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鹰
一直以来总是喜欢看画，看中国的山水和西方的水彩与油画，但从来没想到也不可能想到，我会品读到这样一幅旷世未有的巨型水墨。
张艺谋的几部吵得沸沸扬扬的电影我都看过，看了也没留下什么特别的感觉。可是，他导演的这场奥运会开幕式，倒是让我看到了他真正的艺术天才，我觉得这才是他的大手笔，因为他给全世界舒展了一幅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巨大写意与泼墨。
一帧70米的长卷缓缓地从两端展开，仿佛铺展的就是时空的两极。先秦的古钟和古琴将一片沉宏厚重的音色泼洒在长卷的意韵里；魏晋的风雨清洗着中国的天空；唐宋的釉彩描摹着中国的河流；明清的朗月照彻着中国的村庄。
当然，这都是我在观看过程中的一些零碎的构想。其实，开幕式中真实呈现的画面和场景比我臆想的更要壮观和幽远。
这确实是一帧典型的中国水墨画卷，它是由许许多多中国的文化元素构成的，它给我们传递的是华夏文明的多元主题。
深蓝、桔黄、粉红是开幕式场景中的主色调。在这些色调的幻化中，中国的太极拳，中国古代的造纸工艺、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中国的古丝绸之路，中国的传统戏剧、孔子的三千弟子，56名代表着中国56个民族的孩子，弹奏礼乐的佳丽们、五彩星光下的和平鸽……这一切都以写实的巨大阵容，或波涛汹涌或行云流水般地在“鸟巢”的正中诡秘地变幻更替。
深蓝是历史的色泽，橘黄是时光的幻影，粉红是现代的浓烈。由这些厚实而又飘逸的色彩与光影组成的画面，所演绎出来的则是中国古典文化流变过程中的巨大意象。动态的写实，静态的写意，都流淌在那一帧长卷的中心和边缘，闪烁出一种先秦与魏晋的苍茫和唐宋的富丽与华美。
这是一帧由数千名炎黄子孙现场细描和泼墨的巨幅水墨，这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在这样一个独特的夜晚的瞬间凝聚。
雅典奥运开幕式的文化载体是一片蓝色的海洋，是神奇的爱琴海，是碧波荡漾的海水。那是一幅极具西方特色的西洋水彩画。
190年前从英国传入中国的水彩画，似乎并不适合承载中国过于厚重过于悠远过于深邃的中国古代文化，只有用水墨才能彰显中国文化的如是浩瀚与大气，如是雄浑与磅礴，但它又浸润着一种水彩与油画的亮丽与精致。而中国的现代水墨正好溶入了这种西洋水彩与油画的笔墨与点染。因此，以当代水墨来传递中国奥运开幕式的文化指向，这在文化意韵上就注入了更多的现代与时尚。怀旧与现代的色泽交织，本土与西洋的文明辐射，固守与开放的文化扩张，托起了中国奥运五环令世界震惊的音画与影像。
-——湖南作家和谐潇湘行散记
凌鹰
特意选择在柳子大酒店为这批作家诗人接风，这本身就有了几分文学意味。在永州历10年时光漂泊独钓寒江雪的柳宗元看到这么多湖南优秀的作家诗人住在以他的大名命名的酒店里，可能忍不住都要露出几分欣慰的笑意。更让柳宗元老先生感到快慰的是活动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11日。这天上午，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彭见明，湖南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龚政文，省作协党组副书记莫傲，副主席蔡测海、贺晓彤及著名作家王跃文以及益阳、娄底、邵阳、永州的作家诗人们40余人来到柳子庙，寻觅柳宗元寂寞的背影。柳宗元的诗文，作家们早就品读过甚至能背诵了，但这一天，在柳子庙的展厅里再次读到刻在碑上的《小石谭记》，作家们便平添了几许感喟。一代文学宗师，被放逐在这样一个永州之野，那些树木，那些小溪，那些水塘，那些夏天开白花的茅草，那些四处爬行的异蛇，那些飘落在潇水寒江的雪花，便因了这么一位落魄的文人而成为永州的一个个经典意象。今天，当这群作家诗人们作客永州并相聚柳子庙这么一个文化道场时，柳宗元这个中国的柳子、世界的柳子便也带着满身的疲惫匆匆忙忙地从遥远的唐朝赶了过来，腼腆地看着我们品读他的诗文。
然后，我们在柳子庙的码头上合影，柳子也散淡地站在我们中间。因为他的存在，时空便被打破了，定格下来的只有一种文化精神，唐朝就矗立在我们的背后，粉艳而又颓废。
告别柳子庙，我们在柳宗元依依不舍的目光中踏上了一艘游船。我们看着潇水两岸的房子和树木，看着满河的文化游涡，踏上了与柳子庙遥遥相望的萍岛。萍岛之萍，意为浮岛，是漂浮在潇水里的一个小岛。也许是漂得太累了，抑或是柳宗元经常跑到这里来与韩愈喝酒闲聊的缘故，这岛就再也不飘了，就安安静静地站在这一片永州之野，从唐朝站到了今天。但是，现在的萍岛已然显出了比晚唐还要落寞的气象，只有那满岛的桂花树和那一丛丛的芭蕉，还在坚韧地固守着这里的一丝文化气脉。而作家诗人们的到来，似乎一下子又激活了这方寂寞的领地的灵秀与典丽。
活动的第二天，我们一行驱车双牌的阳明山。
在阳明山，我们依然心怀一种虔诚。王跃文、贺晓彤、曾祥彪、余艳、刘翼平、奉荣梅、郭辉一大帮人还买了香烛上山，然后在大雄宝殿真诚地朝拜，以求他们心里那点纯粹的愿望。他们活得都比我有激情，才有许多的美好需要祈求。我无所求，或者所求太多都不知自己到底要什么，所以只好站在大殿的门外看着佛祖赐给他们福音。
