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9日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研究落实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要求全国各级法院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受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胜俊委托，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沈德咏主持会议并讲话。特别强调要高度关注一些地区中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引发的系列纠纷。

　　沈德咏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高度关注一些地区中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导致停工、倒闭，企业主弃企逃债现象，妥善处理由此引发的劳动争议、企业破产、强制清算、民间借贷等案件，依法保障困难企业的有效生产力，保护职工的权益生计，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高度关注民间高息借贷现象，依法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犯罪活动，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要高度关注因楼市价格走向导致房屋买卖毁约等现象，依法审理相关案件，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要高度关注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对案件审判执行的关切，加大司法公开的力度，提高审判执行工作的质量，努力实现审判执行工作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要切实做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再学习再教育和詹红荔法官先进事迹学习宣传等工作，努力实现今年各项工作的新发展、新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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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9日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研究落实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要求全国各级法院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受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胜俊委托，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沈德咏主持会议并讲话。特别强调要高度关注一些地区中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引发的系列纠纷。 　　沈德咏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高度关注一些地区中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导致停工、倒闭，企业主弃企逃债现象，妥善处理由此引发的劳动争议、企业破产、强制清算、民间借贷等案件，依法保障困难企业的有效生产力，保护职工的权益生计，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高度关注民间高息借贷现象，依法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犯罪活动，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要高度关注因楼市价格走向导致房屋买卖毁约等现象，依法审理相关案件，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要高度关注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对案件审判执行的关切，加大司法公开的力度，提高审判执行工作的质量，努力实现审判执行工作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要切实做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再学习再教育和詹红荔法官先进事迹学习宣传等工作，努力实现今年各项工作的新发展、新进步。

最高人民法院9日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研究落实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要求全国各级法院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受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胜俊委托，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沈德咏主持会议并讲话。特别强调要高度关注一些地区中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引发的系列纠纷。 　　沈德咏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高度关注一些地区中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导致停工、倒闭，企业主弃企逃债现象，妥善处理由此引发的劳动争议、企业破产、强制清算、民间借贷等案件，依法保障困难企业的有效生产力，保护职工的权益生计，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高度关注民间高息借贷现象，依法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犯罪活动，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要高度关注因楼市价格走向导致房屋买卖毁约等现象，依法审理相关案件，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要高度关注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对案件审判执行的关切，加大司法公开的力度，提高审判执行工作的质量，努力实现审判执行工作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要切实做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再学习再教育和詹红荔法官先进事迹学习宣传等工作，努力实现今年各项工作的新发展、新进步。

新华网北京11月10日电（记者王宇、王培伟）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民间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民间借贷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话题。民间借贷有何特点？发展中存在怎样的风险？政府将如何规范其发展，新华社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

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

问：什么是民间借贷，这一资金拆借行为与正规金融相比有何特点？

答：目前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没有“民间借贷”这一概念，它是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泛指在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等经济主体之间的资金借贷活动。民间借贷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和个人财富逐步积累、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正规金融尚不能百分之百满足社会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相比，民间金融有其自身特点和优势，如信息搜集和加工成本低，手续便捷、方式灵活、交易成本低，灵活的贷款催收方式和特殊的风险控制机制等。可以说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社会融资需求，特别是缓解了一些中小企业和“三农”的资金困难，增强了经济运行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有利于形成多层次信贷市场，是满足各类市场主体融资需求的一个补充渠道。

随着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的发展，应该将这类经批准从事专业放贷业务的机构或组织从一般意义的民间借贷主体中分离出来，作为专业放贷人对待。

民间借贷具有制度层面合法性

问：民间借贷是否符合我国现有法律？什么样的民间借贷属于高利贷？对于高利贷我国有何相关政策规定？

答：民间借贷具有制度层面的合法性。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法规构筑了民间借贷合法存在与发展的法律基础和制度环境。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前提下，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有自由借贷的权利。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民间借贷关系都受法律保护。如果违约，可以协商，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

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民间借贷也会伴生一些违法犯罪行为，主要由公安、司法等部门通过行政及司法手段予以处罚和打击。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高利转贷、洗钱、金融传销、暴力催收导致的人身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严厉打击和惩治。

问：如何界定高利贷行为？对于畸高利率我国如何处罚？

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对借贷双方因利率问题产生的争议，如畸高利率等，司法机构可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规定的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判定合同的有效性和双方的权利义务。对于个人或单位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可依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以高利转贷罪论处。

民间借贷应规范化阳光化

问：民间借贷有哪些风险，政府对民间借贷如何规范和管理？

答：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但是，由于民间借贷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存在着交易隐蔽、风险不易监控以及容易滋生非法集资、洗钱犯罪等问题，这就需要通过修订与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引导和规范。

对于民间借贷，应区别对待、分类管理：一是对合理、合法的民间借贷予以保护。二是对投资咨询公司、担保公司等机构的借贷活动，各地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要依法加强监督和引导。三是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高利转贷、金融传销、洗钱、暴力催收导致的人身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公安、司法部门介入，严厉打击。有关部门正在研究、试点与完善民间借贷跟踪监测体系，以期为经济决策及宏观调控提供更为全面的信息。

各有关部门多年来十分关注和重视培育、发展贷款零售商市场。下一步将致力于推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引导民间资本规范从事资金借贷活动，鼓励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运作，发展多层次信贷市场，满足社会多元化融资需求。

