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无疑让人联想到简称为“ABCD”的跨国粮商：ADM（ArcherDaniels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LouisDreyfus）。这四大家族目前垄断了全球80%的粮食交易量。正是这四大家族夺走了中国大豆(资讯,行情)的话语权。如今，ABCD在国内跑马圈地的消息不断，并已基本完成上下游产业链的搭建，显然这四大家族对中国“寄予厚望”。

　　ABCD在华低调布局

　　不妨就从金龙鱼说起。金龙鱼隶属于益海嘉里集团，而这一集团是美国ADM和新加坡著名的丰益集团共同投资组建的，也是ADM在中国扩张的典型代表。目前该集团在国内直接控股的工厂和贸易公司已达38家，另外还参股鲁花等多家国内著名粮油加工企业，工厂遍布全国，堪称全国最大的粮油加工集团。

　　路易达孚则在上世纪60年代就与中国有饲料和谷物贸易，并相当重视农产品期货买卖。从2006年开始，路易达孚（北京）有限公司从中国政府手中获得玉米(资讯,行情)国内贸易的许可证后，积极拓展国内市场。公开信息显示，路易达孚从中国出口玉米的业务持续增长，其在美国的棉花(资讯,行情)公司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棉花供应商。2003年，在中国的销售额就已经超过了16亿美元。

　　嘉吉则在中国20个省市投资建立了34家独资与合资企业，在华投资项目包括饲料蛋白、植物油、玉米加工、各种食品配料，动物饲料和化肥。

　　而邦吉2000年正式进入中国。邦吉在全球32个国家拥有450多个工厂，在四大粮商中，邦吉以注重从农场到终端的全过程闻名。邦吉已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大豆和油子供应商。目前该集团在中国已运营三个大豆加工工厂，而在广州正在兴建另外一家工厂。

　　这四大家族行事低调，尽管在中国已进行多年投资布局，却鲜有动作见诸报端。即使是堪称全国最大的粮油加工集团益海嘉里也是如此。

　　跑马圈地来势汹汹

　　不过，悄然入华的ABCD圈地势头不可小觑。东方艾格食用油分析师陈丽娜告诉记者，金龙鱼目前在国内小包装食用油市场的份额已经在40%左右，加上嘉里其他品牌，市场份额已经不下一半，牢牢掌握话事权。此外，该集团还全面进军小麦(资讯,行情)、稻谷、棉籽、芝麻、大豆浓缩蛋白等粮油精深加工项目，同时又先后投资控股和参股铁路物流、收储基地、船务、船代等辅助公司。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告诉记者，跨国粮商近来的动作都指向粮食流通与粮食加工，特别是加工领域。而其中一些收购地方粮库的行为足以彰显跨国粮商卡位流通领域的野心，其可以通过控制收购节奏冲击现有的粮食价格体系。如果从食品油拓展到面粉与大米环节，影响将会很大。

　　记者咨询多处研究机构与专家获悉，目前跨国粮商具体的产业分布与市场份额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是从产业链的角度看，上下游都出现了他们的身影。曹建海告诉记者，上游的化肥农药以及下游的粮食加工都是外资可以发力的环节，因为市场都是开放的，就是种子的生产流通也已市场化，粮食产业的经营主体逐渐多元化。

　　据嘉吉（美盛）内部人士透露，嘉吉在中国有四个化肥厂，其中秦皇岛与烟台的厂都是独资厂，“虽然我们的产品份额不高，但是这两年行情看好，很多代理商都希望代理我们的产品。”

　　涉嫌操纵市场价格

　　那么，是不是狼来了？有分析认为，去年植物油大幅涨价不排除有市场操纵因素。佐证之一是一个广为流传但未被证实的说法，去年十一前，中储粮抛售20万吨食用油储备调节价格，调查发现70%让跨国粮商买走了，之后囤了起来，不投放市场，这就让国家的调控在一定程度上失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副部长徐小青告诉记者，除了大豆比较明显外，现在还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跨国粮商带来了哪些冲击，“在粮食领域，现在还很难看出有什么影响，对于他们哪些要控制哪些可以借鉴，都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分析以把握格局。”

　　据记者了解，目前无论是国务院系统还是农业部系统，都鲜有对于四大粮商的统计分析，困难就在于调研数据难以获得，网站信息也是语焉不详。记者从一位专家处获悉，巨头们已经向他“喊冤”了，然而，即便面临诸多非议四大家族仍未就此做出明确回应。

　　他是国际手机巨头眼中的“魔鬼”和“鸦片输送者”，他又是许多中国商人眼中的“天使”、“教父”和“恩师”。

　　从2001年开始，他凭借手中的秘密武器———低价、整合性高的手机芯片，相继攻占广阔的中国大陆黑手机和白牌手机市场，并使自己的企业成为仅次于德州仪器和飞思卡尔的全球第三大手机芯片厂商。

　　他就是台湾联发科公司董事长蔡明介，一个信奉“破坏式创新”经营理念的台湾商人。在他的领导下，联发科过去7年内实现狂飙式增长，2007年营业收入达807亿元新台币，比前一年度增长43%，成为“台湾股王”。

　　如今，除了夏新和华为之外，几乎所有的中国手机厂商都使用联发科的芯片。不过，蔡明介并不满足，他打算复制他的手机芯片模式，向液晶电视及其他数码领域进军。

　　超级芯片

　　1999年时，联发科在台湾科技业还是一家生产光存储和DVD芯片的二线厂商，并不为外人所知，但这家公司的老板却野心勃勃，看中了利润更加丰厚的手机芯片业务，此时，中国手机市场正飞速增长。

　　不久，联发科开始进行前期研发试验。但2001年联发科在台湾上市后。当时董事会对于是否要组建手机业务团队存有疑虑，很多投资者担心联发科无法从国际芯片大厂虎口夺食，而且亚洲当时还没有一家公司敢涉足这个领域。

　　幸好当时联发科的光存储和DVD芯片已经初步确定了全球霸主地位，到2003年联发科手机芯片研发出来时，上述两项业务均已经做到全球第一的地位。“对于一个头上顶着两个世界第一销量的公司来说，它要做任何事情，估计没有人会再怀疑和反对了。”主管联发科中国业务的一位高管说。

　　但联发科遇到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台湾过去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技术与人才。蔡明介果断从美国挖来业界公认的，世界上仅有的两位可以带队开发基带芯片的华人之一徐至强，任命他为联发科无线通讯事业部总经理。

　　在徐至强的带领下，2003年底，联发科在大陆市场推出被业内称为“TurnKey”(交钥匙)的低价芯片解决方案，将芯片、软件平台和第三方应用软件捆绑在一起，将摄像、MP3、视频、触摸屏等多种功能全部集成于手机芯片之上，手机生产者只要加上一个简单的外壳就可以生产出多功能、外观时尚、低价格的手机。

　　尽管芯片研发出来了，但蔡明介很快遇到一个难题：他的客户在哪里?几乎没有大陆的客户敢使用联发科的芯片。联想移动总裁兼CEO吕岩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最早联想移动对联发科的芯片也有顾虑，其芯片稳定性无法和国际芯片巨头抗衡。当时大陆一家手机企业的掌门人前往联发科考察，蔡明介竟然为其在机场安排了红地毯迎接。可见当时寻找客户的艰难。“2003年底联发科出货的时候，没有国产手机制造商理会这家新兴的手机基带芯片厂商。因此联发科在台湾成立了一家手机设计合资公司达智，从事ODM业务以证明自己。”上述联发科高管回忆说。

　　同时，全方位拓展大陆市场。联发科不但压低芯片价格，而且对客户丝毫不挑剔，完全取消了进入门槛，量再小的客户也能拿到芯片。不久，联发科发现，自己无意中催生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横扫大陆

　　早在1999年，山寨机就已经出现，只是发展缓慢。2005年，市场逐步理性化，消费者开始接受山寨机，恰好此时，蔡明介给这些山大王们提供了威力巨大的武器———低价手机芯片。“蔡明介幸运地捕捉到了大陆手机产业环境变迁的机会，并及时将超级芯片带到了这个市场，这种发家模式有点撞大运，离开了这个大背景，联发科什么也不是。”一位接近联发科和蔡明介的业内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2003年，国产手机依靠渠道的人海战术，在整体市场份额上短暂地超过外资品牌，但产品本身一直是短板。后来外资品牌反超，加上众多企业在过去一年甚至更长时间里积累了大量矛盾，国产品牌厂商在2004年出现行业普亏。2004年对中国手机来说是大的行业转折期，正是这个转折期让整个行业能够接受联发科。自2005年开始，联发科开始了“精品计划”，向中国品牌手机企业推广，直到2006年，国产主流厂商纷纷采用联发科的芯片，这种退缩的态势才进入一个稳定阶段。“对于国内手机行业，联发科过去几年起到了促进、催化、普及的作用，这种影响力目前并没有减退。”互联网专家刘兴亮说。

