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报记者独家专访与会嘉宾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有关负责人获悉，国家发改委目前正同有关部门研究建立“国家中小企业银行”，在税收方面，有可能把中小企业纳税规模标准从年纳税额30万元提高到约50万元，提高所得税门槛。

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有关负责人透露，全国今年上半年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多家，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导致超过2000万工人解聘。

今年第一季度各大商业银行贷款额超过2.2万亿元，其中只有约3000亿元贷款落实到中小企业。

记者还了解到，国家发改委联合有关部门已经出台相关规管的细则，包括正积极推进的小额贷款业务。发改委方面则建议各大商业银行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额度，使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增长比例达到全国商业贷款平均增长比例。中小企业司有关权威人士还透露，作为建立长效机制目标之一，我国将探索建立国家中小企业银行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在担保机构建设方面，政府将对一些担保机构机构进行必要的支持，由政府补贴部分中小企业担保金。同时，我国将探索建立国家级再担保机构，建立完善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目前国家在东北三省已经建立政府再担保机构试点取得成功。

中小企业步入严冬 专家呼吁调整信贷结构

本文来源：上海证券报

8月2日,第二届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亚太中小企业峰会在杭州召开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今年这个炎热的八月显得异常寒冷。8月2日－3日，第二届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亚太中小企业峰会在杭州举行，来自政府、企业界以及学术界的多位人士表示，中小企业的“冬天”毫无疑问已经来到，在此背景下，如何“缝制过冬的棉袄”，避免大批中小企业倒闭从而引发全面的经济衰退成为政府官员、企业界人士以及与会学者共同思考的命题。

冬天刚刚开始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中小企业面临诸多困难，最大的困难是成本不断上升而需求又在缓慢下降，或者说需求的增速在下降”，高盛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表示。

这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业界的基本共识。自去年以来，中国货币的升值区间已经打开，而上升通道仍在持续中，这使得中国的原材料成本上升和出口渠道受制的状况表现得极为明显。为了控制通胀的压力，央行采取了回收流动性的货币手段，进而导致国内消费形式不明朗，企业普遍出现融资难，这在中小企业群中表现尤为严重。

对于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用“三九天”来形容：“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是冬季里三九天，度过这个‘三九天’，春天才能到来。”李子彬认为，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息，以及通过窗口指导的方式，严格限定各个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并且把指标下达到中央银行、省银行、县支行，“这些限制措施对中小企业压力非常大”。他表示，现在相当一部分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危险蔓延。

货币政策不应“一刀切”

在解决中小企业“过冬”问题上，关注的目光首先落在当前从紧的货币政策上。通过对浙江、重庆、辽宁等地中小企业的实地调研，李子彬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提出两条建议，其中一条就是要保护中小企业的资金链，“下半年会有一批企业因为资金链断裂停产或者破产。” 因此， 当务之急就是对当前一刀切的货币政策进行调整。李子彬认为，为防止通货膨胀央行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但一定要“有保有压”。首先，应该对信贷结构进行调整，“现在的货币政策我个人认为要减少长期贷款，因为总量是一定的，通过减少中长期贷款，可以增加企业流动资金的供给。”其次，从行业上来讲，要把高能耗、高污染企业行业的贷款减少，而对先进制造业、农业粮食生产的贷款一定要增加。“如果我们从紧货币政策在这两个能够做好，我想尽管总量上从紧，但是对企业的改革是不一样的。”

从长远来看，政府要做的事还有更多。“中小企业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今天的问题，可能要看过去几年积累的问题。”软银中国风险投资公司总裁薛村禾表示。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认为应该加快多层次金融体系的建设，对此李子彬持赞同观点，他认为目前应该尽快推出创业板，“最好到年末能够把创业板推出来的”，不应该因为眼前的局势推迟创业板的推出。

此外，李子彬还认为，应该进一步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扩大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尤其要发展针对中小企业的中小型商业银行。

企业应自力更生

目前，不少深处困境的企业都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希望依靠政府政策的转变来帮助自己度过难关，不过与会的专家给这些企业泼了一瓢冷水。梁红表示，“寄希望于政府政策或者出口退税政策改变目前困境是很不现实的，对于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实现转型。”她建议一些做出口的低端企业，尽快考虑转型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方向，未来做什么，应该把这个问题看清楚，早转型早开心”。