同时，需要进一步加强金融与法律知识宣传教育，提高民众金融与法律素质，增强金融风险意识和风险识别能力。注意舆论导向，对民间借贷的潜在风险进行必要提示，使社会公众清醒认识到高收益潜藏的高风险，防止发生民间借贷高利贷化倾向引发风险事件。

　　法官培养的状况，很大程度影响着司法体制改革走势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董瑞丰

　　培养一个法官需要多久？答案是：最快一年。

　　根据现有规定，凡年满23岁，获得法律专业硕士以上学位，并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者，“从事法律工作满一年”，即有资格担任法官。

　　虽然效率颇高，法官数量仍供不应求。“一些法院仍然存在案多人少等困难”，201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向全国两会作报告时说。“案多人少”，是法院系统延续了多年的表述。

　　相比数量，质量引发的担忧或许更大。不少舆论争议指向法官的水准或操守，甚至影响了司法体制改革的走势。“法官培养制度改革，这哪里只是一个能力素质问题，”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蒋惠岭在《人民法院报》撰文，“它在更大程度上是司法公信的基础。”

　　怎么学

　　国家法官学院地处北京东五环外，落址僻远。9月下旬，来自各地高、中级人民法院的数百名法官在此参加为期半个月的“晋高”培训班。国庆长假之后，马上又有法院副院长轮训班、高级法官续职培训班和预备法官培训班开课。

　　“要做到‘任前必训、逢晋必训’”，学院人士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介绍。依据法院系统的规定，法官培养包括四个阶段：预备法官培训、晋级培训、任职培训、续职培训。

　　预备法官培训，意在向“准法官”提供法律实务能力训练。有别于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由资深律师选拔而来，大陆法系国家多采取培养法官的路径，把一名法学毕业生专门训练成“坐堂断案”的法官。

　　2006年修订的《法官培训条例》规定，凡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并拟任命为法官的人员，须接受预备法官培训。预备法官培训由国家法官学院及其授权委托的省级法官培训机构承担，培训时间不少于一年。

　　蒋惠岭将此喻作“塑型”阶段。在上述文章中，他期望这种司法塑型“打通一个没有实务基础的法学院毕业生与活生生的法律现实之间的通道”。由于困难可料，他也建议延长法官“候补期”，先办小案，后办大案，循序渐进。

　　相比较德、法、日等国，中国法官的“候补期”不仅时间短暂，规范程度也差强人意。目前全国尚无统一教材和考试，各地培训内容多缺乏系统规划。

　　“通过司法考试又愿意进法院的，在不少地方都被视为宝贝，恨不得没任法官就让他办案子，”最高法司法体制改革办公室的范明志认为，在目前这种供方市场压力下，五年前才推行的预备法官培训，还有一段路要走。

　　更常见的做法是以老带新，边学边干。法院系统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实行“一审一书”制，从书记员到审判员，既有师徒传承，也是晋升模式。后虽经改革，理念仍被借鉴。

　　据媒体报道，目前已有北京法院系统、上海二中院、浙江金华中院、南京下关法院等处，探索建立起“导师制”培养方式，通常由各业务庭政治坚定、业务精通、责任心强的资深法官担任导师，指导年轻的“准法官”和法官。

　　“可以更好传承司法实务经验”，北京市高院法官王成告诉本刊记者，虽然北京市高院不直接从应届毕业生中培养法官，但对众多基层法院、中级法院来说，要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学会评判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人情事理，最好的办法就是找老法官帮带。

　　授课也好，帮带也好，一年之后，一般就能成为助理审判员。按照规定，此时即可进行审判工作，每年接受累计不少于半个月的续职培训，以保持“磨刀”与“砍柴”之间的平衡。“但更多要依靠个人的勤奋和灵性。”有法院内部人士评价。

　　一俟工作年限符合，“法官”晋升为“高级法官”，须接受晋级培训。在此期间，如果担任法院院长、副院长，还须接受任职培训。

　　此外，由于法官被纳入广义的公务员范畴，所以也参加各式公务员教育培训，包括上派、下派、挂职锻炼等交流学习。依据各自不同情况，各个法院内部往往也会不定期组织业务培训。

　　学什么

　　至于法官学习的内容，涉及政治理论、法学理论、审判实务、司法技能、审判纪律等，不同阶段，侧重不同。

　　对预备法官而言，最主要是培养实务能力。虽无统一教程，大体而言，各地法院都要求其尽快进入审判角色。

　　法院内部人士总结，需要学习的实务能力包括：一是审判流程，包括庭前准备、制作裁判文书等；二是庭审驾驭和诉讼调解，包括掌控庭审节奏、控制当事人情绪、发问技巧等；三是认定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包括分析证据认定的关键点等。

　　其中，后两者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经验的积累，尤其是法律适用能力，更是“干到老，学到老”。根据国家法官学院的一份培训规划，法官晋级培训和续职培训时，亦要求学习“新型、复杂、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以及“化解矛盾、调处纠纷的经验方法”等。

　　“审判实务占了大多数”，范明志介绍自己曾参加的培训课程，包括审判热点、难点问题，典型案例分析，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理解适用，“这也是受训法官最需要的”。

　　王成说，以自己所在的北京市高院民一庭为例，每年都会针对热点司法解释进行集中学习，比如不久前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主要是把握立法理念”。

　　有法学研究者因此指出，提升法律适用能力不仅要求法学理论素养，更主要是司法经验的积累，以及基于经验的判断力，包括对社会风俗、人心情理的洞悉与权衡。

　　但后者有时为法学理论界所忽视。从“刘涌案”至“李昌奎案”， 部分引发舆论争议的审判中，学界“逻辑”与民众“现实”之间一旦出现裂痕，更是考验法官的经验和判断力。

　　实务能力之外，政治素养和司法理念也是贯穿法官培养始终的主题。《人民法院报》2011年4月发表题为《全国法院2006年以来教育培训工作综述》的文章强调，最高人民法院始终把思想政治培训放在教育培训工作的首要位置。