　　但最主要的影响在于，在联发科的培养下，国内手机行业开始涌现一批以天宇朗通为代表的“贸技工”道路的厂商，这些厂商很多都是由渠道商或小型黑手机制造商在2007年手机核准制度取消之后涌现出来的。

“狙击手”蔡明介

　　笑起来有点腼腆的蔡明介，在台湾商业圈子里，是一个经常让人难以琢磨的人。正如他的招牌形象———戴着方框眼镜，身穿简单衬衫，头顶一头乱发，给人神秘和足够的想象空间。他曾经在上市审查前，居然主动告知今年可能无法达到原有的营收目标，而且还一连说了好几次。

　　他平时生活低调，深居简出，但一对儿女却为公众熟知。近年来，由于联发科的股价连连攀升，蔡明介19岁的儿子由于代持他的股份而连续多年成为台湾最有钱的少年。

　　蔡明介的“破坏式创新”是指，市场领导者经常专注追求技术卓越，以满足最挑剔的客户，获取高额利润，却让挑战者有机会以较便宜的价格，符合市场需求的技术，打下最广大的市场，震撼市场领导者。

　　着手手机芯片的开发。这是一个大胆的选择，当时的台湾商界对于谨慎低调的蔡明介敢于突破集成电路和芯片设计行业专业化发展路径的举动感到惊讶。

　　很长一段时间，联发科一直是市场的跟随者。蔡明介的一个重要思维是，进入不了TOP5的供应商名单，但可以帮助客户做成TOP5，这样联发科也就成为了TOP5的供应商。这就是蔡明介赶超战略的核心思想。

　　54岁的他不善言辞，但却是一个危机感很强的人。喜欢引用孟子“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格言。当初联发投入发展光碟机市场时，厂商多以16倍速为主战场，但蔡明介却要求团队直接开发32及36倍速的产品，“蔡明介常强调，我绝对不做metoo的事。”

　　他似乎是一个狙击手一样的商人，他总是谨慎地选择自己的猎物，然后耐心地瞄准，最后迅速地开枪。

　　当时在设计手机芯片时，有很多竞争对手放话，要联发科不要做，或是在外面嘲笑，认为联发科做不出来。

　　蔡明介选择了低调应对，在没有确定能高获利前，蔡明介对于公司的业务情况紧闭牙关。在手机芯片业务布局上，外界只知道联发科从台湾工研院电子所挖了一批团队，却并不清楚进度及研发目标，手机研发团队一直低调运作。特别是负责通讯基频及射频团队的办公地点，设在另一栋大楼，远离联发总部，避免受到关注。

　　而蔡明介本人，除了全力以赴支持手机芯片研发外，还到处搜罗人才和购买技术。他个人甚至投资很多以发展手机技术为主的公司，为联发科寻找最好的解决方案。

　　现在，蔡明介的下一步是向3G进军。克隆“秘密武器”“联发科的发展，关键在于它下一代的芯片能否在3G时代获得强势地位。”联想移动总裁吕岩说。

　　目前TD商用脚步的迟缓，高价位是一个无法避开的话题。一旦联发科大规模出货TD芯片，将对TD终端市场产生巨大影响，大量厂商将采取2G时代的山寨机模式，进入TD市场。首先受到冲击的便会是价格。2007年底，联发科3.5亿美元买下美国ADI芯片公司的手机芯片业务，获得ADI在WCDMA和TD-SCDMA等众多领域的竞争优势，联发科技延续ADI与大唐移动的合作，进军内地3G市场。上述联发科高管透露，经过一年整合之后，联发科已经具备了生产TD-SCDMA/GSM双模芯片组的能力，大规模的出货将不再遥远。

　　在刘兴亮看来，3G时代来临很可能将给目前出现困境的山寨机行业提供另一个舞台，山寨机行业会很好地抓住这个机会完成涅槃。

　　不过，蔡明介的野心远不止于继续深耕手机芯片领域。

　　在全球市场上，联发科的DVD芯片和电视芯片业务已经是全球第一，而手机芯片业务则是全球第三。但在中国市场，排名的先后顺序则是手机、DVD和电视。DVD下一代产品是蓝光DVD，联发科今年1月份展示了蓝光DVD芯片的样机。目前已经有多家客户正在洽谈。2007年，联发科还在美国市场上购买了一家相机芯片企业，目前已经进入了整合阶段，预计2年后将会推出基于中国大陆市场的数码相机芯片。

　　除此之外，联发科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GPS(全球定位系统)业务部门，联发科在该领域的芯片市场上排名全球第五，联发科预计未来该业务将在大陆市场获得持续增长。“一是车载领域；二是在手机芯片上整合入导航的技术功能。”上述联发科高管给出了联发科GPS芯片业务未来在大陆的发展方向。

　　联发科的数字电视芯片2002年才投入研发，2005年在美国市场推出，短短3年后就做到了世界第一大电视芯片厂的地位。毫无疑问，联发科希望在中国重演成功。2007年年末，联发科与海信、康佳两大液晶电视企业达成合作，获得了后两者芯片采购订单，试图在2008年成为中国大陆第二大电视芯片供货商。

　　蔡明介经常给人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二十世纪有一位伟大的西班牙画家、雕刻艺术家达利，他雕刻了一座标题为“向牛顿致敬”的铜像，并在雕像的头部及胸部各挖了一个大洞，象征着开放的心灵和开放的思想，蔡明介说，要用开放的心胸去做无限的想象。

　　如此看来，多年来在大陆市场被妖魔化的联发科和蔡明介，即将在大陆市场复制DVD和手机芯片的成功，尽管成功的可能性充满争议，但一场山寨制造的浪潮正呼之欲出。

　　在美国推出一项力图达到这个深度的钻探项目后，前苏联也加入到这场钻出世界上最深的洞的竞赛中。迪安·杜恩在《地球科学》一书中写道：“在1960年到1962年间，太空竞赛期间经济利益与国家自信心结合，促使前苏联科学家计划钻出一个‘俄国超深钻井(Russian Mohole)’，这样做的目的是，赶在美国钻探项目之前到达地球外壳与内壳之间的界线。”

　　1.科拉学院

科拉学院

　　在照片中的科拉学院，俄国钻了15年多，最终钻到地壳内部40226英尺深处，这项世界纪录至今未被打破。不过，虽然这项活动作为探索任务进行得非常成功，但在这个地点的地质发现，外界知道的却很少。斯坦福大学地质学家和钻探专家马克·佐白科表示，科拉超深钻井(Kola Superdeep Borehole)是大规模超深洞钻探项目领域的“一个尤物”。

　　2.钻超深洞的钻头

钻超深洞的钻头

　　这个钻超深洞的过程非常简单。要在地面上钻出洞来，只要将一套钻探工具安装在一钻杆底部就可以了。当它下到洞底，威力强大的发动机会将洞底敲死，这样洞就会不断加深。液体不断从洞里流进和流出，以冷却钻头，并维持凿洞的稳定。钻头磨坏后，工人就会另换一个。虽然钻洞的基本原理众所周知，但是钻一个超深洞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前苏联在钻到地表如此深的地方的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技术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地壳深处的高温。负责科拉超深钻的工程师根据有限的资源总结出制冷方法，制出很多能在超过600华氏度的高温下继续工作的钻头。

　　3.超深钻井的工人

超深钻井的工人

　　前苏联的这项钻探工程从60年代初开始，直到苏联解体才宣告结束。当时的地缘政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给这项工作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尽管前苏联地质部部长艾弗杰尼·柯兹洛夫斯基编写了现在已经绝版并很难找到的书《科拉超深钻井》，但是有关这个项目的数据从没传出国外。

　4.钻头旁的工人

钻头旁的工人

　　照片上这些站立在一个钻头旁边的负责科拉超深钻井的工人，必须在这个偏远地区生活。事实上在这个超深钻井周围有很多企业生活区拔地而起。柯兹洛夫斯基在他的书中对此进行了描写：“这里有工业卫生设施、浴室和急救站，以及迎合工人白天和夜生活的小卖部，还有为钻探设备操作人员提供正常生活条件的预防性医疗救助会议大厅及房间。”

　　5.科拉学院的科技控制室

科拉学院的科技控制室

　　这张照片上显示的是科拉学院的科技控制室。你看到的电脑将从几英里的地下传来的数据收集在一起。随着电脑技术不断进步，钻探活动也变得日益复杂。前苏联开始监控包括从简单深度测量到各种钻头工作难度测量的数据点。

　　6.前苏联科研组制造的钻探工具

前苏联科研组制造的钻探工具

　　虽然当时全球都在实施钻探项目，其中最突出的是德国，但是前苏联科研组制造了他们自己的工具，例如这些合金钻杆。因为他们要钻探未知的深度，所以他们使用的方法经常要反复试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该项目用了那么长时间。柯兹洛夫斯基还在书中说：“这项复杂的科拉超深洞钻头科学技术试验，是在只靠前苏联的科技的情况下完成的。”