白立忱认为，企业应该提高管理水平。“中小企业有一些是家族式的管理方式，随意性很大，造成管理混乱，特别是在成本管理、财务管理、质量管理等基础性管理都不到位，因此必须要规范化。”此外，他还指出了中小企业发展的另一软肋，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或者称为诚实守信问题，依法经营、照章纳税。“这是企业的生命，但是中小企业恰恰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缺陷。很多中小企业主往往对此认识不足，此外还存在产品质量问题。”

    为便于理解，也许我们倒可以将“齐”或“祀”相应置换成“意识形态”或“舆论导向”。凭谁问：“舆论导向正确是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人民之祸”？而且这又哪里是在恫吓、恐吓？也就是说，若“齐”/“祀”或宗教的问题处理得不够谨慎、慎重或者不好的话，那么到头来将很可能引发信仰危机甚至是整个社会的信仰危机，很可能会发生革命的。然而革命，如前所述，不管它是在任何名义之下的革命，也不管它有多么的“正义”，最终倒霉的只有“人民”，为其所意味着的只能是“人民之祸”而非“人民之福”。这一点还用得着未来去作证明？而且谁又能怀疑法国大革命、历史上最彻底也最成功的革命到底会有多么血腥？因此孔子、一位“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的孔子又如何不尝极为关注如此重大的事情，如何不将“齐”/“祀”/宗教当作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呢？而且谁会不知道“孔子少时常陈俎豆，设礼容”？此外，后来当“卫灵公问陈于孔子”之时，“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而且是“明日遂行”，虽躲之不及。谁会不知道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孟子尝有言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然而当下的现代性不正是以年轻人反对老年人为基本表征的——不要说显然已成公理并深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竞争机制，也不要说什么“四0、五0工程”了；而且又有哪一个“乱臣贼子”会因为“孔子作《春秋》”而惧？即使当年的荀子早已说过“《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的话了，无论其他。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孔学的确是具有有神论的宗教意义的。若没有神或者人们不信而非迷信“离地三尺有神灵”的话，则恐怕大家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的——何必说什么“诚信”？也许宗教的意义胥在于此：它的存在无疑在告诫人们，有所为亦有所不为，或至少说并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应当有所顾忌而不可以自我为中民，恣意妄为，不管不顾；应当有所畏惧而不能胆大包天，啥事都干。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其实宗教的意义也就在于，它可以帮助人们“知天命”，认识你自己，了解自己的本性或者可能性。那么什么是“天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也就是说，教育就是让人们遵从或葆有自我的天性。 
    孔学乃是非宗教的宗教，综上所述，他一方面具有宗教性，但同时又显然并不同于今天之所谓宗教。尽管它是超时代的，具有普世性，有着普世宗教所固有的那种“黄金规则”，然而它的确是与今日之所谓宗教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这句话本没有什么错——而其所以没错，也只是因为，它是宗教、是鸦片，但它同时也是药而且是可以救治社会、普渡众生的一剂苦口的良药，相对于它的功能和作用而言，根本看不出它本身有什么毒害。哲人需要过沉思的生活、需要清醒，但民众却不需要过这种生活，他们有时更多需要的是麻醉，需要有梦、各种各样而且更多的是美梦去做，需要知其然而不需要知其所以然，他们没有必要像哲人那样去承受和担当。因此孔子才要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今天意义上的宗教却正与此相反，它差不多在想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给自己的信众——前尘往世，来世今生，所有自己知道的以及不知道的。而其用意则显然在于启蒙，启蒙那些在他们看来需要启蒙甚至亟待启蒙的民众。而启蒙就意味着革命，就意味着流血牺牲。“如果劳动阶级有一天发现他们现在可以凭教育和品德轻而易举超过我们，那我们就完了；但如果这没有发生，我们就更完了”——这是那位曾大张旗鼓、明目张胆地公开宣称“上帝死了”的哲人尼采说的。而且这里的“我们”又岂只是我们，而是我们大家。“天塌大家死”，没有人可以从中逃脱。“上帝死了”无疑于在说，今天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已经终结，无疑于在说，告别启蒙，告别革命，告别所有一切无谓的流血和牺牲。其实孔学也正是这个意义上的学问。正如“上帝死了”接下来要说但却没有说的一句话是“我或者我们该怎么活”一样，为孔学所关心的乃是一个“生”字——“天地之德曰生”的“生”，“生生之谓《易》”的“生”。而孔学之不同于宗教，正有如现代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一样——它们无疑都是一门有关于死亡的技艺，是悲剧。而孔学在哲学的意义上，它更像是一门政治哲学——一个有关于生活、生存与生命的喜剧知识。启蒙于现代社会的恶果罄竹难书，从根本上说，它是与西方的宗教相伴而生的。而有关于儒学宗教地位的纷争，则很显然是受到了当下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和鼓励，尽管它打着恢复传统甚至可能还蒙受着保守主义的不白之冤——要知道，发源于法国的后现代，同时还被称之为“再启蒙”或者“启蒙之启蒙”。其后果或者恶果，自然可想而知，好不到哪里去。

