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烁着法国人民的智慧，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说起巴黎圣母院，人们自然会想到雨果的著名小说和电影《巴黎圣母院》。其实小说中所描写的曲折情节，不过是作家雨果的艺术构思而已。然而，巴黎圣母院却因此名扬天下，这是不置可否的事实。

圣母院的院址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这里曾经是一座罗马时代的丘比特神殿，公元6世纪是建了一座长方形的教堂，这座教堂有12块基石取自原先罗马神殿的遗址。到了12世纪，长方形教堂已经损坏不堪，1160年，当时的巴黎主教苏利决定在这个地方建造一座可以和公元4世纪著名的圣特埃努力大教堂媲美的宏伟教堂。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1163年亲自奠基，启动了这座法国哥特式建筑代表作的建造工程。

哥特式教堂的十字形平面，高耸的中殿，翼殿和高塔，这些都是继承11世纪的仿罗马式教堂而来。不过尖拱和助拱结构上的潜力与多样化，使早期哥特式建筑高度超越；先前所有的建筑，而巴黎圣母院就是此类的建筑的杰作，也代表了中世纪人类的成就。对建筑高度的不段尝试，促成了结构方式的重大发展，大部分利用简单的数学比例为基础的直觉式计算方法，再参考早期结构实例，几乎就是石匠们得以延续并代代相传的建筑秘诀。

哥特式教堂有3个最新的特点，1，使用骨架券作为拱顶的承重构件，十字拱转变为框架式的，最早的框架就出现了。2，利用飞券在建筑两侧凌空越过侧廊的上空，顶在中厅每间十字拱四角的起脚处，以抵抗侧推力，由于飞券顶替侧廊的抵抗侧推力的功能，所以侧廊的高度与中厅可以不一样。3，哥特教堂的券与拱全部是双圆心的尖券和尖拱。

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建筑师们还采用了与过去教堂不同的彩色玻璃大窗户。宽敞明亮的内部，高高耸立的尖塔，营造出宏伟壮大的气势与一份神秘感，同时也闪烁着建筑师的智慧之光。

圣母院的正外立面风格独特，棱角分明，结构严谨，看上去十分的壮观，它被壁柱纵向分隔为三大块，三条装饰带又将其横向划分为三部分，其中，底层并排有三个桃形门拱，绕门拱的弧形由几个长串浮雕组成，最下面一条壁龛，被称为“国王长廊”，上面陈列着以色列和犹太国历代国王的28尊雕塑。

在“国王长廊”上面一层的中央是一扇巨型花瓣格子圆窗，纤秀而优雅，这是有名的“玫瑰玻璃窗”，直径约10米，建与1220—1225年。这一层中央供奉着圣母圣婴，两边侧立的则是亚当和夏娃的雕像，旁边还有天使的雕像。

最上面单薄的梅花拱廊用一排细小的雕花圆柱支撑着一层笨重的平台把两侧塔楼连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其实这两座塔楼从未竣工，因为没有塔尖。不过，它们看上去仍然很美，其中一座塔楼还悬挂着据说是加西莫多曾经敲打过的重达12吨的“玛丽”大钟。在教堂顶端各个角落，有许多石雕怪物，若隐若现，十分奇妙。整个正外立面是纵与横,实与虚的完美结合，是和谐,典雅和匀称的绝妙体现.

圣母院从正门到内是长方形大教堂，堂内正殿高于两旁附属结构。屋脊处兀立着一座高达90米的高塔，端是一个细长的十字架，望似与天际相连。大教堂长130米，宽50米，高35米，堂内大厅可容纳9000人同时做厘拜，其中1500人可坐在讲台上。堂前祭坛中央供着天使与圣女围绕着殉难后的耶稣的大理石浮雕《最后的审判》，回廊，墙壁，门窗布满雕塑和绘画，内容均取材于《圣经》，此外还有彩色玻璃。相当的漂亮，尤其在阳光的照射下，整个厅庄严华丽。

教堂内部除了彩色玻璃外，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装饰。厅内有非常著名的大管风琴，共有6000跟音管，可以奏出乐曲。

巴黎圣母院所有的屋顶，塔楼，扶壁等的上部都用尖塔作装饰，采用了轻巧的龙骨结构，使整个拱顶升高，从而显得空间更大，这座历史性建筑的每一个侧面，都是法兰西民族历史留下的沉淀，更始人类社会文明升华的结晶。

如果说埃菲尔铁塔是现在巴黎的标志，那么巴黎圣母院就是古老巴黎的象征。建筑工程历时近两百年的巴黎圣母院亲眼目睹的，是九个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发展场面。几百年来，它一直是法国宗教，政治和名众生活中重大事件和典礼仪式的场所。