　　7. 深层钻探堪比地球望远镜

深层钻探堪比地球望远镜

　　苏联的一些地质学家发起了为大型设施寻求资金的行动，这个深层钻探项目便是其中之一。正如《超深大陆钻探和地球深度探测》记载的那样，卡尔·福克斯在一次会议上对科拉和超深钻井进行公开评论时，做了太空类推。福克斯说：“地球学有一个‘望远镜’：深层钻探和地球深处探测！我们充分利用这个望远镜，超越目前面临的种种限制，以便探寻地球科学的新领域。”

　　8.更换钻头

更换钻头

　　负责科拉项目的工程师可以根据他们要钻穿的岩石类型换钻头。他们制造了很多类型的钻头，其中包括KC-212.7/60 TKZ-NU，这种钻的设计特点是，在穿过特别坚硬的岩石夹层时，它每分钟的转数较低。大部分钻头都跟照片中的这个一样，有4个滚轴，还有一些拥有6个滚轴。

　　9.科拉钻井

科拉钻井

　　尽管想往更深里钻已经不可能了，但是科拉井直到现在也没有被封死，结构依旧保存完好。从这个洞中采出的岩石，即已知的岩芯，甚至仍保存在该学院中。用于钻探该井的设备仍在用来探测地震，并用于其他测量工作。但是资助对象已经从该学院转移到其他有助于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的地质学家身上。现在俄罗斯每天生产大约970万桶油，而1998年的产量每天610万桶。

　　10.科拉钻井对地球学没有产生太大的价值

科拉钻井对地球学没有产生太大的价值

　　在科拉钻井钻探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地震测量数据、来自地球深处的岩芯以及地球深处可能有液态水等令人感兴趣的结果。然而尽管该项目付出了巨大努力，并用了多年时间进行钻探，但当代美国和欧洲地质学家并不经常参考或利用科拉数据，他们更喜欢利用德国KTB深层岩芯项目产生的数据，认为这些数据更加规范。这是因为科拉项目的发现从没系统地展现在西方科学家面前。

　　这种情况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前苏联付出的所有努力最终对地球学没有产生太大的价值？斯坦福大学的地质学家佐白科表示，科拉的目标没有其他项目那么明确，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该项目只是为了获得胜利，只想比其他国家钻得更深，并不是出于一个特殊科学目的。

　　分步摘星脱帽

　　2006年4月12日，*ST道博与第一大股东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下称“新星公司”)签署《资产置换协议》及相关协议，新星公司以拥有的凤凰花园二三期项目开发收益权作价1.89亿元与*ST道博的部分资产和负债置换。

　　当年，*ST道博从凤凰花园二三期项目分得的净收益为2887万元，并将其计入长期股权投资。当期*ST道博经营利润为-1735万元，净利润为725万元，可见，正是通过该资产置换方才扭亏为盈。此操作使得连续亏损两年的*ST道博成功摘星。这是资产置换的第一个目标。

　　资产置换的第二个目标是实现ST道博脱帽。虽然凤凰花园二三期项目收益已被计入投资收益，但并未计入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这样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ST道博净利润为475万元。不过，这仍不能说明其主营业务已正常运营。于是，ST道博拟将凤凰花园二三期项目收益转移到主营业务收入中。

　　2007年，ST道博以凤凰花园二三期项目收益权做出资，发起设立凤凰花园二三期项目销售部(下称“项目销售部”)，项目销售部是独立运作独立核算的非法人实体。

　　一般来说，发起人向特殊目的主体转移资产，均是以真实出售或担保融资方式进行的。而ST道博却不是。所以，若将项目销售部作为特殊目的主体，便扭曲了它的经济实质。

　　而ST道博正是将项目销售部看作特殊目的主体，然后将从其取得的收益作为经常性损益转入主营业务收入。正因如此，ST道博的主营业务收入由2006年的5712万元陡增至2007年的1.58亿元。 项目销售部不应纳入合并范围

　　对于除了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以外的公司来说，特殊目的主体是一个崭新的概念。

　　在《企业会计准则第33 号》指南中作了如下规定：第一，母公司应当将其控制的特殊目的主体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第二，在判断母公司能否控制特殊目的主体时，应当综合考虑下列因素：母公司根据其特定经营业务的需要直接或间接设立特殊目的主体，向企业提供融资、商品或劳务以支持其主要经营活动、母公司实质上具有控制或获得控制特殊目的主体或其资产的决策权、母公司实质上具有获取特殊目的主体大部分利益的权力，及母公司实质上承担了特殊目的主体的大部分风险。

　　2007年修订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根据上述规定相应提出：“公司存在其控制下的特殊目的主体时，应介绍公司对其控制权方式和控制权内容，并说明公司从中可以获取的利益和对其所承担的风险。另外，公司还应介绍特殊目的主体对其提供融资、商品或劳务以支持自身主要经营活动的相关情况”。

　　由此看来，是否将特殊目的主体纳入合并范围，应依据“实质重于形式”来判断。只有对特殊目的主体具有实质控制，才能将其纳入合并范围。而在判断是否具有控制时，主要依据是否承担特殊目的主体的风险和获取收益。

　　如果凤凰花园二三期房地产项目部是一个特殊目的主体，ST道博可以将其纳入合并范围吗?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ST道博是否对该项目部拥有控制权来判断：一方面，判断ST道博对该项目部拥有控制权的方式和内容；另一方面，判断ST道博从中可以获取的利益和对其所承担的风险。

　　2007年报披露，ST道博通过主导该项目管理、销售管理、财务管理行使控制权。从这一点看，ST道博披露了对特殊目的主体拥有控制权的方式和内容。同时，年报还披露，ST道博对凤凰花园二三期项目销售收入(扣除营业税及附加后)享有93%的收益，承担绝大多数的风险。

　　ST道博已从凤凰花园二三期项目分得13417万元收益，因此前者成立，但是其是否承担绝大多数的风险，还值得讨论。

　　实际上，ST道博从凤凰花园二三期项目分得收益是有协议作保证的。在《资产置换协议》中，新星公司做出如下保证：截止到2007年12月31日，ST道博可以以现金方式收回置入资产对应的投资成本；截止到2007年12月31日，置入资产将为ST道博产生2946万元的投资收益。

　　也就是说，新星公司通过协议保证了ST道博在凤凰花园二、三期项目上的收益，ST道博对在该项目基础上建立的特殊目的主体不承担风险。截止到2007年12月31日，凤凰花园二三期项目收益权已为ST道博累计分回业务收入19345万元，累计实现投资收益5951万元，新星公司履行了自己在资产置换时的承诺。

　　换句话说，ST道博实质上没有承担凤凰花园二三期房地产项目部的经营风险，在经营过程中，其风险由新星公司承担了。由此看来，不能判定ST道博对该项目拥有控制权，也就不能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其实，投资者在分析公司财报时，不要仅仅盯着利润表，更要分析资产负债表以及财报附注，分析重要事项的来龙去脉，全方位地分析财报，这样才能保证自己更多地去认识一些交易会计处理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2007年，ST道博将凤凰花园二三期房地产项目收益权列入利润表中的“主营业务收入”账户，但是，其资产负债表中的“存货”和“投资性房地产”两个账户中都没有房地产这一主营业务的相关信息。ST道博“空手道”的手法可见一斑。■

　　安然利用特殊目的主体 粉饰报表

　　安然事件把特殊目的主体引入了世人的视线。特殊目的主体是指发起人为了实现某一特殊目的(如完成资产证券化等)而设立的一种特殊的主体，这些实体可以由主要受益者设立，也可以由其他投资者设立。

　　特殊目的主体的主要受益者，享有和承担该实体经营活动所引起的主要收益和风险，而其他参与者则只提供资金并按协议获得一定的报酬。

　　1990年代后半期，为了解决财务困境，安然公司实施了一种方案：找到外部的投资者并与之签订协议，使安然公司能够维持有限控制的风险程度，以及保证相关的投资报酬。从1990年到2001年，安然公司在很多经营活动中大量使用了特殊目的主体，包括：将金融资产真实出售给特殊目的主体(如安然公司所持有的债权或权益性证券)、综合性租赁、将安然公司的股票或购买安然公司股票的远期合同真实出售给经营对冲业务的特殊目的主体，以及其他资产转让业务。

　　使用特殊目的主体进行表外筹资的会计处理，会计准则或相关规定比较模糊，使安然公司有机会滥用这种经营组织形式。

　　根据美国当时的会计准则，如果特殊目的主体的全部权益由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独立所有人持有，该独立所有人对特殊目的主体进行实质性的权益资本投入，并且在整个经营期限内承担实质性的风险和收益时，该特殊目的主体才能不被合并进发起人的财务报表。

　　安然公司利用这一规定，成功地进行表外融资几十亿美元。在会计处理上，安然公司未将特殊目的主体的负债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却将其利润包括在公司的业绩之内。安然公司由于没有将一系列特殊目的主体进行合并，导致1997年至2000年期间高估了近5亿美元利润、低估了数亿美元的负债。

