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中豪律师事务所 胡小敏律师）
非全日制用工与全日制用工相比较，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用人单位的用工义务相对较少，特别是在社保义务方面，只需为劳动者办理工伤保险即可。从节约用工成本的角度，要优于目前流行的劳务派遣模式。但任何制度都是利弊并存的，灵活性所对应的就是不稳定性。故非全日制用工仅适用于企业内部可替代性强的非核心岗位。
本文归纳介绍非全日制工的特点及企业使用时需注意的事项，目的在于帮助企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恰当的用工方式。同时也帮助非全日制劳动者了解自身合法权益。
一、企业应与非全日制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降低用工风险，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纠纷。
非全日制用工可以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允许非全日制劳动合同采用口头协议的方式订立。但为防止出现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用工纠纷，如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纠纷、未购买社保的纠纷等等，企业最好采用书面形式，订立非全日制劳动合同，明确用工性质及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非全日制劳动合同的内容由双方协商确定，应当包括工作时间和期限、工作内容、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五项必备条款，但不得约定试用期。
二、企业在安排非全日制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计酬方式上，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否则可能会被认为企业和劳动者形成了全日制用工的劳动关系。
（1）非全日制用工需以小时计酬且不得超过法定工时。非全日制员工在同一单位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24小时，若超过此标准，企业就必须采用全日制用工方式而不能采用非全日制用工方式。
（2）非全日制用工小时计酬标准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
（3）非全日制用工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
三、岗位安排应和商业秘密保护相结合，如果企业认为必要，可以和劳动者签订保密协议。
非全日制员工可依法订立多重劳动关系。非全日制员工若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企业不能据此辞退员工，但作为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不能影响先订立劳动合同的履行。另外，如非全日制员工与其他同行业（含类似及竞争性）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企业应注意保密问题。如有必要，可以在劳动合同中作出限制性约定或强调保密协议。
四、建立劳动者人才库，避免非全日制劳动者随时辞职给企业带来不便和影响。
《劳动合同法》第71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终止用工，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这加大了非全日制用工的随意性。但企业可以与非全日制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终止劳动合同需提前通知的时间及违约金等。此类约定虽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员工随时终止合同，但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减少几率。
五、必须为非全日制劳动者办理工伤保险。
