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年子女无权向父母讨要大学学费
（二）夫妻离婚，宠物犬该如何“分割”？
（三）女儿非亲生，丈夫向妻索赔成功
（四）恋爱期间买房分手之后归谁，法院判决按公平原则分割
（五）未婚生子拒做亲子鉴定，法院依法推定父子关系成立
（六）赡养老人应有顺序，子女在前孙辈在后
（七）生母、继母谁有监护权
（八）共同债务未偿还，离婚之后连带赔
（九）离异后共同借钱不还,法院依日常经验法则判定连带偿还
（十）前妻获子赠房产，前夫诉分不支持
（一）成年子女无权向父母讨要大学学费
2000年，王燕父母因感情不和经法院判决离婚，王燕随母亲生活，父亲按月支付抚育费200元和教育费的50％，至王燕18周岁止。去年，王燕因高考落榜后没与父亲协商就进了业余大学就读，父亲为此拒绝支付学费，王燕因此将父亲告上法庭。审理中，王燕认为现仅依靠母亲的收入已不能维持其学习费用，故要求父亲支付其就读业余大学费用的50％，共计3200元。父亲则认为，既然女儿当年未考上正规大学可于次年继续报考，那何必接着去业余大学就读。王燕的选择完全是其母亲的个人主张，并未与其协商，因此不同意支付学费。法院审理后认为，父母有给付未成年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抚育费的义务，但原告现已成年，也不属于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原告接受大学高等教育，完全可以通过勤工俭学或办理有关商业性助学贷款等方式来维持生活及缴纳学费，并非仅依靠父母资助才能完成学业。据此，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以王燕已经成年，应该自食其力为由，判决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2008.6.19）
（二）夫妻离婚，宠物犬该如何“分割”？
2002年9月，张先生和王女士经人介绍相识，结婚后不久，夫妻二人在禹州市药材市场共同经营一中药材商行，几年下来颇有几分积蓄。因为婚后无子，加之空闲时间较多，2005年春，夫妻俩从亲友处领养了一只京巴宠物犬，取名贝贝。由于贝贝娇小可爱，善解人意，深得张、王二人喜爱。尤其是2006年冬天，夫妻俩卧室的煤球火炉发生煤气泄漏，贝贝急促的叫声将轻微中毒的二人惊醒，才避免了一起煤气中毒事故发生，二人为此更把贝贝视为“救命恩人”和掌上明珠。2007年，因为药行经营中的分歧，张、王二人发生矛盾进而分居生活，最终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今年4月13日，张先生起诉到法院，要求判决其与王女士离婚并依法分割财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法官主持调解，张、王二人就离婚和共同财产分割很快达成一致意见，但就是对宠物犬贝贝的饲养权问题双方各不相让。张先生称长期以来都是自己照料贝贝的生活，已同贝贝产生了深厚感情，且贝贝曾经救过自己的命，因此感情上难以舍弃。另外，张先生称经调解现在居住的房子已经归其所有，贝贝一直在此居住，而王女士离婚后居无定所，因此贝贝应该由其饲养。王女士则辩称，贝贝不仅救过自己的命，且她本人有病终生不能生育，因此一直把贝贝当作自己的“儿女”看待。贝贝虽然一直主要由张先生照顾，但王女士自己也尽了不少心。分居期间，她正是由于经常回家带贝贝出去玩耍，才使自己受伤的心灵得到安慰。因此，王女士坚决要求由本人饲养贝贝。案件调解过程中，法官利用张、王二人对宠物犬贝贝怀有深厚感情这一共同点，从既照顾到贝贝的生活习惯，又兼顾双方感情需求出发，耐心细致做了双方的调解工作，最终，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调结一起离婚案件，原、被告达成离婚和财产分割协议的同时，约定家中的宠物犬贝贝由一方直接饲养，另一方支付部分饲养费的前提下，每周内可以有两天带贝贝外出玩耍的“探视权”。
就本案而言，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宠物作为法律意义上的物已没有异议，但宠物这一特定的物的分配，尤其是本案涉及的宠物犬在离婚案件中如何确定饲养人等问题，我国现有法律还没有涉及。道理很简单，宠物类财产除了价格属性外，通常都具有一定的精神属性，一个“宠”字就表明了其包含的感情成分和主人所付出的心血。毫不夸张地说，宠物往往是部分群体的感情寄托。 因此，称宠物类财产是“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物品，大多数人也已经予以认可。
本案所涉宠物犬贝贝曾经救过当事人性命，当事人对其都有特殊 感情，如果在离婚财产分割中仅仅按照宠物价格予以分配，显然难以满足非饲养人的精神需求。因此，本案在调解过程中，法官在既照顾到双方当事人的感情基础，又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通过调解方法确认宠物犬的饲养人，同时让非饲养人享有“探视权”，从而使矛盾得以妥善解决。
（三）女儿非亲生，丈夫向妻索赔成功
阿静、阿伟1996年登记结婚。2003年7月阿静生育一女宝儿。阿伟怀疑女儿不是自己亲生的，并于2005年通过重庆法医验伤所进行亲子鉴定，鉴定结论为：“阿伟不是宝儿的亲生父亲”。阿伟遂一纸诉状将阿静告上法庭。
一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阿静赔偿阿伟精神损失费5000元；对于阿伟要求阿静给付子女出生后到离婚期间的子女抚养费的问题，因对无血缘关系的子女抚养费如何主张，暂无明确的法律规定，不予支持。
阿伟不服，提起上诉。
本案关于婚姻关系的解除，当事人均无异议。对于宝儿非阿伟的亲生女，因有亲子鉴定，也可确认。对于阿伟要求阿静偿付抚养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主审法官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抚养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抚养子女的费用应由父母承担。本案中阿静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意隐瞒宝儿非阿伟亲生的事实，致使阿伟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对宝儿进行了抚养，但阿伟既非小孩的生父，也非养父、继父，故无法定抚养义务。现阿静因阿伟对宝儿的抚养而减少了其应负担的抚养费用，而阿伟则因对宝儿的抚养造成了自己不应有的负担，且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阿静的行为应构成不当得利，阿伟享有不当得利请求权，就其对抚养宝儿支出的有关费用向阿静主张不当得利返还。
对于阿伟能否要求阿静赔偿精神损害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夫妻之间有互相忠诚于对方的义务，对于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请求损害赔偿，符合婚姻法的立法精神。其他大陆法国家规定对因通奸侵害配偶权的行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鉴于我国婚姻立法未明确，在此情况下，完全可以根据民法通则及婚姻法关于夫妻之间应当忠实的原则规定，判令被告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综上，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女方一次性付给男方 精神损失费30000元；同时，女方与他人所生之女，男方并无法定抚养义务，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抚养小孩多年，故判决女方赔偿男方部分抚养费20000 元。（2008.7.16）