然而历史带给这座大教堂的不仅仅是辉煌。18世纪，在反基督教的自由思想时期，巴黎圣母院受到了“理性时代”人们的攻击，内部建筑，彩色玻璃，雕刻等都被——破坏。1789年大革命期间，巴黎圣母院遭受了其历史上最严重的亵渎。教堂正面墙上的雕塑被打碎，大门口的雕塑也被推翻，只有内院门上的圣母像幸存。他们熔化掉了教堂里所有的钟，只剩下一口巨钟。教堂里面存满了草料和储备粮。整个修复工程彻底完工，已经是19世纪中期了。建筑的外观，一活泼生动的细节和雕像装饰，在19世纪整修时，曾经重修那些奇形怪状的人物图形装饰，由法国著名的建筑师主持整修工程。此时重建称不上是完全确实的复原工作，而是将各个时代拼凑起来以寻觅历史的重现，反映出19世纪当时人们对哥特式风格想象品味的崇高。

1802年，拿破仑又重新赋予巴黎圣母院宗教之职。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在此加冕，仪式由七世教皇主持。

历史成就了一座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巴黎圣母院，在这里，人们甚至能够触摸得到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那些灰色房顶之间点缀的青铜塑像，经过多少年的风风雨雨，已经变得一身铜绿，看起来依然是充满强烈的生命感。岁月碾过的痕迹，伴随着沧海的面目和肃然的神态，巴黎圣母院依然为世人传续着巴黎的历史。

拈花摘草香不留.

夜夜思静心不静,

石枯海烂永不弃.

　　任何有关流行风格的讨论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产品的商业化，以及它们和消费者之间在心理学上的联系。早期的现代主义无视工业资本主义以市场为主导的消费特点，片面强调批量生产的民主理想和产品的实用价值。在最具商业气息的环境中产生的美国流线型风格（Streamlining）正是给现代主义的清高以巨大冲击。流线型在实质上是一种外在的“样式设计”，它反映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人对设计的态度，即把产品的外观造型作为促进销售的重要手段。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寻找一种迎合大众趣味的风格，流线型由此应运而生。大萧条期间产生的激烈的商业竞争，又把流线型风格推向高潮。它的魅力首先在于它是一种走向未来的标志，这给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的人们带来了一种希望和解脱。因此，流线型在感情上的价值超过了它在功能上的质量。在艺术上，流线型与未来主义和象征主义一脉相承，它用象征性的表现手法赞颂了“速度”之类体现工业时代精神的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流线型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现代风格。它的流行也有技术和材料上的原因。

　　20世纪30年代，塑料和金属模压成形方法得到广泛应用，并由于较大的曲率半径有利于脱模或成形，这就确定了设计特征，无论是冰箱还是汽车的设计都受其影响。工业设计师多仁（Harold Van Doren）曾在《设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流线型：时尚还是功能》的文章，论述了冰箱形式与制造技术发展的关系。他以一系列说明了尽量减少冰箱外壳构件的趋势。1939年，威斯汀豪斯公司推出了以单块钢板冲压整体式外壳的技术，完全消除了对结构框架的需要，圆滑的外形也是这种生产技术的结果。

冰箱外壳构件的演化

　　流线型与艺术装饰风格不同，它的起源不是艺术运动，而空气动力学试验。有些流线型设计，如汽车、火车、飞机和轮船等交通工具是有一定科学基础的。但在富于想象力的美国设计师手中，不少流线型设计完全是由于它的象征意义，而无功能上的含义。1936年，由赫勒尔（Orlo Heller）设计的订书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号称“世界上最美的订书机”。这是一件纯形式和纯手法主义的产品设计，完全没有反映其机械功能。其外形颇似一只蚌壳，圆滑的壳体罩住了整个机械部分，只能通过按键来进行操作。这里，表示速度的形式被用到了静止的物体上，体现了它作为现代化符号的强大象征作用。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流线型不表现产品的功能，它也不一定会损害产品的功能，因而流线型变得极为时髦。 　　

赫勒尔设计的流线型订书机

　　滥用流线型风格并没有掩盖流线型的真正成就。在一些工程设计师的作品中，流线型有力地综合了美学与技术的因素而极富表现力。流线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对自然生命的研究以及对于鱼、鸟等有机形态的效能的欣赏。这些观念被应用到了潜艇和飞艇的设计上，以减少湍流和阻力。到1900年，“泪滴”状已作为最小阻力形状而被接受，并在第一次大战前后用于小汽车的外形设计上。1921年，一位在德国齐柏林工厂工作的匈牙利工程师加雷（Paul Jaray）开始在风洞中试验流线型汽车模型的空气动力学特性，他所试验的形式对于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的汽车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增加速度和改善稳定性两个方面为流线型提供了科学的解释。 　　