    谁说历史上曾存在过儒教？而且又哪里来的什么“儒教史”呢？“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似乎从未发生过。可能有好事者据此会说“政教不分”。这显然不对但不能算错。 
    孔子并非什么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他所能代表的只有他自己，而不可能会有那份闲心。“正名”的内容当然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要让大家各安其位，安分守己，固守本位，不失本心，该吃那碗饭，就去吃那碗饭，“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千万别去捉摸什么平等主义。平等是相对的，不平等却是绝对的，这并不是那个社会的问题而是自然而然，自己如尔的最自然的现象。“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是“帝王师”或者说是“哲人-王”——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们显然并不代表任何阶级；恰恰相反，他们可能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他们的生活、生存和生命的利益。为此，他们需要与统治者合作并藉此把他们的思想切实贯彻下去，贯彻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也许正惟如此，他们才被冠之以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吧。“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又哪里是什么统治阶级思想？此乃是古今任何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现实。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已降至于私人的领域，是私人的事情；而孔学的目标则乃是修、齐，治、平，是以平天下为思想指归的。尽管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但他却仍然对原初的基督教葆有敬意，他所要毁败的乃是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只有显白而没有隐微的宗教，尽管也在撒谎但却显然撒不圆的意识形态的宗教。“无论摩奴、柏拉图、孔子，还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士，他们都不曾怀疑过自己有撒谎的权利”（尼采语）。“欺骗或迷惑民众是必须的”。尼采的“上帝死了”正是大白话（恰如他自己说过的），而其微言则是：现代知识分子已经沦为真正的畜群，“必须一扫而光”。 
     然而不幸的是，当下杜撰和叫嚷着“儒教”的，正是我们现代的知识分子们；而且也只有他们才能这样的杜撰和叫嚷。要知道，孔子最多也只能算是“素王”，他和他的学说与统治者间的关系也只是合作关系。“哲人-王”并不必然就意味着哲人可以称王称霸，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更不要说他们愿还是不愿这样做。孔子从来没有想让自己去做这种事，孟子当然也没有。也许在历史上真正将儒学作为宗教的，只有袁世凯一个人，但他也只是将它做了仅仅83天的宗教或者说是“国教”。“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若连什么是孔学的思想宗旨、什么是它的“道”都还没有搞清楚，便匆忙上马，急着去搞什么“宗教”、“国教”，则岂不是太唐突了？庄重有余，严谨不足。合作就是合作，断不可不可喧宾夺主。而“道”之难言，其实早令古人浩叹不已了；否则，孔子自然便不会不无感慨地说什么，“朝闻道，夕死可也”了。孔子尚且如此，更不要说现代的知识分子了。既如此，既然自己都还没有弄明白，那么让懵懂无知的孩子们去搞什么颂经运动还有什么意思呢？自己都活得很无聊，在对孔学的研究上仅仅只是“知之”或者“好之”而谈不上“乐之”，有的只是痛苦和无奈，那么又如何让别人而乐之呢？ 
    诚然，做学问若没有悲天怜人的情怀显然是做不好的，但同时亦很可能因此而半途而废甚至误入歧途，没等做出个样子来就急着去搞什么启蒙，而且不只是启蒙自己的学生甚至还要启蒙民众。这种做法，若用尼采的话说，真是太傻了。 
    一部孔学常常被认为是“礼学”。当然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礼后乎，礼显然是一个后起的概念，它脱胎于仁与义，而此二者同又脱胎于亲亲与尊尊。此外，更不要说什么“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的问题了。而大凡宗教总是讲究一些仪式的。但在儒家那里，礼与仪却是有着严格的区分的。礼是礼，仪是仪，正所谓“是仪也，不可谓礼”。然而没有某种仪式的宗教显然是不可想象的，但若没有仪，则礼却依然是礼；而且礼则显然又高于仪。这一点似亦可说明孔学与宗教间的不同。

