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关注逃跑的骗子“基金”公司共同特征

          国内的股市、基金红火，骗子往往以私募基金的名义行骗，仅2006年--2007年类似“基金”就有近佰家。以下其中具有代表性----小部分逃跑“基金”。投资者要檫亮眼睛，辨别真伪！

图为几位在境外上市的企业领导人就企业如何选择最佳上市路径展开讨论（本报记者史丽摄 图片来源：上海证券报）

本报记者 袁媛 但有为

　　在“金融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中国PE高峰会”上，全国人大财经委法案室主任朱少平表示，将从下月开始实施的新合伙企业法，为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PE）创造一种新的渠道。北京产权交易所总裁熊焰则表示，在企业改制上市进程中，私募基金将面临重大商机。

　　新合伙企业法为PE开道

　　朱少平表示，我国私募股权投资领域目前的现状是进入渠道不畅通，退出渠道也不畅通。公司法原来对于股权的公募有具体规定，对私募没有具体规定。现在解决了私募的问题，但是除了公司法以外，还应有别的方法来解决资金募集的问题。

　　资金募集的渠道有公司制、合伙制、基金制、信托制等几种。但过去由于法律制度不完善，私募股权投资能做的主要是公司。1997年通过的合伙法，只是自然人的合伙，不允许法人和法人之间的合伙，有限合伙制不能做。同时，基金制基金只能用于证券投资，产业投资和其他都不行。而做信托基金也有很多限制。

　　朱少平表示，于2006年的8月27日正式修改并将于2007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合伙企业法，里面专门增加有限合伙条款，同时允许法人合伙，这样为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创造了一种新的渠道。在有人承担无限责任的基础上，由更多人承担有限责任，来解决资金募集的问题。

　　专家表示，新合伙企业法出台，进一步扫除了私募股权投资面临的法律障碍。一方面可以使私募股权基金快速发展所需要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得到更快的发展；另一方面有关有限责任合伙制度的安排也消除了私募股权基金前期面临的法律方面的障碍。基金管理人的激励可以由所有合伙人来商量决定的，更有利于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分析人士同时指出，新合伙企业法的实施也将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和退出渠道向国内转移。以上市公司公众股权为顶，以私募股权基金为第二层、创业风险基金为第三层和以天使投资为底层的金字塔式股权市场，正在加速形成。

　　私募基金面临重大商机

　　北京产权交易所总裁熊焰26日表示，今年北交所已联合中关村管委会在园区企业中启动了中关村园区企业改制上市促进工程，在此过程中，私募基金将面临重大商机。

　　据熊焰介绍，中关村园区管委会从北交所联手推进的百千计划今年已经启动。双方希望2007年至少有100家中关村的企业改制为股份公司，3年之内希望能够推动1000家企业改制为股份公司。

　　他指出，无论是在改制过程中还是IPO上市的阶段，这些企业都面临资金需求，这对于私募基金都是绝好的投资机会。为此，北交所正在组团私募基金，希望在产权交易所周边聚集一组私募投资基金来组团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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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广：三大亮点将陆续闪亮资本市场

　　□本报记者 但有为 袁媛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贝多广26日表示，中国资本市场将有三个增长的亮点，目前最大的亮点在大型国企，但两三年后将会是民营企业。

　　贝多广是在“金融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中国PE高峰会”上作上述表示的。他认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具有垄断资源的那些大型国有企业、高速成长的民营企业和优秀的三资企业将先后成为资本市场的亮点。

　　贝多广指出，大型国企的回归，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了真正的蓝筹股，也给投资者带来很大的利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批已经进入海外资本市场的高速成长的民营企业将成为未来资本市场“非常亮的亮点”。

　　他还表示，由于中国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而外向型经济当中巨大的经济成果有一大批是三资企业提供的。但是目前这部分企业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只是凤毛麟角，投资者不能分享他们的成果。但在稍长一点时间，这些企业也会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当中一个重要的亮点。

　　■专家观点

　　国资委副主任李伟：中国产权市场可引国际资本

　　中国的产权交易市场可以通过引入类似私募基金、风险投资资本、行业投资人使中国非上市公司与国际资本结合，也可以将境外企业的产权转让，引入中国的产权交易市场，使中国的国内资本与国际产权资源相结合。

　　目前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以纽约、伦敦为中心的证券市场体系，但是非上市公司的资本并没有在权威范围内形成，因此可将国际资本引入中国产权市场。

