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报讯 日前，四川省双流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航空运输合同纠纷，航空托运的价值近16万元的物品被遗失，法院判决运输服务公司赔偿620元。

  肝素钠是从猪或牛肠黏膜中提取的硫酸氨基葡聚糖的钠盐。因肝素钠提取工艺复杂且具有广泛的药用价值，所以价格不菲，市价在每千克2.5万元左右。2010年12月30日，原告广汉某食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某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订立运输合同，约定被告通过航空托运运送肝素钠10千克至江苏省吴江市某生化制品有限公司。被告在向原告出具的货运单上载明了运送货物的品名、件数、重量、航空运费等信息。原告也依合同约定向被告支付了运费130元。2011年1月2日，原告指定的收货人在收货时发现托运的肝素钠丢失了6200克，价值15.81万元。原告得知此情况后，多次就赔偿问题与被告交涉未果，后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货物损失15.81万元。

  法院审理后查明，2010年12月30日，被告承接了原告代理货运的业务，并向原告出具了货运单。该运单上载明了运送货物的品名、件数、重量、航空运费等信息，但并未在货运单上的运输声明价值栏和运输保险价值栏作相应记载。原告也未向被告声明货物的价值或办理运输保险价值。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的收货人在收货时发现交由被告运输的肝素钠遗失了6200克。对此，被告未能举证证明货物的遗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故应予赔偿。原告所交托运货物为贵重物品，应申报货物价值，并支付运输声明价值费或保险费。但原告没有申报货物价值也没有对货物进行投保，因此原告应承担货物遗失后因未办理声明运输价值和运输保险价值而造成的法律后果。根据合同法、《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货物国内运输总条例》的相关规定，被告只是按照货物的重量标准收取了运费，并不知道货物的实际价值，原告仅凭向被告支付的运费要求被告赔偿遗失货物的实际价值不合理，故按每千克赔偿100元的标准，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费620元。

  法官提醒，在办理贵重货物航空运输过程中，为避免货物在运输过程中遗失后蒙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托运人在与承运人签订运输合同时，应及时办理货物运输声明价值和运输保险价值。

  （夏旭东 钟 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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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知情权纠纷常常涉及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报告和会计账簿，对此类案件的执行，当前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笔者简析如下：

  一、如何看待知情权执行申请内容与生效判决内容的一致性

  根据我国民诉法的规定，生效裁判文书是法院执行的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内容和法院的执行内容均不能超出裁判内容，是其中应有之义。由于我国公司法对股东享有知情权的范畴以及行使方式的规定，操作性不够强，往往使得权利人的权利主张或法院判决的内容不够清晰，在未全面考虑公司法以外的法律适用而仅根据公司法作出比较原则判决的前提下，常常出现申请执行内容看似超出判决内容的情况，从而导致知情权边界的争议和知情权执行方式的争议。执行过程中，法院是否可对此进行审查加以明确?

  笔者认为，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审查知情权知情内容边界，确定具体的执行方式，并没有违反执行内容与判决内容一致性的原则，比如根据会计法对查阅会计报告和会计账簿资料的细化，明确内容边界，实际上仍是依据生效判决依法执行。当然，如果当事人申请的内容明显超出了判决范围，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如因漏判诉讼请求而导致申请人的申请内容超出判决内容，则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法院最终确定的执行内容和执行方式，不得对生效裁判进行实质变动。

  二、采取执行听证解决当事人在执行内容和方式上争议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在股东知情权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在执行内容和方式上产生争议，法院应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加以解决，法律并未明确规定。不过，民诉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针对法院已经采取的查封、冻结、扣划、评估、拍卖、变卖财产等执行措施的合法性，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可以提出异议。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15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笔者认为，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法院执行可以提出异议”应作广义的理解，将前述争议纳入其中。

  股东知情权执行不是直接对人身权、财产权的执行，而是行为权利的执行，权利人知情权利必须通过法院的执行行为而实现。另一方面，从避免因错误执行而导致诸多不良后果，将事后监督和纠错改为事先预防，以及公平、诚信原则的角度进行考量，法院对存在较大争议的执行方案，在执行实施前组织双方听证，让双方当事人充分提供证据发表意见，从而对异议进行裁决，无疑是正确的。事实上，通过执行听证方式解决知情权边界问题、知情权行使方式问题以及具体实施方案问题，在许多地方已得到认可。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听证程序规则（试行）〉》第二条规定：执行听证，是指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根据执行案件当事人、案外人对具体执行行为的合法性提出的异议和复议，或为了重大执行措施的决定实施，组织听证参加人进行公开举证、质证，以确定执行异议和复议是否成立、执行措施是否正确，并依法作出裁决的司法活动。

  三、确定股东知情权知情边界、知情权行使方式的合法和合理性

  知情权的边界历来为法学界和实务界所争议，具体表现为：一是查阅的内容是否属于会计报告和会计账簿所包括的内容；二是能否从公司法规定“可以查阅会计报告和会计账簿”，就自然得出可以查阅会计原始凭证的结论。

  笔者认为，虽然公司法未对会计报告的外延进行列举或概括性描述，但会计法对会计报告的外延进行了列举，因此，相关执行内容还是具体明确的，执行中可以通过听证，决定具体的执行内容。而从公司法、会计法以及会计操作实务中，均不能得出会计账簿包括会计凭证的结论。公司法只明确了会计账簿的查阅权，未规定可以查阅会计凭证，法院无权任意将会计账簿查阅权扩大至会计凭证。从股东知情权的法理分析，确立股东知情权是为了保护小股东的利益，但如果该权利的行使不受限制，显然不利于保护公司利益。从公司法规定股东对会计报告和会计账簿行使知情权的不同限制条件分析，会计账簿涉及公司秘密更具体、直接，查阅会计账簿的条件和行使方式均比查阅会计报告要严格，说明立法者对股东知情权所持的谨慎态度。而公司的会计凭证正是公司最核心的机密，公司法没有规定可查阅会计凭证，并非立法遗漏。

  关于行使股东知情权是否可以委托专业人士和复制相关资料。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实际仍属于对股东知情权的限制问题。能否委托他人查阅，从民事行为可委托他人进行的法理分析，股东知情权并非法定的行为与身份不可分离的权利，因此，原则上应同意股东委托他人进行，但应结合行使知情权目的正当性作必要的限制：一是股东本身是否具有查阅能力，如有，则可认为股东的委托可能存在目的不正当性，因为公司外人员查阅公司资料存在秘密外泄的可能；二是股东知情权受托人是否属于财务专业人员，如不是，也可认定为具有不正当目的。从公司法对会计报告可以复制而对会计账簿没有规定可以复制的规定分析，显然没有赋予会计账簿查阅权可以包括复制的方式。

  总之，法院应根据申请执行人请求执行的内容，依据公司章程、公司法有关股东知情权规定的立法目的、民法法理及会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通过执行听证，对知情权的边界、知情权的行使方式等执行实施的程序、内容，在判决内容基础上进行法理性、合理性细化，确定符合知情权行使目的正当性和操作性强的执行方案。

  （作者：吕福清王伟庆  单位：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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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8期）

    裁判摘要

　　股东知情权是指股东享有了解和掌握公司经营管理等重要信息的权利，是股东依法行使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的重要基础。账簿查阅权是股东知情权的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

　　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但公司怀疑股东查阅会计账簿的目的是为公司涉及的其他案件的对方当事人收集证据，并以此为由拒绝提供查阅的，不属于上述规定中股东具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情形。

    原告：李淑君。

　　原告：吴湘。

　　原告：孙杰。

　　原告：王国兴。

　　被告：江苏佳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施允生，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李淑君、吴湘、孙杰、王国兴因与被告江苏佳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德公司)发生股东知情权纠纷，向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李淑君、吴湘、孙杰、王国兴诉称：四人为被告佳德公司合法股东。因佳德公司在经营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却拖欠大量债务，四人作为股东对佳德公司情况无法知悉，故依法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了解公司的实际情况，但佳德公司对此非法阻挠，严重侵犯了四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四人对佳德公司依法行使知情权，查阅、复制佳德公司的会计账簿、议事录、契约书、通信、纳税申报书等(含会计原始凭证、传票、电传、书信、电话记录、电文等)所有公司资料。

　　被告佳德公司辩称：佳德公司从未不同意四原告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但鉴于四原告具有不正当目的，请求驳回其要求查阅、复制佳德公司会计账簿的诉讼请求。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被告佳德公司是成立于2003年10月 15日的从事房地产开发的有限责任公司。截至2004年8月7日，该公司的股东持股情况为：施允生460万元、王国兴250万元、张育林160万元、孙杰65万元、吴湘 65万元。2007年9月7日，张育林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转让给李淑君。

