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永嘉人徐某驾驶小型汽车途经永嘉县黄屿地段时，与行人厉某发生碰撞，厉某当场死亡，徐某驾车逃逸。事后，交警部门认定徐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徐某的汽车属市区人陶某所有，并挂靠于瑞安市一运输公司名下，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位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死亡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因此，死者家属将徐某、陶某、运输公司、保险公司一并告上法庭，索赔30万余元。

　　阳光财产保险公司辩称，因徐某无力承担如此巨额赔偿，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应由国家设立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等费用，保险公司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徐某在肇事逃逸后又到交警部门投案，肇事车辆已查明，不在救助基金垫付范围。此外，交通事故发生后，不论肇事车辆有无过错，及其过错程度如何，均由承保的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先予赔偿。

　　法院判定，死者家属实际经济损失214727元，其中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一次性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经济损失110000元，其余损失由徐某负责赔偿，陶某、运输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温州都市报》2008-08-13  尤诗章 咏法）

司机肇事逃逸保险公司不赔法院判令先予赔偿

　　厉某被撞身亡后，家人将驾驶员、车主、保险公司告上法院要求赔偿，而保险公司以驾驶员肇事后有逃逸行为拒绝赔偿。近日，永嘉法院判令保险公司先予赔偿受害人家属11万元。法院判决指出，肇事车辆所投为第三者责任强制险，因此，保险公司在逃逸案中不能免责。

　　今年3月5日，徐某驾一小型汽车从温州西山开往永嘉枫林，途经黄屿地段时，撞上厉某，导致其当场死亡。事发后，徐某驾车逃逸。交警认定徐某在事故中负全责。该车挂靠于东业运输有限公司，已向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

　　此后，厉某家属向永嘉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徐某赔偿损失，东业公司负连带责任，由阳光保险公司在保险额度内先予赔付。徐某虽然表示愿意赔偿，但坦承无力支付。东业公司则表示愿意在保险公司赔偿后，承担剩余部分赔偿责任。而保险公司则称，驾驶员徐某有肇事后逃逸行为，他们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保险，在功能上却发挥着社会保障功能的作用，是一种具有救助性质的保险，其设立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通过分散风险的方式分解肇事车辆的赔偿责任，而且还是为了更好地填补受害人的损害，使其得到快捷、公正的赔偿。交通事故发生后，不论肇事车辆有无过错及其过错程度如何，均由承保的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先予赔偿。（《温州商报》2008-08-13　商报记者 戚祥浩  通讯员 咏法）

2008年7月31日，温州市政协召开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会议。市政协副秘书长黄宗克主持会议并传达了省政协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省政协有关领导和人士就社情民意信息工作问题作了专题报告，最后市政协副主席高育厅作了重要讲话。市政协特邀信息员、浙江金土地律师事务所任乐平律师与会。

作为市政协特邀信息员，任乐平律师已于6月30日就落实新修订的《律师法》，及时破解律师“会见难”问题向市政协作了书面反映，提出意见和建议。从本次会议传达的有关文件获悉，上述书面反映已被市政协采用，并已上报省政协。

 本届市政协共聘请了任乐平律师等28名来自全市各地各行业的同志为市政协特邀信息员。特邀信息员的主要工作包括及时反映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有影响的重要情况及具有代表性的意见和建议，传递广大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及解决的意见和建议等。

落实新修订的《律师法》

及时破解律师“会见难”问题

温州市政协特邀信息员、民盟温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金土地律师事务所律师任乐平反映：

新修订的《律师法》已于今年6月1日起实施，至今已满一月，但该法所规定的律师会见权并未得到贯彻和落实。

新修订的《律师法》备受关注，其亮点之一是进一步保障律师的会见权，破解长期以来困扰律师的“会面难”问题。该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即律师持“三证”（执业证、律师所证明、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然而，目前温州市律师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仍普遍需侦查机关批准并由其派员在场。

本人办案的亲身经历和体验，也是如此。今年6月26日，本人持“三证”赴温州市文成县看守所要求会见一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被刑拘的犯罪嫌疑人。由于该案处于侦查阶段，文成县看守所告知本人需侦查机关批准才能会见犯罪嫌疑人。无奈本人只得按老规矩征得侦查机关批准并由其派员在场才得以会见犯罪嫌疑人。

