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网络时代迈入我们的生活，企业、家庭、政府等都融入到了信息的范围中，信息安全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为了增加网络与信息的安全性，汇信科技研发了聚安系列信息安全产品。9月25日浙江汇信科技有限公司在浙江世贸君澜饭店正式召开了聚安新产品发布会暨合作伙伴会议。汇信科技新老客户、各大合作伙伴、浙大网新集团各成员企业的领导参加了本次盛会。会上，浙江汇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杭建平宣布了“聚安”系列产品的正式面世。

 

    总理的话音刚落，吴敬链先生的大声疾呼就紧紧跟上：“建立国民信用管理体系。因为发生信用风险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对称性,所以要通过加强信息披露制度来削减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信用风险。同时要通过严惩失信行为提高失信成本。归根结底是要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

    当总理和著名经济学家为建设全社会的信用制度而大力呼吁之时，浙江代表却凭自己10多年来“失信”、“守信”的亲身经历，在两会期间现身说法，成为全国传媒关注的一个热点。

   “信用”成了“两会”期间的热门词汇， “信用浙江”，这个当初由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信用建设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政治色彩正在慢慢褪去，而隐含在背后的商业价值正日渐显现出来。
 
   谁砸浙江的牌子，就砸谁的饭碗！
 
   据了解，浙江首次正式提出“信用浙江”。是去年12月19日，省委书记张德江在省委一次会议上。

    据人民日报记者报道，当时正在会上做报告的省委书记张德江突然离开讲稿，严厉地点名批评苍南县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不法行为。告戒参加会议的省市县党政一把手“绝不能让个别地方和个别企业不讲信用的行为损害浙江的声誉；谁砸浙江的牌子，就砸谁的饭碗！要引以为戒，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努力建设‘信用浙江’”。

    苍南县隶属温州，位于浙江南部。其制假售假不法行为屡经打击，最近又顶风而上，有抬头蔓延之势。张德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极其气愤，当即批示有关部门“严厉查处”。今天上午，面对省直部门、各地市、市县的负责人，张德江声色俱厉地批评苍南县：“假证件、假发票、假商标，凡是能投机取巧的，苍南都敢造。苍南臭名远扬，对温州的声誉、浙江的声誉造成极大危害。制假售假的都是些家族式的个体企业，不会交一分钱税，黑心钱全部上了个人腰包。这些黑工厂带来的危害不光是给温州抹黑，也损坏了浙江的形象。谁砸浙江的牌子，就砸谁的饭碗！对假冒伪劣，要重拳出击、持续不断，像洪湖水浪打浪一样，一浪一浪打下去。”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张德江强调说，市场经济秩序的整顿和规范，要坚持不懈地抓下去，进一步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特别是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制假售假行为，继续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文化市场、旅游市场和税收征管秩序。坚持标本兼治，引导企业增强信用意识，在全社会营造讲求商业道德、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氛围。建立企业和经营者个人的信用信息系统，经过不懈努力，逐步在全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包括企业和经营者个人信用档案、信用评价系统、信用激励和失范惩罚机制在内的社会信用系统。全省上下，建立信用浙江，迎接入世挑战。
 
    紧接着， 1月25日,省长柴松岳在九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信用浙江”。于是，由省委省政府倡导的“信用浙江”决策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得到实施。
 
    解读：一项政府的决策要得到成功实施，其决策必须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信用浙江”，引起来全省经济界的强烈反响。 我们可以从浙江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性特征来分析一下“信用浙江”的市场基础：按照研究浙江经济的学者的划分，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是浙江民企的初创阶段，９０年代中期开始的民企造牌运动则是其第二次创业（这种阶段性演进的脉络在温州企业中更加明显），从整体而言，浙江产品目前已经越过曾经要靠仿制甚至仿冒国内名牌的初创阶段，而目前正是其享受品牌创业之后的收获期： 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一大批名牌脱颖而出，在全国293件驰名商标中，浙籍商标占28席，总量居全国前列。