　　2009年4月8日，四原告向被告佳德公司递交申请书，称：“申请人李淑君、吴湘、孙杰、王国兴作为江苏佳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对公司经营现状一无所知。公司经营至今没有发过一次红利，并对外拖欠大量债务，使四申请人的股东权益受到了严重侵害。四申请人为了解公司实际情况，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依法行使股东对公司的知情权。现四申请人准备于2009年4月23日前，在公司住所地依据公司法的规定查阅或复制公司的所有资料(含公司所有会计账簿、原始凭证、契约、通信、传票、通知等)，特对公司提出书面申请。望公司准备好所有资料，以书面形式答复四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江苏联创伟业律师事务所方�律师。申请人：王国兴、孙杰、吴湘、张育林(代)”。

　　2009年4月20日，被告佳德公司函复四原告：“本公司已于2009年4月8日收到……《申请书》以及《授权委托书》。对于《申请书》以及《授权委托书》中所述事项，因涉及较多法律问题，我公司已授权委托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王凡律师、万巍律师，代表我公司依法予以处理。请你直接与王凡、万巍律师联系。”

　　被告佳德公司复函之前，2009年4月 14日，四原告诉至法院，并提出上述诉求。同日，法院受理该案。2009年4月27日，法院向佳德公司送达应诉材料。

　　另查明：被告佳德公司和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厦公司)于 2005年5月26日签订《宿迁市“颐景华庭”住宅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广厦公司派驻管理工程的项目经理为张育林。 2009年2月18日，广厦公司以佳德公司拖欠其19 954 940．05元工程款为由，向宿迁仲裁委员会提请裁决。

　　本案一审争议的争议焦点是：一、四原告行使知情权的范围是否有法律依据，二、四原告要求查阅、复制公司会计账簿是否具有不正当目的。

    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因此，除会计账簿及用于制作会计账簿的相关原始凭证之外，四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出法律规定的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对超出范围的部分不予审理。

　　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该条规定明确股东对公司会计账簿行使知情权的范围仅为查阅，且不能有不正当目的。但被告佳德公司原股东张育林现为“颐景华庭”工程承包人广厦公司派驻管理工程的项目经理，因佳德公司和广厦公司之间涉及巨额工程款的仲裁案件未决，与佳德公司之间存在重大利害关系。申请书和四原告的民事起诉状及授权委托书上均有张育林签字，四原告对此不能做出合理解释，证明张育林与本案知情权纠纷的发动具有直接的关联性，也证明四原告在诉讼前后与张育林之间一直保持密切交往，其提起知情权诉讼程序不能排除受人利用，为公司的重大利害关系人刺探公司秘密，进而图谋自己或第三人的不正当利益的重大嫌疑。

　　固然股东调查公司的财务状况是其正当权利，然而一方面从被告佳德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来看，四原告声称“对公司经营现状一无所知”显然不属实；另一方面，即便四原告查阅会计账簿具有了解公司经营状况的正当目的，但同时四原告的查阅很可能具有放任损害公司正当利益的主观故意，而目前正在审理的佳德公司的仲裁案件，标的额巨大，对比四股东的知情权，在二者发生冲突时，两者相害取其轻，应优先保护公司的权益。四原告可以在仲裁案件结案后或者在证明已经排除查阅会计账簿与张育林的关联性之后，再行主张自己对会计账簿的知情权。

　　此外，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还规定股东提起知情权诉讼的前置程序，即股东必须有证据证明公司在其提出书面请求并说明目的后，公司明确拒绝其查询会计账簿，或在法定的期间内(15日)未予答复，方能提起知情权诉讼。具体到本案而言，四原告在2009年4月8日递交公司的《申请书》中称“四申请人准备于2009年4月23日前”至公司行使知情权，但2009年 4月14日四原告即至法院起诉，期间仅六天时间，因此，四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的前置要件。

　　综上所述，四原告要求行使知情权不仅超出法定范围，且其关于查阅会计账簿的起诉违反法定前置程序，同时被告佳德公司有合理根据表明四原告行使该权利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故对四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公司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于 2009年7月28日判决：

驳回原告李淑君、吴湘、孙杰、王国兴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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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元，由四原告负担。

　　李淑君、吴湘、孙杰、王国兴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四上诉人依法查阅或复制被上诉人佳德公司的所有资料(含公司所有会计账簿、原始凭证、契约、通信、传票、通知等)。其主要理由是：

　　第一，一审判决认定四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超出法律规定的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是错误的。1．一审法院没有明确“相关原始凭证”的具体内容。2．会计账簿必须全面、真实、客观、合法，才能真实反映公司资产经营状况。股东行使知情权不是只知道一个数额，而是要知道这些数额的真实性。因此上诉人请求查阅公司的全部资料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

　　第二，一审判决认定四上诉人提起知情权诉讼具有不正当目的及可能存在放任损害公司正当利益的主观故意，无合法合理根据。1．被上诉人佳德公司对外拖欠巨额债务，房产销售巨额资金不知去向，从未分过红利，股东会和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等等，上诉人对此存在怀疑并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目的完全正当。2．一审判决仅通过张育林在申请书及授权委托书上签名、而张育林是广厦公司项目经理、广厦公司和佳德公司正在进行关于工程款的仲裁，就认定四上诉人具有不正当日的或可能具有放任损害公司正当利益的主观故意，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只是法官的主观臆想，不能成为剥夺股东最基本权利的理由。3．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说明，因李淑君不能及时赶回南京，故临时紧急委托张育林代其签署相关文件，对张育林签名一事做出了充分合理的解释。李淑君虽委托他人签字，但行使知情权的主体只能是其个人。且张育林只是受李淑君一人委托，并不是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一审也没有证据证明四上诉人和张育林有紧密联系。4．广厦公司和佳德公司目前虽是利益冲突方，但不存在竞争关系。工程款是依据工程承包合同和工程资料，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审计决算的，四上诉人行使知情权而需要查阅的公司资料即使泄露出去也不可能使得施工方因此多获取利益。5．一审判决认定四上诉人可以在仲裁案件结案后或者在证明已经排除查阅会计账簿与张育林的关联性之后再行主张自己对会计账簿的知情权。但仲裁案件结案是不确定的概念，一审判决也没有明确指出与张育林关联性指的是什么。要求上诉人举证证明排除以上关联性违反了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应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和张育林有关联性且会损害公司利益。6．一审判决通过工商登记资料认定上诉人对公司经营状况知悉，从而成为剥夺上诉人知情权的理由之一。但工商登记资料是公司对社会公众应尽的披露义务，不能以此认定股东知悉公司的经营状况。

　　第三，一审法院把诉讼前置程序和公司法规定的股东行使知情权的内部程序混为一谈。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是股东在公司内部行使知情权要经过的程序和期限。“十五天”是规定公司对股东应当履行答复义务的期限。被上诉人佳德公司在一审法院开庭审理之日已经超过十五天没有做出任何答复，依照一审法院的说法，是否要上诉人撤诉再行起诉。如是诉讼前置程序，则在立案阶段应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在审判阶段也应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而不是作出实体审理并作出实体判决。

　　被上诉人佳德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理由是：

　　第一，关于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一审判决认定正确。本案中，不论四上诉人申请书所要求查阅、复制的内容还是民事起诉状所诉请查阅、复制的内容和范围均不符合法律规定。1．申请书及诉状中均有张育林签名，而张育林早已不是公司股东，无权行使知情权。2．根据公司法及司法解释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复制的资料包括公司章程、股东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但是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规定可以复制会计账簿及相关原始凭证，也未规定可以查阅并复制“契约、通信、传票、通知”以及“议事录、契约书、通信、纳税申报书”等公司“所有资料”。3．四上诉人在起诉状中声称要查阅、复制的是“会计原始凭证”，而不是所谓其他凭证。据此，一审判决认定“除会计账簿及用于制作会计账簿的相关原始凭证之外，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出法律规定的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正确。4．被上诉人佳德公司已全面履行配合股东行使知情权的法定义务，向四上诉人提交了公司重大经营事项有关的必要资料，足以说明佳德公司自成立至今有关经营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

　　第二，一审判决认定四上诉人行使知情权具有不正当目的，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四上诉人行使知情权无正当理由，被上诉人佳德公司在经营中遇到的银行拍卖土地、房产被保全等问题均是四上诉人配合张育林不正当目的而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后果。2．张育林与广厦公司具有一致的利益关系，与佳德公司具有对立的利益关系。张育林在四上诉人的申请书及诉状中提出“查阅并复制佳德公司所有资料”的要求显然是为广厦公司服务，意在收集对佳德公司不利的证据。四上诉人在明知的情况下仍配合并放任张育林签字、起诉，目的明显不正当。3．四上诉人对诉状中出现张育林签名的解释缺乏事实依据。知情权诉讼具有特定身份性，任何人均不得代替股东行使这一权利。4．仲裁案中，张育林方面罔顾事实，提出了超额的诉讼主张。为证明其合法性，便穷尽一切方式收集有力证据。5．佳德公司已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四上诉人具有不正当目的，则举证责任已转移至四上诉人。若四上诉人不能举证排除其查阅会计账簿与张育林的关联性，只要仲裁案件未结案，其就不能查阅公司会计账簿。6．佳德公司已向四上诉人提交了公司全部工商设立、变更、年检登记文件及审计报告，全面履行了配合股东行使知情权的法定义务。