基于法律的规定且企业用工过程中的工伤风险存在，故企业应当为非全日制员工办理工伤保险，依法规范用工，降低企业因万一出现的较大工伤事故带来的巨额经济损失。
六、依法办理备案。
企业招用劳动者从事非全日制工作，应在录用后到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办理录用备案手续，接受主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参考法律规定：《劳动合同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
近日，一辆从广西开往四川的长途大巴空调发生故障停了暖风，回乡的四川农民工陈国芳和张大有受寒感冒咳嗽。全车乘客和司机怀疑两人患有甲流，通过“民意表决”强行将他们赶下车。两人被迫深夜在高速路上摸黑赶路，直到凌晨4点多被路政执法人员发现，才走出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伤心境地。
此事一经报道，立即引发了各界的热论，甚至有网友就“假如当时你在车上，会选择投票让他们下车还是继续同行”类似的问题做民意调查。
作为律师，我们认为，此事件涉及两个法律问题，一是公民的合法权益能否被他人以“民主”的名义予以剥夺和侵犯，二是客运公司应该如何保护乘客享受乘车服务的权利，也即如何正确地履行与乘客之间的运输合同。
公民的合法权益能否被他人以“民主”的名义予以剥夺和侵犯？
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
“民意表决”的全体乘客，他们与被驱赶下车的两名乘客一样，都是通过购票乘车的方式与客运公司订立了旅客运输合同的合同当事人，都有依法和依照合同约定享受乘车服务，被安全、及时运送到约定目的地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非因法定程序和方式，不能予以侵犯和剥夺。乘客以所谓的民主表决的方式，在寒冷冬夜将两名农民工乘客驱赶下车，表面上是以“民主”的名义，但实质却是以非法的方式对两名农民工乘客的合法权利的侵犯与剥夺。
民主和权利分别属于两个范畴——民主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为“多数人的统治”；权利则是一个以个人为出发点的法律概念，它只受法律保护，而与“多数”或“少数”无关，如果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哪怕是少数人甚至个别人的权利，也不能根据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
本事件中，“民意表决”的全体乘客，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
就客运公司的工作人员（车上司机、乘务人员等）而言，他们是代表客运公司履行与乘客订立的旅客运输合同。两名农民工乘客购票乘车，就与客运公司订立了旅客运输合同，享受乘车服务，要求客运公司安全、即使地把自己运送到约定的目的地，是他们应有的合同权利。而提供乘车服务、安全及时地把乘客运送到约定的目的地，则是客运公司应负的合同义务，客运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没有任何法定或者合同约定可以解除合同情形的情况下，以多数乘客民主表决为由，将两名农民工乘客驱赶下车，丢弃在寒冷冬夜里的偏僻服务区，是对客运合同的不履行，也是对两名农民工乘客合同权利的侵犯，是一种违约行为，依法应当承担违反合同义务的违约责任，如果给两名农民工乘客造成了其他损害，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两名被弃农民工的法律救济途径
两名农民工可以起诉客运公司，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以及赔偿相关损失，也可以起诉“民意表决”的全体乘客，要求其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关于法律以及法律之外的反思
这个事件首先告诉我们：“民主”不能被滥用。公民要学会尊重和维护他人的合法权益，非法剥夺他人合法权益，即使形式是“民主”的，其性质也是非法的，也得承担侵权法律责任。
其次，合同当事人尤其是客运公司应该教育引导员工树立强烈的合同意识，全面正确履行合同义务。合同一经生效，就不能随意违法和解除，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及损害赔偿责任。