（四）恋爱期间买房分手之后归谁，法院判决按公平原则分割
王先生与孙小姐原系恋爱关系，张女士系孙小姐之母亲。2006年11月，王先生与孙小姐共同购买房屋一套，房价为55万元。支付的房款中：5万元定金由孙小姐支付，11万元由王先生向他人借款，35万元由王先生向银行贷款，余款 4万元由两人共同承担，并办理了两人共有该房的权证。次年1月，王先生向张女士借款12万元，归还了前期买房借款10万元。房屋装修后，王先生与孙小姐、张女士共同入住。不久，双方发生矛盾，女方搬出房屋在外居住。
2007年5月中旬，双方和好，孙小姐母女又回来居住。同年7月，王先生与孙小姐母女签订一份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由王先生将房屋产权的1％转让给张女士，48％的产权转让给孙小姐，但未支付对价。从而使该房产权登记在三人名下，其中王先生享有1%的产权，孙小姐享有98％的产权，张女士享有1％的产权。8月，王先生以银行转账形式归还张女士借款10万元。不久，因双方再次发生矛盾，孙小姐与张女士相继搬出房屋，恋爱关系就此破裂。
王先生诉称，对于系争房屋，2007年7月，因孙小姐母女提出将系争房屋产权重新分配登记，为表示和好诚意，遂与对方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一份，约定由自己将系争房屋产权所属50％中的1％产权转让给张女士，48％的产权转让给孙小姐，但对方并未支付对价。现虽房产权证上其只占有1％的产权，但事实上房款、装修款均系自己支付，借款10万元亦由自己归还。故起诉要求系争房屋归己所有，由孙小姐与张女士协助将该房的权证办理在自己名下。
孙小姐与张女士辩称，系争房屋房款除35万元由王先生向银行借款外，其余款项均由她们支付，共同办理房地产买卖合同的原因就是按照双方出资情况才办理的。故反诉要求判令房屋归己所有，由王先生协助将该房权证办理在她们名下，由王先生迁出该房，自己同意归还房屋贷款、支付王先生房款1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系争房屋属王先生与孙小姐为结婚而共同 购买。虽该房屋权证登记的王先生份额为1％、孙小姐份额为98％、张女士份额为1％，但上述登记份额并未体现双方出资状况。现王先生与孙小姐恋爱关系破裂，保持房屋共有状态显然不切实际。因此，根据公平原则并本着双方对房屋的出资额及其他客观情况，对系争房屋进行合理分割。双方现均主张系争房屋归己所有，法院考虑到该房屋有银行抵押贷款，贷款人又是王先生，且王先生现居住此房屋，故将房屋所有权判归王先生所有，由王先生给付孙小姐房屋及装修的差额款为妥。近日，上海市南汇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男方虽只占婚房1%的权证份额，但根据公平原则及双方对房屋的实际出资额等情况，确定房屋归男方王先生所有，房贷由其负责归还； 由孙小姐、张女士协助将房屋权证办理在王先生名下；由王先生支付孙小姐房屋及装修补偿款15万元、归还张女士借款2万元。（2008.7.16）
（五）未婚生子拒做亲子鉴定，法院依法推定父子关系成立
原告小赵诉称，母亲涂某与被告赵某于1996年自由恋爱，同年6月开始同居生活。1998年5月，涂某怀孕，同年12月赵某瞒着涂某到新疆参军。1999年初，涂某生下小赵。小赵三个月大时，母亲涂某抱着他到赵某家，结果被赵某父母拒之门外。在无法与赵某取得联系的情况下，无奈的涂某只好带小赵到深圳打工至今。近十年来，赵某从来没有过问过小赵的生活，也没有支付过一分钱抚养费。由于小赵患先天性心脏病，需要住院手术治疗，在涂某没有能力负担高额 医疗费的情况下，小赵将赵某起诉到法院，要求支付抚育费10万元并支付医疗费30万元。案件审理中，赵某以小赵身份不清、所诉事实自相矛盾、诉讼动机不纯为由，拒绝小赵的DNA亲子鉴定申请，请求法院驳回小赵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小赵的母亲涂某与被告赵某相识后不久即非法同居并生育一子，违反了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对双方应当给予批评、教育。被告赵某拒绝认可其与原告小赵存在父子关系，拒绝配合原告小赵进行亲子鉴定，系“持有证据无正当 理由拒不提供”，且没有提供其与原告小赵不存在父子关系的证据，法院据此推定被告赵某与原告小赵存在父子关系，故被告赵某应承担对原告小赵的抚养义务。法院另认为，对原告小赵要求的10万元抚养费，考虑到被告赵某的负担能力和当地实际生活水平情况，原告小赵的抚养费应由被告赵某按月支付。原告小赵要求的医疗费30万元的请求，待其发生后可另案处理。最终，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赵某每月承担原告小赵（化名）的抚养费300元，至小赵18周岁时止。（2008.6.18）
（六）赡养老人应有顺序，子女在前孙辈在后
现年85岁的原告王传根家住邓州市汲滩镇，生育了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其中，长子和次子现已去世，而长子的儿子王照辉和次子的儿子王照华目前均已成家立业，经济上还算宽裕。三子王长顺因孩子上大学，经济上十分拮据，难以完全负担王传根的赡养费。三个女儿均已出嫁。今年初，由于受农村“养儿送终”传统观 念的影响，晚年窘迫的王长根老汉在没向三个女儿开口的情况下，将王照辉、王照华两个孙子起诉到法院，要求两个孙子每人每月支付100元赡养费。
法院审理后认为，子女对父母有赡养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现原告年老体弱，生活困难，其子女理应主动承担赡养义务。但是，原告在三儿子及三个女儿健在的情况下，要求两个孙儿承担赡养义务，其诉请于法无据。
（七）生母、继母谁有监护权
原告方女士是死者郭先生的妻子，被告郭老先生、熊女士是死者的亲生父母，被告郭女是死者与前妻徐女士的婚生女。郭先生和方女士于 1997年2月结婚后，郭女就一直随他们共同生活。2005年11月郭先生因交通事故死亡后，方女士、郭老先生、熊女士等曾就遗产的分配进行了多次协商，并先后两次签订遗产分割协议。其中2006年2月第一次签订协议时，徐女士作为郭女的监护人参与并在协议上签了字。2006年8月在徐女士未在场的情况下又签订了第二份协议，协议内容约定原告的利益份额有所增加。后因房屋过户等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方女士起诉至法院。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于郭先生和方女士的共同财产、共同债务一致认同。原告方女士对徐女士作为郭女的法定代理人参加“遗产纠纷案”提出异议。她认为，自从她与郭先生结婚 后，女儿就一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8年间自己虽为继母但也尽到了教育、抚养女儿的义务，而作为生母的徐女士却多次拒绝给抚养费，甚至在郭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抚养费后还故意“失踪”逃避责任；郭先生去世后郭女才搬到生母处居住，自己应是郭女的监护人，并对徐女士此时争夺女儿监护权的动机提出质疑。徐女士则辩称，自己是郭女的生母，理所当然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遗产继承协议应当由其代表郭女签字才生效。