　　第三，关于诉讼前置程序。1．佳德公司不存在“拒绝提供查阅”的情形，在一审中还向四上诉人提供了公司经营过程中形成的重要资料。因此，四上诉人无权依据公司法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2．四上诉人在申请书中将2009年4月23日设定为佳德公司承诺的最后期限，而其起诉时尚处于其设定的承诺期限内，佳德公司 4月17日还向四上诉人发出通知书，特别提示了有关事项。据此，四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相关主张不具备法定成立要件，一审判决将其驳回并无不当。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四上诉人提起知情权诉讼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前置条件，二、四上诉人要求行使知情权是否具有不正当目的，三、四上诉人主张行使知情权的范围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关于四上诉人起诉要求行使知情权是否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前置条件。股东知情权是指法律赋予股东通过查阅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等有关公司经营、管理、决策的相关资料，实现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监督公司高管人员活动的权利。股东知情权分为查阅权、检查人选任请求权和质询权。本案中，四上诉人诉请的性质为查阅权。

　　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股东提起账簿查阅权诉讼的前置条件是股东向公司提出了查阅的书面请求且公司拒绝提供查阅。这一前置条件设定的目的在于既保障股东在其查阅权受侵犯时有相应的救济途径，也防止股东滥用诉权，维护公司正常的经营。本案中，四上诉人于2009年4月8日向佳德公司提出要求查阅或复制公司的所有资料(含公司会计账簿、原始凭证、契约、通信、传票、通知等)以了解公司实际财务状况的书面请求，虽然4月14日四上诉人至一审法院起诉时佳德公司尚未作出书面回复，但佳德公司在4月20日的复函中并未对四上诉人的申请事项予以准许，且在庭审答辩中亦明确表明拒绝四上诉人查阅、复制申请书及诉状中所列明的各项资料。至此，四上诉人有理由认为其查阅权受到侵犯进而寻求相应的法律救济途径，此时不宜再以四上诉人起诉时十五天答复期未满而裁定驳回其起诉，而应对本案做出实体处理，以免增加当事人不必要的讼累。

　　关于四上诉人要求行使知情权是否具有不正当目的。由于股东的知情权涉及到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在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也应适当照顾公司的利益，使双方利益衡平，故知情权的行使应当符合一定的条件并受有一定的限制。本案中，四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佳德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其行使知情权的目的是了解公司实际经营现状，显属其作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享有的知情权。佳德公司以四上诉人具有不正当目的为由拒绝其查阅，则应对四上诉人是否具有不正当目的并可能损害其合法利益承担举证责任。

　　被上诉人佳德公司认为四上诉人查阅会计账簿的目的是为了收集并向广厦公司提供工程款纠纷仲裁一案中对佳德公司不利的证据，损害佳德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其主要证据是四上诉人提交的申请书、诉状及授权委托书中均有张育林代李淑君签名，而张育林的身份系广厦公司派驻佳德公司工程的项目经理，且直接参与了广厦公司与佳德公司的仲裁一案。佳德公司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四上诉人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具有不正当的目的，且可能损害佳德公司合法利益。理由如下：1．因李淑君的股份系受让自张育林，故其临时委托张育林代为签名也在情理之中。其后李淑君本人在诉状及授权委托书上亲自签名，表明提起知情权诉讼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张育林之前受李淑君委托在诉状及授权委托书中代为签名，其法律效力及法律后果应由李淑君承担，张育林本身不是本案主张行使知情权的主体，并非如佳德公司所主张的系代替李淑君行使知情权。最终能够实际行使知情权的也只能是佳德公司股东李淑君，而非张育林。2．四上诉人合计持有佳德公司54％的股权，其与佳德公司的利益从根本上是一致的。佳德公司如在与广厦公司仲裁一案中失利，客观上将对四上诉人的股东收益权造成不利影响。且提起本案诉讼的系上诉人李淑君、吴湘、孙杰、王国兴四名股东，而非李淑君一名股东，佳德公司仅以张育林代李淑君签名，而认为四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目的在于为其利益冲突方广厦公司收集仲裁一案的不利证据，显然依据不足。3．佳德公司主张四上诉人在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后可能会为广厦公司收集到直接导致佳德公司在仲裁一案中多支付工程款的相关证据，但未明确证据的具体指向。法院认为，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公司拒绝查阅权所保护的是公司的合法利益，而不是一切利益。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案件当事人理应对法庭或仲裁庭如实陈述，并按法庭或仲裁庭要求提供自己掌握的真实证据，以拒不出示不利于己的证据为手段而获得不当利益为法律所禁止。如佳德公司持有在仲裁一案中应当提供而未提供相关证据，则不能认定股东查阅公司账簿可能损害其合法利益。综上，股东知情权是股东固有的、法定的基础性权利，无合理根据证明股东具有不正当日的，则不应限制其行使。佳德公司拒绝四上诉人对公司会计账簿行使查阅权的理由和依据不足，不予采信。

　　关于四上诉人主张行使知情权的范围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四上诉人请求查阅、复制被上诉人佳德公司的会计账簿、议事录、契约书、通信、纳税申报书等(含会计原始凭证、传票、电传、书信、电话记录、电文等)所有公司资料。被上诉人佳德公司辩称其已向四上诉人提交了自公司成立起的全部工商设立、变更、年检登记文件及审计报告等资料，履行了配合股东行使知情权的法定义务。对此，法院认为，股东知情权是股东享有对公司经营管理等重要情况或信息真实了解和掌握的权利，是股东依法行使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的基础性权利。从立法价值取向上看，其关键在于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账簿查阅权是股东知情权的重要内容。股东对公司经营状况的知悉，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通过查阅公司账簿了解公司财务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九条规定：“各单位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第十四条规定：“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办理本法第十条所列的各项经济业务事务，必须填制或者取得原始凭证并及时送交会计机构。……记账凭证应当根据经过审核的原始凭证及有关资料编制。”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会计账簿登记，必须以经过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因此，公司的具体经营活动只有通过查阅原始凭证才能知晓，不查阅原始凭证，中小股东可能无法准确了解公司真正的经营状况。根据会计准则，相关契约等有关资料也是编制记账凭证的依据，应当作为原始凭证的附件入账备查。据此，四上诉人查阅权行使的范围应当包括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对于四上诉人要求查阅其他公司资料的诉请，因超出了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股东行使知情权的查阅范围，不予支持。关于查阅时间和地点，公司法赋予股东知情权的目的和价值在于保障股东权利的充分行使，但这一权利的行使也应在权利平衡的机制下进行，即对于经营效率、经营秩序等公司权益未形成不利影响。因此，四上诉人查阅的应当是和其欲知情的事项相互关联的材料，而并非对公司财务的全面审计，故查阅应当在公司正常的业务时间内且不超过10个工作日，查阅的方便地点应在佳德公司。

　　关于四上诉人要求复制被上诉人佳德公司会计账簿及其他公司资料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公司法赋予了股东获知公司运营状况、经营信息的权利，但同时也规定了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将股东有权复制的文件限定于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第二款仅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财务会计账簿，但并未规定可以复制，而佳德公司章程亦无相关规定，因此四上诉人要求复制佳德公司会计账簿及其他公司资料的诉讼请求既无法律上的规定，又超出了公司章程的约定，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四上诉人行使股东知情权具有不正当日的错误，导致实体处理不当，依法应予纠正。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公司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于2010年1月6日判决：

　　一、撤销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 (2009)宿城民二初字第00448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佳德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提供自公司成立以来的公司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供上诉人李淑君、吴湘、孙杰、王国兴查阅。上述材料由四上诉人在佳德公司正常营业时间内查阅，查阅时间不得超过十个工作日；

　　三、驳回上诉人李淑君、吴湘、孙杰、王国兴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合计120元，由被上诉人佳德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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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摘要】

人民法院就票据作出的除权判决系对权利的重新确认，票据自除权判决公告之日起即丧失效力，持票人即丧失票据权利，使原来结合于票据中的权利人从票据中分离出来，公示催告申请人即有权依据除权判决请求票据付款人付款。但是，持票人丧失票据权利，并不意味着基础民事权利丧失，其仍有权依据基础合同主张民事权利，行使基础合同履行中的债务抵销权，并不损害基础合同相对方的合法权益。

　　原告：长治市达洋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城东路。

　　法定代表人：臧永达，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博西家用电器（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中山路。