最后，虽然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谴责因恐惧甲流而以民主表决的方式驱赶两名农民工乘客的其他乘客，但这个事件反映出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还任重而道远，法制宣传教育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的政府相关部门，特别是在甲流形势将越来越严峻的春运即将到来之际，如何规范管理完善服务，如何做好甲流防控防工作的同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合法权益，迫在眉睫。
（四川中豪律师事务所 屈景泉、胡小敏律师）
那天，匆匆赶去那个很远的看守所。
这是一个新的案子，也是执业几年来办理的无论从涉案标的，还是案情复杂程度，以及社会影响甚至可能会遇到的阻力来看，都是最大的案子。联系人在路上说着一些复杂的来龙去脉，一些来路和目的不明的人物。
后来，在看守所里，听那个的我们的当事人滔滔不绝的陈述，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往事，那些风云突变，那些恶毒的暗箭，那些阴险迷离的人物，那些他被困一年以来日日夜夜的思索、忧虑和恐惧。如果不是一次一次残忍的打断，恐怕说到天亮他也不会停下。
最后，他说，这天是他的生日，他能见到律师非常高兴。这个自己认为多少是个精英的男人，曾经那么有钱和地位，修了那么多条数得出名字的公路和高楼，养着娇妻宠儿和一个家族的亲戚。但如今，身陷绝境，那些人却一哄而散，有过高学历移民国外的儿女哪里去了？宠幸了大半辈子的妻子哪里去了？那些都因自己脱了贫的亲戚哪里去了？那些天价聘请的助手又哪里去了？
离六十岁不远的这个生日，唯一能见面、能说话、能指挥，能指望的，竟然只有几个律师。而律师们辛勤奔波，为的，除了作为一名律师天生追求的公平正义，以及作为一个正常人在面对冤屈时应该有的同情心，还有那张不知能否兑现的空头支票。
他还寄希望于所有的人，他还在祈祷他的“部队”能够正常运转，他还在计算他的那些土地，还在盘算那些债务，他还在许着一个又一个的承诺，他还相信，人间正道是沧桑，自己很快就自由了。
离开看守所的时候，天色已经漆黑。我心中异常沉重地想：他真能很快自由吗?他真能还清上亿的债务吗？他还能与妻儿象以前一样享受天伦之乐吗？
因为我真的不能想象，如果那些暗算者的阴谋得逞，他如何能够面对他的风烛残年，那些间接的受伤者又如何能够在岁月中愈合伤痕。
真希望，所有的努力，都能换回一个公平合理的答案。
夏火流萤的七月，回泸州。匆匆坐上最后一班车。汽车穿行在人群熙攘的小巷，可以感觉到夕阳下的成都热浪涌动。本来应该下班回家的时间，现在却坐在开往泸州的车上。车内放着流行歌，时而甜甜腻腻，时而声嘶力竭。突然歌声停住了，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各位旅客好的字幕，售票员开始热情又礼貌地解说。我又坐到那班车了。就那么一瞬间，我恍惚找到了久违的感觉，回泸州，到成都，曾经一遍一遍坐这最晚的一班车，一遍一遍穿行在相聚离别，喜悦惆怅之间。
可是这次，却完全不一样。不是儿女情长的相聚和离别，没有回老家的放松自在，心里只有沉重。
舅舅和他的同事们，在泸州一家比较知名的公司上班快十年了。突然公司改变了经营结构，他们的工作没有变化，依然受到公司的约束和管理，但是，他们与公司没有了劳动关系，也不再从公司领工资。他们的身份陷入了一种十分尴尬和不安全的局面，但是他们不在乎。公司多年来根本没有为他们缴纳社保，现在公司给他们每人补偿五千元，他们也不在乎。
但是，同时进公司，同一岗位上的同事，有几个不服的，到劳动局闹了闹，于是公司就按照法律规定的最低标准补偿了，比五千多了一两倍。而且，那几个多领了补偿金、与公司签订了保密协议的昔日哥们，非常喜悦地告诉说，多领了几千块。于是，他们受不了了。
同样的，为什么要区别对待？多领就多领了，为什么又要说？多年来，为了工作，丢下妻儿背井离乡常年奔波在外省的他们，一下子失去了公司这个家，也失去了患难与共的哥们。
当然，有一个因素是，那带头闹的人，其家人是劳动局的一个领导。
于是，他们请假从四面八方回到泸州，试图讨个公道。但是，找到昔日忠心耿耿守护的家公司，却说不出话来。管事的那个老总，死活要请他们吃顿饭，吃饭时，大倒苦水，还称兄道弟。他们就更说不出话来。找到熟悉的律师，律师说手上正有一个公司的案子所以不方便接。
于是，他们希望我回去，找公司谈谈。不是想打官司，只是希望公司给一个公平的待遇。
问题的关键是，他们已经签了补偿协议，已经领了五千元钱。公司不个能愿意再多出一分钱。
