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阶段之律师的法律帮助是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基础。律师如何正确、有效地提供法律帮助，也是从事刑事辩护律师的辩护成功与否的基础。笔者从事刑事辩护以来的些许心得，总结下来，供同行参考及指正：

对于律师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服务的法律文件主要有：国家六部委制定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过程中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司法部制定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及新修订的《律师法》。对于刑事律师而言，哪些是能做的、应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是应谙熟在胸的。

其一，应做的、能做的。

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本人或者其亲友的委托后，应做的、能做的包括：

 1、向侦查机关办案人员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权利、了解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行使诉讼权利的情况。这是律师进行介入刑事诉讼的基础。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基本的应注意的内容。比如，尽量别与承办警察对立，但也不能卑恭屈膝，不卑不亢是最佳状态。

2、提出“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申请”，然后根据侦查机关的安排（办案机关应在48小时内，五种重大复杂案件在5日内决定），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有权了解有关案件情况，这项权利是刑诉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和《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的。

3、征求犯罪嫌疑人的意见，决定是否代其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诉意见和控告。作为刑事追诉对象的犯罪嫌疑人，一般都要被采取强制措施，人身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甚至会受到错拘、错捕、错误追诉。因此，凡法律规定侦查人员必须遵守的程序而没有遵守，或者侦查人员违反法律规定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如：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拘禁、体罚虐待犯罪嫌疑人，以及有威胁、引诱、欺骗等违法违纪行为时，受聘请的律师就应积极协助犯罪嫌疑人提出申诉、控告，以维护其合法权益，并使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的违法、错误行为得到切实纠正。当然，实践中代理申诉、控告操作起来有难度，但律师还是不能放弃。

4、为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向侦查机关申请取保候审，或者在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时，向侦查机关要求解除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在七日内答复。

5、律师应告知并向犯罪嫌疑人解释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可享有的八项诉讼权利。

这八项诉讼权利是：1）有权聘请1至2名律师；2）有权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3）有权核对讯问笔录。对有遗漏或者差错的记载提出补充或者改正；4）有权请求自行书写供述，侦查人员应当准许；5）有权进行无罪辩解，或者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诉意见；6）有权向其聘请的律师反映案件情况；7）有权对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控告；8）有权在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时，向侦查机关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上述权利规定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5条、第93条、第95条和第96条中。

其二，不能做的、应谨慎处理的。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刑事业务风险大。有人将律师在刑事辩护阶段的工作比喻为“戴着镣铐跳舞”。尽管这一比喻可以推敲，但作为从事刑事辩护工作的律师，无论如何心理上有个底线还是必须的。对于哪些是不能做的，应当谨慎处理的，还是应当了然在胸的。

　　1.不能超越权利范围。有些律师“积极”介入侦查，与侦查机关同时开展调查，甚至同时搜集证据，错误地认为要与侦查人员抢时间。殊不知律师此时不是“辩护人”，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与“辩护权”有区别，这种干扰司法侦查活动的调查取证行为是法律不允许的。无论如何这样的低级错误是不允许的。在中国现有司法环境下，与强势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相比，律师的弱势地位是非常明显的。切记！

　   2.不能违反会见纪律。有些律师为了体现“服务周到”，违反监所管理规定和会见纪律，在犯罪嫌疑人和其亲属之间互通案件信息，或者传送违规物品，或借手机给当事人使用。这是严重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必须禁止。对于刑事辩护来说，任何物品都别传递，避免将来扯不清。 犯罪嫌疑人的家属由于法律知识的缺乏，总是会提这样的、那样的要求，人生活在社会中本身就得学会拒绝，刑事辩护律师更得学会拒绝。这是别无选择的。当然，对犯罪嫌疑人家属及嫌疑人必要的解释，那是另外一回事。

