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中，全聚德的代理人说，《北京市物价局关于旅游定点餐饮企业毛利率的函》中规定：取得旅游定点资格的特级餐饮企业可加收15%以内的服务费。全聚德有国家特级酒家称号，有收取服务费的资格。律所引用的文件，并未明文禁止收取服务费，且明确规定饮食娱乐业实行企业根据市场供求自主定价，律所对该文件理解有误。全聚德代理人还说，全聚德在店内和菜单上公开明示收取服务费，对方在点餐和就餐中没有异议，应视为接受。 

    主审法官认为，餐饮价格不在政府定价之内，可实行市场调节。关于服务费，法律法规并无禁止性规定，全聚德可根据市场规律自行制定。全聚德履行了向消费者明示的义务，律所接受消费应视为对服务费的认可。 

    宣判后，该律所当庭表示要上诉。代理人称“之所以打官司，是想引起公众注意，保护自己的权益”。

    后经消防部门查明，火灾为可燃气体遇明火发生爆燃所致。张女士认为，负责公厕清洁的丰台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及其下属的东铁营环卫所存在失职，她起诉要求二者赔偿她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共计14万余元。 

    开庭时，两被告不同意赔偿，辩称引发公厕爆燃的原因不明，张女士无确切证据证明环卫所存在过错。环卫所每天派专人清扫、保洁、维修公厕，并及时进行疏通粪便管道、清淘化粪池等工作，尽到了必要的管理义务。且该公厕是公共设施，没有获利经营的性质，尚不能达到完全避免包括爆燃在内的意外事件的发生。单位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已为张女士垫付了3.3万元医疗费用。 

    法院审理后认为，环卫所应当保证其管理的公共厕所的正常使用，张女士在公厕如厕时受到伤害，环卫所负有主要责任，其上级主管部门负有管理不到位的责任，承担次要责任。据此，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法院审理后认为，沃尔玛知春店在《劳动合同法》生效之前制定了员工手册、行为道德规范等文件。这些文件虽未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但已经向衡女士及全体员工公示，可对衡女士产生约束力。衡女士作为沃尔玛知春店的高管，应严格遵守公司的管理制度。她以保险代理人的身份与其他员工签订保险合同，违反了沃尔玛的规章制度，因此沃尔玛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无需向衡女士支付经济补偿金及赔偿金。 

    宣判后，双方未明确表示是否上诉。

    47岁的韩先生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系研究生，1998年开始到民生银行会计结算部工作。2003年，他开始负责民生银行八大系统规划办公室的综合管理事务。 

    韩先生说，2006年7月13日下午1时许，他吃完午饭回来后发现，他所在办公室的房门莫名被锁，门禁卡失效，而此前他未接到任何通知。 

    当日，经与单位及物业协商，韩先生得知自己工作地点被调，但未解释不通知他的原因。次日，他透过窗户发现，他工位上的所有物品均已被搬走，其中不仅包括他负责使用、保管的银行档案资料，还包括他个人所有的服装、电子词典、现金及其已故母亲的相片等。

    银行一审被判赔

    去年9月，多次协商未果后，韩先生将这一情况反映到银监会。去年11月8日，物业通知他去领取物品。不过，韩先生说，物业出具的物品清单与实际不符，包括他母亲相片在内的很多财物都不在其中。 

    韩先生认为，单位的行为已经违法，他起诉要求民生银行和物业返还他被扣物品并赔礼道歉。 

    此案在东城法院一审开庭时，民生银行辨称，用人单位有权对员工进行管理，银行的行为不违法。其还称，单位已将韩先生个人物品返还，韩先生没有证据证明他母亲的照片在银行内丢失。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定，私人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民生银行和物业在没有征得韩先生同意的情况下，无权对他的个人物品作出处理。现韩先生的部分个人物品已丢失，二被告无法返还原物，应予以折价赔偿。至于具体的赔偿数额，鉴于韩先生已无法提供相应票据，故法院将其酌情确定为3500元。 