我知道公司不可能妥协。但是，他们希望试一试，哪怕代他们把话说出来都好啊。
夏天的夜幕降落还早。车窗外是墨绿的田野，扬花的稻子、沉甸甸的玉米，间或看见挂着累累果实的桃树，荷叶田田、莲花朵朵的荷池……夏天的美景展现在我眼前，心却喜悦不起来，因为我真的无法预料此行的结果。
公司法律顾问精心起草的那份协议，他们毫无顾忌地签了。无知无觉地跳进了陷阱，这是最大的法律障碍。既然公司事先已经设置难以逾越的法律障碍，那么会轻易妥协吗？肯定不会。
在颠簸中，很想睡睡，闭上眼睛却始终睡不着。后来车上放《神话》，还好，不是那些我最讨厌的片子。于是一边看着，一边盼望这次回泸州能够有奇迹出现。
车在泸州的某条街道停了下来。由于是过路车，只得悄悄停在路边。在下车的那一刻，看见夜色中我完全陌生的小巷，我真怀疑不是在泸州。因为曾经泸州的大街小巷我太熟悉了。
走了几步，确证这是一条新修的街。我离开泸州的时候，它还是河边的一片荒地。然后看见了灯光流溢的沱二桥。还看见了我熟悉的公交车。我真想上去，说不定那驾驶员还认识我。但我没有，上了一辆的士，匆匆赶到姨妈家。
夜空星光点点，远处的长江桥和小城的灯火尽收眼底，迎面吹来阵阵凉风，感觉泸州的空气特别干净清爽，还带着我熟悉的夏草的芬芳。夜很安静，姨妈家所在的小区停电。
我突然记不清了姨妈家是在二楼还是三楼。但我听见了表妹的声音。
在微弱的烛光里，姨爹姨妈表妹仿佛都没有变，但又仿佛都变了。说着一个个话题，电来了，姨妈恍然催促我打报平安的电话。然后又停电了。吃过西瓜，表妹捧来冰冻的荔枝，告诉我特别好吃。电终于来了，我已经困倦不堪，表妹却兴致勃勃，学校里的事，QQ，论坛里的帖子，超女的战况……
迷迷糊糊中，我进入了梦乡。居然是安稳无梦的一夜。
天亮了，我去了舅妈开的服装店，见到了久别的舅舅舅妈。舅舅微微发福的样子，突然让我心里酸酸的。
我想起了很多年以前的情形，那时，我十岁，舅舅二十岁。暑假，舅舅从重庆的学校回来，到我家，正是收玉米的季节，爸妈从山坡上一担一担往家里运玉米棒子。我和舅舅在家里脱粒。当时老年人用手，我们用有鞋钉的胶鞋，算是比较先进了。可能是力气小的原因，舅舅比我快得多，一会儿他就掰了一大堆，我面前却只有一小堆。我很沮丧。舅舅就安慰我说，看，我比你大十岁，年龄长你一倍所以我就该比你快一倍才算正常。
从小，我的成绩好，但是舅舅不很好，高三读了三个，每次高考都差几分，结果考了个中专。我没有上高中，也上了中专，所以，比我大十岁的舅舅只比我早毕业三四年。但是舅舅的运气一直很好。我毕业的时候，几乎找不到工作，而舅舅的收入，是我的好几倍——就是在那个公司。
舅舅一直对我们小辈几个很好，记得第一付眼镜是他给我买的，初中时的最后一套辅导资料也是他给买的——当时他刚刚工作，收入应该很少的。后来，他去了外省，每次回来，带我和表妹几个去吃火锅的也是他。再后来，他娶了舅妈，我考上律师，最贵的一件衣服也是他们给买的。
小时候舅舅在我们心中，总是一种力量和依靠的感觉。但是现在，他和同事送我去公司找老总，他们自己在公司对门的小店焦急等我出来的神情，他们围着我听我讲述分析情况的样子都让我心里酸楚。
公司毫不让步。且无所谓仲裁或诉讼的负面影响。因为好像在去年重组后，经营状况并不是很好。
提起劳动仲裁又胜诉希望渺茫。而且关键问题是，他们都分散在外省工作，仲裁成本很高，风险很大。
找到以前的同事、泸州很有份量的劳动律师，推敲以后，也是不太宜于提起仲裁。
晚上，舅舅的同事们聚在一起，讨论着案子，回忆着多年来背井离乡的酸涩不易委屈。我才第一次那么真切地发现，以前舅舅带回家，给我们的都是那么美好的一面，而苦涩，他都自己品尝着。
所以，他们才不在乎每个人花点钱，去打这场官司——就当我们打牌输了。
但是，我在乎。如果没有胜的希望，为什么我们要去浪费，血汗钱、还有心血和感情。
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大家继续想办法。
第二天，大家都要回去上班了，我也要赶回成都。舅舅的飞机是晚上的。我却想一早赶回，办几件紧急的事情。舅舅却在电话中说，他们已经出发来泸州了，舅妈给我带了几件衣服，还带小表妹来玩。
定好11点的车，10点在舅妈的店子见到了小表妹。她是全家最小的妹妹，自然是最贵重的宝贝，刚刚两岁，却乖巧得要命。她的名字是我取的。其实当时舅舅只是讲了条件，叫我们大家想想，已经有几个备选。我太忙，只是想了想随口说了觉得那几个备选太俗气，不如用某某好。结果后来他们就真的用了。
我试着衣服，小表妹在店子里欢欢蹦蹦，一会儿叫姐姐，一会儿叫阿姨。没有办法，我这个年龄，在她两岁的眼睛中，本来就是阿姨的模样。不过，我们还有更大的姐姐，她的女儿比小表妹大几岁呢。
车来了，我把衣服的钱塞给舅妈，匆匆道别，飞快地跑到街口。上车的那一刻，回头看见追出来的舅舅站在店门口挥手。