　   3.不能泄露秘密。对办案过程中了解到的国家机密、案件秘密、当事人隐私，律师要自觉保守，不能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向任何人泄露出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之规定，上海X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XXX的委托，指派阮传胜律师担任被告人XXX的辩护人。辩护人在庭审前查阅了本案卷宗材料，多次会见了被告人。案件已经经过法庭调查，事实已经清楚，现根据本案的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XXX的行为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不表示异议，但是认为被告人XXX的社会危害性不严重，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请求法庭充分考虑在对被告人XXX的行为量刑时予以考虑，对被告人XXX判处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

具体辩护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XXX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不是非常严重。

客观地说，被告人XXX收受在担任上海申美饮料食品有限公司网络经理期间收受上海世讯网络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某的财物5万余元并为其谋取利益的行为，已触犯了我国刑法第163条关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规定，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刑法第163条的规定是：“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应当提出的是，被告人XXX的受贿行为从社会危害程度的角度而言，其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并不是十分严重。也正是由于其行为社会危害程度不是十分严重，根据我国刑法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司法局关于本市办理部分刑事犯罪案件标准的意见》的规定，被告人XXX收受财物5.5万元属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数额较大”这一量刑档次，对其“可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其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不是十分严重。

二、被告人XXX具有自首的法定量刑情节。

被告人XXX在案发前于2006年7月31日到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三支队投案，主动接待了其在上海申美饮料食品有限公司担任网络经理期间收受上海世讯网络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某的财物，并表示愿意接受司法机关的处理，其行为已被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认定为自首。根据我国刑法第67条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辩护人请求合议庭考虑被告人XXX自首这一量刑情节。

三、被告人XXX积极退赔了所有赃款5.5万，减少了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具有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

被告人XXX于2006年7月31日向公安机关退赔了所有赃款5.5万元。退赃是衡量财产型犯罪分子确有悔罪表现的量化指标，证明了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后确有悔改表现。我国刑法第383条第3款： “个人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10000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等法律规定都体现了这一立法精神，体现了我国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辩护人请求合议庭考虑被告人XXX退赃这一量刑情节。

四、适用了“被告人认罪的简易程序”，具有法定的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被告人XXX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案件的审理适用了“被告人认罪的简易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这一规定是对“自愿认罪”适用简化审案件的被告人在处刑时酌情予以从轻的依据，体现了我国一贯实行的“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辩护人提请合议庭在对被告人XXX量刑时考虑这一情节。

五、被告人XXX是初犯，有认罪悔罪表现，主观恶性不大，具有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

被告人XXX没有犯罪前科，属初犯。被告人XXX从来没有受到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其在实施犯罪行为前是一位网络工程师，有正当的职业与稳定的收入。其由于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与社会商业运行中的的“潜规则”的影响下，加上法制观念淡薄等因素。通过司法机关的帮助教育，被告人XXX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深感痛心与后悔。在辩护人会见被告人XXX时，他多次表示愿意认罪悔罪，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渴望早日回归社会，憧憬美好的生活。庭审时，被告人XXX亦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认罪悔罪态度好，而且，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角度而言，被告人XXX的主观恶性也是较轻的。辩护人请求合议庭在对被告人XXX量刑时考虑到被告人是初犯与偶犯这一情节，予以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以及刑法的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政策，本着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请求合议庭能够对被告人XXX在法定的“可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幅度范围内从轻、减轻处罚，对被告人XXX判处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

     此 致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 阮传胜

                                        2006年10月27日

刑  事  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受本案被告人XXX亲友的委托并经被告人XXX本人的同意，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依法指派本人担任XXX的辩护人。经多次会见被告人，仔细查阅案卷，认真研读相关法律规定，参加了今天的庭审，在此特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对于公诉机关所控被告人XXX的行为构成组织淫秽表演罪的基本事实，辩护人不持异议。辩护人也同意公诉机关对被告人XXX属于共同犯罪的从犯，建议判处6个月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认定。

