的、很高法学理论水准和法律职业道德素养的律师，这有利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真正实现社会和谐。
　

律师作为一个社会精英，而摆在面前的是种种难以跨越的窘境。我记得刚知晓高分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时，心中无比高兴！当初，自己不敢想象就这样一次通过了，虽然当中也付出很大代价，但不确保能我一定会通过这号称“中国第一考”的资格考试，当初是心中有一份单纯祈盼。得知这样好消息，心中有莫大安慰。接下来从事律师生涯，就不那么“幸运”，而是倍感艰辛。真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本文试图给处在同样困惑当中的同行们一盏指明灯。

一、律师面临恶劣的成长环境

（一）、为了拿到红色的律师执业证，实习律师们需要忍受一年的“零工资实习期”。因为收入微薄，律师们不得不在法律和生存之间艰难选择。
1、从律师在当今社会面临的处境来看：目前，国内首次针对律师生存状态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律师已成为城市中的低收入和无保障阶层。但与其他低收入群体最大不同的是，这却是一个全部拥有高学历、并通过了“中国第一考”的“精英”阶层。他们一面肩负着国家法制建设的重任，一面忍饥挨饿地在行业中打拼。这无疑给这个高智商的团体极大的讽刺，律师啊！你如何救自己？
　据国内首次针对律师生存状态的问卷调查显示，４２％的律师一年办理诉讼案件的数量不足１０件，６２％的律师一年办理的非诉讼案件的数量不足５件；从业３年左右的律师平均年工资在三四万元左右，除去办案成本后，收入几乎只够“糊口”。而且，还有一些“新律师”由于找不到案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没有任何收入的。这其中包含多少不甘心！
2、从社会财富聚集的二八定律来看——80%的社会财富集中在20%的人手里，而80%的人只拥有社会财富的20%。同样也适用在律师界，80%的律师业务收入集中在20%的成功律师手里，而80%的普通律师只拥有律师业务收入的20%。年轻律师即使足够努力，如果没有特殊的关系和非常的机遇，基本上只能加入拥有20%律师业务收入的80%的普通律师行列，个人收入也就非常有限了。
（二）、作为司法行政管理机关，无法给律师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律协、律师事务所也都无法彻底改变律师的处境。
1、纵观与律师紧密关联的机构和人，中国律师没有真正的依靠。
司法行政机关重在管理律师，当今所处的地位远低于公、检、法，无法为律师提供、创造更好的执业环境；律协是行业自律组织，对律师的管理虽起到积极的作用，律师作为自由执业者也很难通过律协调动各种资源，对规范行业竞争、改善律师执业环境，帮助年轻律师成长，起到的作用不大；我国律师事务所规模小，处于成长初期阶段，律师变动频繁，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合作处于一种不信任状态，律所更不是律师（特别是年轻律师和律师助理）所能依靠的；而当事人，普遍是等到自己觉得无法自救，事情陷入僵局后，才寻求律师帮助。再加上律师之间的业务水平相差甚远，律师法律服务的价值并不被普遍认可。当他有求于律师时，总把律师当救命稻草，总希望律师能够帮他解决一切纠纷和烦恼，殊不知事发后律师补救措施也是很有限的；当事情不如他所愿时，就翻脸不认人，甚至还会恶意诋毁律师。因此，当事人更加谈不上是律师的“爹娘”。年轻律师，这群没有爹娘的孤儿，处在各样恶劣的环境中能不能健康成长？