　　法定代表人：盖尔克（ROLAND GERKE），该公司总裁。

　　原告长治市达洋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洋公司）因与被告博西家用电器（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西公司）发生买卖合同纠纷，向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达洋公司诉称：达洋公司、被告博西公司双方有长期合作关系。2010年3月6日，达洋公司与博西公司分别签订2010年西门子冰箱/洗衣机销售合同、2010年西门子热水器/厨房电器销售合同、2010年博世冰箱/洗衣机/酒柜销售合同。由达洋公司给付博西公司预付款，博西公司根据达洋公司订单供应家用电器。2010年7月，达洋公司向郭鹏飞支付29万元，取得一份出票人为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0年6月22日、票号为GA0101930426、票面金额为30万元、到期日为2010年12月22日的银行承兑汇票，达洋公司以该银行承兑汇票作为货款给付博西公司。博西公司接收后将其背书给博西华家用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西华公司）。2010年7月23日，博西华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以下简称滁州中行）申请贴现。滁州中行经查询无误后，给付了博西华公司贴现款。2010年12月，滁州中行得知该银行承兑汇票在2010年10月20日被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作出除权判决。随后滁州中行将该银行承兑汇票退还博西华公司，博西华公司又退给博西公司，博西公司于2010年12月23日将该银行承兑汇票退还给达洋公司，并出具了退票说明，称因该银行承兑汇票被除权，以票据项下博西公司的后手索回款项并退还该票据为由，决定从达洋公司预付款中予以扣除30万元。达洋公司交付给博西公司的该银行承兑汇票，在背书转让时并无挂止，更没有被除权，同时博西公司也予以接收，该笔预付款的支付没有任何瑕疵。因博西公司的后手怠于行使票据权利，博西公司将已被除权的银行承兑汇票退还给达洋公司，并将达洋公司的预付款扣除，侵犯了达洋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判决博西公司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2010年西门子冰箱/洗衣机销售合同、2010年西门子热水器/厨房电器销售合同、2010年博世冰箱/洗衣机/酒柜销售合同，并不得以GA0101930426票面金额为3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被除权为由扣除达洋公司相应货款。

　　被告博西公司辩称：原告达洋公司与博西公司之间的家用电器销售合同实际上仍在继续履行，达洋公司要求继续履行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不存在。达洋公司以GA0101930426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向博西公司支付预付款30万元，后该银行承兑汇票被法院作出了除权判决，而被宣告无效，博西公司将该银行承兑汇票退还给了达洋公司，现由达洋公司持有该票据。因此，达洋公司未实际向博西公司支付该票据项下30万元货款，博西公司从达洋公司的预付款账款中扣除30万元，系合理合法的行为，并未侵犯达洋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判决驳回达洋公司的诉讼请求。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原告达洋公司、被告博西公司双方有长期业务合作关系。2010年3月6日，达洋公司与博西公司分别签订了2010年西门子冰箱/洗衣机销售合同、2010年西门子热水器/厨房电器销售合同、2010年博世冰箱/洗衣机/酒柜销售合同。由达洋公司给付博西公司预付款，博西公司再根据达洋公司订单供应家用电器。

　　2010年7月，原告达洋公司向郭鹏飞支付29万元，取得一份出票人为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0年6月22日、票号为GA0101930426、票面金额为30万元、到期日为2010年12月22日的银行承兑汇票。该银行承兑汇票记载的达洋公司的直接前手（背书人）为长治市鸿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腾公司）。2010年7月5日，达洋公司为向被告博西公司支付预付款，将其持有的该银行承兑汇票背书给博西公司。博西公司在收到该银行承兑汇票后，又将其背书给博西华公司。2010年7月23日，博西华公司与滁州中行签订了汇票贴现协议，其主要内容为：贴现利率为4%，无论何种原因导致退票或滁州中行不能按时收到汇票款项的，滁州中行对博西华公司享有追索权，博西华公司同意滁州中行从博西华公司开立在滁州中行的账户中扣收未付的汇票金额及延误收款期间的利息和有关费用。滁州中行经对该银行承兑汇票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进行审查核实无误，并于当日给付博西华公司贴现款294 833.33元。

　　在滁州中行持有该银行承兑汇票，并给付博西华公司贴现款后，鸿腾公司以遗失了票号为GA0101930426的银行承兑汇票为由，向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杏花岭法院）申请公示催告，该法院受理后，于2010年8月6日在人民法院报进行了公告。2010年10月9日，杏花岭法院作出（2010）杏民催字第34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并于2010年10月20日在人民法院报进行了公告。

　　滁州中行于2010年11月得知上述情况后，将该银行承兑汇票退还给博西华公司，博西华公司后又退还给被告博西公司。2010年12月7日，滁州中行向博西华公司出具了“关于贴现银承被挂失作退票处理的说明”，其主要内容为：博西华公司在滁州中行贴现的票号为GA0101930426金额为3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已被中间背书人于2010年8月2日挂失，滁州中行已于2010年11月30日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法院挂失清单发现此情况，并于当日通知博西华公司，该票据已作退票处理。2010年12月13日，博西公司再将该银行承兑汇票退还给原告达洋公司。2010年12月22日，滁州中行从博西华公司账户划款30万元。

　　2010年12月22日，博西华公司向被告博西公司发函，其主要内容为：博西华公司于2010年7月21日从博西公司取得票号为GA0101930426、票面金额为3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已被法院于2010年10月20日公告了除权判决，宣告该票据无效，并确认鸿腾公司对该票据项下的30万元款项有权请求支付；基于此原因，滁州中行根据贴现协议的约定，于2010年12月22日从博西华公司账户扣划了与该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等额的30万元。博西华公司要求博西公司将该汇票项下未能给付的30万元款项退还。

　　2010年12月23日，被告博西公司向原告达洋公司出具了退票说明，主要内容为：根据双方销售合同，达洋公司曾经背书转让一张票号为GA0101930426银行承兑汇票，作为支付的30万元货款；但该票据中的第三背书人鸿腾公司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在法院作出了除权判决后，进行了公告，宣告该票据无效并确认鸿腾公司对该票据项下的30万元款项有权请求支付；该票据项下博西公司的后手从博西公司索回款项并退还该票据；博西公司决定从达洋公司预付款中予以扣除30万元作为2010年销售合同项下的货款支付。达洋公司、博西公司由此产生纠纷。

　　另查明，博西华公司已确认被告博西公司退还了30万元货款，博西公司也已实际从原告达洋公司预付款中扣除30万元。

　　上述事实，有家用电器销售合同三份、票号为GA0101930426银行承兑汇票一份、被告博西公司收条一份、贴现协议一份、贴现凭证一份、滁州中行贴现退票处理说明一份、博西华公司退票说明一份、博西华公司退票后回款说明一份、博西公司退票说明一份、杏花岭法院公告两份及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法院予以确认。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博西公司将该银行承兑汇票退还原告达洋公司并从其预付款中扣除30万元是否损害达洋公司合法权益。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本案系因鸿腾公司就票号为GA0101930426、票面金额为3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由法院作出除权判决后，被告博西公司从原告达洋公司预付款中扣除30万元并退还该银行承兑汇票，达洋公司以博西公司不应扣除其预付款30万元为由，要求博西公司继续供应货物而提起诉讼，达洋公司与博西公司之间的纠纷应系买卖合同纠纷。达洋公司与博西公司签订的2010年西门子冰箱/洗衣机销售合同、2010年西门子热水器/厨房电器销售合同、2010年博世冰箱/洗衣机/酒柜销售合同均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

　　被告博西公司在履行买卖合同过程中，将被除权的银行承兑汇票退还原告达洋公司，从其预付款中扣除30万元，并不损害达洋公司的合法权益。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原告达洋公司持有的票号为GA0101930426、票面金额为3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记载事项符合法律规定，背书连续，反映的票据关系明确，其在向被告博西公司付款时，有权将该银行承兑汇票背书给博西公司。博西公司有权将该银行承兑汇票背书给与其有真实交易关系的博西华公司。博西华公司亦有权向滁州中行申请贴现。滁州中行在公示催告前取得该银行承兑汇票，其应系最后合法持票人。