　　鉴于司法理念在不同时期有所变迁，这篇文章中也特别指出，在各级、各类培训班中，都“切实增强广大干警对‘三个至上’工作指导思想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的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和实践认同”。

　　规范化趋势

　　尽管法官状况引发担忧，纵向观察，其整体素质已有大幅提升，培养路径也明显呈规范化趋势。

　　此前较长一段时间内，法院的法官可以“不懂法”。最高法第二任院长董必武1952年曾给各地写信，主张将失业工人和残废军人充实到各级法院，“可以考虑抽调一些适宜于做法院工作的轻残废学员（只要清白、愿做司法工作）加以短期培养训练”。

　　这段时期，民间诉讼不多，法院被定位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对法官的最主要要求是“政治可靠、革命性强”。

　　对法官的法律知识提出明确要求，始于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此后社会快速发展，法律问题越来越复杂，法官们面临强烈的“补课”需求。

　　最高法在1985年和1987年分别创办了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和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并先后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业大分校，绝大多数法官进入业大学习，补充法律专业培训。

　　1995年《法官法》颁布，再度提高法官的任职条件，规定学历必须达到专科毕业以上。同年7月开始，担任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必须通过统一的法官任职资格考试，才能取得法官任职的资格证书。至此，吸收专业法律人才进入法院开始成为主流。

　　不过，人员更替非一蹴能就。据学者研究统计，1998年前后，中部地区市级中院仍有约三分之一的法官是转业军人出身，转业前不具备法律基础。

　　其间媒体又陆续曝光若干“文盲”、“法盲”法官。较为轰动的有山西绛县法院法官姚晓红，虽只有小学文化，错字连篇，却能顺利当上法院副院长，判案之余，“在两年内非法拘禁群众数百人”。

　　法官职业化因此呼声不断。2001年《法官法》再度修改，法官任职学历提高至本科以上。次年年初，首次国家司法考试举行，要想成为法官，必须通过这项淘汰率高达90%的考试。这一举措引起当时媒体广泛称赞，被视为“新中国法制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标志”。

　　老问题，新问题

　　“里程碑”后，中国法官无论学历或专业知识，提升愈发迅速。在法院内部看来，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法院改革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建立起包括法官培养在内的一整套法官制度。

　　但法官素养仍受到极大关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苏力认为，这是整个社会变化的一个结果。2004年他即撰文指出，法官素质问题“实际涉及关于合格法官之社会标准和司法知识类型的变化”。

　　换言之，正是随着社会变化，民众对法院和法官不断提出更高要求，亦会在要求得不到及时回应时，发出不满声音。

　　“懂法”的法官，一定程度又出现新问题：对基层风俗民情不甚了解或不甚认同，一旦进入法律与情理的模糊地带，部分裁判结果不能服众。

　　虽有法学家一再强调司法权威、司法尊严，但现实中大量喷涌的缠诉、上访事件，迫使疲于应付的司法系统提出“案结事了”口号。“法院往往需要灵活处理，有时甚至运用非诉的纠纷解决方式来加以解决”，厦门市同安区法院原院长周内金说。

　　这个法院自2009年开始试行预备法官下乡锻炼制度。在周内金看来，主流话语以及公众期许层面，知识型法官、专家型法官呼声日隆，然而从契合基层司法实际工作的角度，却需要基层法官首先成为态度亲民、经验丰富、通晓法律与地方风俗习惯的“综合型法官”。

　　“需要指出的是，‘专家型法官’与‘综合型法官’并不是一对相互对立的概念”，他同时强调。在法国、日本等地，“准法官”同样需要通过参加各类社会公益活动来了解社会对司法的真实要求，以便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审视法律职业。

　　事实上，主流话语也在发生变化，司法大众化成为法院系统的最新诉求。“如果我们的法官被老百姓称为‘平民法官’，那是对我们的最高赞誉、最大褒奖。”2009年，上任一年的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如此表示。

　　“上山下乡”成为更多基层法院的选择。同年8月，云南日报大篇幅报道了该省高院组织法官讲师团到边远县级法院开展大培训的事迹。“培养一批懂得民族语言，热爱本民族文化、通晓当地社情民意的少数民族法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可能在一些民族地区连庭都开不了。”报道中这样写道。

　　不过，新问题之外，老问题并未完全解决。有法院人士总结，基层法官培训仍有“四多二少”：庭长培训多、以会代训多、法官等级晋升培训多和换发执行公务证培训多，直接面向广大基层法官培训少和受训人员少。

　　对此，一直有论者提议直接从法官遴选制度着手，改变目前基本从应届毕业生、从下级法院选任法官的做法。2008年，最高法一度传出消息，要向社会公开选拔法官，法院牵头组织单独考试。但随着法院司法理念陆续出现调整，这一消息无疾而终。

　　有多年从事法院培训工作的人士向本刊记者指出，法官的定位若差之毫厘，法官培养即便不是谬以千里，也势必处于被动。从这个角度看，新老问题都在寻求一个解答：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官？□

　　利用职务之便套取资金

　　曾经，在温州建筑商李强急需资金的时候，温州一家国有银行信贷部的工作人员对他“施以援手”，从2009年7月开始，150万、80万……陆续借了700多万给李强，月息4分。

