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一个中国禅宗最简单的公案，就可一目了然。
沙弥道信，年方十四，来礼三祖。
沙弥说：“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
三祖曰：“谁缚汝？”
沙弥说：“无人缚。”
三祖说：“何更求解脱乎？”
孟子曾经说过这么一句令人深省的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死胡同根本就不存在。
存在的只是：傲慢与偏见，狂妄与无知，独断与暴行，自卑与自大，交杂在一堆的混乱而形成的梦魇。
如同另一个禅宗公案。
学人说：“乞求解脱。”
禅师说：“放下！”
学人说：“一物也无，如何放下？”
禅师说：“既然放不下，就提起走。”
因此，当西方重新遭遇东方时，西方第一件应该做的事就是“放下”——放下落不明堆混乱，走出梦魇胡同。
同时，再“提起走”！
那么，如何提起走呢？
“一个具有如此卓越能力和久存下来的思想体系，必定有它的伟大价值，而且一定值得我们尊重和加以研究的。”
这是西方另一个智者——罗素，在深思熟虑以后作出对中国文化思想体系的一个真诚的评价。
另外，需要提的还有一件不应该放下而且要担起走的：马克思的智慧宣言《资本论》。
我们将另辟篇章深论。
由历史上看，要教会西方“放下”，不是件容易的事。从泰利士到黑格尔，从上帝到扬弃上帝，异化到绝对精神，从扬弃绝对形容词划化到资本。将近二千年来已经形成的这股根深蒂固的缠藤，牢不可解地深植在西方人的意识形态上。
作为这股缠藤，最具影响的中心，是黑格尔。
他的绝对精神理念，使得西方的“梦魇”绝对的合理化，而无所逃脱于天地之间。幸亏有智者马克思，带领人类挑战“梦魇”，走向真理。
作为西方优胜而超过东方的理论奠基的始作俑者也是黑格尔（海德格等日耳曼人的“综合自恋症”也比不过他）。
在他的体系中，认为东方（中国）没有哲学，只有一般低级的宗教和一些老生常谈的道德教条，远不如基督教文明来得伟大睿智。
由于没有哲学，就没有理性，也就没有优胜开化的文明，凡是西方文明的街灯照耀不到的地方，就是野蛮的地方，这是典型的欧洲文化中心论，“封闭、野蛮”等字眼的绣球抛给了东方中国，即不知正是他自己内心的写照，西方以及他的东方的同路人，却接受了这种评价，这种以欧洲中心论为主的偏见。
本文的主旨不是在论述黑格尔的哲学，但是黑格尔的“精神”却牢牢地存在着，使得西方的“梦魇”得不到解放，惟有消除了这个“千年虫”的控制和干扰，西方才能真正的虚心“放下”和“提起走”。
因此，擒贼先擒王，只有从他的著作中，找出他所代表的偏见和无知的根本，这个“千年虫”的影响才会消失，西方人才得以回归到真正的具有“真理性”的“理性”，而非偏见和无知。
在西方，一个真正具有理性和良知的人，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
可能的答案太多，俯拾即是。
比如说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对于自己是无知的。”
比如说现代物理学家费曼：“有史以来，人们一直都在探究生命的意义。于是有了许多对生命意义的阐述和教义。这些各自不同的教义有着自己的信徒，各种教义的信徒，彼此之间又怀着恐惧。这种恐惧来自于信念的互不相容，致使原本良好的出发点都汇入了一条死胡同。事实上，正是从工作出发些历史上错误信低仰所制造的巨大谬误中，哲学思考者慢慢地发现了人类美妙无限的能力，人们梦想能发现一条通途。
如果把所有的加以考量——不仅是先人所知，而且他们不知而我们今天所知的——那么，我认为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们还是知之甚微。不过，正当我们如此承认的时候，我们便开始找到通途。
正因为我们相信没有一个人能绝对懂得如何管理政府，我们才有 样一个制度来保证新的想法可以产生发展，被尝试运用，并在必要的时候被抛弃；更新的想法又可以如此地轮回运行。这是一种纠偏的系统方法。
关注人类社会的人们已经意识到：对各种可能性持开明态度便能带来机会；质颖和讨论是探索未知的关键。
如果我们想解决以前未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就必须这样地把通向未知的门开启。
人类还处在初始阶段，因此我们遇到各种问题是毫不奇怪的。好在未来还有千千万万年。
我们的责任是：学所能学，为所可为，探索更好的办地，并传给下一代。
我们的责任是给予未来的人们一双没有束缚自由的双手。在人类鲁莽冲动的青年期，人们常会制造巨大的错误而导致长久的停滞。倘若我们自以为对众多的问题有了明白的答案，年青而无知的我们一定会犯同样的错误。如果我们压制批评不许讨论，大声宣称：‘看哪，同胞们，这便是正确的答案，人类得救了！’我们必然会把人类限制在权威的桎梏和现有的想象力中，这种错误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作为科学有，我们知道伟大的进展都源于我们承认无知，源于思想的自由。