舅妈的店子刚开不久，生意还不是很好。头天就没有开张，我很想为她开个张。舅舅又要远行。她一个人撑着店子，还要照顾孩子。还住在郊外每天来来去去，非常辛苦。
就那么一会儿，上了回成都的汽车。我甚至没有来得及买瓶水，没来得回去看看父母外婆，没来得及见见泸州几个好朋友，舅舅的事情盘旋在脑海，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可行的办法，一个转机。
在汽车快要驶出泸州的时候，我看见高速公路两旁几个人担着荔枝。然后，汽车在站前停了下来，司机和售票员下车，帮着将一辆小车上的荔枝一箱箱搬到货物箱里，那包装盒上赫然写着“合江荔枝”四个字。原来，这是7月，正是合江荔枝成熟的季节。回忆起表妹的叙述，好像今年合江荔枝又丰收了。又有几位乘客上来，他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荔枝，很显然，是合江荔枝，是曾经在泸州我们很喜欢的。这两天我已经在姨妈家稀里糊涂吃了很多，但是没有发现是荔枝。
那一刻，我真想下车去，买一点荔枝带走。但是，汽车已经启动。
与荔枝擦肩而过，泸州美好的一切，都成了隔夜的凉茶。我没有带回一点点。
心中，是舅舅的案子四处冲撞力图寻找的出口，是成都等待我的一切。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现的。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没有人知道他来自何方，将去何处。
注意到他是几个月以前的事。因为每天看见。而且有时一天要看见很多遍。
上访的人三三两两，或者几十成群，守候、喧嚣、哭泣、高唱、静坐、甚而搭锅煮饭，然后沉寂，更换交替，来来往往……他们或者愤怒或者哀怨的目光表情哭声向水一样从眼前淌过，即使迂回蔓延了一阵的，最终也如流水逝去，了无痕迹。
他却是一个例外。
他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背着一个不大的背包，整日守候在某机关后门的围墙外。他是一个老人，六十岁的样子（或许没这么老或许更老）。
常常谈论起他。在从他身边经过之后的一小段时间里。心很沉重很痛的谈论。
他不像一个上访者。他不哭不闹不喊，只是站在那个大门外，或者面对围墙。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走进那个信访接待室的门。（或许，他走进过，我们没有看见）。只有在与他擦肩而过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他口中念念有词。但是，没有人听得见他在说些什么。他只是在自言自语。
时间长了，疑问也多了起来。他究竟为什么守在那里？他遇到了天灾人祸还是冤屈迫害还是别的什么？他吃什么？他的家远不远，或者他有没有家人？他守在那里究竟有什么用呢？
一天，深夜路过，猛然看见他躺在一个商店门口的地上。那里淋不着雨，但风却恣意游走。而且，更为惊奇的是，他用一把雨伞遮着头部，用某种物质铺在身下，俨然一个温暖的小窝。不像真正流浪的人，更不象丐帮的子弟。
早一点的夜，见他坐在路边。不忘在地上垫一张捡来的报纸。
又一天，在菜市场买菜，看见他正在买一元五个的馒头。于是我们知道他的食物。
某日阳光灿烂，看见他正将一块湿毛巾挂在围墙的一隔钉子上。用阳光消毒。
某日天气晴好，见他坐在路边，用一面小镜子认认真真照自己的脸。镜中的容颜干净么？老了么？或者他认得么？
降温了，见他穿上了毛衣。
有时，他久久地盯着一棵树的树皮，或者一半张废报纸。
……
一两百米的小巷，他就那么来来回回踱着、蹲着、坐着、躺着，衣食住行样样不缺，俨然正常地生活着。可是，他为什么不回家呢？难道家不比这风餐露宿更让人眷恋吗？
人们从他身边走过，怀着各种各样的猜测，或者根本不会注意到他。但是没有人问候他一声，没有人敢对他说一句话。那个戒备森严的机关大楼走出的人，更目不斜视地走过，即使他正站在门口。
不知道他身上究竟带着怎样的故事，甚至并不想知道。却只希望他放弃守候，回家去。
因为天更冷了。那个小小的背包装不下冬天。
我生平第一次见证的尸检全过程。
2006年12月23日黄昏。
泸州市某殡仪馆。
死者是我的亲戚，远房侄儿，一个不满十五岁的男孩，正上初三。
那天下午，赶到那个宾馆，乱糟糟的人挤了一屋，气氛哀痛沉重。他们叫我的名字，让座倒水……我却十分无措，该说的话，想问的问题，都无从开口，因为我差不多都不认识他们（十多年没有见过面的亲戚）——后来弄清了孩子的父母，亲戚，还有乡镇村社的干部。交流了一点情况，进来了校长——竟然是我的初中化学老师。他的表情很黯然，也很有点诚惶诚恐。面对他，我自然站了起来，寒暄交流中有几分尴尬。