    在市场信用制度不健全的环境里，已经创牌的企业生存环境比较凶险， 一些小企业企图通过假冒名牌来攫取高额利润，这直接导致名牌企业利益受损，同时使其护牌成本十分高昂，所以在浙江经济界，创牌和打假护牌的声音一直此起彼伏。 

    市场本身的缺陷（信用制度的缺失），使市场自然的调节功能大大削弱，将导致人们不愿意的结果：市场无法有效地淘汰劣者，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

    从这个意义上说，由省委省政府倡导的“信用浙江”，其实是由政府出面，带头进行信用制度建设，用政府“有形的手”回应市场机制存在的缺陷，奖优罚劣。 　

    温州老板现身说法
 
    有意思的是，“信用浙江”经浙江省委提出之后，关于信用的舆论开始在浙江热起来，细心的人会发现，其中表现最活跃的竟然是省委书记狠批过的温州老板。温州人，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商人，在最近“信用浙江”的宣传攻势中，成功地在公众面前扮演了一个有错就改，并且痛改前非的好孩子形象。通过现身说法，以“制假”到“打假”的事实成为“信用浙江”最积极的拥护者。

    温州曾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而蒙羞。有一个80年代流传甚广的故事。一名东北女青年给未婚夫买了一双款式新颖的温州产皮鞋，没料到刚穿了两三天，在结婚筵席上，新郎的皮鞋却开了帮，仔细一瞧，里头塞的全是马粪纸。恼怒之下，小两口把破鞋用邮包寄给了原温州市长，质问温州人拿这种劣质皮鞋坑人，当市长的红不红脸？

    低劣的温州鞋遭致众怒，1987年，5000多双温州生产的劣质皮鞋在杭州武林广场被付之一炬。  继而，上海、南京、武汉、沈阳等几十个大城市的大商场相继把温州皮鞋驱逐出境。一时间，温州成了劣质产品的代名词。制假的温州人遭遇了沉重的打击。

    温州天正集团的老板高天乐在不久前全国“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的一番话，描述了温州人在痛苦中的转变：“很多人只看到了温州经济的表面现象，却很少了解在繁荣深处曾有一场信用的生死阵痛。我创业的地方在温州市的柳市镇。1990年，柳市镇生产销售无证伪劣低压电器产品造成了严重后果，国务院办公厅为此专门发文要求坚决予以严肃查处。柳市乃至整个温州为失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险遭‘灭顶之灾’。从那时开始，当地政府和企业痛定思痛，卧薪尝胆，一方面打假治劣，一方面扶优扶强，挽回了声誉。柳市打假非但没有把经济打垮，反而出现了繁荣。每打一次假，经济就上一个台阶。柳市靠打假治劣获得了远远高于制售假所获取的利益。”
 
    温州人壮士断臂，通过打假治劣，质量立市。经过10年的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据统计，目前温州80％以上的企业有了自己的质量计量和检测手段，有一千四百多个产品获得了安全认证或者合格认证，有七百多家企业通过了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

    温州人毕竟是营销高手，十年来在产品质量上的磨练，待时机成熟时便运用巧妙的营销手法来重树温州产品的形象：武林广场 温州鞋商心中的“伤心之地”。 1999年12月15日，杭州，3000多双假冒温州牌子的劣质皮鞋随着滚滚的浓烟化为灰烬。发起这一“雪耻行为”的中国奥康集团负责人说，真的要感谢杭州人，十多年前那场让温州人蒙羞的大火把温州人给烧醒了，大火烧出了温州人的质量观，打假打出了温州人的品牌意识。今天的这场大火不仅是为了一雪温州货之耻，更是要告诉人们，经过多年的打假活动，温州人早已对假冒伪劣深恶痛绝，从制假到打假，温州产品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无论是今年浙江省的“两会”，还是全国的“两会”，温州代表以大谈信用制度建设而独树一帜，让民众影响十分深刻。而据了解，在信用浙江之前，已经有“信用温州”的说法和实践了。
 