    法院同时认为，韩先生要求法院确认二被告擅自扣留原告相关物品的行为违法，并判令二者向其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员工要求单位道歉 

    宣判后，韩先生不服，提起了上诉。 

    “我的私人物品无故被扣了15个月，我是非常郁闷的，我坚持要求单位公开赔礼道歉。”昨天的法庭上，韩先生陈述了上诉理由。 

    昨天，民生银行一方没有到庭。被告上法庭的物业公司代理人解释称，事发时，物业是在民生银行后勤人员的指导下对韩先生所在办公室进行清场打扫。当发现韩先生工位处有物品后，他们打电话询问了银行人员。当时，对方指示他们将那些物品装箱，直接搬入库房，并没让他们通知员工本人，也没有对物品进行登记。物业代理人还称，这种情况在民生银行经常发生，一般情况下，员工都会及时到库房领取或者放弃领取，诉诸法庭的，仅韩先生这一例。 

    法院将择日宣判。

    张一山起诉称，今年7月7日，北京天海川媒体技术有限公司在中国娱乐网的“肉色”栏目中刊载了标题为《张一山性感半裸写真，“刘星”日渐成熟童真不再》的文章，并使用了四张张一山从未公开发表过的照片。 

    张一山认为，在未经他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刊载这些照片，并在标题中使用“性感、半裸、童真不再”等贬损、侮辱性字眼，严重侵犯了他的名誉权。他要求判令被告立即删除侵权文章、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5万元。 

    对这一诉讼请求，天海川媒体公司代理人表示，他们不同意其诉讼请求，因为这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国家在法律层面对医药商业贿赂进行认定，可以说是在医生的头上悬了一把利剑，今后对医疗从业人员收取贿赂的量刑将有法可依。”一位医药商业企业老总说。

根据此次公布的司法解释，商业贿赂中的财物，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具体数额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

量刑标准仍模糊

“2006年国家对医疗领域商业贿赂进行了重点打击，但是由于在法律方面没有对医务人员商业贿赂进行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定罪量刑上很难把握，往往是按各地的态度加以决定。从结果来看，发现的多但定罪的很少。”上述人士说，“相信此次法律修订后，对医务人员将起到明显的震慑作用。不过此次并没有对医务人员收受红包的行为进行认定。”

在2006年医疗领域商业贿赂专项整治工作中，已经出现关于医务人员收受红包是否构成受贿的广泛争论。

“从法律的角度认定，不论是收受产品销售方的财物，还是收取患者的财物，都应该属于受贿的行为。”上述人士说。

不仅如此，“两高”司法解释中提到的，“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医药产品销售方财物，为医药产品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表达，对于具体数额的限定非常模糊。这样一来地方法院很难对具体案件进行量刑，因此，仍然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的量刑标准。

此外，知名打假医生、“央视07感动中国人物”陈晓兰也认为，这个司法解释只规定了有处方权的医生要对此承担责任，但是院长却不在此范围内。而医院院长涉嫌商业贿赂的机会更多。不仅如此，由于对有处方权的医生进行严格规定，可能会导致医生谨小慎微、动辄得咎。

不过，上海律协刑事委员会副主任张培鸿不认为医院院长会就此能逍遥法外，因为公立医院的院长可因职权按国家公务人员身份予以定罪。

“行规”有现实背景

不过也有医生认为医生收受回扣的“行规”是有具体社会背景的，必须综合加以考虑。

一位北京医院的医生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简单地把商业贿赂的罪名扣在医生头上并不合理。“不论是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还是治理医药商业贿赂问题，都需要考虑到这些现象出现的社会背景。如果能够保障医务人员获得合理收入，相信没有多少医生愿意冒着违法的后果收取贿赂。”该医生说。

上述医生以自己的从业经历为例，他已经在岗工作21年，并且还担任中层管理职务，每个月的工资收入也仅有4000多元，额外的科室奖金以6000元计算，每个月的工资能够达到1万元。