律师会见权的新规定未得到贯彻和落实，原因在于：今年6月1日起，新修订的《律师法》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相伴而行，且前者对刑事诉讼基本程序的新规定颇具前瞻，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后者的相关规定。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侦查机关以其强势地位，历来依照该规定对侦查阶段所有刑事案件的律师会见实施批准。新修订的《律师法》第33条规定横空出世，就像是“谁动了我的奶酪”一样 ，使侦查机关顿生失落和茫然。在新修订的《律师法》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相伴而行的特殊背景下，侦查机关拿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作挡将牌要律师按老规矩办案也就不奇怪了。

本人认为：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不需要经过批准。新修订的《律师法》第33条规定在某种意义上是使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回归本意，不能简单地把二者对立起来。至于新修订的《律师法》突破了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将是推动现行《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动力，可按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予以处理。对此，辽宁省就已出台了《辽宁省保障律师依法执业规定》。该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入、被告人，在羁押部门的正常工作时间内，不受时间、次数的限制。除涉密案件外，不需要有关部门派人参加和批准。对拒绝安排会见或者在会见过程中设置障碍致使会见不能正常进行的，有责任安排会见部门的上级机关应当在7日内纠正。”我省金华市也出台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有关律师会见问题的通知〉》。该通知规定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依法出具“三证”，不需任何机关批准。会见时不被监听。

据此，本人建议：

一、加大宣传新修订的《律师法》的力度，有关部门要组织和加强学习新修订的《律师法》，从该法的背景、内容和精神等方面，深入领会这次《律师法》修订的意义。

二、各相关部门相互协调，共同出台规定或文件来贯彻和落实新修订的《律师法》，消除对该法的争议和误解，统一思想，破解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三、尽快学习、借鉴一些地方就贯彻和落实新修订的《律师法》而出台的规定或文件，加以吸收消化，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使之为我所用，及时破解律师“会见难”的问题。 

任乐平

《温州商报》2008年2月1日刊登了通讯员叶建克的报道《借条有歧义，官司很难打》。该报道称：

近日，曾某拿着一张借条，来到泰顺县人民法院雅阳法庭咨询立案。工作人员看了这张借条后，大摇其头，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曾某提供的借条内容如下：“今借曾氏人民币三万元——王氏”。从字面看有两种理解：一是王氏向曾氏借到人民币三万元，王氏是借款人；二是王氏借给曾氏人民币三万元，王氏是出借人。工作人员只好遗憾地告诉曾某，由于无法辨明出借人和借款人分别是谁，官司很难打。

其实，该借条内容只需在两个地方加以补正就能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一是在开头处写明“今向曾氏借到人民币”或“今借给曾氏人民币”即可使得双方关系明晰；二是在落款处签名前加上“出借人”或“借款人”也可阐明关系。

任乐平律师解惑

民间借贷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亲戚朋友之间，同学同事之间，业务伙伴之间常常发生借款现象。很多人借款于人，虽不忘要对方出具借条，但由于受文化程度、法律知识水平等影响，不知道借条该怎么写，也正因为借条存在问题才引起了日后纠纷，且为纠纷的解决增加了难度。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借条与欠条的法律含义缺乏应有的认识，以致在出具条据时，误将借条写成欠条；二是借条内容上缺乏基本项目以及准确表达，以致造成歧义，官司很难打。

案例一：2005年1月，甲向乙出具欠条一张，欠条注明：“今欠乙材料款90000元（大写玖万元整）。甲2005年1月8日”。其中未注明还款日期。之后，乙一直未向甲催要。直到2008年1月10日，乙才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甲支付上述款项。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了乙的诉讼请求。

案例二：2005年1月，丙借款90000元给丁。丁向丙出具借条一张，借条注明：“今借丙人民币90000元（大写玖万元整）。丁2005年1月8日”。 其中未注明还款日期。之后，丙一直未向丁催要。直到2008年1月10日，丙才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丁支付上述款项。法院经审理后，判决丁向丙还款90000元。

以上两个案例，同样是欠款案件，被告均出具了欠款凭证，为何结果迥然不同？原因就在于欠条和借条在法律性质上的区别。

第一、借条证明借款关系，欠条证明欠款关系。借款肯定是欠款，但欠款则不一定是借款。

第二、借条形成的原因是特定的借款事实。欠条形成的原因很多，可以基于多种事实而产生，如因买卖产生的欠款，因劳务产生的欠款，因企业承包产生的欠款，因损害赔偿产生的欠款等等。