上了阳明山是不能不去看十万亩杜鹃林的。只可惜我们并没有看到满山的杜鹃，那些如火焰般的杜鹃花早就过了它们的花期，留给我们的只有满山遍野的一片绿叶，尚能见到的几朵杜鹃花，也像我们的心事一样，孤瘦而又凋零。这零零散散的花朵，少了几许浓艳，多了几分清丽，就像失恋的女子一样让人怜惜。许多的美好就是这样被错过的，错过之后的美好不应该是一种遗憾，而是一种持久，因为它会常驻我们心间，激扬我们对这种美好的追怀。
下山之后就是傍晚了。阳明山的黄昏洒在一片片竹林里，那满山的竹子就有了几分明清版画的婉约。晚上喝的是雪莲果酒，这酒的名称就带有几分清愁的味道，连不喝酒的余艳和奉荣梅都禁不住诱惑喝了三两杯，似乎不喝这酒就不知道生活中还有些许的清愁，喝了，才活得更加清醒。
田人是个酒量不大而又醉不怕的诗人。活动的第一天晚上，我们请省作协党组副书记莫傲、《芙蓉》主编龚湘海、《湖南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庄宗伟几个人去吃夜霄，田人喝着喝着就把自己喝成了一棵沉默寡言的树，坐在酒桌边就睡了过去。可阳明山的晚上他又闹着要去喝酒，结果就叫上龚政文、庄宗伟龚湘海、市文联副主席吕晓勇喝到半夜才回到房里。很奇怪，他这次居然没把自己喝成一棵树，回来叽叽喳喳像只麻雀一样说过不停，讨厌而又可爱。
活动的第三站是新田县。新田的县委书记张智勇自身就是个有才华的作家，这下来了这么多作家诗人，他就从繁忙的政务中脱身出来接待我们，还一桌一桌地陪了酒，很显出他文人的那种真性情。
在新田，我们看了很具明清建筑风格的龙家大院。这么一座古朴典雅的深宅大院，居然原来是属于一个家属的，这就让我们这些基本上不会经商赚钱的作家诗人们对他生出了几分敬重和钦佩。历几百年风雨还能保持得这么完好的龙家大院，让我们领略了中国近代建筑文化的脉络与精华。新田也因为这座明清遗存的古村而更加平添了几分文化底蕴。
更让我们惊奇的是新田县毛里乡的驿站和古堡。我们看到的驿站是在一条盐道上，这盐道是过去挑盐人的必经之路。在这里，我们还能看到铺着青石板的盐道的残痕，一条通往宁远，一条通往广东的连州。孤瘦沧桑的盐道似乎还散发着盐的气息，勾起我们对盐这种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元素的文化沉思。建在盐道上的驿站，就是供挑盐人歇息的凉亭，当然也是过去的大小官员歇马停轿的地方，这就让它的存在多了几许意味。
古堡在一座石山上。上到山顶，我们看到了用大方石砌的石墙和屋基，还有用石头砌起来的拱门和散落在地上的石门坎、瓦砾。虽然没看到房子只见到了房子的基脚，但我们可以想象到这里曾有过的建筑是何等的粗犷气派！对于古堡的来历，因为在这里没有发现任何刻在石头上的文字记载，也就无法确证，于是就显得玄奥而又诡秘，也不知这玄奥和诡秘什么时候才能破译。
看完古堡我们就在龙家大院里吃农家饭。这样的午餐让我们都有了一种回归的情怀，都觉得这农家饭才是我们人生的真味。
下午，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生活、工作的城市。湘海、跃文、见明、余艳、宗伟还有奉荣梅、曾祥彪，他们都是我多年的朋友，我与他们第一次在我的家乡永州相聚相伴，这就让我感觉今年的五月将成为我生命中的一段重要时光，与他们的那些合影，也将成为我文学生涯中的一幅幅珍贵影像。
]]>——我与黄爱平
凌鹰
与一个从岑天河走出来的诗人做了将近多年的朋友，却至今都没有去过他深深热爱着的岑天河，这显然是个笑话。但是，说实话，我却并不遗憾。因为从与爱平的交往中，从他的诗歌中，我已领略到了岑天河无穷的魅力。我知道那里有一个大得似乎没有边际的水库，有多得似乎数也数不清的大山。在这个大瑶山的腹地，正是这样的大山大水构成了作为诗人的黄爱平不泯的诗性情怀。从爱平的诗歌里，我知道岑天河的水总是那么清澈纯净，岑天河的山总是那么碧绿沉静，岑天河的天穹总是那么湛蓝深邃，岑天河的土地总是那么肥沃厚实。
这是一块真正能养育人也养育诗歌的土地。
我的朋友黄爱平当初就是从这样的一方神秘的土地踏入文学的边缘走进诗歌的深处的。
那是20年前的事了，我当时因为在本地区文联的刊物发表了几篇只能被我自己称之为“小说”的文字，于是就被邀请参加一个文学笔会。笔会是在双牌县开的，双牌至今在我们永州还是个小县城，但在当时对我来说却像走进了一座城市迷宫。我从我的那个叫晓塘冲的村庄出发，就像我家园里的枣子树上的某只麻雀一样来到我生命中的第一座城市。因此，当我被安排与来自江华岑天河子弟学校的黄爱平和周龙江同住一个房间时，我就觉得我是跟两只凤凰住在一起。一只乡下飞来的麻雀对于这两只凤凰的羡慕当然缘于他们有一身金光闪闪的羽毛，因为他们都有一份令我神往的教师职业。而我，却只能在我的家乡晓塘冲的枣树林里飞来飞去。这样的飞翔只能是一种生存的挣扎，因为我早已见证了麻雀的存在过程，而凤凰的飞翔才是一种诗意的飞翔。
可是，我很快就发现了我的这种意识的的荒谬。