2、中国律师也没有什么“亲戚”，无依无靠，缺乏人间的温情，当今中国司法界没形成有法律职业共同体，处在一种内忧外患、内外交困、自生自灭的成长环境当中。
工作颠簸，心灵漂泊，处境艰难，当今中国年轻律师就是没爹没娘无依无靠的断奶婴孩。
网络上一种确切的说法：“当你成为一名律师后，你就成为了‘三无人员’，无工资保障、无社会保障、无业务保障。”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行业的规范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了。作为一名社会公民，受过高等教育，又过五关、斩六将才拿到入场券，还面临肚腹煎熬的年轻律师们，这是谁的错呢？！中国缺乏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律师本应与法官、检察官同为保证法律正确实施的中坚力量，而事实上由于各样利益争执、行业歧视，使得律师长期处于单干状态，异常的孤独和无助，就像没有任何“亲戚”的孤儿一样，缺乏一种人间的温情，独立承受着执业中的高压力和高风险，过着一种自生自灭的生活。更为甚者，侦查部门动不动就搬出刑诉306条，找个莫须有的罪名，变相剥夺律师的人身自由，侵犯律师的合法权益。要么，律师走向另一个极端，刻意为去讨好法官、检察官，放下律师职业尊严，迎合利益需要建立不正当关系，这样引起不正当竞争，冲击法律服务市场，以致破坏法律秩序，毁坏律师在公众中的职业形象。
3、律师心灵漂泊，缺乏一种真正的心灵安慰和信仰。
时间可以把你炼就成钢铁般的心志，坚固不可摧毁，也可能使你变得心灰意冷，随波逐流。随着时间的推移，职业的新鲜感会丧失。年轻律师如果在创业阶段投入不足，自然难以做大。而如果在创业阶段投入过多的时间、精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出现职业衰竭。如果在创业阶段就已经在体力上和心理上出现了疲态，那么在以后漫长的律师执业生涯中，还能重新燃起的工作激情？与可能的收入下降相比，工作热情的衰退似乎更加可怕。
中国律师，不仅是工作没依靠，精神也在漂泊，倍受煎熬，用通俗说法叫很怄气。法律人的信仰应当是法律，信仰公平和正义，这两样恰恰是彰显上帝的性情，是从神而来的。在一个普遍不存在真正信仰、“人治”色彩远远多于“法治”色彩的国度里，注定法律受到太多限制，存在太多的不法因素，使得律师充满无奈、苦恼和痛楚，是一般律师无法承受之重。目前不少年轻的律师纷纷改行，大量优秀的法律专业毕业生远离律师界，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4、中国的法治现状，注定了中国律师必然要经历太多的灾难。
中国的法治社会还没有形成，法律职业更是处于一种失重状态。律师本应该是司法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而在司法改革中，恰恰最缺乏律师的声音，特别是整个律师行业的整体“呼声”。多少标榜中国特色的改革，最终却成为最大败笔，比如：关注民生问题的改革：教育、医疗、以及现在的住房问题一一呈现，改革后问题反而加剧扩大化。司法改革也不例外，司法改革成为某些强力部门分赃的“盛宴狂欢”，这也注定律师行业前途忐忑。一个命运坎坷，前途渺茫的行业，年轻律师能不受苦吗？
中国律师行业已陷入一种恶性竞争的行业困境之中。但我们并不能就此自怜自艾，在地上并没有真正救赎主，人都是靠不住的。我们要反醒自己寻求出路，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一本书题目所言，受苦的人没有悲伤的权利！我们要心存盼望，树立自身的职业荣誉感，从自身法学理论素养及职业道德修养出发，背负起推动中国法治进展的十字架，一步一个脚印朝前稳健行进。