因双方就此争议较大，法院随即进行释明，要求当事人先通过社区居委会指定监护人。随后，居委会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并在征求郭女的意愿后，指定徐女士为郭女的监护人。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继承法，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社区居委会的指定符合法律规定。继承人应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遗产分割问题。经法官反复耐心调解，双方当事人终于在第一次遗产分割协议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妥善解决了这一纠纷。
【法官说法】一起案件四个难题
本案表面上看起来是一起普通的遗产继承纠纷案，而且以调解的方式结案，但审理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难点值得关注。
按照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而婚姻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继父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该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换言之，履行了抚养教育责任的继母，也可以成为继子女的监护人，这就涉及到了四个法律难题。
一是因血缘关系所产生和因抚养关系所产生的监护人资格发生冲突时，何者优先？在郭先生死亡后，郭女已跟随生母一起生活，在此情形下指定其生母为监护人无疑更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利益和成长。更何况方女士后来对包括郭女在内的其他继承人提起了诉讼，有可能会损害被监护人的利益，也不适宜担任监护人。
二是对前后两份协议效力的确认，在第二份协议签订时徐女士尚未被居委会指定为郭女的监护人，而方女士当时也有可能具备监护人资格，因此第二份协议的效力的确值得探讨。在第二份协议中，方女士既是当事人又是郭女的法定代理人，在对既定财产的分割中存在利益上的冲突,其行为有可能会损害到郭女的利益，参照民法禁止“自己代理”的原则，严格讲其代理郭女签字的行为构成法定代理权的滥用，应属无效。因此，按第一份协议来分割遗产更为合理。
三是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指定监护人时是否需要征求其意见。鉴于监护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被监护人，应当尊重被监护人本人的意愿。可以借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的第5条的规定。无论是由基层组织指定还是由法院裁判时，以征求该类未成年子女的意见为宜。
四是已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在未与继子女共同生活后，继父母是否还有监护人资格。这种继父母子女之间的拟制直系血亲关系虽然不因继子女的生父死亡而自然解除，但在其生母将该子女领回抚养的情况下，可以视为其继父母子女关系由此解除，继父母自然也就不再具备监护人资格。（2008.4.18）
（八）共同债务未偿还，离婚之后连带赔
李某与刘某于
法院审理后认为，在当事人协议离婚或人民法院判决离婚的案件中，夫或妻不得以财产已分割为由对抗其共同债权人，夫妻离婚后仍应对婚姻存续期间所欠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银行起诉李某向其主张债权应予支持，李某可在偿还银行借款后依据离婚判决书向刘某追偿。
（九）离异后共同借钱不还,法院依日常经验法则判定连带偿还
无奈之下，杨老汉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判决杨先生与郭女士共同赔偿杨老汉5000元。一审宣判后，杨先生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杨先生与郭女士离婚不久一起到杨老汉家借款3000元，杨老汉有理由相信该借款是双方共同借款，根据日常经验法则，应认定该借款属于共同债务。杨老汉起诉另一笔借款未提交相应证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改判杨先生与郭女士连带赔偿杨老汉借款3000元。
所谓日常经验法则，在西方自由心证制度中的传统表述方式是“经验法则”。它是指法官在其日常生活中认识和领悟的客观事物之必然联系或一般规律，具有普遍公认或不证自明的性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据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构成日常经验法则的主要具体要素包括：其一，所依的生活经验必须是日常生活中反复发生的常态现象；其二，这种生活经验必须为社会中普遍常人所能体察和感受；其三，这种经验法则所依据的生活经验可随时以特定的具体方式还原为一般常人的亲身感受。(2008.3.28)
（十）前妻获子赠房产，前夫诉分不支持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讼争房屋的原产权人为郑先生与蒋女士的婚生儿子，讼争房屋非夫妻共同财产，作为产权人的儿子有权将其所有的财产赠与他人所有。由于讼争房屋所有权转移的时间在郑先生与蒋女士离婚之后，故讼争房屋的产权应属蒋女士个人所有，也并非夫妻共同财产。据此，上海市南汇区人民法院对这起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对前夫郑先生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2008.8.29）
——解读《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自2008年9月1日起施行。“规定”全面梳理了现有关于审理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的规定，并进行科学的修正、整合和完善，对当事人及时、依法维护权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笔者将在下文对“规定”进行粗浅的解读。
（一）明确了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债权请求权的范围，即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以及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
（二）强调了诉讼时效制度的法定性，即诉讼时效的期限禁止当事人约定，而且当事人不得预先约定放弃诉讼时效利益。
（三）法院适用诉讼时效具有被动性，即除非当事人以诉讼时效进行抗辩，否则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进行裁判。
（四）当事人以诉讼时效抗辩的时限性，即当事人只能在一审期间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同理，当事人在法院裁判生效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亦不予支持。
（五）分期履行债务诉讼时效的整体性，即对于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结束了之前司法实践中整体计算、分期计算的纷争。