其次，票据自法院除权判决公告之日起即丧失效力，持票人即丧失票据权利。除权判决系对权利的重新确认，既非创设新的票据权利，也非恢复票据上的实质权利，除权判决所确认的票据权利内容应与被宣告无效的票据权利相一致，不具有优于原票据上记载的权利，使原来结合于票据中的权利人从票据中分离出来，公示催告申请人即有权依据除权判决请求付款人付款。但是，持票人丧失票据权利，并不意味着基础民事权利丧失，其仍有权依据基础合同主张民事权利。就本案而言，滁州中行在公示催告期间内未申报票据权利，导致法院对该银行承兑汇票作出除权判决，其已丧失票据权利，但仍可依据基础关系即贴现合同约定向博西华公司追索贴现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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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博西华公司亦因该银行承兑汇票被法院判决除权而丧失票据权利，但其亦并不丧失基础民事权利，其有权依据与被告博西公司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主张博西公司付款行为无效，而要求博西公司重新履行付款义务。同理，博西华公司已向博西公司主张了基础民事权利，博西公司虽不得再依据该银行承兑汇票主张票据权利，但仍有权依其与原告达洋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而行使民事权利，而向达洋公司索要30万元。在本案中，博西公司从达洋公司预付款中扣除30万元，退还该银行承兑汇票，并向其出具退票说明，系其为解决与达洋公司之间买卖合同履行中的问题而行使债务抵销权，符合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因此，博西公司从达洋公司预付款中扣除30万元，并不损害达洋公司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法院认为，原告达洋公司背书给被告博西公司票号为GA0101930426、票面金额为3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被法院判决除权而无效，博西公司基于基础关系实现民事权利并退回该银行承兑汇票，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达洋公司主张博西公司从其预付款账款中扣除30万元构成侵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博西公司的抗辩理由成立，法院予以采纳。因此，达洋公司请求法院判决博西公司不得扣除其相应货款，并要求博西公司继续履行货物供应义务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达洋公司如确有基础民事交易关系，持有该银行承兑汇票仍可向交易相对人主张权利，以获得法律上的救济。　　

　　据此，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于2011年3月15日判决：

　　驳回达洋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2011]33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当前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整体形势良好，但是受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出现了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债务不能及时清偿、债务人出逃、中小企业倒闭等事件，对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较大冲击，相关纠纷案件在短期内大量增加。为践行能动司法理念，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妥善化解民间借贷纠纷，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判执行工作。民间借贷客观上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社会融资需求，增强了经济运行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促进了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但实践中民间借贷也存在着交易隐蔽、风险不易监控等特点，容易引发高利贷、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以及非法集资、暴力催收导致人身伤害等违法犯罪问题，对金融秩序乃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也使得人民法院妥善化解民间借贷纠纷的难度增加。因此，人民法院应当高度重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判执行工作，将其作为“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重要工作内容，作为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重要切入点，通过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有序发展，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做好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立案受理工作。当事人就民间借贷纠纷起诉的，人民法院要依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做好立案受理工作。立案时要认真进行审查，对于涉嫌非法集资等经济犯罪的案件，依法移送有关部门处理；对于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及时与政府及有关部门沟通协调，积极配合做好相关预案工作，切实防范可能引发的群体性、突发性事件。

　　三、依法惩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人民法院在审理与民间借贷相关的非法集资等经济犯罪案件时，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处理。对于非法集资等经济犯罪案件，要依法及时审判，切实维护金融秩序。对于与民间借贷相关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性犯罪，要依法从严惩处，切实维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要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注意区分性质不同的违法犯罪行为，真正做到罚当其罪。

　　四、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要严格适用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同时注意把握国家经济政策精神，努力做到依法公正与妥善合理的有机统一。要依法认定民间借贷的合同效力，保护合法借贷关系，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案件处理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对于因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而形成的借贷关系或者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上述违法犯罪活动的借贷关系，依法不予保护。

　　五、加大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调解力度。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要深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对于涉及众多出借人或者借款人的案件、可能引发工人讨薪等群体性事件的案件、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情绪严重对立的案件以及判决后难以执行的案件等，要先行调解，重点调解，努力促成当事人和解。要充分借助政府部门、行业组织、社会团体等各方面力量，加强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程序对接，形成化解矛盾的最大合力，共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六、依法保护合法的借贷利息。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要依法保护合法的借贷利息，依法遏制高利贷化倾向。出借人依照合同约定请求支付借款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第7条的规定处理。出借人将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当事人仅约定借期内利率，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以借期内的利率主张逾期还款利息的，依法予以支持。当事人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主张自逾期还款之日起的利息损失的，依法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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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注意防范、制裁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对形式有瑕疵的“欠条”或者“收条”，要结合其他证据认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对现金交付的借贷，可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发现有虚假诉讼嫌疑的，要及时依职权或者提请有关部门调查取证，查清事实真相。经查证确属虚假诉讼的，驳回其诉讼请求，并对其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依法予以制裁；对于以骗取财物、逃废债务为目的实施虚假诉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妥善适用有关司法措施。对于暂时资金周转困难但仍在正常经营的借款人，在不损害出借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灵活适用诉讼保全措施，尽量使该借款人度过暂时的债务危机。对于出借人举报的有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可能的借款人，要依法视情加大诉讼保全力度，切实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审理因民间借贷债务而引发的企业破产案件时，对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且具有挽救价值和希望的负债中小企业，要积极适用重整、和解程序，尽快实现企业再生；对没有挽救希望，必须通过破产清算退出市场的中小企业，要制定综合预案，统筹协调，稳步推进，切实将企业退市引发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九、积极促进建立健全民间借贷纠纷防范和解决机制。人民法院在化解民间借贷纠纷的工作中，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紧紧依靠党委领导和政府支持，积极采取司法应对措施，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加强与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充分发挥联动效能。要建立和完善系列案件审判执行统一协调机制，避免因裁判标准不一致或者执行工作简单化而激化社会矛盾。要结合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判工作实际，及时提出司法建议，为有关部门依法采取有效措施提供参考。要加强法制宣传，特别是对典型案件的宣传，引导各类民间借贷主体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倡导守法诚信的社会风尚。

　　十、加强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人民法院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中，要认真总结审判经验，密切关注各类敏感疑难问题和典型案件，对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认真分析研究成因，尽早提出对策，必要时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二0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一、问题的提出

股东优先购买权，指除股权转让人以外的其他现有股东享有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转让的股权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为《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依照上述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其意思是否得以产生预期的效果，取决于两个条件：其一，转让股权必须征得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其二，其他股东放弃就转让股权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一般认为，股东在向股东以外的第三方转让股权需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的条款是《公司法》中的禁止性条款，如股东转让股权前未能达到此转让条件的，转让行为必然无效。但在已经取得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但转让方未能履行对全部股东的告知义务，导致部分股东未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形下，该转让行为的性质究竟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不小的争议，以下面一个典型案例为例：

 2003 年7月，张晓洪与李紫红、赵建华、杭宜生、李云鹏、陈其瑞共同出资设立金洲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其中张晓洪出资15％，李紫红10％、赵建华20％、杭宜生20％、李云鹏25％、陈其瑞50％。张晓洪与赵建华原系夫妻关系。 2007年12月18日，金洲公司召开股东会，参加人员有李紫红、赵建华、杭宜生、李云鹏、陈其瑞、万洪涛、久长公司，张晓洪未参加。经股东会会议决议，赵建华将其持有的金洲公司股权转让给久长公司，李紫红将其持有的金洲公司股权转让给万洪涛。 2007年12月20日，金洲公司进行了股东工商变更登记。有关《成都金洲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及股东变更登记相关文件中张晓洪的签字非张晓洪本人所签，均为赵建华代签。张晓洪诉请确认 2007年12月18日赵建华与久长公司，万洪涛与李紫红分别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本案在审理中引起了较大争论，特别是股东在转让股权时未书面告知其他股东，导致其他股东无从知晓转让条件，进而不能行使在同等条件下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此时股东优先购买权应如何保护，在审判中形成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股东优先购买权是一项法定权利，是由《公司法》强制性规定的，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享有的保护其自身利益的一项重要权利，从保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利，尤其是维护中小股东权利的角度出发，应认定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直接违反《公司法》相关规定，应属无效合同。一种观点认为，股权自由转让原则是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公司股东享有转让股权的权利和自由，股东优先购买权并不是对拟转让股份的股东股权的限制或侵害。《公司法》第七十二条并不属于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而是为保障股权转让顺利进行的程序性设计，只要股权转让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如果其他股东认为股权转让合同未经其过半数同意或有损其利益，可在一年期限内向法院申请撤销。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股东优先购买权被侵犯时，股东无需请求法院确认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而应直接起诉要求法院支持其优先购买权，前提是股东必须有以同等条件购买争议股权的意思表示，只要满足这一条件，法院可以直接做出判令其享有优先购买权，出让股东与优先权股东之间股权转让合同有效的实体判决。

以上三种观点在理论上各有千秋，侧重点也不同，但归根结底反映出在股权转让关系中三种权利的利益冲突与平衡，即股东的自由转让权、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及对受让股东的善意保护，如果过于固守股权转让的绝对自由原则，未充分考虑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责任公司在股权转让问题上的不同要求，可能影响公司正常秩序与资本利益的实现。同理，如果偏执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保护，通过宣告无效的方式使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归于消灭，实际上是对已经形成的法律关系和交易秩序的破坏，影响公司资本流动及资源优化配置。因此，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的保护与救济不能绝对化，但由于现行《公司法》对股权转让制度上的立法不完善，与旧《公司法》相比，新公司对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界定进行了完善和补充，但依然无法清晰展现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权程序、侵权后果及权利人的维权方式，在一些具体规定中仍存在一些缺陷和遗漏，主要表现在：对“同等条件”的内涵和指向没有明确的界定，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没有具体的程序性规定；优先权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会否对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产生影响；对于其他股东主张行使部分优先购买权时如何处理等问题没有明确规定，致使在不同地区对同一类型的案件审理出现不同的标准和尺度，执法者基于对法律的不同理解和认识，在权衡股权转让过程中出让股东、优先权股东、第三方三种利益时，作出不同的取舍和判断。