　　安然公司建立表外披露的特殊目的主体，在财务方面的动机包括：(1)通过夸大资产和利润来粉饰财务报表；(2)避免增加表内的负债，从而维持安然公司的贷款利率。

　　2007年4月20日,周四，中国股市在连续收出21根阳线后（其中只有两个小阴线），终于出现了较大回调，跌幅大约在4.7％。 这使市场又想到了“2·27”的那个“黑色星期二”。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了另外一个更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逢中国股市出现较大幅度回调，立即会带动外汇市场上息差交易的平仓。

　　所谓息差交易主要指：借出低息货币——换成高息货币——再投入资产市场最热的地区（国家），从而赚取利差和资产升值的双重收入。息差交易最典型的是借近乎零利率日元买高息货币，而由于中国股市相对世界股市有后发优势，中国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又一定会刺激中国的资产市场爆涨，所以，中国股市也就成了世界息差交易高度关注的目的地之一。

　　异化与扩大化

　　要深刻理解息差交易与中国股市和全球高风险资产市场（虚拟金融市场）的关系，我们必须对这样几个货币现象有基本的了解。

　　一是货币异化。什么是货币异化？简单地说就是：货币流动的规模已经远远地超出实体经济的容纳量，货币流动的范围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国界。这个异化的过程使货币对通货膨胀的敏感程度严重降低甚至扭曲（由正相关变成不相关甚至负相关），因为大量的货币不是紧盯着商品和实体经济，而是越来越多地流向虚拟金融领域。因此，在很多国家都出现货币发行长期超过GDP的增长，而物价却涨幅很小，甚至负增长——例如日本；更多的国家出现虚拟资产市场（规模和价格）的增长幅度远远地超过了物价增长幅度的现象。

　　二是流动性过剩或泛滥。流动性过剩是全球性的现象。而流动性过剩是谁创造的？本质上讲是因为创新劳动的出现。所谓创新劳动并不完全是指脑力劳动，而是指价值量极大的劳动——劳动力的价格远远超出普通劳动者。

　　由于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以创新劳动引领劳动力价值比较的时代，一个创新劳动者的收入大幅度的提高可能带动十个甚至更多的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一个国家劳动力价值整体的提高，可能带动周边甚至世界其他国家的劳动力价值水平的提高。所谓劳动力价值的提高一定会体现在劳动者的收入上，收入的刚性当然会带动货币发行，而由于劳动者在取得了更多的收入后会增加住房、养老、教育、医疗、保险等远期消费，因此有“非常多”的钱不敢花，也没必要花，这些钱在社会上“闲置”，很可能形成热钱——想要保值增值就只能投资，这就催生了投资热情在全世界暴涨。

　　这些“热钱”与虚拟金融市场的大发展相结合，催生了极大的赚钱效应，于是激励更多的货币蜂拥进入虚拟金融市场——流动性过剩导致流动性泛滥。

　　三是保证金或杠杆操作。如果仅仅有虚拟金融市场，而没有高速发展的保证金交易，息差交易是不会大肆泛滥的。因为息差交易如果仅仅停留在将低息货币兑换成高息货币，来回的手续费将使利差损失殆尽。而由于几乎所有的外汇保证金交易平台都是虚拟的，不存在汇兑损失，而且都是保证金放大的，所以，在保证金交易平台上购买高息货币卖出低息货币，不仅没有汇兑损失而且每天获得到配送的利息。

　　以卖出日元买入英镑为例，在200倍保证金比例的放大下，每天的利息收入可以达到本金的1.6％，一周就是11.2％，一个月就是45％，一年就是540％。这就是息差交易的暴利图景。当然，在保证金交易中一般不会投入百分之百的保证金，而即使只用10％的保证金，每年也有54％的利息收入，如果在这一年中日元是下跌的，息差交易者就不仅能得到利息收入，还将有汇价的收入。事实上，日元兑英镑欧元等已经跌了几年，其中息差交易最活跃的纽元，仅仅在今年就上涨了17％！

　　四是息差交易的线路流程。息差交易并不仅仅局限于货币市场，所谓息差交易泛滥，很大程度上是指息差交易炒高了几乎全球所有的虚拟金融市场，包括股市、黄金市、油市、商品期货市。而由于在全球虚拟金融市场已经被炒得很高之后中国的股市刚刚回暖，于是自然地进入息差交易投机的视野。

　　息差交易与中国股市的正相关性

　　我们知道，三月中国资本流入的经常账突增，而且有700多亿美金说不清来路。联想起全球息差交易的背景，很可能是日本基金将低息借入的日元换成了美元再经过各种路径进入中国，然后投资中国的股票市场。

　　为什么得出这样的判断？从2·27日中国股票大跌与国际外汇市场息差交易的大退潮中，我们发现了相当清晰的正相关性。今天的中国股市再次出现较大调整，外汇市场中的息差交易货币又是应声大跌。

　　息差交易与中国股市的这种正相关性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他们同样属于风险偏好的投资资产。什么是风险偏好，就是不怕买涨，涨了100％才好。

　　以欧日为例，在短短的2年中已经涨了2000多点，达到了欧元创立以来的最高值，而欧洲的经济无论如何也没有超过日本这样多，利率差3.25也不至于能够差20％的汇价。事实上，很多息差交易的投机者是在涨了1000％之后追入的。

　　再以上证综合指数为例，去年初为1161点，到今年4月18日达到3620点，上涨了2459点，涨幅211％；4月18日比今年初上涨了980点。这种涨幅虽然有一定基本面的依据，但速度太快无疑有大肆炒作的投机背景。这与全球虚拟金融市场普遍存在的风险偏好情绪有正相关性。

　　升息是阻击热钱的最好办法

　　风险偏好情绪随时会转化为风险厌恶，尤其是在市场的大多数商品已经被疯狂地炒高之后。而虚拟金融市场的大幅度下跌虽然也是市场经常发生的事情，但如果是因为不正确的货币政策所导致，将使崩盘的危险大幅度地上升。

　　我们知道，日本的过低利率是息差交易的祸根，也是流动性在全世界大泛滥的祸根。日本为什么不加利息，原因之一就是国内物价水平迟迟不涨。而以通货膨胀作为制定利率政策的唯一参考已经被证明是愚蠢的。从息差交易在全世界泛滥的事实已经明白，日本的低利率已经把日元驱赶到全世界去了，已经把全世界的金融市场上的虚拟产品全炒高了，相比之下，日本国内的货币流通量相对就少了，这当然会导致物价的滞涨。

　　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值得吸取。国际热钱并不是因为人民币有升值预期而大量涌入中国的，而是看准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后发潜力，它们将低息国家的货币换成高息国家的货币仅仅是第一步，还要瞄准资产价格升值潜力最大的国家，这当然只有中国。他们是企图既收人民币升值的红利，又收人民币资产大幅度上涨的红利。

　　因此，阻击热钱最好的办法就是升息，因为升息之后股市必受影响，热钱在资本市场上套利的财富效应降低，更多的热钱也就没有进入中国的兴趣了。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中国股市闻听GDP加速至11.1％反而大幅度下跌的原因之一，而息差交易与中国股市的共同退潮，也证明了对市场风险偏好情绪的抑制有多么必要。

　　消费者不购买平台，不购买标准，也不购买战略，只购买自己所醉心的产品。当巨头们聚在一起创立标准的时候，乔布斯则躲在一隅醉心研究他的“小物件”。他的所有的奇思妙想和对新产品的大胆构思，都发源于对人性的至察。

　　首席体验官

　　乔布斯生命的意义就是不断创造出令人惊奇的产品。他把自己的CEO ，解释为首席体验官（Chief Experience Officer）。他明白，作为一家消费品公司，生死存亡掌握在消费者的手中。他的工作就是对整个用户体验负责。

　　乔布斯谨记亨利?福特的名言：“如果我当年去问顾客他们想要什么，他们肯定会告诉我‘一匹更快的马’”。乔布斯习惯于反问自己。他和他的团队首先遇到的挑战是，如何作出一款让自己一见钟情的手机。乔布斯在2008年2月份答《财富》记者问时说：“我们只是在搞明白我们自己需要什么。而且我认为，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套良好的思维体系，以确保其他人都会需要这么个东西”。

　　1976年，乔布斯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在一间车库里创建了苹果，比IBM进入个人计算机市场早了五年。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所写的BASIC堪称是世界第一，缺点只有一个：只支持整数计算，不支持浮点。乔布斯要求加入这一功能，但并没有得到满足。于是，乔布斯砸下3.1万美元的血本，向刚出道的比尔.盖茨寻求帮助。当时，微软拥有最受欢迎、最优秀的浮点BASIC。于是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乔布斯也因此成为IT行业的奠基人之一。

　　苹果公司成了规模上市公司后，乔布斯面对投资者和监管机构要求规范的压力，厌倦了。当时他对管理有一种莫名的神秘感。于是不惜自己让位请来高手CEO。可是高手带来了官僚体制，官僚体制最后引发了一场宫廷政变，乔布斯被废。被驱赶出去的乔布斯，一气之下卖掉了苹果股份，只象征性地保留了一股。经历了短暂的痛苦折磨，爽朗而自由的天性解救了他。没有了重压和拘束，带着丰富的嗅觉和执着，他重新投入了“小物件”的创造事业中。