第三、当借条持有人凭借条向法院起诉后，由于通过借条本身较易于识别和认定当事人之间存在的借款事实，借条持有人一般只需向法官简单地陈述借款的事实经过即可，对方要抗辩或抵赖一般都很困难。但是，当欠条持有人凭欠条向法院起诉后，欠条持有人必须向法官陈述欠条形成的事实，如果对方对此事实进行否认、抗辩，欠条持有人必须进一步举证证明存在欠条形成事实。

最后、借条代表的是一种借款合同关系，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出借人给付借款。而欠条是对以往双方经济往来的一种结算，表明自欠条形成之日起双方之间形成的一种新的纯粹的债权债务关系。

对于注明了还款期限的借条和欠条，应该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诉讼时效均从其注明的还款期限之日起计算为两年。没有注明还款期限或履行期限的借条和欠条，两者在诉讼时效的适用上则是有区别的。对于没有还款期限的借条，出借人可以随时向借款人要求还款，诉讼时效从权利人主张权利之时开始计算。权利人再次主张权利的，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但是如果出借人在借款人出具借条的20年内不主张权利，则诉讼时效不再起算。

没有履行期限的欠条，在债务人出具欠条时，权利人就已经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故权利人应当在欠条出具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也就是说，没有履行期限的欠条从出具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法复(1994)35号中》指出：“双方当事人原约定供方交货后，需立即付款，需方收货后无款可付，经供方同意写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根条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对此应认定诉讼时效的中断。如果供方在诉讼时效中断后一直未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则应从供方收到需方所写的欠款条之日的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正好印证了上述观点。此外，如果权利人在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曾主张过权利的，同样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

任乐平律师支招

在此，特附上一借条范本，供参考：

借款合同暨借条、借据

出借人：

借款人：

担保人：

今有借款人向出借人借到人民币******元，应于****年**月**日归还，届时一并支付利息******元。　

                                                                                   出借人：（签名、盖章）

借款人：（签名、盖章）

担保人：（签名、盖章）

                                                                                   时间：****年**月**日

2007-10-18 　来源：新华社　

无证驾驶致人死亡，保险公司是否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近日对一案例进行审理后认为，保险公司要承担赔偿责任。

    2007年3月28日，郭某驾驶一辆轻型自卸货车与骑自行车的王某相碰，造成王某当场死亡。经温州市交警部门认定，郭某所持驾驶证系他人所有，郭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此前，该车已于今年年初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第三者责任强制险，保险期间为2007年1月15日至2008年1月14日。

    于是，王某父亲将保险公司等告上法庭，要求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第三者责任险赔偿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保险公司在庭审中认为，本事故的肇事者未取得驾驶证，根据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规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虽然规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是两个概念，该规定并没有免除保险公司人身伤亡赔偿的义务。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公司应向原告赔偿王某死亡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计5万元。

一、首部

1、诉讼双方

原告（被上诉人、对方当事人）：余某春。

原告（被上诉人、对方当事人）：余某琴。

原告（被上诉人、对方当事人）：王某某。

原告（被上诉人、对方当事人）：余某箴。

以上四原告一审、二审、再审共同委托代理人：任乐平律师。

被告（上诉人、申请再审人）：余某尧。

被告（对方当事人）：吴某某。

被告（对方当事人）：余某冰。

被告（对方当事人）：余某节。

被告（对方当事人）：余某筠。

被告（对方当事人）：余某远。

2、案由：继承析产纠纷。

3、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1999）温鹿一民初字第456号。

二审判决书：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年温民终字第1011号。

再审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浙民再字第29号

二、一审情况

1、一审诉辩主张

原告诉称：原告余霭春的父母余濂湖、蒋裕宜（已亡故）有子女五人：余孝弼、余孝靖、原告余霭春和余霭琴、被告余孝尧，父母遗有坐落本市解放南路168号一间二层楼房，长期以来由余孝靖与被告余孝尧两家居住使用，现属拆迁范围。为此，有关继承人就该房屋的继承分割问题进行多次协商，但被告余孝尧不予配合而未果。原告余霭春和余霭琴作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原告王桂英作为转继承人，原告余箴箴作为转继承人和代位继承人，对上述房屋均依法享有继承权。请求依法分割讼争房产。