“目前在北京工作20年以上的医生，不考虑担任管理工作的话，工资的平均水平在3000元左右，加上各类补贴能够达到8000到9000元。但是，其他城市绝对达不到这一水平。”上述医生表示。

陈晓兰也认为：“很多大学刚毕业的医生基本工资在六七百元，加上其他津贴、岗位工资也不高，而开支却很高。”所以，她认为这个司法解释能给医疗市场带来多大的规范作用还有待观察。

上述医生进一步说，目前国家、患者、医生三个群体对于医疗改革未来发展的意愿存在很大差距，出台一个政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杨佳案发生之后，杨佳母亲一直未出现，杨佳姨妈王静荣曾一度向警方报案，说妹妹王静梅失踪了，但警方一直没有答复。王静荣说，由于自己一再公开要找妹妹王静梅，当地警察上门找过她两次，提醒不要上当受骗。

11月5日，王静荣所在居委会主任告知，王静梅找到了，“上级通知”她可以探望。11月9日，王静荣在居委会主任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所属的安康医院。

“我以为（妹妹）精神病得不行了。”王静荣说，之前妹妹脾气急躁，但是不是有精神病自己也不知道。王静荣发现妹妹还很正常，住在一个约10平方米的病房里，里面一张床，一张长桌，没有特殊的看护，医生会给做检查。进入病区不用搜身，但设有监视器。据医生介绍，王静梅的病不是现在得的，是一直有这个毛病，是人格障碍，偏执性。

对于为何官方一直没有公开杨佳母亲在精神病医院这一情况，有关部门尚未对外解释。

北京警方一位人士告诉记者，杨佳母亲王静梅此前也是个上访“钉子户”。据媒体报道，2000年，王静梅在宣武区虎坊桥东边的一个招待所当服务员，发生了一次肢体冲突，她认为自己被人打了。王静梅把对方告上法院，但最后法官认定双方互殴，各自负担。王静梅对此耿耿于怀，开始了漫长上访之路。退休之后，更是常年将主要精力放在上访上，辗转于北京公检法各部门，直至北京市委、国务院信访办和最高法院信访办。

这位人士说，上访者一般都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通常都会出现愤恨、不满、焦躁、争辩、纠缠、易怒，甚至过激言行等心理刺激反应表现。他强调，这不一定就是精神病，需要具体鉴定，但上访者患精神病的几率比普通人要高。

刘晓原为王静荣起草了一份“紧急情况反映”，昨天下午特快专递寄给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五庭。其中提出王静梅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杨佳也可能是精神病患者，建议杨佳案发回重审，重做精神病鉴定，以避免错杀精神病人。刘晓原认为，王静梅在精神病院治疗，王静梅叔叔患过精神病，杨佳患过心理疾病，大脑又受过伤，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分析，杨佳可能患有精神疾病。

去年10月5日，杨佳在派出所里究竟有无挨打，目前上海警方予以否认，而杨佳却坚称被打了。在事发当晚，杨佳曾给其母亲打了电话，那中间谈了些什么呢？杨佳姨妈王静荣在安康医院询问了王静梅，她给记者予以了转述。

去年10月，杨佳去上海，母亲王静梅并不知道。去年10月5日晚上，杨佳给母亲打来电话，说在派出所给人打了。王静梅通过电话与当事警察说，这个事情解决办法有两条，一是道歉，二是要出具回执（解释：就此件事情的说明）。但警察不同意，还威胁说，“你不要这么闹了，否则找个证人，就可以把杨佳给拘留了。”王静梅听后非常恼火，在电话中同警察说，“如果拘留了我儿子，我跟你们没完。”最后杨佳被放了出来。

之后杨佳就一直上访，王静梅曾劝儿子不要争执这个事情了，“不要理了，那是一帮流氓”，但杨佳不理。上海警察到北京来过两次。第一次王静梅没有见到，第二次，她见到了。但王静梅仍然要回执，对方不给，说只给1500元，她仍然不同意。后来对方又提出给1万元私了，但她和杨佳均认为，不给回执，就不要钱。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杨佳死刑。本报记者沈佳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