二、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性质及行使方式

（一）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性质

1. 股东优先购买权是一种优先权。权利的优先性，即指在同一标的物上，若同时存在两个或者多个性质相同或者相似的权利，某个权利人得到优越于其他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机能。民法意义上的优先权包括各类优先购买权及优先受偿权等，如在租赁关系中，在出租人转让出租房屋所有权时，若同时存在购买人和承租人时，承租人享有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财产的共同共有人欲转让所拥有的财产份额时，其他共有人亦得优越于其他购买人，享有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欲转让其所持股权时，其他股东亦享有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因此，优先性即为权利机能或者效果的优先性。《公司法》意义上的优先购买权的设置目的在于公司股东向第三方转让股权时，难免在原有股东与新加入股东之间产生争议，影响到公司既有秩序，甚至影响到公司运营效率。因此，如何维护公司既存秩序的稳定，遂成为《公司法》的重要目标。

2. 股东优先购买权属于附条件的形成权。关于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性质，理论界存在期待权说、形成权说、请求权说、物权或者债权说等。一般认为，股东优先购买权为特别法上的形成权。在理论上，形成权是依照权利人单方意志而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动的权利，通常只使得既有法律关系变动或者消灭，而非创设新的法律关系。就优先购买权而言，其形成效力表现在：转让方与第三方成立股权转让关系时，一旦优先权股东主张或者行使优先购买权，就能使优先权股东与转让方之间按同等条件产生买卖合同关系。鉴于这种法律关系是依照权利人单方意志而产生的，符合形成权的基本属性，应认可优先购买权具有形成权的性质。一旦其他股东作出以相同的条件购买拟转让出资的意思表示，就意味着拟受让人丧失受让股权的权利。同时由于股东优先购买权并非随时可以行使，只有在股东向第三方转让出资时方可行使，故又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3. 股东优先购买权具有法定专属性。优先购买权是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特别设置的权利，《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但该规定不能简单理解为《公司法》允许以章程排除或者限制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签订的公司章程明确地排除现有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且由全体投资者一致签字认可，可视为有效约定。如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若依照多数决规则修改公司章程并排除了公司现有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应视为公司章程限制或者剥夺了公司股东的固有权利，此项修改应属无效，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不应受此无效章程条款的影响。

（二）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方式

1. 优先购买权人的三种意思表示。优先购买权人如何行使权利，学者见解不一。从《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字面表述来看，该条款包含以下三方面含义：如果公司其他股东同意该股东转让股权，即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公司其他股东不同意该股东转让股权的，即为行使优先购买权；不购买拟转让股权的，即视为同意该股东转让或放弃优先购买权。优先购买权人有权表达三种不同的意思表示，即同意、反对与拒绝购买，具体分析如下：（1）其他股东同意转让，即为其他股东同意出让方向第三方转让所持股权，就其直接功能而言，即为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亦可解释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异常形式或称消极行使。此时，转让方可根据与第三方达成的协议条件转让股权；（2）其他股东不同意转让。依照《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可直接推定其他股东不同意转让方转让其所持股权，且其他股东准备自己购买该项拟转让股权。这是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最典型形式；（3）其他股东不同意股权转让，但也不购买转让方拟转让的股权。无论其他股东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股权转让，还是以沉默形式表示不同意股权转让，只要优先权股东不予购买或者拒绝购买，都被推定为同意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股权，即优先权股东放弃购买权。此与前述（1）的法律效果完全一样。

2. 优先购买权的行权方式。一般认为，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方式包括：（1）直接向相对人主张。在实践中，股东转让出资前履行告知义务大多采用提请召开公司股东会的方式，这种告知方式的便利和快捷是显而易见的，股东会不仅可以一次性的召集公司所有股东参加，使其知晓股权转让的具体事宜，满足《公司法》中要求股东转让需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的程序性要件，还可以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将其他股东或放弃或主张优先购买权的意思表示记录在案，其他股东可以在股东会上直接向相对人主张优先购买权。另一种形式是不召开股东会，股东之间采用书面通知的方式主张优先购买权，特别是在股东之间关系融洽，可以通过协商或谈判的方式进行对话的情况下，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一般直接向相对人主张。（2）通过诉讼方式主张。近几年，股权转让纠纷案件数量逐年递增，其中股东优先购买权纠纷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与股东优先购买权这一制度的性质和属性有关。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起因基于股东对其出资而形成的股东权利的出让，在封闭的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出让股权存在多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其中不乏因与现有股东在投资理念、经营策略或公司管理方式存在较大的分歧和矛盾而以出让股权的方式退出公司，因此在出让股东与其他股东分处于对立的利益面时，出让股东往往不愿意其他股东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在未告知其他股东转让事实的情况下即与第三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并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在这种情况下其他股东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维护其合法权益。在股东优先购买权诉讼中，其他股东的诉讼请求一般为三类：一是要求确认出让股东与第三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二是要求撤销出让股东与第三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三是直接要求法院判决支持其优先购买权，以同等条件受让涉案股权。

（三）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几种表现方式

公司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以转让方及时履行告知义务为前提。若转让方未及时以合理方式全面告知其拟转让股权的事实，优先权股东则无从知晓股权转让的具体事宜，更无法行使优先购买权。具体实践中股东优先购买权受侵犯，主要是指因出让股东与第三方单独或共谋行为致使其他股东无法行使或非自愿放弃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情形。比如出让股东未向其他股东通报转让价格等主要条件而与股东之外的第三方订立股权转让合同，或者与第三方订立的股权转让合同中的价格或者其他主要条件低于向其他股东告知的合同条件，从而使法律规定所称“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规定空虚化，必然侵犯优先购买权人的合法权益，现实中侵犯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情形有以下几种：

1. 迟延告知。按照《公司法》规定，股权转让的程序应遵循一定的程序，即股权出让人首先将转让的意思表示通知其他股东，待其他股东在一定的期限内作出是否愿意受让的意思表示，如果其他股东愿意受让，可以双方协商确定股权价格，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共同聘请资产评估机构进行价格评估或申请法院裁决。在履行上述程序性和实体性要件后，与确定的受让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使受让人成为公司的股东。但现实中股权转让往往采用另一种操作方式，即转让人与受让人先行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而后由转让人在公司中履行程序及实体条件，还有甚至已经变更工商登记后，再将股东转让事宜通知其他股东的情形。

2. 不完全告知。由于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前提是“同等条件”，即同等的股权转让交易条件。因此转让人是否将同等的股权转让交易条件告知其他股东对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至关重要，但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数人认为，股权转让就是出让股东让与自己持有的股权，受让方给付一定数额货币的行为，遂将“股权转让的交易条件”理解为股权转让的价金，而不考虑股权转让时转让双方设置的其它“转让条件”，因此在告知的范围中忽略在股权转让交易条件中应当包含的无法用货币度量或表达的股权转让对价，未能将股权转让的全部对价因素包括拟转让的价格、付款条件、拟受让方现有财产状况、资金来源等告知其他股东。

3. 虚假告知。现实中还有一种情形，即股东独立或与第三方合谋，制造虚假转让条件告知其他股东，待其他股东作出不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意思表示后，再以较低的转让条件与第三方成交。

三、股东优先购买权保护中的利益冲突和平衡

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基础是公司股东因各自出资而形成相互间财产联系，出资形成的股权本身具有较强的财产属性，“财产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实现其最大价值，禁止转让股权将导致财产的退化，并阻碍了财产的改进，从而对公共财产造成损害”，〔1〕因此股东可以依照意志进行自由转让股权。与此同时，有限责任公司的固有特征即作为兼具人合性和资合性特点的封闭性的公司，公司的股东往往是由亲戚朋友等构成，股东之间的信任和依赖成为良好公司秩序的基础。有限责任公司中，公司股东因各自出资而形成相互间财产联系，出资形成的股权亦具有财产属性。与此同时，有限责任公司之“企业所有与企业经营相分离”状况不甚明显，大多数股东都能间接参与公司管理事务，股东或者其代表参与公司管理事务的现象比较普遍，股东之间的信任和依赖成为良好公司秩序的基础。《公司法》设置优先购买权，既是对这种既有公司关系的反映，也是维持这种特殊的信赖和信任关系的重要手段。“股东一旦加入某公司，即可合理地期待该公司按其加入时的状态运行下去，公司的股权结构、章程条款等均不得未经其同意擅自修改，否则即会导致其期待权的落空”。〔2〕