终于做通刚刚从广州赶回来的孩子父母的工作，同意尸检。法医就到了。警方要求死者亲戚去两个人看尸检，除去孩子近亲属的亲戚——因为他们不可能承受得了。于是，大家推举村支书去。然后，孩子的父母和爷爷一致用祈求的眼光看着我，“你去看看要得不？”
那眼光口气，沉重让我无法拒绝——原来他们认为只有学过医，是律师的我去才会放心。虽然我的本意是在有限的时间里，留在宾馆和他们讨论事情的具体处理和赔偿的问题更重要一些。
前往殡仪馆的车上，同行有一个秀丽的女孩，很年轻的医学院老师。她突然说，听说本命年的人不能去那种地方，有点怕，但是没有见过，还是想去。我也有点怕，主要是难受，我不想去，我没有任何好奇心，但是我得去。
大家在车上说信则灵，不信则不灵，活跃了一点气氛。
跟随法医和刑警，很快就到了。我还没有回过神，就站在停放着男孩尸体的简易手术台前。同行的亲属一共四人。法医说，亲属只留下两人就行了。有的人看不得，会当场晕倒的。我正想退出，男孩的舅公说你看得吧，你留下，我们出去。
男孩躺在冰冷的台子上。两名法医和他们的两名助手，两名刑警，我以及村支书围着他。法医一边打开工具箱，一边点燃了烟。
我站在距他
法医们燃着烟，做着准备工作，相机，刀片，针线，比例尺，手套，记录册……我注意到，法医用的刀片很小，而那缝合线，就是我们平时补衣服的黑色线团。一边在说，法医是做科学工作，是为死人服务的，是为死人查找真凶伸张正义的，所以法医不会怕鬼。
“开始了，首先量身长，记录的翻到第一页，第一行，记下：
“头面部无创伤，眼耳鼻口舌苍白，发长
男孩小名叫强强，在他一两岁的时候，我见过很多次。那时，我也只是一个孩子。今年春节回家，和父母去他家作客，强强的爷爷奶奶磨豆花、煮腊肉，忙得不亦乐乎。其间的话题，一直没有离开过强强。
强强的父母生下他后，去了广州打工，十多年来很少回过家。家里一直只留二老照料孩子，从嗷嗷待哺的婴儿，到说话，走路，上学，乖巧、懂事、孝顺、成绩优秀、班干部……那个寒假，强强去了广州父母打工处玩耍，二老在家异常冷清，也异常思念孙子，一边骄傲自豪说着孙子，一边爷爷翻箱倒柜找出了强强的成绩册给我们翻看……
我没有想到当年嫩稚的婴儿，长成了这样秀美的少年；也没有想到这个山里世代贫寒农家的孙子，成绩这样优秀，这样上进好学。
当然，我更没有想到，十多年后，我见到这个阳光少年，竟然是在殡仪馆的停尸房。
在尸检之前的一天半时间里，我回了强强学校所在的小镇。那个学校也是我的母校。见到了我以前的一些老师、同学，和强强出事时在场的他的同学。路上，车上，认识不认识的人都在谈论着这起凶案，都在惋惜这个可人的孩子。公安局已经作了比较充分的调查。
站在强强尸体面前的时候，心里基本清楚了案发的经过。而随着法医拍照，然后打开强强的第一件外衣，那凶残的过程，就像放电影一样缓缓再现……
“上衣第一件，蓝白相间校服”
校服的正面很干净，除去零星的血迹，白色雪白，蓝色天蓝。我注意到，事发当天是星期四，而且后来经过抢救，搬运——我突然就想起了强强的奶奶的话：孩子很爱干净，住了一个周的校回来，总是干干净净的；星期天，总是把自己的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再去上学。
从孩子躺着的表面看，很安详，也不血腥，所以，致命的伤害成了大家的疑问。
法医很快给孩子翻了身，我们注意到：校服的背面已经完全被血液浸透。那个年轻的女孩转过头，我们对望了一眼，我看到了她眼中的惊骇恐惧。
校服的背面一共有四道创口，大小不等。那是从背后捅进的四刀。我们都想象不出那是一把怎样的刀。
法医很费力脱下了孩子的第一件上衣。一件白色毛衣跳进了我们的眼帘，正面雪白，背面暗红。
这是冬天，孩子穿的白色毛衣很厚，所以整个背部的红色触目惊心。还有那四道被刀刺穿的破口。
一名刑警说，现在你们知道了吧。现场只有几滴血迹，但并不代表出血不多。衣服穿得厚。
毛衣没法顺利脱下。法医用剪刀剪开。最后一件上衣是绿色的运动衫。浸透血液，墨绿湿润冰冷地贴着孩子苍白的身体。法医依照程序拍照、记录、拿剪刀，我转过头，不想看下去。
过了那么一瞬间，我想到孩子父母亲属希望知悉的实情，鼓起勇气转回头。
主刀法医的助手，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大姐，虽然偶尔表情惊叹，毕竟见多了，颇为泰然自若。那个年轻女孩，不时转过头来和我交流眼神，亦惊亦恐。而我，腿脚发软，思绪万千。
再回头，孩子的背部裸露，那四个血迹斑斑的伤口霍然入目。其中最大的一个，已经被抢救的医生用线草草缝合。法医忙着拍照、测量、记录。最后将缝合的伤口剪开，有血液流出，仿佛孩子还有体温。
法医说：或许就是这一刀致命。先翻过来，一会儿再看深达何处。
大家七手八脚帮着将孩子翻过身来。突然伤口喷出一大注血液四溅纷飞。于是众人赶紧退出很远，慌忙查看身上是否沾染血液，唯独主刀法医泰然不动。
例行检查完孩子身体其他各处。法医开始打开胸腔。