那么，这是我们的责任宣扬思想自由的价值教育人们不要惧怕质疑而应该欢迎它、讨论它，而且毫不妥协的坚持拥有这种自由这是我们对未来千秋万代所负有的责任。”可以这么说：在西方一个真正具有理性和良知的人，绝不会是黑格尔。虽然他扬弃了上帝和教会，但是取而代之的“绝对精神”，却把他钉在知识的十字架上，十字架上的幽灵一直漂浮在欧洲上空，直到被马克思“救赎”。
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最为当代欧洲文化中心论及其同路人所称颂的《哲学史演讲录》，却是黑格尔无知和偏见的集大成之作。
尽管他在这些著作中，总结了康德以前的哲学，当代西方的哲学家们也给了他应有的评价。但是，作为世纪的反思，更主要的是还他历史上的本来面目——他是一个人，同时是一个日尔曼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在特定的观念中，他是如何完成他的哲学。
我们更关注的是：在这一篇篇充满华美、思辩性的文字和辞句，甚至是观念和名词之间“变戏法”的宏论当中，如何会衍生出一般有良知和理性的人也不会犯下如此对人类良知和理性不可饶恕的偏见和无知的错误。
黑格尔认为，哲学只是在希腊世界才开始发挥作用。精神虽然产生在东方（中国和印度），但它在那里并没有上升到比宗教还高的地步。
在这里所谓的宗教不是黑格尔称这为比什么宗教都好的“绝对而完善的宗教”——基督教。而是以他自己的无知而论定的：第一个形式——自然宗教。
他认为这种宗教首先作为巫术而出现，它变成祭祀动物、祭祀祖宗的偶像崇拜。巫师、祭祀就是一种普遍的精神力量的普遍存在。在这种宗教的原始变种，即在中国宗教中，中心要素是无所不包的本体——天。其中央是地，地的中央又是中国，在中国的中央，中国皇帝作为天子，作为大巫师统治着活人和死人的王国。
因此，黑格尔称中国人的信仰是“度的宗教”。 种宗教的祭祀活动事有包罗万象的性质，人的内在世界为外在礼仪所替。
引述到这里，不禁要问：被当代西方哲学家们所推崇的近代哲学泰斗的经典之作，对于东方文明是如此无知（尤其是对于中国文化中孔、孟、荀等思想对于“礼”不同的哲学内涵）、轻视和侮慢，仍然认为是理所当然而给予评价的话，那么西方哲学中还有良知和道德存在吗？
尤其是在论文中种种的武断和偏见，早已违背一般学术性的严谨和责任公正和客观性。同时也违背了伟大的孔子充满辩证思想的一句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连要在下文引述的一个名叫萨顿的现代科学史家，明显的带有犹太沙文主义的言论，也比黑格尔要高明的多。如此，对于西方哲学及其文明，难道还不值得反思吗？
萨顿说：“你听过美国西部牛仔的故事吧！一天他突然来到了科罗拉多大峡谷的边缘，感叹道：上帝，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这牛仔指的是在一定时间内迅速完成的事情，那么他错了。它看上去是革命的，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看到这个过程，只看到巨大的成果。从实验科学的角度（特别是在其发展的阶段）来说，东方和西方是极端对立的。然而我们必须记住两件事：
第一：实际上科学的种子，包括实验科学和教学，科学全部形式的种子是来自东方的。
很大程度上，实验科学不只是西方的子孙，也是东方的后代，东方是母亲，西方是父亲。
第二：我完全相信，正如东方需要西方一样，今日的西方仍然需要东方。
我们不要重蹈希腊人的覆辙，他们认为希腊精神是绝无仅有的，他们把外国人一律视为野蛮人，他们最后衰亡，一落千丈。不要忘记东西方之间曾经有过协调，不要忘记我们的灵感多次来自东方。伟大的思想很可能有机会悄悄地从东方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必须伸开臂膀欢迎它。
对于东方科学采取粗暴态度的人，对于西方文明言过其实的人，大概不是科学家。他们大多既无知又不懂科学，也就是说，他们丝毫不应享有他们吹嘘的天花乱坠的优越性。而且如果自听其便，他们关于这种优越性支离破碎的向往，要不了多久也就要消亡。
我们的文明中有许多不健康的因素，如果我们想在疾病蔓延起来以前根除它们，必须毫不留情的揭露它们。
人类的统一包括东方和西方。东方和西方正像一个人的不同刘态，代表着人类经验的基本和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东方和西方的科学真理是一样的，美丽和博爱也如此。
光明从东方来，法则从西方来。让我们训练我们的灵魂，忠于客观真理，不要采取盛气凌人的‘西方’态度，而记得自己的最高思想来自东方。使它更富有人性，更好的为真理服务，更完善地实现人类的使命，也将是一个更高尚的人。”