在短短半个月的笔会期间，我发现这两只对我来说很有优越感的“凤凰”居然跟我一样腼腆安静，爱平每天说的话可能还没有他写的诗句多。就是这很少的言语中，都是慢吞吞的一字一句，声音也很轻细。再读他的诗歌，才有了强烈的反差。那诗歌似乎有点让我看不懂，似乎正是当时流行的那种“朦胧诗”。但我却能从那些我似懂非懂的诗句中明显地感悟到他的激情。从那些诗句里，我一点一点地读懂了一个叫瑶族的民族的诡秘神奇，读懂了这个民族质朴的外衣和浑厚的声音，读懂了这个民族悠远得没有尽头的历史往昔和此时此刻的真实生存状态，读懂了这个民族包谷酒的绵密韵味和这个民族如同包谷酒一样醉人的万种风情。直到这时，我才知道爱平同我一样心怀一种故土情结。他并不是一只高傲的凤凰，并没有发出与世隔绝的另类声音，他的歌唱是瑶寨的酒味，是吊脚楼上悬挂的玉米的色泽，是大瑶山随处可见的溪水的清澈流韵，是瑶家山歌的野味与辣味。这样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居然用他的诗歌说出那么多本民族的本质话语，难道不是注定了他最终成为今天这样一位优秀的诗人的内在元素吗？这近20年来，尽管他的人生就像他的家乡大瑶山那些弯弯曲曲的山间小径一样，坑坑坷坷，尽管他的诗歌由原来略显幼稚的“朦胧”一点一点地归于一种理性的平实，尽管他的性格从原来的沉默抑郁趋于现在的淡泊从容，但他的诗歌元素几乎从来就没有脱离过他生息多年的大瑶山。
从那次笔会之后，爱平默默地回到了他的江华大瑶山，回到了他的岑天河子弟学校，我仍然无奈地回到我的晓塘冲，只有文学的火焰，在经历了这次笔会之后，将我们的内心烧得更加热烈。
不久，我就听说爱平创办了一个“岑天河文学社”，还不定期地编辑出版了一份“岑天河文学报”，而且报纸还是铅印的。在当时能铅印一份文学社的民间报已是很奢侈的事了。至于那些印报纸的钱的来源，勿用置疑，是从他的工资中拿出来的。幸亏爱平无烟酒嗜好，否则，我想他每个月可能有半个月就要靠那些铅印的诗文充饥了。
说到那时对文学的狂热，准确地说是对文学社团的狂热，我想可能一点也不亚于现在的网络游侠。爱平在当时的工资应该是很微薄的，他居然不知天高地厚自己掏钱去编辑那种价格不扉的铅印文学报。好在江华的山泉水很甜，喝几口山泉水也能充饥，所以他才不怕把工资花掉了会饿肚子。更有趣的是他和他师专的同学、“死党”朋友周龙江。这个周龙江对于文学的狂热与爱平真可谓是“一丘之貉”。他居然每个星期骑着一辆比他还魁梧的破自行车，骑二三十公里山路从另一所子弟学校赶到爱平这里来享受“文学美餐”。而且，每一次，爱平都要按以往的时间惯例步行几公里到路上去接他，好像周龙江迟来几分钟他都等不及了。这样的一种狂热，现在我们在一起聊起都会如饮醇酒般沉醉忘形。
文学虽然一度让我们如痴如迷，但它毕竟不是我们的人生主流。生存的事实让我们在后来的日子里就像珍藏我们初恋时的那些黑白旧照一样，把文学珍藏在心里，然后背着生存的行囊匆匆行走和奔跑。在我离开晓塘冲后不久，听说爱平就离开了他深深热爱的岑天河，调进了当时的《零陵报》做文学副刊编辑。这本来是一个更适合一位诗人放牧他的文学的空间，但爱平是一位非常敬业的人，他的诗歌激情只能在内心里燃烧，他不愿让诗歌的火焰烧掉了他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因此，除了编好自己负责的版面，他还要听从领导的安排下到基层去采访，有时得知重要的新闻线索还自己主动去采写。新的生活视野就这样点点滴滴地化作了他内心里更能激活诗歌生命的理性的沉淀。诗歌在这一个时候便成了潜藏于他精神领域的一泓清泉，润泽着一个诗人在生命行走历程中的艰涩与负重。
在我四处漂泊的日子里，爱平的人生也发生过多次擅变。从政，经商，再从政，后来就到了一个县里当上了令许多朋友羡慕并为之高兴的县委副书记。从了政的爱平每天的忙碌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诗人哪怕再有诗性再有激情可能都走向完蛋的边缘了。可爱平总是让人不可思议，他真不愧是从江华大瑶山里走出来的汉子，秉承了一种大瑶山汉子的韧性与率性。他不仅在那里把个副书记当得尽职尽责，而且还写出了一大批诗歌作品。他发表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歌报月刊》等刊物上的一个个组诗，居然绝大部分都是他在当这个副书记期间给“当”出来的，而且还出版了《边缘之水》、《黄爱平诗选》两部诗集。这让我们认定了一个事实：爱平是把生活溶入了他的诗歌，同时也把诗歌放飞到了他的生活中。
这恰恰是一个有真性情的诗人的诗性内在的燃烧。
我现在才明白，爱平那被许许多多世俗事物占据着的大脑里，其实一直就闪烁着一道文学的光芒。他就在那密密麻麻的世俗事物中忙碌着，就在那道文学的光芒中宁静地活着。这样的一种状态只有在他冷静的沉默中和他率真的笑容中才可得到见证。所有接触过他的人可能都知道这一点，爱平有时会很久地保持沉默，独自游走在他的思想里，没有人准确地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只要一谈到文学，或与文学相关的话题，他就会露出一脸的笑意，憨实而又真切，有几分可爱，又有几分单纯。我经常见到的更多的笑只是一张脸谱，一种装饰，爱平不是，爱平的笑是真笑，是他从内心里想笑了，想释放他内心里的那种纯真了，想坦露他内心里的那种对于某种美好事物的认可了。
这样的一个人，无论他离开诗歌多久，无论他离开文学多远，他的心都被诗歌、被文学的手牵着、握着、捧着。只要心一直还在文学的掌心里，那颗心就永远会得到文学的精心呵护。