（六）对于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的合同，诉讼时效按如下方式计算：（1）对于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2）对于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
（七）明确当事人行使撤销权（形成权）的，应适用关于一年除斥期间的规定，对方当事人以诉讼时效进行抗辩的，不予支持。同时，对于合同被撤销的，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被撤销之日起计算。遗憾的是，关于无效合同确认之诉的诉讼时效如果计算，“规定”未加以明确。
（八）明确了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时间：
（1）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
（2）管理人因无因管理行为产生的给付必要管理费用、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无因管理行为结束并且管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人之日起计算；本人因不当无因管理行为产生的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管理人及损害事实之日起计算。
（九）完善了诉讼时效中断制度。
首先，详细解释了《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同意履行义务”的含义。
（1）“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具体包括债权人向债务人送交主张权利的文书、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发布主张权利的公告以及其他视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行为（如银行扣款），当然，前述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以到达债务人为前提。
（2）“同意履行义务”包括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
其次，突出债权的整体性，只要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就当然及于剩余债权，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情形除外。
再次，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而不论法院是否受理该诉讼。下列情形与提起诉讼具有中断诉讼时效的同等效力：申请仲裁、支付令、申请破产、申报破产债权、为主张权利而申请宣告义务人失踪或死亡、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诉前临时禁令等诉前措施、申请强制执行、申请追加当事人或者被通知参加诉讼、在诉讼中主张抵销及其他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项。
第四，权利人向法院以外的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其他组织请求保护权利的，亦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比如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如果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
最后，规定了诉讼时效中断的几种特殊情形：（1）在连带债权债务中，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中断效力及于其他连带债权人，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效力及于其他连带债务人；（2）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及于债务人的债权：（3）债权转让的，诉讼时效从债权转让通知到达债务人之日起中断（4）债务承担情形下，构成原债务人对债务承认的，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从债务承担意思表示到达债权人之日起中断。
（十）完善了诉讼时效中止制度。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止事由包括不可抗力和其他障碍，“规定”明确了“其他障碍”的范围：（1）权利被侵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代理权、丧失行为能力；（2）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3）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无法主张权利；（4）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主张权利的客观情形。
（十一）其他规定
（1）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保证人享有主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保证人未主张前述诉讼时效抗辩权，承担保证责任后向主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主债务人同意给付的情形除外。
（2）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8年8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50次会议通过）
法释〔2008〕1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
二○○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为正确适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
（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
（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
（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
第二条 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认可。
第三条 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
第四条 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