被告辩称：讼争房屋原系父母所有。1964年父亡故后，母考虑到自己的晚年生活及家庭和睦问题，就于1969年、1970年分别召集家庭成员及亲属和单位领导立下分家协议和补充协议，约定将讼争房屋临街一层楼房分给我。当时原告方并未就此提出异议。因本地风俗习惯，由我舅舅蒋淼代表我母亲签字承认并由见证人见证。该析产（分家）协议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应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条规定，继承人即原告有权在知其权利被侵害二年内提起诉讼，但自继承开始起20年内不得行使权利，继承人不得再行提起诉讼。总之，原告方对父母遗产享有继承权，但其在母亲对财产作出处分时，均未提出异议，也未能在法定的时效内行使诉权，已丧失了依法继承的权利，请求驳回原告方的诉讼请求。

2、一审判决理由和定案结论

一审认定，余某春之父余某某（1964年11月24日亡故）、母蒋某某（1997年11月亡故）婚后生育长子余某弼（1965年4月6日亡故，遗妻王某某，女余某箴）、次子余某靖[1999年8月6日亡故，遗妻吴某某，长女余某节，次女余某筠，长子余节南（1993年3月5日亡故，遗女余某冰），次子余某远]，三子余某尧，长女余某春，次女余某琴。余某某，蒋某某亡故后，遗有坐落于解放南路168号坐东朝西二层楼房一间半（地籍城南段1863号，建筑面积114.22平方米其中违章建筑20.99平方米，店面建筑面积14.05平方米）。原由余某某，蒋某某与余某靖，余某尧合家居住使用。1969年7月10日余某靖与余某尧立下《分家决议书》，讼争房屋一层，二层均对半分割，楼下临街部分（即店面建筑面积14.05平方米）加上一层，二层住宅面积28.85平方米及违章建筑面积12.2平方米由余某尧使用；其他一，二层建筑面积50.33平方米及违章建筑面积8.79平方米由余某靖居住使用（违章建筑部分均由余某靖，余某尧出资所建），中人蒋淼即双方的舅舅在协议上签名。1970年12月23日，余某靖，余某尧又立下《补充协议》，该协议明确讼争房屋在母亲蒋某某健在时所有权归母亲所有，待母亲去世后，向房管部门办理各自房屋产权，双方对房屋享有居住权，另同时约定母亲轮流居住双方家。在协议上签名的有余某尧所在单位杭州制氧机厂领导邹岩庆，余某靖所在单位温州一中领导胡忠敏、吴某某所在单位温州永久锁厂领导余昌华。嗣后余某靖，余某尧及家人居住上述房屋至今。1978年至1997年间余某春每年均邮寄给母亲生活费。自1987年后，余某琴每年均接母亲回自己家居住生活。余某靖，吴某某婚后，余某某，蒋某某一直在其家居住，直到1964年11月余某某亡故后,蒋某某仍以住余某靖家生活为主。蒋某某亡故前二至三年，每年约又半年的时间生活在余某尧家。现双方讼争的房屋已被拆迁，吴某某得搬迁奖励费1180元，安置费3600元；余某尧得搬迁奖励费5000元，安置费3600元。在审理中，委托温州市房地产估价所对讼争的店面进行价格评估，结论为：价值人民币386772元。住宅建筑面积79.18平方米，根据《温州市旧城改建解放南路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货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规定，大于使用面积40平方米的，每平方米3373元；小于40平方米的每平方米2773元，吴某某违章建筑面积8.79平方米的价格为21992元，余某尧违章建筑面积12.2平方米的价格为25742元。故店面，住宅及违章建筑面积总计684269元，即每平方米价格为5990.80元。余某春，余某琴，王某某，余某箴均认为吴某某及余某靖对被继承人余某某，蒋某某生前多尽赡养义务，各愿补偿吴某某10000元。