更富有戏剧性的是，我现在又成了爱平的同事。绕了一大圈，他最终又回到了真正的文学阵地，做了我们永州市文联的最高“长官”。对于爱平，无论是作为文联主席还是作为多年的老朋友，我都对其由衷的敬重。我本来有一份好好的工作，因为几年前的调动，我被调入了长沙，但这一调就把我“吊”向了云空中。也想过要回到家乡去，但不知怎么回，也没有找到适合回去的理由。爱平调任市文联主席后，就驱车长沙找到我，把我名正言顺地要了回去。没有别的理由，就因为我这些年的创作还有些成绩，这成绩居然被我这个当了文联主席的朋友视为了“人才”。不仅仅是我，还有很多永州的文学朋友，都成了爱平“人才库”里的成员，比如王青伟，比如田人，比如李文勇，一个个永州文学界的“散兵游勇”，都被他列入了“人才库”，还具体制订了打造这些“人才”的“良方妙计”。
爱平自己就是一位诗人，他不仅没犯“文人相轻”的恶习，还动真刀真枪地网络永州本土“人才”，这种襟怀，已然化我们永州文学艺术界的满河春水。不仅仅是永州，我们整个文学都需要这样的春水。
还有必要提到爱平的诗集《黄爱平诗选》。这部诗集去年底获得了“毛泽东文学奖”。永州文学的天空在沉寂了这么多年后终于绽放了一束灿烂的烟花。这让我更加认定了一种事实：一个真正的诗人，无论你走得多远，只要你的心还在文学的掌心里，文学就会随时为你喝彩。
-------献给博友们
凌 鹰
下雪的时候
我还在路上
还在一路怀想许多温暖的事物
然后，我和我的怀想一下子就被雪覆盖了
在那一瞬间
我回过头
看见阳光停在昨天的边缘
许多人在向我招手
他们好象担心我会被寒冷淹没
其实，没有雪的日子
我们都渴望下雪
就像没有爱情的时候
我们渴望爱情
因为她很纯洁
因为她可以帮我们遮盖许多不干净的空间
但有时候
雪如果下得太猛烈了
就会把许多本来干净和温暖的事物也冻结了
我知道，在路上
绝对不是我一个人
我们都在路上
从我们会走路开始
我们就开始了一生的行走
就会随时走进雪地里
这是谁也无法逃避的事实
我们不能总是留恋温暖
那样
我们就会迷路
就会离阳光更远
2008年2月2日雪夜于长沙马家冲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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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鹰
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我正在与长沙相邻的雁城出差。雪花就是在我匆匆赶到雁城的当天下午降临的。这雪似乎是不愿让我亲眼看到我在已逝的一年时光里仓促奔波留在长沙大大小小街头的那些脚印被她们覆盖和抹去时的讶然与不安似的，于是便选择了这样一个时刻，用她们的清凉和纯洁为我在这座城市走过的又一年生活铺上了一层苍白的底色。
早在半个月前，与《散文》杂志的刘洁通电话，她告诉我，天津早就下雪了，很厚的雪，好美的。我不知刘洁是说下雪的天津很美还是在下雪的天津，她的心情很美。我没有细问，但从她温甜的话语里能感知到，她有一份像雪一样温馨晶莹的生活。这正是我对所有的朋友所祝愿的一种生活，一种状态。于是，从那刻开始，便每天盼着长沙也早一天下雪，让所有沉淀在内心的那些生活的尖锐或零碎部分都被雪花埋入时光的底层，覆上一层温润与晶莹。
可是，从雁城回到长沙，面对满眼的白雪，在感觉这座城市有一种被白雪虚拟出来的纯净的同时，更能感觉到的便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寒凉。这才想到，一座城市的美丽与温度，不是一场即降即融的雪所能改变的，而是我们活在这座城市的一种情绪与状态。
其实，长沙要下雪的迹象已持续很久了。从今年的元旦以后，天气就变得异常的寒冷，总是风雨交加，即使无风无雨，也是阴沉沉的，而阳光却像这个季节偶尔开放的花朵一倒是显得格外稀少和新奇了。
这样的一种气候，让我们随时都能感知到，一场或大或小的雪就要降临了。这种让我们焦虑而又期盼、渴望而又忧心的事实，很像一场逐渐冷却下去的婚姻或爱情。她让我们想到，有一种婚姻或爱情，它曾经是那样的风和日丽，曾经是那样的艳阳高照，曾经是那样的炉火纯青。可是，也不知是从那一天开始，这场婚姻或爱情的天空突然就少了些许的阳光，多了一些阴霾和雨雾。曾经那么温暖的两个人，曾经那么温暖的天空，居然就逐渐的被犹远犹近的寒冷围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地渴望有炽热的阳光来驱走流淌在两人之间的那股寒气，就特别地渴望我们 以往没在意的那些阳光灿烂的晴天能长久永驻在我们的内心。可是，这仅仅是我们的一腔愿望而已，就像梅雨季节或寒冷的冬天我们苦苦地期待一缕阳光一样。可我们遭遇的这个季节的风雨和阴云，却并不会因为我们这份内心的渴望而改变其既成的事实。于是，当渴望变成了无奈，当面对的是一份已然再也见不到阳光的婚姻或爱情，我们便开始等待一场已然远去的温情。然后，站在风雪中，等待雪后的阳光来晒干我们被风雪打湿的零乱的羽毛。
然而，更多的情形是，当我们惶恐而又焦虑地渴望这样的一场雪花的时候，这场雪却又总是迟迟不前，它只是让我们在这种或长或短的阴雨季节中徒劳地挣扎，使我们对一场雪所能给予我们的命运既渴望而又无法逃避。
从雁城返回，站在长沙的雪地里，我居然没有找到一点点往年赏雪的兴致，却杞人忧天地想到，也不知有多少婚姻或爱情在这个时刻被冰冻了，更不知还有多少婚姻或爱情将等待解冻或再也无法解冻！