    解读：温州老板从制假到打假的戏剧性经历，对“信用浙江”计划的实施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支撑意义。温州人在“信用浙江”提出之后，在舆论上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当政府通过“信用浙江”来补充“看不见的“市场之手”的功能不足时，温州人的商业天才再次得到了发挥：“信用浙江”包含的奖优概念，如果单从商业角度去考量，其实是由政府搭台，为区域（浙江）经济而做的一次集体形象营销。温州人迅捷地抓住这次机遇，搭上了这次集体大展销，在公众面前全面提升了自己的形象。 

    两信用“中心”之争 
 
    在“信用浙江” 大造宣传攻势的同时，一项实质性的制度建设开始建构。

   “信用浙江”成败的一个关键点是需要建立一整套完整的企业信用记录和评估系统。　　

    而现实的情况令人担忧，浙江省委党校的盛世豪教授认为：“重建信用大厦，浙江还缺乏4大支柱：一是缺乏统一的企业信用记录及相关资料；二是缺乏专业的企业信用评估机构；三是缺乏相应的企业信用监管机制；四是政府行政部门违法介入企业信用活动和干扰执法。”

    在浙江省委提出“信用浙江”之前，浙江省一些发达的县市已经开始由当地工商部门牵头，建立地方性的企业信用档案。富阳市工商分局率先建立起了以合同公示为主要内容的合同信用工程，实行合同信誉公示，并由此为企业追回历年拖欠款2000多万元。在此基础上，他们紧接着推出了“企业信用公示工程”，将企业全方位地推向社会。仅富阳便为5394家企业建立了“企业信用公示信息库”，同时也为5700多家被吊销歇业的企业建立了“死亡档案”。无论是健在的企业还是“死亡”的企业，其信息档案不仅记载着企业10多年来所获得的各项荣誉，更记录了企业有无制假、漏税、银行信用等级、有关司法部门处分等内容。　据“信用公示工程”的发起人、富阳工商分局局长何侠安介绍，之所以对5700多家被注销或歇业的“企业”进行公示，主要是防止这些“企业”“借尸还魂”在社会上搞信用欺诈。 

    富阳、萧山等地的成功实践为建立全省性的企业信用档案提供了现实基础。浙江省委的“信用浙江”刚刚提出，由浙江省工商部门负责建设的“百万企业信用工程”就开始进入实施阶段，这项工程计划在企业信用体系信息平台的基础上，建立浙江企业信用网，它将向社会提供企业基本信息查询、资信评估、信用咨询等全方位信息，帮助企业在交易过程中有效识别对方身分，了解对方资信状况。通过该网站，用户可以随时了解到有关企业的违法处罚记录信息或荣誉称号。 企业信用网将容纳全省20万家企业、50万家个体工商户的有关信息。目前正抓紧进行系统内网络建设，预计今年6月将正式向全社会开放。 

    然而令人关注的是，据浙江日报3月7日报道，浙江省政府授权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建设“浙江省企业信用发布查询系统”，要求六个月内开通试运行，年底正式运行。 该系统将汇集浙江省国税局、地税局、工商局、质监局、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等系统所掌握的全省企业的信用记录，经过综合比对，通过互联网向社会提供企业信用状况的发布和查询服务。届时，在浙江省开展经营活动的企业，将拥有一份企业“信用护照”。

    两个信用系统，一个由工商部门建设，一个由省计委下属的经济信息中心建设。显然，此前，由工商部门主导建设的这套系统招致人们的一些担心：企业信用体系是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仅仅由工商部门来建设，如何吸收海关、银行、税收等部门的企业信用信息呢？由省计委牵头建设的企业虽然囊括了各政府部门的信息，但难题依旧存在：如何协调和调动各个政府部门的积极性？