    再就“孔子少时常陈俎豆，设礼容”。要知道，这并不是什么儿童游戏而是“俎豆之事”，一种严肃的政治活动。但这种意义上的政治，乃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并不是今天“非政治”甚至于“反政治”意义上的政治。这种政治乃是亚里士多德之所谓“人是政治的动物”的“政治”。杨向奎先生曾以“报”来解释礼，并以为它是礼尚往来。这一解释应当说是对的。换句话说，其实早在孔子那里，他的礼学本身就是一种最典型的“交往行为理论”而且这种交往行为又是一种政治行为，是礼或者说是道——“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依、不得不尽的道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要知道，当金岳霖先生说出这番话的时候，“郭店楚简”尚未出土、更未公开发表，他一定不知道其中有一句“莫不有道，人道最近”的话。但惟其如此，他才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既然“道”不可知而且儒学显然亦“皆原于道德之意”，那么我们又如何可以去极其荒唐地搞什么“国教”呢？既如此，“儒教之争”还有什么意思？ 
    更要紧的是，在“背教改宗精神”激励下的有史以来最彻底的革命已经取得成功并且仍在继续“背教改宗”的情形下，又如何可以将儒学当作什么“国教”？这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掴自己的耳光么？为其所动摇的不是别的而是所谓“合法性”问题。谁会干这种傻事？恐怕只有那些傻得不能再傻的现代知识分子。 
    综上所述，“儒教之争”似乎可以休矣！与其像模像样或可能是知性真诚地去倡导什么“国教”，倒不如认认真真地煞下心来阅读一下儒家经典文献，睁开自己朦胧的双眼来看一看，孔子和孟子到底在那里说些什么以及又是怎么说的？是不是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种样子？如果说孔学真的是什么宗教的话，那么孔子、孟子周游列国，付出了那么大的努力、费了那么大的周折都没有取得成功，就凭我们便一定会取得成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而且就凭我们，就凭我们现代知识分子？如果它不是什么宗教，那么若倡导所谓“国教”，又有什么意思呢？别忘了孔子曾说过的这样两句话：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而且孔子坦陈自己，“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尚且是“学而知之者”，那么我们现代知识分子最多也只能是“困而学之”；而在尼采看来，则是“困而不学”，与“民斯为下矣”的“民”无疑。难怪乎有的学者在谈论自己的观点时，总是喜欢或者习惯于以“人民”的名义。这无疑于自报家门。而且要知道，一部孔学的思想真谛显然并不是对任何人都可以说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既如此，还要去搞什么启蒙或再启蒙，搞什么读经/颂经运动，则岂不是开玩笑么？当须知，“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子彼而同之，是乱天下也”。此其一。 
    其二则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而“从周”、“继周”的孔子显然属于其中的“继之者”乃至于“成之者”。至于我们现代知识分子则不过只是其中之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的“仁者”抑或“知者”罢了——难怪乎当下要有此“孔子”是否宗教的纷争甚至还可能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百姓”。 
    而且即使不是“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的“民”或“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百姓”而是“儒者”，那么也还可以按照《荀子•儒效》篇中对“儒者”的分疏，将自己“对号入座”一下，看看自己到底是属于“大儒”、“雅儒”、“俗儒”还是“俗人”？这一点对人称或自称的“儒者”而言，显然是重要的；否则，必将会因此而迷失自己。故录此以“知来者”： 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 
   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 
   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其言议谈说已无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揜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亿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 
   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 
   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作；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 
   至此，太多太多的话恐怕已经不必说的了。一个真正的“儒者”或知识分子的责任，显然并不在于什么启蒙；当然，更不在于什么革命了。否则，其结果只能是害人害己，而且要知道，到头来，也只能有如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之所言，“蛋和蛋壳都破碎了”——这太可怕了，但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想想吧，我们现代的知识分子们。而且“人们可能还不知道吧”？“孔子死了”，并且他其实就死在我们“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的“仁者”和“知者”的手里。孔子对此早就看得十分明白：“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同时“人们可能还不知道吧”？海德格尔亦早就公开宣布过，“知识分子消失了！”