　　统计显示，去年全国产权交易机构共完成产权交易17074件，交易额达2715亿元。

　　尽管如此，中国产权交易市场只能称“初步建立”。既定目标是建立一个相对成熟、为非上市公司资本运作服务、满足国有产权流动和国有资本调整要求的资本市场。（新华社电）

         目前绝大部分关于“私募基金”的讨论，尤其是那些要求“合法化”、“规范化”或“监管”的呼声，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了“私募”上。其实，私募本身是无需讨论、无需合法化，也无需监管的。“私募”这两个字，只有和“基金”结合起来，才有受规范的必要。

         这个问题，早在几个月前，我的一位朋友缥缈在《商务周刊》就曾精辟地指出:“在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史上，如果没有私募存在，就不可能有资本市场的存在。私募基金本来是先于资本市场而存在的，一定要慎重对待其合法化的问题。”这段话，尤其是点明“私募基金先于资本市场而存在”的事实(我个人以为用“私募行为先于资本市场而存在”更加准确)，对于所有误以为“私募基金亟待监管”的朋友，是一剂猛药，或许可以让他们醒来。

         不妨抄录缥缈的更多论述:“对于公募，政府的监管与规范肯定是非常必要的，政府相关机构必须通过强制信息披露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审核，来最大限度地保障中小投资者不致被卷入市场丑闻以及资本骗局之中。……(与此不同的是)私募的选择权在于买方，私募行为本身，是由投融资双方彼此谈判而组成的共同利益体，无论其失败或者成功，均与他人无关。水至清则无鱼。对于私募，最科学的管理理念是‘双方好人假定’，要允许其存在而无须过度监管。按海外发达国家的《证券法》，私募基金属于融资方与投资方的‘投资契约(合同)’，从而被纳入资本市场的大框架之内。因此只要其不公开招募，即无须到监管部门备案、注册成立基金管理公司。”“‘私募合法化’如果破坏了市场的天然平衡，有可能得不偿失。”

         进一步解说这个问题，不妨打个比方，用交通体系来比拟资本市场。私募行为相当于人走路，是最原始、最朴素的活动方式；而“公募”相当于驾驶机动车辆。至于“基金”，则相当于马路。交通规则所监管的核心，绝不是行人，而是机动车辆。行人走路，假若不上马路，是不需要也没有道理用任何所谓立法来规范的；只有上了马路，才需要遵守交通规则。同样，对资本市场，关键是规范“公募”。对于“私募”，管理的范围，应以“基金”为限。换句话说，管住“基金”，放开“私募”，才是监管的正道。

         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作为上位法的《基金法》千呼万唤不出来，却早早就出来了一个《证券投资基金法》。这个法律涵盖的，仅仅是“基金”的一小部分，即公募、投资于公共股权的基金。于是顺理成章，整部法律说的都是和基金募集、基金投资管理有关的事项。造成混淆的是，这部法律为了行文方便，正文处处用的是“基金”这个简称，这对不少人可是造成了严重的误导，总以为“基金”这玩意儿，重要的是其募集方式和投资管理方式。所以也才会有那么多人，死死咬着“基金”前头的定语“私募”二字，不肯松口。

         其实从投资人的利益角度看，“基金”这个概念的核心，并不在于它的募集方式或投资管理方式，而在它乃是一个“收益输送”(pass－through)的实体。它自身没有利益，代表的完全是基金投资人的利益，盈亏都直接落到投资人身上。因为这个缘故，基金在法律上的首要特征就是免税，否则，便构成了对投资人的双重征税。不能免税的投资实体，虽然也可以自称某某基金，但从投资人角度来说，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金。中国目前由于没有《基金法》，恰恰在这一点上，没有法律定义。所以，中国真正亟待“合法化”，亟待“规范化”的，是“基金”本身。上位法不立，则无论是前一阶段有人倡导的“产业投资基金”立法，还是最近大家鼓噪的“私募基金立法”，都是无本之木。很难有什么好的效果。（吴向宏）

从2005年6月6日见底998.23点至2007年1月22日收盘的2933.19点，沪综指已经上涨了193.84％。在众多熊市套牢者迎来解套的欢呼雀跃声下，活跃在中国股市的各路私募基金可谓赚得盆满钵满。在去年沪综指全年涨幅130％的背景下，不少规模不小的私募基金取得的涨幅竟然远远超过400％。

　　“告别了四年的熊市，中国股市的牛市才进入第二年。在强大赚钱效应的影响下，大量民间资本不断流入股市。”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年初以来，在指标股纷纷休整、基金发行节奏减缓的同时，市场之所以保持火热，与蛰伏在国内市场的近万亿元私募基金群体关系密切。”