    所以，政府同时推出两套信用系统的出发点也许在于：让两家竞争，在竞争中促进“信用浙江”的建设。
 
    解读：企业的信用记录，是企业的“命门”所在，在国外，大多由社会中介机构来担当此重任。由于“出卖”企业的信用记录能赚取较高的利润，所以中介机构的积极性较高，这样就促进了企业信用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而在我国，在企业信用方面立法滞后，社会中介机构发展缓慢的情况下，浙江省此举， 以政府的公信力为保证，引入竞争机制，由政府首先牵头，向企业信用系统这块在未来利润丰厚的市场开掘。可以对社会中介机构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加快企业信用系统的商业化和社会化。

    更为重要的是，完善的企业信用记录，不但可以真正地为“信用浙江”提供制度上的保证，成为悬在每个企业头上的惩恶扬善的“利剑”。而且还会大大提升浙江省的投资环境，节约浙江企业的交易成本。其商业价值无可限量。

    一、企业必须深化对信用风险管理内涵的认识。第一届信用风险管理大会主题是“交流、合作、以诚信赢天下”，当时我们更多关注的是企业信用、诚信问题。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和论坛的深入，进一步探讨了企业的交易风险和金融风险等问题。但从去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以及国内最近“奶粉”风波来看，我们原有对信用风险管理的认识是很不够的。其内涵需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扩大。企业信用风险管理的内涵，涉及到企业管理中的方方面面。包括：法律、道德、资金、交易、产品质量安全、安全生产、消费者安全使用、企业家社会责任、企业家言行等诸多方面。把企业信用风险管理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已成为每一个企业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要按照要求或标准做好，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更需要结合国情，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优良传统，认真研究信用风险管理内涵扩大的课题。