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因为只会影响各股东的出资比例、责任承担以及利益分配，股权不会妨碍公司股东间的信任关系，进而也不会影响到各股东间良好的信用合作，从而使公司整体利益运作不会受到不利因素的影响，《公司法》一般不加限制。而股东向股东之外的人出让股东时，新加入股东必然会对公司经营管理秩序产生影响，而公司股东相互信赖、稳定共存、和谐相处，于公司存续和发展有着极重要作用。《公司法》设置优先购买权对股权自由转让予以适度限制，既是对这种既有公司关系的保护，也是维持股东之间特殊的信赖和信任关系的重要手段，通过多数股东同意原则和其它股东优先购买原则，在顾及股东利益和公司共同利益之间实现适当平衡。从而维护了有限责任公司的封闭性特征，因此正确保护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必然牵涉到股东利益与公司利益之间的价值衡量问题，

（一）从其他股东的角度

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的设置归根结底是为维护有限责任公司内部信赖关系，内部股东之间既有的认同、合作、信任关系是这种公司组织形式被选择的现实前提。各国《公司法》从保护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和封闭性出发，均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转让作出限制。从上述立法目的和有限责任公司在公司组织形态上的特殊属性出发，在处理有关股东优先购买权纠纷的审判实践中，应当注意充分维护有限责任公司内部信赖关系，这是审理时的第一位原则。

（二）从出让股东的角度

出让股东有权处置其所有股权，这在《公司法》上被称为股份自由转让原则，该原则作为现代《公司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与股东有限责任共同构成了现代公司制度的灵魂。任何转让限制，包括股东优先购买权在内，都只不过是作为这一原则的例外而存在。股份自由转让一般包括是否转让、转让对象、转让时间、转让数额、转让价格等五方面的内容。因此就股东优先购买权而言，其所设置的限制本质上是对自由选择转让对象的限制，而不是对其他自由和权利的限制。如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导致对股份自由转让的其他内容受限，则应当被认定是限制了股东自由转让的意志，是权利的过度行使。因此，出于维护有限责任公司内部信赖关系的需要，在充分保护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同时，审判实践中也应当合理防止股份自由转让过度受限，这应当成为我们在处理股东优先购买权纠纷时的基本态度。同理，根据权利义务相对应的原则，出让股东在股东转让中担负着较重的披露和告知义务，当法律对转让程序和流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如出让股东不能尽到其法定义务，应认定其存在过错，应分别向第三方或其他股东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三）从受让人的角度

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制度内容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一制度的保护重点在于公司的内部关系，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间的信赖关系立法给予了偏向性的照顾。但无论是从现代社会日益关注动态交易安全的趋势上看，还是从商法天生的外观主义特性上，维护外部关系秩序、保障交易行为安全，保护善意受让人的合法权益始终是各国商事立法包括公司立法在内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目标，〔3〕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也不例外。因此就股东优先购买权纠纷的处理中，还应强调保护善意受让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交易安全的审判理念，受让人处于公司外部关系，对公司内部的股权设置和各类关系往往不甚了解，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如果股东长期怠于行使权利或者忽略自身权益时，如果仍牺牲善意受让人利益和交易安全来保护其优先购买权，则会存在权利滥用和利益失衡之虞，实违公平原则，也不利于稳定因股权对外转让而连锁引发的外部社会关系。因此股东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及时行使优先购买权，否则法院不应支持。

综上所述，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的保护与救济不能绝对化。既不能固守股权转让的绝对自由，未充分考虑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在股权转让问题上的不同要求，也不能偏执于股东权利的保护，忽视了公司资本利益。在三者的利益平衡中，维护内部信赖关系是首位的，其次要考虑股份自由转让原则的限制程度，然后才是维护外部交易的安全与稳定。

四、股东优先购买权保护的路径及司法对策

正如前文所述，股东优先购买权的保护既涉及到维护公司内部信赖关系，又涉及股份自由转让原则的限制程度，还关系到外部交易安全的维护与稳定，这就需要遵循股东转让股权的规则和程序，同时兼顾股权出让股东、受让人及其他股东不同主体的利益，消除股东优先购买权与股东自由转让权、善意受让权之间冲突和矛盾，在实现股权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保护优先购买权人的合法权益。当股东优先购买权被侵犯时，应参照前述认定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则，根据时间阶段和侵害结果区分，作出不同处理。

（一）股权转让合同尚未正式签订时。此时股东在得知出让股东拟转让股权及转让的基本条件后，可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主张同等条件下的股东优先购买权，如出让股东不同意或不配合，主张优先购买权的股东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主张优先权股东与出让股东间的股权转让关系成立。

（二）股权转让合同已经签订但尚未履行时。此时股权转让合同虽已生效，但因为股东优先购买权本身即具有限制协议履行的法定效力，受侵害的优先权股东可向相对人或法院径行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直接产生阻断股份转让于第三方的效力，至于出让股东与第三方之间的关系，可依据两者间生效的转让协议按前述内容，相互追究违约责任。

（三）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并履行完毕时。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最为常见，当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已履行完毕时，直接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在事实上已无法实现阻断股份转让的效力。回到文章开头的案例，此时主张优先购买权的股东通常会向法院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但作者认为，股权转让合同，除标的系股权这一特殊性外，其余与普通合同并无二致，故其效力判断仍然要遵循合同效力判断的一般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公司法》第七十二条关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并不属于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而是为保障股权转让的顺利进行的程序性设计，违反该项程序性规定，未必影响股东对其股权享有的完全的处分权，因此，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在现行《公司法》并未明确规定当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被侵犯时权利如何救济的情形下，理论界普遍认为，未经其他股东同意的股权转让行为，并定性为可撤销的行为，股东应在一年之内提起撤销之诉，这种撤销权的实质是借鉴合同法中因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被欺诈、胁迫或显示公平而提起之诉，《公司法》并无撤销权之诉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因此虽然多数学者赞同股权转让合同可撤销的意见，但在实践中很少有法院作出撤销股权转让合同的大胆尝试。

对此，最高法院关于《<公司法>征求意见解释（四）》第26条对股权转让事项未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意见的后果进行了规定，即“股东未将前条内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或者书面通知内容与实际转让条件不符的，其他股东起诉主张依照评估确定的价格或者受让方实际购买的同等条件购买股权，且其主张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特殊约定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这条仅就其他享有优先购买权股东主张购买股权的进行了规定，回避了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在股东优先购买权被侵犯时，股东无需请求法院确认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而应直接起诉要求法院支持其优先购买权，不仅避免两次诉讼形成的诉讼成本和时间的浪费，还有效地避免当事人恶意诉讼，现实中可能存在股东主张股权转让合同无效而事后不提起优先购买之诉，进而导致股权被悬空的不利状态，此时实践中可能产生优先权股东仅仅要求撤销股权对外转让协议，而并不主张购买拟转让股份的情况。因为优先权股东主张撤销出让股东与非股东第三方间转让协议合同与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之间具有一定的牵连关系，主张撤销是股东优先购买权受侵害时的救济手段或者说是受侵害的优先购买权欲获得实现的前提条件。当优先购买权受侵害，优先权股东提出撤销原转让协议请求的同时，应当行使优先购买权，按同等条件的要求自己受让拟转让股份，优先权股东无意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时不得就出让股东与非股东第三方间的转让协议单独提出撤销请求，否则即是侵犯了股份自由转让原则，损害了出让股东与第三方的实质利益。法院如果对于优先权股东提起的优先购买权之诉仅做撤销处理，很可能为优先权股东滥用优先购买权，干涉他人自由与权利提供了合法的途径。而且优先购买权本身属于形成权，一经行使即宣告转让关系成立，无须出让股东另行承诺，所以请求法院直接判令确认行使优先购买权。实际上是当优先购买权受侵害，其他股东丧失优先购买机会时，法院可直接判令优先权股东与出让股东间的股权转让关系成立，由国家强制力确认其他股东优先受让股权。在司法实务中更具有操作性，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维权方式更加鲜明，实现途径也更直接。

（四）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完毕一段期间时。当股份转让不仅已履行完毕而且公司股东名册已作变更登记且经过一定期间，从维护交易安全，尽早稳定社会关系和秩序，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原则出发，如果股权转让已经修改了公司章程，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对外产生了公示及对抗的效力，并且已经过一定期间，这时应当认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不得撤销，也不应当允许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无期限地行使下去，从而再次造成已趋稳定的社会关系的动荡。此时可限定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间限定为一年，股东优先购买权从公司股东变更登记时起一年内不行使的，该优先购买权予以消灭。

（作者：温 淼   单位：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

[ 注释]

［1］赵旭东：《有限责任公司的改造与重塑——<公司法>相关内容的修改建议》，载http://www.yadian.cc/paper/17585/，于2009年12月8日访问。