在打开胸腔之前，孩子躺在台上，安静、完整、裸露、白皙。我想到赤条条来赤条条去的那句话。想到如果他站起来，空气中该是多么美好的阳光和花朵的味道。我想到，如果他就这样安然完整永远沉入梦乡，或者飞往另一个世界，也多好。——可是，为了验证那致命一刀的如何致命，他躺在哪里，就像一只被脱光毛的鸡鸭，等待刀子开膛！法医拿起刀片，我闭上了眼睛。
我断断续续睁眼闭眼。孩子的胸腔很快就被刀片划开了。若干年前，学习解剖的时候，见过很多干枯的尸体、骨头，以及夭折的胎儿。但是，这一次的所见，却那么空前的恐惧和痛心。
那剖开的胸腔，居然像极了鸡鸭。而随后取出来的一整块胸肋，居然和菜市场肉摊上摆着的猪排几乎一摸一样。——那一刻，心脆弱到了极至。我不由自主蹲在了地上。
后来的情况，我主要是听见的。他们在说着软骨还没有钙化，所以很容易把肋骨取出来。肋骨取出来后，整个胸腔里都是血液和血液的凝块。为了检验内脏的情况，必须将血液清楚干净，就地取材，他们用孩子原来穿的衣服，一共五件，沾干了血液。
“胸腔里的血液和血块约2500毫升”法医说，“，一般成人的血液总量才4000－5000毫升，这2500毫升加上衣服里的血液，至少几百千把毫升，流都流完了……”
血液清除后，法医们开始翻看内脏。很快就发现左肺已经萎缩了，而萎缩的左肺中有一个被刺入的深达
“这一刀太致命，即使医院的急救立即赶到，估计也没得救的。”
“我的天哪”，一直泰然自若的那个大姐，突然发出感叹，不知道那个凶手有多狠，能够隔着那么厚的衣服刺这么深。不是说那个凶手比这个孩子还小些、矮半个头吗，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
拍照、记录，然后检查了其他内脏，均完好。主刀法医向另一个法医报告到：“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了。对了，××老师，你清不清楚案情，我给你介绍一下吧:
这个孩子（A）成绩很好，平时也不调皮捣蛋，是班干部，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因为老师信任，有时候上自习午休，老师有事不在就让他管管班上的纪律。
事发前三天，就是星期一的午休时间，凶手这个学生（B）在教室里打手机， A就说了他。B不服，骂了A几句。A事后向班主任反映，班主任找他B谈了话。B认为A管了他，心里记恨。星期三下午扫地，B又故意偷懒，A又说了他。B就扬言要把他杀了。事发当天，是下午五点过一点，学校下了课，A去吃了饭，然后和几个同学到学校乒乓台打乒乓。B收拾书本文具抱回家，没吃饭，拿了刀就回了学校(B家在镇上，其母亲还问了一句要吃饭了，你去干啥子）。B到乒乓台找到A，A正在看打乒乓，B从背后抱着就用刀捅了A。A被捅后，在挣扎过程中，B又捅了几刀。然后B跑掉。A朝医院跑，在场的同学回过神后，跟着将A送到镇医院。后来学校老师领导赶到医院，联系县市医院急救，于晚上九点过急救无效身亡。
应该说，这个死因很简单明确了，就是被刀具刺伤肺部失血性休克致死亡，××老师你看如果没有别的，是不是我们就结束了？”
那位被称作老师的法医，问是不是都检查过了，其他地方有没有异常。主刀法医的血淋淋的手还在孩子的胸腔里，问道：“胃子是不是不需要再看了。”
“还是看一看吧，应该吃了东西的，看看里面有些什么？”
“哇，满得很哦，记录：胃内有大量成形米饭和——这个是什么菜呢？应该叫青菜。有一斤吧，肯定有一斤——记录啊：胃内有大量成形米饭和青菜，约
“据这个推算，孩子吃饭的时间距离被杀的时间不会超过20分钟”——我眼前突然浮现出一幕：
在那个长满高大黄角树的校园一角的某个教室里，那个学习用功的孩子，下课铃声一响，就和同学高高兴兴走出教室门，到宿舍拿上饭盒，一行蹦蹦跳跳到了食堂，打上四两半斤米饭，一块钱的蔬菜，个个狼吞虎咽。吃完饭，饭盒在水槽冲冲，几个孩子邀邀约约，拿上乒乓球和拍子，赶紧去乒乓台抢个有利位置，说不定嘴里还在喊着，玩几圈再去做作业啊——多么紧张的初三生活，多么清淡素净的饭菜，多么阳光的少年，多么简单的快乐——谁会知道，谁会相信，就那么一瞬间，危险降临；就那么一刀，一切都灰飞烟灭了呢！
饭菜刚刚下肚，还没来得及消化。乒乓才刚刚过了两招，还没有分出胜负。作业才刚刚写了一半，还有一半正摆在课桌上……
整个尸检的过程中，两位法医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有时，真的感觉，生命好脆弱！
……
后记：回来后，很忙很累。孩子后事的处理基本告一段落，心里却总有东西放不下。心里很堵。
暂且，记下孩子的亲人中我唯一亲历的这个过程，算是对孩子的悼念。
愿孩子纯净的心灵安息！
“法律不保护那些躺在自己权利上睡大觉的人”。