辩护人想提请法庭考虑的是，本案被告人XXX犯罪的在上海金庭庄园会所参与非法行为的时间较短，参与组织淫秽表演次数很少。其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只作了一定的安排工作。被告人XXX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十分轻微。且被告人XXX属于我国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该少数民族属于喜欢跳舞的民族，其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与汉族还是有所区别的。当然，这并不能成为其逃避其应受刑罚惩罚的理由，但辩护人认为，这可以一定程度说明行为人XXX的行为的主观恶性是较轻的。

另外，经公诉方提议，征求了被告人本人的意见，本案适用了刑事诉讼的简易程序。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正由于本案中被告人XXX行为情节较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辩护人请求法庭根据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精神，结合其为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对被告人XXX在公诉机关量刑建议之6个月有期徒刑之内判处相对较轻的刑罚，以实现预防犯罪与教育改造的刑罚目的。

以上辩护意见，恳请法庭充分考虑，慎重采纳。

此致

上海市XXX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阮传胜

                                      二00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北京家乐福中国多名管理人员收受贿赂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消息一传出，引起了社会上不小的反应，各界专家学者纷纷就此事发表看法。对此，拥有多年律师从业经验，曾成功辩护上海市十二大典型商业贿赂案件之一的阮传胜律师，在其工作的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向记者表示，若市场经济秩序得不到规范，那么短期内不可能根除商业贿赂行为。

权力集中下的管理漏洞

近几年来，我国市场经济处于高度转型期，经济市场复杂多样，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上各种不规范的商业行为也逐渐浮出水面，家乐福中国管理人员收受贿赂行为只是其中一种。谈到这次的事件，阮传胜律师表示这需要从两个方面去分析，即法学的角度和非法学的角度。从法学的角度来说，公安机关对收受贿赂的中国管理人员采取刑事拘留只是一种强制措施，它是为了进一步追究刑事责任而采取的强制性措施。对被刑事拘留的人员来说，首先是他们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商业贿赂行为所要求达到的标准；第二，法律只是针对行为特别严重者采取惩戒措施，不可能解决现实中碰到的所有问题，这8名被刑事拘留的中国管理人员就属于行为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因涉嫌刑事犯罪需要通过刑事处罚来评价、来规范其行为的一群人。从非法学的角度来看，家乐福本身在管理方面就存在漏洞。在家乐福，所有的采购人员决策权力过于集中，很多环节采购经理个人就能拍板定事，导致采购人员在采购过程中拥有非常大同时也非常灵活的活动空间。

其实，在家乐福也设有许多不同流程、关卡，出发点就是为了在完善企业运营的同时，防止各条管理线上的人员共同以权谋私，但往往最后这些流程、关卡反而成为他们收受贿赂的一条更有利的途径。“这主要就是监督制度不健全，”阮传胜律师认为，“一家企业监督机制的健全与否直接关系到员工行为的规范程度，如果监督机制不健全那么制度也形同虚设。同时，监督制度是否得到具体实施也是企业需要切实关注的问题。”再严密的监督制度也只有得到具体实施才能体现出其成效，如果未得到实施，那么客观存在的一些漏洞就会被企图谋取不法利益的人员抓住并加以利用。站在供应商的角度，供应商想方设法推销自己的产品，如果企业的监督制度不健全或者监督制度未得到实施，在这种情况下无形当中必然产生一种不正当竞争，商业贿赂在这种管理不规范的过程当中也就产生了。

这种因采购行为而产生的商业贿赂并不在少数。阮传胜律师告诉记者，去年他曾办理过一起商业贿赂案件，被评为上海十二大商业贿赂典型案件之一。当时是一家公司需要网络布线，负责人在挑选网络公司进行布线的过程中向网络公司收取商业贿赂。这个个案本身涉案金额并不高，但是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商业环境的现状——现实存在的“潜规则”。在实践过程中各国都有商业贿赂，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秩序不规范，加上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自身的法律信仰、法律素质以及整个社会的法治水平还未达到理想状态，因此，阮传胜律师建议在中国现有的商业环境下，企业应避免决策行为个人化，约束企业行为个人化，健全企业规章制度，落实实施规章制度。