［2］蒋大兴：“异议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问题研究——关于公司法的修订”，载《商法研究》2001年第3期，第193页。

［3］吴越、潘鹰：《<商事通则>之“营业”草案及调研报告、立法理由》，载http://www.wuyuelaw.com/article/paper/200809170398.html，2009年12月8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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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报网讯（记者任敏）张先生先将别墅卖给陈先生，后又转卖给杨先生，陈先生索要房产未果遂告上法院。日前，顺义法院判决张先生返还定金并赔偿陈先生损失共计250万元。

2009年9月，张先生将一栋拍卖所得别墅以29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先生，双方签订了买卖合同，陈先生给付定金50万元，并约定张先生4个月内办理房产证，并将房屋过户到陈先生名下。但张先生不仅未履行约定，还将别墅转卖给杨先生，目前该别墅已由杨先生以520万元价格转让给第三方。

陈先生认为，涉案房产市场价值已大幅上涨，另行购买同等房产需额外支付约250万元，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张、杨二人双倍返还合同定金100万元，赔偿购房损失200万元。

被告张先生辩称，签订买卖合同时，其并未取得涉诉房屋产权证，因此涉诉合同无效。他同意双倍返还定金，但不同意其他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签约时，张先生虽未取得别墅权属证书，但依据《拍卖成交确认书》，陈先生有理由相信张先生是该别墅的权利人。双方自愿签订的买卖合同应属有效，张先生应履行合同义务，再次转卖别墅是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

法院最终判定，张先生双倍返还陈先生定金100万元，并赔偿损失1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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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的审判实践领域中，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就运输中发生货物毁损灭失的赔偿问题分歧极大。尤其是当发生货物损失时，承运人往往以货运合同或者货物委托单上有限制赔偿责任条款为由提出抗辩。本文对涉及此类案件的相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问题作初步分析。

  货物运输毁损灭失的归责原则

  我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明确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从上述法条中可以看出，我国合同法在对待货物在运输途中发生毁损灭失时，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换言之，除非承运人能够举证证明导致货物毁损灭失的原因是基于该条文中明确规定的三种免责类型。否则，承运人应就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托运人在启动货损赔偿诉讼时，只要证明其与承运人之间运输合同成立、其已向承运人实际交付待运货物以及货物在运输途中发生毁损灭失，而无需证明承运人是否在运输过程中存在过错与否；相反，只要承运人无法证明合同法规定的三种免责情形，就应当对托运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限赔条款的性质、效力及法律适用

  １.限制赔偿条款的性质限赔条款是运输合同或是作为运输合同依据的货物委托单上十分普遍的格式化条款。在货运实务中，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货运效率，现行的行业惯例往往是承运人提供给托运人事先已制作的货运单给其签署，而这类货运单绝大部分都载明了货损时承运人所需承担的最高额度的赔偿金额（大部分采用收取运费的若干倍）。因此，一旦涉运货物发生毁损或灭失时，承运人就据此作为针对托运人赔付主张金额的抗辩理由。然而，并非所有的格式条款就当然成为合同的一部分。同样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之内容，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必须满足遵循公平原则来确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这一前提下，其所拟定的格式条款才属于订入合同的条款。

  ２.限制赔偿条款的效力当今货运行业存在较大风险，如果承运人在收取少额运费的前提下，却要求其在发生货损时承担巨额的赔偿责任，则有失公平。另一方面，部分托运人之所以不申明货物价值，也不选择保价运输，并非不清楚限赔条款，而是为了节省运费与相应保费。因此限赔条款不仅符合运输行业的特点和操作惯例，而且完全符合合同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因此，此类限赔条款从性质上来说，不存在承运人单方面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托运人义务之情况。如果在实务操作中一概否认限赔条款的合理性，反易造成承托双方的权利失衡。据此，实践中应重点考察该格式条款是否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十三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且托运人在订立运输合同时对此是否充分注意。若能认定该条款系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则应确认限赔条款的合法有效性。

  限赔条款的排除适用

  然而，即使限赔条款合法有效，并不等于该限赔条款适用于所有情形下的货损赔偿。在因承运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货物毁损或灭失的情况下，即使限赔条款合法有效，亦不能适用限赔条款来确定赔偿数额。因为在整个货物运输中，货物完全脱离托运人的监管，而一直处于承运人的控制之下。因此，承运人除非能举证证明其已经尽到谨慎的保护、注意、审查等义务仍不能避免货物的灭失，否则，即应当推定其存在重大过失，对货物委托单上的限赔条款予以排除适用。这也完全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无效的立法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在货物运输当中，除订立运输合同的承托双方外，往往订立运输合同的承运人会将货物交由另外的运输方进行最终运输，而个体承包经营者作为最终实际出运人所占比例往往较大，而大部分个体经营户经营较不规范，人员流动频繁，服务水平低下。因此，在这类情况下发生的货物毁损或灭失，如果仍然将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制在极小范围内，则对货物的托运方极不公平，更有甚者会诱使承运人监守自盗的违法犯罪行为，极大地增加了此类案件引发的道德风险。

  货损赔偿数额标准及证明责任

  １.货损赔偿的一般标准我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法律、行政法规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从该条文来看，法律首先倡导的是当事人在运输合同中就货损赔偿数额作出事先的约定，即“有约定，从约定”；只有当承托双方关于货损赔偿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才按照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虽然我国合同法规定了货损赔偿数额的基本原则以及不同情形下的适用方法，但是实践中对货损赔偿数额的认定仍然是个难题，还需结合其他法条以及纠纷的具体情况予以综合判断。

  ２.货物价值的判断标准以及证明责任当限赔条款被排除适用的情况下，且承托双方又没有以其他方式约定货损赔偿的方式，是否就直接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所规定的按照货物的实际市场价值作为赔偿的基础。关于货物价值的争议主要在于承托双方对涉运货物的内容和价值认定的不一致。如前文所提，我国合同法对运输合同中货损赔偿采取了承运人无过错责任原则，但是，同时我国合同法第三百零四条对托运人施加了对货物如实申报之合同义务，即要求托运人在办理货物运输时，应当向承运人准确表明货物的名称、性质、重量、数量等必要情况——当货物发生货损或灭失时，托运人对其主张的货物的内容、价值负有完全的举证责任。

  （作者单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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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房者承诺将及时在房屋内设置钢梁孔洞，但直至购房者收房办证并将房屋出租，孔洞还是未开，购房者以交付不符合约定影响使用为由拒付购房尾款。近日，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法院认定，购房者张某收房即以实际行为承认不符合约定的房屋，但因余款中包括的开孔费用应当扣除，依法判决被告张某向原告支付购房余款70万元。

    2009年，张某向某公司购买一办公楼，准备开设酒店。双方特别约定，公司负责按张某提供的改造设计图纸在钢梁上开设孔洞，以便中央空调管道的铺设。2009年9月，双方签订房屋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成交价为560万元（包括更名费、钢梁开孔费等），分三次付款，其中第三次为完成开孔后三日内。张某支付了前两期房款后，向该公司提供打孔的设计图纸，但公司一直未进行打孔作业。2009年12月，张某将房屋出租。2010年8月，该房屋办理了产权登记。房屋中的钢梁孔洞始终没有打，而张某也没支付购房余款。双方发生纠纷，公司将张某告上法庭，诉请法院判令张某支付房款100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公司没有按张某提供的改造设计图纸在钢梁上开设孔洞，提供房屋不符合约定。但张某将该房出租给他人，以实际行为表示其同意收取。该公司钢梁开孔义务因张某的收房行为得以免除。张某应当支付房款。但560万房款中包括钢梁开孔费，公司无权收取，遂依法作出前述判决。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服判不上诉。

法官说法：收房实际免除卖方的特别义务

该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的主审法官接受采访时对该案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做了详细的说明介绍。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公司是否应承担涉案房屋的钢梁开孔的审批手续以及实际完成钢梁开孔义务；张某拒付余款是否是在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依《房屋转让协议》约定可知钢梁上开孔相关审批手续以及完成实际的开孔行为应由公司承担，房屋完成钢梁开孔后方合乎双方约定的房屋交付状态。

张某原本有权基于先履行抗辩权拒绝支付房屋尾款，要求公司先完成开孔义务。如钢梁最终双方均认可不能开孔，张某可据约定追究公司的违约责任。但张某将房屋出租给案外人使用，其以实际行动表明了收取不合于约定房屋之真实意思，公司为房屋进行钢梁开孔的先履行义务，因张某的收房行为得以免除；且该公司钢梁开孔的客观条件亦丧失，从安定社会交易关系、有利和谐、促进发展目的出发，亦无张某撕毁与案外人之租房合约、毁损现有装修以重新开孔之必要。作者：冯璐徐佳 王晓燕

    相关链接

    先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是指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先履行一方未履行之前，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债的本旨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合同法》第67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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