——四年前，我刚进入事务所，所里组织全体律师学习新颁布施行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在讨论环节，一位师兄随口说出了这句话。第一次听到，觉得很有几分道理，也很兴奋。
它来自国外，基本含义是：即便拥有某项权利，但如果怠于行使，则最后法律将不保护你的这项权利。包含了权利要依法行使这一重要的法治原则。前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出台施行，标志着我国民事法律从追求实体公正向同时追求实体和程序的转变，是历史性的进步。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开始了律师生涯。一边在办案过程中非常注重严守证据、时效等所有的程序规定，以保障当事人的实体权益。一边也常常向当事人、身边的亲人及朋友灌输“法律不保护那些躺在自己权利上睡大觉的人”的思想。
然而，一路过来，还是遇了不少不知不觉中丢失了自己的权利的人。特别是最近遇到的一些案件，更让我感慨万千地想到了“法律不保护那些躺在自己权利上睡大觉的人”这句话。
在今天，关于诉讼时效，比如普通的民事诉讼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2年之内，特殊的几类应当在1年之内起诉，以及劳动争议应当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提起仲裁——这样简单的法律问题，一般的老百姓都不大会在这上面犯错误了。
但是，起诉之前不去保全财产，拿到申诉的判决书后却找不到一分钱可供执行的事还是一件接一件。冤不冤？自然冤。可谁叫你不保全财产啦，你是有这个权利的。查清对方有无执行能力再起诉也好啊，至少可以节约诉讼费用，避免打起官司来的劳心伤神。
还有，关于举证期限的低级错误：
“明明不是我的责任，根本不关我的事啊！”
——但是对方有证据证明是你的责任啊。
“我也有证据推翻他那个证据”
——但是你没有向法庭提交。
“我在开庭的时候交给法庭了的，上诉时又交给上级法院了的”
——开庭时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了，对方提出了异议，所以法庭就没有采纳。二审中你这个不算新的证据，所以又没有用。
“我冤枉啊”。
——法律是给了你权利的，只是你没有使用，就过期作废了。
“那我现在”。
——申诉的难度大，一二审判决并没有错误的地方。要找回你在睡大觉时丢失的权利，希望很小。
丢了钱，赔了钱，这都不是最惨的。下面这个，既没丢钱，又没赔钱，只是将自己口袋里的鸡蛋放到篮子里，然后又从篮子里将鸡蛋放回自己的口袋，却丢了几百天的人身自由，而且，说不准还有多长不见天日的岁月在等着他。
“篮子里本来有5个鸡蛋。本来说好了的，再放10个进去，该我放的那8个我全放了，可是别人不放啊。不放我就催，结果别人一个都没有，大家就说算了，将就5个，能孵出几只是几只。我才把自己的蛋拿回来的，我拿回自己的蛋有错吗”。
本来，你有证明自己没有错的权利，简简单单的一张纸条就行了：催别人的纸条，或者大家说算了将就5个蛋孵的纸条。你有权利记录，但你说兄弟伙那么多年的交情了，说了就是，还写什么写。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怎么能够保证每个人的心都不会随着山转水转而转！
那个篮子是一个公司，那些鸡蛋是股东们投进去的资金。
一不小心，拿出几个鸡蛋的行为就涉嫌了犯罪——冤不冤，这简直比窦娥还冤。那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成了罪犯也是因为拿了别人的鸡蛋，侵吞了小股东的鸡蛋啊！可自己呢，明明是自己的鸡蛋，没有损害国家，也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却引来横祸。
……
为这些鸡蛋引发的冤屈头痛的间隙，真的想提醒每一个善良的人：千万不要躺在自己的权利上睡大觉啊！
到菜市场买把小菜，给了钱拿走就是；可买个可能终身相伴的房子，可得好好看看条条款款。
朋友们一起吃饭喝酒，谁买单都是合理的；但如若兄弟几个要一起做点生意，还是黑纸白字，先说断后不乱。
如果自己家蛋多了，要拿出来放到篮子里孵——不要想当然地以为，你的就是篮子里的，篮子里的就是你的。篮子里的就是篮子里的，你有权利拿走，但你得履行手续，你得遵守与篮子有关的法律程序——这是你的义务，也是你的权利，保护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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