社会商业环境不够成熟

其实商业贿赂不光中国有，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也有，中国在市场法律法规方面与国外是大同小异的，甚至可以说，中国现有法律对于商业贿赂行为的打击力度更大。但为什么中国商业贿赂现实状况的发生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却更为严重呢？阮传胜律师介绍，其本人办理的刑事辩护业务中有一成左右是商业贿赂案件。他认为，商业贿赂行为的产生主要是一个社会商业环境问题。“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制度相对成熟，而整个社会商业运营单靠法律是不行的，法律只是调整规范商业运行的一部分，整个商业运行规范了，法律也自觉遵守了，这种商业贿赂行为自然而然也就少了。” 中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社会高速运转的同时，社会失范现象、社会越轨现象、社会不正当竞争现象也随之产生。由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到成熟的市场经济，实现由市场来配置社会资源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需要一个过程。此外，由于社会变革太快，社会环境还没有发育成熟，这在客观上也为商业贿赂提供一定的空间存在，导致人的心态容易失衡。例如，他最近办理过的一起商业贿赂案件，一家享有盛名的医疗器械公司的代理商，向某医院院长行贿。在当时的客观情况下，这家代理商如果不考虑并通过行贿医院院长这种渠道，其他的代理商就会填空，而且不通过这种渠道就没有办法销售自己的产品，结果现在医院院长落网，就牵连到行贿的这家企业以及代理商。“这是典型的商业贿赂。在这中间，代理商能为对方提供利益，同时自己也能获得利益，这是关键。”阮传胜律师表示，并不是说中国的法律有问题，法律的功能也是有限的。在法治社会中，遵守法律是一种自觉行为。在中国现有商业环境下，很多人的商业行为首先遵守的是那些所谓的“潜规则”。很多人没有把自觉遵守法律的思维习惯贯彻到实际生活当中，而是遵守先通过商业贿赂行为，然后再进行商业交易的“潜规则”。当市场经济环境中人们的行为都自觉达到法律所要求的程度，具体落实到行为当中的时候，中国的商业环境就会随之成熟起来，所以很多国外的法律制度到中国来一直没办法生下根，那是因为中国整个社会土壤没到那个层面。像前面提到的医疗器械的案件，阮传胜律师告诉记者，据他了解，现在该医疗器械公司的业务远不如前几年，这说明他们违法行为少了，但业绩也下降了，似乎不“行贿”就会引发生存危机。只有把监督程序以及各种企业制度健全起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并培育出成熟的社会市场经济环境，才能根除商业贿赂行为。

然而，中国的企业大多实行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企业管理制度没有真正地完善以及实施，这是由中国整个社会环境形成的。要完善规范社会的商业环境，阮传胜律师认为一方面是通过打击商业贿赂行为，来预防商业贿赂行为的发生、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另一方面则要培育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从而形成市场经济主体遵守法律成为自觉行为。另外，还可以从可行性的操作角度规范公司企业治理结构，让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真正发挥作用，让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成为成熟的社会商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严密的法制环境

在中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法律类别分两种，一种是实体性的法律，一种是程序性的法律。到现在为止，中国一直没有一部成文的反商业贿赂法出台，各种有关于商业贿赂的规定一直散布在各个成文的法律法规当中，例如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这是实体性的法律。刑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是目前惩戒商业贿赂的核心性法律。虽然是分散到其他法律当中，但法律的设置是相对严密的。“我们整个法律是处在动态发展过程中，不是静态的，它本身是随着社会现实发展的变化而不断完善。”阮传胜律师分析道，中国的法律与英美法系的国家不一样，中国的法律是成文法，成文法制定好了，在实施过程中若有新的情况出现，需要再重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