　　在飞机设计方面，金属材料的改进、结构技术和科学研究的发展，对设计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笨重的盒式框架机身和沉重的双层支撑翼被具有流线型空气动力学形式的整体结构所取代。采用这些成就的第一架商业飞机是1933年的波音247，它是由军用轰炸机改型而成的。同年道格拉斯DC1出现，这是一种专为民用而设计的飞机，使用全金属结构，机翼与机身合为一体，覆以熠熠发光的铝质蒙皮。这种形式产生了戏剧般的效果。第二年，一架波音飞机和一架更大型的道格拉斯DC2参加了由伦敦至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飞行比赛，并获得成功。这两架飞机引起了轰动，参加这次飞行比赛的一位驾驶员凯（Cyril Kay）回忆说：“只要瞧一眼它们空气动力学的简洁线条和闪闪发光的蒙皮，就足以认定它们是当代设计的佼佼者。”道格拉斯设计队伍工作的最高成就是比DC2更大的DC3型飞机，它于1935年开始生产。这种飞机是空中运输的革命，总共生产了13000架。它成了时代的象征和机器美学的范例，甚至被认为是一件艺术杰作，然而优异的性能才是它成功的真正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DC3被改装成军用飞机，在最困难的作战条件下，它的可靠性和适应性是无可比拟的。 　　

　　尽管风洞试验广为汽车工业使用，证明了流线型能减少风阻，并在高速行驶时降低油耗，但需进一步在技术和机械上进行改进，以完全发挥其潜在优点。美国建筑师和设计师富勒（Richard B.Fuller，1895—1983）于1933—1934年设计的“戴马克松”小汽车在这方面做了大胆尝试。这是一辆大型的三轮汽车，呈“泪滴”状。设计师声称它性能超群，在时速50英里时能节油50%。但是对于美国汽车工业来说，富勒的设计在形式上和结构上都太离谱，不能马上用于批量生产，因为他们必须顾及公众接受创新的程度。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之一的克莱斯勒公司在这方面提供了前车之鉴。该公司于1934年生产的“气流”型小汽车是由主任工程师布里尔（Carl Breer）从1927年开始按照空气动力学原理设计的。产品的结构和机械性能也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可靠性和舒适性。为了获得竞争的主动，“气流”车的造型非常激进，设计者花了大量精力以求车身的统一，发动机罩的双曲线通过后倾的挡风玻璃与机身光滑地联系起来，挡泥板和脚踏板的流畅线条加强了整体感。尽管花费了7年时间，采用了许多革新成果，并发起了大规模的广告宣传，但这种型号的汽车在销售上却失败了，普遍的感觉是它过于标新立异，以致消费者不能接受。不过这部汽车的设计对于后来德国的“大众”车外形产生了很大影响。鉴于“气流”车的失败，各大汽车公司在创新时都经过深思熟虑，年度换型计划在风格上的变化是有限的，即以一种克制的态度来使用流线型，并限于消费者所能接受的汽车应是什么样子的观念之中。

富勒于1933-1934年设计的“戴马克松”小汽车

　　美国式流线型风格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美国，它作为美国文化的一个象征，通过出版物、电影等形象化的传播媒介而流传到世界各地。在某些地区，如拉丁美洲，美国经济的支配和美国工业产品的大量进口使得这种影响更为直接。此外，为了追求更广泛的市场，许多美国公司在国外投资办厂，如福特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都在欧洲设立了子公司，从而把底特律的设计和生产方法带到了欧洲。但在某些方面，欧洲与美国有明显区别。欧洲对于流线型的贡献并不依赖于美国人，而是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和表现方式。1934年，奥地利人列德文克（Hans Ledwinka）所设计的塔特拉V8-81型汽车就采用了流线型形式，并加上了一个尾鳍，这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最杰出的汽车之一。德国新兴的高速公路剌激了对流线型的极大热情，诸如梅桑德斯和巴伐利亚等汽车公司都生产了很好的汽车，将流线型与严格的欧洲车身设计传统结合起来。

克莱斯勒公司的“气流”型小汽车

列德文克设计的塔特拉V8-81型小汽车

　　与美国相比，更明显的区别反映在小型车设计领域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斯汀7型小汽车开创了小型车的先河。各家公司都推出了自己的小型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由德国设计师波尔舍（Ferdinand Porsche，1875—1951）设计的酷似甲壳虫的大众牌小汽车。波尔舍是流线型理论与实践的专家，他的“大众”车原型是1936—1937年间设计的，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得以大批量生产。它是一种适于高速公路的小型廉价汽车，其甲壳虫般的外形成为20世纪30年代流线型设计最广为人知的范例。

波尔舍于1936—1937年设计的大众牌小汽车

　　流线型作为一种风格是独特的，它主要源于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的条件而不是美学理论。新时代需要新形式、新的象征，与现代主义刻板的几何形式语言相比，流线型的有机形态毕竟易于理解和接受，这也是它得以广为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