再想想，觉得自己也并不完全是杞人忧天。就像我们必须要面对春天真切的花朵一样，我们同样要平静地面对冬天冰雪的那份真切的寒冷，所有的虚饰和伪装都会让我们内心的积雪越堆越厚，厚得无法消融。而最真实的温暖恰恰就是我们在雪后沐浴的那一束阳光。
找到了一种看雪的理由，便叫女儿一起出门，带她去吃她喜欢的叉烧炒饭，然后去白雪中的长沙街头走一走。一路上，女儿不停地抓起路边的雪放在掌心上把玩，冰冷的雪在她的手心里仿佛就是一朵朵温软的棉花。问女儿冷不冷？她说一点都不冷，很好玩的。这是我们曾经都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很稚气也很由衷。我虽然相信女儿道出的是她玩雪的一种最真的心情，但我更清楚那些雪在她的掌心是不可能不冰凉的，只是那些寒冷只停留在她的肌肤上而没有进入她的内心。这是因为，她还没有经历过像冰雪一样寒冷的事物，她的内心还没有承载过一朵寒冷的雪花，这是我们曾经都拥有过也令我们永久怀想的一种心灵。
]]>◆凌鹰
将办公室大大小小的物件搬到一条清静的小巷子一套旧居民房里，再把这零乱的物件整理好之后，总觉得还有许多散落在心里的东西无法摆放。它们就那样横七竖八尖锐而又柔软地搁在那些已然流走的日子里，就像这个冬季的某些河床里那些露出水面的石头和那些浸润石头的深深浅浅的流水。
打开刚刚重新安装好的电脑，放进一张碟，是我听了七八年的《爱尔兰画眉》。爱尔兰长笛和管风琴一如既往地将一种纯净的气息飘到我的周围。以往听这张碟，基本上都没有具体的喜忧，没有具体的心情，闲下来或忙起来，都会顺手将它们放出来，就像放飞一群被我训养了许多年的画眉，任由它们远远地飞出我的屋檐又散漫地回到我的窗前。我是它们的一间房子或一片树林，不管什么时候，它们都知道回家。
可今天，我的心房却塞满了杂物，这些来自遥远的爱尔兰的西洋画眉却一时找不到它们的空间了，那些本来属于它们的空间，却被太多我还没来得及整理的情绪给占据了。
一年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了。可我们往往从这一年的第一天，就开始有条不紊地把我们一堆一堆美好的设想往屋里搬了，也把一些曾经绊倒过我们的是是非非往外抛散。就像一位精于农事的农人将精良的种子留下来，让它们在经过精心耕作的田土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将那些霉烂的颗粒狠狠地抛到一些阴暗潮湿的角落或废墟里一样。可是到头来，我们精心筛选的种子也未必就能让我们硕里累累，而那些令我们厌恶害怕的事物却在我们惶恐不安中茁壮成长起来。
而所有这一切成与败、失与得都是在我们点燃的五彩烟花般灿烂的祝愿中悄然完成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愿意给自己的心地留出更多的空间。在这一年最后一天的这个下午，坐在爱尔兰画眉犹远犹近的叫声里，我理所当然地再一次重复了这样的轮回。
怎么就选择了要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搬迁呢？
原来的办公室在一条很热闹的大街一栋很高的楼房里，那地方也算得上是长沙的经济文化中心了。我就在那栋名气很大的高楼上做着一项与文化相关的事情。
选择在年底离开那栋高楼，也并不是刻意要图个所谓地“辞旧迎新”之类的吉利。我们每年都在以这种近乎祈祷的心态矫情或虔诚地美化着这种一个时刻，可“旧与新”依然在辩证而又客观地更替着，它们并没因为我们虚饰或虔诚的祈祷而附和我们的意愿。
在这样的时刻搬迁办公室，只因为租期恰恰到期，本来是完全可以续租的，但在这样一个府首就可以看到满城喧哗地高楼里，我所做的这份事情并没有因为楼层的高度而让我看到得更高和更远，反倒让我的目光更加迷离和恍惚。所以，我觉得它更适合在一个寂寞的领地里让我去重新梳理被热闹弄乱的思绪。
爱尔兰音乐放完之后我又重放了一遍，好像是要向那些还没有找到回家之路的画眉重新敞开心窗。
天黑下来，才想到自己该回家了，才想到还有八岁的女儿在等我回去给她做她喜欢吃的晚餐。这是一件不能用任何虚饰和假设取代的事实，它比我搬迁办公室后又将延续做下去的那件事物更加清晰和明朗。这样一个非常世俗非常微不足道的事实却促使我一下子就打开了自己被搬迁的物件堵塞了的屋门，那群一直在我的屋外盘旋的画眉一下便涌了进来。
凌鹰
去湘西出差，乘坐的是中午两点半从长沙开往古丈的大巴。这天是星期六，上午，女儿要去上古筝课，因要处理一些事情，就叫她奶奶送她去上课。在女儿出门前，我再三嘱她上完课就回来，因为我这次去湘西要一个星期，我舍不得我的她，我想在我走的时候抱抱她，再与她告别。
可是，等到十二点钟，我忙完了我要忙的事把饭菜都做好了，女儿还是没有回来。打她的小灵通，一直没接。女儿的古筝课是从九点半上到十点半，按以往的习惯，女儿上完课回家经过雅礼中学旁的博广书店时，总要到这家书店去看一会儿书的。于是，我就跑到博广书店，可并没有找到女儿。再打她的小灵通，还是通的，可仍然没人接，打了无数次，无数次没人接。那首我平时爱听的曲子这会儿却简直像乌鸦的叫声一样让我心里一阵阵发慌发怵，这下我便焦急了。
直到一点半，才终于听到了女儿的声音。我惊喜而又恼怒，就在电话里狠狠地训了她几句，并命令她赶快回家！
女儿赶回来时，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这时，她妈妈从我的老家祁阳也打通了女儿的电话。从女儿委屈又惶恐的面容中，我知道她妈妈肯定同我一样在这同一时间段里也给她打了不少电话，并且同我一样因没听到女儿接电话而心急如焚，这下肯定在训斥这个淘气的小家伙。