二、律师必须从自身出发寻找出路

（一）、培养优良的品质和良好的道德素质
　 1、将自己塑造为具有真诚、果敢、谦卑、勤奋的品质
古谚：你要人怎样对待你，你就要怎样对待人，这是人与人交往的黄金定律。一个律师的坦诚与人相待，是赢得法官、律师界同行和广大当事人的信任试金石。曾有不少极有天赋的律师但却缺少应有的道德品质而黯淡退出律师舞台。还有句古话：精诚所致，金石为开。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关键在于我们自身选择。　
果敢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论坛上，都是一种锐利的武器。法庭辩论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战斗，律师在当中必须胸有成竹、势在必得，但不是意味要用上刀枪，更多在于内心的操练，无论情境如何不乱、不慌张。特别是在法庭争辩中，律师总不免带有激烈的对抗情绪，但是你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善于控制自己，不要为自己的情绪所左右。无论法庭冲突多么激烈，冲突双方的律师都不能把论点对峙转变为人身攻击。律师之间的辩论是智力的角逐，靠人身攻击赢得诉讼不仅无益，反而让自己身份贬低。
谦卑不是忘掉自己，而是少看自己，看别人比自己强，学会聆听。这是作为一个人要具备很宝贵的品质。
天道酬勤，勤能补拙。律师之间素质的差别不在智力水平的高低，而在于是否愿意把律师当作终身的事业来经营。进天国并没有秘密，是留给愿意努力走窄路的人。一个律师必须象演员进入角色研究，对从事每项的业务，靠直觉是不可能在律师工作上取得成功的。机会只垂青于那些有准备的人，正如圣经记载的聪明的童女时刻预备好灯油，迎接新郎的到来。当今社会对律师业务能力的要求愈来愈高，律师要适应国际化、专业化、信息化的挑战，就必须与时俱进，勤奋学习，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素养和能力。
　　2、注重律师个人的职业道德素养
律师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但又是一个充满危险的职业。有许多律师就是在执业过程中触动高压线，赔上光明的前途。尤其是年轻律师必须要保持相当高的道德标准，因为法庭是彰显正义的圣坛，律师席上的律师与法庭上的法官都是这一圣坛的使者，他们的目标都是实现正义，共守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然而，人类本性的软弱和人类激情的力量可能会导致我们得出错误的观点，有时这种激情非但不能帮助我们，反而会妨碍我们持有客观和公正的态度，而想象力和感情有时会使我们误入歧途。但是身为律师的我们必须永远记住：我们扮演着人类正义和法律良知最完善的代表，促进正义和还原真实本相是我们这一领域最崇高的目标。虽我们身上手无寸铁，但仍要永远坚信基督的教导：“我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二）、树立良好的律师形象
　　律师形象的重要性是由律师职业特殊性决定的，形象好，事业成；形象差，则事业败。
形象（Image）是一个人心理素质和修养的外在表现，是综合反映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思想情感、性格气质、学识教养、处世态度等，是一个人内在素养的自然流露。一名律师能否为当事人所接受，是否具有人格魅力，关键在于他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如何。律师个人形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与他人关系的性质、程度。为了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展示自己的人格魅力，我们要优化自身的形象，在平时与人交往中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精神焕发，神情自然。
　　一个人始终存有积极奔放的心态，在社会交往中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饱满的热情、大方自然的神情，这是优化个人形象的首要因素。与人交往，神采奕奕，精力充沛，显得富有自信，就能激发对方的交往热情，活跃交往气氛。
　　2、仪表端庄，衣着得体。
　　人靠衣裳、马靠鞍，一个人风度翩翩，俊逸潇洒，能产生使人乐于交往的魅力。衣着服饰能突出反映一个人的审美情趣和修养，如果一个人的服饰能与自己的气质、职业一致，能够与自己的形体、年龄协调，律师着装要能够体现整洁干练的风格，这是职业性质使然，使人乐于接近。
　　3、谈吐幽默，言语高雅。
言辞能直接反映一个人是博学多识还是孤陋寡闻，是接受过良好教育还是浅薄无知。谈吐要注重适度、要看场合，不是走到哪里就夸夸其谈，若是这样就像屋顶漏雨喋喋不休，只能让人敬而远之。律师堪称为社会活动家，用词高雅恰当，言之有物，对问题要深入浅出，反应敏捷，应答自如，能够简洁、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就能表现出其不同凡响的气质和风度。
　　4、举止大方。