　　李强说，这名工作人员让他提供了一些工程合同及预算等资料。“她是利用我，从银行里贷出钱，然后再转贷给我，从中赚取利差。”

　　李强说，利息都是直接打到该工作人员个人账户，还了800多万利息，直到他再也还不起钱。“该工作人员将债务转到弟弟身上，然后再以弟弟名义起诉我。现在我们正在打官司。”

　　银行资金更多时候是以一种更为隐蔽、合法的方式流入民间借贷市场。有知情人称，一些银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套取资金，与人合伙开担保公司，以假实业的方式把钱借出来，再翻倍贷出去。

　　李强也坦承，多次通过一些银行领导贷款，都是私下进行。

　　当地媒体调查称，银行资金还通过上市公司、国企等途径，流入民间借贷市场。银行低息贷款给上市公司或国企，上市公司以委托贷款高息发放出去，银行收取正常贷款利息和委托贷款手续费，各得其所。而一些国有企业或大型企业从银行贷款，利率上浮到年息8%左右。地下钱庄给这些企业每月2分利，年息24%，除去还给银行的利息，企业坐收16%的净利。

　　会有中国式次贷危机？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曾对媒体坦承，银行资金流入高利贷市场的行为确实存在，这与监管失职相关。而温州市金融办一名知情人坦承，银行贷款流向的监管，的确有尴尬之处。

　　据报道，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曾表示，由于信贷需求旺盛，许多企业纷纷转行从事高利贷业务，一些大型企业从银行低成本拿到贷款后，放高利贷，赚取巨额利息、利差，实际成为高利贷市场从银行融资的平台，“一些国有担保公司、财务公司也利用国有银行的资金，偷偷地放高利贷”。　温州银监局局长张有荣曾对媒体称，目前温州有21家银行受此次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牵连，直接或间接受到牵连的资金是15.86亿元。

　　温州银监局办公室一名负责人表示，目前确实发现一些银行具有违规贷款的嫌疑。已经要求各银行自查，然后银监局再核查。但是资金最终是否流向民间借贷，需要调查后才能定性。查实的要严肃处理，甚至移交司法部门。

　　记者得到的一份温州市政府调查文件中提出相应警告，此次企业关停对银行业机构产生影响，主要集中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部分股份制银行。当前温州市企业资金链还在不断紧绷，后续潜伏风险不容乐观。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曾对媒体表示，如果高利贷仅限于民间资本领域，波及面可能还不算大。如果钱是从银行流入民间借贷，若借钱的企业经营出现问题，最终会对银行产生冲击，牵连的经济体也会越来越多，从而发生“中国式的次贷危机”。

　　我国金融改革不到位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10月18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温州现象充分折射出中国金融改革不到位，金融机构在设置方面卡口太多，钱没有真正进入到实体企业中去。

　　据悉，温州日前已出台了金融改革创新行动方案。内容包括深化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开展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试点等。

　　圣沃公司触及的 “多米诺骨牌”效应，正在河南担保行业中急速显现。从郑州到安阳，“挤兑潮”开始蔓延。根据投资者提供的信息，目前在郑州有中纳、欧陆、宝银、新通商等数十家担保公司，都出现了不能按期兑付本息的情况。

　　10月20日，圣沃事件专案登记稳控协调小组发出公告，称工作组建立了定期信息发布制度，要求投资者保持克制，公安部门将最大限度挽回损失。

　　投资者：担保公司要求“续签”

　　这些天来，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前往自己所投资金的担保公司，追要本息。许多公司负责人“一躲了之”，这给投资者带来更多的惶恐。

　　有投资者不断给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打来电话，称自己的本息无法被担保公司兑付。一位投资者称，今天（20日）合同到期，担保公司要她“续签”。

　　这位投资者表示“不愿”，公司负责人称“不续的话我们尽量还。”她在电话中称，目前公司给予她这种不明朗的态度，让她感到忐忑。

　　之前，宝银投资也对投资者发出通知，要求续签，并且详细说明了合同到期之后续签的月息，比如3个月的月息为2分。

　　记者采访多位投资者，他们明确表示不会续签，一位不愿具名的投资者说，“对这个行业彻底失去了信心，再也不会通过担保公司理财了。”

　　专家：融资缺口遇上投资冲动

　　对于越来越严重的担保危机，郑州市中小企业服务局担保监管处相关人士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目前工作任务很紧，不便接受采访。从2007年的100多家，到时下的近2000家，河南担保业发展的步子迈得很大，注册资金达500多亿，涉及从业人员4万余人。

　　追溯担保业“高歌猛进”的原因，河南省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张立功认为，这是中小企业融资缺口和投资冲动的使然。

　　根据河南省民营经济研究会此前一份名为 《河南省中小企业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的研究报道，河南民营企业通过银行贷款获得的资金仅占其发展资金的15%。

　　上述研究报告测算，目前河南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与担保业所能提供的担保额之间存在约1500亿元的缺口。

　　这种情况倒逼着河南担保业呈现“虚热”。有知情者表示，这半年多来，正是因为资金需求太旺，当地太多的担保公司没有做真正的业务，“玩的就是高利贷”。

　　张立功说，现在河南很多担保公司做一些短期业务，但是利息很高，如果一个企业的利润不足以支撑担保公司提出的利息时，资金断裂在所难免。

　　业内人士：代偿率逐年上升

　　当地业内人士指出，河南中小企业信用偏低，而且存在尚未建立起信用、可抵押资产少、财务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河南担保机构的代偿率逐年上升。