而且他们就消失在“忙于五花八门的研究项目与课题”之中——他们“已经无须在家里坐拥书城”——在他看来，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外边跑来跑去，或者在小型的碰头会上与别人协商切磋，或者在大型学术会议上趁机搜集信息”；他们“为了谋取聘书或委任状而与出版商接洽，后者如今已完全左右了他们写什么书或不写什么书”。对此，《最后的知识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的作者拉塞尔•雅各比则作如是说：“准确地说，在过去的50年里，知识分子的习性、行为方式和语汇都有所改变。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不像以往的知识分子那样需要一个广大的公众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园就是他们的家，同事就是他们的听众，专题讨论和专业性期刊就是他们的媒体。不像过去的知识分子面对公众，现在，他们置身于某些学科领域中——有很好的理由。他们的工作、晋级以及薪水都依赖于专家们的评估。这种依赖对他们谈论的课题和使用的语言毫无疑问要产生相当的影响。”“现在的情况是，为有教养读者写作的独立的知识分子渐渐消失了……新的学院人士的人数虽然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些独立的知识分子，但是，由于他们没能拥有为公众熟悉的语言，所以局外人也很少知道他们。学院派人士为专业刊物写作。同那些小杂志相比，专业刊物的读者相当有限。这不是一个发行的问题——事实上，那些专业期刊都有固定的读者群，其发行量要远远超过小规模的文学评论刊物——而是和一般公众的不同关系的问题。教授们共享一种专业术语和学科。他们聚集在年会上交流论文，于是形成了自己的世界。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或艺术史家的著名是相对于同行而言的，其他人并不知道他。知识分子既然成了学院派人士，就没有必要在公共读物上写文章了；他们不写，最终也就不能写了。老一代知识分子以不可言喻的方式把知识传给了后代，不仅如此，他们还把梦想和希望留给了后代。这种文化的传送带正遭遇威胁。更为宽泛的文化传播有赖于人数正在减少的老年知识分子。这些老年知识分子又没有接班人。年轻的知识分子被大学生涯完全占据了。他们的专业生涯成功之时，也就是公共文化逐渐贫乏衰落之日。” 
    然而要出乎尼采、海德格尔和雅各比意料或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是，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却已在那里热衷于搞起什么“儒教”运动了而且他们似乎还对此乐此不疲，情有独钟。据知历史上好像并没有谁要这样做。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而且最没有说服力的恐怕还是，也许自己尚且没有将儒家经典背颂下来，却要孩子们不知所云地去背颂。这样做大概不太好吧？笔者虽不敢说对所有儒家经典都很熟悉但对一点却十分坦言，自己对“四书”还是比较熟悉的，而且对其中的整部《大学》、《中庸》、《论语》以及《孟子》中的绝大部分还可以做到张嘴就来、不费功夫，虽不能说倒背如流，但大段大段地背上几回想是没有问题的。然而这不过是做学问的基础，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亦不可强求于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是《荀子》说的。但其中的问题却是，子不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己所不欲（更不要说是不能了），勿施于人”乎？自己尚且做不到，竟然要求别人去做。可乎？由此看来，所谓的“儒教”并不是你一个儒者或知识分子所要考虑的问题而是“肉食者谋之”之事。既如此，操那份闲心，干嘛！而且因“与虎谋皮”而不得遂将自己搞得可怜兮兮的样子，又何苦呢？张横渠之所谓“为天地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话并没有错，但问题是，什么是“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往世之绝学”以及“万世的太平”呢？看来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还是，首先便要搞清楚自己是谁；或至少应当去搞清楚，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当然也不要把自己太不当一回事。古腊特尔斐神谕上只有一句话，而且这句话中只有五个字：“认识你自己”。而这种认识无疑却需要思想而且“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向老板报告的程序： 
　　第一，开门见山，先说结论。不要把时间和精力用来描述你做的事，而是直接把结果告诉他。例如：“报告老板，我们和某某公司的合作案，已经顺利签约了！”大部分的老板都很忙，你要在有限的时间内，针对老板关心的事提出解答，这种方法就叫做“益处销售法”。
　　 第二，如果老板时间允许，再进一步详细说明过程。报告内容尽量维持简明扼要，并且记得先感谢别人，再提自己的功劳。“小王、小李也帮了不少忙，不过，这些人都是我一个一个去拜托的，费了不少力气才说服他们……。”
　　 第三，如果是书面报告，一定要记得写上自己的名字。不要洋洋洒洒写了八大页，结果却忘了加上名字。送到老板面前，老板也不知道是谁做的。或者，把直属主管、老板的名字通通放上去，宁可让大家的名字都被看见，也不要独漏你的，有了名字，别人就无法否认你的功劳。
　　 第四，报告完了，不要立刻求赏，只要给老板留下好印象即可。否则，老板可能会觉得你这个人太急功好利。只要老板对你的能力一次又一次肯定，将来自然能得到的评价，有什么升迁的机会，第一个可能就想到你。
　　 第五，别忘了，除了报告你的老板，最好也同时把好消息报告你的同事、部属，让他们分享。一件事的成功，往往必须靠别人一起共同参与，很多人之所以在公司里人缘不好，原因很可能是“眼里只有上，没有下”。你可以藉由串门子、一起用餐、开会的时候，顺便提一下，并感谢大家的合作。
　　总而言之，除非你打算继续坐冷板凳，蹲在角落里顾影自怜，否则，每当做完自认圆满的事，记得向老板、同事报告，让别人看见你的光亮。
　　畅销书作家黄明坚有一个比喻就说得很好：“做完蛋糕要记得挤花。有很多做好的蛋糕，因为看起来不够漂亮，所以卖不出去。但是在上面涂满奶油，挤上美丽的花朵，人们自然就会喜欢来买。”
    随时不忘报告老板，就是替自己的蛋糕挤花。