　　离开乔布斯的苹果随后却步入泥沼。不得不收购乔布斯新创的Next公司和皮克斯公司，以求得新生。苹果抓住了稻草，乔布斯抓住了契机。1997年7月，在连续第五个季度亏损后，苹果公司董事会罢免了CEO，乔布斯临危受命。8月在波士顿举行的Mac World会议上，是乔布斯回归苹果后的首次公开亮相。会上，乔布斯宣布了一连串令整个业界震惊不已的消息：甲骨文总裁拉里?埃里森进入苹果董事会；微软注资1.5亿购买苹果股票并与苹果达成为期5年的专利权交叉许可协议，等等。乔布斯对奄奄一息的苹果公司进行大刀阔斧的公司改组，砍掉没有起色的产品线以及新产品降价促销的措施，终于使苹果恢复了元气。

　　凭借判断力与高品位，乔布斯把那种产品创新基因也重新植入了苹果。苹果重新成为世界的宠儿。苹果开发出的“小物件”Mac、Next、Powerbook、Nano、iMac、iTune、iPode等等，改变了媒体业、音乐界以及电子消费品的格局。新近上市的“小物件”iPhone，很有可能颠覆手机产业和消费类电子产业现有格局。IDC的研究报告指出，苹果的iPhone将对美国移动电话行业产生影响。iPhone的整个吸引力不是一种功能或者设计，而是整体的效果。

 “小物件”，大世界

　　乔布斯对20年以来关于电子市场竞争本质的传统智慧不屑一顾。自从微软和英特尔的“Wintel”PC标准在20世纪80年代崛起以来，所有的假设都是市场将由那些能够制定设计技术标准的企业主宰，厂商只有在平台上相互竞争制造规定的产品才能获利。可是，几年过去了，苹果公司一再地创造了电子消费品的惊喜，而恪守设计标准的IBM则不得不卖出PC资产。

　　令人惊奇的小物件中寄托了乔布斯的理想。当年在游说百事可乐公司的约翰?斯库利加盟苹果时，他直截了当地说：“你想卖一辈子糖水，还是想改变世界？”

　　我们也可以把乔布斯的使命意识理解为一种内在的责任自觉。这种自觉的出发点和终点都不是现实的物质财富，而是通过“小物件”造福人类和改变世界的意志力，一种在精神和灵魂层面把握未来先机的一种最本质的原动力。

　　中国的一流消费类电子厂商，却不具备这样的一种意志力。他们太多与市场的紧密联系，太过熟悉渠道，以至于沉迷于自己熟悉的业务模式，而不知道掌握关乎未来技术走向的“小物件”。他们口头上会说重要，还会出台一系列战略，甚至还会加大研发投入，但是对未来的嗅觉就是不肯光顾他们。

　　苹果在消费类电子市场上的权势带来一种潮流，迫使企业将注意力放在提供更为消费者友好的零件、软件、服务上。如果厂家都能把精力放在性价比更高的产品上，那对人类是多么大的福祉！

　　残酷的完美主义

　　乔布斯的苹果所醉心的“小物件”，正是消费类电子产品的灵魂。苹果战略实际上很简单：只要聚焦于制造最好的产品，回报自然随之而来。在苹果公司的会议上乔布斯可以懒散地把鞋子脱掉把脚架在桌子上来回晃动，但是在对待产品品质的追求上，乔布斯强求的却是一种残忍的完美主义。

　　很少有公司能做出苹果品质优良的产品，为什么？在产品开发过程中，技术、设计等部门往往会以“做不来”为由，进行缩水处理。这时候就需要一个铁腕领导者将“no”变成“yes”。这是一种超越了技术、超越了理性、超越了现实的直觉判断力。无论是苹果的技术员还是合作伙伴，当场理解和认同乔布斯要求的并不多，但很多人承认，乔布斯的压力让他们做出一些超越自己能力的成果。即使那些他参与不多的产品，也会因为他的最终审核而提升水准。乔布斯不是技术人才，却是“一个技术标杆”。

　　设计并不是简单的线条与空间的组合，而是一种审视世界的态度，是人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态度和方法。没有对完美的疯狂与忘我，就不可能是苹果急需的人才。这是乔布斯的信念。

　　那些创新能力很强的人所以选择苹果，除了高收入之外，更多是一种生命意义的实现。因为在其他公司做不了的事情在苹果可以做。在消费类电子产品公司里，根本不注意软件层面的投资，而在软件领域里，又没有工程学的积累。苹果打造了一个全新的平台，可以帮助许多技术英才实现梦想。

　　伟大的企业家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他们决不会把辽阔圈起来，拘押了自己。技术背景的薄弱，丝毫没有减低乔布斯的创新激情。乔布斯那残酷的完美主义，无疑给他的团队和合作伙伴树立了很高的标杆。天赋和意志力完美结合，一种彻底的精神自由，使得他这个不懂技术的人，却能够成为苹果技术创新的灵魂。

　　“求全责备”与“求全之毁”形影不离。人性之中，有许多劣根性诸如偷懒、虚荣、过度自尊、追求轻松享乐等等在顽强地发挥着作用。求全责备可能是出产品、出人才的最好形式，但常常会超出一个充满自尊的人才所能接受的程度。

　　完美主义者乔布斯对人性中自尊的凶残，可能会成为苹果未来发展的重要障碍。然而，乔布斯却无动于衷。那些能够忍受并跟得上的人是他的同志，那些怨天尤人的抱怨者，压根就不配跟他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

　　据英国《卫报》报道，英国上议院7月30日驳回了“史上最黑黑客”加里·麦金农的上诉。

　　英国42岁男子加里·麦金农，因涉嫌入侵美国军方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计算机网络，于2002年被英国政府逮捕。此后，关于是否将麦金农引渡到美国受审的争论，在英国一直没有停止。

　　入侵美国军网的麦金农爆料说，利用反重力从真空中直接获取能源的方法，在2000年就已经被美军掌握，这可以使人类摆脱对石油的依赖，但美军“为了一己私利”对此秘而不宣。

　　上诉被驳回后，麦金农称将向欧洲人权法院上诉，反对英国把自己“出卖”给美国。

　　1.“我是"独奏曲"，我将继续制造混乱”

　　加里·麦金农是住在英国北伦敦的一名计算机程序员。2001年到2002年间，麦金农入侵了包括美国军方、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内的多个敏感部门的计算机网络。2002年6月7日，麦金农被英国警方逮捕。

　　根据美国军方公布的消息，麦金农侵入了美国政府部门下属的97台电脑，其中包括五角大楼、陆军、海军和NASA等的系统，造成了大约100万美元的直接损失。麦金农在美国陆军、海军、空军、NASA与五角大楼等的电脑中安装了黑客软件，能“完全控制这些电脑”。他从这些电脑上下载了许多敏感资料，包括美海军军舰制造及军火供应等方面的资料。不过，没有证据表明，麦金农将窃取的信息出卖给了别国政府或恐怖组织。

　　美国联邦调查员珍妮特·波斯顿表示，麦金农的入侵行为曾导致美国陆军华盛顿军区的网络一度瘫痪，使近2000名电脑用户在3天内无法上网。

　　美国方面对麦金农的指控还有很多：2002年10月，美国一个大陪审团指控，麦金农袭击了弗吉尼亚州迈尔堡的陆军电脑网络，并成功盗取了网络管理员的一切权限，然后删除了大约1300个用户账户，并对所控制的电脑进行加密。此外，麦金农还曾非法进入新泽西州厄尔海军武器站由300台电脑组成的网络，盗取了950个密码，最终导致整个网络被迫关闭了一周时间……

　　或许认为自己的电脑技术罕有对手，在网上，麦金农取名为“独奏曲”，以示曲高和寡之意。2002年3月，成功“黑”掉一家美国军方网络后，麦金农留言称，“9·11恐怖袭击”是一起“里应外合的事件”：“近段时间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与那些支持恐怖主义的政府没什么两样……美国的安全保卫体系有漏洞。我是"独奏曲"，我将继续制造混乱。”

　　2.美军方恨不得将他“下油锅”

　　麦金农的行为让美国军方高层震怒不已，军方的一位发言人表示，麦金农将受到“最为严厉的惩罚”。麦金农的律师卡莱尔·安德森向媒体透露，美国军方的一些官员曾恶狠狠地表示，要将麦金农“下油锅”。在这些军方官员口中，麦金农的网络入侵事件是“迄今为止全球最严重的军用计算机入侵事件”，麦金农则是有史以来“最危险的军事黑客”。