当事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五条 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第六条 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 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 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
第七条 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一方请求撤销合同的，应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五条关于一年除斥期间的规定。
对方当事人对撤销合同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合同被撤销，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被撤销之日起计算。
第八条 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
第九条 管理人因无因管理行为产生的给付必要管理费用、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无因管理行为结束并且管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人之日起计算。
本人因不当无因管理行为产生的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管理人及损害事实之日起计算。
第十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
（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
（三）当事人一方为金融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从对方当事人账户中扣收欠款本息的；
（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对方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签收人可以是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者被授权主体；对方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签收人可以是自然人本人、同住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或者被授权主体。
第十一条 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情形除外。
第十二条 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
第十三条 下列事项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一）申请仲裁；
（二）申请支付令；
（三）申请破产、申报破产债权；
（四）为主张权利而申请宣告义务人失踪或死亡；
（五）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诉前临时禁令等诉前措施；
（六）申请强制执行；
（七）申请追加当事人或者被通知参加诉讼；
（八）在诉讼中主张抵销；
（九）其他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项。
第十四条 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
第十五条 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
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
第十六条 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
第十七条 对于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权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第十八条 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应当认定对债权人的债权和债务人的债权均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第十九条 债权转让的，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从债权转让通知到达债务人之日起中断。
债务承担情形下，构成原债务人对债务承认的，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从债务承担意思表示到达债权人之日起中断。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的“其他障碍”，诉讼时效中止：
（一）权利被侵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代理权、丧失行为能力；
（二）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
（三）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无法主张权利；
（四）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主张权利的客观情形。
第二十一条 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保证人享有主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
保证人未主张前述诉讼时效抗辩权，承担保证责任后向主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主债务人同意给付的情形除外。
第二十二条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施行后，案件尚在一审或者二审阶段的，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时，不适用本规定。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施行前本院作出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相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
2007年底，郝父、郝母以郝某不尽赡养义务为由，将郝某诉至法院（下称“赠与返还案”），要求郝某归还受赠房屋，
【案情分析】
旧婚姻法（1980年）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法发〖1993〗32号）第2条规定，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包括：……（2）一方或双方继承、受赠的财产……”。新婚姻法（2001年）第十七条、十八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除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之外，归夫妻共同所有。