　　譬如，有研究者对郑州16家担保机构的调查指出，这些担保机构的年度代偿率从2004年的0.19%，上升到2009年的0.97%，这一比例还在提高。

　　郑州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目前这些担保公司还没有建立起针对申请企业的相关制度，如集体审核制度、风险内控制度等一系列完备的制度体系。

　　对于申请担保的企业，其事前资格审查内容也处于缺失状态。

一家仅仅成立一年零一个月的担保公司，时下正在河南担保行业中掀起大波。

10月13日，数百名投资者扯起横幅，上面写道：严惩圣沃担保公司负责人，以归还10多亿元血汗钱。

此后数日，这样的诉求表达还在继续。而事件的起因是，该公司对于众多出资客户的投资无法兑现，此种情况已持续一月有余。

根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实地了解，保守统计这家公司涉及投资者的资金总额在10多亿元，目前这些资金去向成谜。

河南省工业与信息化厅负责人告诉记者，圣沃担保公司没有经营牌照，属于非法经营，所吸资金为非法集资，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这是继今年郑州诚泰事件、洛阳盛归来事件等之后，河南担保业再度引爆的担保危局，由此导致的蝴蝶效应，使得众多担保公司面临生死一线。

有投资者投入6000万

没有明星担保公司的光环，也无大量广告信息的宣传，在投资者眼中，比起其他担保公司，圣沃公司略显得低调。

这家成立于2010年9月1日的担保公司，其注册资本仅为5000万元，法人代表为于兆筠，办公地点位于郑州金水路浦发国际金融中心。

而在过去的一年中，这家并无过多光彩的担保公司，涉及吸储业务胃口惊人，目前所知金额或高达10多亿元。

有投资者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自己将多年来用于开办养鸡场以及向亲戚朋友借来的共计6000万元，全部放在了圣沃担保公司，以期理财。

与洛阳盛归来事件中更多涉及散户不同，郑州圣沃担保公司的投资者，大多在千万元之上，这些大额资金不断码高了圣沃公司负责人的“自信”。

承诺给投资者的利息不等，月息1分3、1分5、1分8，更高的达到2分。正是这样高息揽储，让投资者放松了警惕。

时间定格在2011年9月19日，圣沃担保投资者的噩梦从此开始。这天不少人发现，投资利息不能按时兑付，恐慌顿时袭来。

此时，更多的投资者还蒙在鼓里，甚至有人在此后数天时间内，仍然不断地将自己的积蓄放置进来，期望获得高额的回报。

但是在这轮“钱生钱”的游戏之中，圣沃担保公司坐上了由“盛极”到“破裂”的过山车，投资者利益受损。

登记受害者已逾800人

兑付不了本息的消息，通过“圣沃事件”的QQ群不断传播，事件由此持续发酵。

10月17日，位于浦发国际金融中心圣沃担保公司的710和1205两处办公地点，均大门紧锁，大厅内报纸散落一地，桌椅横斜。

自从投资者在10月13日、10月15日两次表达诉求以来，郑州市经侦大队开始介入此事，随后控制了圣沃公司的相关人员。

这其中，包括圣沃担保公司的两位主要负责人王雨和于兆筠，根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此二人为母子关系。王雨今年只有28岁。

记者多次拨打王、于二人的手机，均无法接通。对于记者的采访，圣沃公司人事部经理巴西表示，业务方面的问题一概不知。

现在圣沃担保公司的办公地点临时改在了一家快捷酒店的大厅内，郑州市未来路派出所的相关人员，正在登记受害者的信息。

根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目前作了登记的投资者已有800多名，这一数字还将增加。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现场的两小时里发现，前来登记的大多是在千万元之上的投资者，十万以下的投资者寥寥。根据派出所的人员介绍，这样的登记工作还将持续一周。

郑州市未来路派出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次涉及投资者的资金可能远远超过10亿元，仅她在一天之内，登记的资金数额就有1亿多元。

记者从多方渠道获悉，圣沃担保公司将高息揽储而来的资金，放贷给郑州的一些企业，同时该公司与当地某房产公司存在关联。

根据此前众投资者推举出来的理财代表，在10月13日与郑州市以及金水区相关领导的对话，证实这其中的一部分资金被放贷给了河南当地三家知名的公司。

据圣沃担保负责人王雨称，其中的近1亿资金在洛阳市某家企业手中。而其余的资金去向扑朔迷离，当地工信部门称对此还在调查。

投资者的意见是，要求圣沃担保公司近期返还20%～50%的本息，同时要求当地政府建立起解决此一问题的通道机制。

担保业上演“挤兑潮”

尽管相关部门正在对事件作进一步调查，但圣沃事件传导出来的负面信息，让更多的投资者产生恐慌，担保业的“挤兑潮”正在上演。

在距离圣沃公司不远，华悦时间广场大厦的内外，站满了投资者。

这座大厦里，几乎每层都有担保公司，《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17楼某担保公司看到，该公司里挤满了上百名投资者，要求追讨回自己的本息。

该公司在墙上贴出告示，称公司的投资业务和实业项目都得到了快速扩张和良性发展，但近期温州事件和郑州部分公司的不良经营造成的负面影响，引发了行业内的信任危机。

但这样的“安抚”并未打消众投资者的疑虑，经理办公室内负责人不知去向，投资者却在这里开起了会，在选举维权理财代表。

而在这座大厦的9楼，同样的一幕也在上演，主要原因多是担保公司不能按期兑付。

由投资者推选出的一位代表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河南郑州上千家的担保公司中，由于圣沃公司带来的整个行业危情，愈演愈烈，保守统计，目前不能按期兑付的有三四十家。不过这一数据没有得到权威渠道的证实。