　　同情麦金农的人士称，美国军方给麦金农扣上这么一堆“大帽子”，其实是想掩盖军方计算机网络安全防范措施不得力的现状。据英国警方透露，麦金农在住处一边喝啤酒一边抽大麻，仅仅依靠很原始的软件和上网工具，就入侵了美军的计算机网络。麦金农说，进入美国军方的计算机网络就像“进入花园那样简单”，“一些计算机甚至没有设置开机密码”。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每年有300多亿美元的预算用于加强网络安全，对付黑客的攻击。这比当年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花费还多，麦金农居然在飘飘欲仙的状态下就进入了军方的网络，这着实让美国军方丢脸。知名安全公司Sophos的安全顾问格雷厄姆·克鲁莱表示，美国军方希望拿麦金农“开刀”，以达到“杀鸡儆猴”目的。克鲁莱说：“美国政府放出的信息是：黑客们，别招惹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计算机网络，否则有好果子吃。”

　　3.“黑”美国军网只为寻找外星人？

　　麦金农表示，他在2000年偶然登录了一个名为“揭密工程”的网络论坛，这个论坛由UFO(不明飞行物)迷设立，里面有许多关于外星人的帖子，其中的一些帖子来自美国军方。从此，他对外星人产生了浓厚兴趣。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麦金农认为外星人确实存在，而且早已出现在地球上，很多信息被美国军方有意掩盖。于是，他开始潜入美国军方的机密数据库，希望找到外星人的信息。

　　“9·11事件”发生后，麦金农入侵美军网络又多了一个目的：解答关于“9·11事件”的一些问题，比如：一些证据为什么被隐藏起来？纽约消防员为什么要建立网站，抨击政府在处理这一事件时的不当措施？麦金农甚至发现，“美国国内有人专门开办训练恐怖分子的学校，用以帮助拉丁美洲的某些国家。”

　　在美国空军的一个网站上，麦金农意外地发现，“美国军方在刻意限制一些科技成果的应用”。麦金农说，基础量子物理学中的利用反重力从真空中直接获取能源的方法，在2000年就已经被美军掌握，这可以使人类摆脱对石油的依赖，但美军“为了一己私利”对此秘而不宣。

　　据说，麦金农真的在入侵的电脑中找到了关于外星人的资料。2006年，麦金农在接受美国《连线》杂志采访时说，他曾在NASA的网站上找到了一张加密的“UFO照片”，照片中的UFO呈银白色，碟状，周身无拼接的痕迹。麦金农认为，“人类造不出这样的物体”。

　　也正是这张照片，让麦金农露出了马脚。由于总能轻易地侵入美军电脑，放松警惕的麦金农开始在“没有掩护”的情况下，直接使用电脑侵入美军系统，结果被NASA查获了电脑的IP地址。

　　4.“囚服颜色与我的红头发不般配”

　　2002年6月7日晚，麦金农被捕。第二天，麦金农出现在伦敦地方法院门口，在进入法庭前，他还神色轻松地向一旁的父母挥手致意、飞吻。

　　当年6月9日，在交纳了9200美元保释金后，麦金农获得保释。目前，身处保释状态的麦金农必须每周五去当地警察局报到，不得出国旅行，不得使用任何计算机设备上网。

　　麦金农被捕后，美国政府一直要求把他引渡到美国受审。对此，英国国内存在不同意见。麦金农的律师卡伦·托德内尔认为，麦金农在美国不会受到公正的审判，也许会被当成外国恐怖分子，接受军事法庭的秘密审判，并被关进设在古巴的关塔那摩监狱。

　　在2005年4月的一次听证会上，控方出示了美国大使馆发布的一道公文，承诺不会把麦金农当成外国恐怖分子对待。然而，麦金农的另一位律师爱德华·劳森认为，这份文件上并没有署名，因此不一定具有法律效力。

　　与律师的态度不同，麦金农对自己的处境似乎很“超脱”。他曾自信地说，自己不会被关进关塔那摩监狱，因为那里囚服的颜色“与我的红头发很不般配”。

　　近日，麦金农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表示，事情发展到现在，全怪自己运气不好，因为在自己入侵美国军方网络之前，刚刚发生了“9·11事件”，自己算是撞到了美国政府的“枪口”上。对于将来，麦金农说：“如果我被引渡到美国受审，可能面临长达60年的监禁。而真正的杀人犯和恐怖分子，也不会在美国监狱呆那么长时间。”他还开玩笑说，60年监禁的惩罚太残酷，“他们(美国政府)应该雇我去找出恋童癖者，或是侦破信用卡盗窃案，而不是让我在监狱中度过余生”。

　　曾担任美国新泽西州检察官的斯科特·克里斯蒂认为，如果麦金农被引渡到美国受审，美国法院不大可能让他服刑60年，“我觉得麦金农的服刑时间在3至5年”。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政府已经承诺，在麦金农被引渡到美国之前，至少有两周时间上诉。麦金农表示，将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上诉。

　　5.英国网民为麦金农出谋划策

　　麦金农的案子在英美两国网民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两国网民纷纷对此案发表评论。

　　多数英国网民指出，将麦金农引渡到美国“是错误的”。“任何对麦金农的指控都应该在英国完成。作为一名英国人，他应该由英国的法庭审判，而不是美国法庭。”更有网民尖锐地指出，在麦金农事件上，“英国再一次成了美国的仆从”。

　　为了把麦金农“留在英国”，英国网民还自发地组织起来，为麦金农出谋划策，奔走呼吁。麦金农的一名“黑客网友”建立了名为“释放加里”的网站，案情进展的最新信息都会在第一时间发布。网民们还经常发帖子，讨论如何避免麦金农被引渡到美国。

　　本国网民的支持让麦金农很感动，他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表示，事情发生后他很沮丧，因为“失去了自由和工作”，但让他高兴的是“女友陪伴在身边”，“还有这么多网友坚定地支持自己”。

　　然而，大洋彼岸的美国网民可就不这么“友好”了。大多数美国网民认为，应该把麦金农引渡到美国受审，因为“麦金农虽然是在英国作案，可他作案的对象是美国领土内的计算机网络”，这就好比一个人或团体在本国的领土上发射导弹袭击美国，总不能因为作案地点不在美国本土，就任罪犯逍遥法外。有美国网民毫不客气地说，麦金农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蠢货”，现在是他为自己的行为买单的时候了。“欢迎你来到美利坚合众国，加里·麦金农先生！”

　　与此同时，监管层也注意到了繁华背后掩藏的危机，开始关注国内信用卡业务暴露出来的风险。银监会对当前银行卡业务风险进行了专门的调查分析指出，目前银行卡业务存在持卡人信用风险，有关部门为防范银行卡业务风险，应加强发卡环节风险管理，严把风险源头关，发卡机构应加大资信审核力度，同时完善银行卡业务内控制度。

　　“泡沫”：“活卡”到底有多少？

　　中国银联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国内一人拥有2～3张信用卡的比例已达50%，其中有1%的人拥有信用卡超过8张。由此可见，信用卡累计发行量达1.1亿余张的数目是否存有水分？一位银行信用卡资深人士甚至说：“大多数人办理信用卡可能都是被银行忽悠的。”

　　在商场、小区、甚至是路边，随处可见兜售信用卡的业务员，办信用卡甚至可以得到一些有趣的小礼品，可见各大银行对推广信用卡的热衷。“地就是这块地，草还是这么多草”，各个银行对于信用卡用户的定位是差不多的，中国人口虽然很多，但是可选择的用户数量并不多，这个目标用户群体，是所有银行的着眼点。

　　对此，信用卡营销策划专家、北京汇银网商投资公司的策划总监董峥表示，“跑马圈地”式地进行信用卡扩张是各家银行选择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必然的过程，就像一个农场主，要先骑着马把这块地圈下来，才能做其他的事情，对于银行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没有客户的话，今后信用卡所带来的利润就无法实现。

　　而对于“跑马圈地”式的“卡海”战术，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表示了担忧。中国银行(601988,股吧)的聂俊峰对本刊记者说：“在过去的五年中，中国银行业以信用卡为舞台使整个银行品牌和金融营销‘改天换地’。也是在这5年的发卡‘大跃进’之后，信用卡市场同时出现‘虚火’的病症。其突出风险表现是虚高的发卡量，由此而导致‘睡眠卡’比率过高，客户群体高度重叠，一人多卡现象普遍--这一现状既源自于片面追求发卡量的经营战略，也是新兴市场难以避免的现象。”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由于中国人过于保守、不喜欢花明天的钱的传统观念，导致在中国1.1亿张已经发行的信用卡当中，除去睡眠卡、叠加持卡，真正的持卡人只有4000万人左右，这也就意味着有六成的卡处于休眠状态。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国内信用卡数量仅为300多万张，而到2007年底，发卡量已激增到9967万张。这其中，“睡眠卡”占了相当一部分。