本案中郝父、郝母对郝某的赠与事实发生于1999年9月2日，而修正后的新婚姻法实施于2001年4月28日，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郝某受赠的法律后果应适用旧婚姻法，即郝某受赠的房屋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非其个人财产，即使对赠与进行公证也改变不了受赠房屋归夫妻共有的权属性质。
《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因此，“赠与返还案”中的民事调解书尽管遵循了当事人自愿原则，但却违背了合法原则，法院做出的无疑是一份“确有错误”的调解书。
退一步讲，即使将20.93平方米的房屋视为郝某的个人财产，但在后来的拆迁安置中，郝某支付了近万元的投资代建费，投资代建费无疑应被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故在80.66平方米的回迁房屋中，投资代建费对应的部分仍属于夫妻共有部分。
【救济方式】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该条规定排除了案外利害关系人对法院调解书提起再审的权利。《民事诉讼法》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其他规定都是针对生效判决和裁定的，并未囊括调解书。但早在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曾做出《关于民事调解书确有错误当事人没有申请再审的案件人民法院可否再审的批复》（〖1993〗民他字第1号）规定：“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人民法院如果发现确有错误，而又必须再审的，当事人没有申请再审，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精神，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
关于检察机关的再审抗诉权，《民事诉讼法》有明确规定，但抗诉的对象仅限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不包括民事调解书。
相对于判决、裁定而言，法院在民事调解过程中，更大程度地凸显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法院一旦审查不严，当事人就会恶意串通，一方当事人表明上做出了让步，但真正倒霉的却是毫不知情的案外人。从前引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民事诉讼中再审程序的启动权仅限于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和当事人而没有赋予案外利害关系人，这就为当事人之间恶意和解、调解进而达到损害案外人利益甚至法官枉法裁判提供了可能，当案外利害关系人在其合法利益因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确有错误”而遭到侵犯时，无权启动再审程序，更不能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以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为由，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调解协议无效。
案外利害关系人无法定的救济权利，只能采取“旁敲侧击”的方式向有关国家机关反映，包括向各级人民法院、人大反映，期望引起人民法院的重视，推动由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院长或上级人民法院“主动”发现民事调解书“确有错误”进而决定再审或指令再审。就目前的司法现状，当事人启动再审程序可谓是“比登天还难”，何况无再审提起权的案外人乎！
【结语】从立法目的看，设置审判监督程度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当事人的权利受到错误生效裁判的侵害时，给予其一个救济的机会。再审程序的启动，是维护当事人民事权益的合法救济途径，但在现行《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再审启动权分配中，案外利害关系人没有程序启动权，而现有的诉讼第三人制度、执行异议制度达不到有效保护案外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效果。笔者认为，赋予案外利害关系人对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申请再审的权利很有必要。
（一）不明真相买“凶宅”，买房人构成欺诈，购房合同可撤销
（二）商品房采光不足遭索赔，开发商不配合举证败诉
（三）买房人拒签前期物业合同引发纠纷，开发商诉请解除房屋买卖合同被驳
（四）小区地下自行车库买卖起纠纷，法院认定房产商出售车库需有产权证明
（五）违背承诺赚取差价，房产经纪公司被判双倍返还
（六）涉嫌利用内幕信息买房图谋高额拆迁补偿，法院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显失公平予以撤销
（七）买房人未及时过户，卖房人将房屋抵押，法院认定房屋买卖协议有效并驳回原告过户申请
（八）开发商承诺出售楼顶无证夹层后不履行，法院判决承诺无效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
（九）卖房后未将户口迁出，卖房人被判违约赔偿
（十）买卖无产权证二手房无效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一）不明真相买“凶宅”，买房人构成欺诈，购房合同可撤销
因居住需要，李某看中了一套位于成都市内的二手房。2007年9月，李某经成都一家中介公司向房主刘某夫妇交付了购房定金5000元，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刘某夫妇将上述二手房以31.8万元的价格卖给原告。10月12日，李某支付了全部房款。第二天，李某聘请装修公司进屋装修时，邻居一位大妈悄悄告诉他，2004年间，就在这套房子里，刘某夫妇20岁的儿子将一名到他家做客的10岁小女孩杀了，还残忍地将小女孩的尸体肢解成多块后藏在屋顶上的水箱边,好几天后尸体才被邻居发现。之后，这一消息被辖区派出所所证实。为此，李某多次找刘某夫妇商量退房事宜，均遭拒绝，无奈之下只能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其与刘某夫妇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并要求退还购房款。庭审中，李某称刘某夫妇故意隐瞒房屋真实情况，诱使自己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李某说，整个房屋买卖过程中，刘某夫妇从来没有提及房屋曾发生过如此恶劣凶杀案的事实，属于刻意隐瞒事实，构成了对自己的欺诈。现在，该房屋的价格因凶杀案实际上已经极大降低，因此，刘某夫妇的欺诈行为已严重损害了他的财产权益 和精神利益。刘某夫妇则表示不能理解李某的感受，辩称自己卖的是房子，不是房子的历史。刘某夫妇认为，谁家都有生老病死、旦夕祸福之事，如果就因为房内曾经死过人就要求退房，那我国的老房子就都不能住人了。买卖过程中，他们没有义务主动告诉买方这些情况，因此当事双方的买卖完全合理合法。