记者此前在河南多家房地产公司了解到，当地的担保公司负责人很多是房地产公司负责人，通过高息吸储资金来为自己的项目融资。

投资者认为，更为可怕的是，相当一部分担保公司没有自己的实业，完全是个空壳，资金吸储回来之后投给其他公司，如果这些公司到期未还，资金链断裂在所难免。

河南省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张立功表示，人民币贬值、股市低迷、基金不透明、房地产调控、银行理财产品效益不好，(在诸多不利下)，民间资本缺少出口。

在业内人士看来，正是在这些情况的集合影响下，民间担保行业开始“野蛮生长”，而占据着全国担保公司数量四分之一的河南，此情况尤为瞩目。

　　贫困地区高利贷现象调查

　　固原高利贷案件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因在借条上做手脚而引发诉讼,即放贷人实际借给借贷人的现金与借条上的金额不一致。

　　公务员、企业职员通常会利用特殊关系,将银行信贷资金向非正常民间借贷转化。放贷人在获得批量贷款后转借给资金实际需求者,从中收取高于银行贷款数倍的利息,有时银行信贷管理人员也参与分成。

　　高利贷行为不仅使许多个体受害,引发大量社会问题,也使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遭遇送达难、审理难、执行难,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公信力。

　　本报记者崔立伟申东

　　本报通讯员李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引导其阳光化、规范化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大力整顿金融秩序,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

　　据了解,近年来,民间借贷高利贷化愈演愈烈,而且呈全国蔓延趋势。《法制日报》记者近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西海固”地区采访时发现,在这个有着“中国最贫困地区”之称的地方,民间借贷活动也异常活跃,而因民间借贷高利率引发的纠纷以及各类违法犯罪案件时有发生。

　　以合法掩盖非法

　　李全德刚刚调任固原市中院研究室主任不久,这位1993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的法官,此前一直从事民商案件的审理工作,他对固原这个贫困地区民间借贷案件状况颇有研究。李全德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固原民间借贷案件集中爆发期大约是从2007年开始的。他列举了这样一些数据来支持他的说法:

　　2007年,固原两级法院受理民间借贷案件503件,争议标的金额2046万元,案件数比2006年上升92%、标的额比上年上升2.4倍；2008年两级法院受理民间借贷案件1324件,比前3年民间借贷案件总和还多；争议标的金额8198万元,超出了前10年的总和。

　　李全德说,民间借贷案件背后隐藏诸多玄机,形成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由于缺乏法律规则之制,民间借贷往往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不少案件中的当事人以民间借贷为名,背后实施的却是高利贷、诈骗或赌场“抽头、放板”等违法犯罪行为,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记者在固原采访时发现,固原两级法院的法官们一谈到民间借贷案件,都会提到“牡丹花园一房多卖案”。

　　据了解,“牡丹花园”系房产开发项目的开发商在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下,靠民间借贷筹措资金开发。因背负巨额高利,建设资金难以为继,在项目未建成时,被迫一房多卖,107名群众受骗。

　　据了解,在“牡丹花园一房多卖案”中,部分高利贷者提前占房抵债,部分群众发现交了巨额购房款后却无法取得居住权,也提前占房、抢房,一时间矛盾迭起,并且引发了大量诉讼和群体上访。固原中院经过深入调查,决定中止民事审理,启动刑事程序。开发商马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部分高利贷者也被警方调查、控制。经过近一年的工作,目前已对涉案楼盘进行债权债务清算,重新进行有序的资产分配。

　　李全德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固原高利贷案件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因在借条上做手脚而引发诉讼,即放贷人实际借给借贷人的现金与借条上的金额不一致。放贷人在给借贷人借款时,双方约定的利息预先在给付本金时扣除。如借条上载明借款10万元,借款期限一个月,月息15%,而实际付给借贷人的只有8.5万元,其中1.5万元利息已被直接扣除,也就是借款先扣利息。

　　据李全德介绍,此类案件占民间借贷纠纷的70%。高利贷放贷人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所以多数采取这种手段。

　　公务员也成放贷者

　　那么,在固原地区的民间借贷活动中,都是些什么人在放贷?

　　据固原市中院法官钱勇智介绍,贷方以公务员、事业单位、中央直属企业职员和个体工商业者居多,约占民间借贷案件的80%以上。公务员、企业职员通常会利用特殊关系,将银行信贷资金向非正常民间借贷转化。放贷人在获得批量贷款后转借给资金实际需求者,从中收取高于银行贷款数倍的利息,有时银行信贷管理人员也参与分成。还有的放贷人以中介人的身份,动员一些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利用住房按揭贷款期限长、利率相对较低等优惠政策,以购房名义获取银行贷款,再将资金转向民间借贷。此外,还有部分投资房地产的商人,以其所有的房地产作抵押,从银行获得批量贷款后再转化为民间借贷资本,转借给个体和私营企业主,从中收取高于银行贷款数倍的利息,进行财富的多次增值。

　　高利贷引发违法行为

　　据了解,高利贷利润回报十分丰厚,既能避免投资股票带来的高风险、投资房地产时间过长等缺陷,又能逃避工商、税务等部门税费的调控。这些原因导致高利贷投资行为愈演愈烈,甚至一些带有黑恶性质的团伙也参与其中,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