　　事实上，凭借敏锐的嗅觉以及凶猛的操盘手法，私募基金无论在熊市还是牛市中，都不断制造出一只只大牛股。近几年的记忆中，中信证券上市之后的逆市连续涨停，熊市中几轮强劲反弹的领头羊——深纺织、望春花、天山股份、界龙实业，它们连续涨停的背后与私募基金的活跃密不可分。国信证券深圳红岭中路、国泰君安上海江苏路、光大证券上海张杨路、招商证券深圳振华路等著名“涨停板敢死队”席位已经深入人心。

　　私募基金数量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长期以来，私募基金一直处于“灰色”地段，不需要公开的报表，飘忽不定的投资风格、灵活的操盘手法以及远远超出公募基金的高额收益率成为了私募基金的“外衣”。据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国刚推断，中国私募基金规模可能在8000亿至9000亿元左右。

　　为探寻这股民间热钱的踪迹，本报记者通过相熟的朋友——杭州某大型券商的客户经理，以想要投资的名义见到了两位私募基金从业者。

　　赵刚是这个私募基金的发起人，科班出身、近十年证券从业经历，是个彻头彻尾的投资人。1997年从天津大学证券投资专业毕业后，抱着对投资事业的狂热，进入了一家咨询机构做起了分析员，一做就是四年。在2001年底，受股市低迷拖累，所在的咨询公司倒闭后，他开始成为一名独立投资人。

　　一旁的李卓补充说：“靠着自己做分析员时候的敏锐感觉，2003年初他果断地抓住了肖华担任经理的博时基金正看好的长安汽车，这次成功投资让他有了在之后两年好好研究股市的资本。”

　　说起李卓，他与赵刚还有一段“佳缘”。李卓曾经是温州某小报的记者，当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有朋友给李卓提供新闻线索，说在杭州股票做的很好的一个自由投资者，到温州来会客户，让他去挖掘一下新闻。“记得好像是被他的投资分析打动了，拿出了自己一些钱给他去帮我做投资。”李卓说。取得最初的信任后，李卓又用自己的人脉给赵刚的工作室“物色”了一些可靠且资金充裕的客户。最令李卓和客户宽心的一次是在大盘继续下跌的2004年，赵刚居然还让工作室的资金增值了35％。

　　见面之前，记者就从牵头这次见面的券商朋友那里了解到，去年火爆行情之时，很多以代客理财“工作室”名义存在的操盘手纷纷转型建立了私募基金，这些新生私募基金大多以“共同基金”命名。2005年年中，行情在悄悄发生变化，赵刚的客户投入的资金量已有近千万，这时他感觉到自己光是3、4个人的工作室已经不能够应付资金投入的日益增长，于是在2006年初解散了工作室，建立起一个私募基金。

　　“我们对客户做筛选，提高了入门的门槛，针对性地向中小企业主进行了基金的募集。”李卓说。最后为了减少客户数量，提高募集资金的质量，他们把基金的入门资金提到了100万元，减少了初期建设基金要面对的客户关系，同时把股东数也控制在了20人左右，即便如此，基金的规模也达到了6500多万。

　　提到加入他们的风险，赵刚坦率地说：“私募和公募一样，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私募的灵活在于不需要面对公募所面对的很多限制，但是私募同样面临来源于投资人的回报要求压力！这也会产生风险，如果私募股东频繁变动，基金也会产生较大的系统风险。在我看来私募和公募的最大区别在于我们比公募更有赚钱的欲望！”

　　李卓说，“还可以告诉你，在江浙一带还有比我们更‘私’的基金——家族产业私募基金。渤海产业基金去年年底诞生之前，江浙财力雄厚的家族企业早就按照最原始的资本募集方式，在家族中进行了最纯粹的私募，不光是投资产业、证券，只要看到哪里有收益，资金就往哪里去，这才是真正灵活的私募基金。”

　　近年来，管理层也在逐步研究私募基金“阳光化”的策略，这些年以来不少私募基金通过证券投资信托产品的渠道成功剥去“灰色的外衣”。深交所去年11月发布的私募基金研究报告，对于私募基金设立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对于应该明确私募基金投资管理人资格要求，例如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必须以投资管理公司名义注册，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0万，必须具有基金投资管理必要的场所和设备等等；二是对投资者人数超过一定数量、管理资产超过一定规模的私募基金实施备案制度；三是尽快发展基金行政管理服务行业，鼓励私募基金通过银行托管基金资产。

　　包括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内的多位政府官员，去年都在不同场合纷纷发表支持私募基金阳光化运作的言论，并呼吁以立法的形式给私募基金以合法地位。去年9月20日，吴晓灵表示，应大力发展私募股权基金，使之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