一会儿，泪汪汪的女儿将小灵通交给我，说妈妈要同我讲话。果然，她妈妈也按以往的习惯在她下课后的那个时间段一直在打她电话，因女儿也一直没有接她的电话而急得像只被人掏走了鸟窝里崽崽的母鸟一样，在电话里急得哇啦哇啦一顿乱叫。然后，这只气急败坏的母鸟又在那边遥控指挥我把女儿打一顿，说上次上古筝课也是快十一点才回的家。上次我也出差了，也是她奶奶送她去上的课，她妈妈今天不说我还不知道。看来这屡教不改的小家伙是该来点“武装专政”了，可看着瘦弱得真的像只小鸟一样的女儿，我怎么还忍心打她呢？可她妈妈却因为我在这边没执行她的错误命令，就把火气撒到我头上了，在电话里气呼呼地说，你再不教训她一下你这女儿就被你惯坏了，你知 不知道？我说要打你来来打，我马上出差了。我打了她，我这一出去还有个好心情吗？她妈妈犹豫了一下，又嘟囔说，你就打打她的屁股又没要你真打她。你不吓吓她，她就更加无法无天了。
尽管我也承认她妈妈说得有道理，承认她“指挥有方”，可我还是不愿打女儿。于是我就说，贪玩是小孩的天性，她才八岁怎么不贪玩呢？她妈妈怪我不仅不执行她的“命令”，还当了“内奸”，就气得把电话挂了。
直到这时，女儿才向我陈述了她没按时回来的理由。原来，她回来的路上钻进一家超市里去了，她是想给我买个“许愿瓶”，她说我要出差了，她想买个“许愿瓶” 许个愿送给爸爸，祝爸爸平安。可那超市太吵，我和她妈妈的电话，她和她奶奶都没听到。
女儿啊，幸亏我还有些阶级觉悟，没有打你，没盲目服从你妈妈的“遥控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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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我刚走进报社，溪影就给我打来了电话。溪影是一位浪漫而灵秀的女孩，爱写诗，在城郊一所小学教音乐。溪影在电话里忧伤地对我说：“ 我和双鱼无法再相处下去了，我觉得他越来越平淡，我想和他分手。”
双鱼也是我的文友，他第一次在我的办公室巧遇送稿来给我的溪影时，见溪影长得很清纯很秀气，就嘻皮笑脸地问她：“喂，你有男朋友了吗？” 我费解地看着他，没想他却并不看我，而是侧过脸去看一眼溪影，然后又很放肆地说道：“ 从现在起，我决定要你做我的女朋友。”一番话说得溪影发出一串很好听的笑声。
双鱼下一次到报社找我是和溪影手牵手来的。怎么会这么快呢？真没想到，双鱼那几句胡言乱语居然真的让溪影做了他的女朋友。过了几天，我打电话问双鱼是怎么追到溪影的，双鱼说就凭那天在办公室说的那几句话。我以为双鱼在吹牛，便打电话问溪影，溪影居然承认是双鱼那番话打动了她 。并说：“我觉得他挺浪漫挺有味道的。”
爱情居然可以这样开始。可是，我怎么也不会料到，溪影和双鱼的浪漫爱情竟这么短暂。他们一直爱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要分手了呢？而且，分手的理由只是双鱼很平淡！
我握着话筒正在发愣，那一头的溪影又说话了，她说她想约双鱼到一家酒店聚一聚，然后再了结他们那份情缘，要我务必参加。听了这话，我有些黯然。我对溪影说：“溪影，你很新潮呀。”溪影在电话里笑起来，那笑声依然很好听。而且，她还笑着补充了一句：“我想要双鱼最后再给我送一次花，不一定是玫瑰，只要是鲜花就行了，我不想在结尾留下空白。”
我不知溪影的话是对还是错，但我必须要遵照她的嘱咐找到双鱼，因为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下午下班后，我去了双鱼的个体书店。我把溪影的想法转告他时，他淡然一笑说：“溪影昨天就提出来了。我总觉得，追求一份真爱需要刻意，而发展爱情却需要顺其自然。她提出分手的理由对我并不重要，我会尊重她的选择的。”双鱼在说这番话时显得很平静。
“那么你愿意同她吃这顿饭？你愿意最后一次为她送花？”我急切地问双鱼。双鱼点头，继而又说：“不过，我不会同她去酒店吃饭，我要请她到我这里来吃顿家常饭。其实，爱情的全过程就是一顿顿家常饭的重复，朴实而又持久。”
双鱼的话令我愕然。与他当初在我那间办公室里直言要溪影做他女朋友那番话相比，我突然觉得双鱼不是我平素经常接触的那个双鱼，但我又无法把他归纳为平淡或世故那类人。
溪影打电话来催我和双鱼去酒店时，双鱼在电话里对她说：“溪影你过来吧，让我亲手做最后一顿饭给你吃不是很好吗？”溪影想坚持她的观点，双鱼却不让步，她只好答应过来。
溪影来到双鱼的书店后依然一脸笑容，但那好看的笑容里却隐藏着一丝伤感。
双鱼叫我和溪影随便翻翻书，然后他就进厨房里去了。双鱼进厨房不久又出来了，他对我和溪影说：“炉火熄了。”我和溪影到厨房里去看，炉灶里已经看不到火星，只有一点热量，双鱼在上面已经加了一个新煤球，并半开半掩着炉盖。“还出不出去吃饭呢？”溪影问双鱼。
“等一会吧，虽然外面看不到火，但还有热气，说不定还能燃。”双鱼说。
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翻书，不再说话。一会儿，双鱼又说：“溪影，我去给你买花，好吗？