　　西门子：自我革命

　　中小企业的杰出经营，使大型托拉斯公司大伤脑筋。大型企业设备更新缓慢、机构庞大，新形势迫使大企业寻找新对策，德国西门子公司的改革充分说明了革新的必要性。

　　在国际市场上，西门子公司的电子器材设备雄踞鳌头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公司目前拥有36万名职工，代理商分布于120多个国家，资金储备额高达250多亿马克，可谓实力雄厚，所向无敌。可是他们却居安思危，公司最高领导层召开紧急会议，指出近5年来营业额增长缓慢，在世界上还能逞强的西门子商品只是医疗器械、电话电传设备等，如果再掉以轻心，其前途将极不乐观。

　　危机感油然而至。“西门子公司革自己的命了”，西门子至少做了三件事：第一，彻底改革：目前其董事会成员共31人，平均年龄60岁，而且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新的决定是，不再考虑他们的这些因素，请出董事会，起用有多年工作经验、有才华的年轻人。第二，减少层次：公司从总裁到基层原有7层上下级，许多重要问题因层层上报被耽误，现决定将层次减少到4级。第三，下放权力：把公司分散成许多有自主权的小公司、小企业单位，以利于与其他中小企业竞争。西门子公司的这番改革花了不少精力和时间，但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目前活力重生，开始调过头来，向挑战者们发起了反攻。西门子公司的改变是从组织上着手的，而企业组织系统的状况恰恰是决定其经营成败的关键。

　　IBM：“七C”管理模式

　　由奥尔森父子创办的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是世界上第一家研制电脑而获得巨大成功的企业。IBM的成功，不仅在于创造了数以千亿计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在于奥尔森父子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精神财富——企业经营管理新模式。

　　IBM经营理念简化为“七C”管理模式，“七C”就是企业管理的七大要素。第一，职责承担：企业职工必须忠于职守，个人利益服从于企业利益。第二，合作：表现在良好的人事关系与集体协作精神。第三，磋商：让职工参与企业管理，不采用命令的形式而采用协商的形式。第四，竞争：有竞争才有创新，才能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有一支实力雄厚、敢于竞争的队伍，才有机会在竞争中获胜。第五，交流：企业领导与职工双方经常互相交流情况，让职工更好地了解企业的做法，从而减少差错。第六，信心：信心十足地把工作搞好，提高效率。第七，团体精神：企业如同一个大家庭，每个职工都是其中的成员，大家同心协力，企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并获得长足发展。

　　日立：“和、诚、开拓”精神

　　世界名牌企业日立制作所的经营理念就是“和、诚、开拓”三位一体的日立精神。

　　所谓“和”，指在自由坦率讨论的基础上，全体员工朝着一个目标迈进。

　　日本一位记者曾风趣地说：“你想知道日立是怎么获得成功的吗？那么去看看他们的会议桌吧。”日立的会议桌确实深藏着奥秘——它是圆形的，这就使参加会议的人都感到平等，无论你坐在哪儿都不会感到低人一等。