　　固原市中院法官刘世雄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当放出去的贷款无法收回的时候,常常会引发暴力索债等不法行为,主要呈现三方面的特点:一是放贷人在索债不能时,为了收回本金并获取高额利息,往往以威胁、殴打、扣押人质等手段,逼迫借贷人或其亲属偿还债务；二是众多受雇于利益集团的社会无业和闲散人员直接进行暴力追债,真正的放贷人则躲在幕后；三是放贷人雇用黑恶性质团伙实施非法拘禁,逼迫借贷人尽快偿还借款。

　　“我们在调研中还发现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高利贷为赌博提供资金支持,赌博助长高利贷的蔓延。”钱勇智介绍说,“涉及高利贷性质的民间借贷案件借款数额大、营利性明显、还款期限短、借贷人以参加赌博者居多,专门从事高利贷发放的人在各种赌博场所向参赌者发放高利贷,即‘放板’。在固原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几个参赌人员向公安局举报,称他们因在赌博中欠下高利贷,被放贷人追赶殴打,他们有家不能回,外出躲债。警方根据举报破获以隆德县马某、西吉县虎某等人为首的团伙。经讯问,得知这两个团伙相互勾结,不断变换赌博场所,并给参赌人员放高利贷。”

　　法院面临审理难执行难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高利贷行为不仅使许多个体受害,引发大量社会问题,也使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遭遇送达难、审理难、执行难,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公信力。

　　“明明借出8.5万元,欠条却写成10万元,纠纷到了法院,你说该怎么判?审判要重证据,按理说,欠多少钱还多少钱,但如果这样判了,岂不是保护了高利贷者?但如果不按证据审理,放贷人也有话说。这给法院出了道难题。”李全德说,“还有,在赌博引发的民间借贷案件上,证据的认定也使法院遭遇两难处境。赌博引发的民间借贷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为了筹措赌资或者偿还赌债而产生的普通民间借贷；另一类是通常说的赌债或开设赌场‘抽头、放板’。作为民间借贷的最重要证据‘借条’,一般不会注明债务形成的原因,而参与赌博的人又不敢出庭作证,因此法院在审理中很难对这两类情形区分,导致看似借贷实为赌债的债务受到法院保护之嫌。”

　　“有些案件在立案后根本无法送达,审理后无法执行。”法官虎少军介绍说,有些借贷人为了逃避债务,举家背井离乡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因此,无论是法律文书的送达还是案件的执行,都成了难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近年来,法院执行积案数也在不断增加。

　　吃得苦，受得累，信誉好，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温州商人打下的金字招牌。然而，随着近期温州数十位昔日富商老板资金链断裂后“跑路”，使得温州商人以及当地经济状况备受拷问。

　　在温州实地调查期间，多位温州商界人士向晨报记者感叹温州商人的可贵品质正在淡去，投机逐取暴利使得温州商人偏离了发家时的实体经济，转而投资房地产等暴利行业，并且有一些还渐渐沾染上了赌博等恶习。

　　温州中小企业联合会会长周德文表示，大部分温州企业主依旧保持创业激情，但一些“跑路”老板却迷恋虚拟资本游戏，倚重高息的民间借贷，押宝房地产，最终只能饮鸩止渴，作茧自缚。

　　上世纪靠一个纽扣挣1分钱发家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温州艰苦创业的精神让人记忆犹新。不仅在温州当地，在全国中小城市都能看到温州人开设作坊，全家老小起早贪黑，一起干活加工眼镜、电器的身影，他们甚至还要自己蹬着三轮车送货。

　　50多岁的章华妹是“中国第一个个体户”，如今她是“伟星”纽扣温州总代理、华妹服装辅料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在解放北路，店铺加上仓库已经有200多平方米，主要做批发，生意红火。

　　章华妹对晨报记者介绍，1985年孩子刚出生8个月，自己便在自家门口摆了一张小桌子，卖几毛钱的日用品，摆点纽扣、纪念章、手表表带，后来便主要销售用于制衣的纽扣，“一个纽扣挣1分钱，靠辛苦劳作打下了现在的基础”。

　　和章华妹一样，来自苍南县的管氏几兄弟从穷乡僻壤走了出来，刚开始干小工，后来做批发、贸易，发展到现在旗下有5家子公司。

　　管氏企业中温州翔怡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管小春对晨报记者介绍，当时打火机零售价1元一个，而利润一个1角，但有一大批温州人正是如此发家的。温州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虎向晨报记者介绍，自己在1992年以5000元下岗工人安置费起步，创办工厂生产打火机，两口子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义无反顾打拼天下，到1997年获中国最强打火机企业称号。

　　对于那个时代温州商人及其骨子里面的精神，周德文概括说，“上世纪80年代为‘四千精神’，即走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说了千言万语、想出千方百计；90年代为‘四自精神’，即自力更生、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求发展”。

　　现如今转投房地产埋隐患

　　然而，转瞬之间，温州中小企业突然面临大量倒闭的消息，令很多温州商人开始反思到底问题出在哪儿？

　　9月27日，“正得利”鞋业的老板沈某跳楼自杀，在温州双屿的“中国鞋都”乃至同行业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一位工厂员工黄先生说，沈某之前在全国各地投资了大量的房地产，其中也使用了大笔的民间借贷。同时，另一说法称沈某迷恋上豪赌，结果欠下巨债，最终造成资金链断裂。

　　在周德文看来，如今大批企业逐渐放弃实业，转向投资房地产以及虚拟经济，从而埋下了危机的伏笔。以打火机企业为例，2001年时温州拥有近4000余家打火机企业，占据了全球金属打火机80%的市场份额，而十年后保留下来的企业却已经不足100家。