　　朴素大方，温文尔雅的行为习惯，举止稳重，文明得体，坐、立、行的姿态雅观，能充分地表现出一个人的良好的教养，给人留下成熟信赖之感。只有自己找到真实信靠者，相信会给自己和自己能力的人，才能在处世中做到泰然自若。
　　（三）、具有广博的知识与娴熟的执业技能
一名律师不仅应当通晓法律，而且还必须具有广泛的文化知识和社会知识。通晓法律只是对律师最基本的要求，否则他就无法成为一名律师。一名律师如果只对法律了解，而缺少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就无法往深处发展，那么他在竞争中仍不具有任何优势。
律师要加强对法律学科、社会学科以及涉案学科的学习，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一名一专多能的复合型律师。学习是提高认识的基础，只有知识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才能产生认识上的质变；认识的深度加深了，对案情的把握就会更为准确，对案件的理解和分析也会更为透彻。
律师这个职业在以往任何时候都不曾像今天这样重要。我们年轻律师尤其要加强学习，不断给自己充电，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律师业中的翘楚。年轻律师要时刻意识到，像孔子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清楚认识自己的不足，并愿意花时间装备。技能之于律师，是一种know-how，在乎于心，犹如空气，视而不见，却须臾不可无，为执业律师生存之必要。法律知识只能使你成为一名律师，而法律技能则决定了你是否能走向成功。
　律师职业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法律技术的复杂性并不亚于工程专业和医学专业的技术，它就像一部复杂的机器，除非你已经完全掌握了这部复杂机器的原理与性能，完全了解如何开动和操纵这部机器，以及在紧急情况下如何来应付，否则任何人都不会把操纵这部机器的任务交给你。
对律师来讲，庖丁之言恰恰是律师执业之玄机。庖丁解牛，律师办案，都是分而析之，“依乎天理，批大郄，导大，因其固然”。只有依照规律，依循事实原委，把握案件的关键性，才能以自己娴熟的法律技能解决千头万绪的法律问题，使得那些看起来没有回旋余地的诉讼得以起死回生。
　（四）、发展广泛的社交网络，争取更多社会话语权，要有明确的社会责任感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律师需要全面的、广泛的社会关系。我们应提倡年轻律师编织正当的社交网络，并不断拓展这种正当的社交关系，弘扬社会正气，抑制或消除那些不正当的社会关系。律师应当主动参与国家机关立法活动、参政议政，提高社会影响力。律师应该帮助弱势群体主张正当权利，这有助社会的稳定，所做的是阳光下的事业。律师应该在更多公众的场合，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言人……盼望在更多的角落有律师的身影、律师的声音。而现在年轻律师所处的一个尴尬角色，我们本身是弱势群体，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三无”人员，是乎要应验一句话：律师救自己吧！而另一方面律师要承担相应社会责任，是律师的职业要求，也是政府和百姓对律师的期望。
（五）、善于抓住恰当机遇，适时展现自己
众所周知，目前律师遭受不公平待遇时有发生，受同行歧视严重，社会地位不是太高，执业环境不理想。当事人和客户对律师的认可与接受程度并不高，而刚入行的年轻律师则面临更多的严峻考验，就像病人不愿让新医生实习练手一样，当事人和客户同样不愿成为新律师的试验品。种种事实告诉我们环境不容乐观，但我们不要心怀怨言，除非我们选择离开这个群体，要不抱怨没有任何帮助，只能让人更加灰心沮丧。要明白一件事，环境并不会轻易改变，我们要学会胜过环境，支配环境！我们并不能改变环境，山还是那座山，唯能改变的是自己的心，因为一生果效都是由心发出。面对当事人，只有客观适度、充分适时地展示自己的专业素质，才能赢得客户的信任，才能不断扩大业务市场，提高竞争能力。

结论

年轻律师要明白成功的路上充满艰辛，要耐得住寂寞与孤独，要抓住机会但不是投机主义，成功不是以获取多少财富为标准，成功也不是谋取高位，成功在于做成可以存留到永远的，对普世人有益的事业。面对各样的困境，要有坚定的信心，正如圣经的话语：“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让我们高声呼：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愿我们年轻律师有颗谦卑受教的心，能把握机遇，找准方位，处理好关系，不断提升业务能力，修炼好品德，早日成为德才兼备、有社会影响的称职律师，为创建和谐社会、维护司法公正，让公义如日光发出，让公平明如正午！
[摘要]年轻律师在律师界已成为一股新生力量，源源不断注入法律服务市场，是推动中国法治进程不可或缺的力量源泉！年轻律师要看清当前成长环境，不畏惧各样难处，刚强壮胆往前行，选择好适合自身成长路径，因为中国正需要一群有审慎智慧的、很高法学理论水准和法律职业道德素养的律师，这有利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真正实现社会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