“是最后一次吗？”溪影问。双鱼并没回答溪影，只看了一眼她，就走了出去。双鱼在外面差不多呆了一个钟头才回书店，他手里拿着一束鲜淋淋的玫瑰，花朵上还沾着一颗颗水珠。
“走了几家花店都没有玫瑰卖，过河到城东才买到，刚到的。”双鱼说着将玫瑰递给溪影，然后钻进厨房去看火。他刚进厨房又出来了，并且用一种依然平静的语调说道：“炉火燃了。”我和溪影一听，忙跑进厨房去看，煤炉里果然冒出了几点红光，那红光直往上升，就像一朵正在开放的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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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鹰
有一段时间我曾迷上了绘画。
这份迷恋最初纯粹是缘于我家火砖屋楼上那几只灯笼。火砖屋是土改分到的，两间住房一间灶屋。人多屋少，母亲只好在楼上靠窗那个屋角铺上稻草，作为我的“床”。稻草铺到楼板上不仅非常柔软，还散发出一股阳光的味道和稻谷的清香。
我住到楼上不久就发现了那一排灯笼。
起初我并不知道它们到底是何物，因为我看见它们只是一只只长方形的玻璃罩子。后来问祖母和母亲，才知道这些玻璃罩子原来是一只只灯罩，是专供走夜路和唱戏用的，里面放一只像小碗一样的灯盏，灯盏里注满桐油，桐油里斜斜地放一根灯草。
我最初对这些沾满灰尘的灯笼还没有多大的兴趣。可是，有一次当我看见一位油漆匠为我村里的一户人家画玻璃时，我突然想起了我楼上那些灯笼上的图案。当这个油漆匠将画着花鸟鱼虫一类的玻璃一片一片钉到那张崭新的“雕花床”上的时候，我居然特别佩服他。可以说，那是我最早直接接触的“绘画”。回到家里之后，我便迫不及待地擦干净灯笼上的灰尘，灯笼上的玻璃片上那些被岁月的尘垢遮掩了无数个时日的图案便清晰地舒展在我的眼前。灯笼只有两面有图案，另两面没有。于是，我便买来一盒蜡笔，开始在每只灯笼那没有图案的玻璃上作起“画”来。
其实，那时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一名画家，对画也从来没有过如此崇高的认识，我只是想画出一些我所见过并十分迷恋的东西而已。因此，那个时候我虽然还不具体了解任何一位画家，但是，坐在紧靠我床边的那个小窗前，窗外的枣园里，那些枣子树和枣子树上的画眉鸟却让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绘画欲望，我甚至想把那些画眉清脆婉转的鸣叫都画下来。我就在这样一种心境中画了一棵又一棵枣树，画了一只又一只画眉，画了一对又一对蝴蝶。在画这些画的时候，我大约是在读小学三年级，因为是在一只只被遗弃的灯笼上作“画”，这些灯笼便给了我过美也是过多的想象。我的祖母、父亲和母亲只告诉了我这些灯笼的作用和年代，我的脑子里便经常看见一些大戏班，看见许许多多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坐在一个离我很远很远的戏台前，那戏台的四周便挂满了一只只灯笼，点点灯火像一朵朵野花一样装点着戏台，温暖而又绚丽。我看见有人提着一只灯笼正在夜幕里行走，我无法分辨那是我的祖父还是我的父亲，我无法理喻他手中的灯盏是否能照亮他脚下的道路。那些围着戏台看戏的人根本无法想到，本来用来照亮他们人生的灯笼上竟然会在若干年后被一位不谙世事的少年画满画眉和蝴蝶，画满树木和花朵，画满幼稚和真纯。
即使在我忘情地迷恋上了绘画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仔细想过，我这一生应该去做什么，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那时只觉得一切都很美丽，我甚至对我当时糟糕透顶的学习成绩都无所谓，我每天就那样无知而又单纯地活在我所处的那个美丽的空间里。我是完全按照我对于美丽的理解去画那些灯笼画的。灯笼里虽然早就没有了灯火，可是，我画在上面的那些“画”却是我在那个时候看到的最明亮的火焰。
在迷上了绘画之后，我对绘画的颜料也逐步进行了选择，最后竟然还用平素积攒的那一布袋零零碎碎的硬币向那位油漆匠买了几种不同颜色的油漆，每一种油漆都装在墨水瓶里，并整整齐齐排列在窗台上。
在拥有了新的绘画“颜料”之后，我便恋恋不舍地洗去了那些本来就画得很不清晰的“蜡笔画”，然后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在灯笼上画满各种图案，画出那种只有我才懂的鲜艳和美丽。我将我用油漆画出来的“画作”全部挂在窗口上。阳光透过枣树叶的空隙一点一点地从窗口洒进来，照在我那些画满了“画”的灯笼上，使我那些“画”也如同我“床”上的稻草一样散发出一种阳光的气息。
然而，不知哪一天，突然刮了一场大风，待我慌乱地爬上楼去的时候，那灯笼已被碰得百孔千疮。为此，我伤了好久的心，为破碎了的那份美丽。以后，我便不再绘画，因为我从没想过我画那些枣树、画眉、蝴蝶、花朵是为了当画家。我那样痴迷地去画它们只因为我发现了人生中最早的美丽。可是，留在易碎的玻璃上的美丽又怎能持久呢？
凌鹰