　　这期间，当1998年全国取消福利房，推行商品房制度，敏锐的商业嗅觉让温州人感到了又一次投机的机会，于是温州炒房团名声鹊起，以至于发展成老公开厂赚钱，老婆全国买房的掘金路径。

　　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主向晨报记者介绍，自己的工厂有1000多名员工，然而一年辛苦下来利润不足百万，而老婆在上海投资了10套房产，8年间获利超过3000万。

　　在暴利的引诱下，更多的温州人开始迷恋上房地产这个游戏，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借助高利贷。与此同时，富裕起来的温州商人也渐渐沾染上赌博的恶习，甚至靠高利贷筹集赌资。

　　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融资使得民间借贷繁盛。今年以来，温州民间借贷空前活跃，上半年，温州当地发生的民间借贷高达485.5亿元，是中小企业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

　　管小春介绍，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也节节攀升，根据近段时间行情，每万元的民间借贷月息，已经高达600元，此后，还有个别企业所借贷的钱，每万元月息已达800元，甚至1000元。

周德文强调，随着去年以来全国房地产调控政策频出，房地产利润难以支撑高昂的高利贷利息，资金链断裂成为压倒诸多温州商人的最后稻草，于是“跑路”成为必然的结局。

据不完全统计，自今年4月份开始至目前，仅是浙江温州地区的知名企业中，就已有29家企业的企业主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甚至跳楼。

但当企业的营业利润抵不上所需偿还的高额利息，或者自己担保的巨额资金连本带息难以收回时，东墙已拆，西墙无砖，于是，“跑路”——这个过去只出现在电影中的词，最终成了受此类资金链捆绑的温州企业主们的现实选择。

民间高利率借贷

引发老板“跑路”风波

今年9月20日，浙江温州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眼镜大王”)的离境出走引起了社会对“跑路老板”的关注，但他也并非个例，因为就在胡福林出走第二天，温州又有9名知名企业主不约而同的“跑路”。更让人惊讶的是一周之后，温州某知名企业老板沈某被曝跳楼身亡，至此，面对断裂的资金链，沈某的自杀似乎成了一件标志性事件——从“跑路”升级到了“跳楼”。

老板们的“跑路”，带来的并不只是坊间茶余饭后的谈资，更多的是被甩弃的企业和企业底层员工的利益如何保障。据有关报道，截至8月底，温州市累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同比增长25.73%，涉案金额50多亿元。温州市民间借贷因担保、纠纷引发的违法案件共71件。对此，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跑路事件”是民间借贷日益疯狂的一个缩影，一些企业身陷高利贷而导致资金链断裂、借款人人间蒸发的现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不约而同的民间借贷

导致企业主难逃宿命

从公开的资料中不难发现，“跑路老板”们几乎都“不约而同”的参与了民间借贷，且出逃前所欠的资金额度至少在千万以上。也正是这种民间借贷资金链的突然断裂，让原本叱咤商场、风光无限的老板们最终落得“跑路”下场。

其实在温州这个被称之为“借贷之城”的城市，债台高筑的高利贷是资金链断裂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有的企业明明知道还不上钱，只是为了能借到钱让企业多拖几天。而这种方式，更增加了民间借贷泡沫的形成和发展。在所有“跑路老板”中，与胡福林情况相似的占大多数：银行收回贷款或不予贷款，使企业不得不借助于民间借贷，也正是如此，民间借贷这条资金链的突然断裂，便成了绑住企业主滚向失败的致命锁链。

而有数据显示，在温州做实业的中小企业毛利润一般在3%至5%，但民间借贷的年利率则高达180%。

440亿元民间资本

游走于民间借贷

据《南方周末》之前的报道，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而来自温州官方的文件也首次证实，当地民间借贷规模占民间资本总量六分之一左右，且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的五分之一。其资金来源主要是民营企业和普通家庭的闲置资金。这些钱当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用于房地产的占20%，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规模高达40%(440亿元)。其结论是，“民间借贷已成为楼市后的首选投资替代品”。

10月3日至4日，温家宝来到浙江绍兴和温州就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研。温家宝在绍兴市越城区斗门镇荷湖村和府山街道越都社区，了解民众生产生活、市场供应和社会保障等情况。温家宝还考察了绍兴中国轻纺城、绍兴县创意产业基地、绍兴县汇金小额贷款公司、温州百先得服饰有限公司，并在企业主持召开三次座谈会，向企业负责人询问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小额贷款公司和民间信贷的情况。

4日下午，温家宝在温州主持召开会议，听取浙江省、温州市关于小企业发展情况汇报。温家宝说，中小企业在扩大就业、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并完善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差异化金融监管政策。对符合有关条件的小企业贷款进行专项考核，提高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的容忍度。明确将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支持专为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要督促各类银行切实落实国家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发展的信贷政策。完善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各类金融机构改进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强化银行特别是大中型银行的社会责任。清理银行不合理收费和保证金存款要求，查处违规行为，切实降低企业信贷资金成本。加大财税政策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延长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期限，研究进一步加大政策优惠力度。

温家宝同时指出，要切实防范金融风险。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要遵循市场原则，减少行政干预，降低市场风险和道德风险。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引导其阳光化、规范化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大力整顿金融秩序，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依法打击非法集资，妥善处理企业之间担保、企业资金链断裂问题，防止风险扩散蔓延，防范区域性风险。对已经发生的风险事件，要妥善处置，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增强市场信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