　　“在中国，大家一窝风似的用‘跑马圈地'的方式来发展信用卡业务，觉得别人这么做了，我也要这么做。而一些发达国家的成熟做法是从一开始就注重品质，至少有一段时间比较客观地观察市场。国内的招商银行(600036,股吧)做得比较好，因为招行在开发最初的20～30万信用卡客户的时候，工作做得非常扎实，在分析了市场数据的基础上，才进行大规模的扩张。可是现在很多银行希望半年内就能发卡一百万张，甚至一年三百万张，这样就没有时间建立真实完善的数据库，发出去的很多卡信息都是虚假的，数据可靠性很差。比方说，有些银行为了发卡就压任务给下面的分行，分行为了完成指标，随便填充客户，为了缩短审批的过程，很多表格都是银行的人替他们填，结果这些数据很多是假的。”汇丰银行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有专家认为，中国信用卡庞大的数量中尚存大量“泡沫”，而更令人忧虑的是信用卡的质量。目前整个信用卡行业仍处于全面亏损的状态，盈利问题是待解难题。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的信用卡行业发展潜力巨大，但目前行业还不成熟，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当年韩国的信用卡市场迅速发展的背景与现在中国信用卡市场快速发展的背景有类似之处，但由于韩国信用卡市场发展过快，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被忽略，因此造成了韩国信用卡市场从2003年开始出现违约率大幅度上升的局面。之后，韩国信用卡市场出现了萎缩。因此，为了促进中国信用卡市场又好又快地发展，需要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收入-成本人：盈利到底有多少？

　　中国银行总行的银行卡研究专家聂俊峰表示，中资银行确实需要梳理自2003年信用卡“圈地运动”以来的发展经验，调整营销战略、优化客户结构，为信用卡市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正本清源。中国信用卡业圈地后的后遗症逐渐显现出来。对于中资银行而言，发卡量泡沫是当前信用卡经营的最大风险，它直接导致了发卡银行的盈利困境。

　　广东发展银行北京分行信用卡营销中心副总杨忻表示，参照历史和国际经验来看，信用卡业务是可以盈利的。目前银行要增强实力，就必须在新的业务上有所突破，而信用卡业务在中国的发展只有十几年的历史，所以对于银行来说，信用卡业务非常有开发潜力。

　　信用卡业务如果做得好，是一个巨大的利润来源，其最主要的盈利点是循环利息。客户如果没有按期归还，就会承担相应的利息，而利率相当高。这对于银行来说，是一个很具有吸引力的业务，也是目前国内银行业最直接的一块收入。另外，信用卡业务还

　　有一块收入是消费手续费，这一块业务银行可以得到0.5～4%的手续费收入。消费手续费的提升需要很大的客户总量，同时也需要信用卡活卡率、用卡环境、用卡使用率的提升，所以各家银行都在积极促进客户消费，搞分期付款、积分回报等活动，目的是让客户使用信用卡消费，只有使用它，银行才能产生佣金收入。

　　杨忻表示，在贷款利率4~5%的情况下，信用卡利率可以达到20%～30%以上，这对于银行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同时，借助信用卡开发，银行还可以建立巨大的客户群数据库。深圳发展银行上海分行信用卡中心的杨红告诉记者，信用卡业务除了其业务本身可以赚钱，还附带包括广告收益、信用卡保险收益等。

　　信用卡业务潜在的收益是让众多银行疯狂“圈地”的要因之一，然而中资银行是否已经可以安心无忧地获得该业务的收入呢？事实情况是，按照国际惯例，信用卡业务一般要三到五年才能盈利，发卡量达到

　　100万张就能够盈利。但在中国市场上，一家银行如果没有300万张“活卡”，很难盈利。信用卡规模效应的发挥才能让银行信用卡真正获利，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银行之所以前期大规模“圈地”的原因。

　　两年前，麦肯锡公司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本地发卡商将面临无法盈利的可能性。因为，一半以上的信用卡客户将永远不会给发卡商带来盈利，而营销及客户获取的成本却在增加。甚至在更高的营销和客户获取成本下，可能只有30%的客户能带来盈利。

　　对此，参与过信用卡中心建立的杨忻给记者算了一笔帐，“信用卡业务初期成本很大，搭建一个系统就要几亿元，还需要配备大量的后台服务人员。其中后台包括两套系统，一个是客户交易系统，即取现、消费、与银联联网的系统；还有一套是客户维护系统，进行信审、录入、客户资料保存的同时做个人银行业务。除了系统的支持外，还需要有大量的人力进行维护，需要配备呼叫中心，以及前期、后期的一系列人员和系统等。”

　　除了巨大的成本令中资银行颇感压力之外，国内的整个信用卡环境也并不乐观。董峥指出：“信用卡到底赚不赚钱，没有固定的模式，它本身可能产生很多间接的效益，但需要用卡意识和刷卡消费环境的支撑。很多国家鼓励消费者刷卡，比如说韩国，如果商户安装刷卡设备，可以给商家退税，所以商户愿意安装刷卡设备。而现在在中国，很多商户不装POS机，比如麦当劳和肯德基都不能刷卡。这涉及到一国是否鼓励刷卡的相关政策，通过对商户奖励，实现交易金融的提升。比如说交易金额达到500亿了，这时1%体利润将达到130亿元人民币。报告称，中国信用卡市场依然是中国个人金融服务市场中成长最快的产品线之一，虽然行业经济效益充满挑战，但受规模效益以及消费者支出增长的推动，正趋向好转，到中期即2013年，中国信用卡市场将实现盈利。然而，这其间的很多基础性问题亟待解决。

　　“套现”：信用到底有多少？

　　作为外资银行风险控制的管理人员，汇丰银行的成先生告诉记者，信用卡风险有两种：欺诈风险和信用风险。在大规模发卡的情况下，欺诈风险是国内最大的风险。

　　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办个假证，这是申请欺诈。另外，风险还来源于银行之间的恶性竞争，”你如果是第一次办信用卡，我可能给你1万的信用额度，后来的银行就不考虑这个问题，你在某个银行有1万的额度，那么我给你的商户手续费收入就是一笔不少的数额了。2万，这时你的信用额度就变成3万了。如果而现在国内交易总额只有几十亿，所有的银行一分，额度就很小了。“

　　有业内人士表示，为了竞争，银行花费巨额支出，除优惠活动的支出之外，光一张信用卡的前期成本就要60多元，银行在邮寄费上一年要花费几千万元，而信用卡本身却免收年费。这意味着中国的信用卡面临比国外更高的风险。

　　所以，对于目前很多银行对外宣传的信用卡业务开始赢利的说法，汇丰银行成先生告诉记者，”就目前为止，国内没有一家银行能真正实现信用卡业务的盈利。这么多卡发出去能保证多少张是’活卡‘？使用了这张卡后，用卡客户的消费额会有多少能产生利息收入？除了利息收入不稳定之外，银行与特约商户之间进行分成所获得的收入也有限，因此无法冲抵银行发卡的巨大成本。“

　　对于信用卡的盈利难题，虽然麦肯锡的报告预测，到2013年，中国信用卡行业的整这样的银行有5家，每个银行都给你2万的额度，你就变成了10多万的信用额度了。而客户群是固定的，这样使得同样一个人，获得了多家银行的信用卡，其信用额度也在成倍增加，很多风险评估都被忽略了，这样潜在的风险就很大。”中国银联的李先生对记者说。

　　目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黑中介，对于银行来说成了最头疼的问题。深圳发展银行上海分行信用卡中心的杨红对记者表示，黑中介在上海少说有上千家，一家银行套现1万，十家银行就能套出10万，比贷款方便多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银行信用卡业务员向记者透露说：“目前银行信用卡业务员的收入很丰厚，除了以业务量为考核的薪水之外，还包括其他隐性收入，比如有人想办卡，但他不符合办卡的条件(工作、收入不符合)，我们就会帮他’换个工作‘，这样就会从办卡人处得到一些好处、回扣。再比如说某个老板急缺钱，也会找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业务员的权力很大，这使得很多银行信用卡业务员成了黑中介的帮凶，甚至有些业务员利用自身的工作关系，转而成了黑中介的老板。”

　　本来是为透支消费而设计的信用卡，怎么就沦为了“套现”的工具？杨红给记者讲解了“套现”的具体方式。她说，比如你自己的信用卡透支额度为2万元，要是手头紧，就可以找朋友公司用POS机刷卡“套现”，只要每次交50元手续费。由于提现快、金额高、费用低(手续费在1%～2.5%，大大低于信用卡客户在银行柜台透支提现费用)这些“优点”，银行信用卡“套现”现象日渐普遍。目前，中介又“开发”出了新的“套现”方式：翻倍套现、代养卡服务。如果信用卡透支无力偿还，可以由他们代还款、代养卡。

　　简单的信用卡支付消费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上海一位资深的信用卡业务员向记者透露了原因，“目前银行业突出的问题是业务员管理松散。我觉得控制风险应从信用卡办理发卡阶段就入手，将业务员作为风险控制起点。信用卡业务员相当于银行信贷员，由于信用卡可以透支，在发卡的过程中相当于把银行的信贷发放出去。而在实际发卡中，一定要让办卡人亲自申请、亲自来办。有些呆坏帐的出现，就是因为客户把别人的资料拿来申请信用卡。”