一审认为，讼争房屋原系余某某，蒋某某所有。1964年11月24日余某某亡故后，蒋某某对讼争房产享有一半份额，其余一半属遗产，应有蒋某某、余某弼、余某靖、余某尧、余某春、余某琴共同继承。1965年4月6日余某弼亡故后其继承所得的一半份额由其遗妻王某某享有，其余一半份额由蒋某某，王某某，余某箴共同继承。余某靖，余某尧未征得其他继承人同意，自行处分应由全体继承人共同继承得遗产，所订立得《分家协议书》和《补充协议》无效，故1997年11月蒋某某亡故后，其遗产仍应由全体继承人共同继承。本案中，吴某某对被继承人余某某、蒋某某生前多尽赡养义务，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吴某某的所得份额可以多于其他继承人。余某靖称继承人生前已立下分家协议已立下分家协议书将讼争房屋分别赠与余某尧、余某靖的理由不能成立，故不予支持。余某尧、吴某某已得的搬迁奖励费和安置费与二人违章建筑的实际费用相抵较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九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判决:一、座落于温州市鹿城区解放南路168号的一间半（已拆迁），其中店面建筑面积14.05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28.85平方米、违章建筑面积12.2平方米归余某尧继承所有;另住宅建筑面积50.33平方米、违章建筑面积8.79平方米归吴某某、余某远、余某节、余某筠和余某冰继承所有。二、余某尧于判决生效之日给付余某春、余某琴、王某某、余某箴房屋折价款363827元；吴某某、余某远、余某节、余某筠和余某冰给付余某春、余某琴、王某某、余某箴房屋折价款13068元。上述款项中余某春、余某琴各得128687元，余某箴得89253元，王某某得30267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2010元，鉴定费1070元，由余某春、余某琴各负担2616元，王某某、余某箴负担2616元，余某尧负担2616元，吴某某、余某远、余某节、余某筠、余某冰负担2616元。

三、二审情况

1、二审诉辩主张

一审宣判后，余某尧不服，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扩大了遗产的房屋面积，显属错误。违章抬楼部分属上诉人自行出资所建，故其在1969年分得的房屋上加层所建的面积，不应列入遗产范围。1992年上诉人申领营业执照后取得14.05平方米的营业用房的所有权属上诉人所有，现因拆迁导致的店面升值部分，不应列入遗产分割范围。

被上诉人余某春、余某琴、王某某、余某箴辩称，上诉人对原房的改、扩、抬建，并不能改变原房屋的所有权性质。根据温州市区旧城改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有关规定和实际操作，被拆迁房屋使用面积中，违章建筑可安置的面积，随同合法建筑的使用面积安置给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17.1平方米营业用房（包括3.09平方米的其他营业面积）原本就属于遗产，应属全体继承人所有，上诉人申领营业执照，也不改变该面积房屋的所有权性质。诉争房产中营业房的安置根据温州市区旧城改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有关规定并不是由营业执照的负责人享受优惠价购买新营业房，而是由原房所有人享受优惠价购买新营业房。该房在出租期间的租金所得仍应作为共同遗产的收益，列入分割范围。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2、二审判决理由和定案结论

二审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认定的相同的外，另查明，1951年6月4日，温州市人民政府“温南第1572号”房地产所有证上载明双方讼争房屋中式市店，并于1992年由余某尧申领了该房屋底层14.05平方米营业用房的营业执照，此后，该营业用房因出租所得的租金均由余某尧收取。证明本案事实的证据有房屋所有权证、民房拆迁情况调查登记表，分家协议书以及补充协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临时协议书、《温州市旧城改建解放南路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临时实施办法》、房地产价格评估报告书、邮政汇款收据，居委会证明、死亡证明以及当事人的陈述。

二审认为，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继承从被继承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的视为接受继承。被继承人余某某死亡后，座落于温州市鹿城区解放南路168号的二层楼房的一半份额，应由蒋某某、余某弼、余某靖、余某尧、余某春、余某琴共同继承，另一半份额属于蒋某某所有。1969年，余某靖、余某尧未经其他继承人同意，即将全部上述财产自行处分，所订立的《分家决议书》及《补偿协议》无效。上述财产，在蒋某某于1997年11月死亡后，应按继承法的有关规定由全体继承人共同继承。二审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原判认定分家协议无效，均无异议，原审对此处理正确。余某尧和吴某某的违章建筑部分属在原遗产房屋上抬楼所建，虽经规划部门确认，但作为违章建筑本身仍然应当依附于原合法建筑而存在，在房屋拆迁时，应随合法建筑物整体安置，故余某尧和吴某某的违章建筑面积共计20.99平方米的拆迁补偿安装费，应列入遗产范围，但双方建造违章建筑的实际费用，应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