刘某夫妇还称，尽管儿子做了错事，但法律已对儿子予以了应有的惩罚，而且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了，李某也已经付钱收房，因此，李某在房屋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的情况下，旧事重提揭人伤疤，并以此为借口要求退房，实属极不合乎情理。刘某夫妇最后认为，依照规定，他们作为房屋卖方已将手续齐全、产权明晰、不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交给了李某，履行了相关义务，故请求法院驳回李某的诉请。主审法官舒旭东说，当前房屋价值，实际上是由建筑成本、交通、地理位置、居住环境、人文环境等多种综合因素构成。根据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观念和风俗习惯，对住宅内发生的凶杀碎尸事件感到恐惧和忌讳，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根据价值规律及现实生活实际，发生过凶杀碎尸事件的住宅，虽然在实物形态上没有受损，但是依据人们现实生活的观念，房屋会因购买者的忌讳而大大贬值。因此，房内曾发生凶杀碎尸这一事件，已经构成了合同标的物的重大瑕疵。根据《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之规定，被告刘某夫妇在出售其房屋时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向原告李某告知房内曾发生过凶杀碎尸事件的事实。本案中，由于被告刘某夫妇未履行告知义务，其行为就构成欺诈，因此，原告要求撤销购房合同、退还购房款的请求符合法律有关规定，法院应予以支持。同时，由于原告订立合同时没有全面了解房屋状况，对纠纷的酿成亦有一定责任，故其应承担部分诉讼费用。最后，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被告刘某夫妇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为已构成欺诈，判决撤销李某与刘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李某向刘某夫妇退房，刘某夫妇向李某退款。（2008.6.19）
（二）商品房采光不足遭索赔，开发商不配合举证败诉
2005年，张女士等三位业主与华清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 该公司销售的林大北路清枫华景园2号楼商品房一套。入住后发现该房屋整个冬季日照时间很短，在冬至日前后根本没有阳光。后张女士等人向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投 诉，该委答复其已在规划许可证的注意事项中明确指出在销售2号楼时，须向房屋买受人说明建筑间距及日照影响情况。因此，张女士等人以华清公司在销售该楼房屋时没有以任何形式告知其建筑间距及日照情况为由，认为华清公司构成恶意隐瞒、欺诈，致使其所购房屋采光严重不足，房屋价值相对贬值，分别要求华清公司赔 偿包括采光损失在内的各项损失16万余元。
华清公司则认为，他们所开发的清枫华景园项目完全符合各项国家建设要求，在销售时并未隐瞒建筑间距及日照情况，且张女士等人在购买房屋时，该楼房结构已经完成，其完全可以看到实际房产状况，故其不同意赔偿，但表示可以接受退房要求。
庭审中，张女士等人就其房屋的日照情况及资产价值提出评估鉴定申请，但因华清公司未向鉴定机构提供相关建设施工图纸而致鉴定未能顺利实施。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女士等人与华清公司签订购房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华清公司不仅负有向张女士等人交 付房屋之义务，还负有对所交付房屋的瑕疵担保及其他附随义务。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华清公司未能按照规划部门的特别提示，将建筑现实存在的建筑间距及日照 方面的影响情况告知张女士，系未能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在此前提下，华清公司就张女士等人主张的其所购房屋采光不符合国家及北京市有关标准的争议事实负有举 证责任。现双方当事人在现有可行的鉴定条件下，因华清公司不予配合导致鉴定无法完成。虽最终未证明争议之事实，但亦不能以此免除华清公司的举证责任。据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推定张女士等人主张的采光权益受到损害事实成立，华清公司应对该损害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遂判决华清公司分别赔偿三位业主房屋采光权益损失13万元。
（三）买房人拒签前期物业合同引发纠纷，开发商诉请解除房屋买卖合同被驳
【案情】
法院另查明，佛山市禅城区建设局商品房合同备案办事指南第三项规定：办理商品房合同备案应提交的文件资料包括前期物业管理合同。
庭审中，被告辩称其至今未签前期物业管理协议的原因，是因协议存在许多不合理收费及重复收费的地方，因此被告要求与原告协商协议内容，但原告称该协议 内容不能作任何修改。被告认为，在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所有书面材料中均没有不签前期物业管理协议就可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的情况下，被告要求解除商品 房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
【关键词】物业管理和房屋买卖不能混为一谈
【法官说法】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是否可因被告拒绝与其签订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而要求法院解除其与被告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原、被告双方并没有约定拒不签订前期物业管理协议可以作为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条件，故原告请求解除其与被告间的买卖合同，必须具备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
首先，双方对合同的履行均不存在不可抗力因素。其次，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买受人的主要合同义务亦即主要债务，是向出卖人交纳购房款，而被告已经依约定履行了上述主要债务。第三，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认购书中约定，原告已向被告明示合同示范文本及前期物业管理协议等文件，被告确认阅读并理解上述文件，没有异议，承诺按示范文本及认购书约定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因此，被告以前期物业管理协议中存在不合理事项为由拒签协议，但事后又未能举证证明如何不合理或违法的情况下，法院认定被告对双方未能签订前期物业管理协议的结果，存在缔约过失责任。
但是，尽管被告存在上述缔约过失责任，但前期物业管理协议属于物业服务法律关系，而商品房买卖合同属于买卖法律关系，两者属于性质截然不同的独立的法律关系，不能混为一谈。商品房买卖合同只是要求买卖双方就商品房的出售、价格、交付等达成一致，符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这些条件一旦成就，商品房买卖合同就是有效合同，买方、卖方都无权任意撤销。