    二、企业严格自律是搞好信用风险管理的重要环节。信用风险管理要从过去的防范别人钻空子单轨行走，向同时防范自己不要给社会带来危害双轨行走。我国信用风险管理起步较晚，当问题提出后，大家都认为信用风险管理主要是防范别人，在交易过程中、合同签订过程中更要慎重。当然，这在市场经济中是必须重视的。因为市场经济是大千世界，各式人等林林总总，总有人会不择手段地去谋取利益，防范别人是必要的。但防范别人不是信用风险管理中唯一的内容。先从“奶粉”风波说起，这起事件给我们敲响哪方面警钟？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企业要自律以防止给社会带来危害。而这种危害是多种因素可以造成的，产品质量有问题，不安全生产、不重视环境保护等等，都可能给社会造成危害。这起事件不仅严重地打击了中国奶制品产业，影响了中国消费者对国产奶制品的信心，也影响了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信誉。此前，这些企业曾花了大量钱财做广告打品牌，请明星做形象代言人，现在可以说前功尽弃，有一个乳制品知名品牌公司股票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因涉及奶粉风波上周停牌，23日复牌上市交易便狂跌（香港联交所没有跌停板规定），仅开市半天股价便跌掉六成多。我认为：政府应该从宏观层面认真、重视、加强监管，但微观层面的管理应该是企业的责任。一个企业，占用社会大量资源，生存于社会，得益于社会，从道德层面来讲，毫无疑问应该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再看美国的次贷危机，这是美国金融海啸的源头。美国次贷危机带来了什么影响？直接影响：一是众多收入不高的购房者受零首付金融手段引诱套牢，由于无力偿还贷款，将面临负资产且住房被银行收回的困难境地；二是许多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由于收不回贷款遭受严重损失，甚至导致申请破产；三是由于美国和欧洲许多投资基金买入了大量由次级抵押贷款衍生出来的证券投资产品，他们也受到重创；四是在次贷风波中首当其冲遭到打击的是银行业。众所周知，“次贷”充其量金额是几千亿美元，至少还有50%以上可以收回。但是，部分不良金融机构嫁祸“次贷”，导致引发金融危机的金额涉及几万亿美元。这是美国政府宏观经济的决策错误，金融系统监管机构监管不力的体现。更是企业在道德层面上不自律不择手段经营的体现，也是企业对信用风险管理失控的体现。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仅有30年，从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才15年，信用风险管理是近几年才提出的课题。在发展历程中，因为各种信用管理制度尚未建立健全，众多企业对信用风险管理认识不足，各种风险肯定会在人们不经意的情况下反复出现，今后可能我们还要交“学费”。为了避免走弯路，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中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信用风险并采取相应办法来避免这些问题，这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三、企业要把不给社会造成危害作为企业自律和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企业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是多年来的热门话题。通常人们把企业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内涵认定为，发展企业做好做强，为国家多纳税，为社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积极参加慈善事业等方面。换言之，企业和企业家社会责任过去被认定为多做好事。通过这次“奶粉”风波，我认为要把不给社会造成危害或者按通俗说法“不做坏事”作为企业和企业家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一个企业家而言什么样的事算坏事？我认为凡是危害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危害社会、坑害消费者、危害员工的都是干坏事。而往往不重视信用风险管理就会导致这些坏事发生，“奶粉”风波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而在现实经营中，不重视信用风险管理的现象往往在一些企业盲目投资、随意动用流动资金进股市，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顾产品质量信誉压缩生产成本等行为中发生。盲目投资有可能会导致破产，随意动用流动资金进股市，一旦被套住，其主业就没法做好，很可能导致失去竞争力，甚至资金链断裂引发危机；企业的破产不能单纯看作企业家个人的失败，在我看来把员工再次推向社会就是干坏事；而不顾产品质量压缩生产成本不仅会造成品牌颠覆，还会因产品质量问题直接坑害消费者；如果是出口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还可能造成国家和民族信誉受到影响。因此，任何一个企业都不是孤立的，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你可能是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交流合作的窗口，你的产品代表着国家，你的产品过硬，在国外受到欢迎和好评便会为国争光。但如果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也会损坏国家的名誉。所以任何一个企业不重视信用风险管理的做法都是十分危险的，其后果不仅是危害社会且企业自身也有可能破产倒闭，严重者企业主管也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四、企业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是搞好信用风险管理的基础。科学发展观，是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在企业信用风险管理工作中，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防范各种风险，因为任何一个风险若处置不当，足以导致企业发展受影响。由于国内有关信用制度尚未建立健全，作为企业更有必要把信用风险管理工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这是因为在我们生产、经营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稍有疏忽就可能引发风险。“奶粉”风波是由于奶源环节出了问题，而导致企业遭受重创。每个企业在其生产经营过程中都有若干道工序。从进原材料到加工、质检包装、储藏、运输，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造成风险，都可能给社会带来危害。因此，在国家尚未建立健全信用制度的情况下，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首先建立相关的规章制度，以防范可能出现的任何一个风险。同时，信用风险管理工作也要靠全体员工来做，因为每个环节从事管理的是具体的人，企业家不可能直接参与每一项很具体的工作，所以仅仅企业家重视这项工作是不够的。企业要教育、引导每个参与管理的人都要有强烈责任意识、风险意识，只有企业的每个员工都重视了这项工作，才可能防微杜渐，堵住任何一道风险环节。只有这样，企业才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据了解，由于信用卡具有方便、安全、快捷、时尚、具有透支功能等特点，持卡消费越来越受到市民的青睐。随着信用卡的广泛使用，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的现象日趋严重。在此次打击信用卡恶意透支犯罪活动中，烟台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信用卡持卡人交易信息进行了全面排查，将涉嫌恶意透支犯罪的持卡人信息移送烟台市公安局，由其立案处理。目前，各银行机构已移送恶意透支线索40余条，涉案金额60余万元。经公安部门介入，已有5户持卡人归还了透支款项，金额6万余元。

　　人民银行烟台市中心支行提醒：有恶意透支行为的信用卡用户应及时主动归还透支本息；恶意透支五千元以上的涉嫌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典型案例：市民刘某2007年6月1日在烟台市某银行办理了一张信用卡，经常透支消费，最终透支累计金额8000余元，透支后，刘某一直未归还透支款项。近期，银行将刘某的信息移送烟台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以信用卡诈骗罪立案侦查，公安部门抓获刘某后，刘某归还了透支款项和滞纳金，合计10000多元。（胡新利 肖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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