　　对此，董峥告诉记者：“’套现‘这种风险是最直接的，客户’套现‘后拿到钱的用途银行不知道，但可能被投到股市中了，最后钱可能就回不来了。这种情况对于银行来说，风险非常大。”

　　汇丰银行的成先生对记者表示，现在满街都是黑中介，这种“套现”，从政策上来说是非法的，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金融市场的不成熟。

　　警示：下一个类次贷危机？

　　当前各行在信用卡业务的发展上，重规模、轻质量，不能有效区分潜在客户，对客户授信未予以严格把关，发卡对象有向高风险群体扩展的现象，过度消费、透支炒股等高风险事件时有发生。另外，不少银行向收入不稳定人群(包括没有固定收入的青少年和在校生等)发放信用卡，也埋下了较大的风险隐患。有专家分析指出，从美国次贷危机来看，一旦个人还款能力出现问题或经济环境发生了较大波动，房贷等个人消费贷款的偿还风险就有可能转移到信用卡业务中去。

　　信用卡发卡时存在的种种问题会在日后某一个时间内放大而成为风险，尤其是在经济环境起伏较大的时期。一位外资银行人士对记者表示：“有几亿张卡在外面，拿卡的人本身不是坏人，但是不能保证在经济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会发生某些问题。现在股市和房市都在下跌，通货膨胀形势严峻，这种情形对于信用卡来说，风险将会呈放大趋势，产生雪上加霜的效果，雪球会越滚越大。”

　　广东发展银行的杨忻对上面的推断表示赞同，他认为“：次贷影响是指整体经济滑坡，势必会波及到信用卡这种小额信贷产品，就中国目前情况来看，股票、房市下跌，消费额下降了，如果客户信用卡消费、透支额后期还款还不上的话，形成恶性循环的风险将是不可估量的。”

　　在宏观经济出现一些波动的时候，消费者的收入和消费能力都会受影响，抵御风险的能力也会减弱。国家经济在适度放缓的情况下，信用卡业务还在大规模地“跑马圈地”，这等于无形中放大了个人业务的信贷基数。对于如何应对信用卡危机，成先生说“：一个最简单和直接的方式就是好好清理现有的数据，清理一下到底所发的卡中有多少能用，有多少数据是假信息，不要让’泡沫‘卡继续拿在客户手中。发卡不要再片面追求数量、追求所谓的发行‘业绩’。”

　　深圳发展银行的杨红对记者说，监管层控制信用卡风险首先应对持卡人的信用额度有一个限制，从体制上控制持卡人，让持卡人的信用额度在各家银行加起来不能超过一个限额，这样才能避免更大的风险产生。另外，对POS机的发放要严格审查，以防恶意“套现”。

　　广东发展银行的杨忻则表示，监管层应与公安部门进行配合，采取一定的措施打击黑中介。银行会最近下达了一个新条例，提到了关于黑中介问题的监管和处罚。目前信用卡风险很大，已经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对于银行来说造成的损失也很严重。为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银行必须严格控制信用卡客户群体和强化各个信审环节。

　　据天润曲轴招股说明书（申报稿）披露，其本应在2004年即缴纳的增值税费，直到2007年才全部足额缴清，缓缴了3年。据相关规定，延期缴纳税款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而天润曲轴延交税款3年依旧能过会，打破了不少投行人士心中不可触及的税费问题底线。

　　在著名学者夏草看来，天润曲轴大幅补税的背后，可能涉嫌虚构收益，以此换来巨额利润，变相提高IPO定价，最终受害的则是高价认购的中小投资者。

　　据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应缴税费数据，公司年末应交增值税费分别为2005年3418万、2006年3367万、2007年226万元。

　　公司解释2005年、2006年应交增值税期末余额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1999年之前，公司根据当时地方有关政策，缓缴的增值税1900万元；其次，鉴于公司所在地山东省文登市当时“税收任务完成情况良好，文登市国家税务局缓征本公司税款1000万元”；最后一部分则为正常经营中产生的期末已申报尚未缴纳的增值税、产品盘亏的进项税转出调整。

　　此后直至2007年，天润曲轴才将上述缓缴的增值税全部足额缴清，山东省文登市国家税务局并出具相关证明文件，表示对“本公司上述缓缴税款的相关责任不予追究”。天润曲轴的控股股东山东曲轴总厂有限公司亦于2008年4月24日出具承诺称：如果天润曲轴因上述增值税缴纳问题将来被税务机关处罚或遭受其他任何损失，均由曲轴总厂承担。

　　开先例 增值税大幅补缴

　　3000余万的巨额增值税，在拖延3年后才最终缴清，即使如此，天润曲轴依旧能成功过会，被不少人称为开创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又一先例。

　　“以前一直以为国税是个红线，碰不得，但如果天润曲轴的项目具有可复制性，那以后再碰到类似问题，只要找到企业所在地的国税部门出具一个证明，就行了？”一位老投行人士在论坛内发帖写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办法》第三章税款征收第三十一条规定，“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批准，可以延期缴纳税款，但是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显然，在不少投行人士眼中，增值税缓缴3年依然过会的天润曲轴，已经开始挑战自己心中对于增值税问题“碰不得”的底线。甚至有投行人士直言不讳地表示：“如果没有监管部门追究，说明做法是得到默认的，天润曲轴的成功过会可以当作案例来参照。”

　　被指涉嫌虚构巨额收益

　　在夏草看来，天润曲轴时隔三年补缴巨额增值税的做法，显然违背了税收规则。据公司招股说明书（申报稿）披露，2005年、2006年、2007年，公司支付各项税费分别是0.24亿元、0.36亿元、0.75亿元（含补税），意味着仅补税一项，就相当于公司一年应支付税费的总额。

　　夏草博文指出，3000多万元增值税所对应的是近2亿元的收益，但天润曲轴在IPO前3年的净利润分别只有0.15亿元、0.31亿元和0.93亿元。因此夏草怀疑在天润曲轴补税的背后，甚至可能涉嫌虚构巨额收益，亦即以补税来换取巨额的利润，“而这种补税实际也是假补税，最终会以各种名义返还企业。”

　　而对于天润曲轴大股东曲轴总厂作出承诺，这被夏草直斥为“荒唐的IPO承诺”，夏草说，大股东作出类似承诺，本身就严重违反了公司治理中“五独立”的基本原则。一旦让上市公司自身承担可能遭受的损失，势必会在报表中预提负债，从而导致发行前的利润下降，直接影响到IPO定价，最终受害的就是大股东。

　　对于这样的现象，夏草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儿子涉嫌犯罪，老子在法庭为其辩护，称如果儿子真的犯罪，老子愿意替他坐监狱，这行吗？”

　　国信证券被疑借机暴富

　　天润曲轴的成功过会，作为保荐人的国信证券自然“功不可没”。国信证券以1500万元的“低价”接手天润曲轴项目，在不少投行人士的眼中，这几乎就是无利可图，国信证券也摆脱了不了参股天润曲轴，借机暴富的嫌疑。而公司两名持股在5%以上的自然人刘昕、鞠成立身上亦散发出浓厚的代持气味。

　　本次发行前，刘昕持有天润曲轴4154万股，占总股本的23.08%，鞠成立持有1103万股，占总股本的6.13%。公开资料显示，刘昕曾任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高级经理、业务董事，北京红惠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内蒙古赤峰金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而让刘昕被视为代持身份，并牵扯国信证券的，则来源于刘昕曾经的大鹏证券高管身份。据悉，2005年国信证券全面承接了大鹏证券的投资银行业务。

　　据招股说明书（申报稿）披露，2007年9月14日，刘昕以1.304亿元受让了美林所持有的40%的股权。

　　一旦成功上市，刘昕、鞠成立等自然人或将再增上亿资产。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天润曲轴董秘徐承飞则不愿对上述质疑做出回应，其告诉记者，公司目前仍属缄默期，不能对外界发表任何言论

　　“被缉”刘立或隐身天润曲轴

　　7月21日，中国证监会上海稽查局发布公告，寻找华夏建通(600149,股吧)（600149，SH）原财务总监刘立。令人意外的是，让上海稽查局困寻无果的刘立，或许正隐身于天润曲轴，

　　根据招股说明书（申报稿）披露的刘立简历：其出生于1968年，曾任吉林省辽源市审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北京中庆会计师事务所、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任项目经理、部门经理，现任天润曲轴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而在证券人才招聘网上，编号“P002213”的名为“刘立”的个人简历显示，其出生于1968年，曾任吉林省辽源市审计师事务所审计部部门经理；北京中庆会计师事务所、中喜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2003年2月起，任华夏建通集团财务总监。

　　显然，这是两份简历的区别在于后一份简历，披露了刘立曾在华夏建通集团任职。“我们的财务总监刘立应该不是华夏建通的刘立”，天润曲轴董秘徐承飞告诉记者，“那是不是华夏建通集团的财务总监刘立呢？”记者问道，“不清楚”，徐承飞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