（四）小区地下自行车库买卖起纠纷，法院认定房产商出售车库需有产权证明
2005年2月，原告龚先生一家购买了康达公寓住房一套。次年，龚先生又向房产商购买了该小区地下自行车库一间、地面停车位一个。在收到了房产商开具的钱款收据后，龚先生一家领到了车库钥匙。
去年9月，龚先生一家以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为由，将房产商上海兴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吉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兴吉公司退还无权出售的地下自行车库和地面停车位钱款。
原审法院判决兴吉公司退还龚先生地面停车位转让款。对龚先生要求退还地下自行车库款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龚先生不服，提起上诉，要求二审支持其全部退款诉请。兴吉公司也提出上诉，认为双方通过约定方式买卖汽车车位的行为，符合我国物权法等相关规定。
【法官说法】未领权属证书，出售行为无效
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一是，被告兴吉公司是否有权出售地下自行车库和地面停车位？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按规划配建的非机动车车库归全体业主所有。该案系争的地下自行车车库，系兴吉公司利用地下空间投资建造的，且已形成可独立使用构筑物，不属于小区共用的公共设施，其所有权理应归兴吉公司所有，故兴吉公司当然有权出售系争自行车车库。原告认为，系争车库归全体业主所有，并进而要求兴吉公司退还自行车车库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对于原告要求兴吉公司退还地面汽车停车位费用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现兴吉公司将车位出售，与法有悖，兴吉公司应当退还收取的款项。
二审法官认为，地面停车位、地下自行车库（兴吉公司二审所称储藏室）是房地产，其转让出售应遵循相关的法律，亦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且我国法律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本案系争的地下自行车库及地上停车位，兴吉公司并没有依法登记取得权属证书，双方在《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中没有相应的约定，亦没有相应的其他书面合同，兴吉公司至今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有权处分地下自行车库及地上停车位，城市房地产管 理法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现兴吉公司将地下自行车库及地上停车位出售，既缺乏依据，亦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兴吉公司出售的地 下自行车库和地上停车位既没有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又未签订书面合同，该出售行为无效，兴吉公司应当将收取的款项退还。（2008.5.28）
（五）违背承诺赚取差价，房产经纪公司被判双倍返还
２００７年６月，李先生与中大恒基签订了《北京市房屋出售委托合同》，约定由中大恒基公司独家代理李先生所有的位于丰台区角门西里的一处房屋出售事宜。合同约定的出售价格为８２万元。两个月后，李先生委托时任中大恒基虎坊桥店经理的张某代办该房屋的买卖交易手续、到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办理房屋产权转移、过户的一切有关事宜，并将该授权到公证处公证。
此后，经理张某代李先生与周先生及中大恒基签订了《房屋居间买卖合同》，约定房屋出售的价格为８８万元，中介费为售房价格的３％。周先生又与银行签订贷款合同，贷款５０万元。现周先生已经交齐全部房款８８万元，并于２００７年９月取得房产证书。
周先生购买房屋后，联系上了出卖人李先生，得知中大恒基吃了６万元的差价，并因此导致周先生多支付中介费用１８００元，贷款利息１９２０元，契税９００元，土地出让金１８００元。
周先生认为，中大恒基公司作为专业的房产经纪公司，在提供居间服务过程中吃差价，明显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违反诚实信用。为此，周先生诉至法院，要求中大恒基双倍返还购房差价及其他损失１２万余元。
另据了解，２００６年，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发出了《关于房地产中介机构“不赚差价”的倡议书》，当时，中大恒基等多家知名房地产经纪公司纷纷表示 坚决拥护，愿意接受社会监督。此倡议包括：对业主委托出售的存量房房源权属情况能否入市交易要严格查证核实，保证房源的真实合法性，不做虚假广告和推介。对业主委托出售的存量房房源价格要按市场价格予以真实评估，不蓄意提价或压价，不赚取差价等。
法院审理认为，中大恒基公司存在赚取房屋差价款行为，依其承诺应双倍返还周先生房屋差价款，由此给周先生造成的相关费用损失也应承担给付责任。丰台区法院日前一审判决支持了周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2008.5.7）
（六）涉嫌利用内幕信息买房图谋高额拆迁补偿，法院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显失公平予以撤销
原、被告双方于
另查明，佛山市国土资源局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的特殊身份使得其有知悉上述拆迁文件的便利条件，具备在与原告签订合同前掌握涉案房屋交易的内幕信息，致使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该合同应依法予以撤销。据此，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撤销原告李某与被告招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
所谓“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根据司法解释，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
本案中，佛山市国土资源局在2007年8月8日发出文件，确定涉案房屋已经被政府部门列入拆迁范围，所属土地使用权也被收归国有，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是作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可以就拆迁获得相应的补偿。涉案房屋地处佛山市旧城区，单纯就房屋价值而言，显然与拆迁补偿不能等值，在现阶段房价居高不下的房地产市场，选择拆迁补偿符合一般民众的心理预期。其次，从上述文件表述分析“申请储备土地报告收悉”，这说明该文件的出台是经过了严格的行政审批程序，因此可以明确推定诉争房屋所在区域是否列入拆迁事先是必须经过充分的调查、分析、评估、论证的。换句话说，在提出拆迁申请之前，国土部门就应对包括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