1987年，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大会上，94岁高龄的梁漱溟第一个即席发言说：“我是一个佛教徒，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怕人家笑话。一个人有今生、有来生、有前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和尚。“
此语不仅让世人震惊，更令我们深思。
因为事实告诉我们，梁漱溟并不是一个佛教“清规戒律”意义上的和尚。他既没有将自己深锁佛门，也没有“六根清净”。别的不说，仅凭他结过两次婚，就已经违背了佛门的“清规戒律”了，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俗家弟子”。
但我还是要说，梁漱溟不仅是个真正的佛教徒，而且是中国最纯粹的佛教徒，一个不披袈裟的方丈。
因为他心中有佛。
因为他心中永远有佛。
因为他心中始终装着一尊至高无上的大佛。
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仅凭一篇文章，没有读过大学的梁漱溟居然登上了这座学府的讲台。以他的天姿，以他的起点，以他的思想，以他的锐气，只要他愿意留在这里安心治学，他就完全可能获得他应有的生活安宁和世俗利益，就可以做一个纯粹的学问家，就可以避免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上的那些坎坎坷坷，那些是是非非，那些恩恩怨怨，至少会不同程度地减少许多坎坷是非。
但他却在一种非常清醒的状态下毅然放弃了这一切。为佛，为“中国”这尊大佛。
这是何等博大的一颗“佛心”！
1924年，梁漱溟居然像公主脱去骄傲的凤冠一样，辞去了令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北大教职，放弃了他在北大不可估量的前程，跑到山东荷泽去做一名中学校长，创办重华中学。并怀着一腔以佛家救世的精神，怀着一腔“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的佛家悲悯情怀，怀着一腔愿倾其毕生精力探求中国民族自救道路的宏愿，走进河南，奔赴山东，为乡村自治建设敲钟化缘，真正地履行了他那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的人生准则。
我不知道山东的邹平县到底还有多少人能记住1931年梁漱溟在那片北风呼啸的土地上为乡村自治、为乡村建议不辞辛劳日夜奔走的瘦弱背影？我想，梁漱溟在这一年以一副佛教徒大慈大悲大美大善的心怀创办的“山东邹平研究院”该将成为这道背影永恒的见证。而且，作为后辈，我们更有必要再聆听一下他在这一年以《拿出家的精神来做乡村运动》为题的一篇演讲：
“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
现在我来做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遭遇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友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去一般地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地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此时即如出家的和尚，出家时觉得世人都是在做梦，而自己甚为孤独，但多数人仍占在他的心中。佛家原是为众生，悲悯众生，为众生解决生死问题。这种不忘众生，念着众生的心理，作为乡村运动的人，应当仿效。而普通和尚很少这样活动，这样决心，自动发愿出家。如果那样地出家，等于未出家。他虽然出了家，不过随便念念经，其生活同世人一样无聊，这样的生活是无味的……”
梁漱溟的这场演讲，并非一腔空论，而是用他历时数年的心血和精力，用其行动给予了佐证。从1931年到1936年，他不仅在山东邹平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还在山东荷泽创办了分院。不仅以和尚出家的悲悯情怀在山东、河南、四川撞响了乡村建设的洪钟，还根据自己多年的乡村工作实践历程写出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等如同经卷般能让人悟世入道，可为人指点迷津的“社会禅学”专著。
因为他的人格力量的感召，一大批知识分子如同朝圣般跟随他来到乡村，来到平民百姓中间，将他们的知识他们的学问化为改变乡村经济文化落后面貌的能源与动力。
因为他的人格力量的感召，总有一大群弟子追随他的身后，如众星捧月，将他们的文化光芒撒在中国乡村贫血的土地上。
有一种情景足可堪称经典。
在山东、河南、四川搞乡村建设那些日子，每天凌晨，梁漱溟就要召集他的北大弟子和当地民众，或静然默坐，或畅快倾谈，彼此之间没有任何隔膜没有任何芥蒂，一副宋明讲学的古典遗风，一种佛光共度的静心自省。后来于1937年出版的《朝话》一书，就是他的弟子们根据梁漱溟在“朝会”上阐述的一些精辟观点整理辑录而成的。我们现在再来品读梁漱溟的《朝话》，仍觉得它有一种孔子《论语》的文化意味。
为云云众生之苦而走进社会这个无边的佛门朝拜参禅，静心修行，梁漱溟难道还不是一尊真正的大佛吗？