当我们良久沉思在对于西方哲学及其文明的反思中，另一个声音又在耳边响起，他是一个名叫维纳的美国神童，成年后成为当代控制论的创始人。三十年代，他在中国生活过、工作过、思考过。请听听他公正的语言，如果黑格尔对中国的评论能有这种公正的精神，他就会少犯许多错误。
“我结识的所有有教养的中国人都继承儒教的传统，当他们是基督徒时，也是同样虔诚的儒教徒；因为中国人具有调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传统，在他们看来，赞赏一种宗教并不意味着排斥另一种宗教。
所有尊崇任何宗教传统的中国人，都怀有这种绅士、学者、政治家三位一体的儒教观念：为人严肃、稳重而彬彬有礼，并有一种幽默感以大众的福利为己任，并有尊严的学术作风。他们的生活行为上有许多反面恶行，但也有许多方面会产生道德的生活。儒教这种特征是有道德的生活，一个令人感兴趣而吸引人的源泉。因此，比较开明和聪明的传教士，很少有人从中国回来时不精通和不带有儒教观点。
中国使前来改变别人信仰的人反而皈依了中国。”
如果我们带着二十世纪沉重的反思走进二十一世纪，那么我们对二十一世纪的献礼又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史怀哲《我的呼吁》一文中，读到西方的良知文明中有许多事物是应该“提起走”，那就是善行和道德，然而作为中国文化中最为精英和最具代表的善行和道德，到今天已经有了六千多年的生命，现在仍然为当代中国人所奉行和实践。
“我要呼吁全人类，重视尊重生命的伦理。这种伦理，反对将所有的生物分为有价值的和没有价值的，高等的和低等的。
这种分别必然产生一种见解，我们可以随意破坏或伤害别种生物。
对生命的全然肯定是一种精神工作，有了这种认识，我们才能一改以往的生活态度，而开始尊重自己的生命，使其得到真正的价值。同时，有这种想法的人，会觉得需要尊重一切生命，就像对自己一样。（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告示我们：“民胞物与”；“人溺己溺，人饥己饥”；“有杀身以成仁，有舍身而取义”）。这时候，我们便进入另一种迥然不同的人生境界。（在中国文化中这种境界，是一种士大夫应尽的责任和应有的义务，也是一种普遍公理）。
这时候，善就是爱护并促进生命，并把具有发展能力的生命提升到最有价值的地位。恶就是伤害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这是道德上绝对需要的原则。
我仍然确信真理、友好、仁爱、和平与善良是超越一切暴行的力量。只要有人始终充分的思考，并实践仁爱和真理，世界将属于他（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就一直教育着人们每日每行都要反省是否违背仁爱和真理以及任何正义的行为）。
现世的一切暴力都有其自然的限限和克制，早晚会产生和它同等或者超越它的对抗性暴力（中国人常说的：以暴易暴。多行不义必自毙）。可是，善良所发挥的作用却是单纯而持续不断的，经不会产生使它自己停顿的危机，却能清除猜疑和误解；因此，追求善良是最有效的努力。我们最愚昧的错误就是不肯认真去冒险为善。我们常常不使用能帮助我们千百倍力量的杠杆，就想移动重物。（孟子说：仁者无敌）。
尊重生命的信念要求我们去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对殖民地的民众所给予的帮助，并不是什么慈善事业而是赎罪孽，因为我们已经在他们身上犯下了许多罪恶，所以白人和有色人种必须以伦理精神相处，人类才能达到真正和解。（中国文化中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一家的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进而兴灭国、继绝世。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次对外的非正义战争）。
我们必须寻求和平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战争到底是非人道的。我确信，现代人的理性必能创造出伦理的观点。因此，今天我将这个真理向世人宣布。”
在他的宣言中，添加了许多“注文”，正好说明史怀哲要呼吁的真理，早在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体系中包涵，同时正被人们实践。
LifeWave ~ 曾仕強教授談一个人能够轻松愉快就是因为懂得无为
LifeWave ~ 曾仕強教授談趁早研究管理哲学以求安身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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