　　日立“和之精神”还体现于非正式讨论在公司蔚然成风。据日本提建议活动协会一年中对全国464家企业的调查，职工对本企业提出的各种建议总计2353万项，其中提建议最多的日立共提出421万项，位居第一。这些建议无疑对日立的成功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所谓“诚之精神”，是指向用户提供可靠性高的产品，实行保修，万一发生故障和问题，即刻竭诚帮助解决。从而使“日立产品故障少，坚固耐用”这种评价在用户中间扎根，日立的牌子越叫越响。

　　所谓“开拓精神”，就是勇于创新，争取更大成果的旺盛的企业家精神。日立有句口号：“向新领域挑战要百折不挠。”积极的努力即使失败了，也要打气鼓励，而不是追究责任。在这一口号的鼓舞下，日立员工敢于异想天开、拼死搏击，从而奠定了日立成为世界名牌的基础。

　　惠普：你就是公司

　　有人去美国惠普公司的一家工厂参观，见有位工人在车间作业时热得满头大汗，便问他：“为什么电风扇不朝人吹而朝着机器吹？”

　　这位工人回答说，机器要保持清洁，避免蒙上灰尘而弄环，所以要朝机器吹。一件小事情显示出这位员工已经与公司心心相印融为一体。

　　“你就是公司”，这可以说是惠普公司经营哲学最成功、最动人之处。

　　美国惠普公司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设计师正在设计的东西，无一例外全部摆在办公桌上，公司员工可以在任何时候随便走进办公室，对设计师的设计进行摆弄，甚至可以无所顾忌地对这些正在发明的东西“百般挑剔”。

　　“邻桌原则”也是惠普公司首先提出来的，它鼓励每个员工在自己工作的同时，看看邻桌的人正在干些什么，是不是遇到困难了，想想自己是不是有更好的办法能帮他们顺利解决难题。每个人都想突出自己，尤其希望通过施展才华来突出自己。惠普公司正是把握住员工的这个心理，把每个人的能动作用都提到“你就是公司”这样一个最高境界，这样，它的员工都做出了超越其职责所要求的成功努力。

　　事实上，惠普公司的许多“拳头”产品也正是凝聚了每位员工的点滴汗水，才得以推入市场获得成功的。

　　丰田：毛巾干了还要挤

　　“毛巾干了还要挤”，这体现了日本丰田公司彻底的合理化精神。丰田素以“小气”而闻名，丰田企业内部使用的信封全部是旧信封，他们在用过的信封上贴一张白纸，在上面填写收件人的姓名和地址就继续使用。丰田公司总务部秘书科的一个科员有一回对外寄信时发现，以往用作填写收件人地址的纸都是没有写过字的白纸，他想，公司各个部门每天都有大量的信函往来业务，用一张纸也许没什么，可是加起来一年就要用掉不少白纸了，能不能用别的纸代替呢？他注意到公司电子计算机室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用过的打字纸，这些打字纸裁成纸条，在纸的反面填写收信人的姓名和地址不是照样可以用吗？这个想法上报公司后，这位科员受到了嘉奖。他的合理化建议被采纳后，一年就为丰田节约了大量资金。

　　东京电气：理想目标

　　日本东京电气公司独具慧眼、别出心裁，他们置目前的成本水平不顾而重新设定“理想成本”，即在工厂机器设备和员工配备完善的条件下，公司所能获得最佳经济效益的成本水平。该公司录相带工厂编制的作业管理表格有22种，每一栏目都详载着从“现状”到“理想目标”的各类业务流程，每个流程又都包括设备效率、运转率的提高和成本水平、人工消耗的降低4个项目，每个项目都具体落实到每个员工和每台机器。这种“理想目标”实施后，全厂上下都按前置的理想目标上岗，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生产潜能，从而实现了“理想管理”的优势。

　　英特尔：工作调换

　　为了让员工保持最佳的工作状态，英特尔公司经常让员工调换工作。去年，在公司的6.7万名员工中，有20%曾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工作调换，这个做法让公司的组织保持一种流动状态。因为公司一直在超速运行，它的产品开发周期为6个月。要求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要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如果做不到这点就无法在公司里生存。为了让新手更快地适应高速运转的工作环境，有一系列的程序帮助新人共同通过公司的日常运作，聚焦当今科技发展的方向。公司里还设有奖励先进个人与集体的专项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